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二战为何变得如此残忍,是人性本就如此还是变态?
日本并非二战才这么残忍,他们自明治维新开始什么时候不残忍?这是一个文明上取得了进步,文化上却暗藏愚昧与落后的民族。
换句话说,日本虽然披着副现代国家的外皮,内里却依然是套旧时代的躯干,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骨头里却是旧社会的人类习性。
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日本的强大与崛起,并没有伴随其他国家那些因为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革命、人身解放和思潮的涌动。
当外界的人们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逻辑中苦苦思索和打得血肉横飞之时,日本人仍然是个稳定的封建社会,岛国寡民的属性让他们可以安然闭关锁国,而不必遭致外来的过多影响。
日本在19世纪末出现了明治维新,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改变了自身,但骨子里面没变。
因为满清的失败,明治维新总是被我们吹得过神,仿佛日本一夜之间从制度到人性全都发生了变化。然而这场变法其实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差别没那么大,它们都不过是一种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国意愿,本质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这并不奇怪,封建制度是个很顽固的东西,欧洲自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真正阶段性推翻封建贵族统治,中国则依靠文化大革命将其破坏性拔除了。
日本的明治维新完全没有大力度地去摧垮封建统治,相反他们的封建文化借尸续命,继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包括那些属于旧时代的血腥与残忍的野蛮文化。
所以,日本从一开始的甲午战争时就已经体现出嗜血和暴戾的特征,他们在1894年对旅顺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城,完全不像一个近现代军队,反倒更像明末清初满人展开的屠杀,三观完全就像古代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已经自诩为文明国家,然而1931年距离1894的甲午战争其实也没多少年,与我们改革开放的时间差不多,日本人野蛮的旧时代习性其实根本没有被消除。
这也是所谓“菊花与刀”的本质,日本人并非人格中具有两面性,而是他们本就处于现代文明外皮和蒙昧愚蛮的内里矛盾中。通过打败清政府并攫取中国财富大发展的日本,就是个暴发户,就是个抢劫发家的强盗。
既然残忍与愚昧从不曾离开日本人,那么日本在二战时大搞各种触犯人类底线的恶行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文明程度尚没有达到现代文明的高度,只会习惯性的用自身最熟悉的,最野蛮血腥的手段去奸淫掳掠,甚至直言这样可以提高士气。
当然,日本的野蛮与邪恶多数是对着中国人施展的,他们对着一个仰望千年的文明古国时,心情相比是兴奋又复杂的。
就好比大户墙根边的某乞丐,趁着大宅门的内乱抢到笔钱,他用这笔钱将自己打扮成上流人士,继而胆子越来越大,竟敢冲到院子里抢劫,然后对着那些落难的地主老爷,那些瑟瑟发抖的小姐丫鬟,那些手无寸铁的奴才壮丁,他怎能不膨胀起变态的欲望呢?
他们就是要蹂躏中国,就是要在中国身上发泄兽欲,就是要把中国狠狠踩下,满足他们畸形的心态,更要把中国打烂打垮,让他们化身真正的文明人。
当然,落后挨打也是导致国人被日军连连虐杀的因由之一,譬如毒气弹,可见日本对盟军用过毒气弹?他们敢对美军丢“决胜瓦斯”吗?
他们当然不敢,因为哪怕小鬼子再野蛮蒙昧,他们也知道中国人手中没这玩意儿,威胁不了他们,美国就不一样了,倘若开了这个口子,他们的毒气会泼水一样的喷涌而来。
日本在二战为何变得如此残忍,是人性本就如此还是变态?
这个问题属于视野过于狭窄。日本在二战的残忍和人性无关,也不是变态,而是自古以来凡是侵略军几乎都是这个德性,不仅限于日本。换句话说,这是侵略军的本质属性所致。
古代战争的时候,互相屠城是家常便饭。中世纪战争的时候,互相屠城还是家常便饭。到近现代战争,直接杀光全城人这种事不那么司空见惯,不是因为侵略者变善良了,而是城市人口变多了,屠城不那么容易了。但是侵略的时候,对占领的城市农村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淫掠仍是家常便饭。
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哪一次侵略军是彬彬有礼的?哪一次侵略军是友好善待被侵略国家的老百姓了?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在天津、北京都进行过严重的屠城行为(而有人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否认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性质跟否定南京大屠杀一样恶劣)。在保定已经明确投降放弃抵抗的情况下,仍然在保定进行了屠城,尤其令人发指。
日本在二战为何变得如此残忍,是人性本就如此还是变态?
