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为何最后还能葬于明十三陵?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起义军已经攻陷北京外城,眼看就要攻打皇宫了,崇祯帝于当天早上召集阁臣商议对策,但没有人提出什么好办法。
上午,李自成派遣投降太监杜勋、申芝秀入宫找崇祯帝交涉,史书对此说法不一,一说让崇祯帝答应割地求和,并封李自成为王;一说李自成逼迫崇祯帝退位,但都被崇祯帝拒绝。
崇祯帝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李自成入京之前,大臣们都劝他逃到南方去暂避锋芒,以图东山再起,他并没有同意,而是选择与北京共存亡。
天子守国门,君臣死社稷,这是明朝二百余年来的传统,崇祯帝选择留在北京,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那就是去死。
很快,李自成就开始攻打北京了,三大营很快就被击溃,崇祯帝知道皇宫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将三个儿子太子、定王、永王交给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让他们去成国公朱纯臣府中躲避。
到了晚上,崇祯帝召集嫔妃,举行了最后一次晚宴,她要求周皇后等人自尽,周皇后回到坤宁宫就自缢而亡。
但是,大多数嫔妃都不愿意自尽,崇祯帝只得亲手结果了她们,周贵妃等人被他用剑刺死。
崇祯帝不愿意几个女儿也落入李自成之手,从而遭到羞辱,于是挥剑砍向她们,其中昭仁公主当场死亡,长平公主的一直臂膀被砍伤,但没有死,只是昏过去了,后来被人救活。
在处理完后宫之后,崇祯帝将他的心腹太监王承恩召来,两人在一起饮酒到深夜,之后王承恩返回住所。
三更时分,崇祯帝突然心血来潮,他独自来到王承恩住所,之后两人各自拿着一支三眼铳,然后带着数十名太监,先是准备从朝阳门突围而出,但遭遇失败,之后又来到崇文门和正阳门,也都没有成功。
人都是有求生欲的,崇祯帝也是如此,尽管他做好的去死的准备,但当他意识到死亡真的离他很近的时候,他也会感到害怕,于是选择突围。
崇祯帝回宫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五更了,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退路了,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崇祯帝与王承恩换了衣服,二人一起撞钟,准备召集文武百官入朝,交代自己的身后事,但没有一个人来。
之后,崇祯帝与王承恩来到煤山,找到了一颗歪脖子树,两人徘徊良久,崇祯帝感慨竟然没有大臣陪他去死,但又自我安慰说大臣们都不知道他的行踪。
最终,崇祯帝上吊自杀而死,随后王承恩也跟随他一起赴死,大明朝就这样灭亡了。
到了十九日上午,全北京都投降了,李自成在太监的引领下进入皇宫,发现了周皇后等嫔妃和公主的尸体,却没有发现崇祯帝。
不久后,栗宗周、王之俊为了求自保,将三位皇子出卖,李自成说三个孩子是无辜的,只要他们投降,就赦免他们。
太子朱慈烺无奈只得投降,不过他向李自成提了三个要求,一是不可惊动祖宗陵寝,二是不可杀戮京城百姓,三是尽快礼葬父母,也就是崇祯帝和周皇后。
李自成表示同意,于是封朱慈烺为宋王,但他也从朱慈烺的话中得到一个消息,崇祯帝可能已经自杀而死了。
为了找到崇祯帝的尸体,从而证实崇祯帝真的死了,李自成悬赏黄金万两,直到二十日上午,才有人在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尸体,李自成便亲自前往视察。
李自成见到崇祯帝的时候,崇祯帝身穿道袍,披头散发,遮住了脸,右脚穿着袜子和红色的鞋子,左脚却是赤脚。
李自成让人将崇祯帝放下来,又从崇祯帝的胸口处找到了一份遗诏,遗诏的内容大致是,崇祯帝先是陈述了自己的罪过,然后历数了大臣们的罪行,最后他请求李自成,“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李自成可以将他分尸,但不要伤害百姓。
李自成见到此情此景,竟然有些动容,但此时他最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怎么安葬崇祯帝,而是如何利用好崇祯帝死亡这件事。
李自成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崇祯帝去世了,大明朝已经灭亡了,天下已经是他的了,他下令将崇祯帝和周皇后的尸体运到东华门外,举行三天公祭仪式。
据记载,当时有很多大臣去祭拜崇祯帝的尸体,但让人惊吓的是,既拜且哭的人只有三十个,拜而不哭的人有六十个,其他人都假装没看见,斜着眼睛瞅了一眼就离开了。
崇祯帝的尸体被展示了数日,很快大家都知道皇帝已经去世了,便不再反抗了,纷纷投降李自成。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崇祯帝的尸体了,这可让李自成犯难了,因为崇祯帝生前,竟然没有给自己修建陵墓!
崇祯帝为何不给自己修建陵墓呢?
史书是这么说的,崇祯帝继位的时候,国家内忧外患,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再加上他本人崇尚节俭,年纪也不是很大,因此没有考虑这件事。
崇祯十三年,崇祯帝第一次思考陵寝问题,为此他专门派遣官员去考察,最终在后来的河北遵化清东陵附近选中了一块地,作为他的陵墓所在地(至于为何不在明皇陵选址,主要是因为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及张甲真人建议所导致的)。
不过,由于工程筹划工作十分漫长,再加上国家财政困难,所以崇祯帝的陵墓,直到他去世时都没有真正动工。
正当李自成感到为难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了一件事,说田贵妃作为崇祯帝的宠妃,死后就安葬在明皇陵,不如将崇祯帝葬入田贵妃墓,这样岂不省事。
李自成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这个方案,便马上让人操办起来。
田贵妃,名叫田秀英,江苏扬州人,名士田宏遇之女,她美丽无比,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是崇祯帝最宠爱的妃子之一,先后为崇祯帝生下四个儿子,是崇祯帝妃子中生育最多之人。
崇祯十五年正月,田贵妃去世,崇祯帝无比伤心,下令在天平寿山修建陵墓,作为田贵妃的陵墓,当时称为田贵妃墓。
我们都知道,天子下葬,自然是要按照帝王礼仪的,田贵妃不过是个贵妃,其陵墓的规格远不及天子,崇祯帝怎么能葬在这样的陵墓中呢?
况且,明朝礼法规定,只要皇后才有资格与皇帝合葬,如果将崇祯帝葬入田贵妃墓,岂不是不符合礼法?
其实,如果李自成能够出资,在明皇陵为崇祯帝修建一座陵墓,再将崇祯帝及周皇后安葬,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么做可以让李自成得到更多人心。
但是,李自成既没有这种政治眼光,也不愿意花费太多钱在崇祯帝身上,所以他只同意将崇祯帝和周皇后葬入田贵妃墓。
当时,在太监王德化的请求下,李自成花钱买了两口好棺材,将崇祯帝和周皇后收殓,但他不愿意出更多钱了,只是下令昌平州吏目(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赵一桂全权负责此事。
这可就为难赵一桂了,因为昌平的府库,早就在起义军路过的时候被抢光了,哪来的钱安葬崇祯帝呢?
不过,赵一桂也算是个忠义之人,他为了能让崇祯帝早点下葬,就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从昌平商户那里筹到了233两白银。
靠着这点银子,赵一桂雇人将田贵妃墓给打开,然后将崇祯帝及周皇后的棺椁放入其中,就这样草草下葬了。
虽然崇祯帝的下葬仪式十分简单,前去送葬的官员、百姓也不是很多,但在赵一桂的操持下,该有的礼仪还是有的,这是他给崇祯帝最后的尊严。
比较讽刺的是,那些明朝官员个个富得流油,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拿出点钱安葬崇祯帝,后来刘宗敏向他们索饷,对他们进行抄家,最后竟然抄出了几千万两白银!
