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周作人？

提起周作人，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他是一个名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名人。除了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称得上是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诗人。当然，除了以上的这些个头衔外，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头衔——“汉奸卖国贼”。

今天，文史不假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还原历史，还原历史上的周作人，深入了解其人其事。

周作人（1885年1月——1967年5月），原名周櫆寿，后更名周奎绶，字星杓，笔名遐寿，自号知堂和药堂等，浙江省绍兴人。他是周树人（鲁迅）的二弟，也是周建人的二哥，因为曾在日伪政府任职而备受后世的争议。

1885年1月，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家中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四岁的哥哥，一个比他年幼三岁的弟弟。

当时，周家虽然已经败落了，但依然可以为兄弟三人提供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随着新学的逐渐崛起，传统的科举取士越来越遭到诟病，终于在1905年被慈禧太后下旨废除。受此影响，周作人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就考取了清廷官派日本的留学名额，从此以后东渡留洋。

在日本期间，周作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民主文化和革命理论，更被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所折服。渐渐地，他成为了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希望中国也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迅速成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久，周作人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子并且娶为妻子，这个女人就是极大地影响了他今后人生的羽太信子。若干年后，郑振铎曾经这样评价周作人:

日本妻子给了他太多不好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携妻回国，在绍兴当地担任了英文和日文的老师。同时，他还在《绍兴教育会月刊》担任了编辑工作，不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和传播工作，号召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能够尽快地觉醒。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和进步潮流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趋势。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民主革命很不彻底，虽然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但国家还是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

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作为思想进步的民主派人士，周作人迅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青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一处阵地。

在他们的大声疾呼下，一大批的有志青年和进步分子都成为了那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一时间，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于从小就与兄长鲁迅的关系亲近，所以周作人非常依赖他。即便，他已经成家立业，但还是依然与鲁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一同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奔走呐喊。

1924年，随着“女师大事件”的发生，鲁迅明确支持自己的学生许广平与刘和珍等人，公开反对由教育部所任命的校长杨荫榆。不仅如此，他还联络了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共同在《京报》上发表声明，鼓励学生们继续发表正当要求，继续发表爱国主张。

在此期间，周作人始终都全力支持自己的兄长。不仅如此，他还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会员，竭尽全力安抚学生并且维持安定的教学环境。

就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的同时，兄弟二人却在生活中出现了问题，逐渐上升为一场尖锐的矛盾。

羽太信子向来都是养尊处优的小姐，对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质量都要求很高。以至于，凭借周氏兄弟们不菲的经济收入，却不能满足她的无度挥霍和奢靡享受。

久而久之，作为大伯的鲁迅认为再不管不行了，只得婉言劝导弟弟和弟媳要量入为出。结果，向来都非常惧内的周作人不仅没有听从哥哥的好言相劝，反而在日本妻子的鼓动下写出了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归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在兄长鲁迅面前拍下这封绝交信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在信的开头，他甚至称呼自己的亲哥哥为“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恩断义绝的决心。

起先，作为兄长的鲁迅还寄希望于弟弟能够回心转意，直到三年以后才彻底死心。据鲁迅回忆，他在1926年6月曾回旧院去取过东西，竟然还遭到了弟媳羽太信子的无理取闹:

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

对于这次冲突，周作人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自己的妻子。从此以后，兄弟之间终于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成为了“用笔革命”的志士，而周作人却成为了“用笔吃饭”的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肆意侵略，举国上下都义愤填膺，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为社会的文化名流，周作人也显得非常激动，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号召政府和民众都能强力反对侵略，恢复东北的山河。

不过，面对中日两国在军力上的差距，面对日本妻子的“循循善诱”，周作人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抗战的主张。甚至，他还宣称贸然出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应该通过加强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消除中日两国的纷争。

而且，羽太信子不仅把“周宅”的门牌摘下，还自顾自地更名为“羽太寓”，甚至挂起了日本的国旗。对此，周作人竟然表现得满不在乎，作为一个文人学者，他深知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因病过世，整个上海都轰动了。前来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就连极少公开露面的宋庆龄也在收到消息后亲临了现场进行致哀。

三天后，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中抬出，准备运往万国公墓进行安葬，沿途数万民众自发送行，场面非常悲壮而浩大。其中，抬棺者多达16人，个个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扶灵者多达8人，包括了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矛盾和胡风等人。

最令人气愤的是，周作人对于兄长的过世竟然不闻不问，不仅没有亲送兄长最后一程，甚至就连追悼会都没有参加。

1937年，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北平沦陷以前，绝大多数的爱国文人都选择南下，但周作人却悄悄地留了下来。

起初，周作人还算保留了些许的文人骨气，没有向日本和伪政府投降。不过，随着生活度日的异常困难，他微薄的些许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而衣食无忧惯了的他和妻子自然受不了这样的贫穷日子。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第一次不顾廉耻，出席了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公开为日本的侵略行径站台。

