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分明是中国发明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热武器水平会落后于西方？

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没错，但火药出现于古典的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还没有向着属于逻辑的、科学的路线上进步。

从苏轼的《石钟山记》中就能感受出来，这样一篇游记式的、逻辑探索式的文章，居然在那个年代成为了几近孤独的存在。

人们更喜欢悲风伤秋，习惯用文人的视角去赞颂曲水流觞式的浪漫，习惯用唯心主义哲学来诠释而非探索世间真理，不愿去像个匠人一样求问奇技淫巧。

手持火药武器究竟何时出现是个一直都有争论的话题，但一般认为其出现在宋理宗时期（1205年―1264年）。

《宋史兵志》载，理宗开庆元年“造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如燃放,焰绝,然后子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步”。

据称，这种用竹管制作的原始火器，能将装填在其中的“子窠”打出250米远。但后世中外都有人做过实验，纯用竹管制作的火门枪，其实是不具备什么远距离杀伤力的。

这并不是全盘否定，曾经突火枪颇有恶名，研究者大多认为其安全性不足，威力也就够听个响，但几次实验过后人们改变了看法，其安全性没那么糟，在一定距离上威力巨大。

13世纪的宋人很快就改进了突火枪，出现了加固紧箍的和金属制作的突火枪类型，这些原始的火门枪意义非凡，它们为热兵器打开了大门。

实际上，突火枪的意义非凡，这种中国武器彻底打开了黑火药战场应用的大门。在突火枪以后，有相当多的火药武器出现，如地雷、炸弹、火药包、火箭等等。

当然，随着南宋的逐渐灭亡，各种火药武器也随着大批“新附军”一起归了蒙元，继而又迅速发展和传播，很快就成了蒙元军队中的流行品。

根据一些说法，1260年蒙古进攻叙利亚地区，攻占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灭亡了阿拉伯帝国，但很快怯的不花的大军就在巴勒斯坦被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歼灭。又因为1259年蒙哥汗的身死，大批蒙军由此撤退，许多俘虏、工匠就这样落到了阿拉伯人手中，为他们带去了大批科技。

宋人火器科技和火药技术就此落到了阿拉伯人手中，还没等南宋灭亡呢，黑火药就已经在中亚传开了。

马穆鲁克王朝的实力由此肉眼可见的膨胀，接连收复蒙古人退潮后的失地，又干掉了愚蠢的十字军，如日中天。在长期与欧洲人的战斗中，阿拉伯人频频使用火药武器开路，如突火枪、毒烟球、火箭、火药罐这类东西并不罕见。

很快，这些技术就在阿拉伯人试图征服欧洲的过程中被留在了当地，引发了14世纪欧洲的军事变革，用100年时间成为欧洲军队重要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突火枪技术，欧洲人由此开发出了相当多的火门枪，有些可靠的型号被用到16世纪以后。

实际上突火枪的技术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简单到可怜，其原理就是一个能顶住爆炸的管子，以及最核心的火药技术。所以对于早就在金属加工上颇有建树的欧洲工匠而言，制造出更进一步的东西并不难。

欧洲人随后又开发出了火炮和火绳枪，火绳枪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取代了火门枪，继而又研发出燧发枪，宣告真正的枪火时代到来。

当时的欧洲人也开发出了火炮，但早期的火炮主要就是听个响，用来发令或吓马，他们14世纪时还试图在野战和攻城中使用原始的火炮，但效果不佳。

直到1375年，圣索弗莱维孔特攻城战中，攻城方用6星期制造了一门2000磅（约907公斤）的大炮，然后用1英担（约等于51公斤）的炮弹将城墙炸垮。

这是大炮第一次爆发出威力，随即欧洲的封建领主们两眼放光，开始重金求炮买炮，大炮成为城堡重要的防御工具，至少他们不能干坐在城墙上看对方拿炮把自己端了。

正如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那样，中世纪后期欧洲战事不断，整一个乱世。有封建领主们的内卷，也有人民为自由与统治阶级的冲突，还有国与国之间的百年大战，城邦之间的PK。

