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为什么能有最高荣誉的谥号文正？

提到北宋名臣范仲淹，大家往往第一反应，都是那句著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很多熟悉宋朝历史的朋友，更会知道，范仲淹在北宋的历史上，地位到底有多高。

不过近年来，网上却有很多文章，对范仲淹持贬低态度，认为范仲淹的成绩其实也不过如此，根本就配不上后世那么高的评价。

对于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我们暂且不做评论。在评价范仲淹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真实的范仲淹，到底都做过哪些事情？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公元989年，范仲淹生于江苏徐州，当时正是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此时的宋朝，基本上已经统一了中原地区，但是还经常和北方的辽国打仗，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在演义小说里面，这段历史的主角是杨家将。而杨家将里面的那位老令公杨继业，在正史上的原型，大概就是在范仲淹出生三年之前，在边疆战死的。

总之，范仲淹出生的时候，宋朝虽然边境依然偶有战事，但总得来说，内部其实还算太平。尤其是在范仲淹出生的徐州这边，更是开始逐渐出现了太平盛世的景象，百姓生活逐渐趋于稳定。

照理来说，出生在这个时代的范仲淹，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童年生活应该也不算太差。但遗憾的是，就在范仲淹刚刚出生一年多以后，他的父亲忽然去世了。

说起来，范仲淹他们家，也算是世代簪缨了。范仲淹的祖先，曾经在唐朝的时候做过宰相。后来一直到范仲淹他爹这一代，范家都是世代为官。照理来说，这样的家族，就算是当家的男主人忽然去世，总该留下一些家产才对。可范家偏偏是难得的清官世家，祖上一辈辈就没出过贪官，所以家里世代都比较清贫。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随着范家老爹去世，范家瞬间就支撑不住了。后来，范仲淹他妈实在是养不起年幼的范仲淹，只能改嫁他人，这才给范仲淹留下了一口饭吃。而范仲淹母亲改嫁之后，范仲淹也不得不暂时改名换姓，随了养父的姓氏，改名叫朱说。

虽然童年和少年时代，过得极为清贫。但范仲淹却继承了范家的优良传统，刻苦读书。少年时代的范仲淹，为了读书，曾经搬到寺庙当中居住，每天只煮一锅粥做口粮，日子过得无比清贫。

但是，即便穷到这个地步，范仲淹依然坚持刻苦读书，完成了寒门学子的华丽逆转。公元1015年，已经27岁的范仲淹，以朱说这个名字，通过了科举考试，进士及第。此后，范仲淹顺利入仕，虽然起步只是一个掌管刑狱的九品小官，但却一直兢兢业业，政绩奇佳。

所以，两年之后，范仲淹因为政绩突出，升任集庆军节度推官，由九品升至七品。类比现代的话，大概相当于是一个正处级干部。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前途一片大好的范仲淹，改回了自己的姓氏，认祖归宗，正式开始以范仲淹这个名号闯荡江湖。

做了四年推官之后，范仲淹升任盐仓监；又过了四年之后，升任兴化县令。担任县令之后，因为母亲去世，范仲淹不得不回家守孝。但回家守孝期间，范仲淹其实依然没闲着，偶尔还会去书院给学子们讲课。

另外，在这几年当中，范仲淹深刻思考了当时北朝一朝的时事痹症。此时的宋朝，已经是宋太宗的孙子宋仁宗在位期间了。因为宋仁宗即位时比较年幼，所以大权都掌握在太后刘娥手里。当时宋辽之间的战争，已经近乎彻底消泯，边境再也没有大的战争。但同时，北宋内部却开始出现种种问题。比如后来拖垮北宋的冗兵、冗官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苗头。

针对这些问题，范仲淹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将这些问题一一指了出来，而且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了指正。

当这篇万言书被递上去之后，范仲淹瞬间就赢得了当时北宋高层的青睐。

要知道，北宋那会儿和现代其实没什么区别。对于已经存在的问题，会喷的人可能很多，但可以把这些问题分门别类的罗列出来，并且一一给出解决方案，这样的人就很少了！

但凡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管放在哪一个朝代，都是真正的国之栋梁。

所以，在这之后，范仲淹开始逐渐进入北宋高层的视线。等到范仲淹守孝期满之后，直接就被调到了京城，进入皇家图书馆，负责校对图书。这个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主政一方的官员那么显赫。