当初,崇祯帝曾向官员们借钱发军饷,官员们都抠抠搜搜的,最后只凑到了几万两白银,以至于崇祯帝临死前大呼,“内外文武诸臣误我!误我!”
试想,大明朝有这样的官员,怎么能不灭亡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崇祯帝和周皇后下葬之后,陵墓依然叫做田贵妃墓,明皇陵也只有十二座皇帝陵墓,那明十三陵又是怎么来的呢?
就在赵一桂四处筹钱安葬崇祯帝的时候,以刘宗敏为首的一干将士,正在如火如荼地抢夺钱财,瓜分田地,从北京到大顺占领的各个州县,几乎都是如此。
据说,刘宗敏在北京搜刮到了八千多万两白银,全部被他融成银饼,然后运往西安了。
面对堆积如山的巨额财富,起义军将领的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就拿李自成本人来说吧,他竟然也感到志得意满了,开始享受生活了,将皇宫中一个宫女纳为妃子。
刘宗敏也毫不逊色,冲到吴三桂府上,将貌美如花的陈圆圆给强行霸占了,这间接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在李自成攻打山海关的时候,投靠了多尔衮。
在山海关大战中,李自成被吴三桂和多尔衮击败,之后他仓皇返回北京登基称帝,并杀掉吴三桂全家三十四口,之后纵兵抢掠一番,最后逃出北京,此时距离他进入北京,不过四十余天。
事实上,从如何对待崇祯帝葬礼这件事,就可以隐约看到李自成的败亡,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领导人,如何坐得稳江山呢?
李自成逃走之后,北京被满清占领,不久后顺治帝也来到了北京,住到皇宫里面去了。
而后,清朝发起了对李自成起义军和南明的战争,形势十分有利,统一全国只是时间问题,这时候清朝统治者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坐稳江山?
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依靠汉人才行,而想要让汉人为己所用,就必须对汉人进行笼络。
那如何对汉人进行笼络呢?办法是有很多的,比如尊重汉人文化,给予明朝足够的尊重,对明朝遗老进行安抚,等等。
顺治帝年纪虽然小,但也知道笼络人心的重要性,为此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重新给崇祯帝举行下葬仪式,并为其重修陵墓。
崇祯十七年五月,为了证明清朝相比于李自成起义军的优越性,从而笼络人心,顺治帝下令将田贵妃墓改名为“思陵”,并拨款扩建陵墓,明十三陵由此而来。
与此同时,作为摄政王的多尔衮也做出了表率,他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天,并让相关部门拟崇祯帝的谥号和庙号。
最终,清廷将崇祯帝的谥号定为“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简称庄烈端皇帝,后改为庄烈愍皇帝,庙号则为明怀宗。
当时,清朝其实也很困难,财政状况不是太好,但朝廷依然拿出了几万两银子来扩建思陵,主要修建了地面建筑,尤其是祭祀用的大殿,前后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才建好。
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这么热衷崇祯帝的身后事,其用意在拉拢汉人,尤其是读书人,但深层次的目的其实是在告诉世人,明朝是李自成灭掉的,清朝愿意继承明朝成为中原正统王朝,并决心为明朝复仇!
自顺治帝和多尔衮开始,清朝历代皇帝都对明皇陵加以保护,比如康熙帝继位后就曾多次前往南京祭拜朱元璋的明孝陵,乾隆帝也曾数次下令修缮明十三陵,包含思陵在内。
当然了,清朝统治者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单纯,但至少在行为上是让人称道的,因此其统治地位日益稳固,最终延续了近三百年。
回头再说一下思陵,这座明皇陵跟其他帝陵不一样,是由妃子的陵墓改造而成的,不但安葬着皇帝、皇后,还有一位贵妃陪葬,这在明皇陵之中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这种历史巧合,也恰恰可以安慰崇祯帝,因为周皇后与田贵妃与崇祯帝感情深厚,是他最宠爱的两个女人,他死后能跟这两个女人葬在一起,也没什么遗憾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为了表彰太监王承恩“贞臣为主,捐躯以从”,将其安葬在思陵旁边,让他与崇祯帝永远待在一起,一个太监作为皇帝的陪葬,这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比较可惜的是,清朝灭亡之后,由于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思陵屡次遭受严重的破坏,墓室先后两次遭受当地突厥盗掘,损毁十分严重。
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了修建炮楼,曾下令拆掉思陵的地面建筑,到新中国成立之时,思陵已经是满目疮痍了。
整个明十三陵当中,思陵是为数不多遭受盗掘的陵墓,这主要是因为思陵并非真正的帝陵,盗掘难度相对较小;再加上崇祯帝作为亡国皇帝,背负着一定的历史罪责,没有得到汉人的足够尊重所导致的。
不管怎么说,现如今思陵在经过修缮之后,已经焕然一新了,崇祯帝及周皇后、田贵妃还安静地躺在里面,而明十三陵也因为有了思陵而变得更加完整(缺少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陵)。
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为何最后还能葬于明十三陵?
这要归功于闯王李自成,也取决于崇祯自己的部分个人魅力
崇祯能葬于明十三陵,是名正言顺,毋庸置疑的。而李自成也想要以此来表现自己的“宽宏大量”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只是太过于鼠目寸光,导致此事非但没能给他脸上增光,反而成为他的污点
虽说是明十三陵,但是除了崇祯所在的思陵以外,其他的陵墓都气势恢宏,唯有思陵不仅规格最小,随葬最差,甚至说连这个陵都不是为崇祯准备的
而原因也让人唏嘘,古代帝王都习惯于即位后开始陵寝修建,动辄十几二十年的修,自然是气势恢宏,而崇祯皇帝由于国家当时比较困难,一直没有对自己的后事提上日程,以至于最后无奈下葬于此
可能正是这种为国家殚精竭虑,抛弃个人享受的精神,打动了李自成,并决定将其葬入十三陵
只是李自成也不是什么大方的人——费用是安排别人出的,他只是做了这决定而已
攻入京城的李自成,竟然有点感动和心软城门被攻破,远在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还试图鸣钟号召大臣议事,但面对空旷的大殿,他终于绝望了
景山之上,尽去朝服、以发覆面的崇祯上吊而亡,并在蓝色朝服上留下血书,王承恩随之殉主。找到二人尸首的李自成见到了血书,无限感慨。
这个曾今的大明天子,没跑也没求饶,还颇有天子气度的留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言,是个爷们啊!
崇祯和其皇后的尸体被停在东华门所设的灵棚,赶上李自成下令收容降臣,恰好办事处路过此处。这些明朝降臣迫不及待的赶往报名,真正来哭祭的也不过三十人而已,也是让李自成感慨不止
随后,李自成决定将崇祯下葬至十三陵,奈何崇祯并未给自己准备寿宫,只好选择将其葬入为其妃子准备的陵寝中
一手包办此事的李自成,却十分小气的表示要地方官员来负责费用。或许就是这一点,让满清后来入关有了理由——为崇祯报仇
如若李自成下令厚葬崇祯并出钱出力,或许民心就不会失的那么快
二百两有余的葬仪,对于崇祯来说已是奢求下令安葬崇祯的李自成,并没有出钱也没出力,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大顺的重臣大将还是明朝的降官们也是一样——忙着分钱分土地,没人搭理崇祯
昌平州吏目——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赵一桂,成为此次崇祯下葬的总负责人。由于战乱关系加上多年前财政就已经枯竭,他只能通过募集的方式为皇帝准备下葬的钱
233两银子是最终的数字,而这笔钱的来源,是部分商人自愿的捐款。在赵一桂的精打细算下,崇祯得以稍微“风光”的入殓
这笔钱,每一笔的用处都被详细记载,无论是请工人、还是工作餐、甚至说礼部官员招待费用都一清二楚,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要知道国难之时以家穷为由拒绝捐款一毛不拔的陈寅大学士,见了刘宗敏分分钟就从家里掏出来四万两现银!
