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襄阳一破，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襄阳之战的胜负，对于南宋来说，绝对不是一场局部战争那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战争，几乎可以称得上蒙宋战争的主力决战了。

对于南宋来说，最为精锐的军队，几乎都被派去了襄阳前线。而襄阳被攻破之后，南宋最为精锐的一部分军队，几乎就被彻底消灭殆尽了。此战之后，南宋虽然还有几十万大军，但这几十万军队，基本上就是杂牌军。和襄阳守军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另外，对于南宋的常见防线来说，襄樊地区更是重中之重。一旦襄阳丢了，就等于是荆湖地区都丢了。而荆湖地区丢失的结果，就意味着自此之后，元朝大军可以直接攻击长江防线本身。到了这个时候，南宋多年打造的长江防线，已经是危在旦夕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襄阳失守，意味着南宋在自己最擅长的战争领域，一样不是元朝的对手。连自家的看家本事，都不是敌人的对手。这种信心上的打击，远比一城一地的得失，更为致命。

襄阳丢了之后，几乎等于整个南宋，都彻底丧失了信心。自此之后，大家在心理上就不认为，南宋还能再挡住元朝的进攻。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南宋的败亡，自然就会变得特别快了。

要想说清楚襄阳之战的影响，以及这一战的前因后果，我们还得从当年宋蒙联手灭金的时候说起。

公元1234年，蒙古帝国和南宋联手，联合对已经摇摇欲坠的金国，发起进攻。在宋蒙两国的双面夹击下，本就已经走到王朝末路的金国，自然再难支撑，很快就彻底被灭了。

而金国被灭之后，原本作为盟友的南宋和金国，关系就开始微妙了起来。

按照原本双方的协议，金国被灭之后，南宋有权取回北宋丢失的所有故土。但是，蒙古帝国这边，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南宋壮大。

所以，在金国被灭数月之后，南宋首先开始行动，派遣大军北上，打算收复商丘、洛阳以及开封。因为这场军事行动，是发生在南宋端平年间，所以后世便将这场军事行动，称之为端平入洛。

客观来说，当时南宋的整体战略，其实并没有多大问题。当时的蒙古大军，在灭金之后，已经北撤，并未完全占领金国的地盘。而对于南宋来说，一旦收复了商丘、洛阳以及开封这一线，便可以趁势依托黄河，组织起一条黄河防线。

只要在最短时间内，组织起这条黄河防线，后面就算南宋和蒙古撕破脸，双方开战。蒙古大军想要跨过黄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此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收复三座重点城池，重新组织起一条有效的防线。

南宋的这个战略规划，虽然确实没多大问题。但南宋的统治者却忘了，很多计划实际操作起来之后，会和理想状态不太一样。

在这场端平入洛的军事行动当中，南宋很快就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在蒙金战争当中，战争对北方的漕运体系，几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当时南宋往北方运军粮，最主要的运粮方式，就是漕运。

这个错误的出现，直接导致南宋的精锐军队，在几乎没有军粮的状态下，进入了北方战场。而这个错误，也成了后来南宋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个错误，则是南宋军队的战斗力，确实要比蒙古大军差太多了。尤其是在北方战场上，几乎没有骑兵的南宋军队，在面对蒙古骑兵的时候，实在是太吃亏了。

随着南宋的精锐军队，开始逐渐占据洛阳和开封等地，蒙古大军开始翻脸了。原本按照双方的协议，这些都是南宋应得的。但蒙古帝国这边，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南宋强大起来。所以，在这之后不久，当时的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直接宣称南宋违背了盟约，再次指挥蒙古大军南下，进攻南宋。

就这样，历史上著名的蒙宋战争，就此开始了。

南宋这边，因为既无粮草，也无骑兵，再加上占领的城池，几乎已经成了一座座空城，根本得不到任何补给。所以，接下来在和蒙古大军交手的过程当中，南宋军队很快就彻底溃败。而且，因为这些北上的军队，大都出自江淮地区。所以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也直接导致江淮地区，变得无比空虚。

南宋在北方战败之后，蒙古大军趁势南下，打算直接一口气拿下南宋。而接下来的战斗当中，南宋军队虽然打得十分顽强，精神确实十分可贵。但双方的整体战力，实在是差得太远，所以只能是被横推的命运。

就在这种战争状态下，蒙古大军很快就一路推到了南宋国境之内。就连襄樊地区，也被蒙古第一次拿了下来。此时的南宋，已是危在旦夕，灭国已经是近在眼前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蒙古大军的东路军主帅阔出，忽然病死了。阔出的死，直接导致蒙古东路军的进攻，出现了空档，这就给了南宋机会。

阔出死后，南宋这边趁势进行反击，以南宋名将孟珙为首的一众大将，经过奋力拼杀之后，迫使蒙古东路军暂时后撤。而随着东路军后撤，原本在四川地区进展神速的蒙古西路军，也不得不撤退了。

就这样，原本差点被打到京城的南宋，终于还是艰难地守住了。但同时，谁都知道，蒙古大军的下一次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运气这东西，不可能总是在南宋这边。如果蒙古大军再次南下，到时候南宋又该拿什么去抵挡呢？

就在这个时候，以孟珙为首的一些军中老将，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思路：既然端平入洛行动失败，组织黄河防线肯定是不可能了。那接下来，何不以长江天险为根基，组织起一条长江防线呢？

在孟珙的主张下，很快，南宋开始迅速布置这条长江防线。在这条防线当中，南宋依托长江，抵抗蒙古大军南下。不过，想要守长江的话，就必须在长江以北占据一部分地盘。不然的话，蒙古大军随时可以进攻长江，那这条防线被突袭攻破，几乎就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了。

长江下游地区，自古有着守江必守淮的说法。所以，江淮地区，南宋是必须要占领的。而长江中游这边，最关键的便是荆湖地区。只有占据了整个荆湖地区，南宋才有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而守荆湖的话，襄阳就是重中之重了。

至于长江上游，则是直接和四川地区相连。南宋在四川那边，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战斗。

随着这条防线成型，接下来，当蒙古帝国重新选好主帅，再次进攻南宋的时候，蒙古帝国就没那么好打了。

首先，江南多河流。蒙古大军最擅长的是骑兵作战。而骑兵在南方这种河流遍布的地形下，根本发挥不出自身的优势。至于四川那边，蜀地多山，自古便有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这种地理环境，更不适合蒙古大军作战。反倒是南宋军队，在南方擅长水战，在蜀地又有本土作战的优势，优势实在是太大。

所以，当蒙古大军再度来袭的时候，这时面对的南宋，就仿佛成了一个刺猬，根本无从下手。

于是，在之后的整个窝阔台时代，蒙古大军虽然一直在进攻南宋，但却始终没有什么战略性的进展。当然，在此期间，蒙古大军还是靠着自己彪悍的战斗力，拿下了不少城池，进一步压缩了南宋的战略回旋空间。

不过，就在蒙古帝国这边，刚刚取得一点优势之后，窝阔台忽然死了。

窝阔台死后，蒙古帝国内部，便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汗位争夺战。此后的十年当中，蒙古帝国内部，先是由窝阔台的妻子掌权，然后汗位又被窝阔台的长子贵由继承。但贵由刚刚上位三年之后，又病重去世。

