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农民为什么不敢收留商鞅？

确切地说，不敢收留商鞅的不是秦国农民，而是经营旅馆生意的小商人。根据《史记》记载，由于秦孝公的强力支持，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极大成功，变法过程中，商鞅也得罪不少既得利益者。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嬴驷即位，既得利益集团控告商鞅想要谋反，商鞅只得逃亡，逃到边境时想要住旅馆。根据商鞅制订的法律，住旅馆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商鞅因为不敢出示身份证明而被拒之门外，商鞅长叹自己是“作法自毙”。

这就很清楚了，秦国开旅馆的小商人是根据商鞅之法，确切地说是根据《连坐法》规定，不查验“身份证”而给不明身份的人提供住宿将被“连坐”处罚。这也反映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因为商鞅成功的变法让秦国走上了“法治”轨道，正因为秦国国人已经形成了“法治”意识而淡化“人治”意识，才导致商鞅“作法自毙”。这件事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商鞅到秦国，被秦孝公面试三次才重用。秦孝公问计商鞅图霸之策，商鞅鼓动秦孝公变法。秦孝公为了统一思想，让甘龙、杜挚等既得利益的代表与商鞅进行廷辩，理辩明之后推行变法就顺畅多了。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359年在秦国推行《垦草令》，这是初步试验；第二次是公元前356年，主要变法内容是奖耕战；第三次是公元前350年变法，主要内容是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内容分类如下：

首先，政治变法方面：

• ——最重要的是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后来发展为县上设郡，统称为郡县制。影响中国2000多年。

• ——迁都咸阳。把秦国东出的指挥中心东移，方便了后来的兼并统一战争。

• ——废除世卿世禄制，直接把奴隶主贵族拉下神坛。

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的废除，对秦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旧奴隶主贵族的打击是致命的，秦国奴隶制从制度上予以终结，自此开始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商鞅也因此得罪了一大批既得利益奴隶主贵族，为他后来被杀埋下了隐患。

其次，经济变法方面：

• ——废除井田制，废除土地国有制，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 ——以农业为本，奖励耕织，奖励垦荒，奖励耕织大户。

• ——抑制商业，限制商人经营范围，重征商税。

• ——统一度量衡。

• ——编制户口，伍家为伍，十家为什，所有秦人都要登记，并领取“身份证”，按户口和人口征收军赋。

废井田、开阡陌，顺应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需求，从根本上打击了奴隶主阶层。而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国策，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对家庭实行什伍编制，则是为《连坐法》的实施准备了条件。户口的管理，对防止人口外流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其三，军事变法方面：

• ——奖励军功，建立20等军功爵制。

• ——禁止私斗，杜绝内耗。

军事变革应该是商鞅变法中的最核心内容，也是秦国当时与山东六国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最有针对性措施，军功与爵位挂钩，改变了过去“要我当兵”为“我要当兵”，大大提高了兵员质量和军队战斗力，形成了碾压天下的“大秦锐士”。

20等军功爵制度被汉朝全盘继承，也锻造了天下闻名的“汉军”，喊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最强吼声。

其四，法律变法方面：

• ——全面推行李悝的法经，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 ——出台《连坐法》，一人犯罪，什伍连坐。鼓励“告奸”，有“奸”不告，与“奸”同罪，并且连坐。商鞅逃亡时小旅馆不敢提供住宿就是这个原因。

商鞅入秦时，带去了魏国的李悝法律《六经》，李悝《六经》是中国较早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但李悝的《六经》在魏国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商鞅在秦国变法才得到全面推行，汉朝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萧何《九律》。

商鞅根据当时战国诸侯兼并人口大流动的实际，制订了《连坐法》。因为人口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力，限制人口流失是各国当政者的头痛问题。商鞅通过改革土地、农业、户口政策并实行《连坐法》，将人口与土地牢牢地拴在一起，对防止秦国人口外流、保护秦国生产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在全国统一后，《连坐法》显示出了极大的弊端，最终暴政加连坐逼反了陈胜吴广，也掀起天下反秦浪潮。刘邦建汉后，废除《连坐法》、而保存了其它秦法并有所发展，也是顺应时代的要求。