这种背景让火药和火器技术只能被传播，无法被禁绝，甚至领主们还得比着赛造出更强的火器。有些领主甚至将枪炮当成了一门生意。早在1381年的布列塔尼编年史里就记载了：“每个城堡都放着硝、木炭和新硫磺。”连英国国王的账簿里都记下了火器栏目。

与中国式的防民甚于防川不同，欧洲鼻屎壳般细碎的政治环境根本防不了，领主们只能选择接受和面对热兵器，还必须发展和保持相当水平的火器，以确保自己的“荣耀”和统治权。

大炮和火枪在14世纪已经成为欧洲的普遍现象，它还演变成了权力的象征，演变出“鸣礼炮”的习俗。

随着航海的兴起，火枪火炮很快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大炮，逐渐开始成为战舰的标配，将欧洲火器推向新的高峰。

除了贵族，欧洲平民也是推进火器发展的重要因素，早期火器虽然原始，却是平民能对付统治阶级的强大武器。如英国关于火枪的第一次记载——1375年的亨特库姆庄园暴动，暴动者使用了火门枪，这也是枪被拿来造反的最早记录。

而且，西方在火药制造领域发展相当迅速，他们在14世纪掌握了“硝田”技术，用人畜的尿来浇灌埋了稻草和落叶、熟石灰的土地，从而解决了四处进口硝的历史。

14世纪后期，欧洲的火器使用率进入新的高峰，他们在连年的战争中越来越熟悉火药，也越来越惯于使用火药，火药的配方也不断被研发和标准化，这是为了杜绝瞎火和炸膛，毕竟早期的火药成分驳杂，配方不一，非常危险，以至于放炮成为需要莫大勇气的工作，还有国王被炸膛的大炮炸死。

（注：1460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点炮时被炸死）

欧洲人在不断地应用中最后逐渐得出了一些较理想的黑火药配比，如流行的硝71%、硫13%、碳16%；后世的最理想配方是硝74.84%、硫11.84%、碳11.32%。

1372年时，欧洲黑火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进步——颗粒化。可能是因为长期囤积火药，造成了一些火药受潮板结，当人们把这些火药小心翼翼地破碎成颗粒时，发现威力居然提升了，还能省料。1420年以后，碎粒火药已经在欧洲普及了，这又催生了15世纪的颗粒火药出现。

火药制取成熟化以后，伴随而来的是火药价格的下降，这让欧洲人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火炮，火药也因此进入了重要贸易物资之中，甚至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资本商业的萌芽。

1431年，法国拉尼被围攻，挨了412颗炮弹。这一年郑和第7次下西洋。

1466时，比利时迪南特遭到攻打，挨了1700颗炮弹。这一年是明宪宗成化二年。

1471年，约克家族与爱德华家族交战，部队中已经出现了全身都被火药熏得焦黑的火枪手，每次作战都以大炮的齐射轰击开始。

其实中国这边也没闲着，1368年明朝建立，这个王朝继承了大量蒙元的火器成就，如“火铳”这个名词就是继承来的。他们也开发出了如“神火飞鸦”、“火龙出水”等极具创意的火器，但明朝的火器技术创新总体上仍然是相当乏力的，不得不走向了进口和仿制舶来品的道路。

直到明朝后期，一些部队仍然执迷于三眼铳这类火门枪，财政的恶劣和社会的整体倾塌，让明人在火器的发展道路上近乎停滞，连带使用火器的军队也变得乱七八糟。佛朗机炮、虎蹲炮、红衣大炮、鸟铳、鲁密铳、迅雷铳，在不成体系的使用方式上面，没几个很顶用的。