而贵由去世后，蒙古帝国内部再次内乱。最后，经过数年的汗位争夺战之后，窝阔台四弟家的大儿子蒙哥，成功夺得汗位，成了蒙古帝国的第四位大汗。

直到这个时候，蒙古帝国才得以再次抽出足够的精力，去进攻南宋。

不过，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宋这边也不是什么都没做。长江防线沿线的几个关键城池，被打造得几乎如铁桶一样，进攻难度极大。而接下来，当蒙哥率领蒙古大军，进攻南宋的时候，也没取得多大进展，最多就是进一步压缩一下南宋的战略空间而已。

所以，后来蒙哥不得不换了个思路，直接绕道往更南方打，先去云南灭了大理，然后再从云贵高原这边，开辟第三条攻宋的路线。

当然，就在蒙古大军刚刚取得一点成果之后，蒙哥本人，却在进攻四川钓鱼城的时候，意外战死了。而蒙哥死后，蒙古帝国内部，再次陷入了汗位争夺战。而南宋这边，也因此再次得到了几年的喘息之机。

直到十年之后，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此后，忽必烈开始正式指挥蒙古大军，再次进攻南宋。

以上这些，就是襄阳之战的全部时代背景。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襄阳之战的特殊性，才会被拔高到那个程度。

公元1267年，蒙古大将阿术，率兵进逼襄阳。长达六年的襄阳之战，自此拉开了帷幕。有着之前数次进攻襄阳的经验，此时的蒙古高层深知，想要攻下襄阳，绝不是单靠人命去填，或者单纯猛攻就能拿下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断绝襄阳和外界的联系，切断襄阳的补给线。襄阳本身并非产粮地，一旦补给线被切断，用不了多久，襄阳本身补给耗尽，自然不战而降。所以，战争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切断襄阳的补给线。

而在南方水道密布的战场上，想要切断襄阳的补给线，就势必需要一支强大的水军。对此，蒙古高层早有准备。在正式进攻南宋之前，忽必烈就已经下令，命人开始建造战船，训练水军。在整个蒙古帝国的专项突破下，蒙古水军的战斗力，被迅速提升了上来，补上了最后一块短板。

所以，此时的蒙古帝国，想要打断襄阳城的补给线，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除此之外，早在数年之前，忽必烈便采取了麾下谋士的建议，对南宋在荆湖地区的高层管理人员行贿，希望双方休战期间，蒙古大军可以在襄阳周围，修建榷场。所谓榷场，就是指双方进行贸易的一个边境市场。原本这倒也不算什么，但蒙古帝国建造了榷场之后，又以防盗为名，在榷场周围建造城墙，直接将榷场打造成了一座小型城池。

于是，就这样，蒙古大军兵不血刃，便在襄阳城的防御圈内部，建造了一座战争堡垒。有了这座战争堡垒之后，蒙古大军后面再想围困襄阳，或者与南宋对峙，就容易太多了。

不得不说，南宋的灭亡，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都到了这个份上，南宋竟然还有高层，贪图敌方的贿赂，直接允许敌方在自家眼皮子底下建城。这样的南宋，不亡才怪呢！

而当阿术率军抵达襄阳前线后，首先便率军入驻了这座榷场城池。有了外围城池的防守，蒙古大军便可以长时间和襄阳守军对耗，而无需撤退。至于襄阳守军这边，眼见蒙古大军主力开始逼近，也没有能力反击，只能继续坚守襄阳城。

而在这一年六月，南宋方面，派遣五万大军，护送军粮进入襄阳。但在军粮入城期间，阿术却识破了南宋将领的计策，直接从水陆两线进攻，一口气击溃了这支补给大军。

这一战之后，蒙古大军趁势在襄阳城西侧，建造了第二座城池，堵住了宋军从汉水增援襄阳的道路。与此同时，蒙古大军又向襄阳城的东侧进攻，并且在襄阳城的东侧，成功再次筑下一城。

至此，襄阳城已经是三面受敌，三面被蒙古大军封堵的局面了。

对于这个局面，南宋将领自然也知道有多危险，所以便开始准备反击。一年之后，襄阳守将吕文焕，率军进攻襄阳西线，打算冲破蒙古大军对汉水的封堵，但最后却被蒙古大军击退。此后不久，南宋援军又出动两千艘战船，打算一举突破蒙古大军封锁，为襄阳运输补给。但遗憾的是，同样被蒙古大军击败了。

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南宋又两次援救，打算突破蒙古大军的包围圈，为襄阳守军运送补给。但结果，这两次救援，同样也被蒙古大军击退了，最后反倒是死伤惨重。

客观来说，此时的襄阳，其实还没有彻底被蒙古大军围死。如果南宋这边，全力救援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成功可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南宋的内部斗争，却成了压垮襄阳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南宋在位的宋度宗，是个典型的昏君，根本不问朝政，朝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里。而贾似道又是一个出了名的奸臣，内斗是行家，外斗则是怂包。贾似道掌权期间，虽然多次组织宋军，增援襄阳，但却始终有着自己的一些小心思。

比如说，襄阳城内的守将，和他不是一个派系，后来增援襄阳的大将，也和他不对路。因为这个原因，贾似道便给他们设置重重障碍，生怕他们立功。而贾似道的亲信增援时，贾似道全力支持，但亲信的能力又不够。

于是，就这样，南宋错失了增援襄阳的最后良机。

几次增援失败后，蒙古大军则是步步紧逼，继续建造城池。一年多以后，蒙古大军已经在襄阳城周围，建造了十多座城池，彻底封死了襄阳地区。与此同时，忽必烈正式称帝，建立了元朝。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蒙古大军也可以称之为元军了。

随着襄阳地区被彻底包围，接下来，蒙古大将阿术，开始率军进攻汉水北岸的樊城。樊城和襄樊之间，只隔了一条汉水，向来是存亡与共。一旦樊城丢了，襄阳的陷落也就成了定数。在元朝大军的围攻下，樊城守军很快不敌，被迫退入樊城内城，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但是，即便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南宋内部仍是没忘了内斗。当时南宋在荆湖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李弘芝，甚至调不动麾下的大将，只能去募集民兵作战。在这种战斗条件下，宋家想要打破元军的封锁，自然是痴人说梦。

如此，在彻底包围了襄樊地区一年多以后，襄樊地区的补给，已经彻底断绝。与此同时，忽必烈又从中亚那边，调来了几位阿拉伯兵器大师，为元军改进了投石机。改进之后的投石机，威力倍增，可以直接攻破襄阳城墙。这就为元朝大军最后的进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273年正月，元军正式发起了总攻。在改进投石机的帮助下，元军最后攻破了樊城。而樊城被攻破之后，襄阳就成了一座孤城，再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了。

于是不久之后，襄阳守将吕文焕，终于放弃了抵抗，彻底开城投降了。

对于南宋政权来说，襄樊地区的丢失，无疑是致命的。自此之后，元军可以直接进攻长江。而且，从之前襄樊之战的战况来看，元朝水军的战力，也逐渐赶了上来，可以和南宋水军正面战斗。如此一来，南宋最后的一点水上优势，也没了。

另外，在之前数十年的经营当中，南宋为了打造一座坚固的战争堡垒，几乎已经称得上是倾尽全力。在这种条件下，襄阳城已经被建造的坚固到了极点。但即便是这样的襄阳城，依然挡不住元军的回回炮。那南宋的其他城池，又怎么可能挡得住呢？

