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苏轼才华横溢，但为官，才华只是一方面，政治、行政能力是主要的，现代称为领导科学。

苏轼，一生多次贬官、流放，并未死刑，已经很幸运了，得益于宋朝重文厚吏、不杀士大夫的政治制度；如果在明清时代，恐怕早已身首异处了吧！

苏轼，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曲星”，堪称文学大家！中国文学史“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书法家，宋代书法四家“苏黄米蔡”居首位；杰出的词人，文学史上词人，头把交椅，似无问题。

苏轼，显然不是政治家！

与苏轼同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与其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学家、宰相王安石，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强国富民，重振国威，实行革新“熙宁变法”时，苏轼站在旧党保守派势力阵营，竭力反对，因而遭贬。

“熙宁变法”失败，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翻新法，全面复辟，清算新党，苏轼又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不宜全盘否定，又遭旧党攻击，再次贬官，苏轼成为新、旧党皆不待见的人物，因而一生都是郁郁不得志，走在贬官流放的路途上。

苏轼被贬官流放最为边远蛮荒之地，今日海南的琼州，是最严历的处罚了，若放在明清时代，恐怕早已死罪多次了！

苏轼未获死罪，源于宋太祖皇帝赵匡胤，虽然自已武将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爱惜文人官吏，实行厚文重吏的政治制度，立下不杀文人大臣的规矩，苏轼得以幸免死罪。

比苏轼更加著名的、被视为误国误民、导致北宋灭亡的“北宋六贼”之首的奸相蔡京，在清算其罪行时，也不过是贬官流放而已，同样未杀头。

宋朝，无论现职、退休官员，享有的政治、生活待遇，为中国历史之最优厚的朝代，退休时官员晋升一级原俸全额养老金，退休后仍可晋衔升级加俸，参与朝政，只是比在职少了实权。

仅供参考。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苏轼是北宋时期一代文豪，才华出众的他，很早就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同时也因科举声名鹊起，成为当时北宋政坛和文坛的超级新星。但是后来苏轼却很不幸的卷入了新旧党争，从而导致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

所谓文如其人，苏轼是开豪放派词风的宗师级人物，因而苏轼的性格也是豪放直率的，真如他的弟弟苏辙评价他的性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这种性格进入官场就极易成为不愿随波逐流的性格官员。这种官员如果在盛世明君治下，或许会被人所容忍和理解，但是恰巧他处在北宋中后期的新旧党争的时代，他的个性和才名就必然为他带来不少麻烦。

苏轼的仕途起步较早，21岁就科举中试，此后虽然两番守孝，但是一直在北宋政坛稳步上升，个人卓越的才华，加上在各个岗位的良好历练，隐然要实现宋仁宗的预言成为北宋未来的太平宰相了。但是此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不仅仅使得北宋朝廷陷入新旧党争，也使苏轼跌入三起三落的坎坷仕途。

• 一起：科举得意。1057年，苏轼进京应试，以一篇清新洒脱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虽然因为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故意放在第二名，导致我们的大文豪苏轼与状元失之交臂。但是他的才华的确让他名声大噪，成为北宋文坛的新生力量。此后因为母亲去世，他回乡守孝，1061年，他守孝期满，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又出任判登闻鼓院。1066年，苏轼再次因为父亲去世回乡守孝，守孝期满后，1070年左右苏轼回到京城，但是影响他一生的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了。

• 一落：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苏轼守孝期满回京的时候，正是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开始变法革新的时期，王安石的新法也是这一阶段密集颁布，朝廷内部有不少政见不合的反对派，但是王安石为了新法的推行，上书请求宋神宗不要被这些反对声动摇，同时也对不赞成变法的官员进行了打击以减轻变法的阻力。苏轼正是在这个时候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可能苏轼依照自己的个性就事论事的讨论新法中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王安石被群起围攻的背景下，苏轼当然被王安石认为是反对他变法的旧党中人，于是让人向皇帝告发苏轼的过失，苏轼自求外放，开始他第一次被贬生涯。

