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

"乌台诗案"是一群奸佞小人为打击迫害苏轼上演的一出典型的谗毁事件。

一、何为“乌台”？御史台，史称台狱。御史台的官署内遍植高大柏树，枝叶茂盛，上有数千只乌鸦栖居筑巢，后人称之为“乌台”。“乌台”是宋朝的监察弹劾机关。

苏轼

二、“乌台诗案”过程。

1、1079年即宋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调任湖洲。做《湖州谢上表》，内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

2、御史台中丞李定和监察御史何正臣捕捉到“追陪新进”、“老不生事”等句，诬蔑苏轼讽刺变法，侮慢朝廷。

3、李定、舒亶等御史又从苏轼诗句中寻章摘句，罗织罪名。“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被诬为攻击新法。“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菙”，被诬为“心怀诡异，敌视新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却无术”被指影射皇帝。

4、一共有四份弹劾苏轼的表章放到了皇帝案前。皇帝见“讪上骂下”、“无尊君之义和亏大忠之节”等，大怒，命御史台立案审查。

5、元丰二年七月苏轼被捕，八月送御史台监狱。经八十余天审讯，至十月，审讯结束，呈皇帝定罪。

6、获释。皇后去世，天下大赦。苏轼得以出狱。十一月，朝廷发出圣谕：“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不准擅离，无权签署公文”。

7、旧年除夕，苏轼出狱。

8、苏轼出狱作诗。写下“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眉州三苏祠景致

三、结果。苏轼天性使然，刚出狱便又写下此诗。若是有心人见了，又能构陷。其妻王弗亦是曾多次提醒苏轼注意口实，不可对人轻易多言，而苏轼一向疾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一生未改。

苏轼曾对其弟说过一句：“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可是呢，这一个谗毁出来的“乌台诗案”就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

“且陶陶，乐且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写下这词时，苏轼清醒了吗？

眉州三苏祠景色

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

乌台诗案，苏轼有责任吗？这个问题换个说法就是：

苏轼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这个案子说起。

苏轼很不满王安石的变法，但他并没有用什么好的方法去表达他的意见。他上书几次陈述自己反对变法的主张未果之后，将他的不满发泄在自己的诗词之中。这导致他成了大宋第一愤青。

他愤青的表现在当时是朝野皆知的。就连我们熟知的大宋时代科学楷模沈括也看不下去，给皇帝打小报告，说苏轼诽谤朝廷。不过，沈括的“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身份，并没有什么杀伤力。苏轼还是安然无恙地继续做他的官。直到那一天……

公元1079年7月27日，从江苏徐州调到浙江湖州才刚过三个月没几天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的一封信。

苏轼兄弟感情挺深的，收到家书的苏轼心情舒畅地一边跟通判祖无颇聊天一边把弟弟的信拆开。

瞬间，苏轼面容凝固，口不能言！

苏轼画像

苏辙在信里告诉他，驸马王诜通报了一个坏消息：有人告发他诽谤朝廷，讥讽皇帝，朝廷已经派出钦差大臣皇甫遵前往湖州要将他押解回京。

原来，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轼从江苏徐州抵达湖州上任后。按照惯例向皇帝写了一道谢恩表。在这篇名为《湖州谢上表》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立马接连上章，据《湖州谢上表》里这两句话，弹劾苏轼诽谤朝政。

御史台的御史可不比沈括，监察百官可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皇帝宋神宗此时正值焦头烂额、心火上升之际， 于是批准了御史台逮捕苏轼的请求。

面对突变，苏轼惊慌失措，把公务委托给祖无颇之后，办了请假手续，在家等待钦差的到来。

（这里有一件事比较蹊跷，就是为何苏辙的信使会比钦差大臣的快？宋朝孔平仲的《孔氏谈苑》里说，皇甫遵到润州（今江苏镇江）时，儿子忽然生病，结果耽误了半天。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并不可信。我想，真正的原因是驸马王诜的信使比皇甫遵的信使先走一步。）

