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898年6月15日，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刚刚开始四天的时间，作为光绪帝师和变法支持者，更作为变法纲领《定国是诏》的操刀执笔者，翁同龢竟然被学生光绪皇帝以“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罢职了。据《国朝事略》记载：

二十四年夏，今上严责中外诸臣实行新政，革翁同龢职，逐回原籍 。

对此，很多人误以为翁同龢是因为支持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才遭到罢免的。实则不然，因为他本人从来都是坚定的顽固派，而且当时的光绪皇帝尚有实权，并非受到慈禧太后的压力。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翁同龢顿时失声痛哭，完全不相信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学生竟会如此决绝。因此，他在接到圣旨后并没有立即启程返乡，而是以“须磕头谢恩”为由入宫堵住了光绪帝求饶，希望得到转机。

可是，圣心已决的光绪皇帝显然没有转圜之意，看着白发苍苍的老师伏地叩头竟没有停留就擦身而过了。这下，翁同龢终于死心，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也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那么问题来了，曾经被光绪皇帝无比信任的翁同龢，曾经被视为“亦师亦父”的翁师傅，为何会遭到如此的厌弃？光绪帝和翁同龢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信任危机？

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年仅六岁的小皇帝依例前往毓庆宫就学。经过千挑万选，慈禧太后选定清流代表人物和先帝的师傅翁同龢继续担任帝师，全权负责光绪帝的读书学习，成为了众人敬仰的“翁师傅”。

按照常理，在崇尚儒家思想的封建社会能出任帝师是无比荣耀的，否则也不会有“人臣高贵，无如帝师”的说法。不过，翁同龢的内心却是无比复杂的，一来的确受宠若惊，二来的确压力山大。据《翁同龢传》记载:

闻命感涕，不觉失声。

作为先帝同治的老师，翁同龢曾经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寄托，希望教授出能中兴大清的有为明君。可是，同治帝除了窝囊和好色以外，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名声，更在十九岁时就感染天花驾崩了。

翁同龢不清楚，此时尚在幼年的光绪帝会不会重蹈前任同治帝的覆辙。因此，他上疏称自己学业不精，德行不配，无法胜任帝师。不过，慈禧太后却认为这位状元出身的清流人物是最佳的人选，据《清史稿》记载:

凛遵前旨，毋许固辞。

就这样，翁同龢怀揣着忐忑和不安接手了帝师的工作，开始了风雨无阻的授课生涯。同时，也就此开始了自己晚年的争议人生。

刚接触时，翁同龢并不了解光绪皇帝，而光绪皇帝也不了解翁同龢，只觉得这个白胡子老头儿好玩儿。据《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幼年虽然调皮，但却非常惧怕打雷声，每逢上课雷响之时都会躲入翁同龢的怀中玩弄他的胡须，甚至还会睡着。

随着光绪年龄的增长，翁同龢对他的教育也不断调整，并不止于四书五经，还增加了德行和历史教育。甚至于，他很早就开始灌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道理。

在翁同龢的教学理念中，罚读、罚站等体罚方式并不可取，而应以正面的鼓励、赞美为主。几年下来，他成为了光绪帝最信赖的人，大事小情都会向师傅倾诉。据《崇陵传信录》记载:

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

就在翁同龢与光绪帝师徒感情日盛之时，国家时局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光绪时期，清朝的国力更加衰微势弱。

作为最大的恶邻，沙俄始终对领土的索求无休无止。他们扶持阿古柏在新疆生事，趁机占领了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疆南地区，拒绝承认清朝在此的领土主权。

面对清政府的数次交涉，沙俄竟然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发兵南下，公然进犯新疆的伊犁地区。甚至，还公开扬言:

清朝无力管辖伊犁，可暂由沙俄先行管理。待清廷有能力之时，我国再行退还不迟。

面对沙俄的侵略和新疆的分裂，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事务并且决心武力收复失地。在艰难筹措军费后，他推行“剿抚兼施”的策略，成功击败了阿古柏分裂势力，成功收复了乌鲁木齐以及疆南地区。