但实际上，以北宋当时的官场潜规则来说，只有担任过这种官职的官员，未来才有机会在中枢身居高位。所以当时范仲淹得到的这个任命，其实更像是一种培养形式的职位。

而范仲淹入京之后，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纯良本性，不畏权贵，秉公办事，敢于直言进谏。总之，古代官员应有的良好品质，基本上都能在范仲淹身上找到。而那些所谓的潜规则，或者官员私底下的不法勾当，范仲淹却是一件都没做过。

这样的范仲淹，和后世明朝末期的那些所谓‘清流’官员，是截然不同的。明朝的清流官员，向来是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嘴上说得很好听，但背地里干的却是另一套。范仲淹不一样，范仲淹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都称得上是古代官员的典范。

这样一个好官，而且还对皇帝忠心耿耿，这对任何一位皇帝来说，绝对都是梦寐以求的下属。尤其是对于当时刚刚成年的宋仁宗来说，宋仁宗虽然年轻，却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如此一来，宋仁宗自然愿意重用范仲淹，一段君臣之间的千古佳话，也就逐渐成型了。

此后的十年当中，范仲淹在官场上起起伏伏，虽然多次因为直言上书，而遭到贬黜，但却一直在皇帝心里，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形象。在这十年当中，范仲淹一直都是那种为民请命的好官，只要看到有不对的地方，就一定会为民请命，从不顾忌自己的仕途。这样的官员，在仕途上注定会不太顺利，但在百姓心中，却注定会占据相当重的分量。

等到十年之后，此时的范仲淹，官职已经逐渐步入北宋高层。而且，经过这十年的历练之后，范仲淹的政务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此时的范仲淹，所欠缺的，其实只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而已。

十年之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1038年，西北的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了西夏政权。在此之前，李元昊率领的党项族，虽然相对独立，但一直对北宋称臣。而随着李元昊称帝，西夏这个政权，也彻底脱离了北宋的控制，这是北宋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的。

于是，在李元昊称帝之后，北宋火速派出大军，前往西北作战，打算一战灭掉西夏。但遗憾的是，西夏虽然刚刚开国，战斗力却是极为彪悍。最终，北宋军队非但没能灭了西夏，反倒是在三川口一战当中，吃了大败仗，直接导致北宋的西北边关告急。

危机关头，范仲淹被火速提拔，调到了西北边境，负责组织当地军务。范仲淹虽然是文官出身，但在军务上竟然也很有能力。到了西北之后，范仲淹很快就重新组织了防线，没有让西夏占领更多的地盘。

另外，范仲淹坐镇西北期间，还发掘提拔了一大堆有能力的将领。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狄青，就是范仲淹在这时候提拔起来的。而范仲淹提拔的这批将领，后来更是成了北宋的中坚力量，直接左右了北宋军界数十年之久。

当然，出身文官的范仲淹，军事才能确实是相对有限的。做完这些之后，虽然北宋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但范仲淹仍是没能及时组织进攻，彻底灭掉西夏。不过，这也怪不得范仲淹，毕竟当时北宋重文轻武，从皇帝到下面的文官，就没谁真的会打仗，包括范仲淹也是如此，而武将也无法真正左右局势。

所以，范仲淹坐镇西北期间，虽然北宋组织起一道强大的防线，防御确实是绰绰有余。但后来几次进攻西夏，却又都大败而回。所以最后没法子，北宋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承认了西夏的独立。

在西北边境坐镇的三年时间里，范仲淹可以说是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在他的严防死守下，北宋虽然进攻不足，但却可以轻松挡住李元昊的进攻。再之后，因为辽国也开始进攻西夏，西夏为了保全自己，避免被夹击的局面，只能再次向北宋称臣。但同时，西夏的独立性，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对于向来以军事孱弱著称的北宋而言，能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这个局面，也可以说是范仲淹一手缔造出来的。所以，随着西北战事逐渐放缓，范仲淹被调回了京城，升任枢密副使。类比现代的话，大概相当于是国防部副部长。