• 二起：在被贬谪地方的十几年里，苏轼先后在浙江、山东、湖北等多地任职，后来还引发了著名“乌台诗案”险些掉了脑袋。直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继位，临朝听政的高太后启用著名的旧党司马光为宰相。被认为是旧党的苏轼于是东山再起，几个月时间就从地方调入中央，品级也连连上升。但是苏轼的性格再次使他陷入麻烦，他发现所谓的旧党们上台后不仅有腐败问题，还不顾实际效果的把王安石的新法全盘推翻。于是他上书反对尽废新法的做法，结果又被旧党诬告陷害，苏轼无奈再次自求外调，开启了他第二次被贬谪的生涯。

• 二落:在这次贬谪生涯中，苏轼在杭州等地任职，也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杭州“苏堤”。此后我们的大文豪仿佛化身筑堤狂魔，几乎每到一地任职就要疏浚筑堤，以至于有“东坡处处筑苏堤”的说法。此后他在安徽阜阳和广东惠阳都筑有苏堤。

• 三起：1091年，执政的旧党又把才名、影响都很大的苏轼召回京师。

• 三落：这次召回京师的苏轼依旧个性不改，因此没过多久他就被重新外放。更悲惨的是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他开始重新启用新党，带有旧党标签的苏轼被一贬再贬，甚至都被赶到了海南儋州。此后在宋徽宗登基后，虽然将苏轼从海南调回大陆，但是依然没有让他进入中枢任职，继续在各地任职，直到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才再次召回京师，不过在回京路上六十五岁的苏轼病故，最终也没能回到汴梁。

苏轼的才华是天才般的，所以他不同于大器晚成的父亲苏洵，他很早就才名远播。可以说是当时北宋的文坛领袖，不管他身居何职，他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 因为名所以他的政见备受新旧两党关注：苏轼的才名为他带来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他的观点就备受关注，因而他在这场新旧党争中的任何观点都会被两党重视和放大。本来如果明哲保身，不发表政见是不错的选择；或者说坚定的站在旧党一方也至少能在得势之时少受些罪；但是他直率的性格却让他里外不是人，新党把他当成敌人，旧党把他当成叛徒，无论谁执政，苏轼都没捞到什么好处。所以说，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苏轼当时的名气，让他在新旧党争中想低调都不允许。

• 因为名所以他成为了两党攻讦的目标靶子：因为苏轼的名气，使得他在北宋政坛、文坛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新旧两党中的投机分子要邀宠必然就会选择这样的有名气的攻击目标。毕竟你选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官去攻讦，即使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苏轼这样的目标被攻击倒了才能让这些投机分子在党派大佬那里表功啊。著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 因为名所以他在党争中还是能保住性命：虽然北宋王朝是有名的不杀士大夫的王朝，可以说是文人士大夫最好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以为真的一个士大夫都不杀。乌台诗案时苏轼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只不过正因为他的名气，朝野上下还是有不少人出面营救。最终连已经隐退的新党领袖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求情才免于一死。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众所周知，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之一，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风格独特。但是呢，就是苏轼这样一位“天下第一才子”，二十岁考取进士的他一生为官，却一生不是在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仕途可谓是大起大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嘉祐二年（1057），北宋有一场被称为“天下第一榜”的会试。苏轼通过这场会试取得了榜眼。就这样，打开了自己仕途的大门。可他的仕途，却一直不太顺利。大家都知道，官场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地方，要想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要懂得圆滑世故。但是呢，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在官场上，他也十分敢于说真话，因此得罪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他的仕途自然而然也就不会那么平坦了。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反对变法。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知道后便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至此，苏轼的仕途生涯就开始进入到了“升迁-被贬”的怪圈。

元丰二年（1079），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略微叙诉了过去的政绩，又接着说了皇恩浩荡，但是却在后面发了一点牢骚：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是个直率的人，难免疏于口舌笔墨，难以在新旧党之间把持自己，于是惹恼了其他官员。新党摘引“新进”、“生事”等话语上奏，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用语言暗讽朝政。因此，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被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想将苏轼置于死地，后来多亏当时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上书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求情，这才使得苏轼被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不准擅自离开该地，也没有权力签署公文。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而后不断升迁。升迁后的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新党旧党都容不得苏轼，至此，苏轼又再度申请外调。而后苏轼又几经升迁和被贬，最终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身逝常州。