为了避免与沙俄直接交火，清廷派遣使节崇厚前往谈判，要求沙俄军队退出新疆。结果，面对沙俄的威逼利诱和武力恐吓，崇厚虽然收回了伊犁地区的主权，但却将左宗棠等人拼死收复的新疆领土出让，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伊犁条约》，立即引起了朝野的震动。

当时，担任帝师并身兼工部尚书的翁同龢虽然痛心疾首，可还是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和局不可破，战备不可缓”的策略。他认为，崇厚签订的条约坚决不能承认，但也需要做好暂时无法收回伊犁地区的准备。同时建议，朝廷重新委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驻俄公使，前往俄国重启和谈。

在曾纪泽的据理力争下，清政府不仅收回伊犁地区，而且还保住了新疆的大部分领土。《伊犁条约》重新签订后，翁同龢在帝师及本兼各职之外，正式成为军机大臣并主管户部，开启了权倾朝野的政治生涯。

户部历来就是国家财富所在地，是所有人眼中的油水衙门。而作为清流的领袖，翁同龢历来就讲究廉洁操守，从不会在这方面动歪脑筋。在给侄子翁曾荣的信中，他这样表示:

像我这种官员只求廉洁，在户部干活可谓是最辛苦的。国库不能空虚，而且每次进出银库的账目都必须清晰，需我在场监督查验清楚方能登记造册。

在翁同龢上任之初，正值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之际，正值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易枢”之际，国家对内对外都要用钱，而国库却所剩无几。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司农慎金谷，第一恤民饥”的主张，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许。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进一步纵容了各国列强的侵略野心。眼见如此，就连曾经的东倭日本也开始虎视眈眈，甚至屡屡出兵挑衅，意欲欺凌我国。很明显，中日一战已经无可避免。

甲午战争前夕，翁同龢虽是儒生可却坚决主战。然而，当时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却主和，其中的苦楚只有自己清楚。原来，虽然北洋舰队成军已久，更是号称“亚洲第一”水师，但自从翁同龢掌管户部以来早就今非昔比了。

坊间传言，翁同龢限制李鸿章和他的北洋舰队，除了政治理念不同以外，最重要的却是二人的私怨。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光绪皇帝对自己老师的印象，成为他最被后世诟病之处。

早年间，翁同龢的爷爷翁咸封虽没有考中进士，但却从此改变了翁家的门风，由尚武之家成为了尚文之家。当传承到翁心存这一辈时，他终于考取了进士并且历任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和兵部尚书等职。

翁心存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翁同书、翁同爵和翁同龢。这三个儿子都天资聪明，而且非常争气，先后高中进士入朝为官，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1861年，也就是咸丰十一年，翁同书在署理安徽巡抚期间恰逢太平天国运动蔓延。为了招降割据在皖北的悍将苗沛霖，他下令将寿州团练孙家泰和蒙时中等与苗沛霖有仇之人斩杀，以求换取他率兵投靠朝廷，进而补充兵力以图共同对抗太平军东进。

此举，令督办整个江南军务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大为不满。他在给河南巡抚严树森的信中就这样表示:

苗逆狂悖，罪不容诛。翁中丞垂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贻养痛之患。

很显然，在招安苗沛霖这件事上翁同书并没有得到曾国藩的支持，颇有自作主张之嫌。

对于翁同书抛开的橄榄枝，苗沛霖却不为所动，依然还是投靠了太平天国并且亲自举兵攻打寿州。这下，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翁同书懵圈了，只好弃城逃跑，几经波折才逃回了京城。

对于翁同书这种自作主张和临阵逃脱的行为，曾国藩气不打一出来，立即就上疏进行弹劾。据《清史稿》记载:

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

对于曾国藩的弹劾，尽管朝野存在一些质疑声，但最终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翁同书被判处斩监候。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翁心存闻此噩耗，竟然在家中气绝身亡了。

