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变宰相制为三公制，分朝廷为中朝和外朝，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影响？

汉武帝实行了中朝、外朝制度，从而为汉成帝将宰相制改为三公制奠定了基础。而三公并重的局面，是到了汉哀帝时期，才正式确立。

汉武帝是一个迷恋权力的皇帝，自然是不愿意让相权掣肘皇权。田蚡、窦婴这些权相给汉武帝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不管是忠是奸，汉武帝都不喜欢有人这么管着他。

这是中朝、外朝制度出现的一个大前提，利用这次改革，汉朝皇帝的皇权，得到了空前提升，相权则被削弱了。

• 1、中朝又被称为内朝。

汉武帝是个喜欢折腾的皇帝，其实任何一次小小的改革都能够引起帝国巨大的变化。汉武帝却不厌其烦，总是喜欢挑战没有做过的事情。

当时他选择了一些亲信人员，组织成为了一个决策机构。这帮人可以直接与皇帝商讨事务，成为了帝国真正的核心，这就是中朝，又被称之为内朝。

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汉书》

顾名思义，内朝就是里面的朝廷，属于国中之国，在权力的中心位置。成员一般有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侍中、常侍等等，他们出入宫禁相对自由，常常陪在汉武帝身边办公。

中朝的确立，使得宰相的权力被严重削弱，汉武帝通过任用这帮中朝的官员，从而壮大了自己手里的权力。

• 2、外朝被排除出了核心权力机构。

有了内朝，自然是有外朝的。相比较于内朝，外钞官员的权力则被大打折扣。外钞属于政府机构，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官职，看似地位崇高，可是却碰不到核心权力。

诸如丞相、御史大夫这些人，全部都是外朝官员。这帮人在朝中是以高官自居，过去也是大权在握，可是有了内朝以后，这帮人的权力则大打折扣。

中朝官员负责朝中大小事务的决策，而外朝官员负责将这些决策颁发到地方，由此可见，决策权已经落在了中朝官员的手里。

• 3、设立中朝、外朝只为了加强皇权。

中朝出现以后，外朝官员失去了决策权，从而只能按照皇帝的命令来执行事务。所以说中朝官员基本已经凌驾于外朝官员之上。

而外朝官员中，曾经权倾朝野的宰相，此刻也已经成为了二流官员，失去了原来的大权。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件事呢？

其实这都是汉武帝一手安排的，中朝官员从级别上来说，并没有外朝官员高，但是权力比外朝官员大，起到了相互制衡的作用。

此外汉武帝利用中朝官员，沉痛地打击了宰相的权力，使得过去一家独大的相权，此刻逐渐受到了各种掣肘。这么一来皇权自然就得到了提高。

• 1、历代三公的各种形式，其实并不相同。

1. 三公在周王朝时期，指的是太师、太傅和太保。这三种官职，其实是没有官署的，不过地位很高，和地方上的诸侯王并列。
2. 在秦朝建立以后，三公又发生了变化，确立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不过其中丞相的权势是最大的，三者地位并不相同。
3. 西汉时期的三公，则在秦朝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变成了丞相、大司马和御史大夫。到了东汉时期，确立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公，那就是太尉、司徒和司空。

后世三公依旧还是有所改动，可以说每个朝代对三公的定义都是有一定差别的。不过一般提到三公指的都是东汉时期的太尉、司徒和司空。

• 2、三公制度在汉成帝时期得到确立。

汉武帝实行了中朝、外朝制度以后，到了汉成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转变。廷尉何武实在是太忙碌了，而且宰相的才能又十分平庸，使得朝中的事务大多都荒废了。

及成帝时，何武为九卿，建言“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其后上以问师安昌侯张禹，禹以为然。---《汉书》

在这种情况下，何武上书，建议汉成帝设立三公。所以汉成帝就将大司马骠骑大将军改封为大司马、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再加上宰相，也就出现了西汉后期三公的雏形。

大司马和大司空，虽然俸禄上和宰相类似，可是在行政地位上，其实还没有确立同宰相相同的地位。

• 3、汉哀帝时期，三公并重的局面出现。

到了汉哀帝时期，宰相职权彻底被一分为三，分别分给了大司马、大司空和大司徒。当时的大司马卫将军董贤出任大司马、丞相孔光出任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出任大司空。