第二天，当身穿官袍官靴，手持圣旨的皇甫遵，带着两名御史台的兵士，气势汹汹来到湖州府时，苏轼非常害怕，不敢出去。祖无颇安慰他说：“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还是要出去应对吧！”

苏轼说：“我现在已经是罪人了，恐怕不能再穿朝服了吧？”

祖无颇头脑还算冷静，他对苏轼说：“你还没有被定罪，不算罪人，当然应当穿朝服出迎。”

苏轼的情绪这才稍稍稳定，穿上官服，出去见皇甫遵。皇甫遵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苏轼说：“我知道自己多次激怒朝廷，今日贵使前来，肯定是赐死，死倒不怕，只求能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冷冷地看了苏轼几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倒还没有那么严重！”

他拿出诏命，众人打开一看，不过是将苏轼革职带进京的普通公文。苏轼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皇甫遵催促立即上路，两名兵士上前将苏轼套上枷锁，拖上了官船。

苏轼书法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监狱，八月二十日正式被提审。

提审官第一句话就问苏轼五代以内有无誓书铁券。苏轼一听，立马浑身凉透了。誓书铁券是皇帝特赐给功臣及其子孙的免死诏书，御史这样问的意思是分明就是苏轼必死无疑了。惊恐的苏轼，经不住御史的轮番折磨，屈打成招。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系狱五个月后，案件终于做出终审判决。苏轼因“诽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

御史台是当时的审讯机关。在其庭院中，有一棵柏树，经常有数千只野乌鸦栖居在上面。人们戏称御史台为“乌台”，因为乌鸦在中国代表“丧”，喻义进了御史台的人，基本上是凶多吉少。苏轼这个案子由御史台负责，也因此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虽然因文字而受牢狱之灾，但结果还算不是很坏，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磨难。但苏轼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历史上观点不一。我比较认同的观点是：苏轼并没有被冤枉！按题主的问题来说，在“乌台诗案”中，苏轼是有责任的。

我们还是先看看作为导火索的《湖州谢上表》吧。苏轼自己招供，里面确实有诽谤朝政的内容。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湖州双休

我们来解读一下：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即湖州风俗纯朴，是东南地区平安悠闲的城市，山水清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这是在埋怨朝廷不给他委以重任。

“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自己个性古怪顽固，人微名小，才学浅陋，议论不当，别人各有所长，自己毫无所长。这是正话反说，借此自我吹捧。

文中还说自己在仁宗朝就在中央做过官，现在又连续担任地方长官。这不是在摆臭架子、老资格，埋怨现任皇帝对自己不如前皇帝。

苏轼说皇上"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我愚昧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那些升迁迅速的官员，知道我年老不会惹事生非，也许还能照顾百姓。这分明是对维护变法的新进官员的人身攻击！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事生非？

朋友们或许会说我这样解读有点“歪解”，但当时御史台的人就是这样给皇帝解读的，而且苏轼也无法反驳。

上面这几句还算好的，苏轼最后的牢骚，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才是重点。

这句话里，我们都知道“其”是指苏轼本人，“新进”是指苏轼自己新上任，“生事”是指自己不懂事。然而，在御史台那些乌鸦嘴里，解读出来却完全不是这样。

他们认为，“其”是指皇帝，“新进”指那些有才华的新官员（比如苏轼自己），“生事”就是搞事情。联系整句话，苏轼那是对皇帝极其不满啊。

也许朋友们会说御史台这是曲解文意，但难道这样解释不可以吗？完全可以啊，是苏轼自己给别人留下“后门”，能怪谁呢？

《苏东坡》剧

苏轼才高八斗，诗文皆精，作品固然精彩绝伦，文中有几句牢骚也只是含沙射影，亦不影响作品质量。但要读出苏轼诗文中的不满和牢骚却并不需要多少文采，何况那些御史台姥爷也并非不学无术之辈。于是，愤青苏轼更多的“牢骚文”被御史台翻了出来：

