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所谓的“大一统”就是在这两个朝代里最终完成的。

秦朝所谓的“大一统”其实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其存在时间太短的原因。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在思想大一统上虽然有所努力，比如“焚书”、“坑儒”等举措，但最终还是未竟全功。

而汉承秦制，除了继承秦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之外，还继承了“文化大一统”的历史任务。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因为施行了分封制导致群雄割据，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秦齐楚魏等等诸侯国和周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

也就是说，作为藩属国的各诸侯只需要完成对周的义务就可以了，这个义务都写在双方的盟书上，而具体国家如何治理，这个周国管不到。

所以，度量衡、文字等等外在表现出来的事物就有很大的差异，而在治国思想上同样不统一。

这才给了百家争鸣的机会，不同的思想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尝试。

但是，自从秦朝统一之后，郡县制的施行已经完成了领土上的大一统，度量衡、文字等文化层面上的统一也被国家强制力所施行，“焚书”、“坑儒”从实际来看就是法家对于其他学说正统地位的争夺。

但是，二世而亡的秦并没有完成这一使命，于是汉朝接过了这一历史任务。

一个大一统国家，必须要有“大一统”的思想来给它指导发展的方向，否则就有“分裂”的隐患。

汉初施行“黄老”无为思想，想把“道家”作为大一统的载体，可是地方势力的迅速坐大导致了叛乱频仍，而先秦以来的法家等严酷又使得几朝臣民惶惶不安。

在试行了多种思想之后，汉武帝决定用儒家来完成思想大一统的任务。

那么，汉武帝为何选择了儒家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帝王合法性”问题，刘邦出身微寒，为何能当皇帝？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刘邦之前的帝王都是贵族，无论是周天子还是各诸侯，甚至是项羽等人都不例外。不是贵族却当上了“天下共主”，刘邦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不就是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了吗？天下非大乱不可。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大汉立国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朝的天下确实是很混乱的，外部有匈奴虎视眈眈，内部各诸侯叛乱不息。

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等学说都曾经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最终都失败了，只有儒家用了简单粗暴的办法，将刘邦取得天下归结于“天命”，这是一个不能证实但同样不能证伪的问题，但在对“天”有很高敬畏感的时代里，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至此，汉武帝采取了儒家“天命”的说法，在思想上使其独尊，并且“罢黜百家”，思想上的大一统在疆域、器物等层面上的大一统完成之后，终于实现了。

从实际意义上来说，秦朝只是一个不完善的开端，汉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正所谓“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儒家”，无论封建时代里王朝如何更迭，最终都需要以儒家来作为指导思想，这是汉朝留给后世最为重大的影响。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 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帝王合法性”问题。

儒家不仅解决了汉朝所面临的问题，更是给所有非贵族出身的人一个改朝换代的理由。

那么反过来说，一个新的朝代如果不继续“尊儒”，那么就是质疑自己取得天下的合法性。

• 其次是因为儒家“智民”的需求符合历史的趋势。

无论是中国还是同一时期的外国，人们的知识水平都是越来越高的，这是一个历史趋势。

而封建时代“尊儒”的传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同于法家、道家等“愚民”学说，儒家是讲求“智民”。道家、法家等典籍里很明确地讲要如何愚民，只有儒家认为思想认识水平越高的社会越好管理。

这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满足了人们的诉求。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成为了中国社会能不断进步的根源所在。

• 最后是因为儒家“德治”的稳定性。

儒家不同于法家用实实在在的条文来约束社会，施行高压统治，它用道德、风俗来管理社会。

其“智民”的目的就在于让整个社会认同其道德观念，建立了一个对于后世来说非常稳定的社会框架。因为不同于明文的律法，思想上的价值观转变是最为困难的。

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当下，“仁义礼智信”这种基本的道德观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这些正是儒家在几千年来不断提倡的，并使其成为社会管理的工具。

儒家的德治所影响的不是一朝一代，这从后世所有朝代都选择儒家作为指导思想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两千年来所有优秀的统治者都认同的一件事。

