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要后解决契丹，两个人谁更正确？

仔细回顾周世宗和宋太祖制定和实施统一方略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但他们又都是务实之主，根据实际情况（包括一些后人常忽略的情况）作出了最符合实际的决策。

宋太祖和周世宗，他们执行统一的纲领性文件都来自王朴的《开边策》。

在《开边策》中，王朴提到，统一战争应该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后唐与宋接壤两千里，很容易骚扰···先平定江北，再平定江南，只要平定江南，那岭南、巴蜀都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再取燕地。河东北汉是死敌，但经历了高平之败，已经难以危害到后周了，应该最后平定。

周世宗十分赞许这份《开边策》，采纳了其中的可取部分。

到了赵匡胤时期，他和赵普的“雪夜对”，继承了《开边策》“先南后北”的大方向。

因此，在统一步骤的总体思路上，赵匡胤和柴荣一脉相承，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差别。

《开边策》中，先易后难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合理部分。

这份策略，要在彻底平定南方后，再回师与北汉、契丹作战，这是非常危险的。

要平定南方，并不是出兵讨灭后蜀、南唐政权就可以的。

后唐就曾经灭掉前蜀，结果，后蜀冒了出来，继续割据；南唐也曾经灭闽和楚，结果，闽和楚的军将起兵，赶走南唐军队，继续割据。

要想一口吃下南方，稍有不慎，南方平定区域又会再次割据。后周想要稳定地控制南方，需要大量的长期驻军，这是十分危险的。

因此，无论是柴荣还是赵匡胤，都没有“本本主义”，死板地按照《开边策》推进统一步骤。

周世宗时期，尽管后周国力远远强于南唐和后蜀，但要想一口吃下谁，不现实。

先易后难，最开始的点并不是南唐，而是后蜀控制的陇右。

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后，迅速平定陇右。把后蜀的势力压制在剑门以南。耗时：2个月。

随后，在和后蜀达成合议后的当月，周世宗就开始讨伐南唐了。按照《开边策》的方略，先平定了江北，把南唐的势力压制在长江以南。耗时：2年4个月。

随后，周世宗并未继续“先南后北”，而是回头征辽。这也是根据当时形势作出的决策。

957年，周世宗征淮南，契丹的南京留守萧思温率万余骑攻下后周的北部州县。同时，契丹还多次和南唐联络，商讨联合对后周的进攻。

除了契丹的威胁，此时，距《开边策》提出的时间已经过去5年，北汉的实力也得到恢复，一旦后周军大军扎入南方，北汉也有力南侵。

因此，周世宗在将近一年的准备后，发起北伐。可惜，在北伐伊始，在后周取得迅速进展的情况下，周世宗病故，北伐半途而废。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伐早期极为顺利时，后周将领就提出契丹军主力尚在幽州以北，建议见好就收，被周世宗拒绝。

后来的欧阳修，就遗憾地指出：周世宗时期，辽主昏庸，有极好的机会可以收复幽云。

不过，宋太宗第二次征辽时，宋人也以为辽“妇人干政”、“政事不修”，结果宋军一败涂地。

柴荣征辽，是否会遇到又一个耶律休哥？后周将领会不会像后来的曹彬一样“南下无敌，北上懵逼”？总之，仗没打，说不好！徒留遗憾！

宋太祖“陈桥兵变”后，迅速平定了李筠、李重进叛乱，并对统一步骤进行了思考。

由于北汉曾经支持叛乱，因此，赵匡胤有先攻北汉之意。但在宋太祖、太宗及赵普“雪夜对”之后，继续执行“先南后北”的方略。

在“雪夜对”中，赵普补充：北汉可以作为抵御契丹的屏障，如果平定北汉，北宋与契丹接壤部分大大增加，会被牵制大量军力，难以再实施统一战争。

还有一件事情，也影响了决定。

963年，有谣言说宋将北伐，河南地区出现了大量惊逃的现象。

这说明，当时民心尚不稳定，宋朝自己尚未稳固（周世宗养子即位，尚有高平之战足以立威，赵匡胤以“篡逆”之姿上位，此时威信还不如初即位的柴荣），对外战争经不起失败，更应该“先易后难”。

因此，对辽，宋太祖采取防御+扩大贸易的方针，稳住北线。先捡最软的柿子下手：首先灭掉了最弱的南平、武平；随后，企图“出子午谷”与北汉联络伐宋的脑残后蜀作死，被宋灭掉了。

