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坚守不降后扬州全城被屠杀，钱谦益降清后南京百姓得以保全，你赞同哪一种？

史可法坚守带来的结果是扬州全城被屠杀，而钱谦益带头投降却保全了南京，表面上看起来钱谦益的做法更好，同样是战败的情况下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具体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

历史上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当出现某种结果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如果实力差距非常明显，继续抵抗除了徒增伤亡外毫无意义，那么投降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在实力上能够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却选择投降，那么投降就太无耻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当时清朝与南明之间的实力对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南明的实力是远胜于清朝的。

有学者统计，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1648年）满、汉、蒙八旗男丁总人数为346931人，其中满洲八旗男丁55330人，蒙古八旗男丁28785人，汉族八旗男丁262816人，满清的人数并不多。尤其在多尔衮参与山海关大战之前，他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即便是如此动员，也才动员了18万人。在清军入关以后，这18万人就是清朝的全部家当！

反观南明，其实情况要比刚入关的清朝要好很多。你可以说南明缺精兵强将，缺战略眼光，但却从不缺人，只是南明北方四镇的投降，就一次性向清朝输送了23万步兵，超过了清军入关时期的全部家当；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南明也完全不缺钱。清军入关时期的北方已经被战火蹂躏地残破不堪了，而南方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尤其是江南一带，是整个明朝的首富之区，赋税重地；

再说人心向背，虽然朱家天子在当时已经不得民心，但对抗满清并不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是对抗外敌，南方的知识分子、缙绅阶层始终都有着夷夏大防的观念，这是从孔老夫子时代就一直传下来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矛盾那是豁出去都要跟对方干的，在对抗清军的过程中，根据史书记载，阖门投火而死、阖门投环而死的比比皆是。比如说南明鲁王政权时期的尚书王之仁，他眼看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全家93口人全部坐上了一条船，然后把船底凿沉，全家人沉水而死，如这样的事情在南明史上不绝于书。再比如说南明的兵部尚书张煌言，他就经常组织队伍北上抗清，虽然他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但只要他的船队出现在长江口岸，沿岸的市镇、县城经常望风而降，重新打起了明朝的旗号。

最后说下组织，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而到了5月15日的时候小福王就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南明对于局势变化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很快就建立了中心化的组织。

因此无论从人来说，还是经济上、人心向背以及组织上来说，南明并不是必败之局，关键在于如何振作努力了。问题就在于，从整个局面来说，南明并没有振作努力。

史可法和钱谦益都是东林党人，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可法是振作图强的典型，而钱谦益却是消极内斗的典型。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如果这个中心是稳固的，那么这个中心就能充分调动南明全部的资源来对抗清军。如果这个中心不稳，那么中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整个南明散落在各处的力量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起来对抗清军。

在小福王登基称帝后，不服小福王的就是东林党人。在明朝没有灭亡的神宗时期，东林党人曾经为了阻止小福王的父亲也就是老福王登基称帝，可以说是与神宗皇帝斗了几十年，最终阻止了老福王登基称帝。而到了南明的时候东林党人看到老福王的儿子小福王登基了，就一个个都不干了，到处散播谣言，说小福王荒淫无耻，甚至还说这个小福王是假的。在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的这番操作下，南明以小福王为中心的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当时驻守在武昌的大将左良玉，手下号称有百万兵马（实际上可能只有20万人左右，但也不少了），他也听信了东林党人的话，认为小福王是假的，而且还荒淫无道，于是就带着大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沿江而下，要去攻打南京，造成了南明内部的极大混乱。

而史可法虽然也是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抛下党派之争力图维持南明的局面。可无奈中心化组织在东林党人的胡闹之下变得毫无号召力，当时南明要挡住清军南下的攻势，首先面对清军的就是势力强劲的四个军阀，北方四镇。

北方四镇，分别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他们手下各有大约10万兵马，四镇总兵力加起来不下40万，可以说如果北方四镇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多少也应该能抗住南下的清军。可由于南明的忠心被东林党人搅乱，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北方四镇也没有团结对敌，除了高杰战死，其余的没怎么抵抗便投降了清军。

当清军攻到扬州的时候，史可法手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但如果扬州被攻下，那么南明的首都南京就会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为了守住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史可法选择了死守扬州，最终战死。