而这件事的开端就在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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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本期话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独尊儒术”。在这一制度定型前后，儒家的思想和儒士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下面，我就用武帝时期两位儒林代表人物公孙弘和董仲舒为例，来剖析独尊儒术的实质以及它的历史影响。

说起儒生入仕的经历，他们逐渐压倒其他诸子杂学，成为汉廷之内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派，应该始于孝武初政之时。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儒学的专崇离不开两位重要人物的努力。一位是董仲舒，另一位是公孙弘。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正式向孝武帝提出了兴办太学以养儒士的建议。10年之后的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循着这条建议推动博士官招收弟子（当时确定员额为50人），天下郡国贡士太学定为西汉王朝的例行制度。

从此儒学成为国家教育体制唯一认可的显学，也就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独尊儒术”的局面。

然而奇怪的是，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看似并肩作战的儒学宗师，私下里却连一点儿交谊都没有，甚至还彼此攻讦，操戈相向。班固说：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汉书·董仲舒传》

汉代儒生，能够博通群经的——也就是能同时研究《易》、《书》、《诗》、《礼》和《春秋》这五部经典，并且达到高深的造诣，将五经融会贯通——往往只限于少数不世出的天才。更多的时候，专治一经才是儒生们求学的常态。

董仲舒和公孙弘同是研究《春秋》出身的学者。相比于治《诗》、治《礼》的别派同道，他们二位的渊源更要亲近一层。董仲舒学术湛深，成名已久。早在景帝朝就被引入太学，拜为博士。而公孙弘则是半道出家的“野路子”，年过四十才开始接触《春秋》杂说。因此司马迁和班固一致认为，单论学术水平，公孙弘是赶不上董仲舒的。

至于他们二位的矛盾，倒不源于学术意见上的分歧，而是清廉耿介的董仲舒瞧不起公孙弘的私德。他总认为公孙弘侍君奉上太过谄媚。被学术权威打上了“从谀”的标签，这不但会影响到公孙弘在儒林中的口碑与评价，甚至可能危及他顺风顺水的仕途前景。

为了铲除董仲舒这个隐患，公孙弘想出了一条假公济私的毒计：他以丞相的身份向孝武帝建议，派董仲舒前往胶西国担任国相。

当时在位的胶西王刘端乃是孝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仗着先帝之子、今上之兄的亲贵身份在国中横行不法。中央派往胶西国的二千石官吏若对刘端的不法行为稍事规劝，便会招来他的恶毒报复。可要是听之任之，甚至与刘端沆瀣一气，又会因为渎职而毙于天子的雷霆之怒。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胶西国因此被许多官员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

但就是这个火坑，公孙弘却硬要把董仲舒往里推，巴不得把董仲舒烧个粉身碎骨才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公孙弘想不到刘端这个“呆霸王”虽然蛮横，居然也尊敬董仲舒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在董仲舒的规劝下收敛起了往日的锋芒。胶西国内因此波澜不惊，并没有像公孙弘期待的那样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连凶残阴狠的刘端都对董仲舒礼敬三分，一直标榜自己心向儒学的孝武帝刘彻却为什么要把这位儒林泰斗远远儿地发配到山东去，而把那个学术与人品都逊色一等的公孙弘留在中枢，甚至拜为丞相呢？

班固解释说，这是因为公孙弘“希世用事”之故，也就是说公孙弘望风梯荣，会瞧主子的脸色办事。这倒也是事实。《史记·平津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次上朝，公孙弘事先与汲黯等大臣商定了上报皇帝的条陈。可陛见之时，孝武帝却流露出与条陈相左的意见。见势不妙的公孙弘马上背弃了汲黯等同僚，表态左袒武帝。

汲黯的刚肠嫉恶在朝廷内外那是出了名儿的，更兼他是武帝御于潜邸时的旧臣，讲话一向放言无忌。哪怕针对孝武帝本人，汲黯的毒舌也绝无收敛。公孙弘胆敢临事反水，汲黯哪里饶得过他？于是当场便发作了起来，带头斥责公孙弘“不忠”。千夫所指之下，公孙弘却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话：