崇祯皇帝,终于下葬了,到场之人眼见皇帝之陵寝如此寒酸凄惨,又现场募捐了五两银子,给皇帝陵寝包了一圈转头
这就是思陵的全部开销,可以这么说,思陵之中毫无任何值钱高档的陪葬品,因为费用问题根本无法实现,甚至说连一般富商墓中所点长明灯,在思陵中都是被迫偷工减料的——只有薄薄的一层,下面是水,因为实在是费用紧张
鼠目寸光的李自成,终究只能是巨寇而非帝王讲完了思陵的修建过程,我们只能对李自成的所作所为打个30分。你既然有心安葬崇祯,那就别应付啊,至少要做做样子吧?
可是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自成,只是做了自以为是面子工程的宽厚决定,就忙于搜刮民脂民膏去了
通过现存的史料记载,我们也能大抵了解当时人民对于李自成的不满,否则不会对于崇祯的下葬过程有着如此详细且令人心酸的记载
李自成也好,刘宗敏也好,只顾着捞钱捞女人,却不知打下的江山需要稳固。首当其冲的就是前朝皇帝的安排啊。可结果却是,非但没能做好秀,反而是打了脸
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去明十三陵,都能为崇祯当年的悲惨遭遇感到同情,连墓前石供都是错误的规格(为太监准备的),更别提整个陵墓甚至不如一些王爷、妃子了
不以为然的李自成,不仅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是纵容手下肆意妄为,结果因为女人问题惹恼了吴三桂,并最终败亡九宫山
退一万步讲,崇祯终究是进了明十三陵,跟自己的列祖列宗躺在了一起,虽然地方小了点,环境差了点,但毕竟还是进来了
毕竟他当初留下了“尽去冠冕、以发覆面,死去无颜见祖宗”的遗言,是因为不好意思面见宗祖,也没想过要进皇陵的
入殓这样规模欠佳的陵寝,就当是他自己为丢掉大明天下赎罪吧!
而自以为大度的李自成,虽然没费力但却不讨好,最终被满清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一举击溃,也算是给崇祯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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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为何最后还能葬于明十三陵?
崇祯皇帝在十三陵的陵寝被称为思陵,约建于1642年,本是思宗宠妃田贵妃之妃园寝。因此,思陵也是整个十三陵中规格最小的陵寝。
公元1644年3月,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崇祯自缢的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了北京,为了保存皇室的体面,崇祯在煤山一棵槐树上以自杀的方式殉国,这也体现了明成祖当时提出的遗训:天子守国门。
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和太监王承恩的尸体,如何处理崇祯皇帝的尸骨成为了李自成进北京后的首要大事。
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送去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李国桢投降。李国桢说: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一是明代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
但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其原因按清朝的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是这样的:“崇祯初年,徧求天寿,无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刘诚意孔昭(诚意伯刘孔昭)及张真人甲(真人张甲),协视地,得蓟州凤台山(即今河北遵化清东陵所在地)。云地善而难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祯十七年)以后,不及事。”于是李自成只好决定将崇祯帝、后葬入田贵妃的墓中,并将王承恩的尸骨也葬在旁边。
此后,由于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霸占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投降了大清,带领清军打进了北京城。吴三桂打进北京的口号就是:替崇祯皇帝报仇。而且连清朝也认同为崇祯皇帝报仇这一口号,还将崇祯皇帝上吊的槐树绑上铁链,称其为“罪槐”。
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为何最后还能葬于明十三陵?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0—1644),光宗第五子,明朝第16位皇帝。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到京城,十九日崇祯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登上煤山,在寿皇亭旁树下自缢。衣前留下遗诏,处置自己可以,但“勿伤百姓一人。”随从王承恩跪缢而死。
十九日中午,农民军攻入皇宫,清宫时没有发现崇祯帝。李自成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
次日中午,发现崇祯帝已自缢身亡。李自成命人将崇祯帝及之前自缢的周皇后尸体装入柳木棺内,搭盖灵棚。二十三日重新改殡,崇祯帝头戴翼善冠,穿衮玉渗金袍,用红漆棺殡,周皇后依制加袍带,用黝漆棺殡。
帝后棺椁在东华门灵棚停了几日,明朝官员不敢来跪拜。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不怕死,踉跄着跑来,跪在梓宫前大哭。农民军抓住他去见李自成。他在李自成面前“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他投降。他说投降可以,条件是必须答应他三件事:
一、不能发掘毁坏明代帝王陵寝;
二、用天子之礼葬崇祯皇帝;
三、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
李自成都答应了。
但按天子之礼葬崇祯皇帝也是件难事,因为他生前没有预建陵寝,他曾经在蓟州凤台山选定了陵址,定在崇祯十七年后营建,结果却先死了,他选中的风水宝地后来成了清东陵所在地。崇祯帝的田贵妃于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去世,两个月前刚葬入天寿山坟园,坟园只有地宫,没有地面建筑。所以,李自成决定将崇祯帝后葬入田贵妃的墓中。
大顺政权顺天府便责令昌平州官吏,打开田妃墓,葬崇祯帝和周皇后。四月初四日下葬,不得延误。
昌平州吏目赵一桂,在没有钱又葬期紧迫的情况下,请示顺天府,得到的指令是让州内各铺户募捐,完事再说。赵一桂募捐共350千文(约银233.6两),用这些钱就是崇祯帝后葬仪的所有花销。后来赵一桂、孙繁祉又捐银五两,修筑了墓地砖围墙。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了树立清廷的形象,缓解社会矛盾,使汉族地主阶级为清廷效力,便将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清顺治年间大学士金之俊奉敕撰写了1500多字的碑文,十三陵中两个陵有碑文,这是其中之一。
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为何最后还能葬于明十三陵?
崇祯帝能葬于明十三陵,说起来还得“感谢”李自成。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紫禁城,崇祯皇帝朱由检万般无奈,最终自缢身亡,享年三十四岁,而大明朝也由此宣告灭亡。
崇祯帝倒是解脱了,但此时正值多事之秋,谁又能顾得上一个亡国之君怎么安葬呢?
但最终,崇祯帝还是被安葬在皇陵当中,没有抛尸荒野,而让崇祯帝保留最后这份尊严的,正是将他逼得上吊的李自成。
只不过,李自成办这件事,着实办得不敞亮。
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当天清晨,自彰义门杀入紫禁城内城,那么,此时的崇祯帝朱由检在哪里呢?
