朱祁钰才是北京保卫战最大的功臣,后世为何忽略他只重视于谦?

说句公道话,认为朱祁钰才是北京保卫战的最大功臣,这纯属是瞎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简单地浏览了一下其它朋友的回答,许多人列举了大明景泰时期的种种政绩,以此来证明朱祁钰确实是一个很牛掰的皇帝。但这种证明,都是自说自话。逻辑上都不成立,大明天启皇帝,是著名的昏君,权力被太监魏忠贤把持。天启朝的政治,可以说是有明一代最黑暗的时期。但就在这个时候,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在自然科学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能因为徐光启的这些成绩就说天启是个了不起的皇帝吗?显然不能。朱祁钰在明代诸君之中,当然不算是昏庸的。但是把北京保卫战的功劳记在他的头上,肯定不合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把明朝时期朝廷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大体情况简单说明一下。明白了明朝政治的大体格局,以及各种力量在其中的作用。再来分析正统到景泰年间的历史事件,及政治人物的是非功过得失,就有了依据。

如果把宋明之后和汉唐相比,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文轻武的现实越来越严重,二是中央集权,特别是皇帝个人的权力越来越大,形成压倒的优势。

重文轻武,是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做的选择。唐代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本质上说都是原来唐朝的藩镇。藩镇之所以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就是因为唐代的地方官不但拥有行政权力,并且拥有军事权力。军政集于一身的地方官,在皇帝个人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自然不愿意俯首听命于中央。于是,便割据一方,形成群雄争霸的局面。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从宋代开始了文官统治的历史时期。但一个问题解决之后,必有一个新的问题产生。汉唐之前,华夏文明是一种文武兼资的态势,所以,周边的游牧民族虽然强悍,但终归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所以在对外战争中,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无论是匈奴,还是突厥,都不例外。但在宋朝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主要原因就是武将地位下降造成的。明代的“土木之变”,也是与这种历史大势有关。

武将被打压,文官的治理,自然就没有了以前那种造反的能力。明代的政治,经过朱元璋的和朱棣父子两代的改造。终于通过建立互相监督的政治架构,把皇帝个人的权力扩大的极限。宋以前,改朝换代基本上都是上层政治精英间的权力之争。而在宋之后,朝廷内部失去了争夺皇权的能力。因此宋亡于蒙古,明亡于满清。都是被文化上的异质所灭。因为皇权达到极致之后,王朝的内部失去了自我变革的能力。

明朝政治的最大特点,一是皇权极大,二是各部门之间相互牵制。这种政治架构本身就是为了保证绝对的皇权而设立的。它的好处是,当皇帝个人能力出众时,能产生极高的效率。但如果皇帝个人水平不行的时候。办事效率就会变得极低。

下面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明朝的各方政治势力了。宋之前,朝廷的上层政治斗争,很多体现在皇帝和宰相的权力之争上。相权大过帝权,改朝换代的时间就不远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制,建立了内阁制。内阁制和宰相制的根本不同在于。宰相不但有决策权,还有行政权。许多事情,宰相可以直接实施。而内阁辅臣,没有行政权,只有建议权。内阁的建议,要得到皇帝的批准后,再交六部实施。这样,阁臣就不能像以前的宰相一样专权了。所以,内阁,也就是阁臣,是明代政治中,除了皇帝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了。

因为宰相制的取消。国家重要的决策,都必须皇帝自己拍板。所以,皇帝的工作量就大大增加了。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象朱元璋,朱棣这样勤政的皇帝,每天都是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可以说,睁开眼睛就要工作,就算是这样,需要处理的事情依然做不完,于是,就需要身边的人帮忙。于是,明代就出现了司礼监太监帮皇帝批阅奏章的事。这样,内监的权力就大了起来。

本来,唐朝宦官专权的事情,朱元璋是很清楚的。因此,当他当上皇帝的时候,严禁太监干政。朱元璋时期,许多内监都是元朝宫廷里干过的。他们对于一些政治常识了解得很深,甚至比穷人出身的朱元璋懂得都多。有一次,朱元璋有件事情拿不定主意,他身边的一个太监理所当然给朱元璋分析了一下。朱元璋觉得他说得很对,也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之后,他立刻把这个老太监革职,打发回家去了。因为,在朱元璋心里,太监是绝不允许干政的。必须从根上杜绝。

朱允文上台后,继承了朱元璋的做法,对太监的管理很严。因此,在“靖难之役”中,大量的太监背叛朱允文投靠朱棣,为朱棣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朱棣对太监产生了很大的信任。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情感的产物。永乐朝之后,大明朝太监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本来朱元璋时代,太监是不允许识字的。但到永乐朝之后,为了帮助皇帝处理一些事情。皇宫里设了内书堂教小太监们文化。正因此,才有了英宗朝的太监王振专权。所以,在明代,永乐朝之后,如果说,内阁是皇帝的参谋加秘书,司礼监其实相当于皇帝的另一个秘书。二者的权力,基本相当。

司礼监和内阁是明代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他们的级别可能很低,也可能很高。完全看皇帝的个人意见。谁的能力强,谁能哄着皇帝高兴,谁的权力就大。神宗朝,张居正当首辅的时候,内阁的权力大。天启朝的时候,魏忠贤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司礼监的权力大。

