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大将严尤为什么说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你觉得有道理吗？

评价周、汉、秦政策没有道理，劝谏王莽有道理。

严尤是西汉晚期道家学者、思想家庄君平的远房玄孙，是王莽在长安读书时的同学，严尤自比乐毅、白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得到王莽的看重，官拜大司马，一生战绩胜多负少。

严尤的这番话出自对王莽的上书劝谏，并在劝谏中首先评价了三朝对匈奴的政策，然后诉说了讨伐匈奴的困难，最后只是自已对王莽的劝谏。

严尤说周宣王：匈奴入侵时，周宣王命令大将出击，像赶蚊蝇一样，只是将匈奴驱逐出境，所以天下称之为高明，这是中策。

严尤说汉武帝：汉武帝挑选精锐将士，命令精兵负粮深入匈奴境内，劳师远征，虽有获得大胜，但汉武帝用兵近30年，国力损耗巨大，匈奴也深受重创，天下称之为武力，这是下策。

严尤说秦始皇：秦始皇不能忍受匈奴的小耻辱，而轻视民力，修建万里长城，运输的物资的出行，让天下的负担加重，把资源全部耗费在长城上，让国力衰竭，结果让秦朝失去江山，这是无策。

严尤接着说出征讨匈奴有五大难处：

1、征兵调兵难。全国太大，偏远地方的兵征集全部集中要一年时间，而靠近匈奴境的军队很快就能集中，时间上难以统一。

2、征调军粮难。从全国其它地方运粮草太慢，路程、运输都不方便。

3、战场运粮难。缺少马匹，及运输工具，而匈奴之地又多是沙漠，缺草少水。

4、征讨匈奴天气多变、疾病高发。匈奴地区气候多变，汉地人均不适应，且疾病早发。

5、我方打击匈奴难，匈奴伏击我方易。打匈奴有大量的运输部队，就缺少打仗的精兵，而匈奴的生活习惯与我们不同，都是随身带粮，匈奴又熟悉地形，伏击我方较为容易。

说了这么多，严尤的真实意思就是劝谏王莽，不要像秦朝那样以无策而将国力全部耗费在对匈奴的作战上，导致亡国，也不要像汉武汉帝那样以中策深入匈奴境内打击匈奴，而大大损耗国力，导致民生凋零，可以像周宣王那样，驱逐匈奴出境，或者让自已统率前期集训好的大军，对匈奴发动突然袭击，给匈奴以教训，让匈奴知难而退就行。

简单的说，严尤的意思就是：千万不要对匈奴大举用兵，而导致国力衰弱，只需轻兵教训一下就行。

严尤批判了周宣王、汉武帝、秦始皇三朝对待匈奴的政策，却又无法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对王莽进行的劝谏，严尤批判周宣王、汉武汉、秦始皇对匈奴的政策是没有道理的，但严尤劝谏王莽的话，还有道理的。

要知道当时的王莽，内忧外患，而且王莽对匈奴的政策出现在错误，导致匈奴及当时大部分臣服于汉族的外族心生不满，继而起兵反叛。

王莽将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王莽干的这些事，全是重虚名，而轻实际，一点实际意义也没有，却激起了外族的叛乱，导致王莽政权的覆没。

在这个节骨眼上，严尤的劝谏是正确的。

王莽的大将严尤为什么说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你觉得有道理吗？

在王莽手下的将领中，严尤是最厉害的一个。

严尤曾在一份劝谏中，对周、秦、汉三代的匈奴政策作过一个简短评价。其中，他认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没有任何人找到了对付匈奴的上策，只有周宣王的政策算是“中策”，而秦皇汉武的政策只是“无策”、“下策”。

