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何冒着“抗旨”和做“叛徒”的风险也一定要剿灭义和团？

其实义和团是一个很复杂的组织，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只说义和团『扶清灭洋』，但却没有说义和团也杀清兵。事实上最早的义和团，就是一个在反清和扶清之间来回摇摆的组织。

戊戌变法那一年，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阎书勤在邢台市威县发动起义。当时起义民众主要是杀洋人和被洋人豢养的假洋鬼子。但是洋人背后有列强撑腰，若是杀洋人，西方列强必然要进行干涉。朝廷又怕洋人，若是不管不问，追究起来就完蛋了。于是当地的清廷衙门立即派兵对起义民众进行镇压。

转到来年，山东平原县又掀起义和团。平原知县蒋楷立即镇压，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也不含糊，召集附近荏平和高唐等地的义和拳势力助战，将清廷派来镇压的衙役一顿暴揍。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

虽然平原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宣传口号，但是殴打衙役这是谋逆大罪！因此清政府便派出了袁世凯的二哥，山东后补知府袁世敦前去镇压。这一次袁世敦带的清朝正规军，一水的洋枪队，义和团不能敌，几个首领便被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

如果义和团这个事放在几十年前，必然是要被千刀万剐，株连九族的！但问题是当时山东确实存在传教士欺压中国人，依附于洋人的假洋鬼子为虎作伥，当地官员不管不问的现象，这一点连袁世凯都不否认。

“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袁世凯

因此有一些对洋人很反感的官员，比如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就是仇视西方列强，对民众反洋教情绪比较同情的官员。他认为义和团民气可用，便没有追究殴打衙役的义和团的责任。反倒把镇压义和团的平原知县蒋楷和后补知府袁世敦给撤职了。这样一来，就等于山东巡抚纵容了义和团闹事。

山东的洋教士认为巡抚毓贤拉偏架，便把状告到了北京的列强驻华大使那里。在列强的外交压力下，清政府将毓贤革职查办，另派了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

也就是说，袁世凯是因为原巡抚毓贤镇压义和团不积极，清廷才改派他署理巡抚。朝廷让他去山东，就是让他积极一点，不能像毓贤那样纵容义和团，否则何必派他去？

于是1899年底，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之后，就在山东开始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不让义和团做大做强。

这里要讲一下义和团的组织结构。其实义和团是一个很复杂的组织，从成分来看，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更有不少不少流氓无赖。所以义和团分为很多种类型，有官团、私团和假团三种。

所谓官团，就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的团民。这些人得到了清政府的承认，听从清廷的其调遣。袁世凯到任山东后，对这些官团进行了安抚。

私团则是团民自发组织，政治倾向与官团比较接近。但是独立性很强，不愿意接受清政府的调遣（不信任清政府），具有不可控性。袁世凯到任之后，对山东境内的私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不听话的就剿，听话的就是暂时留着。

再就是假团，一个比私团还松散的组织。这种假团又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起兵攻打县衙、州府，属于真正的反清组织。扶清只是这种假团为了反清，使出的一种迷惑手段；二是地痞流氓借助义和团身份，假装自己是义和团，但干的却是鱼肉乡民、烧杀劫掠的勾当。这两种假团，袁世凯没有跟他们客气，直接就派兵镇压了。

从对三种义和团的剿抚手段来看，袁世凯并不傻。他并没有一刀切，而是先看哪些势力可以利用，哪些势力就是搅屎棍。对于搅屎棍，他是坚定的剿灭态度。但问题是，山东的义和团以搅屎棍为主，听话的不多。因此山东的义和团大量逃亡，潜入直隶。

当时的直隶正逢大旱，一连几月没下雨。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的求下雨，但是老天爷就是不赏脸。于是义和团中的一些阴谋派就以此做文章，说不下雨是洋人造成的，是天神厌恶洋鬼子。只要把洋鬼子们都杀了，老天爷自然会下雨。因此，直隶饱受旱灾困扰的老百姓纷纷加入义和团。在山东被抑制的义和团，在直隶又死灰复燃了。到了1900年5月，直隶义和团的规模超过了十万人。

清廷的阴谋派代表端郡王载漪见义和团的势力如此之大，他就打起了鬼主意。他对慈禧太后说，洋人现在正准备进北京来谈判，他们是对你囚禁光绪帝不满，来找你茬的！慈禧当时恰好因为废光绪的事情很伤脑筋，被载漪这厮一通忽悠，又惊又怕。于是她就问载漪，你有什么好办法？载漪就说，义和团现在势力这么庞大，而且他们扶清灭洋，正好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有二十万义和团，何愁洋鬼子？

慈禧一开始时不同意载漪的说法，但是架不住局势恶化，载漪又频频入奏，极力的在她面前称赞义和团能刀枪不入，慈禧便信了载漪，允许义和团合法发展，后来还准了义和团进北京的请求。并让载漪统率虎神营和义和拳，准备与洋人开战。