除了内阁和司礼监,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六部,六部是行政执行机关。权力自然很大,这就不需要细说了。另一个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言官。言官说白了,就是监察机关,这在历朝历代都有的。唐朝的门下省,就是监察机关。其首长侍中,就是宰相之一。职能官员就叫御史。是专门靠提意见吃饭的。魏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的不同在于,在六部之外,又设六科。是专门监督六部工作的。这样,靠提意见吃饭的官员就更多了。这些人通称之为“言路”。他们可能级别很低,常常只有五六品,但权力很大。可以直接给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提意见。

除了上述这些,在政治中能产生影响的还有后宫里的后妃,锦衣卫等等,给人感觉是影响力很大。锦衣卫其实是皇帝的私人打手,属于军队系统,做特务固然可以害人,但是政治上的影响力其实不大。而且,锦衣卫一般都受司礼监的领导。所以,在政治上可以归于司礼监。

后妃历朝历代在政治上都有影响力,但相比而言,明代的后妃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其实是最小的。明代之前的宋代,就出现过真宗刘皇后这样的政治强人。其后的清代,也有慈禧这样的政治大牛。但纵观明代,后妃之中实在没有政治影响力特别大的人。这与朱元璋开国之初定立的规矩息息相关。

我们现在看电视剧,觉得“大脚马皇后”很厉害,其中是有许多误解的。马皇后一心辅助朱元璋,这肯定是没错的。但是,大明开国后,朱元璋决不允许后妃干政。这一点上,马皇后也不例外。正是因为这种严格的要求,最后形成风气。后宫基本上不干预朝政。

明代的后妃,除了朱元璋的马皇后外,朱棣的徐皇后,仁宗的张皇后,地位都很高。但他们的事迹也就是辅助丈夫登上皇位。上位之后,朝廷的事情,她们基本上就不参与了。明孝宗朱佑樘的皇后在儿子明武宗朱厚照死后,立了侄子朱厚熜当皇帝,朱厚熜上位没多久,就把武宗的母亲张太后软禁了。这一事件本身也说明,明代的后妃,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其有限。权力都在皇帝手上。

明神宗朱翊钧十岁继位,他母亲李太后当时权力很大。当司礼监冯宝和内阁张居正的位置稳定之后,李太后基本上不过问朝政。因为这是明代的政治传统。神宗的郑贵妃一辈子在帮儿子朱常洵争太子之位。但几十年也没有成功。也是证明,明代后妃的影响力有限。

当我们把政治上的大环境基本搞清楚之后 ,就可以把眼光的焦点调整到正统景泰之际的社会现实中。当土木之变,明军被瓦剌击溃,明英宗当了俘虏的时候。大明王朝的政治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从内阁说起,皇帝亲征,内阁主要人员一定跟随。所以,土木之败,内阁没了。而窜掇明英宗亲征的王振,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军队战败之时,已经为乱军所杀。司礼监也没了。皇帝出征,管理军队的最高级官员兵部尚书也一定跟随着。所以,兵部尚书也没了。这时,皇帝被俘,敌军马上兵临城下,大明王朝的当务之急是保卫北京城。军事工作,成为最重要的。因为兵部尚书不在了。保卫北京的这一任务,历史的落到了身为兵部二把手的侍郎于谦身上。

当土木败绩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大明王朝一下子炸了锅。群龙无首的大明王朝,必须要有个当家主事的,否则的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大明朝面临崩溃的风险。于是,英宗的母亲孙太后便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以稳定人心。但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朱祁钰真的有能力负责起抗敌卫国的责任?显然是不可能的。他的上位,只是为了安抚人心。具体的事情,还是要文武百官去做。他的上位,本质为了让文武百官们按职责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朱祁钰这个带头大哥,只具象征意义。不是实际干活的。真正要保卫北京,还要有一个带着干活的大哥。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在战时,军事工作当然重要,但没有其它工作的配合,只有军事也没用。这时,我们前边提到的大明王朝的各方势力都在干啥呢?先说后宫的孙太后,她能做的是把朱祁钰推出来稳定人心。先保证大明王朝的大厦不倾。内阁和司礼监已经没了,剩下只有六部出头了。因为他们本来是干活的。六部以吏部为尊,吏部尚书的地位,高于其它部。当时的尚书是王直。按说他应该出来主持大局,但在习惯上,他只管人事方面的工作,抓全面,能力不够,于是,他就全力支持于谦出来主持大局。他亲口说了:“一百个王直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于谦。”因为于谦不但当过地方的大员,也当过中央的部门领导,不但能力强,而且不怕牺牲敢担当。因此,当时大明王朝最大的官,吏部尚书王直支持于谦。

对于言路来说,出了问题首先要找到责任人。王振当然是土木之败的最大责任人,于是言官御史们便跑到左顺门请愿,要求清算王振的党羽。这时的言官们群情激愤,气势高昂,年轻的朱祁钰那见过这种场面。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其实,清算王振,就是清算司礼监,清算皇帝的身边人。这时一名锦衣卫官员马顺跳出来给朱祁钰撑腰,大声喝斥请愿的百官:“你们这样逼迫郕王爷,难道是想造反吗?”。马顺本来就是王振的爪牙。为王振害了不少人。言官们本来就对他恨之入骨。现在看他这样狗仗人势,更加是怒不可遏。竟然一哄而上,当场把马顺打死了。