这一年，范仲淹55岁。

回到京城之后，没过多久，范仲淹便再次被提拔，升任参知政事。所谓参知政事，大致就是北宋的宰相。此时的范仲淹，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而范仲淹掌权之后，依然没有任何松懈，马上就针对当时宋朝存在的诸多弊政，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措施。后世史称‘庆历新政’。

这场改革，因为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所以仅仅推行了一年多以后，就被废止了。后来，宋仁宗为了给反对派一个交代，还不得不将范仲淹调离京城，去地方上任职。

此后的六年时间里，范仲淹再也没有回到京城，一直都在地方上做他的封疆大吏，足迹遍及邓州、杭州、青州等地。在职期间，范仲淹依然不改自己的清廉本色，一心一意为民办事，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甚至就连范仲淹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工资，也被范仲淹捐了出来，作为范家的家族基金，鼓励后世范家子孙学习上进。

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范仲淹已经是名满天下，却仍是没有任何变化。为官数十载，历经了无数风雨之后，范仲淹却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本心，不贪不占。这样的品性，实在是极为难得。

六年之后，公元1052年年中，范仲淹在上任途中，去世于徐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范仲淹依然在努力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尽心尽力，成了后世无数文官的榜样。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范仲淹。

看过了范仲淹真实的一生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最开始的问题：这样的范仲淹，到底能不能配得上文正这个谥号呢？

在中国古代，文正基本上就是文臣能够得到的最高谥号了。当然，在文正之上，其实还有一个单谥‘文’字的说法。不过一般而言，古代一个字的谥号，都是给皇帝准备的，大臣们最多只能得两字的谥号。而单谥一个文字的大臣，北宋只有一个，那就是后来的王安石。

不过，相比范仲淹，王安石得到这个谥号，不光是因为其个人的原因，更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需要。真要轮起来的话，王安石其实和范仲淹是一个级别。而北宋的文臣里面，有资格以文正为谥号的，也就只有八个人而已。

总之，在北宋的文官体系当中，抛除王安石这种异类，文正基本上就是文臣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称号了。

那么，范仲淹的一生，能否当得起这个谥号呢？

有些反对的人认为，范仲淹一生虽然确实有很多功劳，但成就其实相对有限。在军事上，范仲淹最多只能防守，而无法平定西夏；在政治上，虽然主持了庆历新政，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在治理地方的时候，虽然也有治水灾、修海堰、赈济灾民、兴办教育之类的成绩。但有这类成绩的人，历史上也不是一个两个，同时代的也有很多。

至于说范仲淹提拔上来一大堆的军事人才，比如狄青等人，确实后来对北宋的国防建设，有着根本性的支撑作用。但这个成绩，能否完全算在范仲淹的头上，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不是当时在位的宋仁宗，确实也算是一个英明的皇帝。那就算范仲淹再怎么提拔，最后恐怕仍是无济于事。

所以，要是这样算下来，范仲淹似乎也不过如此，一生的成绩似乎也就只是一般般，甚至可以说是文不成无不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范仲淹确实当不起文正这个美谥。

这也是绝大多数质疑者，最大的一个理由。大家从未质疑过范仲淹的人品或者能力，大家只是觉得，范仲淹的成绩确实相对有限。

但同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范仲淹的这些成绩呢？

范仲淹的一生，确实没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既没能扫平西夏，也没能彻底解决北宋的‘三冗’问题。至于其他方面，范仲淹确实做得不错，但似乎也称不上是当世无双。

但问题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同时把这些事情做好，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范仲淹是典型的文官出身，却能带兵打仗，而且能正面挡住西夏的进攻，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在北宋大环境重文轻武的局面下，范仲淹还能做出这个成绩，已经算是奇迹了。至于说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不是范仲淹个人的失败，而是那个时代的失败。

作为一个官员，或者说作为一个臣子，范仲淹出身寒门，从小却勤学苦读，立志报效国家。长大之后，顺利进士及第，走上仕途之后，又不改初心，甘守清贫。在国家危难之际，范仲淹作为一个文臣，却能挺身而出，解决国家的西北边患问题。到了晚年，范仲淹更是高风亮节，尽全力为国家办事，为百姓谋福利……

这样一个官员，在古代那种社会环境下，几乎已经是极致了。他的一生，或许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单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完美的程度了。