如果是平心静气的“就史论史”，严尤之论有失偏颇，甚至不乏谬误。

不过，如果是针砭时弊的“就事论事”，考虑到王莽愚蠢的政策，严尤之论可谓对王莽政权的金玉良言！

公元10年，王莽集结30万大军，分6路讨伐匈奴。

严尤是当时第5路大军的统帅，他上书劝谏。

1、匈奴之患（这里的“匈奴”，不是指侠义上的匈奴民族，而是指北方游牧民族之患），已经很多年了。

“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没有人主动“必征”，企图一次性解决问题。

周、秦、汉三代，都对匈奴发起过征伐，但都没有“上策”。

2、周宣王时，敌人入侵，周宣王发起反击，把敌人打到边境就回来。

这种把匈奴之患当作蚊虫，赶走就算了，“天下称明”，可谓“中策”。

3、汉武帝时，选拔将领，精简士卒，轻装深入深入敌境发起反击。

这种方略虽然斩获不少，但匈奴报复不休，兵连祸结，国家空虚，“天下称武”，可谓“下策”。

4、秦始皇时，不愿忍受被匈奴骚扰的小耻辱，征发百姓，修筑万里长城。

这种方略劳民伤财，耗费国力，最终导致秦亡，可谓“无策”。

由此来看，严尤所谓“上、中、下、无策”，本意并非对历史人物作所谓排序。

他所说的“上策”，是一劳永逸，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谓“中策”，是指“忍小辱”，只作驱逐，不作大举征伐。

所谓“下策”，是指花费较大代价，取得一定胜利。但既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也耗费国力。

所谓“无策”，是指花费较大代价，也无法打击敌人，最后倾家荡产，灭亡。

单纯以史论史，这种论调有失偏颇。

单就民族政策而言，周宣王显然不足为法！

敌人来犯，当作蚊虫，赶走了事，短时间内确实不必“劳师伤民”，但敌人得不到足够的打击，时来时去，长时间骚扰国境。每次敌人来犯，周天子都要点燃烽火，召集诸侯，难道就不会消耗周国力吗？

事实证明，周宣王的政策并没有避免国力损耗。虽然名义上有“宣王中兴”的美名，但因与少数民族常年征战，国力已大为损耗。宣王中后期组织几次作战，也以大败告终，天子威望已大降！

而且，仅仅只是到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时，犬戎就攻破镐京，西周灭亡！（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说法也说明：周天子王族武装已经无力保卫自己！）

这算哪门子的”明“？

汉武帝的反击，确实导致了“海内人口减半”，尤其是汉武帝后期的几次征伐，确实值得商榷。

但是，大汉的长远环境却大为改观。

汉武帝大举反击之初，匈奴占据河南地、河西走廊，可以随时威胁长安。经过汉武帝的反击，匈奴被逐出河南地、河西走廊，远遁漠北，威胁大减，反而使大汉赢得了近百年相对安定的环境。

而且，汉武帝前期，收复河南地、河西走廊的作战，收益极大，消耗也不大，只是后期几次远跨漠北，劳师远征，损耗大、收益小而已。

至于修筑长城，并非秦始皇“原创”，战国时，秦、赵、燕都修筑了防御匈奴的长城。

秦始皇对“河南地”，以蒙恬为将，坚决收复，然后以农耕-游牧分界线为界，修筑长城防御，是利在千秋的，后世历代也多以长城抗击游牧民族。

修筑长城，并非秦始皇“原创”，战国时，秦、赵、燕都为防御匈奴修筑了长城，赵、楚，还为防御秦修筑过长城，也未见诸侯因修筑长城而覆亡的。

因此，修筑长城，其政策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会透支民力，只是组织上或许操之过急、过激，引发动乱而已！

汉武帝的反击、秦始皇修长城，就政策而言，并不意味着必然出问题，只是具体组织上出现问题而已！

严尤之论，将组织上出现的问题，一味归结于政策本身的问题，有失公允。而其对周宣王的评价，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就史论史，严尤之论有失公允。

但就事论事，这些话说给王莽听，则可谓针砭时弊！

王莽讨伐匈奴，纯属“作”！

有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经过西汉的大规模反击，边境形势已经大为好转。

当时，匈奴等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基本上臣服，侵扰已经不多。

王莽登基后，没事找事！

为了宣扬他代汉是“天意所迫”，他更改少数民族首领称谓（很多王降为侯），并派遣庞大使团，以新的印绶替换旧印绶。

其中，他以新印的“新匈奴单于章”，更换旧的“匈奴单于玺”。

去“玺”加“新”，意思就是表明：匈奴单于与新朝官吏一样，都是臣下！

换印后，匈奴大怒，出兵进攻边塞，由此战事才发！

对于匈奴的反应，王莽决定大举征伐，集中30万大军，兵分6路，企图大举深入，一举击破！

王莽的部署，战线西起甘肃河西走廊，经今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北，直至今北京东北与河北交界。