三权分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公制度正式取代了宰相制度。不过这个时候的西汉政权，已经走入了尾声，所以这一改革在加强皇权上，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夏四月，以大司马票骑将军为大司马，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汉书》

这次的改革，其实不仅仅为了巩固皇权，而是为了改变汉成帝以来，朝纲崩塌、吏治混乱的局面。不仅仅是汉哀帝主张改革，更多是朝中官员们希望通过改革改变这一现状。

三公的地位在历朝历代其实是不一样的，就算在同一个朝代，前中后三个时期，其实也有很大差别。

在西汉初期，三公地位并不平等，宰相一家独大，到了西汉中期大司马、御史大夫开始分宰相权力，到了西汉后期，宰相权位一分为三，三公地位相当。

而这一变化的起源，其实就是汉武帝对宰相制度的挑战。他受够了宰相一家独大的局面，凭什么皇权一家独大，下面还要有个相权作为掣肘？

为此他索性架空相权，将中朝官员的权力大为提升，以此遏制相权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将相权一分为三，而是在相权之外，再设立另外的权力机构。

后世的西汉皇帝，自然是从中得到了启发，相权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朝官员逐渐走入朝堂，成为了瓜分相权的重要帮手。

三公并重制度的确立，正式瓦解了相权一家独大的局面。不过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中朝、外朝制度的确是限制了相权，可是又提拔出了一帮中朝的官员。除了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侍中外，还有常侍。

常侍大多数都是宦官，宦官参政的局面也因此而产生。为此东汉中后期，宦官参政基本上成为了常态，表面上遏制了三公的权力，实际上却成为了祸乱汉室的罪魁祸首。

参考资料：《汉书》

汉武帝变宰相制为三公制，分朝廷为中朝和外朝，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影响？

一、三公制的形成

皇权、政权是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基本组成形式。皇帝是国家的唯一精神领袖，是国家的元首，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宰相是政府的首脑，是政府运行的实际负责人。

自秦以后，中国结束了春秋以来政权分散的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样，统一中央政府的出现，意味着执掌行政权力的宰相权力增大，这对于急着加强中央集权的皇帝来言是潜在的威胁。

三公就是将政府权力一分为三，丞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察。而丞相无疑是三公之首，是政府中权力最大的职务。三公制的真正确立，其实质上是进一步对丞相行政权力的进一步分割。在汉成帝时期，由御史大夫何武以丞相政事繁多为由，建议设立三公制，对丞相权力进一步进行分割。汉成帝马上就同意了何武的建议，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遂以大司马、大司空、丞相为三公，旨在分散丞相权力。

其实自秦出现统一的中央政府以来，丞相事务、权力日益增大，皇帝就采取分设职务的形式来确保中央政府高效运转，同时确保丞相的权利不过于集中。秦始皇时期就设立左、右丞相，秦二世时期又增设中丞相职务。汉承秦制，御史大夫在行使检察权力的同时，也负责协助丞相处理政务，其职务就相当于副丞相。

二、中朝与外朝

中朝其实就是内朝，外朝就是丞相负责的中央政府。皇权、相权在国家的运行上，即使相互协作，又是相互制约的存在。在汉朝皇帝、丞各有个"秘书处" ，而两边的组织，大小不同。皇帝有六尚，分别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其中尚书就是分管文书工作，就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其他五尚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到丞相有十三曹，分别是：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户曹（主祭祀农桑）、奏曹（管理政府一切切章奏）、词曹（主词讼）、法曹（掌邮驿科程）、尉曹（主卒曹转运）、贼曹（管盗贼）、决曹（主罪法）、兵曹（管兵役）、金曹（管货币盐铁）、仓曹（管仓谷）、黄阁（主簿录众事）。由此可见，当时全国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皇帝只有一个笼统的尚书处，只有一个书房。

汉武帝时期，丞相已经没有之前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礼遇，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汉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了确保自己的命令得到贯彻，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皇帝的私官参与到国家的行政中来。

