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报复心可以有多重？

看到这个问题让我不由得想到了马加爵，马加爵因长期受到室友的侮辱，经过时间的压抑最终选择了爆发。

他于2004年2月13日晚用钝器杀死一室友，在第二天晚上又杀死另外一室友，在第三天杀死了其他两名同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案”。

马加爵在出逃了一个月后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2004年4月24日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4年6月17日被依法执行死刑，终年23岁。

马加爵曾说过，我把他当朋友，他说我人不好，我就恨他们。所以就选择了用这么暴力的手段让他的室友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马加爵后悔吗？他也很后悔，后悔因为一时冲动对室友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后悔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即将可以出来工作可以孝敬父母时，却只能阴阳两隔。看到父母伤心的样子，他也很冲动。

若重回当时他能多想想家人，想想父母苍老的样子，想想对他寄予厚重希望的家人和老师，也许他会忍住这一时冲动，也会让自己的心智变得更坚忍。

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痛心也很惋惜，痛心那么多的什么就在那一瞬间消逝了，痛心相处的时候为什么不多一点理解，也对马加爵的经历感到惋惜。

同时也希望年轻人在看到马加爵的经历后能引以为戒，待人处事多一分理解，少一分冲动！

一个人报复心可以有多重？

2008年7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发生了一起六名警察死亡、四名警察和一名保安人员重伤的重大袭警案。

犯罪嫌疑人杨佳，北京人，时年28岁，这起重大袭警案的起底是因为杨佳骑自行车在上海街头，被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盘查，杨佳蒙圈，问烂大街的人骑自行车，为啥单单查我，并要求警方出示执法凭证，双方对峙四十多分钟没结果。后杨佳打了投诉电话，在验证了自行车来历后，派出所放人还车。

自那以后，杨佳就和上海警方杠上了，多次投诉闸北警方无果，闸北警方也数次和杨佳沟通，杨佳的要求就是闸北警方给自己出示一份投诉的书面认证，但被警方拒绝。从此，血腥报复开始了。2008年6月底，他买机票飞抵上海。

7月1日上午9点40分左右，杨佳来到闸北公安分局门前，投掷装有汽油的啤酒瓶引发燃烧，并趁保安员灭火之际，头戴防毒面具闯入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大楼，开始大肆攻击毫无防备的警察。最终，杨佳杀死6名警察，致4名警察和1名保安重伤。同年11月26日上午，杨佳被执行死刑。

细想一下，整件事双方都有错，如果他们有一方本着诚心诚意解决问题的态度，都不会到如此地步。一方太较真，另一方高高在上，所以事情才会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这起轰动全国的警界血案，教训不可谓不深。

一个人报复心可以有多重？

看到这个问题，不由得想到为母报仇的张扣扣，为了报仇隐忍20年，然后将对方几乎灭门。

画面会放到1996年，那一年张扣扣才13岁。张扣扣的妈妈跟邻居王富军发生口角冲突，继而王富军打了张扣扣的妈妈。

张扣扣的爸爸和姐姐问讯赶来助拳，打了王富军。然后王富军的三弟用木棍打了张扣扣妈妈的头。结果张扣扣的妈妈受伤严重，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人命关天，村干部报警后，派出所经过调查和问讯确定是王家老三用木棍打的，但是当年王家老三还没有满18岁。张家提出要25万，最终法院判了9639.3元，王家已经给过8000多的丧葬费，判决后只拿到1500左右的钱。

按说事情处理到此结束了，虽然张扣扣妈妈丧命，但是王家也收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张扣扣一直觉得这事处理的不公平，仇恨的种子在生根、发芽。

2018年春节，张扣扣当兵退伍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张扣扣妈妈去世的第二十二个年头。张扣扣连杀三人，包括：1、王自新，男，现年71岁，务农。2、王校军，男，现年47岁，系王自新长子，国家职工，xx管委会主任。3、王正军，男，现年39岁，系王自新三子，原在西安打工。如果不是王家二儿子值班，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2019年7月17日，张扣扣被执行死刑。

一个小小的口角冲突，最终失去了5条人命；一个仇恨的种子，竟然埋藏了22年。这世界上，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人心了。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古人的话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一个人报复心可以有多重？

一个人报复心可以有多重？看到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张扣扣案，时隔22年残忍的将杀母仇人一家三口杀害。

1996年8月27日，原本是很普通的一天，但对于张扣扣来说，他家的幸福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因为邻里纠纷，张扣扣的母亲被王自新的三子王正军伤害致死，因为王正军作案时未满十八岁，因此只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对于法院判处的25万民事赔偿，但是因为王家经济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最后只赔偿了九千多块钱。