这让明末变成了一个火器数量不少，但火器却少有高光时刻的时代。明军的火器部队在对付蒙古人时尚可，但一面对凶猛的后金就变烧火棍子了。

倒是后金拉起了汉军的火器部队，用这些已经落后的热兵器技术磕开了大明城池的门。

（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明军废柴，唯武器论是要不得的）

其实，西方人解决了一个明朝人没有解决的问题——热兵器与冷兵器在部队中的协调。早期火门枪武器无论是成本还是使用情况，都不足以占据战争主导地位，所以它们必须有效地糅合在冷兵器军队中。

如著名的瑞士雇佣军，他们这时候也发生了改变，尽管他们更爱长矛大戟，但火器的数量却不断提升，还出现了“火枪散兵”这一职业，他们穿轻甲捏短枪，趁隙游走于对方重步兵阵前，放了枪就跑。

依靠长矛大戟阵的掩护，瑞士火枪散兵甚至敢于对抗勃艮第骑士。在穆尔滕之战中，瑞士佣兵与“大胆”查理的成规模的使用火器对抗，双反打得硝烟弥漫，结果勃艮第人打败，遭到一场疯狂的追杀。

欧洲在1400年代以后撰写了相当多关于火器作战的书籍，几乎从各方各面在探讨如何有效利用枪炮，很清醒的认识到枪炮的射速、威力都有限，敌方迅速进攻的步兵、骑兵，都能成为火器队的收割者，所以枪炮必须更灵活的使用。

这种思辨一直进行到16世纪火绳枪时代，而同期中国人有几本兵书著作系统地探讨过枪炮的使用呢？

明人的探讨不是没有，多集中在吹嘘火器威力上，或者吐槽火器质量不好，三眼铳多么好用等等。实际上明军并未有真正的长期火器硬仗，让他们明白和重视火器，研究火器。而欧洲伴随火器崛起的，却有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上升期。所以东方的火器部队也就止步于日本式的铁炮队，以及中国式的鸳鸯阵之类，太缺乏锻炼。

所以，当明军的火枪手在清军面前成排被屠戮时，欧洲的火枪手已经转变出了琳琅满目的职业和打法，直到逐渐演变出“排队枪毙”。

“排队枪毙”是一种看着简单脑残，实则相当考验军队意志，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东西，并不是简单的多段击所能诠释。当这种战法在西方普及之时，已经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而同期的大清，却反倒将本已落后很多的火器技术，锁进了保险柜中，对于满清的统治者而言，火器技术是危险的是能挑战到统治权的。

其实他们说得也没错，火器就是封建王朝的葬送者，但旗人的封建统治被维护，东方的希望之星也就被熄灭了。

可见，历史从来都是落后就要挨打，你不进步，别人就会进步。

火药分明是中国发明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热武器水平会落后于西方？

虽然总是说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我们古代祖先所发明的火药是黑火药，很近代应用于军事的黄火药（炸药）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把西方发明的黄火药和中国古代的黑火药混为一谈，其实是相当不科学的。实际上，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西方的黄火药也并非是在黑火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是完全由西方人发明的。

从化学本质来看，黄火药与黑火药是完全不同的配方。黄火药，也称炸药，其化学本质是三硝基甲苯，是一种化合物，是随着西方近代化学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发明。

而黑火药不过是一种混合物，采用“一硫二硝三木炭”的配方混合而成。因此，黄火药显然要比黑火药要先进很多，并且有本质的区别。

从化学性质上来看，作为化合物的黄火药比混合物的黑火药更加稳定，摩擦、装运甚至明火都不会轻易将其引爆，需要起爆药。黄火药不仅很稳定，爆炸的威力也更为巨大。而黑火药不同，撞击或是火星都能将其引燃。因此，将之应用于军事武器上，其实很不稳定。

因此，我国古代主要把黑火药应用于烟花爆竹，而不全面应用于军事，可不是古人傻或是热爱和平，实在是不好用。而自从发明了黄火药后，它便迅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并完全取代古老的黑火药。

事实上，当年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也同样装备不少的火器。但是与普遍应用黄火药的英军近代化火器相比，实在差距甚远。这也是鸦片战争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