其五，文化变法方面：

• ——焚烧儒家经典

• ——禁止游宦

• ——革除戎狄陋俗

• ——推行个体小家庭制

秦始皇的焚书其实是从商鞅时代就开始的，这种做法虽然是文化专制，但也是统一思想的要求，只是做得过了！

而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则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基础，这一现象延续了2000多年。

商鞅在秦国的三次变法，涵盖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法制本身，是一次全面深刻的变革，从制度本身和法律本身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重要的准备。

正是因为有户口政策和《连坐法》限制，秦国小旅馆的老板才不敢收留拿不出身份证的商鞅。

法律制订了，执行之前，先要进行法律普及。

今天我们看来，很容易也很正常的普法行为，在春秋时代其实是“奢侈”的，一直到春秋末战国时代才有。

在春秋时代及之前的西周，法律是保密的。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权利知道法律的内容，平民是无法知道法律的。奴隶主们保密法律，一方面是显示了奴隶主贵族的高贵；另一方面，民众不知道法律条款，犯法了如何处罚由奴隶主贵族说了算，便于奴隶主贵族行使特权。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将郑国的法律铸成鼎，放在郑国王宫前，供全郑国人民学习了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的法律。20年后，晋国也将法律铸于刑鼎公布，法律逐渐开始普及。

但晋国这一力度并不大的“普法”行为却受到了孔子的批评，孔子认为“普法”会让民众钻法律空子，也显示不出奴隶主贵族崇高的身份与地位，难以想像吧？这种“愚民”的说法竟然出自教育鼻祖孔子之口。

将成文法律铸刑鼎，只是普法的起步阶段，普法效果并不好，毕竟大部分民众是不可能大老远的跑到王宫来观看的。

商鞅在秦国变法后，也是想到要普法的，因为法家强调以法律为准绳，但如果民众不懂法而犯法，那么就会造成“枉法”，这是注重法治精神的法家不愿意看到的。

商鞅为了普法，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徙木立信”的办法：就是在国都的南门立一根长木头，下令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民众觉得很奇怪，但都不敢搬。商鞅又把赏金加到50金，终于有一个胆大的人去吃“螃蟹”了，把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兑现了50金的赏金，同时把新的法律张榜公布。

商鞅利用“徙木令信”造成的轰动效应普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新法下发各县以后，同样张榜公布，最终秦国的民众每个人都知道新法的内容。

商鞅逃亡到小旅馆，小旅馆的老板也是知道户口政策及《连坐法》的，知道给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提供住宿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如果小旅馆的老板当时给商鞅提供住宿，根据商鞅后来因谋反罪被处“车裂”及灭族之刑，那么根据《连坐法》，小旅馆的老板将与商鞅同罪，也会被处以车裂及灭族。

秦国注重“普法”，韩非子就有精彩论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就是说秦国的法律是编著成图册、放在官府里保存，以备查验，同时也是向百姓公布的，这里的“布”就是“公布”的意思。

法律公布以后，地方政府还设有“教化”之官，把法律讲解给民众听，以防止民众不识法，毕竟，那个时代，文盲还是比较多的。

孔子通过“隐法”操作来震慑罪犯，商鞅通过“显法”来震慑罪犯，商鞅的做法更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是我们现代的法治理念，但在2350多年前的秦国，同样也是遵循这一理念的。

立法、普法到执法，商鞅是一气呵成的！

具体到“执法”的环节，商鞅也是有雷霆手段的：

首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执法最难的就是“刑不上大夫”，更何况当时秦国还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贵族享受特权成了习惯，对新法不适应。但由于秦孝公的支持，他们又不敢自己带头乱法，于是就鼓动太子嬴驷犯法，看商鞅怎么执法。

