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感觉二战时日军“下克上”风气严重？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日军的下克上的存在，其实是日军高层指挥的严重问题导致。

以抗战战场为例，日本最高指挥为侵华日军司令部，设置在南京，有自己的一套班子。

但实际指挥战役的，都为各军（也就是中国的战区）司令部。

进行战术作战的，又是各个师团。

而根据日军的传统，上级对于下级并非牢牢控制。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李德、博古指挥战役，不但制定战略，也干涉具体战术，甚至到一个营兵力的使用。

这导致红军基层指挥官失去实际指挥权，形同虚设，想不败都难！

而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二战很多关键战役的胜负，往往就在一二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

以当年的通讯以及指挥系统的处理速度，根本就不可能及时反应。

打个比方来，日军在攻打中国城市期间，突然发现国军开始突围。

那么，究竟要不要追击？

如果师团上报给军司令部，军司令部又要请示侵华日军司令部，最快也要1天以上才会有指示，到时候国军早就不知道突围到哪里去了。

二战期间，日军高层指挥相对是放权的。

也就是，侵华日军司令部多是制定大的战略，制定战役的目标。

具体如何实现，全部交给军司令部去负责。

而军司令部召集师团长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比如攻打长沙是中央突破，还是多路围攻。

一旦大体作战任务下达以后，军司令部较少干涉具体的指挥，最多协调师团之间的行动。

而师团也是一样，他们拥有一线的决策权，往往是先下命令以后再向军司令部请示或者汇报。

这种模式，是日军多次获胜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传说中的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其实，这也是日本战国时期军阀混战的传统。很多大名对于部下的强力家臣，缺乏足够的控制力，大体上是协调他们作战而已。

这种方式有优点，但也有巨大缺点。

日军以下克上往往成为风气，甚至会彻底改变侵华日军司令部甚至日本军部的战略，导致战略上的惨败！

比如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日本军部不希望扩大战争，要求前线部队停留在苏嘉线，不要继续攻打首都南京。

日本军部认为，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撤退，占领南京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反而失去了谈判的对象。

但日本一线指挥官认为国军已经全线撤退，只要坚决追击，一定能够迅速拿下南京。

结果就是，日军自发攻打南京，军部被迫认可这个决定。

占领南京后，实则日军就彻底被拖入持久战，无法自拔了。

为何感觉二战时日军“下克上”风气严重？

在二战时日军犯了四个严重的错误。

一、逐次增兵，欲战又止，迟疑不决。

二、随意更改“主战场”。

三、军、政不和，下克上之风气严重。

四、该出手时作壁上之观，不该出手时南进袭美。

其中“下克上”之风尤为严重。

抛开民族情感来讲，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战争进程也算是可圈可点，想象一下，日本一个岛国，在当时连一亿人口都没有的小国家，在对华战争过程中竟然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虽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国民万众一心致力抗敌，但是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下克上。

下克上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就是指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感到不满甚至对上级下达的命令不理不顾，按道理说军人是以服从军令为天职的，但是下克上出自日本武士道精神，武士在强调对上级忠诚的同时，也希望上级能尊重下级的利益，如果下级认为上级违背了这个约定，下级是可以反对上级的。

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结果，因为这些下层军官后面都站着一个人——天皇。“下克上”也可以说是天皇一手促成的。他希望以此来平衡下面人手中的权力，并且增强自己手里的权力。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右翼大力宣扬“下克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右翼认为国家出现衰弱的原因是天皇被内阁架空，这该如何是好？

只有除掉这些中间的官员，直接听命于天皇的领导，这样就能迅速对外扩张，通过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来壮大自己的祖国，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很感动，持有这种“爱国情怀”的军官大多数是草根出身的中下级法西斯官员，正是他们的这种“下克上”的思想让日本日益膨胀，开始四处侵略扩张。

但这种现象其实是从918事变之后开始的。918事变并不是由日本高层一手策划并实施的，而是由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将领背着日本军方高层秘密实施的一个计划。

对日本而言918事变的冒险尝试是非常成功的，东北军的不抵抗使得东三省以席卷之势沦陷。而那些参加了对东三省进行了作战的官兵尝到了甜头后越发狂热，认为918事件完全可以重演。

由此那种下克上之风越发严重，后来的七七事变有对战果的扩大和不扩大两派，而被奉为英雄的石原在当时却属于不扩大派，有部分扩大派军官就效仿石原，直接绕开了上层领导制定各种战略规划，于是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战。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比如说诺门坎战争，英帕尔战争都是各军司令部独自策划并领导各种战役决定，也因此影响了全局。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海外军团独立性过大，是日本下克上风气所致，同时也让这种失败成了必然。