当大家了解到黑火药与黄火药的本质区别后，就会明白为何中国近代火器会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本文作者：小贱贱

火药分明是中国发明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热武器水平会落后于西方？

在火药问题上，可以用＂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句诗来总结。

火药是中国炼丹家为了长生不老而炼制的一种丹药，但是这种用水银等化学物质炼制的丹药确是有毒的药品，许多人吃了过后，因此而丧命，最后变成了中国制造烟花爆竹的重要原料，到后来成为用于军事上的火箭，在冷兵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火箭这种热兵器被边缘化，到了唐朝时期，由于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在鼎盛时期，传到了西方等国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的兴起，火药这种热兵器来源的重要原料，逐渐用于舰炮将枪支等身上，而明清两朝统治者政治腐败，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火箭这种热兵器也就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的国家，在清道光的时候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被这种列强的舰炮打开了国门，于是中国就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火药分明是中国发明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热武器水平会落后于西方？

火药虽然是中国发明，却大成于西方，这确实是一件相当的尴尬的事情，但细细体味其中的缘由，也能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古代中国自发明火药，关于火药的运用其实一直都在不断实践和发展的，火炮，火铳、火箭，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宋人们在运动火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当然那时候，火药还没有传到西方世界。

但遗憾的是商业环境相对宽松，社会分工比较宽泛的宋代，被蒙古人终结了。蒙古人为了实现对治下之民的管控，简单粗暴地实行了匠户制度，这种世代局限于一种职业的制度，极大地打击了人们的科研热情。因为从本质上讲，这种制度是在便于管理的同时，却也堵死了绝大多数人的晋升渠道，使得社会流动性大大降低。而匠户又处于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第三位，仅仅比商人高了一个等级，但同样处于贱籍，社会地位相当低下。

匠人们不仅社会地位低，而且收入也很低，要想养家糊口，就无可避免地把自己熟练总结的手艺敝帚自珍，当做家传宝贝，毕竟古代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如此一来又导致了行业之间的交流几乎很少，无法共享科研成果，导致创新异常困难。

工匠的社会地位低、收入低、行业零交流，士大夫们高高在上却视工匠为贱户，这些种种因素都导致了中国这片土地上久久未有酝酿出系统科学来。

同时，对于火药的运用的研发工作，一直都为国家所管控，国家成立专门的部门从事研发，但这种国有企业，有极其大的缺陷，往往不懂技术的官员们或强行干预生产，或缺乏对工匠创新的物质精神鼓励、同时也极其容易出现内部腐败的问题。由此造成了一个军工企业内部缺乏活力，而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生产效率不高，而成品率以及质量都很低。

加之外部战争大多长时期面对的都是没有火器的北方游牧民族，就极容易让决策者们以为当前的火药技术水平足够用，往往只追求现有技术上的产品，而忽视了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开放和改进。

而同时期的欧洲，因为诸国战争频仍，如果某一个国家拥有了新的火药火器技术，势必会导致战争天平的倾斜，为此只能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开放的投入。加上相对宽松的商业制度，火药生产火器开发私有化下的市场导向，都使得技术更迭的速度要远远超过中国。

古代中国人其实并不缺乏科学精神，只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往往地位都不高，长期不受重视，同时加上大家之间缺乏行业交流，官方对技术的把控都使得火药及火器行业缺乏新鲜血液和人才培养，最终使得中国火器运动长期处于初级阶段。

火药分明是中国发明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热武器水平会落后于西方？

来回答问题了[耶][耶]

首先，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主要是黑火药，黑火药的爆炸威力，和后来发展成热火武器的近现代火药是有较大区别的。简明的说，黑火药提供了人们对爆炸知识的启蒙，热，空气膨胀，破坏性源于高温和冲击压力。

为什么中国古人早早发明了火药，发现了爆炸的特性，却是更多的将火药应用于烟花鞭炮，而不是往武器方向去研究？真正的原因，是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仁。

