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晋商，之所以会突然消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朝末年的时候，大量外国银行涌入中国，占据了晋商赖以生存的票号业。

与此同时，当时的清朝政府，还改变了国家货币。再加上国家常年战乱，晋商的几大支柱产业，都发生了剧变，无法再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多种原因的联合作用下，昔日繁荣一时的晋商团体，自然也就消失了。

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晋商这个团体的历史开始说起。

话说在明朝中期的时候，明朝政府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在北方建立了多个边防重镇。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时候，有九个边防重镇，规模最大，后世往往也称之为‘九边重镇’。

为了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明朝政府在这几座边防重镇，都布置了重兵。但同时，对于这几座边防重镇的独立性，明朝政府一直也很警惕。当年唐朝就是因为在边疆设置军镇，给了地方军镇过大的实权，所以才闹出了一场安史之乱，直接导致整个唐朝，瞬间由盛转衰。所以到了明朝这会儿，明朝的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

为了保证中央对这几座边防重镇的控制，明朝政府宁愿花费更高的代价，向这些地方运送各种粮草和补给，也不愿意让这些边防重镇，自产自用。但这样一来的话，运输问题就开始凸显了出来。

毕竟，明朝那会儿没有火车之类的交通工具，想要向北方大规模运输物资，运输费用恐怕比物资的价值，还要高好几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的统治者们，创造性地提出，用卖盐的资格，来换取物资的办法。

在这个办法当中，政府依靠民间的力量，向北方运输物资。而民间的商人，则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赚取利润，同时赚取卖盐的资格，可谓是一举数得。但同时，想要远途运输物资，路上的危险自然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很多地方的商人，都不敢参与这项生意。

唯有山西商人不同。

山西这块地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一直属于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分界线。所以山西商人，不光胆子大，而且精于算计。最重要的是，九座边防重镇，有三座都在山西境内。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让山西商人抢占了先机。

所以，在整个明朝中后期，山西商人靠着这门生意，积攒下了雄厚的资本，而且控制了食盐贸易和粮食运转，初步建立起一条遍及全国的商路。晋商这个团体，也开始逐渐成型了。

再后来，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晋商团体通过帮助清军运输物资，再一次抢占了先机，成为清政府的首选商人合作对象。而清朝开国之后，从康熙年间，一直到乾隆年间，清政府一直在向西边用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商再一次承担了运输物资的任务。

所以，到了乾隆年间以后，晋商开始逐渐步入真正的巅峰时期。

此时的晋商，不但承担了半个清朝的物资运输工作，同时还积极向外扩张。当时的晋商，脚步不但遍布全国，甚至还开始向俄国那边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八个晋商家族，开始不断壮大，成为了晋商中的代表，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晋商八大家’。

所谓八大晋商，指的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候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这几个家族，每一个都是超级富豪，而且每一个家族的兴起，其背后的故事都极为传奇。

另外，随着晋商团体的发展，晋商也开始不满足于原有的食盐贸易和粮食运转，而是开始向各个行业渗透。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晋商开始逐渐涉足了票号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金融业。

此后，晋商们很快发现，好像其他所有生意，都不如直接玩金融，更加赚钱。所以，从清朝中期开始，晋商开始集体进军票号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大量的钱庄。

这个过程，其实持续了近百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商集团靠着白银汇兑的业务，赚取了海量的资本，终于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

请注意，这里面的富可敌国，不是形容词。据说巅峰时期的晋商，几大家族的家藏白银，完全可以比拟清政府的国库。晋商八大家中，最有钱的临汾亢家，据说在光绪年间最巅峰的时候，家产曾经超过三千万两白银！

三千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清朝末年最有名的北洋水师，从1875年创建开始，一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北洋水师的所有花销，大概是3790万两。也就是说，光是临汾亢家的家产，便几乎抵得上整个北洋水师了！那么，晋商八大家一共有多少钱？整个晋商团队又有多少钱？似乎也就不难想象了。

那么，晋商这几大家族，为什么能赚到如此多的金钱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巅峰时期的晋商团体，几乎把持了清朝大半的金融业、食盐贸易以及物资中转。晋商团体在这几个行业的优势，为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利润，同时也让他们彻底超过了其他地区的商人。

但是。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能够崛起，靠的就是在这几个行业中的垄断地位。那么，一旦这几个行业，同时出现问题，那么晋商团体，自然也会出大问题。

首先是金融业。清朝末年的时候，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在中国各地开设银行。这些外国资本开设的银行，不管是在经营方式，还是资本运作方面，都远比晋商集团主持的票号，更加先进，同时也更能吸引清朝的各种资本。