消息传开后，曾经的朋友和学生都纷纷写信，劝他早日离开北平南下。远在伦敦的胡适也以“藏晖”为化名，写了一首《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委婉地劝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可糊涂，要“识得轻重缓急”。对此，周作人也回赠了一首《苦住庵吟》: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这首打油诗很好理解，大致意思就是，我周作人也想离开北平，可是眼下的情形实在是没办法，这里的一家老小都还指望着我来养活。很明显，周作人在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文化汉奸了。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担任了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接受了日伪提供的第一个职位。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腿就收不回来了，后面的脸也要不回来了，他痛痛快快地接连担任了各类汉奸的职务。

到了1941年时，他索性接受了汪伪政府的委任状，正式出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从此开始，周作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日本侵华卖力吆喝，积极充当起了汉奸的角色。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进行了逮捕。在好友胡适等人的连番运作下，他没有遭到枪毙，但还是被判处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嫡系已经损耗殆尽，遭到了桂系的强势挑战。他下野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为了营造不同于以往的开明和自由氛围，下令特赦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周作人。

到了全国解放的前夕，周作人也曾试图前往台湾。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最终没能成行，只得提心吊胆地留在了大陆。

1949年8月，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定居，立即就给周总理写信进行忏悔。此事被毛主席得知，他只是淡淡地表示: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就这样，周作人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继续文学创作和翻译外文，进入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不过，毕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周作人承受着思想上巨大负担的同时，因为生活上的清贫，他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感情也遭遇了严重危机。据他1960年7月1的日记中记载:

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其中的“似病又发作”，是指羽太信子经常性的争吵甚至是暴怒，搞得周作人彻底的精疲力尽。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62年4月羽太信子去世，才算是告以终结。

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虽然减少了许多的烦恼，但也体会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孤独。为了排遣寂寞，他偶尔会写写画画，但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和他自身的历史问题，这些作品从来都没有公开发行出版过。

随着那场影响深远的大运动开始，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周作人又一次被置身于漩涡当中。由于曾经在伪政府中任职，他的确担任过不光彩的汉奸角色，被进行批判本也是罪有应得。

1967年，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周作人因病过世了，享年八十二岁。作为有历史污点的人，他的死基本上没有泛起太大的涟漪，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外并没有任何人参加。甚至于，就连亲侄子周海婴（鲁迅之子）也没有原谅他，并且还拒绝参加追悼会。

或许，周作人在离世前已经看开一切，故而就下了一封遗嘱:

余今年已满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周作人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他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了唤醒民众而大声疾呼过；他曾经是数典忘祖的汉奸，为了偷生苟活而屈膝谄媚。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他都显得非常失败，唯独对于日本妻子百依百顺，可即便如此，也没能真正的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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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周作人？

评价周作人，其名声远不如他的哥哥周树人和他的弟弟周建人，盖因“文化汉奸”恶名上身后，让他臭不可闻，恐怕周作人永世也翻不了身了。不过有一点我要评价他，那就是周作人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方“美文”概念的散文作家，就冲这一点，他的哥哥和弟弟比不了，同时期民国那些文化大家们谁也没有做到。

在此不介绍人们到百度上能查到的周作人生平和他的代表作品。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是如何做到“中国最早引入‘美文’概念”，继而成为独一无二散文大家的。

中国散文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传统文学中的散文泛指与韵文(包括骈文)相对的所有散文体文章，文学散文与非文学的文字没有明确地区分开来，文学散文未能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文学体裁。五四时期，刘半农首先提出要将“文学的散文”与“文字的散文”区别开来，但他所说的“文学的散文”还包括小说、杂文等，也就是说，散文并没有从几种文体中独立出来。直到周作人《美文》一文发表时，“散文”才具备了其独立的内涵。所谓 “美文”是五四时期对侧重抒情、叙事，笔调轻松随意的白话散文的特定称谓。周作人堪称“美文”的开拓者和代表作家。

五四时期，周作人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章，反对儒家思想，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但他很快就对其主张所包含的功利主义表示怀疑。在1920年1月所做的一次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中，针对当时新文坛中已经出现的“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分野，指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生派”的流弊“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文坛上的说教”。他认为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人生的情思”。1921年6月8日，他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美文》 文，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由此，“美文”即散文实际上才有了自己的艺术品格。其实，当今包括今日头条在内的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在模块当中都设有“美文”专栏，这些“美文”的风格和内容正是当时周作人就给定义了的。