备注：戊戌变法后，光绪被软禁。慈禧预谋废掉光绪，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帝，但遭到了西方各国的干预。载漪因此迁怒于人，认为只要打败了列强，他儿子就能继位，他也能跟着沾光。便毫无底线的扶持义和团，打压反对义和团的官员。

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转变，远在山东的袁世凯一直都在静观事态发展。因为义和团的情况他很清楚，无非就是上面说的三种类型——听指挥的少，不听指挥的多！如果纵容义和团发展，就一定会出事。就在载漪、刚毅等人放义和团进京后，果然就出事了。

1900年5月12日，义和团攻打涞水县高洛村的洋教堂。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结果清军在半路遭到数千义和团的伏击，清军死伤无数不说，分统杨福同也被打死。

1900年5月27日，三万义和团占据涿州，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义和团占据和控制州城，逼死朝廷命官，这跟造反已经没有何区别了。直隶提督聂士成本来还打算前往涿州镇压，结果被载漪和刚毅一通弹劾，连官都丢了。气的聂士成以死明志，后来还真的战死在了前线。

义和团中间的一些胆子大看到载漪和刚毅如此支持自己，便开始攻打北京的使馆和教堂，这一下就把事情闹大了。而慈禧太后又不管，结果直接引来了八国联军侵华。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向天津大沽口炮台的清军守军开炮，清军开炮还击，双方激战过后，大沽口失守，八国联军登陆天津。这一下袁世凯坐不住了！因为他知道八国联军的目的是打义和团，只要山东没有义和团，洋人就不会进山东。于是袁世凯赶紧布置兵力围剿义和团，基本把山东的义和团给杀绝了。

到了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向十一国宣战，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立刻声称这是伪诏，并号召东南各省互保，拒不奉诏。袁世凯一看有人挑头，赶紧加入了东南互保，并加紧对义和团进行围剿，最后终于凭借东南互保和山东没有义和团这两项优势，力保山东没有受到八国联军的影响，也保住了他的北洋新建陆军。

总的来说，袁世凯是个精明人。他知道自己到山东的任务是什么，因此从1899年12月署理山东巡抚开始限制义和团，到1900年6月大举镇压义和团。他在这六个月的时间内，他都是看着朝廷的风向进行操作的。起先袁世凯只是挑义和团中的刺头下手，比如枪毙自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大师兄。让义和团人心瓦解，不敢再在山东蛊惑人心。大大的遏制了义和团中的投机分子。

进行遏制之后，袁世凯就一直观望，不得罪载漪和刚毅这些人（聂士成就倒霉了）。后来在确定了八国联军侵华后，他立即对义和团进行大清洗。反正连慈禧太后都跑路了，载漪又能耐他何？

至于说袁世凯为什么要镇压义和团，这个道理很简单。义和团属于不可控因素，没有人能保证义和团就一定会贯彻『扶清』这一宗旨。因为义和团中混杂了反清分子，还多次设伏攻打官军。袁世凯作为实干派代表，他不可能容忍义和团这种不安定因素存在。后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后，直隶的义和团就果然打起『反清灭洋』的旗帜。四川的义和拳组织更狠，提出『灭清剿洋兴汉』口号，直戳清政府的软肋。袁世凯乘机再剿义和团，得到了慈禧的信赖。并在荣禄去世后，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结尾：很多人说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袁世凯镇压是胆大包天，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袁世凯最初到山东时，慈禧太后是不支持义和团的。实际上慈禧是在1900年6月才开始明确支持义和团，那个时候袁世凯早已经将山东的义和团给整肃干净了。然后袁世凯加入东南互保，与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结为同盟。到了8月，慈禧宣布义和团为叛逆，动员清军绞杀。这个时候的袁世凯不仅无过，反而有功。

袁世凯为何冒着“抗旨”和做“叛徒”的风险也一定要剿灭义和团？

由于袁世凯在山东实行严厉剿拳政策，下层士绅对袁世凯颇有不满，底层民众对袁世凯更是万分痛恨，一些下属对袁世凯的政策充满了不理解，清朝统治顶层的满族亲贵更是对他的政策不满，对其百般中伤和倾轧。