与此同时，1905年，清朝开始设置国家银行，并且开始发行纸币。这次改革，更是彻底瓦解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所有优势。

原本晋商能够把持金融业，就是因为清朝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一直是以白银为主要货币。而白银作为金属货币，运输十分困难，所以才给了晋商票号业发展的机会。但是，随着清朝开始发行纸币，这个优势没有了，清朝政府也不再依赖晋商汇兑白银。

如此一来，整个清朝的票号业，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晋商作为票号业的主体经营者，自然也同时陷了进去。

其次，在金融业败退的同时，晋商在食盐行业和物流方面的优势，也开始逐渐消失。因为到了清朝末期，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兴运输方式，开始逐渐出现。这些新型交通运输方式，大幅度降低了运输成本。如此一来，晋商赖以生存的物流优势，瞬间荡然无存。

到了这个时候，晋商们集体衰退，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更要命的是，在这之后，清朝内部开始战乱频发，到了民国初期，军阀们又开始常年混战。混乱的时局，导致晋商们开办的票号，坏账率居高不下。这些坏账，将晋商手中最后的资本，彻底消耗干净了。

所以，到了民国初期的时候，昔日辉煌一时的晋商，自然也就突然消失了。

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作为一个山西人，说晋商是一个特别痛心的话题！

不论现在的宣传，晋商是多么地诚实守信，票号什么怎么牛逼，但是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商的崛起，完全是借助了山西的地利。

因为山西长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群体，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才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

山西的商业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

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由此获得经验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由此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明朝曾有流传，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都是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到明朝后期，山西商人的触角伸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各行各业。

为了扩大经验的需要，山西商人也创造性的发展了类似现代股份制的东伙制经营模式，从此晋商成了举足轻重的商业组织。

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后金的侵扰。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但是因为晋商的存在，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后金输送粮草等军事物资，甚至传递情报，协助后金击败明军。

皇太极时期，满清数次破长城而入，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掠夺了大量财宝物资，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法支持满清进一步军事扩张，毕竟金银不能当饭吃。

这时以晋商为首的销赃团伙出现了，他们从满清手中获得掠夺自中原百姓的金银财物，再从中原收集大量粮草军资，运入关外资助满清。

满清入关后，其野蛮人的习性，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用兵和南下统一战争，军事物资极其匮乏。满清对晋商进行招抚，顺治赐以介休范家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皇商”，为满清提供军事物资。

满清军队南下之后，在江淮、四川犯下累累罪行，名为统一，实为抢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满清以残酷手段获得中原，晋商也成为战争另一受益者。

清朝建立后，晋商的地位持续上升，康熙对准格尔部的多次用兵，都是晋商为其提供物资，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保证清军的作战胜利。

整个满清王朝，社会的大量财富都掌握在满族、蒙古贵族手中，虽然汉族不断有人进入满清王朝高层，但是整个汉族依然处于被奴役和剥削之中，财富十分集中。

晋商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其中依然离不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边贸。晋商以包头和张家口为基地，向关外掌握大量财富的蒙古、满清贵族提供物资，实现自己的财富暴涨。

八大晋商一般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

虽然乔家、曹家、侯家等几家都经验票号生意，但票号是以储户的银两周转为基础的。晋商的票号兴旺，实质还是晋商群体的生意兴隆为基础的。

太平天国起义，彻底击垮了满清朝廷控制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已经绿林军，以湘军、淮军等为主的各地团练军队成为清廷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集团，取代了北方军事集团，成为清廷的主要力量，清廷的军事开支也逐渐被湘军、淮军掌控。

这种情况下，依附于清廷的晋商集团不再是朝廷的主要合作商贾，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新一代红顶商人，取代了晋商集团，成为政策的获利者。

就实际来说，晋商的崛起和鼎盛，完全离不开朝廷的政策扶持，随着清廷直属军队的衰败，满清贵族和蒙古贵族再也无法依靠特权，享受丰厚的财富了！

而依靠这些贵族特权强盛起来的晋商势力必然因为政策的转变而衰败，俗话说，因而什么样的优势获得强势，必然也因为什么而衰败，政策风向的转变打下了晋商衰败的基础。

一般都是认为新兴资本主义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取代了晋商传统的票号经营模式，晋商在这过程中没有赶上时代潮流，因而晋商集体迅速衰败。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票号的衰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晋商票号服务群体的银根匮乏，使得票号流动性降低，生意出现举步维艰。