可以说，兵力之大，战线之长，已经超过了当初汉武帝时期！

可以说，王莽的军事部署，与其说真的要打击匈奴，倒不如说是一次炫耀国力的表演！

而先抵达边境的部队屯留骚扰边民，内地则借征发之机侵扰小民，已经引发社会危机！

因此，严尤之论，可说给王莽听，谓“针砭时弊”的金玉良言。

这次战争，起因并不是人家非要作乱，而是王莽毫无必要的羞辱人家。

因此，不必“必征之”。

如果非要去征伐，吸取周、秦、汉教训，也应该不要劳民伤财。

即使像汉武帝时期“选将练兵，约兵贲粮”，取得胜利，也只是“下策”。

何况，从国内形势、战场环境、对手战术等5个角度看（严尤分析），此次征伐，比汉武帝时期更劳民伤财，却更难见成效！

因此，严尤以古论今，提出劝谏。

随后，严尤又提出：如果必须征伐，不如就让我带领精锐，深入霆击，教训教训他们吧！

严尤之论，既针砭时弊，也提出了补救方法，可谓精当！

可是，遇到王莽这样的老板，严尤算是倒霉！

遗憾的是，王莽没有听从严尤的意见，“转兵谷如故，天下骚动”。

毫无意外，征伐匈奴大败。

更严重的是，和匈奴一样，东北、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事，王莽陷入了与各少数民族的连番大战。

严尤本人在这些征伐中，表现算不错的。

他诱杀高句丽王侯，扼杀高句丽之乱于萌芽，展现出不俗的军事、政治才能。

不过，独木难支！

此后，天下豪杰并起。

尽管严尤领兵，但王莽却不轻易授予兵符，要求严尤每次行动都要上报，否则就要以“弄兵”处置！

昆阳之战，严尤指出：不应该顿兵小城，应该直扑宛城。可惜，统帅王邑不采纳，非要“前歌后舞”···

结果···昆阳大败！

最后，严尤投靠汝南起兵的刘望，并在不久后被杀。

总的来看，严尤是新莽朝中最有能力的将领，只是，跟着王莽这样的老板，只有倒霉。

总的来说，严尤之论，如果单纯就史论史，有失偏颇。

不过，严尤之论，并非单纯历史探讨，而是劝谏王莽，要求王莽改变其错误的民族政策，安国养民，稳固朝政。

就这个角度看，严尤之论，不失为对王莽的金玉良言，也展现出严尤相当的军事、政治才能。

遗憾的是，王莽实在太“穿越”，其所采取的策略，比所谓“无策”更低劣，最后，新莽政权迅速土崩瓦解，也就不足为怪了。

王莽的大将严尤为什么说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你觉得有道理吗？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严尤只是建议王莽不要擅自对匈奴动兵。

因为当时国内已经一片混乱，是需要稳定发展民生经济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对匈奴开战，就算打赢必然也会消耗巨大，导致国内民众反叛起义。

站在这个角度，严尤说的没错。

但严尤关于“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的观点是错误的。

事实上，恰恰是“周朝得无策、汉朝得上策、秦朝中策”。

先说说周朝。

周朝对于游牧民族只是单纯的来了就迎战，尽量赶走。

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对游牧民族几乎毫无作用。

游牧民族肆意南下攻击，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捞一票走人，几乎把周朝当做提款机了。

经过长期的骚扰、消耗，周朝的实力大减，被游牧民族祸害的一塌糊涂。

公元前771年，犬戎干脆攻破西周首都镐京，杀死周幽王，将镐京抢劫一空，连褒姒都被抢走，由此西周灭亡。

可以说，周朝对于游牧民族基本是毫无办法的，也没有应对的战略，胡来一通，最终亡国。

秦朝则是中策！

秦朝当时统一六国，国力还虚弱，认为不没有能力深入大漠和匈奴决战。

况且，以步兵为主的秦军，很可能深入大漠根本发现不了匈奴。

而且，步兵在大漠的作战，如果人少了没用，被匈奴人直接歼灭。

如果人多了，后勤补给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即便今天，开车从北京到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铁路都有1400公里，火车要走30小时之久。