他正骑着快马,手持三眼枪,带着十几个太监,往东华门方向逃去。
本想突围的朱由检,却在东华门前被起义军的乱箭给挡了回来,无奈之下,他又调转马头,奔向朝阳门,结果,驻守在这里的成国公朱纯臣装聋作哑,拒不开门。
这下,朱由检算是没辙了,心灰意冷之际,身旁的太监说不如到安定门去试一试,说不定有机会。
朱由检想了想,也只得如此,总比困死在这里强,一群人调转马头,又匆忙赶往安定门,但让朱由检没想到的是,安定门断送了他所有的希望。
倒不是安定门这里有起义军,相反,这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但是城门紧锁,太监用斧子砍了数次,依旧没能劈开。
与此同时,天色也越来越亮,如果再这么耗下去,很快就会被起义军发现。
这一刻,崇祯帝才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了,即使他贵为皇帝,但还是被困在城墙内,不能脱身。
只能回皇宫了,最起码那里还算安全一些。
回到皇宫里,崇祯帝坐在地上长吁短叹,而在地板上,还有昨晚他刺死自己妃子、女儿时,留下来的血迹。
一切的一切,都让崇祯帝感到几近崩溃,而当他敲响殿前的大钟,试图召集大臣时,没有一个人来的情形,则让他彻底绝望。
失魂落魄之下,崇祯帝跌跌撞撞地往后山走去,原先跟着他的太监早就跑光了,只剩下伺候他多年的王承恩。
就这样,君臣二人相互扶持着,来到了后山,站在山上,崇祯帝依稀能听到皇宫方向传来的喊杀声,也隐约能看到大殿前面乱哄哄的起义军
此情此景,让他明白,大明,真的完了。
怪谁呢?登基十八年来,崇祯帝称得上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每日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挽救这溃败的局势。
而为了节约开支,省出更多军费,皇宫里已经好几年没举行过大型宴会了。
但即使是这样,还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大明朝两百多年的基业,如今,眼看是就要亡了,即使他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崇祯帝
留下遗书后,崇祯帝自缢身亡,而一旁的大太监王承恩,也在对面寻了一棵树,吊死在他自小看大的崇祯帝跟前。
三尺白绫,崇祯帝就此算是解脱了,但在紫禁城里,李自成的起义军还在烧杀抢掠之中。
刚进入内城时,由于找不到崇祯帝的下落,让李自成十分着急,如果让崇祯帝逃了,那么就会十分麻烦,因此,他一遍一遍地下令,让士兵去寻找崇祯帝。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同时,他还传令,如果有谁发现并交出崇祯帝,不仅赏金万两,还可以封侯,如果藏匿的话,直接诛杀全家。
直到三日后,才有一队士兵,在后山发现了已经断气多时的崇祯帝,报告李自成后,崇祯帝的尸身,也被拖到了东华门外。
同时,早已自缢身亡的周皇后,其尸身也被放在了丈夫崇祯帝身边。
崇祯帝身亡的消息传出后,让明朝的官员都大吃一惊,襄城伯李国桢一路走一路哭,来到朱由检的尸首前时,更是顿足捶胸,哭得几乎背过气去。
之后,他被带到李自成面前,面对闯王,他更是“以头触阶,血流被面”,让李自成对此十分感慨。
而在李自成提出招降他的要求时,李国桢表示,只要李自成答应不去破坏明帝王皇陵,并将崇祯帝以天子之礼安葬,他便投降。
对于这个要求,李自成一一表示同意,就这样,崇祯帝和周皇后的身后事,算是有了着落。
只不过,李自成答应归答应,葬礼的大小事宜以及各类开销,这些他却并不负责,更被说让他出钱安葬崇祯帝了,所有的一切,都得明朝官员自己想办法。
这就是为何说李自成办事不敞亮的原因,他之所以答应安葬崇祯帝,就是为了拉拢明朝官员,以此来收买人心,从而显示他的“仁爱”之心,但答应后又不出钱,就显得着实有些小家子气。
假如他能将崇祯帝风风光光的大葬,想必那些官员们,也会对他感恩戴德,可惜,他没有这么做。
最终,还是昌平州吏赵一桂,求爷爷告奶奶地找到地方上的富户进行募捐,才勉强凑了些银子,来安葬崇祯帝。
而在安葬时,还是有不少麻烦事,首先崇祯帝活着的时候,并没有修建自己的陵墓,因此,只能将他葬在田贵妃的墓中。
其次,崇祯帝入殓时,由于仓促,再加上银子短缺,因此有棺无椁,重新做也不现实,最后,还是主事许作梅出了个主意,将田贵妃的棺材从棺椁里取出来,将崇祯帝的棺材放了进去。
几番折腾后,崇祯帝最终埋进了田贵妃的墓中,根据史料记载,为了合乎传统,在下葬时,崇祯帝的棺材放在墓室正中,田贵妃则在左侧,周皇后安置在右侧,安放完毕后,这才关闭墓室石门,填平入口处的隧道。
之后,赵一贵又捐出了部分银子,组织人在陵墓周围修筑了五尺高的围墙,进行了简单的祭拜,这才算是将崇祯帝入土为安。
虽说葬事寒酸至极,但总比弃尸荒野强得多,也算是让崇祯帝保留了最后的一份尊严。
根据统计,崇祯帝整个葬礼,满打满算共花费了白银两百三十三两,其中绝大部分,均来自于赵一桂等官员以及昌平附近的富户捐赠,除此之外,明朝一些一些曾深受皇恩的高级官员,对崇祯帝如何安葬,安葬费用从何而来,完全是不闻不问,甚至避之不及,至于让他们出钱,更是想都别想。
是不是他们很穷没有钱?还真不是,李自成随便一吓唬,就乖乖的大把掏银子。
比如内阁首辅魏藻德,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帝曾向他请教有何退敌良策,此人却三缄其口,默不作声,气的崇祯帝当场发怒,但他依旧是一声不吭。
城破后,魏藻德被抓到李自成面前,面对李自成质问他身为内阁首辅,为何不随旧主(指崇祯帝)一起以死殉国,魏藻德大言不惭的说了一句让李自成都感到无耻的话。
“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廷,怎么敢死。)---魏藻德
就是这么一位高官厚禄的内阁首辅,在得知崇祯帝自缢后,闭门不出,丝毫不为所动,若是他没钱倒也罢了,但在大将刘宗敏的胁迫下,乖乖的交出了数万两白银。
还有武英殿大学士陈演,在崇祯活着的时候,对他颇为信任,先后让他担任礼部左侍郎、户部尚书等要职,但此人不仅才质平庸,还大肆打击他人,欺瞒崇祯。
尤其在李自成攻打山西时,崇祯帝曾想调吴三桂去抵抗李自成,整个朝堂的人都同意,唯独陈演反对,最终导致调兵未成,错失了战机。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陈演十分主动,向起义军交出四万两白银“助饷”,但最终还是被刘宗敏格杀。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明朝灭亡时的京城里,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少曾经的明朝官员,主动或者被动的向李自成上缴着大量的白银,根据史料记载,李自成在京城的那段时间里,共搜刮出白银七千多万两,其他的各类珠宝更是不计其数。
而在不久前,崇祯帝曾多次哀求这些人,让他们捐出一部分银子,来贴补军费,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就连崇祯帝的老丈人周奎,为了少捐点,居然跑到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大闹,直到周皇后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方才罢休。
但在安葬崇祯帝和周皇后时,这些曾经的大明高级官员,一个个消失的无影无踪,对安葬崇祯帝一事不闻不问,唯恐自己受到牵连,影响了日后前途。
最终,还是小官吏赵一桂,倾其所有,才算是将崇祯帝下葬。
小结:
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后,能葬在明十三陵,是因为李自成答应了将其安葬的请求,他才不至于抛尸荒野,而具体将其安葬的,则是赵一桂等人,他们组织募捐,修缮陵墓,并尽其所能的按照天子之礼来下葬崇祯帝,所以说,赵一桂等人虽说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正因为他们的义举,值得在史书上留下一笔。
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为何最后还能葬于明十三陵?