另一个是晋商传统的经营区域，蒙古、东北、俄罗斯等地方，因为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巨额的欠款无法收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银行的坏账超过了银行资产的数倍，破产成为必然，别说是转换模式经营，就是给他个印钞机都不行！

最后，作为传统的商人，晋商群体无法避免地具有传统思维，就是喜欢置办家产和土地，其实这种思维是所有国人都无法避免，现在房地产的兴盛就是明证。

晋商的做法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很不幸，他们赶上了千年未有的乱世和变革。在乱世中，土地房产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用大量真金白银换来的东西，最后一钱不值了。

假使晋商群体处于太平盛世，比如说现在，他们置办土地家产，恐怕依然可以延续富可敌国的财富吧！毕竟目前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国内最富有的行业，晋商难免又要富得流油了！

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近代史上的八大晋商通常指的是乔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大家，即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候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其中临汾亢家号称山西首富，资产达几千万两，主要业务在贩盐、卖粮食和开当铺。

八大晋商的集体覆灭与晋商帮的集体衰落基本是一致的。晋商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与时俱进，而其最终集体覆灭的原因恰恰又在于没有与时俱进，正是应了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上图为剧照

晋商早在明清之前就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是中国最早兴起的商帮之一。山西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传说中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都在这里定都，首领们开明，领着大伙搞农业，也支持大家发展商业。

尽管晋商兴起较早，但成为明清时代举世瞩目的强大商帮还走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春秋时代的晋商靠着解州的盐池，和当时离政治中心较近的地理优势，走上了贩盐的道路。他们从晋南解州拿盐卖到当时的平阳、安邑等都城，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挖到了帮会的第一桶金。

有趣的是，到了明清时期，历史似乎又重演了一遍，晋商又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北方瓦剌和鞑靼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山西北部等北方沿线设立了九边重镇以此进行防御。

由于九边重镇距离统治中心比较远，后勤补给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前线官兵的粮草问题，朱元璋与晋商达成了一个协议，即山西商人负责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要塞输送粮草，作为交换条件，明朝政府则给晋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盐引，这一举措史称“开中制”。

值得庆幸的是，晋商抓住了这个拓展机遇，从以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元化经营，实现了成功转型。从此，山西商人走出了关外，走向全国。

上图为征途中的晋商

由于关内关外的商品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再加上食盐生意的垄断性，还有晋商身上独有的崇尚关公诚信仁义的经商文化，以及经商多年的丰富经验，晋商很快聚敛了大笔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商帮。

到清代，他们利用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机，随军做起了军事贸易，又一次得到了大发展。噶尔丹被平定后，清朝又开始大力开发北部边疆，建立了许多以北京为中心的边疆驿站网络，晋商又一次抓住开发边疆的机遇，由此把生意做到了蒙俄。

上图为晋商的一个家族

明末清初，中国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长途贩运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特征。但是支付又成了一个问题，当时不像现在，各种支付手段应有尽有，出门一个手机搞定。那时候遇到大笔交易怎么办，推一车银子去交易，风险系数太高，晋商的票号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清道光初年，晋商创办了票号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之后的100多年里，山西票号迅猛发展，盛极一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路过山西，向晋商筹措了40万两赞助费，后来还了一个人情，命令各省交给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手。

日升昌开办第一家票号

于是，山西票号几乎成了清朝的总出纳，承担的是国家财政部的职能。甚至连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的9.8亿两白银，也是由票号来完成的。可以说，票号控制了大清的金融流通，甚至在日本开起了海外分部。

明清晋商垄断了中国的北方贸易，并涉猎了东亚和欧洲市场，经营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能够经营的物品。与此同时，晋商把持着全国的资金调度，可谓登上了发展的巅峰。

通过晋商的崛起，不难看出，具备了几个条件：其一，独特的地理资源和地理优势。其二，得益于一定的政治条件。其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面对时局的变化，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快速找准定位。简单总结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

上图为银锭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实质上是行业发展优胜劣汰的选择结果。

清朝末期，尽管大环境战乱频繁，但却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看到晋商从早期的贩卖实体商品，不断的进化，逐渐演变为资本大户，充分演绎了资本积累的过程。