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的意思是：顺从君主的旨意就是臣子忠诚的表现。至于别的，在所不论。按照儒家的原始教义，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是对等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只有君王遵循礼义的原则向臣子下达命令，臣子才负有尽忠职守的责任。

而公孙弘在上文中的那一番表态显然打破了这样一种契约。按照公孙弘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抽象的道理（即“礼”）来约束君主的言行。君主的意志就是不可置疑的道理，尊奉王命就是不可挑战的道德。司马迁曾说“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史记·平准书》）。

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公孙弘的所作所为等于主动找来一条绳子，把他自己和同僚们的手脚都绑了起来，置于君主意志的桎梏之下。而作为契约的另外一方，皇帝的意志却摆脱了礼义的束缚，获得了近乎无限的自由。这样一来，原本对等的君臣契约遂变成了一份大大有利于君主的“不平等条约”。

而比这更糟糕的是，公孙弘竟然声称捆绑臣子的那条“绳子”不是他自己搓的，而是圣人孔子着于《春秋》，留给后世的。

作为缔结君臣契约的一方，公孙弘出卖同僚，近乎无原则地向皇帝让渡权利。这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加强君主集权的孝武帝来说当然是一个很有利的臂助。

于是皇帝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汲黯的指控，保护了公孙弘，并在此后顶住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声讨，一再给公孙弘加官进爵，直至抬举他做了丞相，位在百僚之上。

虽然今天有不少人将儒学视为鼓吹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动学说，但具体到公孙弘的身上，我坚持认为他的谄君媚上不是儒学的影响所致。恰恰相反，这是公孙弘背叛儒家教义的明证。因为说到底，这个40岁才开始接触儒家学说的半老书生，他本来的面目其实是个狱吏。

在汉代的酷吏之中，唯上唯权的思想倾向可说是泛滥成灾。比如与公孙弘同时的张汤。对这位武帝朝最有名的酷吏，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他的执法原则的：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 ——《史记·酷吏列传》

张汤的法典里根本没有“公平”、“正义”这样的字眼。量刑的轻重高下一切视孝武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似此舞文弄法，当然要招来舆论的批评，而面对物议，张汤的忠实信徒杜周是这样回应的：

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史记·酷吏列传》

有门下宾客质疑杜周治狱的态度，认为他不应该漠视律法，专意揣摩、迎合孝武帝的心思。可杜周反问道，哪条法律又不是君主意志的体现呢？——王命之外，无所谓法。这跟公孙弘说“王命之外无所谓礼”是不是如出一辙？

所以公孙弘和张汤非但不像故秦朝的儒生与酷吏那样势同水火，反而深相契合。公孙弘甚至屡次为张汤揄扬声誉，借儒学来助酷吏们文过饰非。这两人的同流合污，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汲黯看得是清清楚楚：

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 ——《史记·汲郑列传》

作为一个旁观者，汲黯对公孙弘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将他视作张汤的同党加以炮轰。而在儒门之内，公孙弘这样儒学盖头、酷吏为实的乡愿也不可能不招来同道的责难。董仲舒批评公孙弘“从谀”，针对的正是他的上述言行。

毕生致力于《春秋》的董仲舒不会容忍公孙弘将儒学庸俗化，使之沦为鼓吹君主集权制度的工具。早在公元前134年呈上孝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就表达过与公孙弘截然相反的观点了：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中略）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汉书·董仲舒传》

不同于公孙弘“王命之外无所谓礼”的谬论，董仲舒旗帜鲜明地告诉孝武帝：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国家的治乱、国运的兴衰绝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取决于君主和他的政府是否能够治民以“道”。“道”是抽象的天命，把它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操作细节，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义礼乐。

如果说公孙弘违心地把儒家的礼义与君主意志等同起来，试图通过这样的手段给皇权松绑，那么董仲舒这篇策论所要做的恰恰相反：他希望建立一种全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以此来约束甚至杜绝君主的胡作非为。这样一来，对唯上唯权的酷吏统治，董仲舒自然也要和汲黯一样报以投枪了：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汉书·董仲舒传》