朝廷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苏轼就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朝廷要兴修水利，造福农桑，苏轼写《八月十五日看潮·其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皇帝下令盐业专卖，严禁私营，他就写《山村五绝》：“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朝廷颁布新法令考核官员，苏轼就写长诗《戏子由》讽刺：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従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以上这些诗文里，难道没有一丝抱怨和幸灾乐祸吗？含沙射影终究让人捕风捉影。从这点来看，苏轼一点都不冤枉，甚至是咎由自取。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是朝廷官员，难道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吗？宋朝不是文人言论最自由的时代吗？

我来继续给朋友们分析。

苏轼画像

苏轼当时的官职左右不过是通判和知州。通判，是州府的长官，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知州，简单点说，就是皇帝派去监察通判工作的。

作为替朝廷管理一方人民百姓的基层干部，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除了基础建设、给百姓做裁判外，就是稳定民心。至于改革的好坏，不是这两个职位的人该去评论的。你只须把人民百姓生活的现状如实反映给朝廷就好了。

讲事实，不要去妄说原因，更不能因事论人！

偏偏苏轼讲了事实以后，还要含沙射影把原因暗示一遍。

偏偏苏轼说的原因都是皇帝辛勤工作的结果。

偏偏苏轼刚好因诗文而名声大噪，作品传播面广而传播速度快。

……

这些，一来不是苏轼的职位该做的事情，二来给皇帝和朝廷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三来给社会带来怨气以及不稳定的可能。

作为民间的“意见领袖”，任何朝代都不会蹦容忍的。枪打出头鸟，说“怪话”的苏轼被抓，完全没有任何冤枉。

海南儋州东坡书院

任何一个有志于报效国家的官员，关心国家大事责无旁贷。但必须有两个前提，才是真正的关心，否则就是事与愿违，违了初心。

第一个前提，是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依据事实反映情况，前面已叙述。

第二个就是要用正确的方法。

我满来看看苏轼用的方法。

一开始，他正式上疏给皇帝，表达自己对变法的看法。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但皇帝没有给他任何反馈。这很容易理解：

1. 有可能因为他的官职太小，皇帝根本就没有注意。就像当初沈括举报苏轼诋毁朝政皇帝也没有搭理他一样；
2. 有可能是苏轼上疏的额内容被皇帝认为论点不明确、论据不充分（这点我不敢肯定，因为没有研究过他的这份上疏），一次不予理睬；
3. 有可能是上疏的人太多了，皇帝忙于变法新政，压根就没有去看着些上疏。苏轼的上疏跟众人的一起被搁置了；
4.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朝政要职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苏轼的上疏可能被拦截了，没有送到皇帝手上。

苏轼一看自己的上疏没有反应，心里就开始有怨气了。于是就把自己的这些怨气发泄到诗文里。这不但是非常不正确的方法，还是非常危险的方法。换句话说，这时的苏轼，是“因理撒泼”，将本来有理的事情搞得自己“无理”了。

苏东坡故事图画

1079年，是皇帝宋神宗很难过的一年。

三年前，也就是1076年，皇帝第二次把王安石罢相之后，再一次接过了宋王朝的改革大旗。然而，三年过去了，改革的结果并不如宋神宗之意。皇帝正为这个事情头疼，希望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帮助他把改革进行到底，以彰显自己的治国能力。

就这样一个特殊的改革关键时期，苏轼的牢骚无异于给皇帝再次泼上一瓢冷水，皇帝能不生气吗？总不能看你苏轼一副事不关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的样子在湖州舒舒服服的潇洒，而我作为皇帝还要在这里受你们的白眼。

这是“天时”不利，但苏轼没有足够的政治高度，直接撞到枪口去了。

那时把持朝廷的，依然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进之士，比如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这些人都是乘着改革之风飘上朝廷高位的，根底较浅、声望较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危及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旧党人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只要有适合的时机，便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打击。