上图为户部官票一套

晋商后期的主要表现在票号，其主要业务为白银汇兑和存贷业务，以及不同成色的白银在折算中的差价。说白了，晋商在票号领域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官商结合。汇兑和贷款业务的大客户就是清政府，对政府的依赖性非常强。一旦政局不稳，票号的风险就大大加剧了，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还存在一个腐败问题，票号为了得到政府的存贷款，与官员的私下交易在所难免。据说乔家和曾国荃、九门提督马玉昆、湖广总督端方等有来往，官商勾结的目的很明显，在票号而言，将政府的钱存入票号从而放贷获利。在官员而言，获取个人好处费。但是双方都不设底线，也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上图为清代咸丰年间发行的纸币，左侧为“户部官票”，右侧为“大清宝钞”。

传统文化对晋商的经营理念影响深刻，比如他们崇尚关公的诚信仁义，这在早期工业发展水平低的时期是一个优势，符合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人治的法则。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西方先进文明的入侵，制度的先进性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于一个行业，建立权责分明的现代管理制度显然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固守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就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深居山西偏远之地的掌权派们，并不了解世界的巨大变化，更谈不上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了。

乔致庸的汇通天下

1905年，“慈禧新政”实施，中国首家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纸币，逐渐取代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也就是说，票号业最原始的作用被剥夺了。

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也亡了，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也划上了句号，清政府所债的巨款民国也不认，谁赔？票号自己吃掉。

在历史巨变的过程中，晋商帮没有再次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抓住时代发展的命脉实现再一次的转型，称雄商界500余年的一代商帮就这样被挤出了商界巨头的行列。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晋商积极的一面，也看到了晋商消极的一面，成也，与时俱进，败也，与时不俱进。

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晋商，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大商帮！

尤其是大清时期，顺治皇帝亲封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家为“皇商”，正式拉开了晋商的百年辉煌大业。

山西这个地方，与内蒙交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边关，因此，边境贸易就非常的频繁。

隋末天下大乱，李渊在太原起兵，就得到了一个大木材商人武士彟（yue）的资金支持。大唐建立后，他位列“太原元谋功臣”之一，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武士彟，如果你没听说过的话，那他的女儿你一定听说过，就是李世民的武才人，李治的武皇后，中国唯一女皇帝，武则天。

宋辽金时代，山西这个地方被设置了多个“榷场”，专门来从事边关贸易，山西商人把中原的茶叶，丝绸卖给契丹人，女真人，把关外的皮毛，羊肉，山货进口到中原。

不过，这些都是小打小闹，晋商真正的崛起，要从明清时代开始算起。

大明建立后，蒙古人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他们只是退出中原，退守大漠。

但是，蒙古人不甘心就这样在大漠里吹沙子，他们仍然怀念中原大地的繁华，怀念他们留在大都的宫殿，因此，他们时不时的会攻打过来。

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朱元璋在北部边境，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被称为“九边”或者“九镇”。分别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九个边关，每天需要消耗巨大的粮食，这些粮食，本地解决不了，都需要从南方运过去。

为了鼓励商人们往边关送粮食，朱元璋规定，凡是往边关送粮的商人，都可以拿到“食盐经营指标”。在古代，食盐是政府专卖的，是一门暴利生意，能卖上官盐，那就相当于家里有了台印钞机啊。

山西的晋商，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首先争取到了这一笔生意，而这个制度，在明朝被称为“开中法”。

开中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保中。

就是先搞个“招投标”，大明朝廷招标，各路商人投标，中标的人就可以揽到这门生意。中标后，就要按照朝廷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把粮食给运过去。

第二步：守支。

完成粮食运输任务后，晋商们就可以到朝廷去领一个“盐引”，就相当于80年代的“批文”，有了这个“批文”，你就可以贩卖官盐了。

第三步：市易。

拿到批文后，晋商们就可以到两淮一带去买盐，或者就近在运城买盐，然后运送到朝廷指定的地点进行销售。

所谓“垄断出暴利”，贩卖官盐，就是晋商挖到的第一桶金。

山西不是产粮地，大量的粮食要从山东，河南和江南运送，长途运输，运费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这种负担，晋商开始雇佣农民，在山西境内开垦荒地，就地产粮。

这种做法，其实不新鲜，从秦朝开始，就有士兵在边关开垦土地，屯垦戍边，这种叫“军屯”，而晋商的做法，是商业行为，被称为“商屯”。

人口的涌入，土地的开垦，商品的流通，让大同，平城这些边关城市渐渐繁荣起来。

尝到了这种“官商合作”甜头后的晋商，不甘心就这样为大明打工，就开始出资培养读书人，让他进入朝堂，为晋商们争取更多的商机。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允龄。

张允龄早年丧父，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15、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走南闯北的贩卖货物，后来身家过百万。

他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张四维，嘉靖二十三年高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后来得到高拱的赏识，在张居正去世后，接任大明首辅一职。