这种信心上的打击，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在襄阳失守数月之后，元军突破了宋军防线，由汉水进攻，顺利跨过了长江防线。又过了一年之后，元军攻破临安，宋恭帝出城投降。残存的南宋势力，只能不断向沿海地区撤退，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接下来的一年里，便是元军不断压缩南宋残余势力的追击战。一年之后，随着一场崖山海战的发生，南宋的最后一部分水军力量，也被元军全部歼灭，南宋末代小皇帝，更是跳海而亡。至此，南宋彻底灭亡了。

从襄阳被破，到崖山海战，这期间只有短短的三年。

纵观襄阳攻守战的经过，我们不难发现：襄阳的战略意义，对于南宋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襄阳的丢失，几乎就意味着，长江防线彻底被迫，南宋再无任何回天之力。

但就算到了这个时候，南宋内部，依然还是没忘了内斗，主帅甚至指挥不动下面的大将。

这样的南宋，被元朝灭掉，似乎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为什么襄阳一破，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襄阳之战，宋军虽损失不小，但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襄阳丢失，大宋虽失重地，但其仍然拥有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

可是，仅3年，南宋就被灭了。

而在此之前，从1234年到1273年，将近40年间，蒙古军虽占据相当优势，却仍然总体上与宋处于相持阶段，无法打开局面。

那么，为何襄阳沦陷后，南宋就如此迅速败亡呢？

1234年，金灭亡后，蒙古军主力北还，南宋趁机发起“端平入洛”，一举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

蒙古军回过头来，大败宋军，并随即发起了攻宋战争。

窝阔台兵分两路，一路攻襄阳、汉阳，一路攻今四川。

开战后，蒙古军连战连胜，攻占了襄阳、成都都要点，气势如虹。

然而，蒙古军旋即遇到瓶颈。

四川方向，蒙古军一度攻占成都，大掠四川腹地，“凡四川府州数十，歼其七、八”，但是，当蒙古军主力因故北还后，宋军在孟珙带领下站稳脚跟并组织反击，收复了一些地区，双方在四川陷入长期僵持。

东线的情况也类似，蒙古军一度攻占襄阳等地，但旋即宋军也站稳脚跟，并收复了襄阳等地。

由于对宋作战一时打不开局面，窝阔台此后将重点调为向西亚等地扩张，大战暂告一段落。

窝阔台之后，蒙哥调整了伐宋战略。

蒙哥集结一支机动部队，从西面绕过宋军占据的要点，直插在南宋西南立国的大理。他计划在灭大理后，即可从南宋背后进攻，既可北上攻击四川的宋军，也可以东进鄂州，规避其不善水战的弱点，不用水战而突破长江，一举灭宋。

在攻灭大理后，蒙哥认为大迂回已经完成，于1257年诏命诸王、诸将大举攻宋，兵分三路攻宋。

其中，蒙哥亲自统帅的攻四川作战是作战的重点。

然而，尽管蒙哥连续攻破嘉陵江沿岸山寨，却对钓鱼城一筹莫展，并最终死于钓鱼城。

可以说，蒙古攻宋之战，尽管取得不少胜利，攻取不少地方，但南宋的防御体系依然稳固，双方仍然处于相持状态。

蒙古军之所以长时间无法打开局面，是受其短板所限。

自南宋抗金立国以来，已经形成了完善、巩固的防御体系。

西面则依托四川、重庆山地，东面则依托淮河、汉水，在长江以北构成防线。

蒙古骑兵天下无敌，但其水战、山地作战则不甚擅长。

蒙哥大迂回战略想法虽然很好，确实能一定程度上规避其短板，但如果改变这两个短板，无法从正面突破南宋的汉水、山地防线，仅靠云南方向过来的孤军也打不开局面。

同时，蒙古军虽善战，但在中原等地始终缺乏足够的治理手段，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统治秩序一直得不到恢复，大军作战，仍然常常要靠劫掠，难以支撑灭宋这样的作战。

要粉碎南宋成熟的防御体系，仅靠作战上的创造性思维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建设、军队建设上实现突破，弥补短板，灭宋才可能。

因此，忽必烈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队各方面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灭“浑一天下”的企图。

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元军（忽必烈已称帝）已经改善了其短板，甚至实现了超越。

襄樊之战，从1267年打到1273年，打了近7年。

围城7年，而粮草不断，这本身就表明元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补给能力和成熟的补给系统，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已经得到恢复。

而围攻襄阳的过程，也表明元军的水战、攻坚战已经脱胎换骨。

襄樊之战之初，除了降将刘整所部之外，蒙古军的水军不甚强，曾为宋军所败，蒙古军需要施展计谋，假装作榷场等手段构筑工事才可以阻挡宋军船只。

蒙古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水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蒙古军水陆协同下，宋军尽遣宿将精兵也难以打破襄阳包围圈。

此外，蒙古又从回回征发工匠，打造回回炮，使其攻坚能力大增。

最后，在回回炮的帮助下，蒙古军攻破樊城，降服襄阳，取得大胜。

可以说，经过襄阳围困战，元军的补给力量、水军力量、攻坚力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为灭宋在物质上做好了准备。

当然，仅就物质力量而言，襄樊失守后，南宋也依然拥有较强的实力。

襄樊之战虽被认为是元与南宋的一次战略决战。但总体上是围城阻援战，虽消灭了襄樊的吕文焕集团，但对宋军大量援军杀伤有限，南宋仍然拥有七十万左右的军队。

襄樊失守后，南宋的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上书，指出：南宋仍有兵七十余万，淘汰20%，还有50多万人，如果改变“守内虚外”的做法，集精兵于前沿，仍然足以为守。

就地缘而言，襄樊虽为中路门户，但襄樊之后，南宋在汉水仍拥有郢州、阳逻堡等处，仅在郢州就有十余万精兵，可以阻遏蒙古军由汉水进入长江，另又有完善的长江防线。而西线的四川战场，蒙古军依然无法突破。

可以说，此时的南宋，其形势远好于三国后期的吴，虽无力北伐，但仍有可以自保，长期相持。

因此，要灭宋，仅靠物质力量不够，仍需要指挥官的军事才能。

伯颜的军事才能，无疑是迅速灭宋的重要保障。

伯颜南下时，宋军在郢州有精兵十余万，依险而守，阻遏蒙古军进入汉水。

如果以常规手段，郢州之战恐怕又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久拖不决。

伯颜、阿术探知小溪可通汉水，遂绕过郢州，直入汉水。

伯颜指出：大军的目标是迅速渡过长江，直捣南宋中心地区，不能为攻城拔地延误进军速度。

在绕过郢州，抵达阳逻堡后，伯颜又故技重施，作势围攻汉阳，实际通过沙芜进入长江。

在连续绕过敌军坚固阵地后，蒙古军在江中与宋水军展开激战，一举击败宋军，宋守江军队“数十万众，死伤几尽”。

同时，伯颜执行忽必烈“为吾曹彬”的指示，以宽仁手段善待降将，以此瓦解宋军。

吕文焕集团在南宋关系极多，投靠元军后，对南宋军展开招降工作，南宋各地将领多闻风而向，土崩瓦解。

此后，在丁家洲，面对胆气已失的贾似道、孙虎臣，伯颜以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以为巨炮轰宋阵制造混乱，贾似道等人抛弃军队，宋水陆军主力稀里糊涂就被吓得丧失几尽。

在焦山，面对张世杰的哀兵之势，伯颜一眼看出“可烧而走之”，在火攻之下，伯颜只以极小的代价就消灭了南宋军最后的有生力量。

连战连进后，宋太后、皇帝投降，南宋灭亡。

可以说，伯颜灭宋过程中，任何一战都可单独成为一段经典，伯颜连续施展谋略，针对不同敌人采取不同战法，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原本实力尚存的南宋军。