古代在无人烟、充满敌人的大漠上维持1400公里后勤运输线，还要维持几十万大军，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年隋炀帝就是不顾后勤擅自派大军杀到高句丽境内，结果粮食用尽，几十万大军不战而溃。

如果想要在大漠长期驻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维持后勤供应。

采用关内屯田让士兵自己种地呢？对不起，长城以北没有一个地方达到农业种植的最低标准，也就是年降水400。没水还种什么地？种仙人球还差不多。

所以，秦朝很聪明。

他首先命令蒙恬以雷霆之势猛击匈奴，歼灭其主力。匈奴主力受损后，慌忙逃入大漠。

同时，秦朝修建万里长城。

表面上修建长城花费巨大，但其实一劳永逸，可以将匈奴人小股骚扰阻挡在长城外。

即便匈奴人大规模入侵，有长城挡一下，汉军也可以有足够时间集中对付。

不过，长城其实是一种被动挨打的防御战略，是不得已为之的。

因为再牢固的工事，也有被攻破的时候，更别说万里的长城。

只要匈奴人足够强大，仍然是可以突破长城南下的。

所以，秦朝是中策。

相反，汉武帝以及后来的窦宪，才是上策。

也就是主动深入大漠，将匈奴的有生力量歼灭，将这个民族摧毁。

游牧民族人丁稀少，北方蒙古高原从东到西，鼎盛时期人口不过二三百万人。

一旦有生力量被杀光和俘虏，依靠游牧形式恢复实力需要至少几十年时间。

这几十年内，中原就安定了。

这才是上策。

当然，上策有上策的问题。

第一，上策对于国力和军力要求非常高。如果一个王朝不是鼎盛时期，是承受不了的，王莽时期就万万不能这么做。

汉武帝为了打垮匈奴，伤亡十几万军民，几十万匹战马，耗尽了文景时期留下的钱财。

第二，即便消灭游牧民族，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北方大漠客观是存在的，有大量的牧场。

那么就算消灭匈奴，很快也有其他民族来这里游牧，假以时日还会壮大取代匈奴，一样会威胁中原。

甚至，如果匈奴当时力量太弱，我们的主动进攻反而是帮助匈奴的游牧敌人统一大漠。

但即便如此，上策就是上策。

最后说一句，幸亏洋人发明了重机枪，将游牧民族变成了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民族。

王莽的大将严尤为什么说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你觉得有道理吗？

事实上，王莽时代的“中策”就是“上策”的意思，就是圆满和“得中”的含义。

严尤表面上说：对付匈奴，古代的王朝都没有获得上策，但接着就自相矛盾地说周宣王对付匈奴是如何的英明，什么“天下称明，是为中策”。

坦白说，就是不好意思说得太露骨，一种说话的艺术而已，实际上严尤说得中策就是他心里的“上策”。

彦尤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他年轻时与王莽共读于长安敦学坊，著书立说，写了一篇名作《三将》。

这个人常常自比乐毅、白起那样的战国名将。

他非常受王莽器重，曾经担任王莽朝廷的大司马，征战无数，据说能够做到“胜多败少”。

他说得“无策”应该是王莽君臣对秦始皇的一种轻描淡写，不客气地说就是“污名化”了。

当然，大将严尤能够从千年的战争历史中总结经验，总的感觉还是有些道理的。

王莽是一个极力崇拜周天子那一套体制的皇帝，他对周朝的各种制度都非常信服，可以说他的很多举措都是依据周公的那一套，只不过他是生搬硬套，没有真正了解周朝治理国家的办法。

王莽喜欢改名称，把自己不喜欢的名称全部改了，他喜欢的名称都要大书特书。

他把“高句丽”改成“下句丽”，把匈奴改成“降奴”，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词汇的改变是静悄悄的，很多人都没有留意，或者不知道其中的缘由，那就是“上策”被王莽的大臣们悄悄地改成了“中策”。

因为古代“得中”是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在王莽的时代，“中”字相对“上”字有更加特殊含义。

“中”字比“上”字更加崇高，以至于《孙子兵法》提倡的“上策”实际上变成了“中策”了。

事实上，彦尤就是要让王莽学周天子对付匈奴的办法，因为他认为周天子的对策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得中”了。