就在史可法为国家大计而奔波劳累的时候，作为东林党人的领袖钱谦益在干什么呢？他基本就在领导着东林党人搞内斗，全然不顾局势的危机。而当史可法战死扬州，清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老钱最后还是舍不得死

钱谦益的红颜知己，当时已是他妻子的柳如是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都知道要以身殉国，可是以忠君爱国的道德标榜的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却不敢自杀殉国，到头来带头投降了清朝，可以说是无耻至极了。

而且即便是丢了南京，南明也并非没有希望，南明也并非不能翻盘，投降并不是当时钱谦益的唯一选择。

其实在丢失了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了以后，南明其实还有翻盘的可能。在这里我只说大的翻盘机会。

丢失南京后的第一个翻盘的机会在多铎攻下杭州以后，清朝觉得江山已定，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便做了一项特别错误的决策，强令江南百姓剃发，一时间反抗风起云涌，很多先前已经投降了清朝的势力又反正了过来，集中在了唐王和鲁王这两个政权的周围。

第二次翻盘的机会在公元1653年，当时永历政权的大将李定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两厥名王，在战场上杀掉了孔有德和尼堪，几乎恢复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湖南也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接着打下去很可能能与郑成功在南京会师，这样一来半壁江山就可以光复了。

第三次翻盘的机会是到了1659年的时候，郑成功发动北伐，一度围攻南京长达半年之久。

▲即便是到了南明后期，李定国这样的大将也仍有让南明翻盘的可能

当然南明还有其他的翻盘机会，总的来说这三次是最大的。对于钱谦益来说，即便清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当时的南明来说并非气数已尽，恢复江山还是大有希望的，投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钱谦益能够放下党派之争，痛改前非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努力维持南明的局面，南明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只可惜钱谦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其表现连一个弱女子都不如，所以拿钱谦益和史可法做对比，我认为是侮辱了史可法了。

总结一下：

投降是在实力差距太大，抵抗已毫无意义的情况下的选择。但凡实力相当，能与对方对抗的情况下，抵抗都是有意义的。

史可法坚守扬州的时候南明是有可能挡住清军的进攻的，所以他的坚守是有意义的；而清军攻到南京的时候，南明也有翻盘的可能，实力上仍然能与清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的投降就非常无耻了。

两者所面临的情况并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抵抗，而是在能够对抗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同选择，我自然是赞同史可法了。

史可法坚守不降后扬州全城被屠杀，钱谦益降清后南京百姓得以保全，你赞同哪一种？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种问题就是本末倒置。

屠杀的始作俑者是满清军队，而不是史可法。

把扬州屠杀归结为史可法抵抗，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史可法守城之前，已经让扬州的老百姓全部离开城市。况且，当时满清四处屠杀，扬州城内大部分民众畏惧被杀，已经提前逃走。

可以说，史可法能做的，他已经做了，为了避免屠杀做了最大的努力。

而且，扬州守城期间，并不是一味坚守，也是有人投降的。

虽然史可法要求坚守，甘肃镇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带着一批部队出城降清。

史可法防止他们会叛乱，并没有阻拦。

而满清数万大军，又有红夷大炮，攻打只有区区二三千兵力的扬州，也没有费什么力气。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

也就是说，扬州城只守了一天，清军不会有什么大的伤亡。

然而，刽子手多铎认为，清军连续南下作战，非常辛苦，尤其水土不服，病死得很多，官兵颇有抱怨，军心不稳。这种情况下，多铎希望找个借口屠杀抢掠一座江南大城，让官兵消遣消遣，振奋士气。

所以，明明扬州的抵抗只是轻微的，多铎仍然借口扬州抵抗，下令进行屠城。

扬州屠城并不是仅仅在城内，而是将周边地区也杀了个遍，这才杀了很多人。

说来说去，扬州屠杀同史可法抵抗并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找借口杀屠杀你而已。

写到这里想起老电影《屠城血证》，讲南京大屠杀的。

当时医生展涛在安全区搞了一家红十字医院，救助难民，有护士白燕帮忙。

结果，日军第一次冲进来，借口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钢盔，说难民里面有军人，大肆屠杀一通。