蒙古人打得好是一回事，但弱非南宋自取灭亡，元军未必会如此顺利。

在此前的宋蒙战争中，以孟珙、余玠为代表，宋军涌现了不少杰出将领，都曾给蒙古人吃下苦头。

不过，贾似道实行“打算法”，使许多有才能的将领被排挤、迫害，有的如高达退居二线，有的如刘整干脆投靠了元军。

襄樊之战时，吕文德、吕文焕焕虽不及对手，但还算能与元军过上几个回合。

襄樊之战后的元灭宋过程中，宋军虽不乏文天祥、张世杰等赤心为国的忠义之人，但确实没有足以与伯颜相当的良将。

两场决定性会战。

丁家洲之战开战前，宋军高级将领夏贵递纸条给贾似道：“宋历三百三十年”，未战即有败亡之心，还打什么仗呢？

结果，贾似道、孙虎臣等人弃军而走，宋军水陆主力稀里糊涂报销。

焦山之战，张世杰以铁链联船，被伯颜看出破绽，一举击败。

更可恨的是，后来的崖山之战，张世杰等人不吸取教训，再次以铁链连锁，又为敌军所烧。

被别人抓住漏洞，可能是别人厉害，但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只能说是自己不行了。

宋猜忌武将，直到亡国前还坚持“守内遽外”的策略，防范武将、士兵，而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等人身上，焉能不败？

尽管元人在灭宋之战中组织得很出色，但宋的迅速灭亡，个人以为60%以上是宋自取灭亡。

南宋灭亡前的最后时刻，宋廷遣使议和：愿岁贡银25万两，帛25万匹。

自北宋以来，朝廷一直以防范武将为重点，对外委曲求全。

到最后，连委曲求全的资本都没有了！

南宋自南迁以来，打造了依托长江-汉水-淮河及四川为依托的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十分牢固，而蒙古军水战、攻坚战、补给能力都存在短板，而这些物质上的短板很难依靠单纯的创造性指挥克服（如蒙哥“斡腹”之策），因此对宋战争久拖不决，迟迟没有进展。

忽必烈称帝后，安定中原，使生产得到恢复，补给能力得到增强；打造船只，水军逐渐成熟；引进西域等地先进技术，使其攻坚、以岸制江能力得以增强。

在物质条件成熟后，伯颜以其杰出将略，加速了战争进程。

他未过早陷入久拖不决的前沿围攻战，而是巧妙用兵，迅速突入长江，在相对有利位置击败宋军江防部队，一举粉碎南宋江防体系。

其后，伯颜针对敌情，或以虚张声势之法，动摇敌指挥官，或以火攻之法，迅速击破忠诚却缺乏经验的宋军，皆是四两拨千斤，连续作战，轻松歼灭了宋军精锐，并一举灭宋。

而反观南宋，则确实到了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自北宋以来，宋对内压制武将，对外委曲求全。到南宋末年，良将已被贾似道“打算法”清算，兵马多而无良将，粮草多而统筹。

武将有将才，却或无容身之地或已心灰意冷；士大夫空有报国之心，却缺乏阵战经验。

襄樊丢失后南宋的迅速灭亡，与其说是丢失要点，损失部分精锐的结果，不如说是宋长期国策弊端的总爆发。

宋国策的弊端，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引发总崩溃的时候了。

为什么襄阳一破，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因为襄阳之战，不仅仅是一座城池的保卫战，而是蒙宋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解襄阳之围，南宋把精锐部队都押上去了，故而襄阳失守，意味着南宋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被歼灭。

南宋帝国的防御力量，主要集中在三大军区，分别是四川、京湖、两淮。四川自遭到蒙哥入侵后，又加之刘整叛降，已无实力可言。在京湖与两淮战区，又以京湖战区最为重要，守卫京湖的重心在于襄阳、樊城。

自从孟珙在1239年收复襄阳、樊城后，便指出这两座城池的重要性：“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得之，当加护理，非甲兵十万不足守。”此后，襄阳、樊城在孟珙的精心经营下，防御工事几乎无懈可击。据吕文德的说法：“襄、樊城池坚深，储粟可支十年。”孟珙所经营的襄阳、樊城与余玠经营的钓鱼城一样，都是经典之作，在两位名将去世后，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襄阳城与钓鱼城未能拯救南宋，但至少大大迟滞了南宋的灭亡。

对于襄、樊的重要性，还有一个人看得十分明白，此人便是已担任蒙古南京宣慰使的南宋降将刘整，他对忽必烈建议说：“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忽必烈遂诏征诸路人马，命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经略襄阳。

为了进攻襄阳，刘整又向阿术献策，造战船五千艘，训练水兵七万人。阿术接受建议，招募水军，日夜训练，风雨不懈。刘整在南宋时得不到重视，还被整，到了蒙古后却如鱼得水，忽必烈又提拔他为都元帅，与阿术平起平坐。刘整再出奇谋，在白河口修筑堡垒，以切断襄阳城的运粮通道。

准备就绪后，蒙古开始发动围攻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是蒙宋战争中最为旷日持久的一战。从咸淳三年（1267年）蒙军围城，至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陷落，前后总计六年。这是一次蒙宋大会战，双方都投入庞大军队，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增兵。这次会战不并局限于襄阳一城，而是以襄阳为中心的大区域战争。

襄阳南宋守将是吕文焕，他的顶头上司是其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兄弟俩皆一时之良将。咸淳三年（1267年）阿术与刘整发动襄阳之战后，警报传至临安，竟然被贾似道扣下不发，皇帝还蒙在鼓里，南宋也错失救援襄阳的最好时机。次年（1268年）阿术又统兵包围樊城。

尽管襄阳与樊城均固若金汤，一时间蒙古军也难以攻下。吕文焕也组织士兵主动出击，攻打蒙古人的沿山诸寨，然而损失惨重，以失利而告终。

咸淳五年（1269年），蒙古发民兵两万赴襄阳前线。阿术在樊城外鹿门山再筑城堡，显然意在长期围困。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派都统制张世杰前往阻击阿术，但在赤滩浦被蒙军击败。而后阿术又派遣一万五千人，扼守住万山、射垛冈等几处通道，试图完全切断襄、樊与外界的联系。

此时，南宋朝廷的援军终于姗姗来迟，但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三千兵船进援襄阳。夏贵水师行至鹿门山，遭到蒙军水师的阻击，损失两千多人。接紧着，另一支由范文虎指挥的水师也败走。

更糟糕的是，在大战关键时候，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逝于鄂州。

在襄、樊陷于苦战之时，权臣贾似道还在过着他的逍遥生活。一天入朝时，皇帝突然冒出一句：“襄阳被围三年，如何是好？”贾似道装腔作势道：“哪有这回事，北军早已退了。”当他得知皇帝是从一个宫女那儿得悉的，竟然诬告宫女与人暧昧，逼她自尽。

襄、樊被围三年，已是十分危急，可是贾似道还要弄权。他命京湖制置使赵庭芝往援救襄阳，又派范文虎去制衡赵庭芝，致使救援行动一拖再拖，毫无进展。

与南宋援军的拖拖拉拉相反，蒙古不断增兵襄樊，忽必烈把宿将史天泽调往前线。史天泽添筑长围，襄阳与外交通断绝。到了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又从川蜀大举出击，以牵制京湖宋军。范文虎率两淮舟师共计十万人救援襄樊，又以失败而告终，损失惨重。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朝的历史开始，而宋朝却已走向尾声了。

