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宋的李清照评论苏东坡的词不好？

李清照自丈夫赵君因王安石变法失败而牵涉入狱而死，平时借词度日。将怨恨发泄到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苏东坡，总是恶评苏东坡词作。原来心病啊！

为什么南宋的李清照评论苏东坡的词不好？

苏轼的词太像诗了，所以李清照说东坡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耳”，翻译过来就是，东坡写的词跟诗太接近了，只是句读不整齐的诗，不能算正宗的词。认为词是有风格的，与诗不相同。

为什么南宋的李清照评论苏东坡的词不好？

李清照出生那年，苏东坡47岁，李清照在济南，苏东坡在黄州。

李清照18岁嫁给赵明诚那年，苏东坡去世。

两人的交集大概就是，李清照是苏门四学士晁补之、张耒的徒弟，李清照的父亲是苏轼名义上的学生之一，但李清照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

李清照评苏轼的词，大概有三个原因:

1、风格不同，李清照性格较张扬

苏轼是豪放派，李清照是婉约派，二人风格迥然不同，对词的评判标准也难免不一致。

并且李清照是学究型，对韵律等要求很严格，她的《声声慢》读起来极具节奏感和音韵美，她对音律的造诣之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苏轼的豪放随意难免有未注意到传统韵律标准的地方。

同时，李清照从小未按闺阁女子约束养育，而是像男子一样读书，满腹经纶，接触的世界比较广，性格较张扬。

所以李清照批判苏轼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也不足为奇，况且她一通评论的人，可不止苏轼一人。

2、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和苏门有恩怨

赵挺之任德州通判时，为了迎合王安石变法，在德安实行“市易法”。而此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正是德安镇的监官，坚决抵制执行。

苏东坡知道后，公开批判他是“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召试馆职”考试。

后来，赵挺之当御史的时候，又上书弹劾苏东坡大逆不道，导致苏东坡外放。

3、李清照父亲李格非受苏东坡牵连获罪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宋徽宗让蔡京清理元祐党籍(反对派名单)，包括司马光、苏轼、苏澈、晁补之、黄庭坚等一百余人。

徽宗亲自书写刻在石碑上，立在端礼门外，称为“元祐党人碑”，并且下令石碑上的人永不录用，且其子孙永远不能留在京师，不能参加科举。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虽然是坚定的中立派，但他“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也就是因为受知于苏轼，在元佑党事件中，李格非被列为后苏门四学士之一，受到牵连成为“元祐党人”，被贬到偏远苦寒之地。

李清照因为是“元祐党人”后代，不能留在京师，所以被迫与赵明诚分居两地，饱受相思之苦。而后，赵明诚受蔡京诬陷丢官，与李清照偏居青州十余年，后来病死了。

元佑党事件发生距李清照和赵明诚结婚不到两年时间，新婚燕尔的夫妻被迫分居两地，后来又远离繁华都市，偏居乡野，间接的原因就是为苏轼所累。

所以，李清照对苏轼及苏门学士是有意见的，在自己的《词论》中对他们批判，除了和他们家要好的晁补之、张耒外，苏轼及其他苏门学士都受到了挑剔。

为什么南宋的李清照评论苏东坡的词不好？

其实，李清照并没有说苏东坡的词不好，而是说：苏东坡的词虽然写得好，但不讲究声律，不好普曲吟唱。格式也长短不一，太不居一格了。李清照编写了一篇专门阐述论证词文的《词论》。在《词论》中，她强调：词是有别于文章和诗的，以诗的形式入词，不可取。而苏东坡的词是豪放类型的，恰恰是以诗入词。

在唐宋时期，作诗是讲究平庂押韵，而词则要讲究五音六律。还要分清浊，分轻重。那时候弹唱的歌曲，就是“词”。没有“诗歌”一说。现在则不一样了。如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不是照样可以弹唱出来吗？如果李清照生在现代，她就不会批评以“以诗入词”了。她当时在《词论》中有几句这样的评价：“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酎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李清照和苏东坡都是宋朝时期著名的诗词大家。李清照的词讲究的是声韵，平仄，声律都要工整。还要好普曲，便于吟唱。李清照的词到现在也是作为歌曲广为传唱的，她的“一剪梅•红藕相残玉簟秋”，更是普曲成为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传遍大街小巷。

苏东坡的词在那时确实不便弹唱，但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自有一番豪迈之情。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如果在现在，以现代歌来普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那时没有“现代歌曲”。