毫无疑问，范仲淹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人。就算是熟知范仲淹故事的现代人，穿越回当时那个年代，也不可能比范仲淹做的更好了。

既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这样的范仲淹，自然是当得起‘文正’这个谥号的。

至于说那些遗憾，那些没能达成的目标，那恐怕就真的怨不得范仲淹，而是要怪北宋特殊的历史环境了。

范仲淹为什么能有最高荣誉的谥号文正？

梁启超曾经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这二人，死后都被赐予了“文正”的谥号。司马光评价这一谥号道：“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可见这一谥号地位之重。因为这一谥号，范仲淹还被称为“范文正公”。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笔者以为，吾辈向学，当效文正。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这里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孙子兵法》便是在此处被著成的。人杰地灵的吴县也养育了幼年的范仲淹，范仲淹的祖先范履冰曾是武则天时的宰相，后来因忠于李唐皇室而被酷吏所杀。后来范履冰的六世孙范隋被委派到南方当差，范家便迁徙到南方，在吴县定了居。

《宋史》记载：“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范仲淹才刚刚两岁，其父范墉便因病去世，年幼的范仲淹只好跟着母亲改嫁，进入一户姓朱的人家，于是范仲淹被改名为朱说（音同“月”）。

根据《宋明臣言行录》，范仲淹“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等他长大懂事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便决心再度光耀范家的门楣。于是感激涕零，辞别母亲，去到了南都，进入当地的学舍学习。

到了学舍，范仲淹不愿虚度光阴，以至于“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整整五年，范仲淹一心向学，累了就直接上床，未曾解开衣服睡个安稳觉。不但睡觉时尽量从简，范仲淹还刻意压榨睡眠，腾出更多时间来学习，“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等到夜读困倦时，他就用冷水洗脸，让自己保持清醒。

不只是睡眠，在吃的方面，他“往往馕粥不充，日昃始食。”为了学习，连饭也不好好吃，往往是只吃一点薄粥，太阳快落山才开始正式吃饭。这样和时间赛拍，争分夺秒的学习，终于换来“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他常常在学习之余“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这一志向，范仲淹早在其年少求学时便立下了。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结束五年的学舍学习，前去应考。这一年的进士第一名，也就是状元，名叫蔡齐，所以这一年的科举榜单也叫“蔡齐榜”。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考得中乙科第九十七名，五年寒窗，发奋学习，终于从家道中落的寒门士子变成了进士。

古语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三十岁考上明经已经算迟了，而五十岁考上进士，则还十分年轻。为人津津乐道的《范进中举》中，范进五十多岁，仅仅考上了举人，就高兴地发疯，而举人仅仅是考取进士的前提。范仲淹仅仅二十七岁就考上进士，可以说是年轻有为了。

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因为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而得到重用，被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直到这时，他才取回原本“范仲淹”这一名字。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因为母亲去世而回到南京守丧，当时的南京留守、应天府知府是大名鼎鼎的晏殊，他十四岁便考中进士，诗词在文坛知名，后来一直做到宰相。

晏殊重视文化教育，又听说了范仲淹才学出众，便邀请他到应天府开办的府学里任教。范仲淹任职期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士大夫们都仰慕并效仿范仲淹忧国忧民、激昂慷慨的风度，一时间蔚然成风。

可惜，范仲淹虽然一片忠心，却不谙世事，不懂得官场之道，屡次犯颜直谏。宋仁宗十九岁时，其母章献太后仍然把持朝政。仁宗打算率领百官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样有损皇帝威严，上书反对，没有得到回应。不久，他竟然直接上书给太后，请求她还政于仁宗。

晏殊劝范仲淹谨言慎行，他却坚定地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后来，范仲淹多次被贬，仍然坚持上书，向皇帝进言，“事虽不行，仁宗以为忠。”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死在上任途中，享年六十四岁。仁宗亲自为他写下“褒贤之碑”，并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范仲淹勤奋好学，勇于追逐梦想并为此持之以恒，他为人刚直，敢于直谏，为了国家将生死置之度外。虽然他未曾身居高位，但其忧国忧民之心被世人所认可和称颂。笔者觉得，现在的学生，都应当向他学习，以天下为己任，志存高远，方能不辜负现在的优渥的条件。范仲淹寒舍苦读五年换来进士及第，现在我们的学生求学十余年，应当立下更大的功业才是。