汉武帝变宰相制为三公制，分朝廷为中朝和外朝，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影响？

前言:"三公制"全名应为"三公九卿制"，非汉武帝创设，早在秦朝时期，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融合了各国的行政机构特点，创造性的实行"三公九卿制"，至于分朝廷为内朝和外朝确实是在汉武帝时期得到真正的落实，其主要目的就是削弱相权，保障皇权。

一、汉武帝时期的三公九卿制

汉朝承续秦朝制度，继续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分别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互相独立和制衡，保障中央集权，三公之下有九卿，有掌管马匹事务的太朴，有掌管皇族事务的宗正，有掌管税收钱财的少府等，在三公的统领下分管国家事务。

到汉武帝时期，中间虽然给具体官职换过名字，但是三公九卿的职责基本未变，整体的制度结构还是一样的。

• 小结:三公九卿制因其组织架构完备，汉武帝之后依然被沿用，直到隋朝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是平衡最高权力而设，六部是处理日常各种军国事务，我们可以看出三省六部制的核心思想和三公九卿制如出一辙，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三公九卿制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结束。但是这种按层级，按工作内容来建设中央组织机构的方向还是一直在指引着后世。

二、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朝制度

秦朝以来，皇帝为了更好的处理军务、政务，往往会给自己找一些秘书，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实力经过几代人的和谐发展下得到充分提高，但是在面对匈奴帝国时仍然受憋，汉武帝志向高远，他不甘心于此，有先祖们积攒下来的实力在，他决定扭转汉朝和匈奴之间的不利态势。但是从高祖皇帝开始，为了与民休息，国家上下都信奉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这种思想意识在三公九卿里不少人都存在，这和汉武帝的雄心壮志是背离的，加上此时三公里的丞相权力过大，很多事情上皇帝都绕不过丞相，被丞相所牵制，于是汉武帝就创设了内朝和外朝并存的制度，他任用一些和自己配合度比较高的臣子，把很多军政大事直接交给他们去办，从一个普通的咨询机构变成了一个拥有皇帝信任的权力机构。

• 小结:内朝和外朝制度主要是为了削弱丞相权力，加强皇权，这种运作模式就是把原来丞相的决策权给剥离，让丞相更多的是行政权。此制给后世皇帝们加强中央皇权提供了教科书般的指引。

汉武帝变宰相制为三公制，分朝廷为中朝和外朝，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影响？

三公制度是西汉汉武帝时期被正式确立的一种政治官僚制度，改变了秦朝及西汉初期的宰相制度。三公制度的出现，使得宰相的职权被一分为三，宰相特殊地位不复存在，从而间接加强了皇权的统治和影响力。

古代帝王和宰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双方虽然会在一些问题上有妥协和协商，但不可避免的也会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帝王作为最高统治权力拥有者并不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当他们的一些思想和政策行为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利益时，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有制约皇权的义务和能力。这就势必造成帝王与宰相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例如，宰相如果对帝王的诏令不满或者认为不适宜，就有权对帝王进行反驳、劝谏。宰相的这种行为虽然有时候是出于国家整体利益或者普通民众的一般利益出发，但不可否认的就是对帝王的皇权是一种削弱，对帝王本身的权威是一种压制。最终的后果就如汉高祖对萧何、汉景帝对周亚夫一般，轻则罢职，重则要命。

另外，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在朝廷中拥有的自主权极大，严重影响到了皇权的专制。例如，汉武帝时期的丞相田蚡，不仅权倾朝野，还把持了大小官吏的任免大权，严重削弱了皇权的影响力和作用。

如果说三公制度是从官僚制度形式上分化宰相权力的政策，那么中朝和外朝的建立和明确职责划分，是加强皇权的又一大具体手段。

帝王选用亲信、侍从组成了宫内的决策层。中朝的官员在宫中听候皇帝的旨意办事，属于宫廷官体系。因为他们可以相对自由的出入皇帝的禁宫，并且常常陪伴在帝王左右，因此这些人组成的决策班子又被称呼为“中朝”或“内朝”。

而外朝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行政机构，属于政府官体系。他们没有自由出入皇宫的权力，且他们的办公地点在皇宫之外，因此被称呼为“外朝”。很多朝廷的正式诏令都由外边朝颁发。