朱祁钰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只吓的面无人色,只想起身逃走。是于谦从人群中挤出来拉住朱祁钰。并代他向百官承诺,打死马顺,是他罪有应得。王振的罪过,一定追究。这样,群臣的情绪才安定下来。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没有于谦的排解,朱祁钰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不可能担得起大明王朝的重担。

群臣的情绪安定下来后,就要商量以后的大计。这时,以徐锃为代表的逃跑派,便提出迁都的建议。于谦直接否定了迁都之议。让大家下定保卫北京的决心。当英宗被俘之后,孙太后只是让郕王监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于谦建议立朱祁钰为皇帝。这个建议,孙太后也未必高兴,朱祁钰也没想到。但从国家利益来考虑,大家都同意了。参与皇帝废立的大事,可能会带来祸患,这一点,做为大臣,谁都知道。但于谦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原因没有多复杂,就是林则徐所说的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大局稳定之后,文武百官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政治上有了主心骨,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就很自然了。这里也就不细说了。

综上所述。说北京保卫战最大的功臣是朱祁钰,如果不是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别有用心了。

至于后来英宗复辟的成功,朱祁钰英年早逝。有人把责任归到于谦的头上,也是胡说八道。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一切回归正常。英宗的回归,做为臣子的于谦不可能反对。如果说英宗回来之后,在和景帝的较量中,最终胜出。也只能怪景帝自己。不能怪于谦。而于谦无法或不能插手皇家的内斗,也是明代朱元璋父子加强帝权的结果。在汉代,霍光可以把已经立为皇帝的昌邑王刘贺废掉。而在唐代,太监李辅国可以把太上皇李隆基身边的宠臣高力士充军发配。而在明代,无论是外官还是内监,都没有这个能力。因此,朱祁钰就算是被哥哥重新夺回了权力。也只能怪自己无能。不必把责任归到于谦头上。

其实,朱祈钰失败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于谦。“夺门之变”发生时,朱祁钰已经生病了,恐怕命不久长是大概率的事了。有些答主言之凿凿的说朱祁镇杀了朱祁钰,不知有什么证据。明朝的皇帝,三十来岁死的又不是一个两个。本来就很正常。而五十五岁的于谦被杀,却是大明朝的损失。也是朱祁镇的损失。

当朱祁镇重回北京的时候。两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就已经开始了。朱祁钰自始自终都不占优势。首先,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是明宣宗皇后,地位尊贵。虽然朱祁镇不是孙太后亲生的,但他是从小被孙太后收养的。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孙太后等同于亲生。而朱祈钰的母亲吴贤妃,地位就低了很多。孙太后能用收养孩子的办法从原皇后胡善祥的手里夺来皇后之位,可见心机和手段还是很厉害的。而景帝的母亲吴贤妃,大约就差了许多。她与孙太后的差距,大约就是《红楼梦》中薛宝钗与袭人之间的差别。因此,后宫的内斗上,朱祁钰不占优势。

其次,“土木之变”的时候,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就立为太子了。当时朱祁钰没有儿子,景帝上位后,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依然保持着。毕竟,景帝上位后,吴贤妃变成了吴太后,差不多和孙太后平级了。但是,太子是自己的亲孙子,这一点上,还能让孙太后保持心里上的优势。

在朱祁钰当上皇帝几年后,他有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既然自己有了儿子,再用侄子当太子,就说不过去了。于是,他要把朱见深的太子废掉,立朱见济为太子。这个想法,孙太后肯定不愿意,吴太后愿意。朱祁钰自己的皇后也不愿意,因为儿子不是她生的,她只生了个女儿。如果朱见深以后当皇帝,不影响他当太后。如果朱见济当太子,她的皇后之位可能不保。朱见济的妈妈肯定愿意。因为儿子当了太子,自己也可以争一下皇后之位了。前边我们说过,大明朝的权力,掌握在皇帝手里,只要皇帝想干的,都能干成。于是,朱祁钰还是按自己的意见废掉了朱见深,立朱见济为太子。这一行为,引发了皇家内部多方面的矛盾。谁知上天不照顾,朱见济生下没几年后就死了,朱见深又恢复了太子之位。

夺门之变为什么会发生,并不是因为英宗多英明。而是因为景帝多方面的劣势被小人们看清楚了之后,因势而为,才成功的。孙太后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复辟。石亨曹吉祥等想在新皇帝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徐有贞(原来的徐锃)为了报复当年主张迁都被斥责的仇恨。大家一起投奔朱祁镇。英宗复辟就成功了。

假如朱祈钰狠下心来,把自己的哥哥害死,自己的皇位是不是就稳了?也未必。因为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如果他知道自己死了之后是哥哥的儿子继位。他敢害死自己的哥哥吗?所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时也,命也。谁也怪不着。

总之,“夺门之变”是皇家内部两兄弟之间的权力争斗。这两个人之间,不见得谁更好,谁更坏。他们的争斗的结果,只关乎他们自己的命运。与黎民百姓,国家兴亡本质上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于谦不用参与。只因他当时立郕王为帝的时候,确实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不是个人安危。这就是于谦为后世所敬仰的原因。至于说到北京保卫战的成功。功劳在于谦,不在朱祁钰。人们把功劳说在他的头上,只因为他是大明王朝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如此而已。