面对复杂变换的局势和清政府的摇摆政策，袁世凯在山东剿团之策确立之后，他的处境非常艰难。袁克文《辛丙秘苑》文中记载:“……省城中谣琢忽起，谓神拳衔憾衔先公，将不利焉，先公一笑置之。而同城诸官转极惊惧，恐遭波及，乃群诣抚署，跪先公前，乞先公苟从神团以保厥城。先公正色厉言以斥之，谓:公等咸朝廷大员，竟思屈于妖匪，殊无耻之甚焉者。倘有难，某一人当之，决不累公等也。诸官憾憾而退。或私语人曰:“袁公不奉诏招聚神团，是叛徒也。杀身灭家，不旋踵即至矣。其后奸徒作种种之谰语耸迫先公，而先公卒不为所动，且联合东南诸省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共策保障东南半壁之计，故山东以南咸未遭妖匪蹂踊焉。”由此也可见袁世凯当时坚决剿灭义和团也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下很大的决心的，不仅要冒“奉旨不诏”做“叛徒”的风险，还要顶住来自社会舆论、迷信以及同僚等等各方面的压力。

由于毓贤纵容政策的影响和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袁世凯在八月中旬接到朝廷的电谕要求保护洋人的旨意后，立即让各州县遵照办理。但在日照县遇到了阻碍。日照县令接到电谕后，“阅之大怒，谓‘断无保护洋人之理，此必伪谕’。”立即将送电之人锁押，后经电局禀知慰帅，将该令记大过一次。”这足以说明袁世凯推行禁团保洋政策的阻力，也从反面证明袁世凯贯彻高压政策的坚定意志。

袁世凯这种斩尽杀绝的政策，招致了广大拳民的怨恨。在街上有很多针对他谩骂性的揭帖和漫画，袁世凯被讽刺为洋人的跟屁虫，“三毛子”。刺杀他的人层出不穷。《知新报》第126册《拳事汇志》中报道了袁世凯在民间的形象和他对刺客的严密防范:“又东抚袁世凯不助拳匪惩土匪，为拳民所憾，皆有欲杀之势。民间谣云:杀了袁尾蛋，我们好吃饭。并在抚署照墙画红顶花翎之大龟，伏于洋人臀后，以示痛恨。故世凯防范甚严，有于卧室外护密铁纲之说”。

袁世凯奉行严厉剿捕政策后，也时刻受到团民的报复和威胁。当时的史料中曾经记载，“团党所遣刺客来行刺者甚多”。这说明下层团民对袁世凯恨之入骨。

在清政府发布支持拳民的诏令后，袁世凯曾在遵从旨意和抗旨之间曾踌躇不决。他四方探听各地督抚对待清朝诏令的政策，准确判断形势之后，不为流俗所动，不惧时人的误解，坚决贯彻严厉禁绝政策，终于把义和团驱往直隶。即使被视为“惟洋人言是从”的汉奸人物，并因此受到下属和山东士绅的抵制和参动，甚至被下层民众污蔑、刺杀，袁世凯也不为所动，坚持其严厉镇压政策。袁世凯能够不惧在部属和民众中的非议而能坚定行事，展示了袁世凯成熟的政治家风范。

尽管当时袁世凯在底层民众的形象很差，但庚子乱平后，袁世凯最终得到了士绅的谅解，被誉为“山东福星”，更重要的是，他在急剧混乱的形势中窥破政治大局的眼光使他得以保障山东的安定，并未稳定东南江山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功绩在庚子乱平后慈禧论功行赏时，反而助推了他政治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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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为何冒着“抗旨”和做“叛徒”的风险也一定要剿灭义和团？

至少在后来称帝之前，袁世凯一直是理智和务实的。他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源于他对义和团的不信任。之所以不信任，是因为义和团宣扬所谓的“刀枪不入”等反智的东西，这让袁世凯做出判断：义和团是一群乌合之众，只会作乱，难堪一用。

义和团在山东刚刚兴起时，袁世凯恰好被调到山东做巡抚。此前，袁世凯一直在小站练兵。练了多少呢？7000新兵。他调任山东巡抚时，这7000兵也随他到了山东——注意，这是袁世凯能够在山东剿灭义和团的基础。

到了山东后，听衙门里的手下人说义和团“刀枪不入”，袁世凯嗤之以鼻。但耐不住那些人的聒噪，袁世凯就让他们安排一下，他要眼见为实。那些人找来几个所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大师兄，然后当场试验。结果，枪响了，大师兄们毫发无损。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但袁世凯不慌不忙站起身来，从袖子里顺出一把小手枪，然后说道：来，再试试我这的枪。

结果，枪声一响，义和团的大师兄应声倒地。袁世凯哈哈大笑。原来，此前的那支枪里的子弹，早就取掉了弹头。他们想蒙蔽袁世凯，可惜老袁技高一筹。

从此之后，袁世凯坚持剿灭山东义和团。义和团没办法，只好流窜到了京城、直隶一带。

义和团能够在京城生存并扩大，源于一个人的支持——端王。端王支持义和团，是否因为受了蒙蔽，相信了“刀枪不入”的鬼话呢？有这个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是，他想借助义和团对扶洋人。慈禧曾经想用端王的儿子换掉光绪这个皇帝，但洋人反对，端王的儿子没做成皇帝，于是端王便恨上了洋人。