中国近代落后了，被西方以丛林法则不讲武德各种攻击，以至于一段时间，我们渴望武力强大，如果有人说“仁”，则被认为不合时宜，是个老学究。

在中国领先世界的两千多年里，止戈为武；诸子百家，兵家排后；三教九流，兵家不入流。就连兵家自己的鼻祖兵书，都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也既是说，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的思想，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动刀兵的。中国人自古不好战，武力的保持，是为了止戈，止敌对之戈，具备止战的能力，是中国古人的武力思维的上边界。

所以，在周边没有超越冷兵器攻击上限的武力攻击威胁的时候，中国古人没有原动力去思考火器对冷兵器的压制。

没有了外部驱动力，内在的修身以“仁”，就贯穿火药术自被发明到近代的应用思维。

这种技术对人有什么好处？中国的仁德思想，放眼世界，其他文明真的看不懂。比如砒霜这种剧毒品，中国古代是放在药铺里备案登记售卖的。砒霜剧毒，却是用来入药的，人们对于它被免于害人的依规，首先是对医者仁心的信任，药铺要售卖砒霜，必须有中医的会诊药方，还有使用者四邻，里正的知情和担保。所以，中国古人发明了火药，不会先想着去害人，大家先想着防止它害人，然后是加以利用，利民。

第一个功用，入药，火药，顾名思义，也是药方配伍的一种，可以入中药。火药里面含硫磺和硝酸盐，杀菌作用明显，古人虽不知菌为何物，但使用效果还是能体验出来的。对于各种细菌感染的皮肤疮廯，火药成分结合其他中药，君臣佐使一番，就有治疗效果了。

人们还用火药炼丹，降伏中和其他烈性药物，配比得当，甚至内服。当然，这种功用非常特殊，非医家高手不敢用，否则，就是毒药了。

辟除湿气，这是中国的五行理论衍生出来的常识，水火相济，湿气重的时候，用火中和。

第二个功用，烟火。最早是江湖艺人利用火药点燃瞬间产生的声光效果，吸引人的注意力，作其他幻术表演。后来进一步发展，就出来了烟花，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第三个作用，鞭炮，炮仗。虽然和烟火类似，但可以分列。冬季放炮仗，实际是古代民间很科学的生活经验。一则增加空气震荡，使得室内空气对流，有益人体健康，再则冬季虫蟊蛰伏，炮仗一响，惊动它们以为是雷动，跑出巢穴，一个倒春寒，对于古代的农民，当年的病虫害可能就少了很多。

第四个作用，驱蛇虫，辟瘟疫，这实际上是声波震动和硝烟弥漫，适度杀菌消毒的效果。古人的房子都比较窄小，各种生物也会在房顶屋角躲避筑巢，比如蜈蚣，蛇，就是乡间常见的会在民居出现的，火药本身的气味为蛇虫所不喜，燃放后弥散的硝烟味，也是人间烟火，同样会令蛇虫躲避。

以上种种，还有更多其他功用，中国古人对火药发明的利用，主要是从和平，利民，“仁”的哲学去思考，不仅火药，中国人对所有的物事的思考，都起自“仁”。当我们的民族恢复了自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非常好的美德。而不必妄自菲薄的说什么我们科技落后，思想保守，不思进取，比欧美早千年发明了火药却只知做个烟花鞭炮。那等诛心之语，可以休矣。

我们要自豪的告诉世人，中国人不将火药用于热火器，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让人类安静的享受了两千多年的大体和平，让战争杀伤力限制在相对低烈度的冷兵器时代。

火药分明是中国发明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热武器水平会落后于西方？

引言

在网上总是能看到网友们激烈讨论中国火器技术何时落后于时代的问题，以及对明朝火器的优劣问题争论不休，本人腰小胳臂细无意加入他们的口水战。

但不可否认的是，至明中期时，明王朝所拥有的火器已经落后于欧洲各国了，需要引进外来火器技术才能满足战争需求，所以我认为与其关注明王朝火器的优劣问题，倒不如来分析一下明初期繁荣发展的各种火器技术为何到明中期时就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怪圈，甚至还出现了技术倒退。