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而董仲舒却反过来“以《春秋》之义绳君上”。这样的逆向努力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从孝武帝那方面看来，假如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礼义的精神，秉承上天的意志，而解释礼义和天命的话语权又落在一班儒生的手里，那皇帝接受董仲舒的理论，岂不等于甘心就缚，任由儒生们绑架自己吗？事情到了这步，孝武帝和董仲舒这对君臣其实就又走回到一个世纪之前秦始皇和齐鲁儒生决裂成仇的老路上去了，血腥的惨剧随时可能上演：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 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史记·儒林列传》

虽然太史公并没有交代董仲舒在这篇《灾异记》里写了什么，但以《天人三策》中的学说来推论，其中所言大概不出以灾异解释天命所向，欲使孝武帝渐就绳墨之类的意思。

批逆鳞是要惹怒龙颜，引来杀身之祸的。更何况董仲舒要做的是打造一条天命的枷锁把这条真龙给捆起来。《论语》说“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殉道不足为惧。但真正令董仲舒寒心的是门下弟子的背叛。

是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率先批评这篇《灾异记》愚蠢透顶，主动为孝武帝送上了杀死老师的屠刀。虽然董仲舒最终侥幸捡回一命，但他的入世精神却被这场危机彻底震碎了。从此谨言慎行让董仲舒的影响力逐渐衰退，直至退回书斋之内，沦为一个课徒授学的平淡学者。

董仲舒黯然淡出。而庙堂之上“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史记·平准书》），这一文一武两只爪牙助推孝武帝在君主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谁要是胆敢将矛头对准张汤和老公孙，就等于公然挑战武帝的集权统治，很快便会招来严谴。

比如那个批评张汤“诈忠”的太学博士狄山，他的无辜送命其实就是招了孝武帝的忌。不但狄山，甚至连陪伴了自己许多年的两朝旧臣汲黯，武帝也动过杀机，揣摩着要“诛之以事”（《史记·汲郑列传》）呢。

狄山葬身黄土，董仲舒困守书斋。他们所罹受的苦难，无异于前朝的焚书坑儒。只不过粗暴的秦始皇欲从肉体上将儒生一切消灭，而狡黠的孝武帝却以“阉割”之法，把改造得唯唯诺诺的公孙弘留在了庙堂之上。多年以后，孝武帝的曾孙孝宣皇帝教训太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书·元帝纪》

孝武帝传下的这套家法，儒学为皮，酷吏为骨。虽然“独尊儒术”之名书于简册，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孝武帝刘彻和他的子孙从来就没有把信任和权力交付给那些孔子的真门徒。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先谦《汉书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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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是汉武帝时期所提出的思想。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其实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自己君权至上的地位。

儒家思想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在国内君王是所有大臣们的领导，啥事儿都要听皇帝的。在家里父亲是所有孩子们的领导，啥事儿都要经过父亲的允许。

这么做在当时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使得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一片忠君爱国的思想之中。可是也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状态，只重用发展儒家思想。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这么做彻底改变了后世所有读书人的思想。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於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书》

过去读书人想学什么思想都可以，什么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等，百家之长随便你学习，可是以后不行了，要想做官可以，必须要精通儒家思想。

那么汉武帝真的将百家思想都给罢黜了吗？并没有那么简单。其实这需要一个长足的过程，而汉武帝最看重的，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这个结果。

1. 汉武帝除了提倡儒家思想之外，其实更看重法家思想。他利用法家思想来治国，却主张让读书人们只学习儒家思想，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 那么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主要还是为了统治好国家。只有读书人的思想都统一在了忠君爱国之上，那么这帮人才好控制。
3. 这帮人可都是天下人的消息来源，所以说控制好他们的思想，就等于是控制好了天下人的思想。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还主张要用法家思想治国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世上不可能都是好人，不可能没有人犯罪，所以法家思想不能丢。而且必须要成为主流治国思想。

天下人都要遵守的规则，那么制定规则的人需不需要遵守呢？按道理来说是需要遵守的，但是客观现实告诉我们，他们是不需要遵守的。

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

因此皇帝既然提出了奉行儒家思想，那么皇帝本人其实是不用尊奉儒家思想的。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管理好这帮书呆子。