事后，慈禧太后为了体恤老臣，转而改判了翁同书流放伊犁。不过，养尊处优惯了的翁同书难以忍受军旅之苦，在几年后就以戴罪之身病死于西北地区。

翁家遭受如此的重创，翁同龢从此恨上了曾国藩，也恨上了李鸿章。原来，这份弹劾疏虽然是曾国藩授意并署名的，但执笔者却是李鸿章。

在洋务运动早期，朝廷中枢有恭亲王奕訢推动，地方有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大臣的鼎力支持，终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不过，朝中的反对者们也不在少数，除了倭仁等人外，翁同龢也是坚定的反对者，而他的反对既有公心又有私怨。

作为清流的领袖，翁同龢仗着自己帝师的身份不断在慈禧太后和同治帝面前进谗言，不断抹黑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不过，当时慈禧太后刚刚经历辛酉政变，对恭亲王非常的信任，对于洋务运动也颇为支持。

为了增强海军实力，奕訢和李鸿章等人都奏请慈禧太后下旨编练新式水军，终于得到了她的批准。不过，由于清朝的国库已经空虚，根本无力大规模兴建新式海军，只能先由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以进行试点。

得益于慈禧太后的亲自过问，北洋海军的起点很高，发展也很快，成军几年工夫就拥有了各类型的先进军舰。而作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自然引起了翁同龢的不满。

等翁同龢担任军机大臣并分管户部后，北洋海军立即就陷入了发展的停滞状态。他多次以国库空虚和耗资广大为由拒绝拨款，处处掣肘李鸿章和北洋海军，人为制造矛盾。

与此同时，翁同龢却对慈禧太后兴建颐和园与万寿庆典非常的上心。甚至于，他还将本就不多的北洋军费也挪作他用，使得北洋海军严重缺乏弹药，出现连续数年“未购一舰，未买一弹”的窘境。

在此背景下仓皇开战，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京后，战前主战的光绪帝和翁同龢纷纷闭嘴了，而战前主和的李鸿章却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又是问罪，又是罢官。

结果，真到了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时，满朝上下竟然无一人可以担此重任，只得继续安排李鸿章远赴日本的马关。其实，早在出行前李鸿章就知道这个差事必定会遭到后世的唾骂，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前往谈判并且签订了《马关条约》，甚至还差点儿命丧日本。

从日本归来后，李鸿章果然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了举国上下的攻击，甚至还被骂为背弃祖宗的卖国贼。其中，自然少不了翁同龢的“杰作”，他趁机落井下石，将李鸿章的过失无限放大。

李鸿章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毅然背起了这口大黑锅，闲居于北京的贤良寺中。眼看仇家已经偃旗息鼓，翁同龢终于为父兄报仇，这才逐渐停止了攻讦之声。

恭亲王在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前来府邸探视。他在病榻上握着光绪的手交代临终遗言，提醒朝廷切不可重用像翁同龢这种自私狭隘和沽名钓誉之臣。据《清史稿》记载:

若用此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

恭亲王过世后，翁同龢在朝中的气焰更加嚣张，俨然成为朝中的第一宠臣和重臣。在此背景下，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具有维新思想的举子才不断向他靠拢，希望他能支持维新变法。

起先，翁同龢看到维新派的许多主张都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味，因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甚至于，他还被维新派赞誉为“维新第一导师”，以一副锐意改革的铮臣形象示人。

不过，随着对于维新思想的认识，翁同龢终于发现康、梁等人变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虚君共和”。于是，他开始进行观望，甚至还进行暗中的阻挠。

这一切，都被光绪皇帝看在眼里，终于认清了教育自己多年的“翁师傅”，认清了这个沽名钓誉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加之，恭亲王临终前的告诫和甲午战争的责任，都使得他下定决心要惩处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开始数日后就将他开缺回籍了。

1904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75岁的翁同龢终于在江苏的老家病逝。临终前，这位帝师还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翁同龢依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还在为自己遭遇的不公而鸣不平。或许，他真应该想想，自己为这个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文史不假

翁同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总体上说，翁同龢是一位以传统清廉为基础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大臣。从能力上说，在晚清财政入不敷出总体情况下，基本可以最低限度应付复杂经济形势的能臣。

（1）他的一生有两大政治事件之甲午战败

关于甲午之战，谁也不会在1887年预计1894年会有中日一战，要不然李鸿章也不会自夸自己打造的两大基地是固若金汤、足以自保，一二十年内无忧了。因为，“九年未添一舰一炮”是北洋海军在完成了“防御”政策下出现的“资金转移”。