太子这个楞头青真的犯法了，全秦国都在看商鞅。商鞅说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太子是储君，不能用刑，就让太子的师傅代太子受刑。于是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代太子受了刑，一个被砍了脚，一个被纹了面，公子虔还被割了鼻子。

商鞅的严格执法，震慑了秦国的权贵，但也得罪了权贵，秦孝公死后，这帮权贵就告商鞅要谋反，逼得商鞅逃亡。

其次，“杀鸡骇猴”抓典型。

秦国在战国初期的主要国土都在西部，是秦穆公开疆拓士兼并西戎而发展起来的。秦人与戎人长期杂居在一起，难免会为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事情大打出手，这是秦国国内有名的私斗，每次私斗都会有普通民众伤亡，造成了很大的内耗。

商鞅变法特别增加了一个条款就是禁止私斗，而新法刚颁布不久，秦国某地又暴发了私斗，商鞅抓住这个典型通过严惩参与私斗者，起到了“杀鸡骇猴”的效果。

《大秦帝国》电视剧有个“渭水大刑”的镜头，反映了当时秦国为了制止械斗，对参与械斗的民众处以死刑，一下子处死了数百人。这个情节出自西汉刘向的《新序》，根据刘向的记载，那一次“渭水刑杀”，一共处决了700多人，渭水都被染红。虽然数字有待考证核实，但是这事应该是真的，否则，积弊了上百年的私斗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的。

其三，严惩议论新法者。

商鞅在执法方面更“绝”的做法是严惩议论新法者。

为什么说商鞅的做法“绝”呢？因为新法刚实施时，有民众跑到秦国都城反映，法律难执行，商鞅立即把这帮议论新法不好的人抓起来，送到边疆去充军。

新法实施几年后，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不论是国家还是民众，都从新法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又有一帮新法的受益者跑到秦国都城，夸赞新法好，结果商鞅把这帮夸赞的人又都抓了起来，送到边疆充军。

说新法不好，拉去充军；夸新法好，也拉去充军？商鞅这是什么大招？

其实这是培育秦国国民“No Excuse！”即“不找任何借口”的执行力，商鞅此举既显示了法的权威：法制订出来以后不是供大家议论的，而是供大家执行的；也培养了秦国国民的服从性，战时体制时，“服从”比质疑更重要。

商鞅“作法自毙”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秦国从高层到底层民众知法懂法而又严格执法的自觉性。秦国小旅馆老板不敢收留商鞅，正是秦国法律完备、普法到位和执法严格的具体反映，商鞅不是死于自己制订的法律，而是死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报复上。

秦国农民为什么不敢收留商鞅？

商君是法家的杰出代表，崇尚严苛俊法，以法治国，秦孝公在时两人同心同德，推行变法，使大秦帝国日新月异，繁荣富强。由于新法悍动了士族大夫权臣们的利益，树敌太多，上至大夫甘龙，乃至太子赢肆皆恨商君如眼中钉肉中刺，他自知老命不保，仍作了垂死挣扎。骑了匹马，带了许多钱财，东奔西跑来到了一处客栈，由于害怕暴露身份，店主不见身份文碟不敢开房施住。多给钱亦不敢收容，商君深深被感动，作法自毙。仅以身示法，无乃在荒郊野外冻寒心烦。天下之大，仅无下角之处，于是走向郡治所，鸟入牢笼，做以待毙。赢肆也不忍诛之，但为了法制可以继续推行，忍痛割爱车裂了商君。万人空巷，风声鹤唳，悲苦交加，士族贵族们也解了一口恶气。然赢肆古灵精怪，一一铲除了阻止变法的甘龙一干老臣。商君是带代雄才大略和满足感走的，可见塞翁失马，焉知，焉知祸福。

秦国农民为什么不敢收留商鞅？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因为农民没有收留商鞅的理由。

