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手下有周亚夫为什么不让他打匈奴，而是一再忍让？

导语：

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也是平定吴处七国之乱的功臣。对大汉王朝来说，可以说有再造之恩。他的军事作战能力很强，所以深得汉文帝、汉景帝器重。

既然有如此猛将，为何汉景帝时期，偏偏不用周亚夫去攻打匈奴呢？当时汉景帝对匈奴依旧采取和亲政策，不敢得罪匈奴。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汉武帝是在什么情况下对匈奴做出打击的呢？是在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君王休养生息的基础之上，大汉王朝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开始对匈奴作战的。

汉武帝刚上台的时候，其实依旧实行的是和亲政策，因为经济实力不允许。就算当时的汉武帝有雄心壮志，也无法支持陆续不断的战争。

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史记》

汉武帝初年尚且如此，更别说汉景帝时期了。汉景帝登基的时候，继承了汉文帝的几乎所有政策。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比较平庸的人，所以不做一些违背基本政策事情，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由此可见，汉景帝最大的功劳，那就是什么都不做。皇帝的确显得平庸了一些，可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啊。

1. 就算是这样，也还是有人不会放过汉景帝。因为汉文帝时期纵容诸侯王，使得地方诸侯王拥有过大的权力，甚至可以私自铸造钱币。
2. 这一点汉景帝也察觉到了，所以汉景帝打算用晁错的办法削藩。结果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这下子可把汉景帝吓傻了。
3. 平时什么都不做的汉景帝，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亡国之战。所以他亲自出征，让周亚夫作为主将，并且在弟弟梁王刘武的支持下，前往平叛。

战争的结果虽然是胜利了，可是这一场战争，对汉景帝来说，消耗了大量金钱。自此他就更加没有实力去跟匈奴人一较高下了。

即使当时有周亚夫这样的猛将，那也只能打小规模的战争。全民之战，对汉景帝来说，的确是不合适的，六个钱包掏光了也不够用啊。

汉景帝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可以说非常无奈。因为他前面有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后面又有千古一帝汉武帝刘彻。

夹在中间的汉景帝，甚至连个庙号都没有争取到。即使沾了老爸的光，得了个文景之治的美誉，可是不能掩盖汉景帝平庸无能的一面。

在七国之乱爆发以后，他居然听信了吴王刘濞的话，将建议削藩的晁错给杀了。这等于就是全盘否定了此前自己下的所有命令。

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唯]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史记》

朝令夕改之下，大汉王朝能够得以保全，还真的要谢天谢地了。要不是周亚夫和刘武的努力，可能汉景帝这个皇帝真的当不下去了。

不是每个皇帝都敢跟匈奴叫板的，当年刘邦手下一帮著名将领，他前去挑战匈奴，差点在白登之围中被匈奴给杀了。

从此以后刘邦开始了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再也没有胆量与匈奴叫板。此后吕后、汉惠帝都不敢跟匈奴叫板。汉文帝上台以后，更加没有刘邦吕后的气势，只好选择忍气吞声。

这些英雄人物都不敢与匈奴正面对抗，汉景帝刘启又怎么可能敢跟匈奴决战呢？况且那个时候汉景帝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搞不好，他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去跟匈奴决战呢？汉景帝面临两大难题。

• 第一个就是继承人的问题，他老妈窦太后希望汉景帝传位给弟弟刘武，后来刘武死后，汉景帝又开始废立太子，总之没有闲着。

• 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内部叛乱的问题，吴王刘濞的实力非常强大，他拥有募兵权、财政自主权，可以铸造钱币，严重影响了汉朝财政。

所以汉景帝根本就没有任何时间和资源，来处理匈奴的问题。再说当时通过和亲，逐渐缓和了匈奴问题，汉景帝也懒得烦了。

周亚夫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的细柳营在汉朝是十分出名的。汉文帝当年前往细柳营视察以后，觉得自己的禁军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汉文帝时期，匈奴撕毁和亲条约，坚持攻打汉朝。为此汉文帝积极防御，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最重要的，那就是驻扎在细柳的周亚夫。在周亚夫的带领下，细柳营人马坚守岗位，为抵御匈奴做出了巨大贡献。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封]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史记》