灭后蜀后，北宋回头打了两次北汉，击败北汉和契丹援军，稳定了北方战线后，才继续推行对南汉、南唐的统一战争。

对契丹，赵匡胤很慎重。他曾尝试图迁都，在遭到众人反对后，表示“不出百年，天下之民力殚矣。”但是，这不应该视为胆怯，而应视为慎重。

赵匡胤的用兵风格一直是谨慎的，早在平叛时，他就曾经说：“如果战败，赵普干什么，我干什么，稳定住形势。”

而反对迁都，“在德不在险”的宋太宗，却在灭北汉后，仓促发起对辽战争，遭遇挫折。在随后的北伐中，又指挥不当，损失惨重，致使宋辽战争攻守易势，收复幽云彻底成黄粱一梦。

因此，柴荣、赵匡胤，都秉承了“先南后北”的总体方针，他们也都是务实的君主，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调整统一步骤，妥善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幽云十六州的这笔账，算不到他家头上！

为什么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要后解决契丹，两个人谁更正确？

有句话说得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柴荣和赵匡胤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而他们无论是主张先解决契丹，还是后解决契丹，都是根据自身情况与当时的环境与态势而做出的决定。换个环境与情况，他们可能会做出相反的决定和主张。

所以非要用不同情境下的决定，分出一个谁更正确，这太形而上学了。

而且必须要强调一下，柴荣和赵匡胤要解决的是燕云问题，而不是契丹。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契丹帝国先后征服了临近的奚、乌古、室韦、阻卜、回體等部，吞并了东部的渤海国，实力不断壮大，总兵力可达数十万。也就是说，早在北宋王朝建立的二十多年前，契丹帝国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军力强悍的强大帝国。

这个强大的帝国不是柴荣的后周和赵匡胤的北宋所能轻易解决。

柴荣和赵匡胤所要解决的是燕云问题。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作乱，结果遭致后唐大军围攻太原。石敬瑭随即遣使契丹，表示愿割让幽燕十六州，“命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并“岁输帛三十万”，以求契丹出兵为援。

辽主耶律德光大喜，九月之时亲率五万骑兵自代州南下援助石敬瑭，并于太原汾水边破李从珂数万大军，与石敬瑭会合。

十一月十二，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帝，命“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旂，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之后，契丹与石敬瑭联军自太原向洛阳进发。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从珂见大势已去，自焚身亡，后晋入主洛阳。

登上皇帝宝座的石敬塘“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石敬瑭）于别殿拜受诏敕。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

石敬瑭待契丹如此毕恭毕敬，“朝野咸以为耻”，戏称其为“儿皇帝”。但石敬瑭“事之曾无倦意”，继续卑躬屈膝。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十一月，石敬瑭遣赵莹使于契丹，以幽燕十六州“并图籍来献”。至此时，契丹便在事实及法律上占有了幽燕十六州这一天险！

就此，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契丹国志》曾说，“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界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是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难矣。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截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控四海以成墟。”

契丹人掌握燕云十六州，也就几乎控制了防御中原的所有战略关溢，并在河北获得了相当大的立足点。耶律德光在获得燕云地区以后，立即升幽州为南京，将幽州变成向中原进攻的前沿阵地。在后来与北宋对峙的年代里，辽朝统治者往往亲临于此，凭借幽云地区的有利地形，在辽宋战争中，始终处于进可攻、退可守，居高临下的的有利地位。

幽云地区的军事地位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辽王朝在幽云地区的驻军数量看出。据《辽史兵卫志二》载：辽朝在重要之地设置了40个提辖司，管理驻扎在当地的宫卫军。其中设置在南京幽都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的提辖司多达37个，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和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仅3个，而与高丽有接壤的东京辽阳（今辽宁辽阳）1个也没有。由此可见幽云地区之重要。

也因此，对于中原王朝的雄主来说，夺回燕云是必须的行动。

先说柴荣，

显德六年（959年），在针对南方的军事行动连连告捷后，周世宗柴荣决意针对契丹采取军事报复，并意图收回燕云十六州。柴荣命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控扼定州西路，防止北汉自团柏谷沿南关出兵入侵；命侍卫亲军都虞侯韩通自沧州沿水路进发入辽境，通辽瀛、莫两州。至三月，周世宗亲率数万步骑自沧州沿陆路进发。