第一：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强国，而不是富民。

实际上，秦国确实因为变法而强大的，但不代表老百姓强大。

老百姓只有通过战功获得奖励，才能富裕起来。

而这种老百姓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战士并不可能立什么大功劳。

同时，商鞅的一些政策对农民其实很不利。

比如禁止农民购买粮食，迫使农民专心务农；

实行愚民政策，隔绝农民与知识的接触，强迫农民心如止水，使农民愚守于耕种；

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农民进入谋生，强迫农民必须务农；

凡是从事工商业或是因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罚入官府为奴；

还有很多。

以上对于人民的危害很大，迫使农民拼命产粮食。然而，种地是不可能发财的，尤其是在当年壮劳力都要参军的时代，家庭的负担非常重。

尤其是所谓连坐法，其实主要是用于农民。

连坐法要求：居民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

其实普通农民是没有什么能力互相监督的，这其实是将官府的责任转嫁到农民头上。

一旦出事，首先追究农民责任。

第二，商鞅犯得是叛逆罪。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地，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文君派兵攻打，商鞅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这种谋反罪，谁敢收留？

第三，商鞅自己的法律。

商鞅的连坐法规定农民必须连坐以外，还规定旅店也要连坐：出行较远者及旅店的旅客必须持有官府印发的凭证，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否则店主与奸人同罪。

这种情况下，商鞅不但不可能被农民收留，连住旅店都不行。

秦国农民为什么不敢收留商鞅？

实际上，商鞅的悲剧从他入秦觐见秦孝公那一刻已经注定。因为他的死，从根本上说是他自己和秦孝公共同挖的坑。

商鞅本来是卫国人，年轻的时候学习了很多学派的学说，当然，对商鞅影响最大的是法家学派。

成年后，商鞅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处担任中庶子。公叔痤这个人非常有识人之明，很早就看出来商鞅是有大才的人，有绝对的能力担任国相。

为此，公叔痤在临终的时候向魏惠王建议重用商鞅，但魏惠王不置可否。看了魏惠王的态度，公叔痤担心商鞅将来成为魏国的心腹大患，于是又向魏惠王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如若不用，就杀之！”

魏惠王听了很震惊，觉得公叔痤一定是病糊涂了，有了精神问题，所以说话才语无伦次的，因此并没有理会这件事。

公叔痤见此，可能心中对商鞅有愧，也可能是觉得商鞅留在魏国难以施展才华，于是告诉商鞅:“你赶紧跑吧，魏惠王要杀你！”商鞅听了公叔痤阐述原因，知道魏惠王没重用自己的打算，推测出来魏惠王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所以也不会轻易杀掉自己。因此，商鞅在魏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去秦国找工作。

来到秦国，此时秦国正在张榜求贤。

来到这个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既然想要混出个名堂，那必须要个靠山呀，那谁才是这个地方最大的靠山呢？

毫无疑问是秦国的国君秦孝公呀。

为此，商鞅决定面见秦孝公，向秦孝公献上自己学习多年的治国之道。

第一次；商鞅谈到了尧舜帝道，但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

第二次；商鞅又说了禹汤文武的王道，不过秦孝公依然没有兴趣。

到这儿，商鞅一看快不行了，得拿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于是有了第三次。

第三次；商鞅讲霸道，这一次秦孝公听的有点兴趣。

对了，就按照这个路子走吧。

第四次，商鞅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到这种立竿见影的治国之道异常兴奋。

四次见面之后，商鞅果不其然得到了秦孝公的聘用，于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影响后世千年的变革就此诞生。但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商鞅人生的悲剧就此注定。

所谓的变革，实际上就是重新分配资源的拥有权。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打击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但却占据了太多资源的人。

显然，做这种事情的风险很大。历史告诉我们，触动别人利益的改革家，很大一部分都不会有好下场，比如晁错、王安石、张居正等等，即便是皇帝，触动了别人的蛋糕，也可能遭到屠戮，比如新朝王莽和明朝建文帝。

另外，和秦孝公合作改革，还有两个更加困难的地方。

第一、秦孝公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他希望改革稳准狠快。这就让改革之路变得更加困难，守旧势力的反扑也因此可能会更加猛烈。