朱祁钰才是北京保卫战最大的功臣,后世为何忽略他只重视于谦?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景泰帝朱祁钰可以说明朝历史上最被低估的一位皇帝,是力挽狂澜励精图治的中兴明君,可惜因为他对哥哥朱祁镇心慈手软,最终被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推翻杀害,朱祁钰的历史功绩也被朱祁镇贬低。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屡次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朱祁镇在大太监王振鼓动下,亲率五十万精锐大军出征,计划从大同北上,与瓦剌在明朝边境决战。

因为明英宗朱祁镇与大太监王振瞎指挥,土木堡之战明朝遭遇历史上最大的惨败,二十万明军战死,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随行出征的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

当时明朝京师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

朱祁钰临危不乱,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各府的运粮军驰援,人心渐定。

正因为朱祁钰的杰出表现,被大臣们的拥戴为皇帝。

十月十三日,也先率主力军攻击德胜门,景泰帝朱祁钰派遣大将石亨率火器营、神机营埋伏在德胜门外的两排民房屋顶之上,派遣少量的骑兵佯装撤退,诱敌深入。也先果然中计,派数万骑兵追击,等到瓦剌骑兵进入埋伏圈后,明军的火器营和神机营火器齐发,火箭弓弩万箭齐发,也先的弟弟等将领都被射杀,瓦剌军死伤惨重。

也先此时发现德胜门明军有重兵把守,立刻命令大军转向攻击西直门。

景泰帝朱祁钰派都督孙镗率军出城列阵迎战,打败了也先的先头部队,等到也先后续部队赶到,城上守军开始发挥大炮的作用,炮轰也先大军的后续部队,经过激战,瓦剌军除了徒增伤亡,连北京城的城墙都没摸着。

十月十四日,瓦剌军又改进攻彰义门。景泰帝朱祁钰让守军在城门外堵塞街道,同时让火器营,埋伏城外,让骑兵列队于城门外迎敌。等到瓦剌大军行至彰义门街道前,火器营的短枪、火箭、弓箭齐射。城下的骑兵主动出击拼杀,两边很有默契的配合杀敌,很快就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瓦剌军在士气低落、粮草被切断、援军的达到等多重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也先率决定于十五日夜,挟持英宗离开北京,率军从紫荆关撤退。

景泰帝朱祁钰发现瓦剌军撤退后,立即派石亨等大将率军追击,同时集中神机营和大炮在瓦剌军撤退的道路上进行射击轰炸,炸死瓦剌军一万余人。明军分多路追击,在清风店追上瓦剌军,经过血战打败瓦剌军,其他的各路的瓦剌军见也先撤退了,也开始纷纷北逃,也先于二十二日遣使来北京和谈,主动向明朝称臣。至此北京保卫战以明军的胜利而结束。

景泰帝朱祁钰在位期间,知人善任,励精图治,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击退瓦剌的入侵,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推动明朝政治由乱而治,渐开中兴,可谓一代明君。

景泰帝朱祁钰的具体功绩有

一、 招贤纳士,稳定时局

由于连年的征战和瓦剌的劫掠,在加上内地的水患,全国灾区连连,饥民遍地,朱祁钰针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采取了积极措施,巩固大明江山。政治上景泰帝朱祁钰广开言路 ,招贤纳士,清除阉党势力,稳定局面,重用贤臣,吏治为之一新。

二、励精图治,改革军队

军事上,景泰帝朱祁钰对于瓦剌的进攻趋势,采取抵抗到底的策略,在于谦等人的协助下,筹集粮草,厉兵秣马。 重新组织新的戍军,先从所剩的部队选拔10万名战士,并把他们组成五个团营;景泰三年(1452年),戍军的兵力增加了5万人,并被改组成10个团营。在征募戍军的过程中朱祁钰还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

总之,朱祁钰建立了统一指挥制度,并且加强了京师武将监督戍军的作用。 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景泰二年(1451年),朱祁钰派遣督察院文臣督管宣府,大同,蓟州三地军屯复垦。景泰三年(1452年),每年两次由兵部和督察院联合核查团营人数,防止官兵吃空额。景泰七年(1456年),命兵部武库司设立“准样图”,明朝武器制造和发放有了标准管理。同时还清理了一批违法军官。

三、勤政爱民,发展经济

经济上景泰帝朱祁钰采取了舒恕的政策,对受灾严重的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减免税负,并且赈济灾民,安抚流民。 厉行节俭,减免宫廷开支,停止各类采办,又下诏天下巡抚署理各省农桑事务,倾力发展经济。

四、修复堤坝,治理水患

景泰帝朱祁钰还派官员治理河患,消除水灾,徐有贞在景泰四年(1453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详细计划,他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被景泰帝派去进行修复工作。雇了5.8万名劳工劳动500天以上,一条几乎长达100英里的河渠被凿成,这样,黄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进而通过济南府入海。为了保存大运河,沿运河建成几个集水池和水库,它们装有新式的水闸,以维持正常的供水。组成一个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约200万英亩的土地到到水源。整个体系在景泰六年(1455年)完成,并取得完全的成功。

五、制定《寰宇通志》

景泰五年(1454年)七月﹐朱祁钰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博采有关舆地事迹﹐又命陈循﹑高谷﹑王文等总裁根据永乐年间集录的地理之类的书籍、资料,编辑整理成书,至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书成,名《寰宇通志》。朱祁钰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全书共一百一十九卷,分两京、用布政司,司下辖府州县,再分别立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古迹、人物等三十门。系明代地方总志。