周作人在创作散文时，也注重“艺术品格”。五四时期，他所发表的作品，虽然许多为针砭时弊、批判封建文化的散文，但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略带幽默和轻松，蕴涵着“美文”的成分，随后创作的散文，“美文”的成分日趋加重。他于1923年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里的散文，《语丝》时期所出版的《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里的散文，大多数都是“美文”。1927年后，他更是大张旗鼓地提倡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所创作的作品也多为关于草木虫鱼的散文和读书笔记，风格闲适，为地地道道的“美文”。如《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等作品中的绝大多数文章，沦陷时期的《药堂语录》《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作品中的散文，大抵如此。

周作人以其散文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俞平伯、废名以及“京派”其他作家的散文，都明显地受到其散文的影响。无论谁评价周作人，怎么评价周作人，都不应该忽略他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如何评价周作人？

周作人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单从文学艺术这一层面来说，他的成就还是挺大的，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人"的层面去谈他，这就不太好评价了，因为他还有一个不太光彩的头衔："汉奸"。这真的很难想象，鲁迅是那么一个正直、刚烈的人，一生都在为了广大的人民大众而战斗，而他的亲弟弟竟然会是一个汉奸。说到这，就还有一件事要提，就是他们兄弟失和之事。这一切都跟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莫大的关系。

周作人曾留学日本，并娶了日本人羽太信子为妻。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并非善茬，平时气焰嚣张且挥金如土。周作人这人又十分软弱，没有立场，因为羽太信子在中间作祟，才使兄弟二人失和。这些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确切的证据的，请看以下三条：

1、据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回忆，羽太信子患有间歇性歇斯底里症，整个人都很狂躁。这人强势，起先的确做事得力，井井有条，可经不住她由勤变作。而周作人这家伙又耳根子软，对羽太信子唯命是从。

2、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也曾说过：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馆，她便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鲁迅被赶走后，一有什么风声鹤唳，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改周宅为羽太寓。

3、周建人的回忆：他（周作人）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房屋纠纷

八道湾这一出大院，是三进院落，鲁迅花了几千块大洋买的。但是主持家政的却是二弟媳妇，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原配夫人朱安并无感情，朱便难当大任，而是鲁迅 对自己的兄弟照顾有佳，便由着弟媳当家了。

羽太信子挥霍无度，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其实鲁迅兄弟俩当时赚的钱是很多的，是普通家庭的数百倍，当时金山银山也受不了挥霍无度，竟至于日常生活捉襟见肘，实在是不堪说。

于是鲁迅经常奉劝羽太信子:"花钱要有节制，也得想想将来。"这便引起她的不快来了，让她心下决定把鲁迅赶走。起初周作人也做了一些反抗，但是性格太软，拗不过她老婆，于是在兄弟与妻子之间，选择了妻子："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于是才有了1923年7月14日纠纷之事，羽太信子造谣说鲁迅调戏他，并且偷看她洗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可笑的是周作人因此写了这封绝交信：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这下鲁迅兄弟是完全的决裂了，8月2号，鲁迅搬走，鲁老太太，也跟着鲁迅搬出去了，住的是砖塔胡同。这之后鲁迅便大病了一场，这是由于他内心的失望。

"汉奸"之名的缘由

鲁迅搬走后，周作人并没有如愿过上安静的生活，而是成为了"羽太信子唯一的奴隶"。羽太信子的妹妹、父母、弟弟，以及其他亲属，都住北京，因此气焰嚣张，回回与周作人吵架闹事，都有人助阵，周作人次次落败，终不敢反抗。

根据周建人的说法，有一回她和周作人吵架，歇斯底里症爆发了。周作人被吓呆。此时信子亲属助阵，周作人彻底落败，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反抗了。而周作人能担任伪职，也是因为羽太信子的关系，在妻子的暴行下，周作人便受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国人逐渐失去信心。他担任伪职的确也有被胁迫的成分，信子常恐吓他说："你是文职，又不是武职，不需要杀人。"但他担任了以后，却如此卖命地工作，一口气接了三十多个职务，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人给出三个说法:

第一，周作人贪钱，喜欢品质生活，担任伪职来钱快，来钱多；

第二，周作人不想离开北京，不想搬家；

第三，周作人对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战斗没有任何信心。

从这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出来，周作人并不是一个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国民。他不顾兄长的爱护与辛苦，与他决裂，也没有很好的赡养母亲；对于妻子的恶性，只是一味纵容与忍让，从不加规劝和制止。而后来在国家困难之际，却同样做了恶势力的帮凶，成为了后人诟病的对象。从这几点来看，他做人是很失败的。

抛去道德层面不说，来谈谈周作人的文学艺术成就。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散文小品上面，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

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他是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与兄长一起翻译外国小说，译文力显"异域文术新宗"，被钱玄同赞他的翻译"却是开新纪元的"。他也曾是五四文学运动的旗手，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两篇文章，构成五四文学的基调，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起，震动了当时文坛，对五四文学同样做了不可回避的贡献。