其后，周军兵分两路，水路以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陆路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周军自沧州行至瓦桥关沿线，乾宁军、益津关、瓦桥关、瀛州与莫州诸地的契丹方守将皆降。自此，周军占有了瓦桥关所谓的关南之地。

柴荣之所以着急解决燕云问题主要因为两点：

第一，他真的太能打了！三征淮南，夺南唐江北十六州。轻取后蜀四州。北取契丹一州三关。他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击败契丹人。

第二，天不假年，他的身体不好，所以他才着急要解决燕云问题。因为他担心他的继承人解决不了燕云问题。历史上，夺取瓦桥关之后，周世宗柴荣欲乘势继续北上，并攻占了固安县，却因为突发病疾班师回朝。

而赵匡胤不着急解决燕云问题主要也是因为两点：

第一，他也很能打，但没有柴荣那么能打，没有自信一定能打出柴荣那么厉害的战绩。

第二，他身体还好，觉得自己还能活很多年。可以慢慢来。

而且辽朝自五代时期入主中原失败后，对于中原的野心有所下降；而宋朝此时面临着自唐末以来中原政权故土纷乱割据的局面，因此将主要的斗争目标放在收复割据势力之上。因此试图避免与辽朝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辽双方在边境地区都竭力克制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甚至遣使修好。然而北汉作为辽朝山前诸州的重要屏障，是辽朝所必然扶植的政权。因此宋辽双方虽避免军事冲突上升到全面战争，但却依然围绕着北汉发生过数次军事冲突。尽管如此，双方都试图将战场控制在北汉河东地区，而不扩张到河北地区的定州、关南。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决定对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态势都是正确的。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柴荣的决策是对的，就意味着赵匡胤的决定就是错的。

那么错误的解决燕云十六州的决定是什么样呢？

那就是不能打还想上去浪一波的宋太宗赵光义了。

虽然消灭北汉与收复燕云十六州是赵匡胤时代就定下的战略。不过，如前面所说，赵匡胤当时已经认识到辽朝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敌人了。因此他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通过“雄州和议”，与契丹人保持一个相对和平的关系，试图通过谈判手段收回燕云，至少是让北宋王朝积蓄力量以备将来。而赵光义却打破这种稳健的国家策略，选择战争手段。

是因为对于继位不到三年、特别因兄终弟及而被人怀疑得位不正的宋太宗来说，急需一场远超先帝的胜利，来提高威望、证明自己、避免皇位动摇。因此，在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年的正月，宋太宗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其目标是辽朝所支持的北汉与所占据的燕云十六州。

这种仅从其个人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轻易开战，还意图攻击敌方坚城，这自然是兵家大忌。其结果也就是高梁河之战的惨败。

为什么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要后解决契丹，两个人谁更正确？

　　首先，柴荣指定的国策并非先北后南，先灭契丹，再灭江南诸国，他与枢密使王朴商议的决策同样是先南后北。

　　柴荣生平最后一次大动作，北伐契丹，被无数读者人为拔高，仿佛柴荣不死，契丹就会被灭一般。

　　事实上，柴荣那次北伐从发兵到最后撤兵，前后不过40余天。之所以能够夺回三关，也并非后周军队多么能打，而是打了一个时间差，搞了一个突袭战。

　　且看《资治通鉴》原文：

　　那时候的讯息交流非常不便，不但北方的契丹国没有察觉后周的大动作，就是后周境内百姓都不知道周世宗率军北伐。周世宗在三月二十九日悄悄离开汴梁，四月十六日，突然出现在宁州城下。大军压境之下，契丹刺史只能投降。

　　之后周军行动十分迅捷，更出人意料在北方使用水军，乘坐楼船北上。在二十六日到达益津关，迫使契丹降临投降。

　　二十七日，河道变窄，周世宗下令弃船登岸急速行军，以至于随从警卫将士不足五百人。

　　二十八日，赵匡胤率领先锋精锐部队突然出现在瓦桥关，一番猛攻，当天契丹守将投降。

　　在五月初八日，周世宗就下令撤军，二十五日返回大梁。

　　也就是说，整场战争若是排除周世宗往返行程，真正用在打仗中的，前后不过十来天。

另外，赵匡胤是当时水路都部署，契丹的益津关、瓦桥关都是赵匡胤冲锋在前，给攻打下来的。

因此种种，即便柴荣没有中途染病，对契丹的胜利也不可能长久持续。契丹作为一个已经建国数十年的成熟大帝国，绝不会被这么一击给打垮。更何况，这失去的二关（契丹丢失的其实是二关，是宋朝在瓦桥关侧再修建了一座淤口关），只是燕云十六州的边边角角。燕京还只是辽国的南部屏障而已。