明军士兵

对于明朝火器技术在早期得到大发展，在明中期却逐渐落后于世界的现象，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火器技术之所以在明王朝初期（包含朱元璋未称帝前的那段时间）得到大力发展，其种类、在战争中使用的规模都远超同时代的世界各国，处于领先世界的水平，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明军有着相当多的战斗任务和危险的“生存环境”。

一种火器

不管是和敌对势力的起义军作战，还是和元朝朝廷军队作战，为了获得战斗优势和胜利，明军士兵们对火器都有着非常大的需求。战争逼得人们不得不列装各种威力强大、上手简单的火器，于是火器技术和战法应用都出现了“大爆发”。

在1359年的绍兴之战中，朱元璋为了击败势力雄厚的张士诚部队，让其部下在战争中使用了金属弹丸、火箭和铁炮等诸多火器。其中用火铳（管形金属火器）发射金属弹丸射击目标还是人类历史上的首例，此前的火铳基本都使用石弹，其威力远不如金属弹丸。

火铳

从明军对金属弹丸的首先使用来看，可见这一时期，朱元璋手下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相对成熟的火器制造技术，否则也不会使用对枪管损坏较大的铁弹丸了。

ps：石弹易于生产，重量较轻，对枪身的作用力小，不易损坏枪管。

火器

除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外，其他起义军部队也都大量使用火器混战，毕竟与需要长久训练的弓箭相比，当时的火铳虽然有效射程短，但杀伤力却很可观，还容易上手，对于缺少系统训练的起义军士兵来说堪称是最好的武器了。

一些拥有大量火器的起义军部队还搞出了火铳集群齐射和冷热协同轮射等战术战法，将火器战法迅速发展壮大。不过，他们的火器研究和规模还是比不过朱元璋，顶多比元末的朝廷军强一些。

在当时的元末群雄中，朱元璋的部队堪称是一朵奇葩，据史料记载，朱元璋的军队曾多次大规模（数以千计）使用各种旧式、新式火器作战，在攻城、守城和水战（炮舰对轰）中都多有运用，一些诸如火龙枪、火铳、大小将军筒、铁炮、神机箭、火蒺藜和“没奈何（燃烧性火器）”等火器列装的极多，连不同武器所需的火药配方也摸索出了许多种，因此人们将元末的这一时期称为早期火器作战史上的一大亮点。

火器

不过当时的火器技术虽然出现了大发展，但是还处于一个较低的阶段，明军的火器还无法适应所有战斗。比如，与在南方和其他起义军和朝廷军队相互征伐时相比，朱元璋的部队在北伐时所用的火枪数量和规模就少了许多，火器对北伐战争的影响并不大。

这是因为北方多平原和野战，而在野战中，早期火器大多无法发挥出威力。

以火铳为例，这种管形金属火器的威力虽然很大，但是因为枪管短小、气密性差等原因使其有效射程较短，装弹方式的落后也使其射速很低，根本无法与弓弩相比，在面对敌军骑兵时非常被动。

明初火铳

北方明军大规模装备和使用火器，还要等到明朝平定长城境内的元朝残军和地方割据势力以后的数十年里，当时北方明军部队的火铳兵人数已经慢慢达到了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罢军需库置军器局，专典应用军器。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

而在对云南割据势力的征伐过程中，明军还开发出了火器连续射击之法——三段击，这是一种强大的火器作战之法，常常都能将叛军压制的抬不起头，帮助明军取得战争胜利。

1388年，明军大将沐英，为了对付云南叛军，让士兵们手持火铳和神机箭排成三个行列，当敌人靠近时，第一排的火铳兵首先开枪射击，然后退回行列最后一排装弹做好再次射击的准备，同时第二排的火铳手上前一步，在原先第一排士兵的位置举枪射击，然后也退到行列最后一排装弹，之后以此类推，达到连续轮番射击的目的：