王莽当皇帝后，就是按照儒家的著作来治国的，对经书和周礼非常崇拜，已经达到依赖的程度。

各种军事行动都要模仿周天子，这才是“中策”的真正意思。

周朝对匈奴等游牧民族搞的是“远服”政策，只要蛮夷和北狄能够有所收敛和畏惧就行，不搞彻底征服，也不太重视大规模讨伐的军事行动。

所以，周朝的政策没有什么代价，活动空间很大，周天子的回旋余地也大，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个意思。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策”和“中策”。

汉朝对付匈奴的办法，它之所以被认为是“下策”，因为要不是汉武帝大举讨伐匈奴，汉朝的国力就会维持长久，也不至于其大好河山在70年后，就被王莽取代了。

王莽能够出人头地，主要还是能够重视“文治”和书生们，他如果要学汉武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而已，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王莽就是靠表面上信奉儒家，才获得读书人的支持，他的大臣们多数是儒家一派，大将严尤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说秦始皇的好话。

但是，秦始皇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所以严尤就避重就轻，不愿意说秦始皇的政策了。

事实上，秦始皇是非常重视匈奴人的，他的策略也被后人经常利用，就是修长城为“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搞一些军事进攻，来战胜匈奴，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效的策略，怎么能说“无策”呢？

可见，所谓的“无策”就是王莽君臣对秦始皇的一种轻描淡写，不客气地说就是“污名化”。

当然，总得来说，他说得“中策”和“下策”还是有些道理，毕竟严尤是在给王莽提意见，不可能一无是处，否则他以后还如何带兵打仗呢。

王莽的大将严尤为什么说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你觉得有道理吗？

题主所说对待匈奴问题的策略上，“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出自于《汉书·匈奴传》。在王莽准备篡位之时，曾经通过贿赂匈奴、乌桓等周边政权，以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王莽太过于重视“名分”了，非得把匈奴改成“降奴”，把汉朝赐的玉玺改成“玉章”，这些小事让匈奴很生气，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他们开始常年入寇，甚至将雁门和朔方的太守都杀了（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

而此时的王莽刚刚即位不久，手中还有前朝皇帝留下了的大笔财富，他便决定要给匈奴点颜色看看——他选了十二位将军，三十万士兵，想让他们携带三百日的粮草分十道出击匈奴。这场战役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匈奴驱逐到“丁令国”境内，将匈奴的土地并入新莽王朝。

将军严尤因此上谏：“匈奴千百年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边患之一，但是出征匈奴的帝王却只有三位，分别是周宣王、秦始皇、汉武帝。周宣王之时，猃狁入寇制泾阳，周宣王派人前去征讨，收复了被侵占的周朝国境就班师回朝。周宣王将猃狁的入寇看做是牛虻蜇人，把它们驱赶走了姓了，所以后世都称颂周宣王的圣明，他对待猃狁的策略可以算是中策。

汉武帝选将练兵，任命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长驱直入讨伐匈奴，虽然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一连三十多年用兵，中国和匈奴两败俱伤，汉朝也是从此时开始走下坡路。所以汉武帝对待匈奴的策略只能说是下策。

秦始皇为了防御匈奴而动用数十万民力修筑长城，弄得民不聊生，长城修完之后秦朝也灭亡了，所以秦始皇对待匈奴完全没有使用任何计策。”

以上就是严尤说出“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的历史背景和他的论点。其实，若要对严尤的言论做出评价，我们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虽然王莽刚刚篡位，手中有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但是发动三十万大军在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出征万里之外，即便是在现在看起来也是有点欠考虑的。再说了，当时匈奴本来就是臣服于汉朝的，是王莽非得沽名钓誉，惹得人家不高兴了才逐渐入寇的。

所以，严尤这三句话的重点不是在评价周宣王、汉武帝和秦始皇，而是在劝王莽，对于匈奴的入寇，稍微用兵驱逐一下就行了，重点还是在于好好安抚他们，别让他们整天来中国惹是生非。大举发兵的话对中国实在是弊大于利，干嘛非得弄得百姓不得聊生呢？王莽没听，还是发兵出击匈奴了，后来果然得到了一个“天下骚动”的结果。

王莽的大将严尤为什么说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你觉得有道理吗？

所谓“周得中策”，简单说就是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小目标，实际效果却是治标不治本，挨打永无止境。