只要战争持续下去，即便当时契丹的皇帝辽景宗比较昏庸，也必然会集结兵马，图谋反击。那时候才算是两军主力抗衡。

在辽国主力没有被击溃的情况下，说什么灭掉辽国都只是妄谈。

至于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事实证明，那都是两代帝王结合当时特殊国情，百般考虑，最后定下的国策。就当时来说，都是最正确的。

周世宗虽然南征北战，其实没有灭掉一个国家，后蜀、后唐都虎视眈眈，北汉也是心腹之患。因此，在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柴荣只能是稍稍警告辽国，之后还是会继续扫平南方。

至于北宋，建国之时首先要安定中原，收拢人心，赵匡胤的脚步已经算极快，在建国的第三年就发兵征讨湖湘。之后每隔数年就消灭一国。

本来，开宝九年时，赵匡胤已经扫平江南各国，正式开始征伐北汉。不出意料，北汉必灭。没想到其弟赵光义突然出手，害死了兄长。致使灭北汉一事拖了数年。

关键是赵光义空有一副狠毒心肠，却没有其兄赵匡胤的天才将略，与辽国两次大碰撞，都头破血流。多亏了儿子宋真宗比较争气，挡住了萧太后的全力一击，北宋才得以保全下去。

为什么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要后解决契丹，两个人谁更正确？

柴荣主张先收复幽云十六周，再平定南方；赵匡胤主张先平定南方，再收复幽云十六州。这就是“先北后南”与“先南后北”，北宋王朝走的是后面这条路线，最后失败了。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赵匡胤的战略不正确，因为战机稍纵即逝、战场瞬息万变，宋朝后面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导致“先南后北”只实现了一半。

宋朝的江山来路不正，是赵匡胤从柴荣的手上抢来的。公元959年，后周皇帝柴荣在北伐辽国、收复幽云十六州时病死，留下孤儿寡母，政局不稳。

按照柴荣生前的设想，他要先从辽国人的手里收复幽云十六州（汉人的长城防线就在其中），然后再平定南方的割据势力，最后致力于休养生息，恢复当年盛唐的局面。

可惜，天不假年，柴荣英年早逝。柴荣死后，他的部下赵匡胤在第二年就篡夺了皇位，改国号为宋，是为宋太祖。

赵匡胤的皇位虽然来路不正，但是他的野心并不比柴荣小。作为宋朝诸位皇帝之中，唯一的一个军事天才，赵匡胤的想法是平定“南方诸国”，然后再对付辽国，收复幽云十六州。

北宋建立之后，一直对南方国家发起猛攻，采取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基本统一了南方。北宋王朝在963年灭掉荆南国与武平国，966年灭掉后蜀国，971年灭掉南汉国，976年灭掉南唐国。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赵匡胤是有机会实现“先统一南方，后对付辽国”的想法的。

可是，赵匡胤却在公元976年暴毙。《宋史》只是一笔带过：葵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作为北宋王朝诸帝中唯一的一个军事天才（出身行伍、屡立战功），赵匡胤的死无疑标志着宋朝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希望破灭了。

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此君一直有“弑兄”的嫌疑，不过这不是重点）。他靠着兄长所打下的一片大好的局势，勉强在978年灭掉了吴越国，979年灭掉北汉国这两个小国。可是，此时的北宋已经不具备实现“先南后北”的资格了。

第一是因为辽国内部发生了变化，当初柴荣北伐辽国能够取胜，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对手不行，因为柴荣面对的是昏庸的辽国皇帝。当时的辽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辽穆宗耶律璟，此君在位19年，辽国政局混乱、宗室叛乱频发。

等到宋朝终于平定南方后，开始准备对付辽国时，此时辽国的皇帝已经换成了著名的辽景帝耶律贤（“承天太后”萧绰的丈夫）。

《辽史》称耶律贤是一位“中兴之主”，他收拾了辽穆宗留下的烂摊子，使辽国重现辉煌。后来，北宋对辽国发起的多次进攻都被辽景宗、辽圣宗击溃，这等于说“先南后北”的最后一步已经完成不了了，北宋已经错过了伐辽的战机。

