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宋朝以后从政的文人集团中鲜有君子？

为什么宋朝以后从政的文人集团中鲜有君子？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明确一下，什么是君子？就个人的理解，现在所谓的君子，大概是指人的一种道德完善的状态。所以，君子的标准，是和社会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又知道，不同社会，道德标准是不同的。评价君子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做一些历史的分析。

君子在开始的开始的时候，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的评价。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评价。顾名思义，君子，就是国君之子。与之同样性质的词语还有公子，公孙等。因为这些人将来是要继承国君和大夫之位的，所以，对于他们在道德上的要求，就于一般人不同。与君子相对应的一个词，就是小人。小人在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种道德的评价，而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描述。这种君子与小人地位的差别，在两三千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比如《红楼梦》大家都看过，他反映的是清初的社会现实。其中的贾宝玉就是公子，这种公子不是一种敬称，他本身就是荣国公的后代。而他的小厮茗烟，就是所谓的小人。当君子和小人只反应社会地位差别的时候，它是不带有道德上褒贬的意味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君子，大多数时候，是对人的一种道德评价。而不是社会地位。在道德的层面上来说，君子，就是人格完善的人。它其实是从社会地位上引申而来的，因为君子能够保持自己的家国长久，必须有道德，按照天道办事，才能是自己的享国久远，家道昌盛。于是，君子这个词和中国历史上“内圣外王”的政治观念，又紧紧相联的。

君子人格培养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的君子，应该是文武全才的。用陆游的话说，是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只有做到文武全才，十全十美，才能内圣外王，比圣稍差一点，就是贤，所以，在中国的政治伦理中，圣人王天下，贤人是辅助治天下。这里就回到这个问题了，从政的文人集团，就是传统政治伦理中的辅政的贤人。为什么从宋朝之后，他们失去了君子品格？

还是从上边提起的文武全才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宋之前，主要是汉唐时期，君子的标准与宋之后，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差别的。鉴于唐朝藩镇割据，武人做乱的历史教训。宋太祖建国之后，进行了政治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后，中国历史开始了文人政治的时代。而武将在政治上受到了压制，其政治地位越来越低。当这种政治局面开启之后，政治集团中，就出现了文臣和武将的分野。要知道，在唐之前，虽也有文人和武人的分别，但是，期间没有一条明显的界限的。看看汉唐的历史，特别是武将们，许多是上马能为将，下马能为相的人才。比如汉代的名将们，许多都是有名的文人，比如李陵，看看他写的文章，比后代的文章大家写的都好，三国时的曹氏父子，陆逊父子，钟会父子，到晋朝的王谢两族，几乎俯拾皆是的出将入相的人才。唐朝也是这样，唐初名将李靖和徐茂功，都是这样的人物。

宋朝之后，特别是杯酒释兵权之后，文武全才的名将几乎就没有了。即使是有，由于政治上对他们的提防与压制，使之都不可能有很大作为。岳飞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的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岳飞的死，谁对谁错，谁是凶手，讨论了上八九百年。但是很少有人从文化的角度上，揭示其深层原因。我觉得，岳飞的死，是当时的政治现实与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相违背，而形成的必然结果。

什么叫内圣外王？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最有本事的那个人，最能按客观自然规律办事的那个人，他的道德修养和水平是最高的，这样的人，就能成为领袖人物。内圣外王的逻辑是，先要内圣，然后才能外王。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中，都有体现。凡开国之君，大多都是能力出众的。这与后世理解的所谓圣人，就是坐而论道的刻板印象是不一样的。比如被儒家奉这圣人的，禹舜等人，都是行动能力出众的。都是实干派。

中国历史进入家天下的时代之后，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被打破了的。因为在现实政治中，后世的君主，很难做到是当时社会中最厉害的那个人物。所以，在儒家成为统治思想之后。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的内在逻辑是被颠倒了，变成了外王内圣。也就是，当皇帝的接了上代人的班，他的能力其实是不行的，因为他上了位，于是，就默认他是圣人。他是最捧的那一个。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个谎言。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

岳飞时期的宋高宗赵构，当然不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他当然是一个平庸懦弱的人。这样的人当了皇帝，他能放心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做自己的部下吗？所以，有人说，赵构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救他的哥哥和父亲回来，影响他当皇帝。这固然有道理，但大多数人没有说，皇帝更担心的是，岳飞自己想不想当皇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实际上有这个能力。所以，外王内圣的政治现实之下，只能产生一种政治现实，就是武大郎开店，凡是比自己个子高的一律不要。