隆庆年间，大明与北方的蒙古进行议和，结束了多年的对峙状态，双方开通边关贸易，九边的作用被削弱，也不需要太多的粮食供应了。

因此，“开中制”进行了改革，不再用粮食来换取“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其实就是拿银子来买“买盐指标”。

卖盐是暴利，当然不止晋商一家盯着，以前晋商们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很方便的向边关供应粮食，以此来换取“盐引”。现在，这个优势没有了，只要给钱，谁都可以获得“盐引”。

因此，晋商获得的“盐引”份额也下降了不少。

不过，此时的晋商，也不在乎这点份额了，在多年的贸易生涯中，他们贩卖的商品已经扩展到其他品类，而且，他们交易的对象，也不再是大明的边关，而是关外的女真人和蒙古人。

随着商业资本的雄厚，晋商们不再满足于给大明当“打工仔”，他们想谋求话语权，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此时，已经在关外独立的女真人，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开始积极拉拢这些晋商。

万历四十四年，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自称“可汗”，定国号为“天命”，发布了“七大恨”讨明檄文，正式打响了反明的枪声。

为了平叛，大明派出四路大军，与努尔哈赤在“萨尔浒”进行决战，结果，努尔哈赤以区区几万人，打败了明军46万人，一举奠定了“后金”在关外的地位，从此以后，形成了大明，蒙古，后金并立的态势。

边关大战，正常的商贸受阻，那么，民间的贸易走私就开始发展，晋商，再一次凭借着地理位置，获得了这个商机。

女真人长期居住关外，生活物资匮乏，必须的铁器，粮食，都要从关内运输，努尔哈赤与大明开战，正常的贸易被掐断，如果没有关内的物资支援，他们撑不过三五个月。

此时，晋商悄悄的与女真人建立了联系，把关内的粮食，铁器卖了出去。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接见了16位在辽宁，抚顺经商的晋商，给了他们一大笔钱，委托他们到关内采购物资。

可以说，在大清与大明的战斗中，晋商就是大清的“后勤部长”，源源不断的把物资给大清输送过去，甚至，他们还顺带贩卖“情报”，把大明的军情，卖给女真人。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中原，晋商的腰杆子也硬了起来，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做贸易了，为了感谢这些晋商，顺治皇帝还特意宴请他们，甚至要封他们当官。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答应，毕竟，他们的行为是“通敌与资敌”，这种事儿，见不得光。后来，顺治就封他们为“皇商”，隶属于内务部，专门做皇家的生意。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皇商”。

大清的建立，晋商是有大功的，那就相当于是“大清集团”的一个小股东，因此，在大清朝，晋商的地位非常高，有什么生意，皇帝第一个想到晋商。

比如，康熙平准葛尔的时候，晋商范毓滨就承包了整个后勤生意，赚的是盆满钵满。从此以后，晋商获得了对蒙古，俄国的外贸生意权。

在大清朝廷的支持下。晋商开辟了一条从山西，跨越长城，到蒙古库伦，再到莫斯科，最终达到欧洲的一条商道，被称为“北丝绸之路”。

从明朝郑和下西洋后，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银子和银锭，成了商品交易中的“钱币”。但是，这种钱币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那就是很重，拿一两个银锭出门还是可以的，如果要大量采购物资，那光银锭就得带满满几大车，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镖局”就应用而生了。

但是，即便是有镖师的保护，这么多银子，难免会遭到山贼强盗的眼红，为了钱，这些人是敢拼命的。

当时在平遥县，有一个“西玉成颜料庄”，生意做的非常大，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开有分号。

在北京分号当掌柜的“雷履泰”，发现了一个现象，经常有同行来他们这里，存入一笔银子，然后到四川或者天津的分号再取现银。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异地汇兑”。

一开始，是本着朋友之间互帮互助的原则，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后来，来办理这个业务的人越来越多，就开始收取一些手续费。雷履泰意识到，这是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门大生意。

回到平遥，他向老东家汇报了这个情况，成立了一个“日升昌”票号，主营汇兑业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嘉庆皇帝还亲笔题词“汇通天下”。

就这样，晋商从实业开始转型到金融业。

在日升昌的示范效应下，山西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票号，业务遍布全国，甚至还在朝鲜，日本，俄罗斯，东南亚开设了分号，开始汇兑全球了。

而且，在票号的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现代企业管理”的萌芽。

比如，出现了股东制，由几个大的晋商联合出资，共同发起成立票号；比如职业经理人制，老板只出资，不做日常管理，由专业管理人才来管理，而且，本家族的人，不能在票号中任职。