范仲淹为什么能有最高荣誉的谥号文正？

一、谥号的由来

谥号，是指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死亡之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始于西周，曾广泛通行于汉字文化圈。评价一个人物的是非功过，往往不是只言片语就能叙述清楚，古人为了方便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选择用谥号来进行概括。

总的来说，古代历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在其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从而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通常意义的谥号。谥号用来高度概括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

二、文正的含义

根据逸周书·谥法解的记载: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勤学好问曰文;博闻多见曰文;忠信接礼曰文;能定典礼曰文;经邦定誉曰文;敏而好学曰文;施而中礼曰文;修德来远曰文;刚柔相济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万邦为宪、帝德运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徽柔懿恭曰文;圣谟丕显曰文;化成天下曰文;纯穆不已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

正:内外宾服曰正;大虑克就曰正;内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内外无怀曰正;直道不挠曰正;靖恭其位曰正;其仪不忒曰正;精爽齐肃曰正;诚心格非曰正;庄以率下曰正;息邪讵诐曰正;主极克端曰正;万几就理曰正;淑慎持躬曰正;端型式化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

三、谥号文正的发展

在中国的历史上，自唐代以后，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地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不会轻易地把这个谥号授予人。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如范仲淹、李东阳、曾国藩等。

魏征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谥为"文贞"的名臣。唐朝有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等人得到了文贞的谥号。北宋时承唐时的风气，初年的几位大臣，像李昉、王旦都被谥为文贞。

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到了夏竦被拟定要谥为文正的时候，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皇帝不肯轻易授予人。

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人。陈康伯谥号"文恭"，宋宁宗时，配享孝宗庙庭，改谥"文正"。

四、范仲淹因何能获得“文正”谥号？

（一）范仲淹的道德人格

1、有志气，无奴气的独立精神。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范仲淹于太宗端拱二年（989）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二十九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改姓朱，名朱说。

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韭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

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有什么资格说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大受刺激。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

在应天书院求学期间，有富家子弟见他日日清苦送他美食，他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范仲淹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在殿试时，他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不久他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只用了五年。

范仲淹中了进士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地方官职，是到安徽广德任“司理参军”，就是审理案件的助理。当时地方官普遍贪赃爱财，人为制造冤案。他廉洁守身，秉公办案常与上司发生争论，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屈服。每结一案，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后离任时，屏风上已写满案情，这就是“屏风记案”的故事。他两袖清风，走时无路费，只好把老马卖掉。

2、实事求是，按原则办事的理性精神。范仲淹的独立精神，绝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晏殊是他的恩师。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可吓坏了晏殊，他对范仲淹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

范听后说道：“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他又给晏写了一封长信说：“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这件事情，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品格。

宋仁宗时，西北强敌西夏不断侵扰，他被任为前线副帅抗敌。当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韩琦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严词催促出兵，他反复申诉，自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家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

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六千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

3、为官不滑，为人不私的牺牲精神。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那怕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1038年，宋西北的党项族人建西夏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宋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赶赴前线，这年他已五十二岁了，在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打过仗。

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之后，前面三十六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仲淹说，形势危机，延州不能无守，挺身而出，并自请兼知延州。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并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密令十九岁的长子范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遥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

西夏军中纷纷传言，现在带兵的这个小范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大范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仲淹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二）范仲淹的忧民、忧君和忧政

1、忧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意思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政治就是管理就是民心。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就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他认为君要“爱民”、“养民”，就像调养自己的身体，要十分小心，要轻徭役、重农耕。特别是地方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

范仲淹从1015年二十七岁中进士到1028年四十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十三年。这期间他先后转任广德（今安徽广德）、亳州（今安徽亳县）、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南通一带）、楚州（今江苏淮安）五地，任过一些掌管刑狱的幕僚小职，最后一任是管盐仓的小吏。

他表现出一个典型的有知识、有理想、又时时想着报国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为。他按儒家经典的要求“达则兼济天下”，但是却扬弃了“穷则独善其身”，只要有一点机会，就去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办事，并时刻思考着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稳定。

范仲淹的忧民思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为民办事、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