但是这样一个先进的文人在1924年却发生了转变，说到底还是因为信子的影响。与鲁迅失和之后，他的文学方向也发生了转向，把重点转向了小品文，推崇的品质即是"平实"。他只把心力放在那些草木虫鱼上，求闲适求美感，求"惜无白粥下微盐"的文字况味。"由信仰而归于怀疑"，把一切理想信仰都看作盲从，仿佛为自己找到"理性的隐士"这一最佳身份。他较早确立了"疾虚妄"的核心思想。当他周围的文人对人世抱以观察、以同情、以期待的目光，他完全封闭外界，眼界心思都放在了纤毫细微的敏感之上，追求生活的美感与恬淡，难免让人在纤细之上失去了希望。

周作人的散杂文成就与他的广泛阅读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要把一个东西写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件事物有多个角度的观察与认识，必须十分了解才能写"透"而又恰巧能控制力度。文杰若说："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合适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

总体来说，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在道德层面是来看，他又的确是一个失败的人。是非功过，都留给后来人说了。

如何评价周作人？

对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可以分四个阶段评说：

第一个阶段是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至北京大学南迁。这一阶段，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之一，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影响深远，成为许多文学写作者摩拜的对象，北京大学的学生非常敬佩他，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蒋梦麟先生都非常重视他、尊重他。他在教育、文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一位难得的文化、文学大师！为人稳重、温文尔雅！

第二阶段是日本占领北京，他留守北京大学阶段。这一阶段，他充当了汉奸文人，且多次出席日伪文艺活动，典型的汉奸文人的嘴脸。因为其妻和妻妹是日本人，他与日本渊源深厚。但公平的说，由于他留守北京大学，为北京大学财产和校舍安全做出了贡献！

第三个阶段是抗战胜利后，他被关押改造阶段。在关押改造阶段，他不承认自己是汉奸，而且写了大量的辩护文章为自己开脱罪名。但事实就是汉奸。

第四阶段是从监狱释放，至他去世。这一阶段，在党中央的关照下，他笔耕不缀，用笔名，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使得大量的外国文学精品在中国传播，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同时，他以笔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推动了解放后的文学事业发展。尤其是他写了大量的有关鲁迅的文章，为我们研究鲁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总之，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贡献巨大，在文学创作上贡献巨大，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荐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著作等身。他永远背负着汉奸身份，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是为人诟弊的！（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如何评价周作人？

关于评价周作人，前些年曾见诸报章网络；今已时过境迁，早非热点问题，有必要再提起吗？然而，对于喜欢文学浏览的读者群，周作人自有他的位置。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出版大家、任《岳麓书社》总编辑钟叔河先生在《知堂书话》序里说过，“至于周作人其人和他整个的学问文章，我是没有资格来谈的，因为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虽然他在晚年也跟我有过一些接触。……我所明白无误确确实实晓得的，他读得书多”。钟老的话值得深思。

由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原因，解放后极少出版他的书。改开以来，我们对这位鲁迅的弟兄才逐渐有所了解。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与鲁迅齐名，他对文学有多方面的贡献；是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者，，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鲁迅与《西行漫记》作者斯诺谈话中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把周作人排在第一位。只要你拜读了周作人的《雨中的人生》等书，在他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就会被作者渊博的学识所折服。

另外，在中共先驱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不惧白色恐怖，对烈士遗属多有庇护与照顾。此义举得到李大钊后人的证实。这在当时也不是一般人容易做到的，值得高度肯定。

总之，人的一生是漫长的，论及其人，宜功是功，过是过。因人废言，并不足取，也失公允。

如何评价周作人？

周作人，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坏人，也不是主观上想做汉奸的。

周作人是一个有点才气、却缺少大局观念的糊涂文人。

周氏兄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周作人的小品文写得冲淡、朴拙、随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周作人的小品文更少时代局限性，比鲁迅的一些文章能适应不同的时代背景。

周作人在翻译等领域，也有一定的成就。

如果没有“汉奸”这个标签，周作人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文人，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可抹杀的地位和影响。

但是，周作人偏偏成了汉奸。

他不是主动想当汉奸的。当朋友约他逃出北京时，他拒绝了；不是想和日本占领者合作，而是不想放弃生活享受，不相信日本人会逼迫自己；一旦受到日本方面的压力，他就屈服了，不是愿意当汉奸，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屈服，就意味着对民族和国家的背叛。

甚至对鲁迅的态度，他也是糊涂而软弱的：因为“莫须有”的理由，与兄长决裂，曾发表过严厉批判兄长的文章；但是到新中国建立后，他“迫于生计”，又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利用鲁迅的名声为自己谋利。

周作人不坏，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周作人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因为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就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