大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太宗(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在京师(南京)驾薨;当时,工部官员向成祖陈奏,请于紫金山太祖的孝陵附近,为皇后挑选陵寝地址。
太祖当年建孝陵时就有制度—“帝后合葬”;假如徐皇后的陵寝建在紫金山的话,那么成祖若干年后驾崩,必然会同徐皇后合葬,也会落葬在京师(南京)。
但成祖自靖难成功、登基称帝以来,一直有将国都迁往自己为燕王时的大本营——北平顺天府(北京)的心愿,如果在南京修陵,那么将来迁都之事就得泡汤;于是,成祖否决了工部的请求,不在紫金山附近挑选皇后的陵寝地址,而是派礼部尚书赵羾与自己的亲信术士廖均卿(还有王贤、王侃、吴永、马文素、曾从政、刘玉渊、游朝宗等术士),前往顺天府,在北平顺天府所辖的州县内,选择合适的陵址,作为皇后、以及自己将来的万年吉地。
成祖这么做的本意,是向朝野、群臣、万民公开宣示——自己(与皇后)的陵墓修造在顺天府,就是大明将要迁都北平顺天府的先兆。
赵羾、廖均卿等人奉旨北上,抵达顺天府后,立即展开了勘探工作;经过一番仔细走访后,他先后找到了几处上佳的吉壤,位于顺天府以西的玉泉山、潭柘寺、香山等地,另有口外的屠家营、昌平羊山狼儿峪、燕家台各处,也都卜选到了合适的吉壤。
赵羾、廖均卿、王贤、王侃等勘定了诸多陵址目标后,先后向成祖发出奏疏,将卜选好的地址以及风水图绘制成册,交由皇帝亲自审核。但成祖对以上预选的陵址都不满意(或是名称不吉,例如燕家台,音同“晏驾”;或是地势不够宽敞,后世子孙没有了建陵的余地,比如潭柘寺附近),统统加以否决,命诸人继续找寻合适陵址。
诸人无法,只得继续在顺天府附近找寻合适的陵址地。直至永乐七年(1409年),王侃、吴永二人在顺天府昌平县治以北约二十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名叫“黄土山”的地址,各方面都符合成祖的要求,于是所有风水术士皆前来勘察卜测,最终的意见是——这里确属最佳的皇陵建造位置。
于是,廖均卿、王侃、吴永等风水师将黄土山附近的风水、地势走向图仔细绘制成图,再次呈送给成祖御览。成祖检视了黄土山的风水地势图后,很是满意,便一锤定音,下旨就在此地为皇后建造陵寝,并赐黄土山名为“天寿山”。
从永乐七年(1409年)陵寝正式开建开始,经过五年多的不间断建造,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天寿山皇陵地宫全部建成,成祖将仁孝皇后的梓宫先期葬入地宫中,并不关闭宫门,以待自己将来驾鹤后,和皇后合葬于此。同时,皇陵的地面建筑,如祾恩殿、碑亭等,也在继续修造中。
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决定迁都顺天府。第二年,勋臣泰宁侯陈珪奉成祖诏令,担任新都城建设的总监督,并以京师(南京)皇宫为模板,开始了大规模建造顺天府皇宫、及配属的朝廷官衙、皇家监署等设施的紧张施工过程。
永乐十八年(1420年),顺天府的新皇宫以及城垣、官署全部建成,当年,成祖下诏正式迁都,以原京师应天府为南京,升北平顺天府为京师;并明确规定,从此后顺天府不再加“行在”称号。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大明国都正式迁到了顺天府,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第一次在新都皇宫奉天殿前,举行了正旦朝会大典。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在第五次北征返回的途中,驾崩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奉遗诏登基,即大明第四代皇帝——明仁宗。
仁宗在将成祖的灵柩迎回京师后,便主持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将成祖遗体安葬于修建天寿山皇陵内,和去世十七年的母亲合葬;仁宗还亲笔书写了成祖的“神功圣德碑”碑文,并御赐皇陵的正式名称为“长陵”。
宣德二年(1427年),长陵的地面建筑全部完工,这也是昌平天寿山皇陵区内,第一座落成的帝陵。在这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天寿山下又增添了十座帝陵,明成祖朱棣的后世子孙嗣皇帝们,在走过或长或短的一生后,也按照当年成祖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归葬于天寿山皇陵区内,在各自的陵寝中安然长眠。
后来陆陆续续修造好的天寿山大明帝陵,分别是:献陵(明仁宗朱高炽)、景陵(明宣宗朱瞻基)、裕陵(明英宗朱祁镇)、茂陵(明宪宗朱见深)、泰陵(明孝宗朱祐樘)、康陵(明武宗朱厚照)、永陵(明世宗朱厚熜)、昭陵(明穆宗朱载坖)、定陵(明神宗朱翊钧)、庆陵(明光宗朱常洛)。
为了更好地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升昌平县为昌平直隶州,管辖怀柔、密云、顺义三县;从此,昌平成为大明的京畿重镇。
另外,因为“夺门之变”的缘故,明代宗朱祁钰被重祚的大哥明英宗朱祁镇赶下皇位、废为郕王、并诡异地死于西苑后,没能入葬他早就在天寿山下修建好的“寿陵”地宫中(代宗的继任皇后杭氏在薨逝后,已经先期葬入寿陵地宫),而是被英宗以亲王礼改葬于西山(玉泉山)北麓,他的“寿陵”也被英宗捣毁,此后一百多年都没有恢复。直到光宗驾崩后,因为在位时间短,来不及给自己修陵,所以才使用了代宗荒废的旧陵址,即现在的“庆陵”。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因病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因为熹宗少年继位,自认为年纪尚轻,不必过早建陵,因此没有在天寿山陵区内为自己卜选吉壤。
后来,辽东局势糜烂,国家财政被不间断的战事拖得面临崩溃,更加没有充足的资金可以拿出来修陵了。熹宗的陵寝建造工程,就这样一直拖下去,直到他驾崩时,其身后的陵寝也没能开工建造。
熹宗驾崩后,因为他的三个皇子都先后夭折,没有直系子嗣承袭大统,所以大明皇统被其弟信王朱由检承袭,即大明第十六代皇帝——明思宗崇祯帝。
崇祯帝继位后,立即给皇兄在天寿山皇陵区卜选吉壤,以为陵寝开建所在(前任皇帝的梓宫长期停放于皇宫内,也不是个事);当时,天寿山陵区内,上好的吉壤已经全部建陵,别无佳地。最终,礼部和钦天监退而求其次,在世宗永陵的东南方向、天寿山潭峪岭西麓一块次一级的吉壤处为熹宗选定了陵址。
崇祯帝继位时,大明的财政危机愈发强烈,即使崇祯帝想尽了办法,但给熹宗建陵的费用还是捉襟见肘。后来,崇祯帝咬牙从内帑中拨付白银五十万两,还向朝中大臣们发出了捐助诏令,募集了数十万资金,这才使得熹宗的建陵资金落实到位。就这样,崇祯帝还数次嘱咐负责陵园营建工程的工部尚书薛凤翔:‘务用节俭、以期速成’。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熹宗的皇陵地宫建筑落成,初八日,熹宗奉梓宫被葬入皇陵地宫;崇祯帝御赐陵寝名为“德陵”。熹宗的德陵,是大明王朝所修建的最后一座帝陵。至此,天寿山皇陵区内,已经有了十二座帝陵。
按照祖宗制度,原本崇祯帝也应该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为自己卜选吉地,修建陵寝,但崇祯帝也是少年继位,初期不必要立即建陵;而当崇祯帝年岁渐长时,大明的内外形势也急剧恶化,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关外的后金(清朝)政权逐步壮大,大明朝廷在不断的“攘外安内”中顾此失彼、元气耗尽——“草野之力尽耗、国家法令败坏、边疆抢攘日甚、朝堂纠纷绵绵、疆场将骄兵惰”;所以,崇祯帝没有能力面对这错综复杂、大厦将倾的危急局面,更加没有能力、财力、精力,为自己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修造身后的陵寝。
另外,崇祯帝为人虽然刚毅不折,但其心性猜忌寡恩,“任察则苛刻,尚气则急遽”,统御群臣严苛而急躁、又无担当,导致文武百官阳奉阴违、遇事推诿、不愿任事(害怕被皇帝强行甩锅),大明中枢政局沉沦、政令紊乱,局势愈发糜烂不堪;在崇祯帝的不断折腾下,大明社稷于十七年后,走向了灭顶之灾。
崇祯一朝十七年间,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国内烽烟四起、朝廷丧师失地、损兵折将,黄河以北地区已经被农民军占据多处,江山一片风雨飘摇;而关外的后金(清朝)政权也五次毁边墙入寇,劫掠北直隶、山东各地,沉重打击了大明中枢政权的权威和实力。内外夹攻之下,崇祯帝再也没有能力和手段来应付这险恶的局面,只得被动地左支右绌承受,在绝望中迎接社稷倾颓的最后时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崇祯帝在京师(北京)皇宫奉天殿举行一年一度的正旦大朝会,但就在朝会举行途中,崇祯帝接到了两个让他震惊不已的噩耗——其一、“凤阳地震,皇陵震动!”其二、陕西“流贼”首领李自成,已于当日在占据的西安同样举行了正旦礼,并正式称帝,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和大明朝廷正式分庭抗礼!