展涛知道医院附近确实藏了一些枪支，主要是逃亡的少数士兵，准备用于应付大屠杀时候的自卫武器。

展涛认为这会给鬼子找到屠杀的借口，就将枪支都丢入河中。

没想到，鬼子再一次冲入医院，虽然并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仍然将包括逃亡士兵在内的大量难民，押走集体屠杀。

他们甚至当着医生展涛的面，残忍奸杀了护士白燕。

经历了这个事件后，展涛疯狂地跳入河中，找寻枪支，要和日军拼命。

他此刻终于明白，野兽军人的一切暴行都只是发泄自己的兽欲而已，其他的只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借口。

即便没有任何借口，兽兵一样会奸淫烧杀。

他们之所以来医院，就杀杀人奸淫的，你有问题要杀，没有问题也会杀，道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将屠杀的罪责归于抵抗，是无稽之谈，甚至是精神错乱的行为。

按照这种逻辑，任何反侵略都可能导致屠杀，那最后就不要抵抗了，直接放敌人进来就是了。

只是，如果这是抗战，对不起，你就算不抵抗，鬼子一样要杀你，还要对你的妻女先奸后杀。如果你觉得这没问题，就可以不要像史可法一样抵抗。

史可法坚守不降后扬州全城被屠杀，钱谦益降清后南京百姓得以保全，你赞同哪一种？

典型的本末倒置。

战胜者有一千个理由屠城，也有一千个理由不屠城。屠城与否，从来都只取决于战胜者的利益取舍，而不是投降者做了什么。

比如清军入关前，努尔哈赤觉得辽东的无谷之人（穷人）太多，便下令将“无谷之人连户押来，令为阿哈（奴隶）”。后来又下令将关押的穷人尽数屠杀。

有谷之人（地主和富农）以为努尔哈赤只针对穷人，便不当回事。

然而不久后，努尔哈赤心态变了，他又看富人不爽，临死前又下令杀了一部分富户。

当然，努尔哈赤做这事有他的逻辑和目的。

先“杀穷鬼”，后又“杀富户”，都只是为了腾出更多土地给八旗耕种。

但对于投降的辽东汉人而言，自己哪有选择生与死的权力？

被杀的人，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好。

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只能庆幸自己命好。

仅此而已。说什么自己当初做了正确的选择才逃过一劫，都是事后马后炮。

当年扬州人和南京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1645年5月19日，清军攻扬州。

5月20日，扬州城破。

也就是说，史可法守扬州，前后才一天。

不仅守城时间短，而且抵抗烈度也不大。

说什么清军因伤亡太大而屠城，明显是后人牵强附会。史籍根本没提这茬。

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明季南略》

至于多铎为什么要下令屠城，他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说明了缘由：

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江南闻见录》

这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扬州是清军南下攻克的第一个都市，多铎要借屠扬“杀鸡儆猴”。

鸡在这里，只是牺牲品。

“杀鸡”只是为了“儆猴”而服务。

人家（多铎）只是随手从鸡笼（江南）里抓出一只鸡（扬州），然后在鸡（扬州人）脖子上随意抹一刀。

人家的眼睛，自始至终都是盯着猴子。

扬州人抵抗与否，在多铎看来，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多铎的核心诉求是“维扬可鉴”。

而某些人却在分析为什么抓得是这只鸡，不是其他的鸡。是不是这只鸡做错了什么，所以才被抓出抹脖子。这岂不是可笑！

钱谦益这个人，纯属就是怕死，他明知道清兵在辽东的恶名还投降，有赌博之嫌。南京没被清军屠杀，只能说运气好，清军那头吃斋罢了。并不是所谓的南京不战而降，所以幸免。

说什么史可法抵抗，所以扬州被屠。

说什么钱谦益投降，所以南京幸免。

就跟印度圣雄甘地说“让中国人民被日本人杀两亿人，日本人就良心发现了”，是一样的本末倒置，毫无逻辑的言论。

受害者有罪论调，何时才能罢休？

信这种言论的人，不是蠢，就是坏。但凡心理健康的人，都不会产生这种疑问。

另外，总有一些人喜欢拿西方的价值观来批评东方价值观。

说什么西方人“识时务”，东方人愚蠢。比如法国投降，保全了法国。中国人不投降，以致全国烽火，死伤惨重。可结果却一样，中法都是战胜国，中法都是五常。中国亏大了。以这种漏洞百出观点为自己非蠢既坏的思想背书。