而他们的工作是刚好就是负责监察朝廷官员（私底下专门整治反对派）。眼看能整治的都整过了，剩下的都是些小鱼小虾了，刚好苏轼这条官不大名声却挺大的大鱼自投罗网来了，他们能不喜出望外？

苏轼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声望比较高。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拥护他的那些文人，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而苏轼的声音比较高，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个喇叭给堵起来了。

苏轼没有看清他们的嘴脸，在“人和”上半点也吃不到好。

小人的阴谋刚好对上皇帝的胃口。口无遮掩的苏轼被办可以说是他运气不好，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小人机会。说他是冤枉的，真心说不过去。

御史台督察院

综上所述，我认为“乌台诗案”中，苏轼并没有被冤枉。

至少，御史中丞李定给出的“苏轼四大该杀之罪”，确实条条属实：

第一，苏轼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当今圣上皇恩浩荡，宽宏大量，不追究他的罪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想到他依然怙恶不悛，其罪恶昭然天下，该杀！

第二，古人说，对于恶人，先行教导，如果不听从，然后可以诛杀之。陛下等待苏轼悔过自新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面对朝廷、圣上，依然口出狂言，傲慢无礼，为中外人士所知，该杀！

第三，苏轼讥讽、诽谤、抨击圣上朝廷的诗文言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却颇能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为官之人，不遵循陛下的法令，内心冥顽不化，不服从皇帝的教化，按照先王的法令就该杀头！

第四，苏轼精通史传，应该懂得侍奉皇上要遵守君臣之礼，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他却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私愤，公然诋毁圣上的名誉。苏轼怨恨陛下不重用他，所以对陛下所施行的一切政策都彻底地诋毁，真可谓明知故犯，该杀！

在封建社会里，这四条大罪，苏轼如何能洗得脱？

感谢朋友阅读，有不同见解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

乌台诗案，苏东坡获罪应该说不在诗内，而在诗外。只是和变法派政见不同，受到排挤打压的结果。

苏轼的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虽然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状，有一些不满，但是他并不赞成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思想。他始终认为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是使治不清，而不是法制的无力。

当时在京城有许多大官攻击王安石搞变法，说王安石改革改的太快，苏轼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从“庆历新政”中吸取教训，认为改革不能急于求成。

于是，在一次神宗皇帝召见他的时候，他就说：“皇上任命文武官员不怕他们不聪明、不勤奋、不果断，而是怕他们处理公事太急躁，听取太多的劝告，用人容易激动。希望您能使他们镇静下来，自然轻松地处理政事。”

苏轼所说的“他们”，是指王安石的变法派。神宗看到苏轼能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心里很高兴，就对苏轼说：“我要好好想一想。”

神宗并没有采纳苏轼的意见，就在这年七月份，苏轼被下放到杭州做通判，帮助杭州的长官处理政务。这是苏轼开始受到变法派的排挤，实际就是被贬谪。

实际上苏轼做通判时确实作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如《山村五色》的第四首诗，就讽刺了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去。

《山村五色》

（苏轼）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

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

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苏轼的诗讽刺了青苗法，也是存在的事实，但并构不成罪过。只是这是政治宗派之间的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变法派的新贵，难免获罪。对苏轼的审问持续了一百多天，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置苏轼于死地。

在苏轼关押期间湖州、杭州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太子少师张方平和前史部侍郎范镇等都为苏轼求情。加之仁宗活着的时候曾说过：“我今天得到苏轼和苏辙两个文人，可惜我已经用不上他们了，那么我把他们留给我的后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鉴于以上原因，神宗决定免去苏轼的死罪，把他贬到黄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县，只给他定了“讥讽政事”之罪。

所以，苏东坡诗中确实表达对变法不满，但并不构成犯罪。只是得罪于变法派新贵，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东坡免于一死也算万幸。