第二、秦孝公的想法是以霸道方式完成强国任务，但并非是富民。这种情况对于发动改革的人而言倒大霉了，这就等于完全抛弃了群众基础，只能全心全意依靠背后的靠山。

因此这一次改革注定异常危险。

前路漫漫，艰辛无比，为了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避免被守旧势力反噬，聪明的秦孝公决定搭建一个豪华舞台，把商鞅推向舞台的中央，自己则稳坐幕后。如果变法成了，功劳都是自己的，但如果变法失败了，自己可以立刻将商鞅变成弃子，保全自己。

秦孝公明显是在挖坑，商鞅明白吗？

当然，商鞅异常清楚，这种活虽然表面光鲜，但却只能狐假虎威，实际是最苦、最累，也是最不讨好的活儿，将来一定会有性命之忧。

那他为什么还要承担呢？

因为他没有任何选择。

商鞅入秦只身一人，他在秦国没有任何基础，只能全部依靠秦孝公，这也就注定他永远只可能是秦孝公的棋子，只能心甘情愿的接受秦孝公的摆布。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开始变法，命令商鞅和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人辩论。这一次辩论的结果显然已经注定，因为有了秦孝公的支持，商鞅必胜。

当然，从这一刻起，商鞅已经被秦孝公推向了前沿阵地，成为了和旧贵族前沿搏杀的武器。此时的商鞅只有拼命的去撕咬敌人，才有可能得到秦孝公更多施舍，从而武装自己每一处。

事实也证明，商鞅在抗住旧贵族攻击的时候，也在主动进攻。

当时，太子嬴驷（即后来秦惠文王）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等守旧势力不甘心被商鞅打击，于是挑逗太子去触犯商鞅制定的法律。

这件事对于商鞅而言，表面上是国君和太子之间的抉择，但实际上却是现在和将来命运的抉择。为了稳定现在，商鞅无可奈何的选择了国君（现在），抛弃了太子（未来）。

不过，惩罚太子显然不现实，但惩罚太子的两个老师还是绰绰有余的。于是公子虔和公孙贾二人，一个被剃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刻了字。

这件事发生之后，商鞅等于告诉了全天下的人，尤其是秦孝公，自己和太子结下了仇怨，而且和守旧势力势不两立。

秦孝公看到这儿很开心，赋予了商鞅更大的权力。于是，商鞅有了更大的能力去撕咬其他人。

很多人看到这儿不明白，事情都发展到了这一步，为何秦孝公没有出面处罚太子。原因很简单，秦孝公就是利用太子稳定守旧势力、稳定天下局势。秦孝公故意让守旧势力盘踞在太子周围，这样一来等于告诉他们，现在不要着急反抗、反扑，等我死了，天下还是你们的。

稳定了守旧的贵族势力，改革就可以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那么，下一步就是秦国的老百姓了。

第一次变法；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一人犯罪，邻里连同受罚，开告密揭发之风。此外，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建二十等爵制。

第二次；开阡陌、废井田，土地成为私有且可以买卖。另外，废封建、立郡县，所有官员任免出自国君。

一系列的制度实行下来，秦国上下基本上是利出一孔了，所有人只知道“耕战”，成为了帝国称霸之路上的工具。因此，不仅仅是守旧贵族的利益被侵犯，就连普通百姓的利益也被无情的剥夺。

在这一场改革中，唯一得到利益的就是国君，他控制全国一切的利益来源，控制了全国百姓一切获利机会，甚至是他们的生存权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旋即，商鞅的末日到来。被剃掉鼻子后隐忍多年的公子虔等人罗织罪名，告发商鞅谋反。

这是一次积蓄多年怒火，必须要找到发泄的途径，为此，秦惠文王立刻下令逮捕商鞅，在全国范围张贴告示。

得益于商鞅的变法，秦国所有的百姓都知道秦法的严苛，所有人都害怕连坐，再加上那些在朝中掌权，死而不僵的守旧贵族疯狂的报复，因此，秦国上下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收留商鞅。这也是太史公司马迁说商鞅作法自毙的原因