这种模式虽说在理上说不通，可是有许多军官却是默认接受这种“潜规则”了。毕竟手底下人瞒着自己做事，做成了有自己的一份御下有方的功劳，没做成的话就把下属推出去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而那手底下人呢？一旦做成了事情那可就是平步青云了，可谓是进入了官职晋升的快车道了。

可是这种方式有利有弊，毕竟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日军下克上风气直接导致了日本军部的战略部署的错乱，导致其惨败。就比如说日本在攻打南京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导致其被彻底陷入持久战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了，日本一线指挥官越过日本军部直接攻打南京，导致军部被迫认可了这个决定，再后来又继续获得了政府和天皇的追认。

其实究其根底，日本的失败一是在于中国国民对侵略者一致对外的决心。二是其战略方针的错误，而战略方针的错误又在于军中的相互制衡，互相猜忌，更有本文中提到的——下克上风气。

为何感觉二战时日军“下克上”风气严重？

下克上，就是下级架空上级，并取代上级作出决定，取得实际领导权。先把这解释清楚才好回答。

石原莞尔本是日本关东军的中佐（中校）参谋，整个九一八事变的实际策划者和实际指挥这者之一。

在九一八事变开始时，石原莞尔等人绕过刚到任不到一个月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虽然也是侵占中国的支持者）下达战争命令。事变发生后才进行告知，而此时也只是并劝说其正式授权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下达停止命令后日本关东军仍继续行动，以及日本朝鲜军越境进入中国东北参与九一八事变（虽然在事变后得到日本天皇的追认）。又是两起更加严重的下克上。

因此满洲事变也被称为昭和时代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一。也是由此开启了日军二战中一系列下克上的历史。

后来就卢沟桥事变发生之时，已经升任日本战争指导部部长的石原莞尔认为不应在此时扩大战争而受到下级课长的下克上，并被怒怼“我们现在就是学石原先辈在满洲的做法，有什么不对。”扩大派占据主流后石原莞尔则被排挤出中央，后又被转入预备役被监视居住。

可以说石原莞尔是二战中日军下克上上的开启者和受益人，也是其的受害者。

一 、首先九一八事变中，树立了错误的典型

石原莞尔等人下克上，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成为了国家英雄，并因此官运亨通。给了想建功立业的下级军官一个错误的示范。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接连出现日本在华日军挑衅事件，上海一二八事变、天津日本驻军挑衅事件。

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系列事件中出现的小团体或者是派阀在日本军中所其的作用。或者说就是日本的决策体系已经被各种派阀所左右，没有了正常的军队指挥体系。下克上成了弱势一方，操控军队影响决策的常用手段。

仍以九一八事变来说，需知道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组织者都是日军中统制派成员。其计划在谋划之初就已告知统治派核心人员永田铁山，并得到了其在事变前从日本本土调来240毫米重炮的支持。同时也是在中央的统治派成员在事变开始后强压处分命令，并在日本大肆宣传其“英雄事迹”，才将这些不停调令的军官塑造成“大和英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派系支持，改变国策的行为，仅凭几个参谋来做可能当天就被终止了。

作为对比也是一二八事变和天津驻军挑衅事件，都是不符军内派阀的战争思想，下级想学习九一八事变中的英雄事迹却很快被制止。

同样日本内部的二二六军事政变，也是在逐渐失势的皇道派军阀为挽回颓势与统制派争权搞策动下级军官搞政变，并在事变中拖延镇压，并帮助宣传叛军的“爱国思想”。

但却如同开启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在一次以后日军中不断因为各种战争思想分裂成不同的小团体，并用下克上的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其下克上的范围也延伸到大到国家国策小到战役决策各个层面。而最初采用这种方式的石原莞尔和永田铁山也成了下克上这种不择手段的牺牲品。