王正军2003年刑满释放，而张扣扣是在2018年对王家进行报复的，时隔22年了啊，中间也没有发生过新的冲突，但并不代表张扣扣原谅了王家，相反，仇恨的火苗一直在张扣扣心里燃烧，终于，在2018年春节前夕，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张扣扣案。

冤冤相报何时了，不管什么时候，以暴制暴，只会让社会次序更加混乱，不管任何人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个人报复心可以有多重？

一个典型的案子是陕西汉中的张扣扣案。

张扣扣年幼的时候，其母亲因为琐事和邻居王家起了争执，结果被王家失手打死。当时王家人多势众，扣扣眼看着母亲被打死而毫无办法。后来，王家除了支付丧葬费，仅仅“赔偿”扣扣家一千五百块钱。并且父子三人仅仅有一人以未成年为由从轻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可以说赔的很少，判刑也不多。

后来，扣扣当兵，复员后又打工，过的很不如意，而王家似乎把这笔帐忘记了。

二十多年后，扣扣在过年期间，看到王家父子在上坟，便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在王家父子回家时，趁机行凶，将王家杀死四人，几乎灭门。

这个案子发生后，引起了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多数人对扣扣报以同情。但是，扣扣手执利刃，光天化日之下杀死四人，毫无悬念地被判处死刑。

王家几乎被灭门，扣扣也被执行死刑，留给公众的，是震惊和叹息。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一个人报复心可以有多重？

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一个下午，担着红薯的刘大勤路过镇公所，见院子里齐刷刷地站着两排日军和“二狗子”，不免放慢脚步多看了一眼。

当时一个日军和一个麻脸“二狗子”分别在大门两边站岗，日军见刘大勤放慢了脚步，只是挥手示意他快点离开，而那个“二狗子”却追上去一脚将刘大勤踢倒，并掀翻了他的担子，红薯也洒了一地！

凭心而论，那时的“二狗子”，也就是伪军，有时候比鬼子还坏，他们争相在鬼子面前表现，干起杀人放火的勾当不亚于鬼子。日军进豫南后，老百姓经过短暂的逃离，见胆大的回来后没事儿，于是又纷纷返回家园。当时，敌人己重建了地方“政府”，利用汉奸管理百姓，让大家争做“良民”。所以，表面上生活依旧，甚至日军也会咧出比哭还难看的笑脸！只是那些狗仗人势的伪军，一个个狼狠羊贪，想方设法敲榨百姓。那个麻脸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本地人，以前是乡公所打杂跑腿的，鬼子来了以后，便自愿加入汉奸“维持会”，替鬼子拉伕派款，无恶不作。按说，他的老婆还是刘大勤的同姓宗亲，按辈份该叫大勤“哥哥”，也算是半个亲戚，谁知他翻脸不认人，经常找茬，没有少揍大勤！

不久，武汉战事吃紧，大批鬼子被抽调前线，乡公所只留几个鬼子和十多个伪军看守，这些伪军依旧恶习不改，时常下乡骚扰百姓。当时，豫南尚有不少留守的抗日力量，国共双方都有，被大家称为游击队。游击队见鬼子力量空虚，便趁机打掉敌人的地方武装和伪政权。

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凌晨，游击队悄悄包围了乡公所，很快解决了那几个鬼子和两个企图抵抗的伪军，剩下的伪军乖乖地束手就擒，其中就有那个麻脸，此时，他己经是个小头目，据说当了班长。这一仗游击队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粮食，天亮时，他们喊来一些老乡，每人分两斗小麦，让他们把这些物质挑到游击队驻扎的山上，前来凑热闹的刘大勤也自愿加入其中。

当然，还有这些被俘的伪军们，游击队也不会让他们闲着，每人担着一挑粮食，随老乡们一同朝山里走去。一般来说，游击队不会和这些伪军作对，毕竟都是当地人，只要不是作恶多端的，大多数都能保住命，所以他们不敢偷懒，挑的比老乡们还多。此时，麻脸班长也大汗淋漓地跟着刘大勤，一步也不敢落下！

约摸下午两点光景，押送的游击队员们让大伙停下，说是前面有人接应，大家应声放下挑子，东倒西歪地休息起来。刘大勤也休息片刻，喘了几口粗气后，只见他抽出扁担，径直走到麻子面前，麻子堆起笑脸相迎，不料一通扁担迎面打来，麻子顿时血流满脸，一命呜呼！

剩下的伪军缩成一团，求大勤饶命，大勤放下扁担，淡淡一笑地说，冤有头，债有主，不关大家的事！这个畜牲比日本人都狠，日本人不打我，他倒在我身上逞能！刘大勤索性把老母亲和妻小送往他乡，他自己也加入了游击队！

也许刘大勤痛恨鬼子和伪军，但谁又说这不是重重的报复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