从上到下包括李鸿章都认为北洋海军足以自保，海军是很费钱的，不可能为了海军长期延误陆军、延误享乐、延误民生。

（2）批评翁同龢忙着慈禧过寿、光绪大婚，那属于欲加之罪。

李鸿章主管各类洋务企业，要想给海军添置武器很容易。但他没有，反而却让轮船招商局准备七十万元给慈禧过寿。过寿、大婚那是政治，谁敢耽搁，又谁敢不积极

大凡是了解过这件事来龙去脉的人也都不会拿此事攻击翁同龢，因为他干了件别人不敢的好事儿，敢从除了慈禧、光绪外口袋掏钱。晚清能有这个胆量的人不多。

打败仗是因为北洋系统内部人浮于事、后勤不畅且没有战斗意志导致。

（3）戊戌变法中作为“守旧中的革新派”，本可以成为这次改革平稳发展的稳定剂，但因其本质特点，反而造成慈禧和光绪都对其不满

翁同龢在晚清官场混迹几十年，深知慈禧掌握大权，对光绪激进式改革并不认同，光绪对其不满。

慈禧则认为，我搞政变四十年，对你翁家父子四人天恩，你翁同龢还要帮光绪。因此，其“保守派中的改革精神”使其两面不讨好。又使得后人为了保李鸿章将其打造成“守旧派”。

这就好比早期左宗棠反对修建铁路，但“中法战争”后积极支持建造铁路是一样的，有些人不就是因此就说左宗棠是保守派而不是改革派的嘛。

其实，一个人的思想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

正如李鸿章和汪精卫年轻时写的诗都很豪迈、男人，但久而久之都成了汉奸、美国贼。这就是思想变化的结果。

更多的关于翁同龢的问题，参见：“翁同龢算不算奸臣”“为什么有人吧甲午战败的责任全算在慈禧、翁同龢、光绪身上，难道李鸿章一点责任都没吗”“为什么北洋舰队在1888年以后，未添一舰一炮”“翁同龢和李鸿章的恩怨，是否直接导致了日后甲午战争的失利”“晚清发展海军是不是错误的战略决策”五个问题地回答。

翁同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翁同龢到底是德胜于才抑或是大奸若忠这样的评价，说到底还是道德评价，这样的评价在技术流的视野中意义不大。

翁同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和他两个可以被公认的政治身份有关：翁同龢是士林领袖，也是帝师之尊。

翁同龢是士林领袖，这个士林领袖更深层的含义是江东士大夫集团的代言人，因此，他必须是江东士大夫集团天敌李鸿章淮系集团的敌人。李鸿章因为“用沪平吴”的大恩不被江苏士绅官员认同而大骂“吴儿无良”，觉得他们不可理喻，实际上反而是少荃完全不理解吴地从张士诚时代延续下来的对淮右的不满和歧视，在江东士大夫集团看来，淮军是雇佣军，荡平吴地后反客为主、张牙舞爪是不能容忍的。翁同龢以对付李鸿章为己任，是他的阶级属性决定的。

翁同龢是帝师之尊，这个帝师之尊决定了他对光绪帝的忠诚和爱护，因此，为了他认为的光绪帝的利益，翁同龢的立身行事和他自己和人们期待的儒家理想主义者并不同。翁同龢是可以妥协的，除了和李鸿章不解的深仇之外，他可以改变阎敬铭的谨慎财政政策，对慈禧太后的需索无度让步，将军费用于园工，在他看来，只要用这个换取慈禧退休交权而让光绪帝亲政，这些违反儒家伦理和原则的妥协根本不算什么。不过，这虽然换来他一度的（在光绪帝亲政后）权倾朝野，但为时不久，他也垮台了。

晚年翁同龢因为自身的处境和日记等的自我塑造，变成了一个忠贞的清流，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用历史的标准衡量，翁同龢不是一个的合格政治家，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评判，翁同龢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清流。