为何感觉二战时日军“下克上”风气严重？

这个问题牵扯到日本比较深的东西，这里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大家都知道，日本自古就是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又地方狭小，很多矛盾避无可避，必需直面，所有社会底层，也以日本底层被压榨最为凶狠，基本已无再进一步压榨的可能。这个环境，造成日本社会大概是世界上最早权力集中，最早阶级固化的国家，有限的资源必需集中分配，掌握分配权力的阶层一旦稍有偏颇，被压榨到底线的底层就只有造反，古代没有明确的科学指导，但在日本社会自然形成保护分配权的武士阶层，以及可以凭头脑更合理分配资源，自己还可以从中渔利的财阀阶层，但最高层既要这两个阶层协助自己分配资源，又没能力供养这两个阶层，回收所有分配权力，那怎么办呢？—— 给政策！在保证最高层收益的情况下，给他们压榨权！他们只要压的住最底一层，那么收到和上交之间，怎么渔利，就是他们的权力。实际日本历史上最底层被逼到造反的情况很多，但日本地域狭小，转圜余地小，强势方从没有什么兵力空虚，不集中的问题，镇压起来很方便，从来都是露头就打，弱势方从来没有发展空间，像中央帝国那样，底下已成燎原之势，高层还没收到情报的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不过日本强势方也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不能杀鸡取卵，薅羊毛得留着羊，这些底层每一个人头上，都有着明确的收益，杀了可就没了，所以武力镇压压住阵脚后，就是请中人出来谈判，给多少米粮，然后大家别闹了，还是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所以日本历史不提什么农民起义，此类事件都是所谓“骚动”，二战的紧要期间，日本各大城市还发生过有名的“米骚动”。而题目所问的“下克上”，就是日本中层把下层压榨过甚，下层开始“骚动”了。或者高层试图染指中层这种压榨过手的权力，中层开始反击，下克上，就是日本社会保持阶层平衡，维持阶层固化的自然手段。到了近代，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输入，很快这种下克上就加进了科学指导，变得有些似是而非，比方226事变，石原莞尔缔造关东军神话，就被很多人认为是日本军队下克上的典型案例，那就这么认为吧。但是要是对此感兴趣，愿意深究，你会发现这并非下克上，而是日本高层权力斗争当中，某一方利用了中下层，过程里，明智维新后，社会变动，一些得以由下层蹿至中层的人，在日军中就是所谓的少壮派，从中看到自己可以由此更进一步，蹿进高层的机会，这种“下克上”就变得变本加厉，失控起来，老实说，我的感觉，当时日本不亡于盟军，欧洲没有发生大战，任由日本在东亚独大，一帆风顺的日本，恐怕也会亡于这种失控，这一点，从石原莞尔本人，被手下激进少壮派所推出权力中心，可见一斑。

为何感觉二战时日军“下克上”风气严重？

你好，我是迷彩派编辑

这种现象的严重化是918事件后开始的，起初918事件就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将领一开始就背着大本营搞出来的，由于当时关东军和东北军在兵力方面差距悬殊，所以连日本都不认为事情会进行的很顺利，甚至做过很坏的打算，即东北军集结起来攻击关东军，使后者覆灭。然而，不抵抗使得东三省很快沦陷，所以当时日益狂热失去理智的日军中下层军官尝到了甜头，越发看不起中国，认为918事件可以一再重演，无需得到高层的认可。

而77事变时，虽然日本有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有趣的是，918的始作俑者石原认为如果在华北扩大战争，会彻底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底线，进而扩大战争，对日本以战养战不利，所以属于不扩大派，但部分扩大派的军官却对石原表示，当时918事件也是石原绕开东京高层和天皇而策划的，今天自己同样也可以这样做。所以，由此开始中国爆发全面抗战，而日本的中下层军官独走也愈发频繁，后来的诺门坎事件也是由此引发的。

纵观这些事件，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的确是日本高层不知情，那些身处第一线的少佐中佐才是直接的推动者甚至策划者，但另一方面，日本高层在事情发生后一般采取默许甚至暗中支持态度，这就进一步纵容了这种下克上。

为何感觉二战时日军“下克上”风气严重？

日军的失败与中国的顽强抗战以及美、苏有关，但也跟他的指挥系统有着莫大的关系。日军始终都没能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战略方案指导作战。这一点在整个二站中都有所体现。

一、逐次增兵，欲战又止，迟疑不决。

作为一个拥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日军的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士兵在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下骁勇善战，不惧伤亡。纵观整场中日之战，日军都是以寡敌众，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以大捷告终。然而这仅仅是表面上的风光，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国军是其战略上的失策。这与日军兵力不足及逐次增兵有很大关系。

日本在侵华期间，多次迟疑不决。九一八，关东军演导了柳条湖事变之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在其极度犹豫之下，又于淞沪、热河及长城等地干了几仗，就此停滞不前，让中国得到“喘息”之机。蒋介石借机于西南秘密发展军工，购建大量德械装备，创建德械部队。并持续维持了“黄金十年”的经济增涨。为八年抗战储备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及战略物资。

显然，日本持疑不决的态度为其最终失败的因素之一。日军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本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挥师南下，乘中国备战不足及动乱的时候一举攻略中国。二、就此停战，休养生息，固守东北，待到时机成熟，策应德国夹击苏联，功成之后，再联合对抗美国……

二、华北战事兵力薄弱，随意更改“主战场”。

日军原本的作战计划是以华北为主、华东为辅的主要作战地区，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后，沿津浦、平汉线向南推进，攻略宁、汉，将中国拦腰截断。根据中国的地形及政治局面，此计划无疑是正确的选择。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日军仅在华北配署了四个师团的力量，并未集中优势兵力。从而令迅速攻下华北，并以雷击之势抢占宁、汉的策略破产。