对于匈奴人的入侵，周朝人的策略是“命将征之，尽境而还”。通俗点儿说就是你敢打我、我就打你，这叫正当防卫；但防卫有限度，所以把匈奴人赶出国境就行。但是，你禁止不了人家下次还来打你，所以只能一直正当防卫。

所谓“汉得下策”，简单说就是以极高代价追求极端目标，目标是釜底抽薪、永绝后患，但这实在太难，成本也太高。

对于匈奴人的入侵，汉朝人的策略是“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通俗点儿说就是你敢打我，那我就追到你家打死你，这就不是正当防卫而是防卫过当，而且还要致人死亡。而防卫过当的目的是让你以后永远不敢、也不能再来打我。但匈奴的纵深太长，所以打死几乎不可能。关键问题是成本也太高，甚至能把自己搞到崩溃。

所谓“秦无策焉”，简单说就是以最大代价实现了最小目标，目标是釜底抽薪、永绝后患，但实际效果就是“尽境而还”，跟周朝人一样。

对于匈奴人的入侵，秦朝人的策略是修长城，即“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通俗点说就是你敢打我一拳，那我就在咱俩之间修堵墙，让你以后永远不能打我。这个防卫成本高不可攀，却啥用没有，因为人家真可以翻墙过来打你。所以，到最后还不如周朝人。因为你这个正当防卫的成本太高。（PS：这些都是严尤的认识，实际后文会有重新解读）

中策有了、下策有了，连秦朝的无策也有了，那你总得有上策吧？

但严尤没说。

扬雄《上书谏勿许单於朝》给出了答案。

汉哀帝年间，匈奴单于上书汉廷，准备来年朝觐。这就是一副甘做属国的卑服姿态。你大汉皇帝是天子，我匈奴单于是诸侯。于是，按诸侯之礼，我来朝贡拜谒，以表尊拜臣服。

对于匈奴单于入朝这种好事，汉哀帝的大汉朝堂却犹豫不决：一是认为招待费太高，单于来了就得花钱，现在财政紧张，所以能省钱就省钱，索性别让单于来了；二是认为单于入朝对皇帝不好，即所谓的“厌人”。公元前49年，匈奴单于来了，结果汉宣帝死了；公元前33年，匈奴单于来了，结果汉元帝死了。匈奴但凡来个单于，那汉朝就要死个皇帝，这谁受得了？

即便不死皇帝，汉朝也会天灾不断。此时，汉哀帝正在生病，匈奴单于却要入朝，这难免不让大臣们犹豫，所以直接拒绝了事：单于你别来、我们也没空儿。

对于朝廷拒绝匈奴单于入朝这件事，扬雄上书反对，就有了这篇《上书谏勿许单於朝》。在这篇上书中，扬雄说：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

“此乃上世之遗策”，上世是否有这种遗策？谁也不知道。而扬雄之所以说“上世之遗策”，完全是因为古人的价值观。即认为今不如昔、现在不如古代，各种理想治世都是古人的，今人只能模仿和跟随。

所以，“单于归义”“陈见于前”，这种“上世遗策”才是解决匈奴问题的最佳局面。局面只是结果，而怎么实现这个局面以及怎么维持这个局面，才是所谓的“上策”。

匈奴单于来朝这个局面，始于汉宣帝时期。

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

宣帝的元康、神爵年间，匈奴内乱，发生五单于争立。于是，汉朝拉一帮、打一派，既分化匈奴又拉拢匈奴。同时，匈奴还不断发生天灾，而汉朝又持续提供了财政援助。内乱和天灾是解决匈奴问题的契机。宣帝朝利用了这个契机，采取了正确策略。于是，汉匈之间由战争状态转变为和平状态。

但是，还没完。“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也就是说汉朝仅仅实现了约束匈奴，而远没有控制匈奴。

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

这之后，汉朝的策略则是一种看似消极而实为积极之策，即：来朝、来归附的，不拒绝；不来朝、不归附的，不强求。

但是，跟着大哥有肉吃。所以，来朝、来归附的匈奴人逐渐成为主流。

而归附的匈奴人，与不归附的匈奴人，立即形成某种立场矛盾。到这时候，就不需要汉朝人动手了。归附的匈奴人因为得到了汉朝的支持，所以力量越来越强。时间一长，他们也就有能力将不来朝、不归附的匈奴人消灭消化掉。