恭亲王奕訢弥留之际，对翁同龢做了最后的评价：

翁同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翁同龢这个人不是个坏人，但是个能坏事的人。

翁同龢这个人在晚清政坛可是个清官，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比如清末著名的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就是他主持公道，还人清白，可以他是好人，也是个好官。

可惜的是，好人好官未必是能办事，能成事的官，反而因为其思想局限而坏事，而翁同龢就是这样的人。

这还得从清末的政坛说起，晚清的政局腐朽，洋务派办事总是被掣肘。1885年，李鸿章就想办银行，不想海军军费被掣肘。

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希望大清来办银行。办银行是好事，这是现代人的想法，然而李鸿章得到的不是一片支持，而且满朝文武的反对。

户部满尚书崇绮说：“官可罢，此议不可行。”帝师翁同龢也极力反对，还举出“铁证”说：日本就是因为办银行办坏了，以至于现在国用无出。

慈禧看满朝文武反对，于是传谕：“惟此事创办非易，中华与外洋情形，迥不相同，若经理不得其宜，深恐流弊滋多。”

李鸿章大张旗鼓来办银行一败涂地，李鸿章并没有就此作罢，还在暗中准备。很快晚清政坛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户部尚书阎敬铭被免职了，原因在于他不支持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

而接替者就是一代帝师翁同龢，翁同龢认为只要修建好颐和园，慈禧太后就可以颐养天年，从而放弃权柄，光绪皇帝可以早日亲政。这个思想支配下翁同龢就大力支持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而其费用就是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支出。

这样操作的后果就是北洋海军失去了朝廷的财政支持，这让李鸿章很被动，李鸿章几次要求翁同龢调拨海军军费，但是被翁同龢以赈灾为名推掉了。朝廷户部指望不上，于是办银行的心思又涌上了李鸿章的心头。

这次李鸿章吸取了教训，准备不请示朝廷，绕过朝廷先把事情办了，生米煮成熟饭，先斩后奏，这样减小阻力。

当时美国也来了几个人，对李鸿章来办银行的很有兴趣，于是李鸿章派马伯相前去美国商谈这件事，而银行命名为华美银行。

马伯相在事情发展的很顺利，但是坏消息传来了。李鸿章悄悄办银行的事被人传了出去。结果满朝文武舆论哗然，纷纷反对。

翁同龢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他的小舅子汤纪尚在天津北洋通商大臣衙门任职。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人就得知了李鸿章的举动。1887年9月4日写信告诉翁同龢:李相在津接洋款，筹开洋银行。

三天以后，翁同龢还收到了他的儿女亲家长芦盐运使季邦桢的来信，告诉翁同龢:李相在津与美国立合同，开洋银行，拟定资本五千万元。

户部侍郎曾纪泽也获得了这一消息，并将打听到的银行章程内容大概汇报给翁同龢，特别指出:“合肥所定行章六、七、八三款最缪，大抵有铁路一语藏其中。”

曾纪泽所谓的最缪的六、七、八款。

第六条:“凡中国开办铁路、开矿、纺织、营造等类大工程，欲向本行借款或由本行转借者，应先禀请商宪饬由本行派人考究利弊及经费数目，然后订立合同。凡借款若干，起息若干，分若干年归还，以及如何察理维持之处，皆载入合同，请商宪批准立案。其大宗借款即以其事之生意与所有之产业作保。其所需料件，应请先令本行议办。如料色高低一样，而本行索价昂于他商，听向他商办理。其他项采办，亦可仿照此例。”

第七条“本行可设厂鼓铸金银钱，其式样、轻重应由北洋商宪批定遵行。本行亦可发流通之票。惟发出票数，不得过本行存银之半。”

第八条“中国开办铁路、开矿、纺织、营造等类大工程，向本行借款或由本行转借，利息可使格外便宜。惟应允本行分沾余利，其分沾限制，于借款之时拟定。”

其实这六、七、八的规定，银行还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并没有让中国的利益受损。

翁同龢是个保守顽固派，眼界不怎么开阔，对新生的铁路、电报、银行都认为西洋怪物，奇技淫巧，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他认为李鸿章办银行是架空了户部的财政大权。这下他认为抓住了李鸿章的把柄，可以好好的参李鸿章一本。绝对不能让李鸿章办成银行，必须阻止李鸿章。