汉文帝临终前，曾经嘱咐过汉景帝，如果遇到大事，一定要重用周亚夫。在汉文帝眼中，周亚夫的能力足以稳定汉王朝。

可是周亚夫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脾气太差了。他不买任何人面子，甚至连汉文帝来到他的军营，他也可以不用行礼。

1. 汉景帝当政以后，周亚夫的脾气依旧没有改掉。当时汉景帝打算废掉太子刘荣，周亚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反对，这让汉景帝难以接受。
2. 窦太后希望汉景帝将王娡皇后的哥哥王信封为侯爵，汉景帝本身是不太愿意的，所以打算和大臣商量以后再说，其实汉景帝内心已经松动了。可是周亚夫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刘邦说了，不姓刘不能封王，没有功劳不能封侯。遇到这么轴的人，汉景帝彻底无语。
3. 匈奴的五位大将归顺汉朝，汉景帝很高兴，打算封他们为侯爵，以此鼓励更多匈奴将领归顺汉朝。可是身为丞相的周亚夫再次提出反对，他认为这帮人都是叛国贼，是反面教材，不能封侯。这一回汉景帝没有理他，周亚夫也只好以辞职威胁，汉景帝欣然批准。

脾气如此差的周亚夫，自然是得不到汉景帝的重用。此后周亚夫长期蛰伏在家，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力，又怎么可能去攻打匈奴呢？

周亚夫赋闲在家的日子里，汉景帝还是比较想念他的。所以汉景帝设宴看看周亚夫的脾气改了没有。周亚夫的脾气一点没变，大喊着要筷子。见汉景帝生气了，周亚夫这才下跪赔礼，随后不等汉景帝说完起来，他自己就站了起来。

汉景帝心里非常恼火，从此再也不打算重用周亚夫。恰逢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为周亚夫打造了五百副铠甲，打算给周亚夫办丧事的时候用，可是私自买卖铠甲这是杀头的罪名。

所以周亚夫的儿子就被人给告发了，汉景帝得知以后，审都不审就把周亚夫父子都被抓了起来。毕竟汉景帝受够了他的气，而此刻的周亚夫因为受不了屈辱绝食自杀。内部的事情都解决不了，又何谈对抗匈奴呢？

参考资料：《史记》

汉景帝手下有周亚夫为什么不让他打匈奴，而是一再忍让？

打仗需要很多条件，并不是有个好将领就可以的。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后面又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就是慎战。

景帝慎战才有文景之治，才为汉武帝大展宏图创造了条件。有了当日的曲，才有日后的伸。

汉景帝手下有周亚夫为什么不让他打匈奴，而是一再忍让？

周亚夫是沛郡沛县（今江苏丰县）人，其父为西汉开国名将西汉时期名将绛侯周勃。周亚夫历仕汉文帝、汉景帝两朝官至丞相。周亚夫善于治军领兵，以耿直敢言著称。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绛候周勃世家》记载，公元前158年匈奴犯边，周亚夫奉命驻军细柳。 文帝前去劳军，各营将军纷纷迎驾，唯有周亚夫营气军容整肃，文帝赞叹不已。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卬等七国发动叛乱，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 周亚夫任太尉，领兵经过三月奋战终于平定叛乱。

西汉初年，经过秦未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西汉国力较弱被迫对匈奴采取了“和亲”之策。对内，确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文帝和景帝时期都延续和奉行了这一基本国策。

汉景帝刘启在位时，没有反击匈奴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汉朝的国力和政治环境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发动一场战争，并不是一名将军都能足够的。它还需要强大的后勤支持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汉景帝手下有周亚夫为什么不让他打匈奴，而是一再忍让？