在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襄阳守将吕文焕，樊城守将范天顺、牛富苦苦支撑。此时两座城池情况越来越困难，所赖两城积粮颇丰，尚得以维持，只是生活日用品奇缺，军民生活极其艰苦，伤亡也越来越大，军队与物资都得不到补给。

无论再坚固的城池，也禁受不住旷日持久的消耗。咸淳八年（1272年）三月，元军取得重大进展，攻破樊城外防线。在此危难时刻，民兵的表现倒比朝廷正规军要强，张贵、张顺率三千民兵竟然突破元军的重重封锁，进入襄阳城。张贵入城后，复派两人冒险赴郢州，向范文虎求援，意在夹击元军。岂料张贵冒险出击，范文虎的援军并没出现，加上叛徒泄露情报，遂陷入元军重围，力战而死。

对襄、樊守军来说，更糟的事情出现了。回回人亦思马向元朝献上新研制的巨石砲，俗称回回砲，可以抛出巨大的石块，用力省而射程远，威力巨大。忽必烈如获至宝，马上将回回砲送抵前线。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在回回砲的猛轰下，樊城在坚守四年多年，终于被元军攻陷，范天顺、牛富以死殉国。樊城沦陷后，襄阳更是势孤力单，元军将回回砲送到襄阳城下，全力攻城。吕文焕已是心力交瘁，对朝廷的无所作为更是痛恨。他没有像樊城守将那样殉国，而是选择了投降。

历时近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终以悲壮的方式而告结束。

在襄阳战役中，京湖战区的精锐损失殆尽，前去救援也两淮兵马也伤亡颇多。抵抗蒙古进攻的三大战区，残了两个，只剩下两淮稍存实力。更要命的是，襄樊一战，朝廷救援不力是致使两城失守的主要原因，贾似道这个奸臣，在国家存亡关头，仍只图自己利益，仍然在玩弄权术。如此结局，可以说令将士寒心。

公元1274年，即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蒙古大举南侵。当时长江沿江诸州很多将领都是吕文焕的部下，对贾似道控制的朝廷完全失去信心，纷纷投降元军。贾似道硬着头皮上场，宋军最后十三万精锐也报销掉了。尽管贾似道遭流放被诛，南宋帝国灭亡的命运已经难改变了。

为什么襄阳一破，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襄阳城破，只是一个标志。而标志背后的意义，则是蒙古大元已经强大到足以消灭南宋。

窝阔台攻宋，四川被打成了主攻方向；蒙哥攻宋，四川被选定为主攻方向。但是，四川距离南宋核心太远，而且地形封闭，蒙古人进得去却出不来。所以，无论是执行层面的打成，还是决策层面的选定，主攻四川都不应该。既然这样，那蒙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死磕四川？

仅从主观方面来讲，原因就是蒙古人的决策层不成熟。

蒙古人在欧亚内陆所向披靡，甚至都能打出代差来。但在南宋战场上却长期是小学生水平。西征欧亚，蒙古人的突出优势是机动性。有了机动性就能遇佛杀佛。而南宋战场几乎全是攻城战。即便机动性再好，蒙古大军也得一座城一座城地打。所以，这种机动性，仅是能把自家军队快速运到人家城下送死。

蒙宋战场水网密布、山川纵横。在这种环境下作战，必须要有水军。水军有两个作用，一是正面硬刚，在江河湖泊里打仗，你骑兵再厉害也没用，只能靠战船冲锋；二是战争投送，打仗就要投送兵员和物资，在南宋战场，水军输送兵员和物资的优势远超骡马大车。所以，宋蒙交战中，南宋也有机动性优势，即一直精锐的南宋水军。而且，南宋水军的机动性不比蒙古骑兵差。因为战争环境完全不同于欧亚内陆地区。

除此之外，还有蒙宋战争的战线太长。从今天的甘肃到今天的江苏，横亘着秦岭山脉和淮河水系，绵延几千里。打遍整个世界的蒙古人，也就在南宋战场上，遇到过这么长的战线。所以，蒙古人继续采用不设主攻、多路并进的一贯打法，就没法打。虽然自家兵多，但一分散到几千里战线上，就哪哪都兵少。

这些问题，蒙古决策层参透了吗？他们一直在努力参透。

蒙哥大汗亲征四川，这就意味着四川被选定为第二次蒙宋战争的主攻方向。忽必烈的谋臣商挺，一眼就看出这个决策有问题，“蜀道险远，万乘岂宜轻动”。对此，忽必烈极为认同，甚至直言：卿言正契吾心。但当时是蒙哥大汗说了算，所以这俩人顶多算背后发牢骚。关键是商挺仅是感觉不对。你说主攻四川不对，那应该主攻哪里？无论是商挺还是忽必烈，他俩都说不出来。

忽必烈亲征鄂州的时候，谋臣郝经看到攻蜀的主力部队陷在四川盆地出不来，于是提出《东师议》。首先指出主攻四川有问题，主力大军陷进险阻之地，太危险；其次认为应该“先荆后淮，先淮后江”，而后一举攻破金陵和临安。郝经之所以如此提议，并不是因为他参透了蒙宋战争的背后规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南宋认为：保住荆襄就能保住两淮、保住两淮就能保住江南。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该反着南宋的思路去操作，南宋首保荆襄，那我们就该主攻荆襄。

忽必烈继位后，原旭烈兀的部下、名将郭侃，返回中原，投到忽必烈麾下。郭侃出自将门世家，据说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甚至还可能是小说《射雕英雄传》郭靖的原型。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伙才是既能参透战争规律又能组织战争活动的名将级人物。旭烈兀西征，郭侃破伊斯兰军一百二十余座城、破十字军一百八十余座城。冲这个战绩，你就知道郭侃绝非凡人。郭侃提出“平宋之策”，且一语点破蒙宋战争的关键所在：

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以扬州和庐州为中心的两淮之地，我们可以不用管；两次主攻都拿不下的四川巴蜀之地，我们还可以不用管；要管的就是荆襄，具体点儿说就是襄阳。拿下襄阳之后，蒙古大军就能以长江为高速公路，然后直扑临安、灭掉南宋。

这时候，忽必烈是蒙古大汗；郭侃提出正确战略；朝堂上下人才济济；所以，蒙古人已经准备充分，灭南宋就差决心。

但是，忽必烈并没有采纳郭侃的建议。原因有三：一是前两次蒙宋战争都算失败，所以对南宋这个硬骨头，蒙古人心有余悸；二是忽必烈这个大汗是打来的，所以就要把巩固政权当成头等大事，南宋只能放一放；三是执行层面还不够成熟，以长江为高速公路，这个可以有，但蒙古人没有水军，这就没法办。

但是，无论忽必烈是否采纳郭侃平宋之策，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蒙古人的决策层已经成熟。对于这个成熟的决策层来说，有两件事情是一定不会干的：一是不设主攻而多路并进的窝阔台打法，仗不能这么打，尤其是跟南宋打仗；二是主攻四川或绕道云南迂回四川的蒙哥打法，四川就是一个坑，陷进去就出不来，所以死也不能主攻四川。

公元1267年，南宋名将刘整投降蒙元，并入朝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咨以平宋之策。刘整入元，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直接点燃了蒙古人再次攻宋的欲望，同时帮助忽必烈最终定下了决心：

（刘整）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廷议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