六、景泰蓝的盛行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制造历史可追溯到元朝,明代景泰年间(1450年―1456年)最为盛行,景泰帝朱祁钰定年号为“景泰”,当下“景泰蓝”中“景泰”之内涵,早已超出“大明景泰”的概念,而被赋予更多美好的意味,如和谐、友谊、和平、繁荣、昌盛、如意、高雅、智慧等。

七、拒绝也先称帝,消除瓦剌威胁

景泰四年十月,瓦剌首领也先遣使向明廷告知自己即位,并致书景泰帝说:“往者元受天命,今已得其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宝。宜顺天道,遣使臣和好,庶两家共享太平。”

也先以此说明他已重建元朝,希望得到明朝的承认。也先在准备即帝位前夕时还欲以良马、貂鼠皮、玉石等,向明廷换取“黄紫大红织金九龙缎匹、黄红彩缎衣服、金壶、金碗”等元朝皇帝御用之物,作为称帝时之用。

也先竟然堂而皇之的写信告诉景泰帝朱祁钰他掌握了传国玉玺要登基成为元朝皇帝,景泰帝朱祁钰当然是拒不承认也先为元朝可汗,回书中称作瓦刺可汗。

失去明朝支持的也先内忧外患,景泰六年(1455年),阿剌知院攻打也先,也先被暗杀身亡。鞑靼部的孛来又杀了阿剌知院,夺去了也先的母亲和妻子,以及他的玉玺。也先去世后瓦剌逐渐衰微,不再对明朝构成威胁。

由于景泰帝朱祁钰的励精图治,短短数年就使明朝挽回了颓势,国势蒸蒸日上,当时的朝鲜、越南、泰国、琉球等国纷纷来北京向明朝进贡。

所谓“坏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好人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成佛”,人们对朱祁镇与朱祁钰的评价就可以体现这一点。

朱祁镇开明代宦官专权的恶例,是苟且偷生配合瓦剌做“带路党”的汉奸皇帝,是让明朝遭遇奇耻大辱的罪人,朱祁钰是力挽狂澜挽救明朝励精图治的中兴明君,在朱祁钰接朱祁镇回国做太上皇把他软禁在南宫,并废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以后,舆论与人心反而同情罪人朱祁镇,指责明君朱祁钰,可见好人难做,人们总是苛求好人而宽容恶人。 因为人心同情罪人朱祁镇而苛求明君朱祁钰最终导致夺门之变的发生。

朱祁镇复位以后,撕破温情脉脉的面纱,派太监蒋安等人把挽救明朝接他回国的唯一弟弟明代宗朱祁钰活活勒死并废除皇帝身份,废除朱祁钰已经死去的皇后与皇太子的身份,把朱祁钰的嫔妃唐贵妃等人杀死殉葬。朱祁镇还恩将仇报大肆屠杀力主迎他回国的于谦等忠臣。

一代中兴明君景泰帝朱祁钰年仅29岁风华正茂,就被恩将仇报的昏君朱祁镇派太监杀害,不能不说是大明王朝的巨大损失与千古悲剧。

对于景泰帝朱祁钰的悲剧,民族英雄于谦难辞其咎,景泰帝朱祁钰当初不同意接被瓦剌俘虏的罪人朱祁镇回国,是于谦信誓旦旦打包票保证朱祁钰的皇位,心慈手软的朱祁钰才几次派使者去瓦剌接哥哥朱祁镇回国做太上皇。

夺门之变的时候,景泰帝朱祁钰病重,奸臣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一伙勾结孙太后趁机拥立朱祁镇发动政变,作为大忠臣的于谦却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于谦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既不镇压奸党叛乱,又不派人告知景泰帝朱祁钰并保护朱祁钰的人生安全,可以说朱祁钰无愧于于谦,而于谦有愧于朱祁钰。

因此后世史家只歌颂忠臣于谦的赤胆忠心舍生取义而忽视明君朱祁钰的力挽狂澜励精图治是明显有失偏颇的。

朱祁钰才是北京保卫战最大的功臣,后世为何忽略他只重视于谦?

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之次子,明英宗朱祁镇之弟。

后来,朱祁镇率军北征,朱祁钰奉命监国。土木之变发生后,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文武百官聚集于宫门阙下,有些不知所措。

不久,皇太后懿旨,命令朱祁钰担任监国,以便稳定朝廷局势。

此后,朱祁钰下令,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的军队,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浙兵,全部立即赶赴京师,来担任守卫京城的任务。

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将通州很多粮食运往北京,以便补充京师粮草的不足。

可以看出,朱祁镇在北京保卫战中,确实也具有很大的功劳。

那么,后世为什么只重视于谦的功劳呢?