西汉文帝时期，北方的匈奴再一次集结力量入侵汉朝，彼时，汉朝施行和亲政策主张对匈奴进行积极防御，反而让匈奴愈发猖獗，一度扬言要入侵首都长安。为了拱卫京城，汉文帝调遣了三支部队驻扎在长安附近进行保卫，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汉文帝也展现了一代明君的风采，亲自造访三大军营进行慰问，可当汉文帝到达细柳军营时，却遇到了非常尴尬的情况，因为士兵不明自己身份无法入内，进去了以后还不能坐马车只能步行，等到了中军大帐，领军将领居然身披盔甲不对皇帝行礼！这三条哪一条都是大罪，随行的大臣也请求汉文帝治罪，可汉文帝却说道:“嗟呼，此真将军矣，乡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反而表达出了对细柳军营的高度赞扬，从此，这位细柳营将军也正式走进大汉的朝堂！

周亚夫剧照

他，就是西汉文景时期的名将——周亚夫！作为绛侯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可谓将门虎子，深得汉文帝的信任，在文帝弥留之际也一再告诫儿子汉景帝周亚夫可以重用。而当时，汉朝的北方正面临匈奴的时时入侵，可汉景帝却没有选择让周亚夫去打匈奴，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汉景帝即位刚刚三年，汉朝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吴楚七国之乱，在这次作乱中，年轻的汉景帝慌不择路，甚至做出了“杀晁错以谢天下”的愚蠢举动，可这样的行为并没有阻止七国之乱的蔓延，好在关键时刻，汉景帝想起了父亲文帝临终前的托付，找来了周亚夫统一指挥平叛行动。

在这次平叛战争中，周亚夫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用梁国拖住了吴楚这两个最强敌人的步伐，转而平定实力较弱的齐地诸国，在吴楚两国疲惫之时与梁国合兵一处，成功平定了七国之乱，成为了汉朝当时最大的功臣。

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平定七国之乱示意图

因为七国之乱，周亚夫被汉景帝封为丞相，走向了人生的顶点，可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周亚夫那么大的功劳，面对的却是权力欲极强的汉景帝，此时的汉景帝已经开始忌惮周亚夫的实力。作为臣子有功并不可怕，可当你的功劳太大甚至盖过了皇帝的时候，却正是你最危险的时候。尤其面对的还是汉景帝这样腹黑的皇帝，对于汉景帝而言，你周亚夫功劳已经够大了，我都有些镇不住了，怎么可能还会让你去打击匈奴继续立功呢？到时你功成名就，名满天下，可谁是皇帝就不好说了。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汉景帝宁愿放弃打击匈奴也必须抑制周亚夫，功劳太大，有时候并不是什么好事！

原本，汉景帝是很看重周亚夫的，尤其是有父亲的嘱托和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勋，否则也不会让周亚夫做丞相，可周亚夫有一个致命的毛病——情商太低！因为这个问题，周亚夫与汉景帝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

汉景帝时期，匈奴有五位将领投降汉朝，在当时汉匈之间汉朝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一方，此时却有五个将军投降自己，这让汉景帝大喜过望，想要封他们为侯。此时周亚夫却站出来反对，认为他们是叛徒不应该鼓励。

在汉景帝眼中，封侯是站在国家角度考虑的，为了宣扬大汉国威本无可厚非。而周亚夫站在人的品德问题上反对看起来也没有错，可偏偏周亚夫反对的是皇帝，这让汉景帝很不爽，两人的嫌隙更大了！

其后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唯]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因为长公主与王美人的联手，汉景帝选择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转而让王美人的儿子刘彻做太子，周亚夫又站出来反对，认为废长立幼与国不利，请汉景帝三思，这件事再次触怒了汉景帝。

刘荣剧照

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想封王美人的哥哥王信为侯，可汉景帝不怎么情愿，于是找来周亚夫打圆场，希望周亚夫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结果周亚夫一上来就反对，还搬出汉高祖白马之盟说无功不能封侯，本来让他做和事老的结果周亚夫反而上纲上线，这可把汉景帝气够呛，两人的关系更差了！

作为丞相，周亚夫身为百官之首，是最应该和皇帝搞好关系的，可周亚夫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汉景帝唱反调，汉景帝也越来越讨厌周亚夫，一个自己如此讨厌的人，汉景帝还会让他去打击匈奴吗？显然不会的。