可以说，票号的出现，把晋商的发展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毕竟，玩实业，赚的是辛苦钱，玩金融，才能真正的赚大钱。

一开始，晋商票号吸引的，仅仅是一些大商人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毕竟有限，于是，晋商就把目光盯上了大清朝廷的国库。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大清的南方丢失，关税，粮税无法正常的转运到北京，这个时候，晋商的票号开始大展拳脚，他们在南方吸收大清的税银，然后在北京汇兑，方便了朝廷的同时，也数钱数到了手软。

从此以后，晋商的票号，就成了大清制定的“央行”，所有的税款，库银基本上都存在晋商票号中，有国库税银在，晋商的资金流是相当的充裕，存款，提款，相当顺畅，从来没有拖欠，因此，晋商票号的名头也打响了。

正是因为晋商票号的名头像，大清各级官员们的不义之财，也都存在了晋商票号中。

能开票号的，也都各有后台，比如，蔚盛长票号的后台，是庆亲王奕诓；百川通票号的后台是张之洞；协同庆票号的后台是董福祥；大德通票号的后台是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票号的后台是岑春煊。

这些人，全部都是大清的“一号人物”，权力中枢，跺一跺脚，都能让大清一哆嗦。

1900年庚子事变后，慈禧路过山西，乔致庸盛情接待，并慷慨的拿出30万两银子供慈禧花，他这笔投资没白花。

慈禧回到北京后，制定晋商票号为庚子赔款的承办人，全国各省上交上来的庚子赔款，都要送到晋商票号中。

甚至，在大清朝廷揭不开锅的时候，晋商票号还给朝廷贷款，光1911年一年，就贷给了朝廷1200万两银子。

可以说，晋商的发展，是与大清朝廷深度绑定的，大清兴，晋商兴，大清亡，晋商亡。

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大清亡了，民国上台了，晋商也快速的消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进入民国以后，晋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能重现往日的光辉，也没能重演当年明亡清兴时候的故事。

关于晋商的消亡，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太平天国运动后，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汉人大臣为主的官僚，开始占据朝堂的主要位置，他们大力发展洋务运动，开展新的实业，引入外国机器，设备，技术，人才。

在这个大的时代浪潮中，晋商没有及时转型，拥抱新的商机，而是固守旧业，不思进取，因此被新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盛宣怀等人替代。

这也难怪，晋商手中有票号，做朝廷的生意，躺着就把钱给赚了，谁愿意起来费那个劲儿。

第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与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除了赔款，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允许各国在中国经商，而且还免税。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开始进入东北，抢走了晋商在“北丝绸之路”上的茶叶生意。而且，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国船只可以随意进入中国的长江流域。

他们直接开着船到长江流域去收购茶叶，然后从上海出去，沿海北上，到天津卸货，然后再运送到欧洲，这个成本，可是要比晋商走陆路，要少很多。

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就说：

“自（武汉汉口）江海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长）江（天）津，由（天）津运俄（国），运费俭省，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北部边境，中俄，中蒙之间的贸易，就由俄国人控制了，为此，他们还专门修了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贯穿东西，承担运输功能。

第三，清末时期，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抢走了不少票号的生意。比如天津对上海每年有1000万两的棉纱款汇兑，以往都是由晋商票号承担，外资银行进来后立马抢走了500万两的份额。

1905年，慈禧搞新政改革，决定成立“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指定由晋商们来组建。

原本，这是晋商票号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机会，可是，晋商老板们看不清形势，居然决绝了朝廷递出来的橄榄枝。

这些老板们，常年居住在山西的县城里，对于外面的形势变化，没有深切的感受，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票号总经理们，却是深有感慨。

他们对外资银行进行了深入了解后，发现中国的票号，已经是非常落后了，不能适应新的金融也的发展，于是，1908年，在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的带领下，众多的票号职业经理人一起联名要求老东家们，赶紧成立自己的“山西银行”或者“三晋银行”。

很遗憾，这个要求，还是被否决了。

在晋商老板的眼里，朝廷，已经是最大的金主了，还有人能比朝廷大吗？晋商票号，垄断着朝廷的金融命脉，这还不够吗？

民国以后，各种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快速发展，一举吞掉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第四，清末战乱，朝廷倒台，晋商没有了朝廷的撑腰，立马就成了待宰的羔羊。