其一、于谦确实功劳最大,在北京保卫战中,是文武全才的大臣,他抗战也最为积极和坚定,很多关键决策都是他提出来的

土木堡之变后,据说瓦刺首领也先确定了朱祁镇的身份后,狂喜地大喊道:我常常向上天祷告,希望能让大元重新统一天下,今天果然取得了胜利。

狂喜过后,也先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这位大明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杀了皇帝泄愤,但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应该利用皇帝做“生意”。

也就是要挟明朝给蒙古人好处。精明的也先立刻认可了弟弟的建议,下令把朱祁镇关了起来。

明朝的皇太后和监国的朱祁钰,为了稳定人心,就隐瞒了皇帝被俘的消息。虽然朱祁钰极力隐瞒,但依旧无法稳定人心,当时的许多官员和大户纷纷带着家人往南逃去。

这个时候,于谦居然慷慨陈词道:北京是天下的根本所在,不能轻易迁都,宋朝南迁灭亡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这个主张得到了吏部尚书等人的支持,最后皇太后和朱祁钰,才下定决心坚守北京城,并且把守卫城池的重任交给了于谦,于谦也由兵部侍郎升为兵部尚书。

于谦临危受命,与其他主战派大臣一起为应对瓦刺的进攻而努力准备。

当时的北京城之所以人心惶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军兵力不足,先不说士兵的质量,就连数量都凑不够10万人。

所以想要打赢这场京城保卫战,就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于谦立刻向朱祁钰建议,把河南、山东等地能召集的士兵全都汇集到北京城中。于谦还考虑到了粮草的补给问题。

兵马未,动粮草先。

于谦考虑到围城的战斗,很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就把朝廷储存在通州备战备荒的粮食,开始源源运进北京城,以确保北京军民口粮有充分的供应。

这些个必要的运粮行动,也是京城老百姓都能够亲眼看得见的事情,显然也是在安定京城的人心,加强抗敌必胜的信念,宣传鼓动教育明朝军民极其有效的措施。

于谦还迅速把南京所储兵器的三分之二运达北京以备急用,同时还在京城之内调集工匠,加紧制造武器。

他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实战训练。各城门布置严紧,都委派可靠善战的将领。此时京城的百姓亲眼可见备战充分,因此士气开始高昂起来了。

其二、报效国家是于谦从小就有的志向,他的偶像便是以死殉国的文天祥。于谦特别爱搜集文天祥的画像,还专门为文天祥写了赞词,可以说于谦是爱国力量的英雄人物,加之于谦的结局非常像岳飞,因而获得了后人的尊敬

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朱祁钰命令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路人马,协同抗敌。

此后,朱祁钰组织兵力在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接连挫败了蒙古军队的猛烈进攻,明军士气因此大振。

也先担心自己可能会陷入明朝援军包围,三日后就撤兵北归。

十一月初,蒙古军退回关外,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于谦不仅功劳很大,而且品德高尚。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将领叫石亨,他因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战功,经于谦举荐,而被封为武清侯。

但石亨自认为功劳没于谦大,封赏却比于谦多,心里很过意不去,便自行上书保举于谦的儿子于冕做官,算是礼尚往来,还个人情。

谁知于谦是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他知道这事后,非但没领情,反而把这事告诉了皇帝。

保卫战之后,于谦还差点儿被处死。幸好有人为于谦求情,于谦才被放出来,但是被降职了。

不久后,在许多人的求情下,于谦才又担负起巡抚的职责。到了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城,任兵部左侍郎。

其三、当然,朱祁钰也确实是比较英明的一个皇帝,功劳很大,但是相比之下,还是于谦成为保卫明朝的中坚力量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理,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

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

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

很多朝臣建议迁都南京,以避瓦剌兵锋之威。

21岁的朱祁钰,此时此刻,面临着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决一死战。

他决定继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任用名臣于谦等人,安定局势,组织北京保卫战,最终击败瓦剌,挽明王朝于既倒,扶大厦之将顷。

他在位八年,重用名臣能吏,朝野风气为之一新。

他病后,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于西苑,1个多月后去世,享年30岁。

宪宗时,尊其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史称明景帝。

  • 朱祁钰死后,被葬于北京市郊的金山口。

不久,朱祁镇和废了他的帝号,最后,朱祁钰只能以亲王礼,葬在北京玉泉山北的金山口。

朱祁镇死后,几经周折,朱见深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

虽然帝号承认了,但是陵寝不能改变,朱祁钰就成了没进十三陵的明朝皇帝。

事实上,朱祁钰在于廉等文武大臣的劝请下,接受皇太后俞旨,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后。当时,也先挟英宗作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

  • 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进而成为保卫明朝的中坚力量

皇帝被俘、京城空虚,蒙古军队就要攻占北京,大臣们无计可施,纷纷主张南迁,是走是留,这让刚刚主持皇帝工作的朱祁钰为难了。

最大的问题和强大的蒙古军队正面作战,还是选择南迁。

此时此刻,朱祁钰非常紧张,刚主持朝政,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他希望大臣们能提出好的建议。

大臣们也不含糊,先是嚎啕大哭,发泄内心的痛苦和压抑。然后进入正题,讨论如何化解眼下的危机。翰林院侍讲徐理首先发言,就主张迁都南京。

迁都再战,毕竟,这个事太大了。如果南迁,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难道祖坟都不要了?