苏轼的一生，的确不是被贬就在被贬的路上，甚至几度险些丧命。可以说苏轼作为为官者一生都比较失意，可正是官场上的失意，让他被迫游历了祖国大好河山，这样的境遇让他形成了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将自己的情怀寄予自然万物，由此创作出了一首首令人称奇的经典作品。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他在诗，词，散文、书记、绘画等方面的造诣，千古至今，无人匹敌，他代表着我国的词的最高成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朝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但如果谢灵运读了苏轼的诗词，估计会改口了。

然而这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仕途上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如果套用股市K线走势形容，就是迅速冲高，然而横盘震荡，后急速下跌，接近跌停板，再迅速拉升后，又大幅下跌，小幅收跌后，直至退市。

二十岁高中进士，名动京师，很快就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祠部员外郎等，可谓春风得意。

可是好景不长，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政相左，34岁的苏轼被迫监官诰院，第二个被迫离京，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大概持续了八年，还算平稳。

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遭新党人围攻，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差点被问斩，第二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地方民团副队长。

直到1085年，宋哲宗即位，旧党得势，苏轼升任登州太守，后回京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因不满旧党的做派，自求外放任杭州、汝州、扬州、定州等地太守，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近十年。

1094年，58岁的苏轼，因为新党上台，受清算，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儋州(今海南)。

1100年，徽宗即位，64岁的苏轼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第二年遇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

纵观苏轼起起伏伏、坎坷多舛的官宦生涯，着实让人扼腕叹息，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一代文豪苏轼官场屡屡被贬，主要原因，大概可以从性格、立场和声名三个方面去分析。

从个人性格上讲，苏轼是一个率真不势利，孤傲不屈从，洒脱不拘细节，有理想有抱负有情怀有良心的人，正因为这种豪放的性格，在步步惊心，充满潜规则的官场上行走，本色出演的苏轼，显得很不适应，无所适从，因而得罪了很多的权贵，受到排挤和倾轧。

史上曾经记载，苏轼为人旷达率直，对任何人都不设防，掏心窝子，每当苏轼会客时，她的夫人王弗就躲在屏风后面屏息静听。待客人走后，王弗提醒丈夫的失语，以及对别人的轻信，结果证明，王弗说的往往都是对的。

从政治立场上讲，苏轼基本上可划入旧党，但却有自己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他反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以司马光为首旧党尽废新法，更看不惯新旧两党人为了权力和个人私利，结党营私，你争我夺的嘴脸，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在新党上台时受贬，在旧党掌权时遭排挤。

从个人声名上讲，因为名气很大，容易被当成被攻击靶子。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新旧两党争斗时，像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大咖，重量级人物，虽然也遭受到对方阵营攻击，但最多也是只罢相而已，而像苏轼这样政治上偏于旧党，虽不是核心人物，但声名很响的，则更容易成为被 攻击的对象。

更要命的是，因为苏轼的诗词写得太好，在当时广为传播，甚至连后宫里的皇太后，皇后、宫女什么的都成了苏轼的粉丝，搞得后宫春心萌动，皇帝自然不悦。因此每当对手弹劾苏轼时，皇帝也从个人私心上讲，也是乐意将苏轼外放的，因此我们天才的苏大学士一生，不是在被贬流放，就是在被贬流放的路上。

以业余视角品读历史，用淡泊心态谈笑古今，掌心读历史欢迎各位看官继续关注点评！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大文豪 苏东坡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思想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还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能多见的。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赤心为民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

他能狂妄怪僻，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耐，诙谐幽默，甚至自吹自擂，苦中作乐……

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这也就是他一直官途不稳，特别是经过乌台诗案后，几起几落，多次被贬，先是贬黄州，复起后又再贬到惠州，最终被贬至海南儋州，