最后，也就形成了扬雄所谓“上世之遗策”。这显然是一种时势激荡后的结果，而不是汉朝努力的手段和追求的目的，即不是策略。但古人的逻辑能力不及现代人，所以把结果当成过程、当成手段，甚至当成“上世之遗策”的策略，也无可厚非。但扬雄论述揭示了解决匈奴问题的上策，即制其人到制其心，然后一直制其心。

而要一直制其心，却是一个长久工程。因此必须尽量避免匈奴和汉朝之间产生矛盾，简单说就是汉朝不能没事找事地制造嫌隙。所以，匈奴单于来朝这件事，汉朝不仅不能拒绝，而且还要高度重视，能给钱就给钱、能尊崇就尊崇，要千方百计地维持住这个良好局面。局面是结果，但维持这个局面，则是一种策略。所以，宣帝以来的对匈策略，才是上策。

即便后来汉朝实力大不如前，但匈奴这个北方劲敌一直没有搞出什么大动作。然而，大折腾王莽出手了，这家伙不把匈奴逼到造反就不能罢休。

先是让匈奴单于改名。

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

然后，匈奴单于改名了，本名囊知牙斯，后来改为知。匈奴当然很屈辱，但人家王莽给钱了。所以，改就改了，面子不如里子更香。

再是给匈奴单于换印。

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

玺和章，不是名字的不同，而是名分的不同。《汉旧仪》：“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又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皇帝和诸侯王才用玺，而列侯和大臣则用章。所以，王莽给匈奴单于换印，实际是把人家从诸侯王一级给降格为列侯一级。中间虽然有插曲，但匈奴单于还是忍了，因为王莽也给钱了。

三是改匈奴为十五单于。

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

如果汉与匈奴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关系，那王莽的操作就相当于直接干涉匈奴内政，而且不是一般的干涉，而是直接分裂人家国家，还直接分成了十五个。如果汉与匈奴是宗藩的关系，那就相当于汉朝在匈奴搞起了推恩令，硬生生把匈奴诸侯国给变成了一堆匈奴小列侯。所以，匈奴单于即便脾气再好，也不能再忍。

关键是王莽篡汉建新，匈奴已经具备造反的法理依据。因为匈奴只认大汉皇帝，而不认新朝皇帝。

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他。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

匈奴人之所以听命于汉朝，不是因为汉高祖刘邦，也不是因为汉武帝刘彻，而是因为汉宣帝刘询。因为宣帝对匈奴有恩，所以宣帝当皇帝，那匈奴就听命于汉朝。宣帝死了，但宣帝的子孙是大汉皇帝，那匈奴还会听命于汉朝。而王莽算是什么东西？他跟汉宣帝毫无血缘关系，而他所建立的新朝跟汉朝也没有关系。

于是，匈奴造反，攻击边郡、杀略吏民。

但是，王莽是谁？没事都要折腾，更别说有事了。匈奴造反，正是自己扬威立万的大好机会。随即，大新王朝的工作重心立即转变为解决匈奴问题，而且一定要往大里解决。即：

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

王莽直接搞起了举国总动员，突击提拔了十二个集团军司令，然后征发各郡各国赶紧出人出钱整军备战。

关键是王莽的操作要多无厘头有多无厘头，你都看不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

议满三十万众，贲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

王莽的意思是：必须集中够三十万军队和三百天粮草，然后咱们才能十路出击，一举干死匈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大臣严尤才向王莽上书，列举了而所谓的“周得中策”“汉得下策”以及“秦无策焉”。

而严尤的本意不是提出解决匈奴问题的最佳策略，而是告诫王莽别再折腾匈奴，应该赶紧解决内政。

同时，严尤也指出你王莽的这个操作要多愚蠢有多愚蠢。“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跟匈奴打仗，就要深入草原大漠，所以一定要学汉武帝，即精兵出击、少带辎重，关键是不能超过一百天。简单说就是快去快回的速决战。原因不是军队不能打得更久一点儿，而是后勤跟不上，接续不了百日以上的粮草。