由岳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是所谓的忠，什么是所谓的奸，因为在传统的价值判断中，忠臣是更接近君子的品格，而奸臣大概更接近小人的品格。假如评判忠奸的标准是以对皇帝个人的忠诚度来衡量的话，秦桧对宋高宗的忠诚，显然是高于岳飞的。以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度来评判，岳飞当然是忠臣。儒家的标准，当然是以对国家和天下的忠诚为标准的。所以，等到宋高宗一死。岳飞立马就评反了。千年以来，他都是忠臣。这就是价值标准，在不同时间，不同人物的心里，体现出不同样貌。

宋朝因为压制武人，开创了文人治国的局面，所以，宋朝对待文人是非常好的。宋太祖留下规矩，不杀文人。正是因为这种对文人的优待，也换来了文人的真心回报。比如澶渊之盟，本来是应该靠武将解决问题的，可是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却是寇准这样一个文官。其原因是和一流的武将，全边靠边站有关。文人们打仗的本事是不行了。但是，由于受到皇帝和国家的厚待，以死报国的忠诚是有的。所以，到南宋灭亡的时候，书生们还是拼死抵抗，宁死不降的，著名的有文天祥，陆秀夫等。据说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的时候，跟着一起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就有十多万。或者，文人士大夫们表现出这种忠诚，被认为是君子人格。

宋朝之后，抛开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接下来就是明朝了。朱元璋和宋太祖一样，在建国之初的几十年里，把武将们全部收拾掉了。接下来是文人的统治。如果说，宋太祖的改革，是政治上的大变化，需要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才能确定它的合理性，所以，宋朝的重视文人，是对士大夫阶层政治支持的回报。等到朱元璋的时候，这种制度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根本不用感谢谁。所以，到了明朝，文人士大夫虽然还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宋朝时期，类似于合作关系。士大夫们完全成了皇帝的奴才。皇帝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看看明朝有多少所谓的忠臣被皇帝剥下裤子打屁股，就明白了。所以，到明朝灭亡的时候，陪在崇祯皇帝身边的除了一个太监之外，一个人都没有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明朝比较有名的士大夫，看看他们是不是被认为是君子？先说于谦和王阳明，这两个人如果说他们是君子，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异议吧？可是，于谦落了个被杀的命运，而王阳明虽然建立了不朽的功业，看看他的一生，为了保身，花费了多少的精力就能知道，有多少人要整他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武大郎的店里，容不得高个子。除此之外，恐怕就很难找出没有争议的人物了。比如海瑞，廉洁自律，一尘不染，这是没有异义的吧？按说应该是君子了吧。可是，现在又查出他的家庭关系没有处理好。被人所诟病，同时，对他的能力问题，也有质疑。再说张居正，他的改革，对大明朝有利，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可以，现在查出来他又是专权，又是贪污的。他们到底是君子呢？还是小人呢？

时朝末年，朝庭里的党争就很厉害。许多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中，就是被冠以忠奸之争的。比如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当时争的刀光剑影的，谁对谁错，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定论。这个事情，简单来说。嘉靖是接的他堂兄朱厚照的班。按照正常的道理，你继承人家的遗产，必须过断给朱厚照的父亲当儿子。然后，才能享受人家的家产。这只不过是个名义上的事，反正那个时候，朱厚照和他爹都以死了。可是，嘉靖不管这些，他继承了人家的家产，却不想给人家当儿子，那怕是名义上的。他当了皇帝没几天，就要封自己的亲爹为皇帝。这当然是无理的。于是杨廷和等就坚决反对。最后，导致自己被罢官。而张骢等人，因为支持嘉靖皇帝，进了内阁，当了辅臣。在这个事情上，支持嘉靖的，拿人性说事。但从本质上来说，支持嘉靖的，动机肯定是拍马屁。反对的，是维护社会公平。但是，张骢靠拍马屁上位之后，干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你说，他们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

之所以出现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割裂与纠结，反映出的现实是，到明朝之后，皇权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儒家知识分子，无力与之抗衡，只能做为权力的奴才而存在。价值评判标准的矛盾。正是现实政治矛盾的体现。

明末的复社、东林党人，都是以君子相标榜的，可以，等到明朝灭亡之后。钱谦益等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都投降了清朝。无论他们怎样自我标榜，可是，他们的行为都让我觉得与君子人格相去甚远。连“君子”都这样表现，所以，阮大诚，马士英这些被称为小人的，更不用说了。

扯到这时，基本就可以看出了。专制皇权政治之下，统治者对小人的需求，远远大于对君子的需求。如果皇帝的水平特别差的时候，他的臣子和属下中，不可能有高水平的人才。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发挥出作用来。

外王内圣的政治理念，到如今在现实中还是有体现的。比如，那些明明感觉领导水平一般，却依然坚持不懈拍马屁的人，就是这种理念的坚定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