“军中置火铳、神机箭尾三行，列阵中，俟象进则前行铳箭俱发，若不退则次行继之，又不退则三行继之。”

这种火器战法很有效，能极大发挥出明军火器的威力，同时，这也是世界首例对三段击的详细文字描述。

在靖难之役时，南军的火器装备率和使用率还远超北军，其火器之威给朱棣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促使朱棣在北方军队中大规模推广火器和设立神机营等高度火器化部队的动力之一。至此，明朝的火器发展又来到了一个高潮，其数量、质量、战术运用等方面比之前都有着长足进步。

永乐时期的火铳上增加了火门盖

在当时，一种名为“木马子”的东西被人们运用了起来，这是一种硬木制作的火铳附件，用于放置在火药和弹丸之间，以堵住火药撒漏，还可大大增加火铳的气密性和射程，这种不起眼的小发明，使永乐年间的火铳威力比洪武年间的火铳威力强了很多。

明军火器

但朱棣虽然对火器很重视，还设立了成建制的火器化部队——神机营，可是从总体的社会环境来看，随着靖难战争（1399年~1402年）的结束，在朱棣夺位称帝后的明军部队，除了镇守边陲地带的边军外，大多数部队的作战任务慢慢减少了很多，卫所军户制度也开始遭到破坏，许多卫所兵都成了军官们的佃户，甚至被私役为奴。

事实上，当时除了西南边疆和北方草原地带外，明军已经很少再遇到大规模的战事了，在明王朝的基本盘内，如黄河两岸、长江南北等地，中高烈度的战争基本绝迹。而北方边军很多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作战任务，经过朱棣数次北伐，蒙古人对明朝的战争多以小规模袭扰战为主，而即使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前后所花费的时间也没有多长，且还都得到了较为妥善地解决。

当遇到小规模的战事时，明军凭靠已有的火器和体量就足以碾压或是维持，因此没有了战争的刺激，明朝廷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去花费巨额军费大规模研制和替换武器。

明军火器

明军火器最初都是由中央政府专门负责生产、调配，由诸如宝源局、军器局、兵仗局等机构的匠户负责制造，同时明政府严禁火器技术外传，也不许民间进行火药原材料贩卖，之后为了方便边陲地带及时补充消耗，在供给不足、不顺时，才允许边镇地区自行制造火器和火药。

缺少了朝廷的支持和拨款，以及军队对新式火器的需求，官办工坊陷入怪圈，没有太多动力去研制新式火器，只能继续生产制造已有的火器装备军队，或是对某些火器进行微小的设计更改，所以明初至明中期的这段时间里，虽然明军部队中的火器装备率上去了，但却没有增加太多值得一提的优秀新式火器，诸如三眼铳等火器也只是对已有火器进行改进罢了，并无让人眼前一亮。

明军士兵

同时受朝廷法令的严禁，民间对火器的研究也处于低谷，所以不难理解中国的火器技术至明中期时会出现“停滞”现象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受限于明朝落后的匠户制度，到明中期和后期时，即使是吸纳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种种技术，明军的火器制造技艺却还是出现了“倒退”，其制造的火器质量甚至连明初时都比不上！

明军火器

不过这并不是明朝工匠制作不出优质火器，而是被明朝政府落后的匠户制度拖累了，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明朝有识之士们都深恶不已。明后期著名的火器专家赵士桢便直言本国火枪比不上海外火枪，认为这是朝廷制度腐朽造成的恶果：