当年遇赦北归时，应朋友之约回到江苏常州，一路奔波，最后竟然终老常州。苏东坡一生作为文学家声名满天下，作为政治家却失意官场，年轻时候，苏东坡惊叹江苏人杰地灵，后来应同科进士之邀多次到访常州，并在宜兴买地以为终老计，在第二次遇贬时，多次上书，乞归常州，在杭州做通判时，有一年除夕经过常州，为不打扰当地官民，特意停在常州城外，并写下“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的名句，表达对常州的喜爱和眷恋，所以最后时候还是决定回到常州，最后终老在常州的藤花旧馆，也算是圆满了。笔者年初到常州追寻东坡足迹，写下诗句以为纪念:

上朝下野两堪悲

老来万事渐向微

一生漂泊身如寄

万里游罢心思归

藤花旧馆浮云重

舣舟新亭落日稀

毗陵父老争相迎

从此夜夜许相依

步东坡常州诗韵

记游藤花旧馆舣舟亭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人的生长环境影响影响人的性格，大环境的排挤和不愿同流合污，让他在宦海一贬再贬。

公元1101年，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因此在被流放到海南岛三年之后，六十五岁的苏轼终于可以回到中原。那年五月，北返途中，路经金山的龙游寺，这个寺庙里挂着他早年的画像。苏轼看到“曾经的自己”，颇有感慨，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黄州、惠州与儋州的三次贬谪，基本上贯穿了苏轼的整个中晚年，也是我们今人研究苏轼时要关注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前的苏轼，虽然在京城里仕途不济，但在地方上还是大有作为、深受百姓爱戴的。因此贬谪之前的他虽已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有着一股风流潇洒的“少年意气”。而遭贬谪之后，经历过心灰意冷与颠沛流离的命途，苏轼开始深省并一步步蜕变，终于成了我们今人崇敬的那个“东坡居士”。同时，这三次贬谪对苏轼本人来说或许是一种不幸，但却是我国文化史之大幸。因为在此期间，苏轼写出了大量旷古烁今的文学作品。

1. 公元1080年，四十四岁（黄州）

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先独自住在一个名叫定惠院的小庙里，等待路上的家眷。当时他的心情很糟糕，有天晚上愁得连觉都睡不着，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这样的词句。

但毕竟苏轼天性里有很强的“乐观因子”，再加上当地的徐太守是个惜才的人，久闻苏轼盛名，十分欣赏，因此他尽自己所能，好让苏轼的贬谪生活过得舒服点。于是苏轼后来在徐太守的帮助下，迁居林皋亭，并把自己住的房子叫作“雪堂”。他还在雪堂东边辟了一块田地，取名东坡，自此开始了陶渊明一般隐居务农的生活。东坡居士，自此“上线”。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不光有体力劳动，因为是个闲职，他正好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佛经。他还将佛经上的内容与自己读过的儒家经典结合起来，吸收营养。从此开始，苏轼的作品上了一个大台阶，他豪迈洒脱的胸怀和淡泊豁达的境界全可以从作品中看到。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比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比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还有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等被录入语文教科书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都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黄州的生活，也把苏轼培养成了一位“美食家”，后人熟悉的东坡肉，也是在此期间创造出来的“特色菜”，他甚至为此写过一篇《猪肉颂》：“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在黄州时，苏东坡也参与过慈善事业。当年他所住的地区有溺死新生婴儿的野蛮习俗，只要养不起就会这么做。这令他十分痛心。他给当地的太守写信，痛贬杀婴之恶，还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富人们捐款，让寺庙的和尚主管账目，帮助贫苦的人家养活婴儿。那时还没有出现“人道主义精神”这个词，可苏东坡所做的一切无疑是对这个词的最好诠释。