朱祁钰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大明朝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这一幕似乎和历史有些相似。

北宋靖康年间,金兵渡过黄河,向京城进攻。由于主降派占了上风,宋钦宗投降,北宋灭亡。

只要我们细心地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情况:都是由兵败引起,京城空虚,人心不稳,主降派占上风。

但是,大明朝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人站出来,是他改变了这个悲剧的发生。

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他大声说道:“建议南迁之人,该杀”。

此后,景泰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

这样,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率领大批瓦剌骑兵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

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骑兵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

风雨飘摇的明政权,终于在这一战之后稳定了下来。

综上所述,报效国家是于谦从小就有的志向,他的偶像便是以死殉国的文天祥。于谦特别爱搜集文天祥的画像,还专门为文天祥写了赞词,可以说于谦是爱国力量的英雄人物,加之于谦的结局非常像岳飞,因而获得了后人的尊敬。

再则,于谦确实功劳最大,在北京保卫战中,是文武全才的大臣,他抗战也最为积极和坚定,很多关键决策都是他提出来的。

当然,朱祁钰也确实是比较英明的一个皇帝,功劳很大,但是相比之下,还是于谦成为保卫明朝的中坚力量,所以后世才非常重视于谦的作用。

朱祁钰才是北京保卫战最大的功臣,后世为何忽略他只重视于谦?

北京保卫战时,朱祁钰的身份是皇帝,既然他是皇帝,他自然不会是功臣。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爆发,明英宗被瓦剌俘虏。为免主少国疑,于谦等大臣劝服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尊被俘的明英宗为太上皇,次年改元景泰,因此又称景泰帝。北京保卫战期间,朱祁钰的身份是大明皇帝,不是大明郕王。北京保卫战的实际实施者是于谦,且他后来被明英宗诛杀,无过而死,让人同情万分,因此大家记住了于谦!

明英宗被俘后,瓦剌咄咄逼人,一时之间,朝野震惊,京城人人自危,甚至有的富户准备转移财产,个别大臣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南京。,而对危局,大明朝臣齐聚一堂,商讨应对之策,由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部分大臣要求南迁以避刀兵,于谦坚持固守北京,绝不后退。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已死,他的支持者锦衣卫指挥马顺、外甥王山被大臣们当廷击杀。最终大将要求朱祁钰即皇帝位,固守北京,保护大明江山。

经孙太后同意,群臣劝进,朱祁钰即皇帝位,史称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即位后,大规模的清洗行动展开,诸多的王振党羽纷纷落马,一时间大快人心。朱祁钰登基之后,下诏边关守将不得听信瓦剌的借口,使得瓦剌意图用明英宗的名义骗取财物、骗开关门失败。瓦剌气急败坏之下,集结重兵,分兵三路攻伐大明。朱祁钰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节制全国军政,将国政委于于谦。瓦剌大军兵临城下,于谦率众击敌,重创瓦剌军,也先战败而逃,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朱祁钰知人善任,在外依靠于谦,在内信任兴安,不近声色,使得大明江山社稷转危为安,可谓是英明之主。明朝将明英宗迎回了北京后,朱祁钰随即把哥哥软禁在南宫,一锁就是七年。在中国历史上,汉族的皇帝被俘后不附带任何屈辱的条件就被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朱祁钰虽然严防哥哥复位,但终究帝王之心不足,没有将哥哥及侄子诛杀,如果他像李世民、赵光义、朱棣学习,那么就没有后来的夺门之变了。

朱祁钰才是北京保卫战最大的功臣,后世为何忽略他只重视于谦?

于谦能够被后人所永远的纪念下去,并非是因为他是北京保卫战的最大功臣,人们之所以怀念于谦是因为他的品行与悲剧的结局。

我们都知道于谦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作品叫做《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明孝宗朱佑樘对于谦有过这样的一段评价:气禀刚明,才优经济,兼资文武,茂着声猷,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回銮有期,论功应赏,不幸为权奸所构,乃陨其身,舆议咸冤。古往今来能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者是凤毛菱角,而于谦绝对配的上这个评价。

咱们回到问题中来,先看看北京保卫战中的最大功臣,个人觉得北京保卫战中的最大功臣其实还应该属于谦。因为朱祁钰在北京保卫战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可以被替代的,在朱祁镇被俘后朱祁钰首先是以监国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他所起到的作用是一个“议”。在北京遭受危机的时候,朱祁钰一开始并没有坚定的站在与瓦剌作战的一方,最初的时候朱祁钰对于是守卫北京还是迁都南京并没有下决断,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人是于谦。

据《明史》记载:郕王方摄朝,廷臣请族诛王振。而振党马顺者,辄叱言官。于是给事中王竑廷击顺,众随之。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正是于谦这一举动既得到了朱祁钰的信任,也稳定了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的人心。也正因为有了于谦等人的支持才有了朱祁钰后来的登基,立国本,闻民心,守北京,延续了大明的江山社稷,我们不可否认朱祁钰本人也表现的比较优秀,可当时的大明朝把朱祁钰换成一个皇帝,都有可能取得后来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如果没有于谦的决断与调度,北京保卫战则不会成功。

我们只引用一段记载:九月,景帝立,谦入对,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驾,势必轻中国,长驱而南。请饬诸边守臣协力防遏。京营兵械且尽,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缮器甲。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軏、张仪、雷通分兵守九门要地,列营郭外。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参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文臣如轩輗者,宜用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者,宜用为将帅。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帝深纳之。这一段是北京保卫战之前,在于谦的调度与安排下进行的京师守卫安排,得到了皇上的同意。这只是一段记载,从《明史》以及各方面所能得到的史料,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于谦是不可替代的。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有稳定君心和臣心的功绩,也展现了他调兵遣将的才华。或许有人会说,如果不是遇到了朱祁钰能够信任他,任用他,他不可能起到如此之大的成就,也不能获得北京保卫战的成功。对此,我并不否认,但是以于谦的能力,只要辅佐一个能够听他建议的皇帝就可以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可是以当时的大明朝,朱祁钰能找到一个替代于谦的人吗?看当时的朝堂之上,可用者,能用者,或许真的只有一个于谦。其他人不是说能力不行,可是与于谦相比,他们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而于谦之所以能够留名千古,北京保卫战是他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原因之一。还有一点就是他忠心为国,却被冤而死的悲剧结局。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与吉祥、有贞等既迎上皇复位,宣谕朝臣毕,即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诬谦等与黄竑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议,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萧惟祯定谳。坐以谋逆,处极刑。文不胜诬,辩之疾,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丙戌改元天顺,丁亥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遂溪教谕吾豫言谦罪当族,谦所荐举诸文武大臣并应诛。部议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