至于所谓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只有做臣子的需要恪守，这是维持皇权的重要思想手段。而皇帝必须要摒弃这种愚昧无知的思想才能更好管理臣子们。

1. 当年汉宣帝刘询的儿子刘奭一直就想着要学习儒家思想，而且只奉行儒家思想。汉宣帝就显得十分生气了，这些是当皇帝的玩的把戏，怎么能当真呢？
2. 可能刘奭对汉武帝比较崇拜，所以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意思，就是包括皇帝在内也要尊奉儒术。其实他误解了汉武帝的意思。
3. 所以汉宣帝认为将来祸乱汉朝的，一定是自己的儿子刘奭了。因为他心里最清楚，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要儒家和法家以及其他一系列手段相结合才行。

结果汉朝果然是在刘奭这一代开始逐渐衰败，因为刘奭对儒家学者非常推崇，而这帮人压根就不知道怎么治理国家，久而久之法度就松弛懈怠了。

儒家思想最大的一个好处，那就是教育大家忠君爱国。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为此孔子的地位不断攀升，逐渐成了中国文人心目中最伟大的老师。

其实孔子之所以能走到这么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孔子的思想符合历代君王们的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皇帝也是人，他也想寻找让自己获利的所有资源。

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晋废三纲而刘、石之变兴，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我朝立国，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宋史》

等到科举考试在隋朝被发明以后，儒家思想就更加受到重视了。但凡读书，就必须要研究四书五经，研究儒家思想。只有把皇帝的马屁拍足了，才有可能成为朝廷命官。

到了宋朝的时候，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朱熹老夫子的出现，简直成为了思想界的一颗重磅炸弹。他认为必须要存天理灭人欲，提倡三纲五常。

此后数百年的元明清，一直都是以这种思想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在那几百年里，丈夫死了，女子是不可以改嫁的，不改嫁可以得到贞节牌坊，改嫁了那就要受人唾弃。

在家里女子要相夫教子，可是又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都没才了，又怎么去相夫教子呢？所以这种病态的儒家思想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当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其实只是为了让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毕竟已经不是战国的乱世，所以统一思想才是大一统王朝最好的证明。

可是没想到的是，儒家思想发展到后来，被很多有学识但是坏心眼的人给利用了，这才导致了这种思想严重影响到了后人们的生活。

毫不客气的说，中国文化最灿烂的时光，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做什么的，只要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那都值得旁人学习敬仰。

正是这种学术氛围，才会造成学术界的进步。因为大家互相比拼，那些用于治国的思想，互相比较改进，看看谁更利于治国。

曾经孔子就干过这件事，他周游列国就是为了贩卖自己的学说。可是后来百家学术被罢黜了，只留下了儒学思想。

就算其他思想也在，那相当于就是下野了，不具备和儒家思想一较高下的资格。这个时候儒家思想也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只剩下一种学术思想的话，那么学术界，还有出路吗？

参考资料：

《汉书》

《宋史》

汉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观念，对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表现形式，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

原因：

第一，汉武帝时期，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儒学。

第二，汉武帝继承皇位后，为了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势必要加强中央集权，而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张清静无为，已不能满足这一政治需要。

第三，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

第四，经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正是国力强盛之时。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而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措施：

第一，起用很多儒学家参与国家政事，儒家学说成为政府的官方标准。

第二，儒家经典著作成为国家规定的标准教科书。

第三，汉武帝兴办太学，提高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地位。

第四，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建立以儒学为基础的地方教育系统。

影响：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延传至今，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这与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消极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来封建专注制度的正统思想不断发扬光大。于此相对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状态一去不复返。很多特色的思维方式逐渐从淡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的哲学思维空间被不断束缚。 所以当西方文明出现文艺复兴时候，中国的思想状态仍然是一成不变，对新兴事物接受也比较困难，最终导致近百年来中国从思想到科技上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