中朝（内朝）常常因为亲近皇帝的缘故，往往假借皇帝的名义来牵制宰相等朝中大臣，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并且“培养”起了可以对抗宰相的官僚体系。当然这也是后来宦官操纵中朝大权，钳制外朝的重要基础。

从根本上的原因分析，汉武帝建立“中朝”和“外朝”是为了加强皇权，并且进一步对抗宰相，削弱、分化宰相权力的一个重要措施。

汉武帝是被誉为“冠于百王”的帝王，也是唯一可以跟秦始皇“并驾齐驱”的帝王，其对皇权专制，保护、加强皇权的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变宰相制为三公制，以及将朝廷分为中朝和外朝，都是其通过改革分化、限制宰相权力的重要举措，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是月关略萌，以上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请大家多多支持点赞、关注我。

汉武帝变宰相制为三公制，分朝廷为中朝和外朝，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影响？

首先没有什么“宰相制”，其次，三公也不是汉武帝“发明”的，他是为了夺取三公的权力。

汉武帝主要削弱的是丞相权。

丞相是百官之长，在汉朝这不是一句空话。朝廷除了个别大事，例如同匈奴开战，一般是丞相和其他大臣商议决定的。

遇到大事，一般也是大家伙一块商量。隋唐前是中央集权制，隋唐后是君主集权制，不一样。

汉武帝一朝，有两大任务，一是收缴丞相权力归于皇帝，一是收缴地方权力归于中央。

针对第一个任务，就是设立内朝，同丞相争权。着手点便是设立大将军一职。因为当时同匈奴打仗，专门建一个主管军事的职务名正言顺。

第二个任务就是察举制，将地方上的人才集中到中枢来，防止地方势力的形成。

汉武帝变宰相制为三公制，分朝廷为中朝和外朝，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影响？

三公制、中朝官制度确实是起源于汉武帝，他改革丞相制度、信用近臣，但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和称呼，到汉昭帝时期才形成较为固定的三公制度和中朝官和外朝官区分。下面，历史小学徒从汉武帝改革宰相制度、信用近臣的过程、原因和影响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汉武帝改革宰相制度、信用近臣的过程

从秦代开始，就习惯性将君主底下官位最高的三人，一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称为三公。但在汉武帝以前，实行丞相制，三公职权并不平等，御史大夫地位远不如丞相，太尉不常设，只有丞相才是宰相，专任丞相者全为列侯。元朔五年，汉武帝任出身微贱的公孙弘为丞相，并将他封侯。同时，他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提高御史大夫的地位以分夺丞相的职权。当时，御史府与丞相府职权相当，并称为“两府”。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任命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替代太尉成为全国执掌军事力量的最高长官。

从昭帝以后，大司马大将军就成为参预机密,兼管军政的朝廷重臣，与丞相、大司空合称为三公，皆为宰相，这就把西汉前期丞相一人为宰相的制度变成丞相（后改称司徒），御史大夫（后改称司空）、司马的三公制。

汉武帝时期中央官制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信用近臣，汉武帝一方面吸收一些地位低微的儒学之士 以加官的名义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谋议；另一方面是扩大尚书台的组织机构，以宦者或士人担任中书令、尚书令和谒者，“掌诏诰答表”等“机密之事”,尚书台逐渐成“总揽纲纪，无所不统”的权力核心，把丞相、御史二府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尚书台。到昭帝发展成固定的内朝班子，与外朝对峙，分夺外朝之权。

二、汉武帝改革宰相制度、信用近臣的原因

（一）丞相素质不能胜任

汉初制度，“常以列侯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多由功臣充任。然到武帝之时，列侯、功臣的第二代、第三代纨袴子弟居多，才干较差。

《史记》记载“及今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为了破解功臣列侯后代无法胜任宰相的现象，汉武帝一方面提高御史大夫的权力权重，另一方面逐渐采取信任近臣的措施，逐渐提拔了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一批出身一般又有才干的士人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并在左右”，作为重大决策的参谋、顾问，以弥补宰相才干不足的缺陷。如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告急，汉武帝用近臣严助之策，否定了“太尉”田蚡的意见坚决出兵援救。又如，对于当时强大的藩国势力，丞相薛泽，御史大夫张欧都束手无策，反而近臣主父偃献策颁推恩令，防止他们“合从以逆京师”。