2. 公元1094年，五十八岁（惠州）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多。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由于哲宗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早就钦佩苏轼的人品才华，对他十分器重，不仅把苏轼调回朝廷，还对他委以翰林学士的重任，可以说苏轼终于“翻身”了。然而苏轼刚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就去世了。独自处在高位的苏轼又成了群臣打击的对象。司马光死后，朔党、洛党、蜀党等政治派系逐渐形成，蜀党在苏轼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奉其为领袖。苏轼哭笑不得，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拉帮结派呢？孤军奋战之后，他越来越对乌烟瘴气的中央失望。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主动申请做了几个地方的太守，也做过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但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元祐九年（1094），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皇帝亲政。哲宗对新党极其信任，启用章惇为宰相。当年苏东坡预言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把持朝政了。因为高太后摄政期间，章惇曾被监禁，因此他向年轻的皇帝编排了一出谎言，想让他相信太后曾经一度在密谋废掉他，所以不能让高太后的灵位进祖庙（还好这一点哲宗没有采纳）；因为曾与司马光不和，章惇甚至请求皇上砸烂这位已经去世的前任宰相的棺木，鞭笞其尸骨。他更是大力启用新党人，排斥旧党人，所有元祐诸臣都是他的敌人。如此一来，五十八岁的苏轼再次成为政治牺牲品，被贬至偏远的广东惠州。

黄州在地理位置上离开封还是比较近的，可以理解为当年的神宗皇帝只是想让暴脾气的苏轼去那里“消停消停”。而章惇联合哲宗把他贬到惠州，这就是很明白地告诉他：“走开吧，朝廷再也不需要你了。”

东坡曾做过翰林学士，也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帝国第一秘书“，宰相候选人。现在却被贬到岭南烟瘴之地，落差之大，令人痛惜。而且在高太后去世的同一年，温柔贤惠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去世了。多重打击之下，苏东坡没有自杀，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对生命的真谛又明白了一层。

苏东坡是史料记载被贬往岭南的第一位官员，那里是亚热带，很多事物都让东坡感到新奇，比如甘蔗、荔枝、香蕉等等作物。从那句有名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惠州一绝·食荔枝》）里，我们也能看出，苏轼的生活绝不寂寞。他又恢复到那个“依然故我”了，品檀香，静坐，每日午睡，品酒，写文章。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东坡又开发了一些新菜谱，比如烤羊脊、烧鳗鱼等等。

闲适的生活并没有阻碍东坡关心民生的本愿，他开始关心惠州城的改善和革新事宜，他曾与太守和县令合作，为惠州建了两座桥，还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因为当地粮食价格失衡而给上级政府写信陈情。他还把自己曾经在黄州发明的“浮马”带到了广植水稻的岭南，这样农民们就不用腰酸背痛地弯着身子插秧了。

王朝云的陪伴对东坡的惠州生活极其重要。她是个美丽聪明的杭州歌伎，曾为苏轼生过一个儿子，但后来不幸夭折。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一次饭后，东坡一边抚摩自己的大肚皮，一边问家人：“你们说我这肚子里装着什么东西？”一人答“文章”，又一人说“见识”，东坡均不以为然。只有朝云答道：“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笑着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后来朝云去世，东坡在挽联上写道：“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3. 公元1097年，六十一岁（儋州）

苏东坡在六十一岁的时候，被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那可不是去度假，当时的海南岛自然条件比惠州还要恶劣。据说原因是苏轼依然“死不悔改”，又写了两句充满奇趣的诗，描述自己每天听着钟声，悠闲自在。这当然是在苦难当中的自我宽慰，但章惇看了那些诗句立刻说：“看来惠州还挺舒服的啊！再贬！”

于是已过花甲的苏轼，跨越大海，走上了离故国更加遥远的路。

这一次，苏东坡自己都感觉到生还内地已然无望，小儿子苏过把家室留在惠州，陪父亲去了海南岛。在过海前，苏轼与谪居雷州的弟弟苏辙见了一面，这就是他们此生见的最后一面了。

海南的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阴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实在不适合一个老人的生活。东坡的新病旧疾频频发作，但当地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医生，因为儋州的居民仍然相信“巫医之术”，在患病时会请术士宰牛焚香祷告作为治疗。于是他开始自己研究中医，到乡野采药，也会给当地的百姓治病。因此原本汉人和少数民族相处不快的局面，在东坡到来后得到了很大缓解。

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他的弟弟宋徽宗即位了。新的皇太后摄政，主张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

1101年，65岁的苏东坡于北返时病倒在常州，此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代文豪，就此陨落。他去世后25年，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