其实二战时日本的军队大多承袭了几百年来日本的海盗抢匪的习性,残忍野蛮!一百多年前的倭寇侵犯我们的沿海,只有几百人的海匪就能在千里的海岸,杀人放火胡作非为。而且当地军民束手无策,任其虏掠,这与岛国上的贫困和闭塞是分不开的,而且从小受着野蛮的侵略思想教育,只要不怕死敢杀人就能抢到财富,就能改变自己,可谓是穷凶极恶!
日本在二战为何变得如此残忍,是人性本就如此还是变态?
我发过两篇关于日军残忍对待中国人的微头条,一篇阅读量到2万就不推了,另一篇阅读量到十几万的时候突然无法显示,只留下“未通过”三个红字。我不想煽动仇恨,但我们也没有权利忘记历史,难道我们连正视历史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好了,先不说这个话题,我们回到问题来,日军的残忍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人性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还有更深刻更复杂的原因。
首先,日本缺少世界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就没有世界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日本哲学研究学者中江兆民认为“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要想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化转变,启蒙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不是没有启蒙运动,尤其是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后,日本也加紧推行了启蒙运动。可是这场启蒙运动却是不完整的,缺少了关键内容。
日本的启蒙运动也提倡民主主义,但是却更加注重国家主义,更加重视实用,更加重视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导致了日本民族的集团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实用主义哲学促使日本人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会顾忌道德和良心,这种手段,自然也包括各种残忍的手段。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福泽谕吉,他被认为是日本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日本的伏尔泰”,他鼓励日本人学习科学,兴办企业,争取独立。然而,福泽谕吉的思想中也充满了矛盾,他鼓吹国权,设计愚民政策,鼓吹侵略朝鲜和中国,以牺牲民主为前提加速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历来是由武力决定的,因此主张推行国家军事化。“脱亚入欧”论也是福泽谕吉的主张,这成了日本的国策和国民意识。福泽谕吉的局限性,阻塞了日本向更加宽阔的现代化道路迈进,给日本带来了灾难,却也使得日本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不会背上思想包袱。
第二,中国的儒学在日本演变为儒教,但偏重点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儒学核心是仁,是道。这种道和仁是一种气度、胸怀、心性、境界;在于明心,在于本来;是一种天下为公的责任感、使命感、社会正义感,是一种人文精神。
不得不说,日本人的确很会学习,在学习中国精华的同时也明智地摈弃了一些糟粕,比如宦官制度、妇女缠足等等。日本也学习了很多“道”,比如茶道、花道、剑道等等。但是日本的儒学演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宗教,日本儒教的核心是忠。
中国人也讲忠,但这种忠是忠于内心,而且还要和义联系在一起,即常说的忠义。但是日本为了维系天皇家族式的国家体系,要求对天皇无条件的忠,愿意为天皇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因此,只要是对天皇尽忠,就没有是非曲直行善做恶之分,对其他国家的暴行也是他们尽忠的一部分,对日本人来说对天皇尽忠是最高美德。
第三,日本民族心理的“错记”现象。一般小动物出生后,认为见到的第一个对象是它们的妈妈,比如小鸡,并且一直追随妈妈,这是“铭记”现象,但是如果它们看到的是其他动物或者是物体,他们也会追随,比如小鸡出生时看到的是气球,并且一直跟着气球,便以为气球是它们的妈妈,并且一直追随,这是“错记”。
对日本来说,二战时民族心理的“错记”现象很明显,因为它们相信他们是神创造的国家,是最优秀的民族,天皇就是神。神话是祖先的想象和流传,在日本,神话被当成了真实,神道成为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家制度。
在这个制度体系内,战时日本人的一切行为目的都是为天皇、为神效力,学校每天要先进行一系列的仪式,仪式的核心就是效忠天皇。因为民族心理的“错记”,日本人形成了狭隘的种族主义,他们甚至要求占领地的朝鲜人改成日本人的姓氏。
日本人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圣战”,把自己当成了亚洲领袖,他们认为侵略中国是为帮助中国人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如果中国人不配合,“除了消灭,别无他法。”所以,日军认为屠杀反抗者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四,虐待与被虐待的教育模式。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火山频发,自然灾害多,导致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和自卑感,这种感觉越强烈,在行为上越容易走极端,于是虐待式的教育模式在战前和战时成为常态。
在当时的日本学校,体罚是常见现象,学生犯了错误常常被扇耳光,或者让学生互殴,男女都是如此。到了日本军队,虐待现象更加严重,尤其是老兵对待新兵,有时候甚至公开拿着棒子打新兵的屁股。
这不代表日本人很坚强,相反,这恰好证明了这个民族的心理脆弱性,所以只有靠外在的力量、外在的权力来掩盖内心的脆弱。当新兵被虐待一年后成为老兵,他们也会用更加狠毒的方式来虐待下一批新兵。
在军队待过的福中五郎说:“一年的军队生活,彻底夺走了所有的人性。”自尊心和耻辱感极强的日本人,在军队这种训练模式下,很容易变得兽性十足,到了中国后更会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
第五,日本集团实用主义的行为模式。欧洲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个人意识的觉醒,日本的启蒙运动却推动了群众精神的发展。在美国,家长教育孩子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在日本,家长教育孩子要顺应集体,同集体保持一致。日本是世界上集团意识最强烈的民族之一。