李清照为一个千古大“词”人。单论“词”这方面，她是有资格评价别人所作的“词”的优劣的。但她也并没有说苏东坡的词不好。拿我看来，各自的想法不同，兴趣不同，写词的方式也是各自不同的。

为什么南宋的李清照评论苏东坡的词不好？

李清照对东坡词的批评，真实地反映了词在当时发展的状况和功能地位。

这些批评，来自于李清照一篇词学短文《论词》：

李清照对东坡词的批评有两点：

1．“句读不葺之诗”

2．“往往不协音律”

言下之意，第一，东坡词不像词，不过长短句诗而已。第二，东坡词不合音律，自然不合适用来演唱。这反映了李清照对于词的“正统”的维护。对于这些批评，笔者认为至少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1． 从词发展的阶段来看，李清照的批评有其时的现实意义。

2． 如何看待“句读不葺之诗”？

3． 苏东坡其实并非不懂音律。

苏东坡像

• 词是音乐文学

词的出现，依附音乐而生，作为歌词用于演唱。这种功能从中唐到五代到两宋，并未改变。

既然用于演唱，自当要严守平仄四声，以合乐律，否则就没法演唱了。因此，词律比诗律严格得多，按李清照《论词》中所言：“盖诗文分平侧，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乐府指迷》谈作词四法，第一条就是“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又云：“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好词因为不协律，所以没有人演唱，而写得俗陋“全不可读”的词，反而因为音律不差而被传唱，可见，词被创作出来，功能就是用来演唱。张炎《词源》云“词以协音为先”，张炎是南宋末人，其时的词，仍然以配合音乐演唱为先。

所以，李清照生活的南北宋之交的年代，词的第一功能，无疑仍是合乐演唱，那么，苏东坡词不合律，不能用于演唱，或者演唱起来很别扭，在李清照看来，当然是一个不能容忍的缺点了。

所以不能以今天的情况来看宋代的词。今天的词，已经完全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抒情文体，词本身的艺术性思想性是首要的，而不是协律。李清照对苏东坡的批评，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 词属“艳科”、“小道”，“言志”并非正统题材

词从出现开始，其配合乐曲演唱以娱乐大众的功能，就决定了其题材的狭窄性。既然是娱乐，那么离言志就远了，同时，也决定了其更适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浅斟低唱。《花间集序》把词的这一功能阐述得非常生动：

尽管从五代开始，文人作者已经开始已经用词这种音乐文学来抒写个人身世之感，甚至家国之恨，眼界已有所开阔，如南唐二主和冯延巳。北宋初期的范仲淹甚至以词来表达塞外风光，成为豪放派先声。柳永则进一步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将山川形胜、羁旅行役收入词中。同时，词的表现手段也越发丰富，如比兴寄托、铺叙的使用。长调的广泛使用为词的题材拓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基础。

然而，虽然题材与手段渐趋多样，但词的言情的大框架仍然未能突破。个别作者的作品并未能形成彻底的革新风气，柳永、张先、二晏、欧阳修、秦观、黄庭坚等重要作者的作品，仍然以柔婉的言情风气为主，连“豪放派”领袖苏轼的弟子秦观、黄庭坚都没有追随老师的步伐，仍然守着词的传统。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强调词与诗之别，乃是维护词的正统。李清照的诗下曾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壮句，但回到词，她仍是一如既往地凄婉地表达着人生的各种愁。

为什么历史会将词的革新大任交予苏东坡？苏东坡是一个伟大的作者，他性情疏旷，才气豪纵，热爱生活，乐观天真，这样一个天才，文艺的框框是缚不住他的。他情动于衷，笔底淋漓尽致地流露出来。既可以为诗，自然亦可以为词。于是，词所反映的题材就扩大了。

苏东坡的词，有人生感慨、咏怀历史、朋友情谊、兄弟情深、仕途升沉、农村生活、乃至对时政的评论等，题材之丰富，前所未有，刘熙载《艺概》言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这么广泛的内容题材，在写作手法上，必然有所创新，以与题材相适应。苏东坡是一个玩弄文字的高手，他在《文说》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随物赋形，是他对文字运用的灵活与出神入化，根据内容与感情而运用不同的创作手法。这种随物赋形的手法用到词上，结合要表达的多种多样的内容，以诗化作为其形式就可以理解了。像咏怀历史、慨叹人生、仕途浮沉、甚至时政议论的题材，传统的柔媚婉约的创作手法是有局限性的，而诗化却能解决这个问题。