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

“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乌台诗案》，历史已经有了定论：是文字之狱。既然是冤假错案，那么，苏东坡就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不是去寻找苏东坡有没有责任，而是要以史为鉴，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

俗话说：是非皆因强出头，话不投机半句多。误会是小，被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是大人物，不会受到不白之灾，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误会，造成诽谤的嫌疑！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有一个学生的母亲，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引起歧义的消息，被踢出了家长群。

这位家长很不开心，引起了家长和老师的争议。争议焦点：家长群，不是家庭群，与学校，学生无关的内容，是不能够发的。虽然是一个误会，通过交流，能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但是，教训是应该吸取的。

我们虽然是普通的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学会低调，不能够卖弄口舌，更不能够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在领导，或者老板面前，搬弄是非。

我们重温这个故事，要古为今用，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修养，不了解的事情，不信口雌黄，更不能够闭门造车，编纂古史。我们要时刻警惕被人利用，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传播虚假信息，影响恶劣，或者造成损失，也是会犯罪，锒铛入狱的。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利用网络，发布虚假信息，诈骗钱财，特别是口罩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重温这个故事，能够明白感谢，感恩，也是一门艺术。防止被人利用，惹火上身。电视剧《一诺无悔》中的县委书记廖俊波，帮助邻居发小，被举报，被立案调查。说明了，不法分子是存在的，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想着干坏事，我们要保持警惕！

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

乌台诗案，苏轼当然没有一点责任，完全是朝庭一帮别有用心的奸臣死党对苏轼大人的诽谤和污蔑，迷惑君心，对苏轼这样的忠臣贤良之才的嫉妒和报复所造的文字炼狱。苏轼兄弟二人，满腹文采，年纪轻轻就青云之上，中得头名状元，赢得皇上的召见和赏识，皇上在朝堂之上，当着全体文武百官的面夸赞苏轼兄弟二人的文章文采，以及苏轼对于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皇上回朝之后，龙颜大悦的对皇后说“我为后世儿孙寻得两位辅国的好相国”，他这一说，正巧被身边的太监听到，立马传至百官的耳朵里，想想会是什么样的后果，那些奸臣嫉妒贤能之人坐不住了，觉得皇上对苏轼兄弟二人的器重是对他们莫大的威胁。当时年轻有为就声名朝野的苏轼，加上皇上对他的这一句至高无上的赞誊，就因这一句使得苏东坡的一生坎坷不平，大起大落，几经磨难，成就了诗人大文豪及政治家苏轼，苦难和辉煌的一生。一生多次被贬，而且被污陷进大狱，一生命运起起伏伏，遭到朝庭官员的嫉妒和排挤。乌台诗案，是对苏轼无需有的罪名，因此被定罪关押在“乌台”，乌台即是牢房的附近有一颗大树，上面乌鸦成群，所以称作乌台。苏轼一生清廉为官，体察老百姓的疾苦，勤政为民，兴修水利，筑造远近闻名的西湖“苏堤”，无论被贬置何方，都深得各地老百姓的深切拥护和敬重，而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如他的诗词文章一样，行云流水，不拘一格，潇洒自如，风流千古，刚正不阿，不为名利权势所驱使，也因为这样的性格以及皇上的那句史无前例的赞誊，却使那些排挤他的奸臣死党视他为眼中盯，无论他身在京城朝堂之上或是被贬至凤翔，黄洲，广东，海南等诸多荒凉之地，甚至成为自给自足的“东坡居士”种田种地，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苏轼的谋害，总是想尽办法让他远离朝堂，不能施展他忠君报国的一腔抱负，甚至置他于死地。侥幸的是苏轼非凡的文采和才能仍然得到几代皇上的赏识，视他为国家栋粱之才。苏轼不但是一代诗人文豪，也是老百姓敬重的好官，那些谋害他的小人总是找不到谋害他的理由，苏轼一生酷爰写诗，所以那些想害他的人从各处搜集他的诗作，大做文章，对他的文章歪曲理解，比如在民间体察民情，由于王安石变法所带来的弊端，“老翁三月未食盐”的诗句，他在一诗中也曾把穹曲的树根比作“地龙”等等诗作都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故作曲解，鼓惑皇上说他是蔑视朝庭，别有用心，诗中的“地龙”指的就是皇上，等等更多的诗词加以歪曲诋毁，这也许就是“乌台诗案”的由来，由他的文章来给他定罪，进行人身攻击，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鸡蛋里面挑骨头。对他的人格，他的文章大肆渲染，曲解，诽谤，苏轼因而被关押在乌台的牢房，受到凌辱和酷刑，完全是嫉妒小人的迫害。然而，乌云定然不会摭住太阳的光辉，阴谋终将会烟消云散。所以说乌台诗案是一场冤案错案。