中国人有很深的土地和房子情结，晋商也不例外，他们赚到银子后会把它变成土地和房产，所以，现在山西有乔家大院，王家大院。

但是，战乱一来，再多的土地也是浮云，军阀一门大炮打过来，土地没了，房子也没了，没有任何东西是你的财产。

其次，大清倒台后，票号的债主们就开始赖账不还，票号大量的应收账款收不上来，而随着局势的不稳定，大量的客户又着急把钱提出了，形成了挤兑潮。

大量的票号破产，老板们跑路的跑路，跳井的跳井，沦为乞丐的也不在少数。

当然，晋商们也不是全部都覆灭了，还是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就是孔祥熙，他就是看清了形势，拥抱新生的民国政府，成为“四大家族”之一，攫取了巨额的财富。

晋商的发展之路，是典型的“红顶商人”之路，他们的发展，是和大清朝廷深度绑定在一起的，而历史上，红顶商人，没有一个好结局的。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他可以让你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你一夜身亡。资本，就是资本，老老实实做生意，不要总想着和权力绑定。

一旦权力丧失，资本迎来的就是致命暴击！

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可冠以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尤在明清两代鼎盛。从晋商的发展史来看，晋商的兴起与衰落是与朝廷的兴衰密不可分的。

晋商发展初期，明朝政府为北方各边镇筹集军饷推行开中制，实质是商人用实物和力役换取盐的专卖权，并需将相关物品运输到边界。晋商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顺理成章接下了一本万利的香饽饽，很短的时间内一富甲天下。

明、清之际，晋商的经营范围重点在北方、内蒙、东北一带，长期长途的物资活动，也拉动了关外经济。由于受朝廷的委名，所以晋商的行商有了安全保障，所以晋商一度兴盛。

• 素有白手起家通天下的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乔家最为出色当属乔致庸，他以诚信为本、刻苦经营，带领乔家实现了货通天下，是乔家繁荣的首屈功臣。清末，乔家票号的业务被清廷开办的官方票号夺占，乔家自此走向衰落。

• 作为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货通俄蒙，可谓是风骚独领。 常氏历经乾隆至宣统共七代纪年，可谓是传世豪门。清末民初，由于俄商拖欠巨款不还以及俄方政府的巨额征税，常氏的商业经营陷入了绝境。入不敷出，辛亥革命后常氏的“玉”字号商号也倒闭了。
• 太古曹家是商铺规模最多的巨富之家，曹氏发家于东北三座塔，涉及酿酒，典当，杂货生意，后来逐步发展为省外大商。至道光、咸丰年间大半中国有曹家商号，甚至国外莫斯科都有曹氏分号。同样到了清末，曾经的晋商巨富也衰落了，九一八事变后，曹氏票号被伪满政府收归，自此终结。
• 票号世家的介休侯氏又被称之“候百万”，侯氏产业以绸缎生意为主，并且凭借极好的工艺，与绸缎花色设计迅速致富。光绪末年至大清银行成立，侯氏开始衰落。

• 祁县渠家是祁帮的一支劲旅，天下闻名的祁家茶庄“长裕川”，其票号“三晋源”远近闻名，是祁家“源”字辈建立的极其重要的票号，为祁家的兴旺付出大力。

• 山西首富亢家，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凭此特权，获取丰利，同时，亢家又是大粮商，走着自己的粮号及产业地，富庶辉煌！
• 晋商中的范家又称“世袭皇商”，当时商人常出入关内外，他们经常为满清提供军需与情报，当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帝答谢八大商人，亲自在紫禁城设宴，召见，尝赐朝服，将之编入“御用皇商”行列。但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清末范氏没落。
• 太谷的孔祥熙在晋商中被称“财神爷”，曾经赴美考入耶鲁大学的孔祥熙，成立了煤油公司“祥记公司”，并取得了山西经销煤油的总代理权，一家独厚。

忆往昔胜兮，繁荣的晋商在他们受朝廷庇护的同时，他们就同朝廷有了密切不分的关系，于是朝廷的各项款项如皇帝出巡乃至出兵平叛筹足经费就少不了晋商的输出。

自鸦片战争后，清廷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对外与各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政府负担大量的不平等战争赔款。

在对内对外战争经费吃紧，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财政来源枯竭，国库空虚。他们曾经的好助手免不了，为朝廷压榨自己的血液，最终集体覆灭。

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所谓晋商，实际上就是指山西的商人。因为山西简称晋，所以这一区域性的商人也被称作晋商。