东坡词的“诗化”是后人公认的，其弟子张耒、晁补之都说“先生小词似诗”，王灼《碧鸡漫志》云“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刘熙载《艺概》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这种诗化之词，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另类的，因为它对两百多年来词的传统提出了挑战，故不易被人接受。但对苏东坡而言，诗化与他的文艺观点相符。他在《祭张子野文》中说“微词宛转，盖诗之裔”，微词宛转，说明苏东坡深明词有别于诗的文艺特点；盖诗之裔，则直认为词是诗的后裔。他又在《与蔡景繁简》中云“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那么，上述的观点说明苏东坡认为词是诗的长短句形式的继承，以诗法作词，也就不奇怪了。这个观点在当时来说，实属大胆创新，有着以独立文体的眼光来看待这种音乐文学的思想。

李清照是维护词的传统的。她在《论词》一文中又提到王安石、曾巩，说此二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显然，她认为除了“诗化之词”外，文章的写法也不适合填词，像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这样的名篇，应该也不入李清照法眼。所以她提出“词别是一家”，与诗文不同。又说：“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晏、贺、秦、黄四人，都是传统婉约词的代表，李清照是赞赏的。那么，违背传统的“句读不葺之诗”，自然让李清照瞧不起了。

诚然，在当时，李清照的观点并无什么不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最多就说她保守罢了，但是，保守的何止她一个人？连苏东坡的学生都不跟随老师的脚步。

最后，词毕竟脱离了音乐，成为独立的抒情韵文，曲谱都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也就没有协律的问题了。这样看来，苏东坡的眼界是不是特别厉害？

如果因为东坡词偶有不协律者而认为他不懂音律，绝对是一个误会。

苏东坡是一个天资超逸、多才多艺的文化人，词是当时流行的文艺，这样一个厉害的作家，写出的歌词居然不合音乐，本身就令人难以置信。他当官的时候，家里有歌伎，不时填词给她们演唱，说明他对于这种流行音乐是很有兴趣的。关于他的词能歌，有一些记录：

• 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

• 他的妾侍朝云擅唱词，在惠州的时候，苏东坡曾让她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

• 他与客中秋游金山，命歌者歌其《水调歌头.中秋》一词。

• 《能改斋漫录》载：他曾于宴会上被索词，时正与客谈穆天子事，一边听唱歌一边写，歌竟篇就，付歌伎演唱，竟然唱到宴会完毕。

• 苏东坡还能自度曲。据考，至少有四首词是其自度曲，分别是《渔父破阵子》、《后庭花破子》、《无愁可解》和《翻香令》。

• 苏东坡还填过若干“隐括”的词，就是将原本不适合演唱的文章改为词的形式，以作演唱。他在《与朱康叔简》中云：“旧好诵隐潜《归去来》尝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除《哨遍》外，他还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的《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九日齐安登高》的《定风波》等。

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肯剪裁以就声律。”《碧鸡漫志》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晁无咎云：“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这种不为曲子所缚的做法，正反映了苏东坡横放杰出的性情和坚守的创作理念。当乐律与内容发生矛盾时，他选择了不以律害意。在当时来看，这种做法也许并不甚妥当，但从文学创作来说，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后来词脱离音乐，成为纯文学，似乎也暗中证明了苏东坡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当然，这只是巧合而已，是苏东坡没有想到的。

但今天我们的创作，如果以“不以律害意”为理由，随意出律，则又是错误做法。要知今天的词牌，基本上只分平仄，不再要求四声，与宋时相比，词律已是相当宽松。一个词调，最初被创作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赋予了一定的声情，宜于表达某种思想感情。而这种基调，依赖于句式韵律，句式韵律受到破坏，声情也会受到影响。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谈过这个问题。

李清照被称为“婉约正宗”，对于词的传统极力维护，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对词的文学特美是有理解的，只不过这种理解略显保守而已，并无什么不妥。随着后来（尤其是清代以来）词论家们对于词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李清照的这种对于表面形式理解的不足之处也显示出来。例如对于“诗化之词“如何在诗化中仍然保持词的本质之美并未有所体悟，当然在她那个年代，这是很难做到的。

为什么南宋的李清照评论苏东坡的词不好？

是否因创作风格迥异所致。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凄凄惨惨戚戚”与豪放派词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风格差异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