“海外鸟铳精工，诸夏不如，何也？曰： 风俗习尚使然耳。各国犹有古人寓兵于农之意，兵民不分，公私一体。酋长程课头目，专视兵器精利以为殿最，个人奉为职业，保守富贵。若兵器不堪，讵惟畏法，且畏班辈见笑，习尚成风，安有不精之理。我中国尽属公家，有司不知造，将吏不知用，士卒不知打放、收拾。公家之事，匠作定然不肯尽心；监造之官，自爱者专求节省，不省者克落，一经节省、克落，便难行法。既无利结于前，不畏法绳于后。大小糊涂，上下苟简了事足矣，安望精工？尝闻东西两洋贸易，诸夷专买广中之铳。百姓卖与夷人者极其精工；为官府制造者便是滥恶。以此观之，我中国不肯精工耳，非不能精工也。”

明军士兵

在落后的匠户制度下，官府分发给火器工匠的原材料经过大小官员的层层剥削，到最底层的工匠手中时，已经所剩无几了，但官府在购买火器时却又用极低的价格购买，让工匠们连辛苦钱都挣不上，因此火器工匠们常常把质量最差的火器上交给官府应付官差，把优质的火器则卖给商人，甚至是销往海外赚钱。

火器

更有甚者，因为生活不下去，许多匠户纷纷选择逃亡，天顺十年(1460年)时，官方统计了一下匠户情况，发现官属工匠已有逃亡者多达三万八千余人。

因此，不难理解至明中期时，明军的火器质量下降，在性能上还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火器了，对此，赵士桢也进行了细微分析：

“（本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一种炮类火器），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膛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明军士兵

在明初期到明中期的这段时间里，明军并没有诞生什么性能优秀的火器，但随着倭寇、叛乱、民变和蒙古袭扰等战事的增多，明军的火器装备率逐年提高，火器早已是明军部队中非常常见的武器了。在这一时期，欧洲航海家们为了梦寐以求的黄金白银，以及东方的特色商品，如瓷器、茶叶和丝绸等物，纷纷远涉重洋开辟新航路前来东亚，跟着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欧式火器。

最早在1505年时，到达中国沿海的葡萄牙船队就携带有大量火器，据文献记载有：大铁炮27门，鹰炮18门（其中铁质14门，铜质4门），配有3子铳的佛郎机468门（其中铜质316门，铁质152门），托架大炮53门，钢鸟枪80支。

明朝火器实物

但当性能优秀的新式火器到达中国后，刚刚接触的明军并没有立刻研制。

反倒是密谋的造反的宁王朱宸濠为了能够造反成功，特意派遣手下到广东学习佛朗机炮等带有西方设计理念和样式的新式火器制造之法，并加以仿制，但随着宁王的快速兵败（只坚持了43天），这些新式火器并没有在明军中普及开来。

明代佛朗机炮

等到后来战事增多，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有了新需求的明军才反过头来虚心学习，据文献资料记载，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时，驻守南京的明军士兵便已经开始大规模装备鸟铳（火绳枪）了，其制造技术来自于屯门之战（1521年）和西草湾之战（1523年）缴获的葡萄牙火器。

明代士兵装备

在这一时期，火绳枪、佛朗基炮和红夷大炮的制造技术逐步被明军所掌握，民间也十分流行，在技术和规模上并没有落后同时代欧洲太多，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一年，明政府便制造了一万把鸟铳（火绳枪）装备军队。

明代火器

此时，明朝的火器制造技术快速提高，可是在质量和火器运用的战术战法上，明军受限于腐朽的体制却没有学得精华，还处于落后阶段，而缺少了正确的战术战法和对火器质量的严格把控，新式火器所能发挥出的威力和作用大打折扣，给人留下了明军火器落后的印象。

明代士兵

当然，这其中也有当时西洋战法并不完善可靠，还需要大量财力物力和训练成本的缘故。并且，明军也不是完全不能一战欧洲火器战法，在郑成功与荷兰人的战斗中，面对精锐的郑军士兵，即使荷兰人摆出了大名鼎鼎的莫里斯方阵或是手持先进火器进行小规模冲突时也常常落败，让战前号称一个荷兰士兵就能够击败25个郑军士兵的狂言成为了笑谈。

郑军精锐——铁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