周亚夫虽然和汉景帝有些矛盾，可毕竟周亚夫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还立有大功，即使皇帝暂时不用你，但只要你有关系，还是可以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的。像汉武帝时期的公孙敖，因为作战失利被罢了官，可就是因为他曾经救过卫青一命，在卫青的帮助下重新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周亚夫的本事远在公孙敖之上，可在做人上，周亚夫却远远不如公孙敖，惹了不该惹的人。

在吴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制定计划的前提是梁国可以挡住吴楚叛军的进攻，这是他在考虑梁国实力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可他没有想到，梁国的国君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窦太后最疼的儿子，因为这个事刘武记了仇，经常对汉景帝和窦太后打周亚夫的小报告，朝中最有权势的两个皇亲国戚被周亚夫得罪了，汉景帝还能用他吗？

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其次，在周亚夫与汉景帝唱反调的过程中，虽然周亚夫极力反对，但汉景帝还是按自己的意思办了，这其中两件都和王美人有关系，这让王美人对周亚夫也非常的不满意，难免对汉景帝吹些枕边风，又一个不该得罪的人让周亚夫得罪了！

梁孝王刘武剧照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可周亚夫却硬是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周亚夫能力再强，再是一颗金子，可没有伯乐去挖掘他，也只能“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前面，我们说了周亚夫不被汉景帝信任是因为他总站在汉景帝的到对面，又得罪了朝中的外戚和皇亲国戚，这些都是从周亚夫个人角度出发的，可再想一想，周亚夫即使没这些问题可能也上不了对抗匈奴的战场，因为周亚夫生不逢时！

汉景帝一生一共只做了十六年的皇帝，而他的父亲汉文帝做了二十三年，儿子汉武帝做了五十四年，汉景帝这个皇帝做的时间实在是有些短。

虽说十六年时间相比文武二帝有些短，可毕竟也是十多年，可就是这十多年，汉景帝都忙得不轻，刚刚即位的汉景帝也想做些事情，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选择选择削藩，结果步子迈大了反而弄了个七国之乱出来，虽然平定了叛乱可国家的实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后期汉景帝疲于后宫的内斗，王美人，栗姬，长公主刘嫖，薄皇后，几个女人把后宫搅得天翻地覆，等他们折腾完了汉景帝又忙着给继承人清理障碍，前后加起来汉景帝根本没时间去打击匈奴。

汉景帝刘启剧照

汉景帝时期，汉朝的整体还是施行清净无为的政策，尤其是当时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手握大权，拥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皇权受到了一定的掣肘，汉景帝本身也没有对匈奴开战的条件。强如汉武帝，也是在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方针和窦太后去世后才正式对匈奴开战，而在窦太后生前，汉武帝的建元新政已经被窦太后扼杀在了摇篮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前期都没有机会对匈开战，更不要说汉景帝了。

因此，周亚夫实际上是生在了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的皇帝的统治下，一个没有基础没有条件的王朝时期内，想要在这个时期打击匈奴，只能说周亚夫生不逢时。西汉王朝，前有屈贾谊于长沙，后有冤亚夫于廷狱，究其原因，皆因生不逢时，岂不可惜！

严格意义上说，说周亚夫生不逢时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周亚夫毕竟是平定七国之乱的总指挥官，他是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的。只是，周亚夫个人虽然优秀，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想当初，周亚夫在细柳营对汉文帝如此傲慢却能得到汉文帝的托孤，可到了汉景帝那却只有冤死廷狱的结局。因为皇帝换了，时代也变了，统治者不再是仁慈的汉文帝，而换成了腹黑的汉景帝，可周亚夫却还是老样子，让汉景帝对他非常失望，最终导致他悲惨的结局。

周亚夫剧照

今天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我们所处的地方比周亚夫更加复杂，更加多变，因此，我们更应该去努力的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时代前进的脚步下不断提高自己以适应时代，如果像周亚夫那样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其结局也只有被时代所淘汰！

周亚夫的悲剧是他个人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因为他的情商与性格，让周亚夫与他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因为那个时代的限制，让周亚夫无法发挥出他最大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悲哀，假如周亚夫在武帝开疆拓土时期，他的成就也许会不可限量，假如周亚夫能够改变自己的性格，也许他在景帝时最大的成就也并非平定七国之乱，只是这一切也只能停留在如果上了，不亦悲乎！