01为民请命。范仲淹的第一忧是忧民。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改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1033年，全国蝗、旱灾害流行，山东、江淮地区尤甚。当时范仲淹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仁宗：“我们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

当年他以一个盐吏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办事才干。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灾后必有大疫，他遍设诊所，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白药丸。赈灾结束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鸟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

他还给仁宗讲了他调查访问的一件实事。途中，他碰到六个从长沙到安徽的漕运兵，他们出来时三十人，现连死带逃，还剩六人，路途遥远，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粮饷和运输负担太重。他对皇帝说：“知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度无度，天下安得不困！”

02为民办实事。1021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政府盐利受损，百姓亦流离失所，逃荒他乡。范仲淹只是一个看盐场的小吏，这些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他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复修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

他制定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一次大浪淹来，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范仲淹力排众议，身先民工，亲自督战，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地方经济恢复，国家增收盐利，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人们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公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范，以之为荣。

03为民除弊。范仲淹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能将思想和具体的行动，进一步上升到制度的改革，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孙后代都不得脱离军籍。范经调查后体恤民情，认为这“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就进行改革，边寨大办营田，将士可以带家，又改刺面为刺手，罢兵后还可为民。深得百姓拥护。

范仲淹是六十四岁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积劳成疾，病体难支，但逾迸发出为民请命、大胆改革的热情。1050年，他六十二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参加进来，用平时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二是大办西湖的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扩大内需；三是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这些看似不当，也受到非议，但却挖掘了民间财力，杭州平安度荒。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1051年，范去世前一年，知青州，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他见百姓往二百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范仲淹曾说：“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他的忧民是真忧，绝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

2、忧君。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封建社会“君”即是国，他的忧“君”就是忧国。不管在朝还是在野，时时处处都在忧国。用范仲淹的话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欧阳修评价他“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

在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敢说真话，是要以生命作为代价的。范仲淹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后四次被贬出京城。他从二十七岁中进士，到六十四岁去世，一生为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却总共不到四年。

01第一次谪贬。1028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但是范仲淹的“忧君”却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二十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宋真宗死后，刘太后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没有一人敢有异议。

范仲淹新入朝就赶上太后过生日，要皇帝率百官为之跪拜祝寿。而范仲淹认为这有损君的尊严，君代表国家，朝廷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地方。皇家虽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礼国礼不能混淆，便上书劝阻：“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干脆再上一章，请太后还政于帝。这一举动，震动了朝廷。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懂家规的臣子？他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通判。第一次进京却一张嘴就获罪，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阁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02第二次遭谪贬。范仲淹第二次进京为官，是在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许是皇帝看中他敢说真话的长处。就召他回朝做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右司谏官的级别并不高，七品，但权大、责大、影响大。范仲淹的正直当时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欢迎。

这时的当朝宰相是吕夷简，他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说太后坏话。郭皇后揭穿其伎，相位被罢。吕夷简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面收买内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时机。当时皇帝正宠幸杨、尚两位美人。一日，杨自恃得宠，对郭皇后出言不逊，郭皇后挥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颈上。吕和内侍便乘机鼓动皇帝废后。

后与帝是稳定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关国运。范仲淹知道后一旦被废，将会引起一场政治混乱。这种家事纠纷的背后是正邪之争，皇后易位的结果是奸相专权。他联合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数人，上殿前求见仁宗。半日无人答理。司门官又出来将大门砰的一声闭上。他就手执铜门环，敲击大门，并高呼“皇后被废，何不听听谏官的意见！”，看看没有人理，他们议定明天上朝当面再奏。

范仲淹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他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比他高明，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他赶出京城。他1033年4月回京，第二年5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做官，只做了一年时间。

3、忧政。纵观范仲淹的一生，无不是在心忧天下，总是在与政治腐败，特别是吏治腐败作斗争。

01第三次谪贬。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到范仲淹在朝时，宋朝开国已八十年，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皇帝要保护官僚，官僚要巩固个人的势力，拼命扩大关系网，百姓养官越来越多，官的质量越来越低。

在这之前，范仲淹已经两次遭贬，三次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赋税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间冤狱之多，根子就在于朝中吏治腐败。他经调查研究，就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1036年，他拿着这图去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而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范又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

