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满清的愚民而已,很正常。
满清之所以一败涂地,被列强两次攻陷首都,主要还是国内民众都是愚民。
愚民组成的国家,是没有什么能力抵御外辱的。
早在乾隆时期,英国大使游历满清后,就认为该国不堪一击。
他认为,西方各国在拼命教育本国公民,让他们有文化有素质,成为真正的人才,挖掘自己的潜能。
国家是人组成的,只有国民强了,国家才会强。
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其实建立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基础上。
相反,英国大使认为满清最大的努力,就是愚昧本国民众。民众被愚弄成冷血自私的文盲,不但没有文化且道德素质低下。
他们除了对朝廷随声附和以外,只是顾及自己的生计,其余一切不关心。
满清只需要这种人民,因为不会叛乱,不会惹麻烦,任由官吏欺压蹂躏。
然而,这些愚民也是满清衰弱的根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从广州杀到天津,又从天津杀回广州,最后又到了南京。
这一路上,满清老百姓基本对洋人入侵熟视无睹,毫不关心谁胜谁负。
他们被教育为不要管国家大事,莫谈国事。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更好了,很多中国老百姓选择和洋人合作。英国人有一个著名的中国苦力团,给钱让他们做后勤工作。
而地方上的中国老百姓,也给洋人提供包括后勤物资在内的各种帮助,帮着洋人打自己的政府。
至于对于所谓乱党,无论是最早的太平军、后来的维新派、革命党,民众态度都是相同的,就是比朝廷还恨他们。
比如徐锡麟刺杀了满清官员,被判处死刑。然而,官员的亲兵却在行刑之前,对徐锡麟施以酷刑,据说砸碎了他的睾丸。
显然,官员被杀,并不管士兵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恨呢?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
洋人打过来,老百姓不关心,甚至合作,那是因为洋人很强大,老百姓不敢招惹。
相反,乱党的实力弱小,又是朝廷宣传的破坏国家的人。
愚民第一害怕国家的变革,他们不知道变革以后国家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宁可做太平犬,至少有口饭吃。他们畏惧革命党、维新派变革以后,会让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第二欺软怕硬,发泄心中郁闷。
满清的行刑都是公开的,包括血腥的凌迟。这其实是一个嘉年华,一个秀场,让老百姓也充当杀人者的一份子,满足了心理的嗜血,发泄郁闷,同时不要承担责任。
第三恐惧心理。
目睹革命党维新派的惨状,愚民不敢和朝廷作对。为了不被当做革命党,愚民往往表现的比朝廷还狠,目的就是表忠心,以自保。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当时,满清朝廷说什么,愚民就信什么。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
不只是清朝如此。
比如柏林墙吧,东边号称 民主典范,西边称为 自由之地。实际上,由东向西逃跑的人不计其数,他们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丢掉性命,为什么?有一个记者采访逃脱的人:
这边工作不好吗?
好。
这边吃的不好吗?
好。
这边住的不好吗?
好。
那还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逃跑?
因为那边能说 不好。
能理解吗?
看处死戊戌六君子的、叫好的人,麻木,恐惧。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
历朝历代中老百姓是最好愚弄的,本身没什么文化,还缺乏思考力,尤其是清朝,文化普及已经到了零点负数,别说爱国不爱国,当时民不知国为何物,家家生活都是困难户,更别说爱国了,偶尔看个嘻哈,那也是家常便饭的私下“探讨”就和现在的农村妇女一样,东家长西家短,家常唠着,闲话叨叨着,九十步笑八十步的心态,这是几千年的劣根!
闲话扯的有点远,不过这就是百姓的生活,听我爷爷辈儿人说,他们那时候,两三个日本人就可以管着一个村,就这么可怕的现实!那时候的人没文化,没血性,一个村的普遍只有家户大点的认识几个字,更可怕的是,日本人去这个村,先去找认识字的人去宣传所谓的大东亚思想,这才是关键,所以那个时代诞生了一大批汉奸,并且这些汉奸不是大家大户就是有名望的人或者是号召力强的人,这些人都怕死,害怕失去自己祖辈的财力,所以就顺水推舟的当了汉奸,这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悲哀,也就是为什么六君子被处决时,老百姓拍手叫好的原因!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
悟空问答,有问有答,且听大狮白话几句。
戊戌六君子被斩杀菜市口,为何百姓不予同情,反拍手叫好,甚至于向负责行刑的刽子手扔赏钱呢?说到底,都是愚民思想作祟。
杀头这种事情对于一个愚昧的草民来说只当看了一场热闹,至于杀谁他们一概不管,总之不是杀自己或杀自己的亲人,他们一概漠不关心,反倒因为离得远看的不真切而烦恼。
向刽子手扔钱,这是明清两朝历来的传统,在斩首或凌迟某某犯人之前,官府会提前贴出告示,写明某某日某某时在某某地点正法某某人,凡是听到消息的百姓会提前找有利地形,以便于可以近身观看血腥的画面,而后品头论足,事后到处炫耀吹嘘。有些人会将提前占据的有利地形卖给有钱人,从中赚取一定好处。
行刑过程之中,刽子手故意慢悠悠行刑,为的就是讨赏钱。为了让刽子手快点动手,有钱人便投掷钱财,刽子手见钱之后,才开始动手。
杀的好,一刀而过,有人接着赏。杀的不好,一刀没死,则叫“倒好”。
若是凌迟,刽子手则得赏钱更多,那些被割下来的碎肉会当场售卖,购买者拿回家中,用瓦片焐干,据称磨成粉后可治烂疮或疟疾。
在愚民眼里,才不管你是什么君子不君子,他们看得是热闹,只管杀的好不好看,够不够过瘾。至于图强,至于变法,至于维新,这对老百姓来说是陌生的,是令他们恐惧的名词。不安生过日子,反倒撺掇皇帝干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活该你挨刀。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人是该死的。百姓只管今天的豆汁浓不浓、今天的卤煮味儿好不好,三顿饭辙还有没有着落,大清国如何变,他们管不着,想管也不够格。
有人或许要如鲁迅先生一样唾骂这些大清国的子民,其实这也怨不得他们,大清对他们怎么,他们也就对大清怎么。大清国也不草民的国,就如茶馆中常四爷说的那番话“我爱大清国,可特么他不爱我啊”。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
老百姓是最天真的生物!!