汉景帝手下有周亚夫为什么不让他打匈奴，而是一再忍让？

周亚夫，绛侯周勃之子，成名战是以少胜多平定七国之乱，靠的是梁王刘武硬抗了三个月的吴楚联军，再由周亚夫抓住机会切断粮道，最终击破叛军。

当时的西汉政府所能调集的军队尚且远不如诸侯联军，如果不是靠着汉景帝刘启的亲弟弟梁孝王刘武拖住了吴楚联军，齐国诸反王又打了一场不清不楚的内战，胜负都很难说。在这种形势下，西汉政府怎么可能拔出大量军队对匈奴开展大规模战争？

诚然，经过七国之乱，景帝对诸侯国进行了大幅削弱，给十三个儿子一人安排一块封地，都成为了一方诸侯，但除此之外仍有十二个诸侯，也并不是毫无威胁的。

公元前155年，汉景帝与匈奴和亲，互通关市，良好关系一直持续到景帝执政结束。这段时间内，匈奴只有小规模的盗抢事件，对边境城市有所骚扰，但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其中最恶劣的一次是公元前142年春天，匈奴入侵雁门郡，杀死了出击的郡守冯敬。为对抗匈奴，西汉政府派车骑将军、材官将军屯边，协助戍边。

除了内部诸侯力量强大，与匈奴关系尚属良好外，还受到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

汉初六十年间，汉朝政府并不是没想过主动出击，但是匈奴人的“游击战”对于大汉朝来说，还是非常头疼的。

汉文帝三年，即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就曾派遣灌婴抗击匈奴，结果匈奴人听闻汉朝大部队前来，马上就撤了。结果济北王刘兴居还趁此机会谋反了，给文帝惹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汉文帝十四年，即公元前166年，匈奴再次杀来，汉文帝又派出了一支十万人的队伍，去抓匈奴主力，又被匈奴人逃了。

匈奴人居无定所，实在是很难抓到对方主力，即便是后来武帝派兵主动出击，开始也是经常只能有斩首数百级的收获，以千数已经算是大的收获了。卫青、霍去病整整打了十余年，才算是挫伤了匈奴的元气。但是，他们一死，大汉朝还是又恢复到了以往胜少负多的局面，赵破奴、李广利，都没在匈奴人身上占到便宜，反而把自己都搭上了。大汉的国力也因为打了近三十年的战争，虚耗严重，不得不进入一段休整期。

大汉朝跟匈奴打仗，有点像大炮对猎鹰，不是完全打不到，只是损失大，难度高。所以，对于汉初的几位统治者来说，实在是没有条件开展对匈奴的大规模作战，并不是说周亚夫就不如后来的卫青、霍去病，因为周亚夫从来没打过那么富裕的仗，结果是什么谁也不清楚。

汉景帝手下有周亚夫为什么不让他打匈奴，而是一再忍让？

不是不让打，而是不能打。不是要忍让，而是不得不忍让。

首先，在了解景帝时期，西汉为何不能打匈奴，又为何要忍让匈奴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在汉初，汉廷为何要求和于匈奴，甚至是采取“和亲”、“纳贡”这等看似很屈辱的求和方式，来换取与匈奴短暂的和平。

众所周知，汉初，因刚刚经过持续近3年的秦末农民起义和近4年的楚汉战争，此时新兴的西汉是“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整个国家是经济凋敝、国家穷困、民生凋零，连身为天子的刘邦出行都不能凑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王侯将相甚至连马都没有，却只能是乘牛车，而百姓别说是出行，连吃的都成问题，家中是一点余粮都没有。总而言之，西汉初年，上到君臣，下至黎民，都是穷的叮当响的。

而反观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匈奴正处于最为鼎盛的时刻，这时匈奴是“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与匈奴同处北方之地的东胡、月氏、楼烦、白羊河南等强大的部落，都被匈奴击败，或吞并，或击退，或附庸，同时匈奴还趁势收复了被秦国所占据的朝那、肤施等郡县。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皆被匈奴所占，匈奴成为了北方最强大的部落。