然而，这些人却总是假装看不见。

假装看不见法国投降后，一百多万法国战俘被押到德国做苦力，直到1945年才释放。

假装看不到二战结束后，当年的法国顺民是如何迫害自己同胞的。

这是1945年的巴黎街头。

法国人在战后把曾与纳粹德军睡过觉的巴黎女人抓到广场上进行凌辱。

凌辱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精神羞辱，如群嘲谩骂，冷落孤立等；

肉体羞辱，如当众扒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剃光头，在脑门上刻上纳粹标记等。

这是对待女人。如果是与德国合作过的男人，直接就是枪毙，根本不用审判。

（一个满脸是血的法国女人被“英勇”的法国男人掐着脖子，被迫看着镜头）

（一群被剃了光头的法国女人被“英勇”的法国男人强迫游街示众）

总有些人喜欢说，你看看人家西方人活得多有尊严，活得多像个人。哪像某国，竟然把投降视为一种耻辱。

这些人，纯粹是半罐子水，既不懂什么叫耻辱观，也不懂西方人的思维。脑子里刚产生一点点自以为是的愚蠢感悟，就迫不及待的要表达出来。

事实上，哪怕是世上最不要脸的人，也不可能把投降视为一种荣耀。

投降前，觉得投降也并非不可接受。

投降后，又觉得投降太羞耻，没面子。把自己的不甘和羞愧之情，用纳粹的方式疯狂报复在自己同胞的身上。

实际上，这才当时包括法国人在内，西方人最真实的纠结心态。

投降归投降，嘲笑归嘲笑，这是两码事。这个道理西方人也懂。

一个人既然选择投降了，就必然就要做好被别人嘲笑、鄙视的心理准备。

这是“守恒定律”。得到了一部分，必然就要失去一部分。

一个人，哪能什么好处都占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不知道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却不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叛逆精神”？

可能某些人不同意我的论调。

但我还是要说。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所有的民族战争，正常人的价值观，都是痛斥投降主义者，赞扬抵抗主义者。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例外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动员民众那救亡图存的抵抗意志。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这种信念，为了所谓最大程度上保障民众生命就随意选择投降，还自认为占据了人道主义高点的民族。那这种民族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因为像这样的民族，十有八九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史可法坚守不降后扬州全城被屠杀，钱谦益降清后南京百姓得以保全，你赞同哪一种？

明朝末年，随着吴三桂以山海关为抵押放清军入关，中华大地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血腥混战。而在这场混战中，有两个观点萦绕在当时的士大夫心头。即要么像史可法那样坚守不降，最终不但自己战死还要连累身后百姓一同赴死。要么像钱谦益那样开城投降，最终在新朝混个一官半职，还顺带能保全身后百姓。

如标题所示，外敌入侵时，到底应该像史可法那样不降，还是像钱谦益那样投降，其实是个从古至今都屡见不鲜的问题，而且答案也不尽相同。单就笔者而言，其实更加倾向于将二者结合起来。

在正文开始前，笔者先说两句题外话。

史可法确实是一位有骨气的人，但只可惜有骨气的人往往都没什么本事（事无绝对）。

史可法为人起码有三大失败点，其一是无能，他在南明官至兵部尚书兼扬州督师，但手中竟然无忠诚可靠的一兵一卒。

其二是无德，史可法为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丑化弘光帝和马士英等南明政权代表人物，同时还一手挑起南明三大案。

其三是无才，史可法守扬州时，既不能写布告招募乡民上城驻守，也不能写借条租借乡民木料房屋上城驻防。更别提明知城内有人要反叛，竟然还不能果断阻止，最终只能坐视敌军里应外合攻下扬州。

钱谦益相比史可法没有那么复杂，他就是单纯的没有本事，还贪生怕死而已。虽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则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也是当时南京地位最高的官员。在清军围城后，钱谦益既不能投水死节以表忠义，也不能固守城池以尽忠心，还不能弃城而逃后招募乡勇继续抗清。