“先攻襄阳，撤其捍蔽”，这是正确战略。这个战略，郭侃曾经提过，但忽必烈没有采纳。这次刘整再提，朝臣们却反对。朝臣们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因为蒙古人怂了。前两次攻宋，一次无功而返、一次死了大汗。这时候，大家肯定要想：南宋称臣不行吗？自家损兵折将还搭进一个大汗地去灭南宋，这有意义吗？能力不行，往往不是想着如何提升能力，而是想着如何降低目标，甚至怀疑目标对错。这是人之常情。

但刘整竟拿出汉家正统说事，即“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关键是刘整的这个汉家正统的说法，忽必烈竟认可了：我忽必烈不仅要做草原的大汗，而且还要做中原的皇帝，所以南宋必须灭。

从商挺到郝经、从郝经到郭侃、再从郭侃到刘整，你会发现汉人精英正在逐步融入蒙古决策层，而且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蒙宋战争的正确策略，都是这些汉人精英提出来的。而刘整这个降将则更厉害。他不止提出正确策略，而且决定了要不要灭宋这个大前提。

所以，忽必烈灭宋之前，蒙古决策层已经不同往日，甚至高出南宋一个段位。而南宋关于宋蒙战争的认识，却仍旧停留在窝阔台攻宋和蒙哥攻宋的阶段。

蒙古的执行层，一直彪悍，其直接表现是兵精将猛。

以千户制为底层基础的蒙古大军，不仅拥有女真的攻击锐度，而且拥有空前的战争韧性。初期的女真军队，就是一把快剑独步武林，十二年间连灭辽宋两大强国。这个攻击锐度，堪称奇迹。但蒙古军队也能做到。三次西征，就是三次快剑出鞘，毁城无数、灭国无数。这个战绩不比女真人差。

刚者易折。既然攻击锐度强，那战争韧性肯定差。女真人就是前车之鉴，打契丹、快剑顺风；打北宋、快剑无敌，但打南宋就特别费劲，之后干脆打不过。但蒙古军队竟能兼而有之，既快有韧。为筹备第二次蒙宋战争，蒙古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绕道数千里灭掉大理国，然后再以今天云南为跳板，进攻南宋后方。这个想象力和执行力，可以说前无古人。赶上女真这个对手，你可以说北宋运气差；而赶上蒙古这个对手，你只能说南宋命太苦。

既然决策已定，那就坚定执行。于是，蒙古人发动了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足足打了将近六年时间。为了一座城，蒙古人能死磕六年。这就是战争韧性。不拔掉襄阳，蒙古人就不会退军。

但时间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则是钱粮。“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一座城、半个帝国的开支，这么打下去，忽必烈的蒙古帝国就会被襄阳耗死。所以，接下来一定要拼攻击锐度，即快速拿下襄阳。

襄阳决战在公元1273年正式拉开。

元军分五路，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对樊城（与襄阳夹汉水而立、互为犄角）发起总攻。樊城城破之后，元军开始炮击襄阳。最后，吕文焕举城投降。

有人说，襄阳之所以被拿下，是因为蒙古人拉来了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所以，这是武器的胜利。如果这么认为，那就太过贬低蒙古人的战斗意志。

樊城之战时，身为镇国上将军、都元帅的刘整，亲督战舰、径趋城下；蒙古万户达达儿·忙兀台竖云梯强登柜子城；参知政事阿里海牙挥军焚城栅、架回回炮；管军总管史弼横刀立马、鏖战十四昼夜。如果连都元帅、参知政事、万户都冲锋在前，那蒙古人还有什么理由攻不下襄阳。

蒙古人很厉害，而且一直厉害。但彼时蒙哥大汗不厉害吗？蒙哥大汗可是不畏炮矢、瞭望钓鱼城，最后中炮而死。即便如此，蒙古人不是也没攻下钓鱼城吗？

所以，南宋方面肯定有原因。

第一原因：南宋方面内斗不断。

最恶劣的内斗结果，就是刘整降元。因为与吕氏军事集团不和，刘整被逼得出逃、投降蒙古。刘整投降的时候，蒙古人都不敢相信。南宋会有如此高级别的将领主动投降。因为刘整了解南宋虚实，所以他的意见格外有分量，最终帮助忽必烈下了灭宋决心，即发动第三次蒙宋战争。

除了刘整与吕氏军事集团不和，还有名将高达。同时，高达还得罪过权相贾似道，所以高达几乎没有被重用的可能。但襄阳危在旦夕，南宋还能留着名将不用吗？高达做过襄阳知府、了解京湖情况，而且本身极为能打。因此，朝廷没有理由不让高达负责京湖战区。但是，守襄阳的吕文焕竟开始放烟雾弹了，谎称襄阳大捷，再加上贾似道配合，这就导致高达未能出掌京湖战区。最后，宋廷派了一个不了解京湖情况的李庭芝担任京湖制置大使。

第二个原因：南宋军队战力下降。

虽然高达未能赴任，但赴任荆襄的李庭芝不是怂货。虽然比不过最强打野孟珙，但控住局面、守住襄阳，李庭芝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蒙古人虽然包围襄阳，但只要围城不死，那蒙古人就拿不下襄阳。之前的很多围城战，蒙古人都是因为围城不死而功亏一篑，甚至功败垂成。因此，南宋只要解决向襄阳输血的问题，就能守住襄阳。

但蒙古人这次下了血本，半个帝国的军费开支全被拿来围襄阳。所以，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南宋一直增兵增粮向襄阳输血，却败多胜少。又因为吕氏将领各种不听话，所以输血襄阳就难上加难。甚至，李庭芝不得不召集襄阳、郢州的乡兵试着向襄阳输送物资。结果，就是这临时招募的三千乡兵，竟真把物资送了进去。三千民兵干成了十万正规军干不成的事。

这不能说明南宋百姓善战、乡兵能打，而能说明南宋正规军队的战力在下降。襄阳城破后，蒙元平章政事阿术上奏忽必烈说：臣久在军旅，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这一点，连蒙古人都看出来了。

宋军战力下降的时候，元军的战力却在上升。因为蒙古人正式编练了水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而就是这支刚刚组建的蒙古水军，硬是打败了南宋水军。

第三个原因：南宋朝堂决策失误。

战力下降、内斗不断，这些都是襄阳失守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原因还在决策层，也就是庙堂之上。

襄阳之战，蒙古人投入的兵力在十到二十万之间。襄阳的南宋守军不多，有两三万人。南宋组织了十几次援襄输血作战，援军主要是殿前司军和两淮军，大约在十万左右。但是，还有一支力量却几乎没有参与襄阳保卫战。那就是距离襄阳最近、驻扎在鄂州和江陵的数十万京湖兵。按理说，宋廷没有理由舍近求远，不用京湖兵而用殿前司和两淮兵。那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了决策层，负主要责任的就是权臣贾似道。围困襄阳的时候，蒙古人在川东地区搞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加之，前两次蒙宋交战，蒙古人的套路都是拿下四川再从四川出兵。所以，南宋庙堂和贾似道认为蒙古人还会以四川为主攻方向。四川守不守得住，不重要；但四川的蒙古兵不能出来，最重要。所以，江陵和鄂州的京湖兵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元军出川，而不是解救襄阳。既然京湖兵不能动，那就只能舍近求远，调殿前司和两淮军。

所以，南宋所规划的襄阳保卫战，不仅没能把襄阳纳入蒙宋战争的总体战局，而且也没能把襄阳纳入京湖战场这个局部战局。襄阳之战的大概总结就是：元军围着、宋军看着，其他战场坐等结果，最后襄阳城破而胜负已定。