但是，王莽听了吗？王莽没听。而没听的结果则是搞废了边地，也搞残了国家：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因为王莽的胡乱折腾，所以汉匈关系由和平转为战争，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地边郡。同时，你王莽集中的十二个集团军、几十万人，却啥也不干，就呆在原地吃粮食，然后国家财政也被彻底掏空。新朝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就是王莽的瞎折腾，对内折腾改革、对外折腾匈奴。改革改得天怒人怨，备战备得天下骚动。等赤眉绿林一起，王莽和他的新朝，甚至连一个大厦倾倒的过程都没有，而是直接轰然倒塌。

那么，严尤所谓的“周得中策”“汉得下策”以及“秦无策焉”，又该如何评价呢？

其实，王莽的操作也叫无策，甚至都可以说是作死的操作。他是在用一个比修长城还高的成本去愚蠢地追求一个也遥不可及的极端目标。

始皇帝修长城，成本的确高。但把时间拉长，哪怕分成十年来修，这个成本也会呈指数下降。因为你要得越急成本才会越高。因此，始皇帝修长城未必逼得天下造反、百姓流离。杨广修燕代长城才会。因为工期太短，所以才会出现“百姓失业，道殣相望”惨状。

那么，秦朝修长城之策，是上策、中策，还是下策？

肯定不算上策。宣帝以来的对匈策略才是上策。但也不能算下策。所以，秦修长城算中策。

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不修长城，其他王朝几乎都修。如果修长城这个策略不好，那其他朝代为什么还要采取这个“无策”？

修长城是逼不得已的唯一选择。面对北方边地问题，你总得干点什么吧？修长城既是一种止战又是一种备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好战可以有，但以长城为界，再往北，我不打了，这是止战。备战必须有，长城就是国家军事工程，修长城，才能动员百姓，这是备战。

如果不修长城，这个防御成本会更高。比如宋朝，陈兵百万于河北之地。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就要占比财政开支的六成以上。宋朝不是不想修，而是没法修。因为山河之险全在契丹大辽手中。等女真人入主中原，这家伙虽然出自游牧民族，却立即修长城。所以，但凡能修长城，大家肯定要修。

而所谓“周得中策”，实际才是无策。

因为这等于平时不烧香、急来抱头脚。胡人不入侵，自己不备战；胡人来入侵，自己才防御。你这个套路，只能等着挨打。所以，犬戎一个胜仗，就能攻入镐京，然后逼着西周变东周。

西汉初年，国家没钱，而秦长城年久失修。所以，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几乎等同无长城防御。那效果如何呢？效果就是匈奴一耀武则“京师大骇”，而“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而这也就能把首都长安给防御一下。

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

后期，汉朝的政策越来越积极，在武帝前就出现了李广、程不识等一众名将。但这些人防御匈奴却主要是借助了秦长城，以破旧的秦长城为依托，然后才能对匈奴展开防御。后来，汉武帝虽然横扫漠北，但汉长城恰恰在汉武帝时期修筑的。

那这个“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的“汉得下策”呢？

这个下策，如果不配合长城，那就是真正的下策。原因是成本太高。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王者。你得花费多少钱，才能把匈奴骑兵给打残打废，甚至打到灭族。这是个极端目标，所以永远也不可能。

汉匈大战持续了汉武帝整整一朝，这个花费堪称中国历史之罪。后世王朝的财政策略，几乎都在学汉朝。原因就是武帝朝一直花钱搞战争，所以只能各种竭泽而渔。于是，生生把自己倒逼成了财政高手。

关键是这个下策，也不是谁都能用？秦朝能用、汉朝能用，然后隋唐也能用。而除此之外，几乎谁也不能用。搞战争能搞几十年，什么王朝也扛不住。

所以，严尤的这个“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应该是秦得中策，以后历代都在学秦朝；汉得下策，除了隋唐能学一下，别人学不来；周才无策，以后历代也没人学周朝。而上策的操作难度太高。蒙古人和清朝人可以这么玩，因为人家本就出自草原。其他王朝想玩，却玩不到宣帝以后的水准。明朝也仅是羁縻，远没能让蒙古人感恩怀义。

因此，主观上绝对不能学周朝，这纯属无策；客观上很难学汉朝（主要是汉武帝），这才是下策；主客观条件都凑齐，才能学汉宣帝，但太难，真心做不到；所以大家只能学秦始皇，老老实实修长城的中策，不算好但也不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