汉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大家好，我是梅子雨summer，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这里我先要纠正一下，是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后世的影响之大无可估计，只能说：如果没有这件事，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超过200年的王朝。进而中国统一不会是常态，群雄割据才是常态，到了现代，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好几个国家矗立在中华大地上。

在头条号里，我写了一篇关于各时代封建制度的演变的文章，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在于限制。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观，符合儒家道德观，他们就尊敬你，不符合他们就唾弃你。

当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也许董仲舒都没想到，一场绵延千年的斗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当汉武帝初看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尤其是看都儒家思想对君臣纲纪的推崇时，心想：这不正是统治国家的利器吗？

所以汉武帝大肆推行儒家文化，打压其他学说，推儒家为正统。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举孝廉”，汉武帝让各地把孝顺、品德高尚的人举荐上来，然后许以高官厚禄，儒家的文化就这样一步步进入了百姓的心中。

这一点，我相信汉武帝是体会最深的，他是第一个推行儒家思想的帝王，在他的统治下，即使是汉武帝穷兵黩武，也没人会起来反抗他。

但是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下《罪己诏》的帝王，即使战功赫赫如汉武帝一般驱逐匈奴，也必须要为国家常年征战而凋敝的现状负责。

这都是曾今没有过的，君王的地位空前稳固，对君王的限制也是空前的。

最关键的是，这种限制并不会让汉武帝反感，反而觉得《罪己诏》是一种人主圣君的体现。

而在秦始皇时期，无论是修长城、建阿房宫，死了成百上千的人，秦始皇不会下《罪己诏》，因为他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

历史上的暴君如纣王、秦始皇，他们能成为暴君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权力不受制约。

纣王，他的长辈、还是当朝的宰辅比干，就因为宠妃的一句话，纣王就杀了比干；秦始皇，无论做什么都是一道旨意，没有人会反驳，也无人进谏。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关键还没人能制止他们。

而这种权利不受制约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

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后世的皇帝们都喜欢说一句话：本朝以孝治天下。

皇帝被称为君父，臣子要向尊重父亲一样尊重皇帝，那么皇帝如何面对自己的父亲呢？

当然是“祖制不可变”。

所以这位臣子们提供了一种制约皇帝的途径：那就是不管是曲解还是本意，用本朝已逝皇帝们说过的话来制约当朝的皇帝。

除此以外，还有对于四书五经中少部分句子曲解出：所有灾难都是因为帝王失德。

所以每当旱灾、水灾等发生时，都是臣子劝谏皇帝的好时机。

当然除了以上这两种，还有很多很多。

而这一切都是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

当然以上种种都是对于封建王朝的影响，而对于现代我想是那种“礼乐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思想，中国一直是一个推崇知识的国家，这也是儒家文化浸润千年的结果。

以上就是我的想法了，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汉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独尊儒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成为后世王朝官方的文化指导原则，也让国家大一统成为人们对于盛世的基本准则；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成为整个官僚统治阶层的思想共识，这样有利于缓解底层百姓的沉重负担；儒家重视教育的实践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道德实践的方向。

下面我来系统说一下“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所说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是对他肯定儒学的政治指导地位的政策的赞扬。

一、从轻儒到重儒的转变

1.从黄老学说到儒学的实践

汉武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就是空前抬高了儒学的地位。汉高祖刘邦曾经特别瞧不起儒生。刘邦打天下时,引兵过陈留,郦食其到军营前求见，刘邦问通报者:是个什么样的人?答道:看打扮,像个儒生；刘邦说:对他说,我方以天下为事,没工夫见儒生；郦食其大怒,叱骂通报者:去,给我再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刘邦这才接见郦食其。

据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有头戴儒冠来拜见的,刘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里边撒尿。和儒生交谈,常常粗言痛骂。

这种情形,到汉武帝时,已经发生了变化。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齐地儒生公孙弘由博士又任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学地位开始上升。在此之前汉代以军功封侯，而公孙弘打破了这种制度规则。