可以说，在西汉正处于最为虚弱的时候，匈奴却恰恰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匈奴单单是骑兵就有多达三十余万人，靠着以战养战的方法，及所占的辽阔的肥沃之地，他们的生活可比西汉好的太多了，而且在冒顿单于这位雄主强硬的带领下，匈奴内部也是无比的团结，是高度的集权。由此，此消彼长下，在绝对的大环境下，连百姓的温饱都不能保证的西汉自然是不能与匈奴相争，由此只能是“委曲求全”。

当然，西汉这种“委屈求全”并非是敌不过匈奴的那种惧怕式的妥协，而是因受制于西汉内部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暂时性的妥协。

首先，在初期，西汉虽打不过匈奴，但匈奴也同样是打不过西汉的。对于这个结论其实我们可以从“白登之围”的战斗过程中窥知一二，当时刘邦轻敌冒进，仅率万余先锋部队就直接去进攻匈奴，最终是被冒顿数十万大军围困于白登山，而这一围就是长达七天的时间，在这七天内，汉军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可就是如此，数万汉军却依然是顶住了数十万匈奴军七天七夜的轮番进攻，让匈奴军是不得进寸步，并还给予匈奴军重创。

由此，从白登之围我们就可看出，汉初，汉军虽与匈奴军的确有些差距，但这差距并不足以造成双方能给予对方以压倒性的胜利。当时，西汉在骑兵上虽要弱于匈奴，但在步兵，以及武器装备上却是要强于匈奴的，正如张汤所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借着远超匈奴的武器装备技术，一位汉军可凭借着极具优势的武器、盔甲、弓弩去抵挡住五位匈奴兵的进攻。

到这里有人就会问，既然西汉并不怂匈奴，并不畏惧于匈奴，为何还要采用“和亲”、“纳贡”这等看似屈辱的方式去求和于匈奴，去靠财宝、女人获得那短暂的和平呢？

如前文所说，汉初，汉廷之所以会“委曲求全”，其主要原因就是受制于其内部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汉初，摆在西汉面前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稳固刘家对于天下的统治，去发展西汉的经济。如上所说，汉初的社会就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社会，无论是王公贵族，还得黎民百姓，他们是什么都缺，是缺衣，缺粮，更是缺钱。因此，当时摆在西汉统治者面前，他们最需要做的不是什么开疆扩土，而是休养生息。

汉初，西汉的军事实力固然很强大，是兵强马壮，猛将如云，但是与强大的军事实力相比，西汉的经济实力却是虚弱的可怜，近十年的战乱，早已让曾经富裕无比的中原地区是遍地白骨，荆棘遍地。因此，可以说，此时的天下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打击，只要稍微再用一下力，天下势必会再次天下大乱。而天下大乱，势必就会影响刘家对于天下的统治，甚至是让刘家丢掉天下的统治权，因此这对于西汉的统治者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与此同时，刚才也说了，匈奴虽然打不过西汉，但其实西汉也打不过匈奴，草原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若是没有远超游牧民族的骑兵，中原王朝没有任何的胜算可言。因此，当时西汉与匈奴争斗，这对于西汉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一旦西汉被与匈奴的战事所长期牵扯着，更是有可能动摇国本，让西汉重蹈秦末农民起义四起的覆辙。

因此，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与匈奴争斗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是既得不到土地，又得不到钱财，更甚者若是与匈奴陷入长时间的胶着状态，还有可能让西汉亡国。由此，既然能利用“和亲”、“纳贡”等方式来获得与匈奴短暂的和平，西汉统治者又何必去冒着有可能让国家内部动荡的战争去获得那几乎不可能得到的和平呢？

想想看，能用一位冒牌的公主，及随时可得到的钱财去换取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和平，而后西汉就能利用这与匈奴和平的时间，去大力恢复本国的经济与农业生产，去换得比原本给予匈奴的财富还要多百倍，千倍，乃至是万倍的财富，更是能稳固刘家对于天下的统治。试问，这样的买卖，谁不会去做呢？

