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高俅到底什么关系？《水浒传》里说的是不是真的？

苏轼与高俅，是主仆关系。

《水浒传》说的小苏学士既苏轼，因为苏父苏洵亦为大文豪，故称苏轼为“小苏学士”，《水浒传》这一点说的是真的；但对高俅是丑化了的，高俅并不在“北宋六贼”奸臣之列，《水浒传》将高俅描写成头号大奸臣，实则不然，高俅也就是一个宠臣而已。

大概，《水浒传》作者，屡试不第的书生，仕途无望，对高俅非科举正途上位高官，有些愤愤不平而嫉妒恨吧，所以将高俅描写成头号大奸臣。

苏轼，字东坡，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诗词散文，皆居一流，书法位居宋时“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

高俅原为苏东坡的“小史”，类似现今“私人秘书”的家童，聪明机警，略有文识，诗词歌赋皆通，善蹴鞠；古代的蹴鞠，既今日足球运动的前身。

高俅而且会使枪棒，可以说文武双全，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厮，用今天的话说，杠杠的“文艺少年”兼“少年武术家”！

苏东坡因政见问题，外放地方官离京时，将高俅推荐给皇亲小王都太尉王诜，因而得以结识端王——后来的徽宗皇帝赵佶，深得赵佶赏识。

赵佶即皇帝位后，有意提拔高俅，奈其无科举正途出身，这是宋朝提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条件，皇帝也奈若何；不似民间所说“皇帝金口玉言，说啥是啥，一言九鼎”，皇帝也不能破坏干部管理制度的！

于是，徽宗赵佶发挥高俅善枪棒的特长，派其到北宋抗金名将刘琦父亲刘仲武西北军中，以期获取军功予以提携，这是无科举正途的旁门佐道，“曲线救国”，高俅以此上位，后官至掌控禁军太尉高官。

高俅为人，知恩图报，位居高官，手握重权后，对老主人苏东坡家多有关照帮助，苏家有人赴京，殷勤接待，甚为热情，不涉及政治的问题，尽力帮助办理。

对另一个老主人，出力亦不小，刘琦成为手握重兵的高级军官，与高俅提携帮助，不无关系。

仅供参考。

苏轼和高俅到底什么关系？《水浒传》里说的是不是真的？

答：高俅是《水浒传》里的第一反角。

《水浒传》“反贪官不反朝廷”主旨中的“贪官”，指的就是以高俅为代表的一大帮害人虫。

高俅在《水浒传》中出场最早，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得很清楚：“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书中说高俅“最是踢得好脚气毬”，更兼“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但“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

他先是在东京城外帮闲，陪有钱的公子哥斗鸡玩马，风花雪月，后来得开堵坊的柳世权信，推荐到东京董将士家做事。

董将士嫌他是个破落户，担心他把坏风气带入自己家门，“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另造书信，转送给了小苏学士。

小苏学士也不欢迎他，再造一封信，转送入驸马王晋卿府里。

但是，高俅时来运转，合该发迹，奉驸马王晋卿命令，送一对羊脂玉做的镇纸狮子入端王府。

端王正在踢球，高俅适时地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球技，得到了宠幸。

不久，哲宗驾崩，端王即位，是为徽宗。

高俅因此一步登天，当上了殿帅府太尉。

按照《水浒传》这种写法，苏轼和高俅其实谈不上什么关系，算是有过一面之缘吧。

但事实上，高俅曾是苏轼手下文秘，而且，两人有一定交情。

南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记：“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即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吏，颇具文采，得到苏轼的欣赏。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前途险恶，因为爱才，有意要为高俅寻一个好归宿，将高俅推荐给了曾文肃公——即曾布。但曾布以自己手下文书众多为由，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好朋友王晋卿。

《宋史》没有为高俅立传，众书对他的记载东一麟、西一爪，零零碎碎。

但《挥麈后录》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原因很简单，《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名叫是曾纡，曾纡的父亲就是故事里出现过的曾布。

关于高俅的上位，《挥麈后录》只是以“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其甚厚”，“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寥寥数笔带过。

这其中还穿插了一个小插曲，即有人对高俅的升迁提出了异议，宋徽宗直接回怼说：“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

不过，根据《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琦传》中记载，宋徽宗为了提拔高俅，并没有公开说“因为高俅踢球踢得棒，所以就应该居高官、坐高位”，而是将他送到边塞锻炼，最后“以边功至殿帅”的。

有人因为高俅没有列入“北宋六贼”的名单内（注：六贼分别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而《挥麈后录》又写他为人忠厚，知恩图报，“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候甚勤”，厚待苏家后人。所以，有些人认为是《水浒传》丑化了高俅。

这是不对的。

“六贼”之名，最早出于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1125年）的上书，他在书中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於前，梁师成阴谋於后，李彦结怨於西北，朱勔结怨於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於辽、金，创开边衅。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当时的陈东只是太学生，对朝政了解不多，只列举和斥责了六个首恶人物而已。而高俅的忠厚，也仅仅限于苏家后人而已，对待其他人，却是随时都会露出吃人的本相。

宰相张商英曾劝宋徽宗“节华侈，息土木”，不要过度铺张浪费，耗损国库。高俅恶狠狠地参了张商英一本，要宋徽宗以行乐为主，斩杀张商英以儆效尤。

还有，《宋史•李若水传》载，高俅死于靖康元年，宋徽宗打算挂服举哀。李若水劝阻说：“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

应该说，李若水没冤枉高俅。

据《靖康要录》上载：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

他招募的士兵，以技艺工匠为主，不为了保家卫国、上阵杀敌，只为他个人打工。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记：高俅主持的军队水上争标竞赛，搞的全是杂耍百戏之类的花架子。

毫无疑问，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后来成为金人随心所欲宰屠的鼻涕军，高俅作为总领军政的头号人物，难逃其责。

一句话，高俅的罪恶，实与童贯等人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