所以相比他的地位和官职来说，他本人绝对是不值得赞扬的。别的不说，南明将南京这样的地方交给他已然是最大的信任，他要么不当，要么就当好，直接一枪不放，开城投降，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明太祖的皇陵就在南京）！

说完这两句题外话，我们再来聊聊标题中提到的，单纯地相比这二人的行为来说，哪种更值得赞扬？

如果说抛开他们个人的种种因素不提，只说事情结果，那笔者更倾向于史可法。因为这个问题说到底，本质上其实是个价值冲突，即生命重要还是气节重要。但就笔者而言，气节应该远胜于生命。

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了数千年，在明末以前，也是经历过很多的风风雨雨，比如说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但是，在这两场风雨中，我们的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了，气节高于一切的真理。而如果说遇到强敌就应该放弃一切的投降，那么恐怕今天也不会有汉民族这个存在了。因为早在1000多年前，汉民族就恐怕已经被彻底屠灭了！

翻开史料，当年显赫一时的羯族，氐族，羌族，契丹族，女真族（宋朝时期），蒙古族（元朝时期）等，哪个没有对我们汉民族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我们是投降了还是屈服了，答案是都没有！我们的先辈们用气节告诉他们，或许可以杀一人，杀千人，杀万人，但你不可能杀光所有人。诚然，不肯向侵略者投降就意味着死亡，而且是很多人同时死亡。但是，投降了就真的不会死亡吗？

君不见，明末清初，苏州之屠，南昌之屠，嘉兴之屠，金华之屠，潮州之屠等。难道说，他们真的都是因为抵抗到最后一刻才被屠杀的吗？其实也不尽然，那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笔者看来，对于侵略者而言，他杀你并不只是因为你阻挡了他而必须要杀，他不杀你也并不是因为你投降了而不杀。

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他杀你可能是因为真的只是想杀人，因为你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也可能是他看上你的某个东西，但又不想跟你讨价还价，所以杀了你是最直接、最方便的。虽然这看似很不可思议，但对于侵略者而言，确实如此。此外，投降了可能不用死，但做一辈子的奴隶，就真的就是那些活下来的人想要的生活吗？

这里可能会有人觉得笔者是“马后炮”或者开了上帝视角的人，但笔者只想说，我们没有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是想象不到他们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所以也不可能明白他们做出那样选择的真正动机。但有一件事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做任何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可能是当世就要付出，也可能是后世才要付出（乾隆朝，将钱谦益叛乱贰党，所有著作全部禁止）。

最后，关于史可法坚守不降导致扬州被屠，钱谦益开城投降保南京无事，这两种做法哪种值得赞扬这个问题，笔者个人的看法是，如果要说事情的前因后果，那都不值得赞扬。但如果只看事情的结局或者结果，那还是史可法更值得赞扬一些，因为他起码坚守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底线，即“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参考资料：《明史》《清实录》《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史可法坚守不降后扬州全城被屠杀，钱谦益降清后南京百姓得以保全，你赞同哪一种？

首先，就事论事。古人讲究气节，生死事小，气节为大。史可法带领下的军民可以说是求仁得仁，人固有一死，或轻与鸿毛，或重于泰山。人是为意义而活的动物，如果失去意义，则生命毫无价值。对于史可法带领下的军民，他们实践了他们的意志，实现了他们的意愿。而同为古人，钱某人嘴上一套，做事一套，即使保全了百姓，但历史自有评判。与其说置疑其投降，不如说更致疑其人品。

其次，投降是不是选项？其实国人性格并不固执，历史上投降的比比皆是。比如三国。为何？国人理念中天人合一，认为行事需体天心，否则有伤阴骘。因此自古以来以兵战为凶事，战事中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以屠戮为能事，投降非可耻也，识实务也。然而激烈的反抗和屠杀往往出现在外族入侵之时，外族不行中华礼仪，野蛮入侵，以杀戮为能，肆意妄为，强行掠夺，不以苍生为念。若不反抗，意气何平，正义何存？此时投敌，可耻也。

史可法坚守不降后扬州全城被屠杀，钱谦益降清后南京百姓得以保全，你赞同哪一种？

赞成史可法！

面对外敌入侵，不能把敌人的凶残当作投降的挡箭牌！抗战时期若这样做，那就是汉奸！现在也是！因为这个敌人是外族入侵，非我族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