1887年9月18日，翁同龢面见慈禧太后时，据闻奏陈，添油加醋，将李鸿章与美国合伙开银行之举说成是卖国行为，是个大错误。“银行中美合办，利归他人，害遗中国，成属利轻害重之举。”并说此事以后会架空户部，他请求慈禧太后:若有人为此上奏，请驳斥不允。

翁同龢是清流派的领袖，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都察院御使大都以翁同龢马首是瞻。翁同龢利用自己的影响，很快鼓动这些人联名上疏，弹劾李鸿章，阻止华美银行。

江南道监察御史屠仁守在上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就以“窃朝之大柄，坏经常之大法，外启各国之争心，内夺从商之生理，将使户部为虚设，国计为孤”来指责李鸿章。

1887年10月2日，盛昱、黄体芳、黄熙等分别上奏，弹劾李鸿章与美国和开银行是目无君上，越俎代谋。10月3日，八十一名监察御史联名上书，攻击李鸿章派马相伯赴美筹集资金是丧心病狂，简直要卖国了。

但是翁同龢的这些操作并没有让慈禧太后有所表示，慈禧太后没有明确表态。翁同龢心有不甘，为了彻底挫败李鸿章的银行计划，又拉拢醇亲王奕譞。奕譞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只要他出面一切都妥了。翁同龢直陈与美国合开银行的种种弊端，请求奕譞出面向慈禧太后进言谏阻。

醇亲王奕譞贵为光绪生父，却平庸谨慎，他本来是很倚重李鸿章的，但他根本不懂银行为何物，翁同龢多次忽悠下，他以为与美国合办银行就是卖国，大清国的权益受到侵害，很快他就向慈禧太后进言:大清与西国情形迥异，开办银行，流弊兹多，请加阻止。

华美银行的创立不仅动了保守派的权力，也动了洋人的奶酪。洋人一片反对，英国、法国、德国驻华公使竞相到总理衙门施加压力，无理纠缠。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评论说:华美银行像亚洲的巨蟒一样，会把其他所有的银行一口吞掉。英国上议院恐吓清政府，不得批准中美合办的华美银行。

慈禧在国内外一片反对之下，采纳了奕譞、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发上谕责备李鸿章，何以不奏明请旨，遽立合同。令其据实奏报。

慈禧太后两次电令李鸿章停止银行筹办活动:“与美商订约股开银行，流弊甚多，断不可行，现在交章弹劾，即行罢议一切。”

李鸿章知道大势已去，不禁一声长叹，无可奈何，只好致电马相伯:办法正当，朝廷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华美银行停办，速速回国。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创立华美银行的事彻底破产了。李鸿章扼腕叹息:“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无成。良用喟叹。”

翁同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作为李鸿章的死对头，在中堂大人实干家历史形象不断被举高的今天，翁同龢自然是被大家钉在了耻辱柱上，什么文人误国、什么清流害国，甚至于“爱国贼”这样的标签都出来了。

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编故事手法，为了抬高某一个人，而故意去贬低一个人。历史上真实的翁同龢，没那么不堪。

要知道翁同龢乃是正儿八经的状元出身，学富五车，纵横官场近半个世纪，两任帝师，行走军机处，成为清朝政坛的核心人物。这样的人，怎么会没点儿东西？

首先翁同龢一生清廉，而且刚正不阿，一心为国为民，绝对是个好官。其当官儿这几十年来，干了不少实事儿。

比如，其在担任刑部侍郎期间，亲自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翻案，令冤案得以平反。这不仅仅是忠于职守，更是为平民发声。而他在入值弘德殿期间，更是多次直言进谏，指陈时弊，是当时朝堂上少有的直臣。

在还有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乃是由他支持创办的，当时银行没有营运资金，是翁同龢从其掌管的户部拨出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而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也是在他的提议下开办的。此外翁同龢还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并赞同维新派提出的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等新政。