2.儒生的政治主张

据《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促进了社会好学风气的形成。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热心学问,尊敬长上,政治形象完好,乡里关系和顺,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朝廷的高级官僚逐渐以文学之士为多了。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呈现“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而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其流毒至今未灭,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写道:琴瑟的音色不正,声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装置，调整琴弦,予以“更张”，才能够保证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顺利,政治形势不理想,也应当重新制定调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够保证行政的成功。

应当“更张”而不“更张”,虽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乐曲。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然有“大贤”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他这里所说的“更张”、“更化”,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深蕴改革的意义。

董仲舒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常谋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他强调,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在应当“更化”的时候坚定果决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也就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他以为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

他说,“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儒学经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间的确定的规律，古往今来的共同的原则。但是,现在各家的学说不同,人们的信仰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确所应当遵从。

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入心的统治的根基。

二、“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

1.政治层面的影响

董仲舒的观点,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

现在看来,“独尊儒术”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体制变革的发生,却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础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应当看到,儒学在当时已经综合了以往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合乎国情的治国方法。比如,儒学理论通过当时思想家的精心修补,有益于维护传统的宗法关系和传统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学崇尚“仁政”理想,并且可以运用这一理想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儒家有关“仁政”的政治主张,客观上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而且,儒学以“天道”为基本,使政治理论神学化。经过汉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应”理论,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理论可以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粉饰弊政,也可以利用来批判当政者,修正政治失误。

还应当看到,儒学与其他主要学说相比,比较重视人的价值,比较注意肯定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所谓“仁者爱人”的原则,是和文明进步的方向大体一致的。同时,儒学提倡“和”的精神,比较能够贴近“人情”。

而儒学“中庸”的学说,比较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黄老之学有些过于消极,法家学说则显得过于激切。就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节奏定式来说,儒学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认。

儒学在西汉时期得到发挥的“大一统”理论,也适应了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统”的原则对于我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实行“独尊儒术”的重大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而为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也表现出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2.百家并未彻底废除

以往不少历史著作,往往把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活动概括为“独尊儒术”,似乎它是“罢黜百家”的必然结果。这是与历史不符的。“罢黜百家”以后,实际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

从许多资料都可看出,在“罢黜百家”以后,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进入宫廷为官,如武帝时名臣汲黯、郑当时、司马谈都是治黄老之言者,宗室中也有继续崇尚黄老者,如武帝谓之“千里驹”的刘德,即“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汉书·楚元王传》)。

武帝时治黄老之学的著名人物还有杨王孙(《汉书·杨胡朱梅云传》)、捷子、曾羽,婴齐等(《汉书·艺文志》)。此外,在大臣中治杂学、纵横术、阴阳学等诸子百家者亦不乏其人。

汉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知儒术又熟谙刑法的人,这些人更多地倾向于法家的思想。如张汤、公孙弘都得到武帝的重用,先后曾任廷尉和丞相。而他们皆是注重运用刑法来实行统治的,儒学不过是用来作为法的辅助和装饰而已。“舞文巧诋以辅法”(《汉书·张汤传》),“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正是这些人的特点。

由此可见汉武帝“罢黜百家”,提倡儒学,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活动。这说明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家学说而且也利用其他各家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如汉代推行儒家“德”治的同时,也重视法家的“刑”,而适应这一需要,汉代的儒学不仅不排斥其他各家学说,反而不断吸收其他各派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

因此,这种儒家学说对其他各家学说并非水火不相容,也无须用人为的禁令去消灭。当时提出“罢黜百家”大力提倡儒术,其目的不过是用一种统一的统治思想代替软弱无力的黄老之学,以加强思想统治。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目的均是为统一思想,但二者实行后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后者所导致的结果是加速秦王朝的灭亡。秦时的“焚书坑儒”仅仅是禁绝一些书和诛杀一些儒生、方士,于是导致举国上下更为强烈的反抗。

汉代“罢黜百家”并没有采取诛杀或刑罚等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束缚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样,儒学不仅在当时,就是对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起着重要作用了。

3.教育层面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

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将私学转变为官学;

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 子五十人；

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

第四,博士弟子 的选送,一是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

第五,太学管 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

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力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汉元帝时增加到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 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人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国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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