襄阳就是一座城，即便再重要，一座城也决定不了南宋生死。关键是襄阳也不是没有丢过，宋金、宋蒙交战的时候，襄阳都曾丢过。岳飞收复过一次襄阳，孟珙也收复过一次襄阳。所以，丢了就收复，大不了收复后再丢，丢襄阳不是什么大事。但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行呢？

第一个原因是忽必烈参透蒙宋战争的密码。

之前的对手，无论是女真人还是蒙古人，都没有把襄阳提升到战略高度。反倒是南宋方面，最先发现了襄阳的战略价值。

PS：南宋最初也没把襄阳当回事，但逐渐发现了襄阳的战术价值，比如凭借襄阳可以组织北伐；再后发现了襄阳的战略价值，比如襄阳足以主导京湖战区。而这已经高出蒙金一个段位。

但是，这一次完全不同。

蒙古人攻打襄阳，不是为了抢劫襄阳财富，而是要把襄阳作为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以前胡打乱撞，蒙古人甚至都拿四川和云南当过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事实证明，这确实是胡打乱撞。但这一次，蒙古人终于明白了：襄阳才是决定胜败的战略基地。攻破襄阳就能打乱南宋的京湖战区。拿下京湖战区，就能将南宋断为两截：一截是四川，完全可以不用管；一截是两淮，顺江猛扑就行。

而更重要的则是：蒙古人可以控制长江。长江不是天险，而是高速公路。在已经拥有水军的情况下，蒙古人可以直接沿着长江向建康和临安输送暴力。他们连两淮都可以不用管。以前下棋，我吃你一个炮，我就知道吃了你一个子；现在下棋，我吃你一个炮，我发现接着还能将你的军。

所以，襄阳在彼时是战术性的，仅仅是一城一地之得失；襄阳在此时则是战略性的，直接关系到将南宋的军。这一点，蒙古人发现了。

第二个原因是吕氏军事集团的集体倒戈。

刘整献计主攻襄阳的时候，还向忽必烈指出了南宋的一个要害所在。那就是南宋所倚重的力量，只有一个“黑炭团”，“南人惟恃一黑炭团尔”。

“黑炭团”是指以吕文德为首的吕氏军事集团。吕文德在发迹的过程中，通过结交权相贾似道和提携自己的亲戚和同乡，编织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军事利益集团。因为这些人主要是樵夫和炭农出身，所以刘整才说他们是“黑炭团”。

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汉武雄风，于是小舅子张牙；大唐耀武，于是节度使舞爪。这时候，南宋抗蒙，军事上也要张牙舞爪，那由谁来张牙舞爪？就是这个“黑炭团”。所以，在传统时代，但凡国家长期打仗，就一定能打出这种军事集团。宋初所规划的那种强干弱枝、统调分属、将兵不识的格局，先被形似节度使的制置使所取代，接着又被这种家族和利益为基础的军事集团所取代。

吕氏军事集团的确很硬，打仗也厉害。否则，南宋庙堂和权相贾似道也不会这么倚重他们。但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襄阳城破、南宋死局，南宋拿不出利诱，反倒是蒙古人的开价更高，“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南宋当然也没有了势。襄阳失守之前，南宋是半壁江山的王朝；襄阳失守之后，南宋就是三国天下的东吴。

于是，末日南宋开启了批量投降的模式，吕氏军事集团集体投降，吕文焕还成了元军的带路党（吕文德在襄阳被围时已死），沿着长江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招降纳叛。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封疆，随即城头变幻大王旗，全成了大元帝国的死忠粉。这时候，南宋还有什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第三个原因已经不在重要，南宋弊端集体暴露。

公元1275年，南宋谢太后命贾似道率诸路大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五百艘，沿江而上、西进迎敌。当年，二月十八日，顺江而下的蒙古军队和逆流而上的南宋军队，在丁家洲正式开打。元军水陆并进，主帅伯颜指挥步骑沿长江两岸进攻，架设巨炮猛轰南宋水军；副帅阿术亲自掌舵，率蒙古水军硬冲南宋战船。

在这场大战中，一向精锐的南宋水军已经完全不是蒙元水军的对手。大军溃败、师臣不师，南宋手中无牌可打。

随后，建康、太平州、和州、镇江、溧阳、广德军等地的南宋守军相继投降，南宋的批量投降模式愈演愈烈。

当年七月，保康军承宣使张世杰、南宋沿江制置使赵溍、知泰州孙虎臣集中大军在镇江一带发起勤王阻击战。结果，宋军竟玩起了铁锁连船，每十船铁锁连成一舫，并被命令不得随意起锚、以示死战到底。于是，周瑜怎么玩、元军就怎么玩，元将阿术实施火攻，宋军大败、战死数万。此战之后，“宋人自是不复能军”。

师臣贾似道，被证明不是王牌而是草包；沿江封疆，被证明不是英雄而是小人；勤王将领，被证明连《三国志》都没看过。除了皇帝太小不能作妖，南宋具备了亡国的所有要件。

至于襄阳城破，它只是一个标志，背后则是南宋集体衰败而蒙元不断升级。

为什么襄阳一破，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从公元1235年开始宋蒙之间的军事同盟破裂之后在襄阳开战以来，一直到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元朝，前后历时长达38年。

在这段时间内，共中间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蒙古南宋各自的内乱甚至内战、双方尔虞我诈的谈判、打打停停的消耗各种事端是层出不穷。宋蒙（元）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历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和水军，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

宋元襄阳之战先后可分四个阶段，通常说的襄阳之战也指最后一个阶段，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阳失陷而告结束。

襄阳失守后，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促使忽必烈下最后灭宋的决心。1274年，元军集兵襄阳，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到1276年攻下宋都临安，尔后又用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元的统一。

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

为什么襄阳一破，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襄阳城破与南宋的迅速灭亡其实是扯不上关系的。失了襄阳的南方政权也不止南宋一个，比如三国时期的孙刘联军，再比如淝水之战时期的东晋，都是没有襄阳的。也没见它们和南宋一样丢了襄阳立刻就被灭了。事实上即使是南宋，在忽必烈大举围攻襄阳、樊城之前，襄阳就已经丢过一次了。那在是蒙古灭金的第二年（公元1235年），当时窝阔台汗以南宋违约为借口，主动挑起了侵宋战争。蒙军在川陕、荆湖、淮河三个方向同时向南宋发动猛烈进攻。其中在荆湖战场上，蒙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襄阳。

蒙军攻陷襄阳后，继续南下，将南宋的整条荆湖防线完全打穿。襄阳以南的随州、郢州、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全部沦陷（长江以北全部沦陷）。蒙军饮马长江，并且还准备渡江南下，攻打荆湖重镇鄂州。当时是名将孟珙挺身而出，先后在江陵、黄州大破蒙军，接着又乘蒙军后撤之际，派兵收复了蒙军主动弃守的襄阳。后来孟珙看出了襄阳城的重要性，建议朝廷以襄阳为中轴，建立了一条东起淮河，西至巴蜀的防御体系。宋朝在此后的时间，利用这条防御体系与蒙军对峙了将近四十年。