第二是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实在不会打仗，完全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州的硬实力，也这导致“先南后北”的计划无法实现。赵光义的皇位来路是否有问题，姑且还不论，但此君在军事上完全是个“草包”。

他对于辽国只知道穷追猛打、轻启战事，可是几仗下来，宋军接连被辽国军队重创，无论是军心还是士气全部荡然无存。宋太宗的两次北伐均损失惨重，使宋朝开国留下的精锐消耗殆尽，只能转攻为守。

在最惨的高粱河之战中，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宋军被辽军打得溃不成军，宋太宗本人更是身中数箭，最后一个人坐着驴车踉踉跄跄逃回首都开封，狼狈之极。

就连毛主席都说：“此人（指赵光义）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而后宋人终不省也。”

北宋的“先南后北”与柴荣的“先北后南”其实都是正确的，但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因此，宋朝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既有实力不济，也有错过战机。

等到宋太祖赵匡胤以及那一位“装一桩装，勉强能吓吓人”的宋太宗赵光义相继死后，后面的北宋诸帝多是文弱的书生，在军事上更是一言难尽，收复幽云十六州也就是一句空话了。当然了，除了宋徽宗使出的“联金灭辽”这一种昏招。

为什么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要后解决契丹，两个人谁更正确？

必须要说明的是，赵匡胤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继承的是柴荣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战略方针，即先易后难，先南后北。也就是说两人对于燕云十六州的收复持的是同样的观点，先将南方的割据政权都收拾掉，然后一门心思对付契丹。至于“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主张后解决契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大概是因为柴荣在去世之前向北进发，连克二关三州，在准备兵犯幽州的时候，柴荣病倒了，然后后周大军撤回，柴荣不久去世。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宋朝取代了后周。而整个宋朝，燕云十六州再也没有回到中原王朝的怀抱。

这给后世之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倘若柴荣没有英年早逝，或许燕云十六州早就被收复了，这种假设并非没有根据，但即便是柴荣，想要将燕云十六州收复也绝不是容易之事，而且，对于燕云十六州的收复，柴荣和后来的赵匡胤一样，都是放在最后要打的仗。

燕云十六州的问题是从后唐开始的，原本幽州这个地方有一个燕政权，后来为后唐所灭，还没有等到后唐将幽州这个地方握在手中，后唐自己先乱了，后唐末帝李从珂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不对付，以至于兵戎相见，石敬瑭为了彻底打垮李从珂，将契丹引进了中原纷争中来，为了争取契丹的支持和帮助，将幽州这一块直接送给了契丹，如此轻易就能得到土地，契丹自然不会拒绝，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燕云十六州同属于契丹的事实。

燕云十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几乎就是中原王朝的门户，而这个门户属于契丹后，就等于契丹进入中原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中原王朝最大的隐患，直到后周时期的柴荣，才开始真正考虑真正收复燕云十六州，柴荣继位后首先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和契丹联军然后整顿军务，为同一天下做准备，他招贤纳士，最终得王朴的辅佐，当时王朴写下了著名的《平边策》，其中针对天下统一大业给出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得到了柴荣的赏识，而成为柴荣的主要谋臣。

后期柴荣平定天下的步骤就是按照先南后北来的，先是进攻后蜀，又三次南下攻唐，不过当时的柴荣并没有直接进行灭国战，而是得到几个州几个关之后就改变方向。等到江北淮南十几个州都收复之后，柴荣在959年春天开始北上，这次北上是悄无声息的，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实际上只有42天，就“攻克”了二关三州，守城之将纷纷投降。

但这场仗基本就是在契丹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每到一地，该地就投降，后周兵不血刃就解决了二关三州，但等到柴荣准备攻打幽州的时候，就遇到了阻碍，首先后周军中的将领都劝柴荣放弃进攻，说：

而且契丹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早已命北汉提前抵抗后周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柴荣还是想试试，无奈身体却已经经不起打击，不得不班师回朝，然后去世。

柴荣此次北上并非是想先解决契丹带来的燕云十六州问题，前文说了，他秉持的也是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但是即便是统一南方也需要时间、需要稳定的大后方，所以在南方打了几仗后，柴荣趁着契丹国内政治一般的情况下发兵北上，为的就是给契丹一个警告，不要掺和进中原纷争中来，但可惜的是，柴荣英年早逝，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赵匡胤作嫁衣裳。

假若在给柴荣一些时间，或许就真的能做到“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要知道柴荣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是真正的英年早逝。