戊戌六君子是中国古代的正面人物,他们为国为民之情可敬。
但是却不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所理解,戊戌六君子被钝刀活活砍死,死后百姓还生啖其肉,毫无疑问这是最令人寒心的事情了。
“愚蠢的”统治者不理解我也就算了,怎么为愿意为之奉献生命的老百姓都不理解我,还要往我的头上扔臭鸡蛋,烂菜叶?
鲁迅先生目光如炬,把这件事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的落后,或者国民的劣根性。
他认为这是一种看客的文化,是冷漠,是无知。
但是,鲁迅的观点也并不一定全面,毕竟他是20世纪初期的人物,我们如今通过社会学等现代学科,可以进一步完善鲁迅的观点。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有互联网,有手机电脑电视机,消息传播非常得快,这大大减少了由少数人掌控一切的“信息不对称”。
让大家对很多事件都可以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了解。
而在明清时代,老百姓哪里有这些手段?
他们的信息来源非常单一,只能靠统治者或者权威人士来告知,而那些权威的人又是立场鲜明的,他们提供的信息是经过刻意筛选和扭曲的。
老百姓当时不喜欢戊戌六君子,是因为统治者通过种种方式让他们误解了戊戌六君子。
他们用一系列的罪名,比如“误国”、“惑众”、“反叛”等名义来污名化他们想污名的人。
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普通的老百姓很容易就被他们蛊惑了。
这实际上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如果让他们直到戊戌六君子真实的动机,他们还会这样吗?
老百姓不是不讲良心,包公为他们做主,他们就奉他为青天大老爷,海瑞廉洁,他们就为他建祠堂。
而当他们得知袁崇焕“叛国”,戊戌六君子要“叛逆”的时候,他们怎么能不愤怒?
简单地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是有劣根性的,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这其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实都有不足之处,也有其领先之处,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是完美的。
我们在看到那些“冷漠的老百姓”的时候,也不应该忽略了中国为什么一直到不乏袁崇焕,戊戌六君子这样的人。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
这个其实再正常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真实生活状态下的老百姓,会像电视里演得那样大义凛然、赞成维新——大部分老百姓,通常是时代的看客。
头一个,在北京老百姓看来,这六个人,既然是被五花大绑送到刑场里头来了,那必然是犯了法了。既然犯了法,那么官家说要砍头,那就砍呗!咱说不砍,那也没用啊!而既然没用,咱就过来看个热闹呗,咋,你还不许咱老百姓看热闹。要知道那会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多没劲啊!
次一个,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本地人吧?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广东人,一个山西人,一个福建人,两个四川人,那就对了,关咱北京人啥事啊!还不许咱来看个热闹?
这就说到了地域歧视,这东西在大清那会已经很厉害了。《清史稿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姓朱的被提拔做了闽浙(福建、浙江)总督,他在向康熙皇帝上奏疏中担忧“福建地瘠民佻”,啥意思呢?就是说福建不仅是个穷地方,而且当地人还很轻佻放荡。瞧瞧这不是地域歧视还是什么?所以在戊戌六君子这边,北京人一看其中有个福建人,立马就有反应了:果然轻佻放荡啊,没事做玩什么变法啊?
歧视福建人(林旭)也就算了,为什么还歧视山西人(杨深秀)呢?这里又有说头,清朝时期,康熙出游江南地区,发现在市场上做贸易斤斤计较的大多都是山西人,觉得山西人抠门——于是在北京人眼里,山西人也成了一个贬义词。
至于湖南人(谭嗣同)、广东人(康广仁)、四川人(杨锐、刘光第),北京人一直将广东视为南蛮,湖南也是,四川则是:地势险要,人心更险恶!
第三个,北京人看不惯洋人,更厌恶那些说要学洋人的人,而戊戌变法,头一条就是要废除旧八股,所有办学机构,全部兼习中西学,还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这些措施,在北京人看来,简直就是荒唐,怪不得老佛爷要砍他们的头?次一条,变法派鼓吹工商立国,在北京人看来,就更胡扯了,老人说得好,大清以骑射立国,要不然也是农耕为本,工商乃是最下贱的末,你这叫本末倒置!
第三个,现在看来没啥,当时却是最直接触及北京人实际利益的,那就是精减机构。具体来说是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机构确实该撤,可你不要忘了,这些衙门背后,是大大小小数以千万计赖此为生的北京旗人,而且这些旗人,在当时可是最能闹的人。六君子得罪的,正是这样一批人。
所以你说,六君子上法场,这些人能不开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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