（二）君权集中的必由选择

西汉前期尤其是汉武帝以前，丞相多出身功臣，位极隆重，总领百官，协理万机，为人臣中的最高官吏，一切国事皆归其管辖。汉武帝即位之初，其母舅田蚡以外戚身份为丞相，权势极大。田蚡入朝廷奏事，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所推荐的人有的从闲居一下子提拨到二千石级。汉武帝于是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经任命完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官呢。”相权对皇权的侵蚀，引起了汉武帝的严重不满，他分丞相之权、提拔近臣，都是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弱化相权。

特别是武帝提拔的近臣，大多出身低微，生活贫困，如严助“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由于他们身份寒微，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仕途机会，对汉武帝唯命是从，能够为汉武帝的政令推行出谋划策，有效贯彻汉武帝的执政意图。

（三）执政理念有所转变

西汉初年，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受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影响，习惯照章办事、因循守旧，皇帝不参与具体事务，只做重大决策，而丞相都因循守旧，事务性工作负担不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曹参代萧何为相国。

“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惠帝质问曹参，曹参还解释“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成就了一个萧规曹随的成语。由此可见，汉初在制度上没有多少作为，皇权垂拱而治，丞相因循守旧，事务性压力并不大。

至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将汉初的清静无为方针转变为积极有为、大展宏图的方针。“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奏请文书更是大量增加。仅就刑法言，当时张汤等人增补九章律，制定单行法，律令共达三百五十九章。理论上这些文书都需要汉武帝的审阅批准，信用近臣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协助汉武帝处理大量公务，并在重大决策上出谋划策、决策参考。

三、汉武帝设三公、设内朝的影响

（一）在汉武时期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

汉武帝进行丞相制度改革、信用近臣后，三公原先负责的行政权和监察权逐渐被内朝剥夺，协助皇帝进行决策的不在是丞相，而是内朝顾问，到汉昭帝时期三公逐渐成为名誉职位和闲职。由此可见，汉武帝中央官职改革的本质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系之上，设立以皇帝为中心，由皇帝的亲近侍从组成的中枢权力体系，实现对原有权力体系的打破和重建，通过对中枢权力结构的调整来控制和牵制整个官僚系统和行政中枢，以此防止大臣专权，加强皇权。

（二）在汉代后期埋下了权臣擅权的隐患

汉武帝临死时，选中了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作为顾命大臣。但是霍光原来的官位奉车都尉并不高，只不过秩比二千石，所以当过太仆（中二千石）的上官桀不服，伙同御史大夫桑弘羊想扳倒霍光。事件虽然有惊无险地平定，但却使霍光考虑如何压制官职地位比他高的上官桀、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等人。将汉武帝信用近臣措施发展固定成内朝制度，利用内朝侵夺外朝的权力，架空三公，就是霍光的手段之一。

后来，霍光废昌邑王而丞相杨敞事前不预知，霍光说：“此内朝事，即王室自身事，无关外朝也。”即便是废立君王这样的大事，霍光也将其当作内朝事处理，绕过了丞相等大臣。

在西汉中后期，霍光、史高、王凤、王莽以及窦宪等人都是由侍中等内朝官升迁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在皇帝年幼无能、皇权虚弱时，把持朝政，独揽大权，假借皇帝的名义控制国家决策，并且广泛培植政治势力，作为擅权的基础。内朝制度的形成在一定时期内，为权臣擅权埋下了隐患。

小结

汉武帝信用近臣、改革宰相制度，围绕皇帝单独建立了一个决策顾问、公务处理的团队，体现了西汉从尊崇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到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的转变，权力枢纽系统从外朝向内朝的逐步转移。在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手上，可以起到巩固皇权、帮助皇帝参谋辅政的作用。但汉武帝死后，霍光辅政，将三公制度和内朝制度固化下来。在皇帝年幼无能、皇权虚弱时，内朝制度反而成了权臣擅权的工具，埋下了外戚干政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