柴荣去世后不过半年，赵匡胤就黄袍加身，不久登基称帝，先是杯酒释兵权，又改革军制，加强皇权，即便是在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赵匡胤为了皇权的需要还是有了抑武之心并付诸行动。但就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来说，赵匡胤继承的是柴荣的策略，也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契丹当时确实很强大，而南方又都是割据分裂状态，中原则百废待兴，经济并未恢复，先南后北不仅是先易后难，更是为了得到南方的巨大财政来支持北方的战事。

赵匡胤先是在北方部署兵力防止北汉和契丹的突袭，然后南下开始了攻灭割据政权的战争。北宋大军南下，南方的割据政权被灭的被灭，纳土归降的纳土归降，等到南方基本平定之后，赵匡胤又开始了北方的统一之战，而北方除了燕云十六州在契丹手中之外，还有一个割据政权的存在，即北汉。但赵匡胤针对北汉的战事都因为契丹的干涉而无功而返，紧接着，赵匡胤就离奇的死亡了。

赵匡胤去世的时候49岁，算是壮年而死，之后其弟赵光义继位，虽然灭亡了北汉，但是此后燕云十六州在宋朝时期一直没有被收复。

所以我们看，就针对契丹出兵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件事来说，柴荣和赵匡胤是同样的战略方针，在当时来说都是相当正确的策略，但是时间对这两位君主却非常的无情，一个38岁英年早逝，一个49岁壮年离奇死亡，留下的是没有被收复的燕云十六州。

为什么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要后解决契丹，两个人谁更正确？

从对皇帝决策的要求看，柴荣（当时应该叫郭荣）是正确的，是一流皇帝的决策，而赵匡胤的决策就是二流皇帝的水平。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柴荣即皇帝位，北汉刘崇亲率三万人马，又借了契丹一万骑兵，共四万人马进攻后周。柴荣得报，准备亲自统帅军队予以迎击。满朝文武尤其是文官们坚决反对出征，尤其反对柴荣亲自出征。柴荣说，李世民能够名垂青史，就是每次都亲临战阵。结果，历史上最著名的滑头冯道竟然顶撞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唐太宗？柴荣讲，我们的兵力强，可以像大山压鸟蛋嘁哩喀喳击败北汉。冯道又挖苦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大山？因为，此时的冯道百分之百认为，柴荣出征，必败无疑。加之柴荣此前在郭威宫中生活，郭威给安排的是管理家务，或做些不与军旅想干的事儿，他认为柴荣没有什么能力。所以，破天荒地与柴荣唱对手戏。但柴荣态度坚决，摈除一切异议，坚持带兵出击。在高平和北汉军相遇，双方接仗时，柴荣的后军还没有到达，大家就有些担心，但柴荣志气高扬，亲自率领中军精锐临阵，左手边赵匡胤，右手边张永德。然而，柴荣东边的右路军与北汉军稍有接触，骑兵就逃跑了，留下步兵便投降了北汉。柴荣居高一看，很是愤怒，冒着飞石箭雨亲自向前冲，赵匡胤、张永德热血喷张，两人如老虎出笼，各率两千人马，直前不顾，赵匡胤一骑马冲在最前，遇马马倒、遇人人亡。不要说北汉兵，就是契丹兵，看到如此的杀法，心中大怯，节节后退，正在这时，柴荣的后军人马赶到，立即投入战场，北汉、契丹联军全线大败，刘崇昼夜逃跑，一直逃到晋阳才定下神来。此一仗，奠定了柴荣在后周的皇帝地位，满朝文武由对柴荣的信服转为佩服。柴荣的大计，先解决北汉，其实也就是契丹问题，再回过头来解决南方的小朝廷。丞相王溥认为先解决南方问题，占有了江南财赋，国力上升，再解决北方问题。那时赵匡胤唯柴荣马首是瞻，还没有发表自己不同意见的机会。柴荣否决王溥的意见，认为不解决北方问题，南方问题解决了也意义不大，柴荣更相信军队的实力作用。可惜，天不假年，柴荣英年早逝。柴荣去世后，赵匡胤利用北汉威胁搞了陈桥兵变，而战略上却采用的是王溥的主意，先南方，后北方。可惜他也是天不假年，去世偏早，继位的赵匡义，其胆略气魄，不及其兄，遑论与柴荣相比。北方问题便成为威胁中原朝廷的心腹大患，直至三百多年后，让蒙古人一统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