接到这两个让人揪心不已的坏消息后,崇祯帝心情沮丧、情绪低落,当即中止了正旦朝会,并免去了奉先殿叩拜祖宗的程序,然后立即转回乾清宫,召集内阁诸臣紧急商议,讨论如何应对李自成称帝之事。
同一天,关外的清朝都城盛京(沈阳),六岁的清朝皇帝福临也在盛京皇宫中的祭祀场所——“堂子”内,举行行礼、祭祖、祭天活动,以贺顺治元年(1644年)正旦。一片新年的喜庆气氛中,清军第六次越边墙进攻大明的计划还没有提上议程,“入主中原”的行动更多只是停留在计划中,包括顺治帝、及两位摄政王在内,清朝君臣还没有做好任何进军中原的计划。
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之后,立即准备东征京师,消灭大明中枢,统一天下。为汇聚人心、显示新朝的气象,李自成命大顺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礼政尚书巩焴草诏,以大顺皇帝的名义下达了讨明诏书,公开向大明皇帝发布了劝降令;李自成承诺崇祯帝如果主动投降,则“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
大顺永昌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二,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经沙涡口过黄河,向京师方向进发,正式展开伐明的军事行动。
大顺军出兵后进展顺利,汾州(山西汾阳)、阳城(山西阳城)、蒲州(山西永济)、怀庆(河南焦作)等地纷纷被攻克,山西首府太原也在二月初八被大顺军拿下。二月十六,忻州(山西忻州)被攻克。二月二十九,大顺军攻克代州(山西代县),代州守将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山西宁武),坚持抵抗。
三月初一,大顺军围攻宁武关,周遇吉的军械火药全部用尽,又不愿意再退,于是主动开关,与大顺军决战。激战中,周遇吉不敌而身死,守军全军覆灭,大顺军同样损失惨重。在宁武关之后,大顺军再也没有遇到过沿途明军的有力抵抗。
在大顺军向京师进发时,崇祯帝焦急万分,多次召集辅臣及九卿高官入宫商议,以应对危局。但在廷议中,诸臣都怕重蹈覆辙(因为替崇祯帝背黑锅,已经有相当多的文臣死于非命,其中不乏首辅、次辅等顶级高官),所以面对皇帝期盼的“由臣子提出迁都、然后自己再勉为其难接受”心愿,辅臣们都不敢、不愿承担“唆使皇帝逃跑”的罪名,没有任何人愿意出头,奏请皇帝南迁。
崇祯帝出于不信任诸臣、害怕会被架空的心思,也坚决不同意辅臣们提出的“太子南下、以保国本”的建议。君臣之间就这样相互猜忌、敷衍,毫无信任可言。面对如此境地,心灰意冷的崇祯帝极度的绝望和愤慨,于是做出了“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的决定,要带着满朝文武和全家老小,一起给大明王朝殉葬。
攻克宁武关后,大顺军继续东进,明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在大顺军还没到来前,就遣使请降,大同、宣府不战而克。三月十五,李自成率大军抵达居庸关,守将昌平总兵唐通因为千辛万苦赶来勤王,结果粮草军饷都被来劳军的太监私吞,因此怒火万丈,干脆将居庸关天险拱手让给大顺军,也主动归降。
三月十七,大顺军携连胜之威,经沙河、高碑店,直抵京师西直门外,然后用缴获的明军大炮轰击京师彰义门、西直门。当天,崇祯帝人生中最后一次上朝,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已经清晰地听见城外的炮声;想起风雨飘摇的社稷,崇祯帝潸然泪下,用茶水在御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后,便无奈退朝了。
退朝后,崇祯帝曾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崇祯帝姐夫)、新乐侯刘文炳(崇祯帝表弟),让他们率府中的家丁护送皇太子逃出城外,前往南京。巩永固、刘文炳惶恐不已,叩首称“亲臣不藏甲、臣等安敢有家丁”,崇祯帝默默无言,唯有流泪。
当夜,京师外城广宁门被守门太监(非野史中记载的曹化淳)献给攻城的大顺军,外城告破,大顺军随即汹涌入城,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登皇宫后的煤山(景山),远眺外城连天烽火、哀叹徘徊,很久后才下山。
三月十八,崇祯帝召集三个皇子——皇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让他们改穿百姓衣服,分别去外戚周奎、田弘遇家躲藏避难。皇嫂懿安皇后(熹宗张皇后)、皇后周氏、贵妃袁氏在崇祯帝的劝说下自尽(贵妃田氏已去世),住在寿宁宫中的两位公主则被崇祯帝亲手砍杀(其中长平公主幸而未死、昭仁公主伤重而死)。
处置好亲人后,已经是三月十九的凌晨时分,在心腹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崇祯帝脱下皇帝常服,换大帽衣靴,由上百名武装太监护卫,想要逃出城外。但崇祯帝连续绕行于东华门、朝阳门、安定门,都没能够出城,还被守城士卒发炮驱赶,只得转回皇宫。
此时,京师内城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分别被守门太监、文臣、勋臣等献给了大顺军,大顺军进入了内城,京师全城也告失陷。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清晨,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在王承恩的陪伴下,再一次登上了万岁山(煤山),脱下身上穿着的蓝色大袍、在上面亲书“朕登基十七年,虽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言;随即,崇祯帝于万岁山寿皇殿外的歪脖槐树上,解下衣带、自缢殉国,时年三十四岁。王承恩侍奉崇祯帝殉国后,也自尽殉葬。
崇祯帝自尽殉国的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在数万军队的簇拥下,自德胜门入京师外城,然后由降顺的太监王德化引导,经承天门直入皇极殿,成为皇宫紫禁城的新主人。
李自成进入京师的第一件事,就是搜捕崇祯帝及其家眷;很快,在李自成的严令下,周皇后、懿安皇后、昭仁公主的遗体都被找到;同时也将自尽未死的袁贵妃、被砍断手臂昏死过去的长平公主搜寻出来,加以妥善安置。
而刚刚逃离皇宫的皇太子和定、永二王,也被别有用心的人在出宫时就一并挟持,大顺军入城后,三位皇子都被当做投名状献给了李自成。
但崇祯帝本人的踪迹却一直没有下落,为了找到崇祯帝,李自成不惜下达了“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藏匿者夷灭三族”的诏令,但统统没有结果。
直到三月二十一,崇祯帝的御马被人发现在万岁山下漫无目的吃草、且无人照看;大顺军由此推测,崇祯帝可能就藏匿在万岁山上;于是,诸人立即冲上山头,准备活捉崇祯帝,献给李自成后,得到“万金、伯爵”的爵禄重奖。