这些人之所以要谋害于谦,不过就是因为于谦与他们不能同流合污,石亨素来喜贪,而徐有贞也与于谦有宿仇。所谓的“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不过借口而已。

而于谦这个一向正直、光明的忠臣,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臣,在这群宵小之辈的陷害下还是被冤杀了,史称“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

朱祁钰才是北京保卫战最大的功臣,后世为何忽略他只重视于谦?

大家好,我是夏目爱看书,很高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在北京保卫战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于谦和朱祁钰,朱祁钰作为郕王在大明王朝崩倒之际力挽狂澜,这场战争的胜利延续了明朝一百多年的稳定统治,朱祁钰本人也是一位贤明的皇帝。我们在《大明风华》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于少保的运筹帷幄,一方面就是朱祁钰的冲锋陷阵稳定军心。那么为什么后世只赞扬于谦而忽略朱祁钰呢?

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

明宣宗死后儿子朱祁镇继位,年少轻狂看到瓦剌部多次袭扰明朝的疆土,于是率兵镇压。但是由于天逢大雨而且听信宦官太监王振的骗人至此改道,导致受到瓦剌部突袭,最后战败被俘。明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溃败,也是皇帝御驾亲征被俘虏的战争。可以说是大明的耻辱一战,这次战争大名的精锐尽丧,皇帝被俘虏,大明处于危在旦夕的时刻。瓦剌部大有挟天子以令大明投降的趋势,率兵直驱京师,由于朱祁镇御驾亲征的时候抽空了京师的防护,大明的京师处于危难的时刻。

此时朝中大臣举起不定每天都在开朝会,商量是要南迁到南京还是在北京进行抵抗。其中于谦据理力争,觉得皇陵,宗庙都在北京,同时引经据典总结宋朝灭亡的历史,主张南迁就是亡国之论。最后在孙太后的支持下决定坚守北京城,与瓦剌死战到底,同时国赖长君,此时的郕王朱祁钰就被于谦推上了皇位,朱祁镇被封为太上皇。正统十四年朱祁钰从监国转变为景泰皇帝,于谦任兵部尚书。这样就挫败了也先妄图挟天子来夺取大明胜利的果实,也先率兵直接攻打北京。于谦石亨等人拼死守卫德胜门,瓦剌军打败随后转攻西直门也失败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时北京城共计两万士兵,而瓦剌共计二十万大军,这场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挽回了明朝的颓势。

朱祁钰的功绩

朱祁钰是明宣宗的儿子,但是由于母亲的地位不高被封为郕王,他的人生本来和皇帝毫无关系,但是由于自己的哥哥也就是明英宗土木堡被俘虏,在于谦的推举之下成为皇帝,但是这位皇帝真的做的比哥哥明白。

1.铲除阉党,土木堡之变最大的罪臣就是宦官王振,正统皇帝时期王振因为深受皇帝喜欢就大肆的认干儿子,敛财,对于朝堂之上不听自己话的人就排挤,听自己话的人就到皇帝那边去举荐。所以土木堡之变发生之后,之前压抑很久的大臣义愤填膺出手打死了王振的余党马顺以及外甥王山。朱祁钰认为王振发现的过错足以诛九族,所以对于这些动手的人就不追究了,这样一来朝廷内部的阉党基本被肃清。

2.重用于谦等人,主张守卫北京。相比于哥哥朱祁镇而言朱祁钰拥有血性。在也先率领瓦剌部进攻北京城的时候,朱祁钰身先士卒率兵出击,与瓦剌联军血站六十多场。极大地提高了明军士兵的士气,这也是明军可以以少敌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3.严令把守北京城的九门,同时向边关下达命令,如果也先想要利用朱祁镇来讹钱最后又来攻打大明一律不得答应。彻底的瓦解瓦剌人借机讹诈的阴谋。主动出击,反其道而行,在城外摆开阵势带头冲锋击溃对方的士气。

4.在位期间,政治清明提拔了很多英才,使得国家稳定物阜民丰,可以说是稳定了明朝的颓势,这样的功绩和自己的哥哥比起来可以说是相当优秀。

总结:其实朱祁钰本人更像是朱瞻基,北京保卫战中的英勇善战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英魂。但是由于朱祁钰本人病重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导致皇位丢失。同时对于七年来的圈禁也让朱祁镇怀恨在心,所以封了谥号“戾王”。很长时间都没有被平反,所以说在历史上对于朱祁钰的评价远低于于谦。

历史本来就是胜利者写的,明英宗复辟之后大量的诋毁朱祁钰,这也就导致了朱祁钰的功绩一点一点被人们所遗忘,只记得那个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可怜我朱祁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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