当时的朝臣，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分成两派：一派就是端王的“抚”，另一派是李鸿章等众多封疆大吏的“剿”。

袁世凯当然属于封疆大吏的阵营——这也是他主张剿灭义和团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最终端王成功蛊惑了慈禧，“抚”派占据了上风。于是义和团越来越壮大，最终酿成大祸，引来了八国联军进京。

慈禧真的是被端王蛊惑吗？其实慈禧也没那么傻。慈禧也是借花献佛——因为他对洋人的恨，并不亚于端王。于是抱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态度，慈禧便放手让义和团去闹了。

这一闹不要紧，改变了中国近代史。

袁世凯为何冒着“抗旨”和做“叛徒”的风险也一定要剿灭义和团？

因为袁世凯一生都没有相信过群众运动。他是一个追求“克里斯玛 (charisma)”的政治人物，相信强势人物才是正确的，才能领导人民走向正确的方向。而义和团运动脱离了他的掌控，对于山东社会稳定造成了冲击，与袁世凯的追求不相符，因而他不顾朝廷旨意、社会舆论，大力剿办义和团。而后来袁世凯谋求复辟，恢复君主制，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1900年1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仅一月有余，在一分关于办理山东教案的奏折中，袁世凯就提出办理教案的方法在于“绥靖地方”，也就是消除匪类，化导愚民。在他看来，正是大力剿匪，才使得山东奸民隐匿，良民从安，社会也逐渐和谐。

对于义和团，袁世凯认为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只会给社会带来动乱与不安。“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捞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本无伎俩，屡战辄败，安足以备大敌。”因而，袁世凯大力倡导剿办。

袁世凯为何冒着“抗旨”和做“叛徒”的风险也一定要剿灭义和团？

清朝着人痛恨不仅是割地赔款，主要是对国人各种举事民团残杀暴力达到顶峰。那个朝代都有类似事情成功为王歌功颂德，失败者任人随意乱扣帽子罪恶昭章。都是悍卫自家权势巩固国势保持长久。清朝皆然不同是为了讨好洋人，它无力抗争洋人民众武装抗敌也不让。帮洋人剿杀民众说是乱匪赶尽殊绝比洋人还卖力。李鸿章勾结英人镇压太平军，袁世凯屠杀义和团红灯照连女人都没放过凶残顶点。甲午战争它去哪了？抗击洋人能力那去了？身为重臣不能保家卫国屠杀国人被主子拥戴，能不亡国改朝换代吗。又血洗同盟会几次暴动。清朝不亡，民众难存，清朝不灭，国土难保。

袁世凯为何冒着“抗旨”和做“叛徒”的风险也一定要剿灭义和团？

义和团的性质简单概括一下，那就是一群最为淳朴的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受到受民间邪教的蛊惑和官府的利用干起了盲目排外的暴徒勾当。在他们眼里，洋人一律格杀勿论，沾着洋字的东西都要去除。

最先起事的就是山东！戴眼镜、穿西装、说英语的无论洋人中国人，杀！洋楼、铁路线、火车、钟表统统焚烧破坏。外国大使馆更是被列为洋人的巢穴而被摧毁。

1898年，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了，德皇威廉二世得知大怒，照会大清帝国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派出德国海军远东舰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占领胶州湾，将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德国人和山东人民就发生了剧烈冲突，同时也搅了其他国家在山东的利益。于是，列国纷纷照会清政府，要求给个说法。

清政府的当家人慈禧太后无奈，就派与外国人常打交道、此时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作为山东巡抚去协调山东问题。

于是，袁世凯带着自己麾下三个得力干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和数千人的新军队伍携慈禧太后下达的“保护义民”的圣旨风尘仆仆的来到山东。

保护义民实际上就是保护义和团，昏聩的满清政府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视为民心所向和作为对抗洋人的资本。但是袁世凯却深知这其中的厉害关系，义和团这一激进的民间组织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

于是，袁世凯以巡抚的名义向山东的各级地方官下达了指示:坚决执行朝廷旨意，对于不滋事、遵纪守法的人予以保护，反过来，对于那些随意杀人放火、传播邪教、违法乱纪的暴徒依法予以严惩！同时对于德国人，袁世凯也是软硬兼施，撤掉当地思想愚昧保守的地方官，换上思想开放的人与德国人建立正常有效的沟通联络渠道，互通信息。同时制定相关协议，由双方共同执行。

工作思路清晰了，具体的整顿治安任务由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去实施。数千人的新军部队在当地官兵配合下到处搜捕不法之徒，对于制造暴乱的人无论是不是义和团宁可错杀千人也不放过一人。于是，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被平息，与德国的关系也缓和下来，社会秩序随即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