备注：这条防线也是不孟珙首创，当年岳飞抗金时，就是这么部署的。

（引用地球知识局的图片，侵权自删）

从孟珙收复荆湖失地就可以看得出来，宋军只要指挥得当，打退蒙军还是可以的。襄阳城丢了，再夺回来就是了，天塌不下来。关键还是要看人！南宋在蒙宋战争前期，将才济济，正是因为有这些不世出的名将，才使得南宋在蒙古的全面战争中挺下来。但是到了后来，奸臣当道，忠臣被百般排挤。能人志士要么被残害而死，要么被排挤到蒙古那边去了，南宋岂能不完？

说到能人志士，这里要重点提一个人，南宋叛将刘整。

这个刘整是北方人，早年南下投宋，在孟珙账下任职。后来因军功升至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结果遭到同僚嫉妒。后来吕文德诬告迫害刘整，欲致他于死地。刘整知道后，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然而却投诉无门。于是刘整只得暗中与蒙古联络，最终降了蒙古。

刘整降元后，被忽必烈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颇为重用。随即他向忽必烈建言：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

忽必烈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刘整向忽必烈解释：元军与宋军在两淮、荆襄和巴蜀一线对峙。两淮多水网，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巴蜀地区多高山，宋军只要凭城死守不出，元军也很难拿下。相比之下，中路的荆湖战场是一个软肋，并且襄阳还位于软肋的最前端，很容易受到攻击。如果元军首先拿下襄阳，荆湖战场就失去屏障了。元军可以依此为突破口，将南宋的千里防线从中撕开，使四川和江东不能相连。接着元军再兵分两路，一路由荆湖向西攻巴蜀，一路由荆湖向东攻江东。如此一来，南宋必亡！

备注：刘整向忽必烈建言之前，元军侵宋还是以总体战为主，荆湖战场并不是主攻方向。比如蒙哥汗大举攻宋，采取的就是北路军直插鄂州，中路军取重庆，南路军偷袭长沙。结果三路攻击都不顺，蒙哥汗还在重庆的钓鱼城被打死。这就表明元军在刘整投降之前，还是想先拿下巴蜀，从长江上游迂回包抄南宋。并没有先拿下荆湖，从荆湖灭宋的思维。

刘整向忽必烈积极建言灭宋之时，南宋方面在干什么呢？首先是宋理宗驾崩，先天发育不良的弱智皇帝宋度宗登基。因为贾似道曾经帮过他（帮他登基），所以他对贾似道这个大奸臣极其信任。把军国大权都交给他来执掌。这样一来，原本就被贾似道弄的暗无天日的南宋朝廷，就更加的腐朽不堪了。

贾似道上台前，他就残害正直的大臣，尤其是一些抗蒙将领都被他关进了监狱。比如抗蒙名将向士璧、曹世雄都被贾似道害死在狱中。刘整也是因为向、曹二人的死，才决心投降蒙古的。在迫害忠良的同时，贾似道又大肆提拔一些只会阿谀奉承的人，用这些庸才来代替被他迫害致死的忠良的位置，从而完成对南宋军政各界一次致命的大换血。

等到大权独揽后，贾似道搞了一套以公田法用于填补军费的臭招，结果这个公田法严重得罪了江南官僚地主的利益（强制没收官僚地主的土地）。导致元军还没有打来，江南的官僚地主们就已经盘算要怎么倒向了元朝了。后来襄阳城被攻陷，元军顺汉江东下时，沿途州府纷纷望风而降，根本就没有官绅愿意为南宋朝廷卖命。除此之外，贾似道这厮又加大了和籴的力度（和籴就是官府向老百姓强征粮食，相当于明抢），对老百姓层层贪污勒索。搞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民心思变。

这副德行的南宋岂是元朝的对手？于是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任命他为元军都元帅，让他负责攻宋一事。刘整到任之后，制定了一套围攻襄阳、樊城的战术。具体措施就是一个字——困！

元军首先切断了襄阳与东面枣阳的联系，并在襄阳城东的白河口、鹿门山筑堡。使淮西的宋军不能增援襄阳；接着又将襄阳与樊城的交通截断，并在两城的外面构筑堡垒体系，把襄阳变成孤城；最后切断汉水与襄阳的交通，进一步收缩紧，拔掉襄阳城外的小据点，将襄阳彻底变成一座孤城。围城期间，驻扎在襄阳附近的南宋军队多次与元军爆发野战，拖延了元军围城的进度。但是由于没有支援，最后都被元军消灭。

元军围困襄阳、樊城，宋朝也不是完全没有支援。在奸相贾似道的组织下，南宋组织了两次救援襄阳的行动，结果都被打退。元军在围困襄阳四年后，得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回回炮（巨型抛石机）。

利用这个回回炮，元军攻陷了樊城。困守在襄阳的吕文焕（吕文德的堂弟，就是诬陷刘整的那个吕文德）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弹尽粮绝后，向元朝投降。（樊城守军是力战而亡，全军覆灭）

襄阳、樊城失陷后，荆湖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这一次又跟端平二年一样，元军沿汉水长驱东下，席卷了整个长江北岸。不过当年有名将孟珙力挽狂澜，这一次则没有人能挽救南宋了。

首先元军拥有了自己的水师，是刘整训练出来的，战斗力还挺强。有了水师，元军再进攻鄂州，花样可就多了；相比于元军的进步，宋军可谓是大幅度退步！跟当年比起来差远了。除了没有了孟珙这种能够逆转战局的大将外，士气民心也都没有了。老百姓对元军就是既不欢迎，也不抗拒的心态。静观事态的发展。

在这种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元军以水师强渡长江，于襄阳城破的次年，第一次攻陷了荆湖重镇——鄂州。将兵峰直指江东。至此，刘整为忽必烈制定的上阻四川、下达江左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引用地球知识局的图片，侵权自删）

通过襄阳之战，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二、襄阳之战并不是简单的围城战。因为宋军在襄阳驻扎了一定规模的野战军。这些野战军在元军筑寨围城时，也会主动出击袭扰，破坏元军的各种准备工作。为了对付襄阳的野战军，元军也付出了相当代价。

第三、围攻襄阳的元军主要是北方汉人，其次才是蒙古人。毕竟水师只有汉人才能胜任，蒙古人不行。宋朝在统一战线这方面，做得不是一般的差！能打的人才都跑到蒙古那边了，南宋要是不亡国，就是见了鬼。

将以上三条总结来说，元朝和宋朝并非是在争夺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争夺襄阳这一点上，双方都是掏了老本。因此宋、元围绕襄阳的六年苦战，实际上打的就是总体战，堪比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南宋在这场总体战中败了，也就等于耗尽了南宋的兵力和财力。这对于本来就贪腐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南宋来说，是承受不起的失败。

当然了，元朝攻陷襄阳后，也不是立刻就灭了南宋。像李庭芝、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这些忠良义士又给南宋续了几年命。但是绝大多数的官绅对抵抗不卖力，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认为事不关己。忠良义士的这种抵抗，终究也难成大事。

总的来说，襄阳之战对南宋的影响，除了军事方面之外，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贾似道听说襄阳丢失后，第一反应不是夺回来，而是力主迁都，躲避蒙古人。试想，朝廷的宰相都是这副德性，南宋军民哪还有抵抗的信心？

至于说南宋的灭亡，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军事上的失利。南宋的很多将领，比如刘整这样的，他们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而选择叛逃元朝。当这些人在转投到蒙古后，打起南宋一点都不手软，毕竟憋了一肚子火。所以襄阳沦陷后，南宋的大溃败，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大溃败，士气民心的大溃败。是宋朝几百年来的积弱以及内部的腐败问题的总爆发！襄阳城破只不过个非决定性的事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