此时，商鞅真的害怕了，于是商鞅选择逃往魏国。

不过，向外逃亡的路也早已被秦孝公算计了进去。因为早在三年前，秦孝公便派遣了商鞅趁火打劫，趁魏国在马陵之战失败后，元气大伤之时，夺取了魏国河西部分土地，并且生擒了魏国公子卬。因此魏国拒绝放商鞅入境。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商鞅最终选择回到了秦孝公赐予的封地之上。这里就在秦国的眼皮子底下，也因此，秦惠文王轻而易举将商鞅拿下，最终为了平息守旧势力和百姓的怒火，商鞅被五马分尸。

最后说一下，至于秦孝公为什么不给商鞅留退路。那是因为秦孝公知道自己死后，商鞅一定会遭到反攻倒算，因此商鞅很有可能逃往外国，而秦孝公害怕重蹈魏惠王的覆辙，因此，本着得不到的或者不需要只能毁掉的原则，商鞅必须死！

至于秦惠文王非要弄死商鞅，一个原因是安抚守旧势力和百姓。另一个则是集权，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商鞅是冲在最前方打击守旧贵族和百姓的工具，因此获得了很多权势和威望。而秦惠文王上台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增加权威，已经没有用处的商鞅自然成为了弃子。再加上处死商鞅还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何乐而不为呢。【多说一句，处死商鞅，也可能是秦孝公留给秦惠文王新手大礼包，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秦国农民为什么不敢收留商鞅？

通俗明了的说一下。

公元前359年，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

经过多年变法，商鞅之法已经深入民心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即位。有人告发商鞅谋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想在客栈投宿，但无身份证明（有也不敢拿出来），客栈主人不知这是商鞅，不敢收留，说：“商君定有法律，谁让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谁就要连坐的。”没办法商鞅只得逃往魏国避难，成语“作法自毙”就出自这个故事。

秦国农民为什么不敢收留商鞅？

秦国人不敢收留逃亡的商鞅，导致商鞅无法逃脱秦惠文王的追捕，最终被“五马分尸”这一事件，是成语“作法自毙”的典故。出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变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改革非常成功和彻底的一次社会变革，影响了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但是其“严苛政法”实际上是一套适应于战时的改革体系。而商鞅的结局就体现了商鞅变法的成功，秦法是真正的已经深入人心了，即使是边关之地的百姓也严格遵守法律。

但同时也依旧暴露了商鞅变法之下的秦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军事专制国家，这一套体系让积弱积贫的秦国成功翻身，最终一统六国。但在治理国家的相对和平时期，“苛政猛如虎”的后果导致推翻暴秦成为历史新的趋势。

实际上近代和现代有很多给秦国洗白的，但是商鞅延续到秦国一统，就拿“连坐法”来说，秦国被称为暴秦是不冤枉的。令民为仕伍，实行连坐法，将五户居住在一起的居民，也就是秦律中经常提到的四邻编为一伍，实行一人犯法，其他人都要跟着受罚。鼓励邻居、亲人之间互相检举揭发犯罪。古代动不动株连九族，但实际上很少把邻居也给连坐了，秦法不同，不管你知不知情，四邻之中有人犯法，你就跟着一起受罚。

这仅仅是其一，秦法严峻到什么程度呢？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现代人看来是非常小题大做的，“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也就是说因为迟到，秦法就要全部斩首。

因此才有陈胜的“天下苦秦久亦”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深入人心，同样除了六国后人，刘邦、彭越等等也是因为逃避秦法和徭役而加入造反大军之中的。

严峻的法律，让秦国百姓根本不敢冒这全家和左邻右舍都被严惩的的风险来收留不明身份的商鞅。更何况，鼓励亲人和邻居互相检举的制度，几乎让收留身份不明，没有文牒的商鞅成为公开。难保不会有人告密，因此更加不可能有人收留商鞅了。

因此，商鞅变法越彻底，秦法越深入人心，商鞅逃亡的时候就越艰难，最终难免作法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