至于私德方面，翁同龢更是毫无破绽，其人一不贪财，二不弄权，更无利用权力之便，为自己牟利的贪官行径。

他这辈子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藏书，当时的俸禄大多用来买书，甚至为了一本《集韵》更是屡次上门求书，还为此付出了自己大半年的积蓄。而他的藏书某种意义上也保留住了中国的文脉，于民族有功。

所以，无论为官还是做人，翁同龢那都问心无愧。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品行，翁同龢才会被奉为清流领袖。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清流”是个贬义词，在政坛腐败、百姓疾苦的晚清，以翁同龢为首的这群人，确实是官场上的一股清流。他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体恤民情，绝对算是百姓眼中的好官。

相较之下，咱们的中堂大人，可没少利用职权敛财。

所以“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句晚清名联，上联是真，下联是假。

事实上，世人对于翁同龢的讨厌，更多的是因为他和李鸿章不怎么对付。当年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临战溃逃，清文宗震怒之下严办翁同书。于是他的父亲翁心存也因此一病不起溘然长逝。翁同龢认为这些都是李鸿章的奏章惹下的祸，因而结仇。

后来翁同龢长期利用自己治辖户部，总管财政的权力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是故，有说法称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翁同龢因为私怨，而克扣北洋水师及淮军军饷。

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靠谱。翁同龢这种人，虽然保守，甚至于迂腐，但却是君子，公报私仇这种事儿，他多半不会干。

翁同龢确实经常限制北洋水师经费，但都是有原因的。翁同龢作为户部尚书，总管的是全国财政，而不是北洋水师一家的提款机，所以钱款调度，都要从大局考虑。不能说北洋水师要多少，就给多少。

比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翁同龢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乃是因为当时黄河郑州段决口，需要调拨钱款赈灾，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反正我认为翁同龢此举没有任何不妥。

更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军费限制其实都是在甲午战争之前，甲午战争爆发后，翁同龢也知道战事紧急，于是大开绿灯，一切北洋优先，立即向总理海军衙门拨银650多万两。

李鸿章军队需要时刻训练，需要更新给养，向朝廷要钱并没有错。但翁同龢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国家当会计，精打细算也没有错。

大家不应该以此来对其苛责。

当然了，我们不能说翁同龢就完全洁白无瑕了。事实上，作为晚清政坛的核心人物，他的政绩作为，在那个需要变局的时代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他缺乏应对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能力。尤其是其迂腐的文人作风，易生误国坏事之举。

比如甲午战争期间，其作为主战派，盲目自信，缺乏大局判断能力。只知道一味的空喊口号，却不了解战场上巨大的实力悬殊。即使没有北洋军费这码事儿，甲午战争的失败，他也是要负责的。

所以，对于翁同龢的评价，有德行，但缺能力。当个帝师大儒，治学育人，搓搓有余。但是主导国政，掌天下兴衰，确实是差了些。从这个角度来讲，称其平庸，也不为过。

但是话说回来，晚清之处境，乃是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处理好的。晚清的灭亡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翁同龢这样的人身上。

纵观翁同龢一生，状元帝师，入阁军机。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但却也没有什么大过错。不用太过苛责。

翁同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提及翁同龢，人们首先会想到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帝党的领袖、李鸿章的死对头。翁同龢对于光绪朝前期的政局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是胶澳被德国强占之后，加之戊戌变法的开展，翁同龢被光绪皇帝开缺回籍。变法失败后，翁同龢又被革职，永不叙用。

翁同龢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位典型的、成功的士大夫，出身名门，其父为大学士翁心存，后又考中咸丰年间的状元，由此进入仕途。此后又相继担任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师傅，身份显赫。

翁同稣深受传统儒家学说熏陶，立志做社稷之臣。他富有爱国心，报国之志。但是又囿于传统，排斥新法，坚信利用圣贤之思想、祖宗之法制就可中兴大清，对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多有不满。

被贬回籍的翁同龢，“念及时艰，辄复流涕”，尤其是义和团起、联军侵华、两宫西狩之事，更是令他心痛不已，最终于光绪三十年（1904）悲愤去世。民国三年（1914），已经退位的溥仪还为他加恩赐谥号“文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