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所以很穷，是不是因为文人被所处的时代不理解，而后世才发现其价值，作品才被吟唱？

文人很穷的说法并不完全成立。举个例子就很容易说明。三曹父子都是文人，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父子以及宋徽宗也是标准的文人，王维、白居易是文人，蔡京、秦桧也是文人。这些文人们非但不穷，而且很富。当然，文人也有很穷的，比如蒲松龄，曹雪芹。

文人不被当时所理解，而后世才发现其价值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明末的大思想家李贽，就不被当时的社会所理解。他所提倡的女人也可以上学受教育，男女平等的思想，是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可是却不容于当时的主流社会，被骂为妖言惑众，蛊惑人心。七十多岁的时候被逮捕入狱。因绝望而自杀。

在李贽去世三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才有了女子可以进入受教育的学校，才有了婚姻可以自己选择的思想。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李贽虽然不算富，但也决不穷。

还有一个在当代文名不盛，被后世越来越推崇的人物是陶渊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王国维誉为诗歌“无我之境”的代表。他的诗歌，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优秀作品之一。可是，陶渊明的诗歌，并不被他当时的人所看重。这其中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其一，与当时的文风有关系。我们知道六朝推崇华丽的文辞，而那时的文体是骈体。如果对骈文没有概念，那么，读读王勃的《滕王阁序》，就能明的此种文体语言之华美。而陶渊明诗文中体现出的澹泊从容的气象，与此种文风是格格不入的。当魏晋士人们咬文嚼字，骈四俪六的谈玄论道，陶渊明不合时宜的来一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肯定是不会讨喜的。

其二，所谓文坛，其实是有个圈子的。挤进圈子内，就算水平不行，在大家的互相吹捧之下，也会身价百倍。而这个圈子肯定是处身社会上层，而非下层。像陶渊明这样“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为五斗米折腰，宁原贫穷，也不做官的人，恐怕很难得到主流的待见。

中唐之后的诗文改革运动，摈弃了六朝骈丽文风，陶渊明这种天然真纯的风格，才慢慢得到人们的重视。陶渊明的例子，基本符合了题主的设定。

这个问题有个隐含的逻辑，文人的文学才能是应该给文人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这个逻辑也不完全成立。文人若不穷，一是能当官，二是能经商。现代的文人是可以经商的，比如余秋雨，先写书挣点钱，再在徐家汇投点资，轻轻松松的就成了富家翁。这在现代是可以的，在古代却很少，除了陶朱公、吕不韦等少数文人可以出入政商两界，大部分文人想要不穷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比如汉代的来买臣，宋代的吕蒙正。

杜甫有个名句:“文章憎命达”，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学才能越出众，文学成就越高，命运就会越坎坷，越做不了官。这句话也成为后世文人自嘲的常用之语，引来无数命运不济的文人的感慨。

人们说起这些人的，常常会说他们怀才不遇，并因此痛恨社会黑暗，世道不公。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文人所重，是文学才能，它与政治才能是不同的。而当官首重的是政治才能。还以杜甫为例，他一生没做大官。在四川的时候，他做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和杜甫谁更有才?论文学才能，当然是杜甫厉害，可是论政治才能，严武比杜甫高多了。文人有感人的文学作品，必须对社会有深刻的体验，思想深刻，反应敏感。而政治家应该是喜怒不形于色，大度包容。因此，文学家文人与政治家官员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动物。文学才能特别突出的人一般很难当到高官。是有道理的。

杜甫给严武当幕僚的时候，曾说过一句名言:“严挺之竟有是儿”。严挺之是杜甫的领导与东家严武的父亲，当过宰相。严家与杜家大概有点世交的关系，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以及父亲杜闲，都在朝廷做过官。可是杜甫以辈的口吻与领导讲话，可见情商不高。而严武对此不以为意，也体现了政治家与文人的不同。从这点也能知道，为什么严武死后，杜甫找工作那么困难。

像杜甫这样穷的，并非当世不理解，而是性格使然。当然也与时代有关，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杜甫一定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