但当大顺军士兵冲上万岁山后,却愕然地发现:寿皇殿外的槐树上,挂着两个自缢的遗体,其中一位着单衣单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红靴,另一个穿太监服饰。经过召唤皇宫中的小宦官辨认后,才得知穿单衣者就是崇祯帝本人,另一位则是殉主的崇祯帝心腹太监——王承恩。
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自成耳中,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的李自成没有多少欣喜的感觉,反而有些怅然若失;在他的命令下,崇祯帝的遗体被从万岁山上抬下来,用一块门板装着送到东华门外,随后,周皇后的遗体也从宫中抬到东华门,和崇祯帝放在一起。
起初,李自成命大顺官员用两口普通的柳木棺材装殓崇祯帝夫妇,将崇祯帝夫妇的棺木停放在东华门外的护城河边,并搭起简易的灵棚,以便让前明的文武官员去拜祭故主。
不过,得知皇帝已经殉国消息后,能够不顾危险、亲自到崇祯帝灵柩前哭祭的前明官员只有三十人余人,来拜祭、没有哭的官员有六七十人;其余在京官员,或是根本不来哭拜,或是急匆匆过东华门,不做停留、看一眼就走了,社稷倾颓时的人心,莫过于此。
因为害怕大顺军的“秋后算账”,所以即使来哭祭崇祯帝的前明官员,绝大多数也不敢主动出面,为故主料理后事、安排丧葬事宜。最后,是勋臣襄城伯李国桢在哭祭完崇祯帝后,求见李自成,向李自成提出了“天寿山陵寝不可破坏、以天子礼仪安葬先帝、请妥善安置皇太子及二王”三个条件,李自成出于安抚京师人心的目的,一一答应。(李国桢稍后因为“追赃”被大顺军拷掠而死。)
李自成安置了崇祯帝夫妇的祭拜之事后,又加封被送交大顺军看管的皇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定王朱慈炯为“定安公”、永王朱慈炤为“永平公”,别处安置,派人照看。皇太子也向李自成提出了“不惊我祖宗陵寝、礼葬我父皇母后、不杀戮我百姓”的请求,李自成照例同意。
三月二十三,李自成再次下诏,以天子礼仪改殡崇祯帝夫妇,换红漆棺木装殓崇祯帝,黑漆棺木装殓周皇后,以翼善冠、渗金袍、明黄靴等皇帝服饰改敛崇祯帝,以翟衣、凤冠改葬周皇后。
三月二十五,李自成下令“以帝礼祭、葬”,预备将崇祯帝及周皇后的灵柩下葬。可当大顺礼政府(礼部)官员奉李自成诏命,要为崇祯帝夫妇举行安葬之礼时,大顺礼政尚书巩焴才愕然发现,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居然根本没来得及给自己修造身后的陵寝,想入土为安也没地方可埋!
大明自永乐迁都以后的制度,历代皇帝都需在昌平天寿山皇陵区修建陵寝,当初崇祯帝继位时,也是按照这个制度,给驾崩的皇兄熹宗皇帝在天寿山皇陵区内选址建陵,历时五年之久,才修好熹宗的“德陵”。
原本崇祯帝也应在天寿山陵区内,择吉地为自己建造陵寝,但之前已经说过了:一来皇陵区历经二百年历代大明皇帝的不断入葬,天寿山下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上佳吉壤”,作为崇祯帝本人的“陵寝”;二来,崇祯帝即位以来,连年战乱不休、内外交困,国库及内府帑银早就入不敷出、空虚无比,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为皇帝修建陵寝。
所以,虽然当了十七年的皇帝,执掌天下权柄,可这时候的大明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崇祯帝手头也窘迫不已,在应付不断的战争和天灾时恨不得将皇宫都抵押卖了,哪里还有余钱建陵。直到京师失守,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殉国为止,他也从来没有将建造自己身后陵墓之事付诸实施。
崇祯帝无处可安葬的尴尬事情发生后,巩焴立即向李自成上奏,请皇帝下旨,赶紧为崇祯帝加紧修造陵寝,安葬前朝皇帝,以安抚天下臣民。
可李自成正忙于派人接收北直隶、山东、河南、陇右、湖广等地,驻守辽西走廊、山海关边墙一带的前明驻军、官员也需要立即招降、安置;另外,京师中的前明中枢高官、勋臣、外戚等人也要展开“追比、责赃”,收缴赃银;这些事情,统统需要李自成出面协调、指挥、调派,哪里还有时间、精力、财力去给前朝皇帝盖陵墓。
于是,李自成否决了巩焴提出的给崇祯帝建陵的请求,让他自主决定,随便安排一下,找块空闲之地,将崇祯帝夫妇棺木安葬,也就算了。
巩焴接受了李自成的诏令后,算是将一个烫手山芋给留在了手里,无论如何安置崇祯夫妇的灵柩,都不是一个好差事(随意安葬了,天下人会说其刻薄,隆重安葬了,且不说葬礼费用从哪里出,李自成都要猜忌怀疑,巩焴是不是以此收买人心、或者说心怀大明)。
正当巩焴左右为难之际,有顺天府衙门内的知情人向礼政尚书大人奏报:崇祯帝夫妇的灵柩倒是有地方可以安葬,而且葬址也不算潦草失礼,只要落实好发丧的事情,其他的也没什么可以担忧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崇祯帝本人虽然没来得及给自己修陵,但他的贵妃田氏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因病去世后,崇祯帝曾工部、顺天府、钦天监负责在天寿山陵区内,为田贵妃营建园寝。经过钦天监的寻找、卜测后,工部与顺天府回奏崇祯帝,已在天寿山陵区西南隅、大红门左侧的鹿马山(锦屏山)南麓,世宗、神宗后妃园寝附近,找到了一块比较好的吉地,可以用作田贵妃的园寝地。
崇祯帝看过地势图后,当即允准,可以在此为田贵妃修造园寝。当年,田贵妃的园寝就开工建造。经一年多的修建,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园寝的地宫基本上建好,崇祯帝下诏将暂厝他处的田贵妃灵柩于正月二十三葬入其内,随即封闭地宫入口。
当时,李自成已经从西安出兵东进,准备攻打京师,崇祯帝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继续田贵妃园寝的地面建筑修建工程,因此田贵妃园寝除了地宫之外,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
田贵妃下葬不过两个月,崇祯帝便自缢殉国了,因为在世时没有给自己建陵,所以一时间无法下葬。而巩焴因为要给崇祯帝安排下葬礼仪、却找不到合适的葬地,当初曾经负责田贵妃安葬事宜的顺天府知情人不失时机地向巩尚书献计,表示完全可以将崇祯帝夫妇一起安葬到田贵妃的园寝地宫中去,这样也算是将先帝葬进了天寿山皇陵区,和祖宗们在地下团聚,一举两得。
对于这个提议,巩焴当然没有任何异议,甚至大喜过望,总算是可以解决这费力不讨好的难题了。于是,礼政尚书召来了直属下属、大顺礼政府主事许作梅,让他负责联系大顺朝廷的顺天府(其实就是前明顺天府归顺而来),拜见顺天府官李票(即李纸票、大顺政权的成员、非前明官员),以顺天府全权负责安葬崇祯帝夫妇之事。
许作梅拿着巩焴签发的公文,立即前往顺天府,拜见府尹李票,呈递公文后,按照上官的吩咐,请求顺天府落实给崇祯帝发丧、运送灵柩至昌平天寿山下葬的事宜。
而李票得到礼政府下发的这个办事公文后,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此时,大顺政权已经开始大规模“追比”在京的前明高级官员、勋臣、外戚,而顺天府就是主要的执行者;追赃岂不比安葬一个亡了国的前朝皇帝要有油水得多!