历史上的晋商曾十分成功，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中外商业史上都十分罕见。

从明初到清末，晋商们纵横捭阖近5个世纪，经营的项目包罗万象。“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只要是能赚钱的行当，他们几乎都有涉足。同时，晋商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甚至漂洋过海，远涉欧洲。因此，中国晋商和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一起，都创造了惊人的商界神话。

（历史上的晋商）

那么，晋商究竟有多富呢？

在明朝嘉靖年间，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就曾说过：“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发现，全国能称得上“首等”的富家不过区区十二家，而山西就有四家，占据了三分之一。

到了清代咸丰年间，晋商中过百万两家产的人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乏身价千万之人。当时有一个名叫章嗣衡的御史在奏折中写道：“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资约各千万……”

单单是把山西的几个富豪资产相加，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比当时大清国库的银两还多。

不过，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晋商，却在清末时集体衰落了，这是为什么呢？

晋商的整体衰落，既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原因，也有其内部的因素。

（天下票号之首的晋商票号）

鸦片战争以来，软弱的清王朝就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不但包含有政治上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更多的是经济上的掠夺，如开放通商口岸、开放内地市场等，给各国列强在华经商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晋商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失去了众多国内市场，也在国际贸易上步履维艰。

例如晋商们引以为豪的茶叶生意，在道光初年，还能通过出口俄国，赚取大约近千万卢布的利润。但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俄国开放了沿海几个口岸的通商权，又降低了俄国在华经营茶叶的税率。这直接导致经营茶叶的晋商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出口俄国的茶叶量锐减，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到同治初年，经营茶叶的晋商就从原来的140家锐减到只有4家。

再如晋商最为成功的票号行业。在道光初年，山西的票号蓬勃发展，仅平遥一地就有6家实力雄厚的票号。发展到同治初年，山西的票号已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集中在山西地区的票号高达20多家，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的金融业。

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列强们不但加强了对华商品的倾销，还更多地染指了中国的金融业，开始了对华资本输入，纷纷在华开设银行和分支机构。到20世纪初，在华的外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就多达80多家，几乎掐住了中国的金融命脉。晋商的市场份额惨遭霸占，特别是南方的沿海城市，晋商更是难以涉足，票号行业极度萎缩。

（在国外经营茶行的晋商照）

晋商的辉煌发展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依靠着附庸于朝廷而获得很多特权，但在封建王朝穷途末路时，晋商们也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早在满人入主中原之前，晋商的足迹就深入到了东北及内蒙地区，给后金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等到他们取代明朝后，晋商们又对清朝的对内平叛战争、对外边境贸易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在康熙年间和准噶尔的拉锯战中，晋商们就出钱出力，踊跃捐资，为康熙解决噶尔丹居功至伟。部分晋商由此成为红顶商人，头顶清廷官帽，为朝廷经营生意。特别是获得了一些如盐铁等垄断性的买卖，让他们日进斗金，迅猛发展。

不过，所谓福兮祸所依，这种依附关系也成为晋商衰落的导火索。当清王朝被列强蹂躏，索要巨额赔款时，必然将这些赔款转嫁到晋商们的身上。从咸丰年间开始，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就在民间中大肆开设捐官、捐纳等途径。作为富甲一方的晋商，自然就是捐官和捐纳的主体。

平遥著名的票号日升昌就一次性捐官达20人，另一个富商，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更是财大气粗，一次性捐官超过30人。在庚子事变后，慈禧仓皇西逃途中，就曾得到晋商乔家的大力帮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营票号的晋商几乎成为了清廷的金融代理机构，几乎所有朝廷的经费，都得经晋商票号汇解，极大地促进了晋商的繁荣发展。

当然了，当清王朝濒临覆灭时，晋商们也自然而然就被牢牢套住了，大量的朝廷贷款无法收回，所有依赖于朝廷的业务也被迫停止，晋商票号赖以生存的土壤瞬间失去，晋商们也就避无可避地迎来了衰落时刻。

（保存完好的乔家大院）

晋商中的很多人，都出身贫苦，大多白手起家。例如著名的乔家，就是靠着祖辈闯关东时挖到了第一桶金，最终发家致富。但在富甲一方后，晋商们普遍滋生了“奢为贵”的享乐思想，大肆买房置地，修建深宅大院，生活奢华靡费。

到了后期，晋商们穿着华丽，出入讲究，甚至出现了赌博、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现象。在《宣宗实录》中，就有晋商吸烟贩烟的记载：“唯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东南省等处贸易，日久沾染，颇有吸食之人。”

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就在这种内外交困中，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为过眼烟云。

（参考资料：《清稗类钞》《明史》《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