日本人千方百计地要和集团保持一致,对集团非常认同,可这也产生了孤立感和排他性。在集团内部,他们亲如一家,可是对集团外部的人就可以不顾道德了,甚至是可以故意侵犯和凌辱。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日本是“大和民族”,很团结,可是对朝鲜、中国等国家,则发动侵略战争,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因为这些国家不属于日本集团。
这种集团意识和实用主义相结合,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既包括推动自身发展的能量,也包括破坏他人的能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成为现代化国家,集团实用主义功不可没。可是,日本的侵略战争也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直到现在,日本也是这样。
比如,日本国内环保是世界上搞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日本不会破坏本国的木材,可是却从别的国家进口大量木材,也包括不择手段地获取国外的鲸鱼肉、象牙等资源,日本也把污染最严重的的企业设在国外。
日本的集团实用主义把个人的力量放大了,同时把个人的责任缩小了。一个人干坏事会偷偷摸摸,有负罪感,可是当整个民族一起去干坏事时,日本人便不会有负罪感,相反还有荣誉感、自豪感,人性和良知泯灭了。他们会竞相比赛,展示疯狂,比如南京大屠杀时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人比赛谁先杀够100个中国人。
在谈到战争责任时,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说过:“香烟铺的老板娘与东条英机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几乎等同于谁也没有责任”,这就是日本人的“集团思维”。这种集团思维漠视责任,过度关注现实,极度追求利益,想想还是挺可怕的。
日本在二战为何变得如此残忍,是人性本就如此还是变态?
人性中是包含恶的,而战争会把人性中的恶彻底释放出来,并无限地放大。
在战争中所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从古至今,从东到西都普遍存在。人类可以进行无差别的杀害,甚至对待自己的同胞,也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在迦太基,罗马人在攻占该城后,曾疯狂杀害超过15万迦太基人;在印度,1398年,帖木尔在德里一地,就处死10万人,并用这些人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了两座骨塔;
在扬州和嘉定,曾发生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在占领扬州后,清军在此杀害了大约80万人(有人认为这一数据被夸大,被杀人数在10万左右);在占领嘉定后,也是对城中平民进行无差别的大屠杀;在南京,清军攻占太平天国天京后,也曾对城内的士兵和居民进行无差别杀害;
同样在南京,日军占领此城后,仅1937年年末-1938年年初,就疯狂杀害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一说35万人)。有人估算,这些人手拉手站在一起,有南京到杭州那么远。他们身上的血大约有1200吨;
在欧洲,纳粹更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杀害600万犹太人。
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鼓吹战争,你确定战争带来的后果是你能够承受的?
民族主义,应当是我们防守的盾牌,而不是进攻的剑。
日本在二战为何变得如此残忍,是人性本就如此还是变态?
变态都是性格扭曲的,在日军中,即使是普通士兵也变成杀人狂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源自于他们在军营里所遭受的非人虐待致使性格扭曲。
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的过程中,任何军队都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的事。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有人会采取些野蛮残忍的行为,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文明国家的军队中,这类行为会受到军纪追究。但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
当新兵到达兵营,开始他们的第一次训练时,一群可能是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的是让你俯首帖耳。军官之间的纪律实施也同样,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成凶狠的野兽、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日本士兵就像一只注满了暴力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加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
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一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一对战俘和平民经常施加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令人发指。
一名叫坂田毅的老兵回忆道:“我的军旅生涯,一言以蔽之就是训练和挨打。老兵就是神,老兵闲下来就不知干什么好。虽说教育性的惩罚也有,但多数惩罚往往是老兵闲极无聊或来了情绪。先得说一通这是给你们灌输军人魂,然后命令我们排成一排保持立姿。老兵用拳头挨个打我们,这算是好的,还有用皮带和皮靴筒使劲抽打的,打得我们额头上汗津津的,几乎到了人体忍耐的极限。长官告诉我们,战争无非是杀人和被杀,以人类的平常心,是无法杀人的。所以,要用无理由的残酷惩罚,把人改造得没有思考能力,只会条件反射地执行长官命令。我曾暗暗发誓永不忘记挨打的经历,记得我一共挨打26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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