而事实上，汉初，正是因为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等数代统治者始终坚定不移的用“和亲”、“纳贡”等方式去维持着与匈奴的和平，尽量避免与匈奴或主动，或被动的战争，才有了武帝时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样的繁荣的景象。

直白的说，武帝能够最终击败匈奴，将匈奴赶出漠南，虽与他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但更多的原因却是因他之前的数代西汉君主的“委曲求全”，正是他们始终专注于发展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同时对匈奴一直隐忍着，才有汉武帝日后让“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壮举。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就知道，为何汉景帝不让周亚夫去攻打匈奴，要对匈奴一直忍让着，那就是为了避免与匈奴发生战争，从而让西汉可以更加专注于休养生息，恢复国内的民生经济与农业生产活动。

当然，汉景帝时期除了因休养生息的缘故需要忍让匈奴，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制约着景帝不能与匈奴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这个问题就是诸侯王问题。

众所周知，汉初，刘邦虽然利用一些手段将异姓诸侯王悉数诛杀，但为了稳固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刘邦是分封了诸多同姓为诸侯王。而为了让这些同姓诸侯王有“镇服四海”，拱卫中央的实力，刘邦是赋予了他们十分巨大的权力，此时的诸侯王是拥有着“自为法令，拟于天子”的权力，他们有着完全独立于中央的财政、军事、行政、司法等诸多权力，能自己任命官员，能自己征税，能自己铸钱，能自己征兵，总之就是一个个另一个的割据小朝廷。

由此，试想，拥有如此巨大权力的诸侯王，他们岂不会有异心？正如司马迁所言：“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随着西汉统治者与诸侯王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再加上皇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这些权力巨大的诸侯王们是时不时就在自己的封地中起兵夺位，威胁着汉中央朝廷的统治。

而事实上，若当时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景帝时期，西汉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足够的时间去与匈奴进行决战。首先，景帝时期，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已是十分稳固，再经过高祖、惠帝、吕后、文帝等四代统治者的“无为而治”，西汉的经济和农业生产活动也是恢复到了较高的水平，不再是曾经“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的弱汉，而是“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脩矣”的强汉。

同时，汉景帝时期，汉军在骑兵上也开始有了与匈奴硬抗的实力，先是在“马复令”、“马弩关”等政策的加持下，西汉战马的储备高达40万匹，民间的马匹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在战马的数量上，西汉就已经开始跃居匈奴之上。再是，除了战马数量有了硬抗匈奴的实力，西汉骑兵也有了与匈奴一战的实力，汉景帝时期，汉廷就开始重视对于骑兵的培养，当时西汉上层统治阶级早早就认识到以农民为主的汉军，其在骑术上是很难与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的匈奴人相抗衡的，所以汉军要想战胜匈奴，首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人为骑兵。

而在当时，对于汉朝而言，唯一能做到在骑术上有机会胜过匈奴的，就是临近匈奴之地的边疆牧民，与匈奴一样，他们也是从小就会骑马，而且因时常与匈奴人接触，他们也十分熟悉匈奴人的战术，由此，他们无疑就是汉军骑兵最佳的人选。此后，汉军在组建骑兵的时候，他们所采用的兵源就悉数是边疆牧民。由此，在骑兵素质上，西汉也不比匈奴差，也有了硬抗的实力。

由此，如若没有诸侯王时常发生叛乱的问题的出现，其实早在景帝时期，汉朝就有了将匈奴赶出漠南的实力。只是，在景帝前期，因诸侯王的问题，致使景帝不敢，也不能对匈奴大规模用兵，因一旦与匈奴僵持的太久，难保那些诸侯王不会趁势起兵造反，威胁到中央统治。

而到了景帝中期后，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西汉诸侯王问题虽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是“七国之乱”对西汉所造成的伤害，也让景帝不能在短时间对匈奴再次发起一场大战，此时西汉依然是需要休养生息。

如此，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景帝后期，虽有实力解决匈奴问题，但却还是不能去解决。直到武帝时期，这时经济不再是问题，军事不再是问题，诸侯王不再是问题，在一切都不再是问题后，西汉也就顺其自然的对匈奴发起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