但李票还没到可以和堂堂礼政尚书去顶牛的地步,对奉巩焴之命、拿着公文前来请求执行公务的许作梅不敢推搪,但也不想在这“追比”的关键时刻拨出大量人手去搞什么安葬前朝皇帝的不讨好差事;于是,李票直接将礼政府的公文下发给负责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的昌平州署,令昌平州官员听从礼政府主事许作梅的调遣,动用官银雇佣民夫,开启田贵妃园寝地宫,葬崇祯帝后梓宫于内;并规定了安葬日期——四月初三发引、初四下葬,毋违时刻。
礼政尚书、顺天府尹可以逐级撂挑子,但许作梅官职低微,无法推脱,只得又拿着顺天府的行文,赶往昌平州衙寻找当地官员接洽。但京师的动乱已经影响到昌平当地,局势动荡之下,前明昌平州衙的官员大多弃官而逃,六房属吏也藏匿走散大半,许作梅抵达昌平州衙后,只有署理昌平州吏目(相当于秘书室代理秘书长)赵一桂一人出面接收了顺天府行文。
局势混乱之下,昌平州官衙内的库房早就“钞库如洗”,一两公帑都没留下,根本没能力承担给崇祯帝夫妇下葬的重担。赵一桂如实和许作梅沟通后,立即带着工房吏员冯朝锦,火速赶到京师,向上官李票禀告了实情,请求顺天府拨出专款,用于安葬崇祯帝夫妇。
府尹李票又不是前明的官员,对崇祯帝根本没有感情,于是不同意拨款,而是向赵一桂出具了盖有顺天府关防大印的批文:“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纳捐者酌情抵扣本年两税及各饷”,算是回复。
赵一桂见顺天府一毛不拔,只得拿着批文又回到昌平,并贴出告示,在州城内组织民户募捐,为先帝落实下葬之事。经过几天的募捐,昌平州内的富户或乡绅共计十人应捐,其中刘汝朴等四人捐六十千文、白绅等两人捐三十千文、赵永健等四人捐二十千文;合计三百五十千文,折官银大约二百三十三两六钱。
捐款落实后,三月二十九,赵一桂会同许作梅先期雇佣民夫赶赴天寿山陵区鹿马山南麓,将田贵妃园寝地宫的封土挖开,经过连续四昼夜的赶工,清理出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甬道;四月初四清晨,地宫石门完全露出来。
在清理田贵妃园寝地宫的同时,许作梅也赶回了京师,呈文礼政府、顺天府,请上官们安排人手,将崇祯帝后的梓宫运送到昌平来,以完成安葬仪式。四月初二晚,崇祯帝与周皇后的梓宫以牛车载运,送抵昌平州巩华城;四月初三,梓宫被移到城东门外关帝庙内存放;王承恩的棺木也随运而来。
四月初四寅时,在田贵妃园寝工地中的赵一桂先命民夫打开了地宫的两层石门,然后在园寝前的空地上搭好了祭棚三间、小棚两间,并预备了素供、猪羊等祭品。
当天申时,崇祯帝后及王承恩的棺木由许作梅监运,抵达田贵妃园寝外,帝后棺木停放于祭棚中,王承恩的棺木另外放在小棚内。赵一桂和许作梅率诸人一起给崇祯帝后的梓宫举哀致祭,送了崇祯帝最后一程。
随后,赵一桂和许作梅亲自监督民夫,将崇祯帝和周皇后的梓宫送入了地宫内,摆放到地宫后室石床之上。崇祯帝的红棺放置于石床正中,周皇后的黑棺则放在石床左侧,田贵妃的棺木则摆在右侧。至此,原属田贵妃园寝,就成为了崇祯帝的安身之陵了。
梓宫安置好后,赵一桂和许作梅在石床前摆好香案、祭品,点起万年灯,随后将两道石门关闭,甬道也再次回填;王承恩的棺木则埋在了田贵妃园寝的左前方。等到全部安葬工程完成,已是晚上戌时了。许作梅连夜便返回了京师,向礼政府和顺天府汇报崇祯帝梓宫的安葬事宜。赵一桂则留在现场,仔细核算崇祯帝安葬祭祀典仪中,所支费用的明细,以便向应募的昌平富户、乡绅们报账(也算有始有终)。
对于募捐而来的款项,赵一桂精打细算,一点也没有浪费(当然也没结余),三百五十千文、约合二百三十三两六钱官银,其支出明细为:开挖和掩埋甬道的民夫工钱银二百两(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土方全部挖开,然后又埋上,工程量和用工量可想而知);搭祭棚用工钱、材料钱合四两五钱;纸札祭品用银一两八钱;祭品用猪一口、银四两五钱;用羊二只、银一两六钱;素供用二桌、银一两;民夫伙食饭银一两(菜品即用祭品猪羊即可);夫役赏钱银二两四钱;请石匠开启关闭地宫门(兼打造拐钉)用银五钱;运送灵柩杠夫酒饭用银五两五钱;买捆扎细绳用银四钱;香案、供桌木工材料用银四钱;灵棚拆卸打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监祭官员饭钱用银一两一钱(这是单独请许作梅用餐的)。
四月初六,赵一桂向昌平城内捐银的商贾富户们报账后,又和他们再赴崇祯帝的陵寝地,为崇祯帝行奠礼,礼毕后,赵一桂找来上百名当地村民,为崇祯帝简陋的坟茔培土起封(之前田贵妃园寝没有起太高的封土);随后,赵一桂和昌平生员孙繁祉又一人捐银五两,买来大批青砖,在封土四周筑起了五尺高的砖墙,崇祯帝的身后陵墓这才稍有规制,不至于太过寒酸荒凉。
一个月后,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惨败于明将吴三桂和清军之手,随即撤出占据了四十二天的京师,返回西安。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由辽西走廊开进了京师,成为中原大地新的主人。
为了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士大夫和广大缙绅,多尔衮进驻京师后,下令官民百姓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追谥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将崇祯帝的陵墓命名为“思陵”,按照帝王仪制为思陵增修地面建筑。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地面建筑初步完成,这是天寿山皇陵区内,修造的第十三座、也最后一座帝陵。
以帝王礼制改建思陵后,清朝再一次打开思陵地宫,更换了崇祯帝夫妇的棺椁,添置了符合皇帝身份的随葬品,让崇祯帝在地下享受到皇帝的体面。
增修思陵地面建筑的工钱、材料钱大约是四千两白银左右,和其他天寿山下的皇陵相比,这个建陵用度实在是太寒酸了(例如熹宗的德陵,其工程用度超过了百万两,而德陵,在天寿山帝陵中,只属于最低档次的皇陵仪制);不过,圉于国家破碎、社稷倾颓,亡国皇帝在身后还能有符合身份的安息之所,也不必苛求什么了。
四千两白银的建陵用度中,一千五百两是皇陵区内原本的香火田租银,由清朝收取后,顺治帝特别下旨拨付而来;一千五百两是清军入驻京师后,前明降清的文武官员、太监捐助而来;而让人稍感意外的是,剩下的一千两,是已降清且受封为平西王的前大明宁远团练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所捐。
清朝入主中原后,对天寿山明皇陵区妥善管理,十三座帝陵均设司香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守陵民户)八户,给香火田(房屋、耕地)若干,让他们照看所负责的帝陵;每年春秋二祭,清朝都会遣太常寺官员到明诸皇陵中祭奠。工部也会在每年的固定时期,派人赴明诸皇陵,检查各陵的建筑、封丘,定期修葺。这些待遇,思陵全都享受。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乾隆帝下诏重修明十三陵已经残破的地面建筑,思陵再一次扩建,陵门、祾恩殿、宝城、明楼等建筑全部翻修一新,还加建了围墙。长眠于思陵宝城封土之下的崇祯帝如果地下有知,其心中的悲怆、怨恨、不甘,稍稍可得宽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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