若非如此，中国在武汉的重工业及军工将为日军所获，诸多物资也来不及撤往西南。更为不利的是在此闪电策略之下，国军将得不到喘息、休整的时间，一溃千里。这与多处设防、节节抵抗后的战略转进有着天壤之别。

日军在华北部署如此薄弱的兵力，一方面是因为日军过于轻视国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日军临时更改了主战场，兵力重心从华北向上海转移。

与缺泛远见的日本军事家相较，国府军事家的战略方案显然是异常出彩的。

在陈诚的提议下，蒋介石指令扩大沪事，大量增兵入沪。日方大本营见华北久战不下，遂也将眼光转向上海。其认为攻占上海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可一举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日军大本营在此“政略”思维的指导下，乖觉地配合国军于淞沪应战，导致主攻路线偏移。由一马平川的“北向南”改为山路崎岖、江河纵横的“东向西”线路。严重束缚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发挥，同时为其行军增添了一定的困难，也为国军阻击其前进提供了许多有利的地形。

至此，日军三月灭华的梦想彻底破灭。

三、 军、政不和，下克上之风气严重，大本营指令扑朔迷离。

日本军政不和，主战及主和两派争斗不休，矛盾重重。下克上之风气严重，日军军官好勇斗狠，普遍缺泛全局观念。张鼓峰事件即是如此。其军官屡屡抗命，私自出击。致使大本营手忙脚乱，诸多方案都于争论及妥协中临时产生。在此状况下，很难制订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战略方案。

徐州会战，在取得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之后，日军大量增兵徐州。国军为避免决战，兵分五路从日军的包围间隙中突围，日军紧咬不放，衔尾跟进。而国军部署在豫东的桂永清等部阻击不力，丢了兰州及开封等地。6月10日，日军向郑州逼进，郑州告急。一旦让日军攻下郑州，不仅平汉铁路被切断，徐州突围的主力及豫东战场撤退到郑州的20多万部队都难以摆脱追击，从容完成防御武汉的部署，武汉朝不保夕。

然而早在5月29日之时，大本营就已决定停止追击行动，并下达命令：“未经批准，不许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 但华北方面军根本不理会大本营的命令，私自调军追击，国府面临危机。 大本营在此关健的时刻，却下令停止追击令人迷惑不解。

观日本国内，其内阁于5月下旬局部改组，近卫首相任用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出任外相，企图借助他来抑制陆军”。而在蒋介石的掌控下，中、日两国的谈判正在进行。日本急欲抽身中国战场，与德国夹击苏联。大本营下令停止追击国军，是否与此有关？如与此有关，又怎么解释6月11日，那支由雨中偷袭登陆的波田支队？如与此无关，大本营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下达如此的命令？其间的曲直是否为主战及主和两派争斗的结果？

谈判最终以夭折告终，除日本对于停战和谈的要价太高之外，仍处于进攻状态的日军令蒋介石看不到对方的一点诚意，断然拒绝和谈。日军再一次失去跋足中国“泥泽”的机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大本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处于茫然无措的状况。

抗战中、后期，国军的会战能力逐渐成熟。日军接连发起的浙赣会战及鄂西会战均无功而返,损失惨重。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日本大本营迟迟不愿发动决定性的大规模会战，宁可呈僵持局面，维持现状。此方面的情况，可透露出日军大本营茫然无措的状况，不知何去何往。

1943年夏末，日军大本营电令中国派遣军进行会战准备，消耗国军有生战力，以策应南方派遣军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滇缅方面转用兵力。而战后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长杉山回忆这一个作战指令，却声称当时整个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对于这个会战的战略意图都无从理解,不知战场远隔千里,如何策应?

四、 该出手时作壁上之观，不该出手时南进袭美。

中国军队在战斗力上虽有所欠缺，然而在扭转整个二战的胜负中，却起着相当关健的作用。

1941年6月22日，德国携雷庭之势，以其著名的闪电战术深入苏联领土。从战略上看，此时正是日军北上夹击苏联的最佳时机。然而日军顾虑到中国派遣军身陷中国，跋足不出。再加上诺门坎受挫的教训及惧怕苏军轰炸日本本土，因此决定放弃夹击苏联的计划。对苏、德之战采取壁上之观的态度，眼睁睁地看着盟友溃败，从而陷入孤军作战的绝地。

事实上，在美国对日本实施禁运之后，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和谈。放弃所有侵占中国的领土，恢复到九一八战前的状况。然而日军大本营及其属下各级军官的思维只能用“歇斯底里”来解释，这个不能用正常思维去理解的军事集团放弃了最后的和谈机会，主动挑起太平洋战争，自取灭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