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绝不敢把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成了一个讨嫌的人。吕夷简对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诬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仁宗是最怕大臣结党的，吕夷简很聪明，一下就说到了皇上的痒处，于是就把范仲淹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

从他1035年3月进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5月被贬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点。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碰一碰腐败的吏治。这一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官员问题说三道四了。

饶州在鄱阳湖边，风高浪大，范自幼多病这时又肺病复发。不久，那成天担惊受怕，随他四处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饶州。未几，他又连调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四年换了三个地方。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来回调动已不下二十次。

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友人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诗和一首《灵乌赋》给他。梅尧臣在《啄木》诗中劝他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灵乌赋》中也是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范仲淹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范仲淹也回写了一首同样题目的《灵乌赋》给梅尧臣，他在赋中斩钉截铁的写道，无论如何他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始终都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名言和他的“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为世人所千古传颂。

02第四次谪贬。自1036年被贬外地四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

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又将范仲淹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他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一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

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第二条，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第三条，贡举选人；第四条，选好的地方官；第五条，公田养廉······十条中就有五条是有关吏治的。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

庆历新政”的改革之初，仁宗皇帝对范仲淹还是很信任的，改革的决心也很大。仁宗甚至让他搬到在自己的殿旁办公。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仁宗也都批准。有人劝他说：“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

但是，由于新政首先是对腐败的官员制度开刀，得罪了朝中的既得利益者，新政面临强大的阻力。宋仁宗在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面前，渐渐开始动摇了。庆历四年（1044），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

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从此之后，范仲淹就再也没有回汴京工作。

（三）结语

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因肺病不堪北地的风寒，要求调邓州（今河南南阳），这年他已五十八岁，生命已进入最后六年的倒计时。

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皇佑三年(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皇佑四年(1052年)，调任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金代学者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可见，范仲淹无愧于其所获赠得“文正”谥号。

范仲淹为什么能有最高荣誉的谥号文正？

范文正公不论到哪里做官，都是造福一方百姓，开创了很多知世先河，比如经济危机的时候搞基建，我们现在也在做，遇到经济困难，不是鼓励消费，而是让人人有工作，增加底层人民收入，范文正公离任后，当地人都会增设庙宇，纪念他，西北军事行动，和韩琦一起，独挡一面，奠定了太平盛世，提携后人，推荐贤良方正之臣，都是后人学习的楷模！我十分仰慕范仲淹，作为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范仲淹为什么能有最高荣誉的谥号文正？

其实谥号这东西，也是封建统治者来教化士大夫的。

比如北宋得”文正“的宰相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蔡卞、郑居中。

而二宋之际的李心传说；“谥文正者才亦三人，王沂公、范汝南公、司马温公是也，其品可知矣。李司空、王太尉皆谥文贞耳，宣政闻蔡卞、郑居中亦谥文正，终不足。”

李心传认为北宋能得“文正”只有三个人；王曾，范仲淹与司马光。李昉、王旦谥号是“文贞”，因宋仁宗赵祯才改成“文正”的，而蔡卞、郑居中能力是配不上“文正”的。

这话确实有道理，再看这三人得“文正”的理由；

王曾“资质端厚；在朝廷，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

范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为政尚忠厚。”

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二宋之间的文臣，一般会带一个“文”字，谥法中；贞字与正字

“清白守节曰贞。行清白执志固。

大虑克就曰贞。能大虑非正而何。

不隐无屈曰贞。坦然无私。

……

内外宾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所以王曾，范仲淹与司马光，是受得了”文正“的谥号的，不是因为功劳，而是本身品质。

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载：“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忠献”一谥就官员功勋而言，“文正”一谥则就官员德行功业而言。

说一个冷知知秦桧最初的谥号就是”忠献“，宋高宗对秦桧评价：“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

太常博士曹冠在撰秦桧谥议时说:“故太师赠申王秦桧，光弼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备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于定谥。尤当先其报国之大节，传道之效焉。谨按《谥法》 ‘虑国忘家曰忠，文贤有成曰献’宜赐谥曰: ‘忠献’。”

所以我说谥号这东西就是教化百姓与士大夫的，大家不要太当真。

而且就《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对”文正“的描述，王曾，范仲淹与司马光是受得了德行功业的。

范仲淹为什么能有最高荣誉的谥号文正？

伟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