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

看了一部分朋友的回答，实在是太过于冗长，笔者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简单易懂的分析。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来做简要分析：

“乌台”，即御史台。因御史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又因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于是称作“乌台”。

而所谓的“乌台诗案”，指的是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职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因为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加之主要的内容是苏轼所做的文章（并非一般所认为诗歌，但御史台里的几名官员，四处搜寻，找到了苏轼的几首诗歌中的“罪证”，比如，苏轼在《八月十五观潮》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就被认为是讥讽皇帝兴修水利），故称为“乌台诗案”。（下图为《湖州谢上表》）

单纯一篇文章，是不会引发这么大的反映的，加之宋朝对于文人，整体上是非常宽容的，整个宋朝，几乎就没有摧残文化、杀戮读书人的案例。而苏轼却因言获罪，是有其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王安石变法，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改革，永远都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也会被一些人利用，最后被歪嘴和尚把经唱得越来越歪。要推行改革，就一定要对那些可能对改革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特别是那些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恰恰，苏东坡就完全符合这两点：他不赞同王安石的改革中的部分举措，又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话语权，自然，就会成为改革派的眼中钉。

于是，就需要罗织各种罪名，就找到了其文章和诗句中一些比较含糊的句子，进行另类解释。说白了，这就类似于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处理——莫须有嘛。

搞清楚了什么是乌台诗案，也搞清楚了乌台诗案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究竟谁该负责。

毫无疑问，从背景来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该负最大的责任。但事实上，王安石对于苏轼，是既爱又恨——爱其才，恨其不恨自己在一个阵营。但要说王安石想要害死苏轼，则言过其实。苏轼入狱后，为其奔走呼吁的，基本上都是改革派——他们只是想杀鸡儆猴，但并不想把苏轼当做鸡杀掉。

从乌台诗案的走向来看，御史台里的那些官吏，该负最大的责任。比如，监察御史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可谓乌台诗案的发端。而另一名御史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最恐怖的是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更是认为该处苏轼极刑。

从苏轼的为人处事态度来看，他自己该负最大的责任。但我们不得不说，在政治上，苏轼确实还是显得幼稚，几乎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爱发牢骚的愤青。比如，在《湖州谢上表》中，他就大发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我们知道，政治，永远是斗争的学问。搞不清楚这一点，最好不要涉足政治。而苏东坡自视甚高，既要讥讽保守派，又要讽刺改革派，还时不时向皇帝发一点牢骚，结果，三边不讨好。你说，他是不是该为自己的遭遇负责呢？

但很多时候，福祸相依。正因为乌台诗案，苏轼才被贬官至黄州（做了团练副使，相当于武装部副部长）但出于政治低潮期的苏东坡，文学创作却走上了高峰，进入到“井喷期”，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名冠天下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记承天寺夜游》等，都做于此时。

人生如梦，没有乌台诗案，或许就没有我们今天认识到的东坡，给我们无限精神力量的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