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
北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的确是在军事占优的情况下,但是:一则,只是战场形式占优而已,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胜利;二则,澶渊之盟虽然有点小窝囊,但也算不上是屈辱条约。
接下来文史不假为您讲述澶渊之盟签订时的前因后果以及造成的历史影响。
在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之初,北方就一直盘踞着一个强大的辽国,两国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峙状态。而其中,双方争议最大的焦点,就集中在“幽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上。
所谓的幽云十六州,主要是指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的北部部分地区,包括燕(幽)、蓟、瀛、朔、莫、涿、檀、顺、儒、妫、武、新、蔚、应、寰、云等地共十六个州,也称为“燕云十六州”。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处在一个大分裂阶段,地方割据称帝者比比皆是。其中,后晋的皇帝石敬瑭为了获得辽国对自己的支持,竟将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了契丹人。
到了后周时期,中原政权不断向北用兵,终于夺回了幽云十六州中最南面的瀛州和莫州两处。周世宗柴荣过世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一举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建立了北宋,正式拉开两宋的历史。
对于幽云十六州,新生的北宋政权继续加强攻势,不断对瀛州和莫州实施控制。
宋太宗登基后,他趁着辽国新君初立而政局又不稳之际,立即兵分三路大举进行北伐,企图全部收回被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史称“雍熙北伐”。
北伐之初,虽然三路大军收复了不少的失地,战场形势非常有利。但是,随着西路军和东路军的相继失利,宋军形势急转直下,宋太宗只得下令全线后撤。
由于西路军的主帅潘美指挥失当,致使负责断后的杨业部队陷入辽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在因伤被俘后,杨业绝食身亡,始终没有向契丹人屈服。
这段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的历史,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和家喻户晓“杨家将”故事的真实历史来源。
雍熙北伐失败后,北宋政权彻底暴露出了自己在军事上的短板和政治上的软弱。此后,北宋朝廷开始对辽国心存畏惧之心,逐渐将自己主动进攻的态势转变成了被动的防御。而与之相反,辽国却开始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
1004年,萧太后和辽圣宗御驾亲征,率大军南下进攻北宋。尽管,当时的宋真宗非常畏惧,甚至萌生了南迁的念头,但在一大帮主战派的鼓动之下,还是亲自抵达了澶州进行阵督战。
澶州位于今天河南省濮阳一带,毗邻北宋的国都东京。一旦澶州失陷,那国都东京也会危在旦夕,难以守卫。
开战后不久,上天就眷顾了北宋,因为辽军的主将萧挞凛竟然被流失射杀了,导致辽军士气大挫。此外,比主将阵亡更要命的是,由于辽军南下推进过快,背后尚有好多的重要州县和城池依然还在北宋军队的手中。
本以为会一路顺风顺水的辽军,在澶州遭遇了北宋的死战。于是,辽人尴尬了,向前攻击不力,又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不过,提问者认为北宋已经取得军事胜利的提法,个人不敢苟同。
北宋在战场占优的情况下,主动与辽人媾和。起先,辽人还要求北宋将当年后周夺回的瀛州和莫州两地归还,北宋当然不能同意。不过,北宋同意每年支付岁币,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史称为“澶渊之盟”:
一、以白沟河为国界,各自后撤;
二、北宋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三、双方开展互市贸易。
澶渊之盟签订后,各方的意见都不尽相同,很多人认为之前杨家将舍身为国,而今的宋主却贪生怕死,好像就跟满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似的,都属于一种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
可是,澶渊之盟的签订果真如此不堪,如此屈辱吗?笔者个人并不认同,对此持自己的保留意见。
“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听起来数量不菲,但是,对于北宋来说真的就好比是九牛一毛,完全so easy!
当时,北宋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一亿人左右,耕地面积也在七亿亩以上。而且,国内经济发达,财政收入充盈,每年都在数千万两到一亿两之间。
之前,因为与辽国长期对峙,每年的战争支出费用就在白银三千万两以上。现在,能用区区的十万两,买来一个休战局面,再不用劳民伤财,真值!
而且,合约中还约定双方开展贸易。可问题是,辽国除了能提供一些牛羊和马匹外,什么都没有。于是乎,这样的双边贸易简直就是北宋在一边倒的赚取白银。
澶渊之盟后,从宋真宗一直到宋徽宗末年辽国灭亡,宋辽两国间基本上维系了百年的和平,再没有大规模的战事。期间,双方仅互使就达到了三百八十余次,甚至当辽圣宗得知宋真宗驾崩的消息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不过,随着西夏的崛起,李元昊公然登基称帝,导致宋夏战争爆发,前后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的三次大规模战役中,北宋军队几乎全部败北。
为了安定北境,也为了拉拢辽国共同对付西夏,宋仁宗同意增加每年给辽国的金帛,史称“重熙增币”,基本上是对澶渊之盟的修约和延续。此后,疲于两线作战的西夏只得求和,李元昊宣布退位,同时向宋辽称臣。
文史不假个人认为,澶渊之盟虽然属于城下之盟,但它却避免了宋辽两国的长期战争,维系了双方百年的和平。而且,两国在和平期间,各自都获得了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频繁,促进了中华民族内各民族的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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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
主要是北宋对彻底打败辽国没有信心。
北宋建立后一直想收复幽云十六州,同辽国陆陆续续打了不少仗,始终没有收复,北宋从上到下已经失去了必胜信心。
北宋政府人员构成以文人为主,文人占据主导地位,文人不愿意打仗。
最关键的是宋真宗不愿意打仗,宋真宗没有信心打赢辽国。
在厌战心理下,北宋与辽国签署停战协定。
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
题主你好,我是LT很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
要说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在我看来北宋是患上了“恐辽症”,那为什么又会患上这个病呢?这还得从两次幽州之战说起。
宋太宗的两次北伐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北宋灭亡北汉后,宋辽之间就在也没有了缓冲地带,此时两国不可避免终有一战。宋军在消灭北汉时,在太原集结了数十万部队。太宗就想反正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我军刚灭北汉气势正胜,何不一鼓作气拿下燕云十六州完成统一大业。可是手下的将士,围攻太原数月,人困马乏,而且人人都想论功行赏。可是赵光义决意北伐,于是就制定了攻取幽州的战略方针:迅速自太原转移兵力东进,越过山丘重迭、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乘辽无备,实施突然袭击,一举夺占幽州。一旦幽州得手,必然震动其余诸州,然后乘胜收复全部燕云地区。经过常年南征北战手下将士也是心高气傲,心想你是老大你说了算,累就累点把燕云一起收回来了,回家享享几年清福。
于是大家快马加鞭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到了幽州城南,沿途辽兵是望风而降。古代围城基本上都是围三缺一,赵光义可不管,下令四面围攻。幽州城可是方圆36里,城墙高3丈、宽1。5丈,人口30万的陪都和军事、政治重镇,守上个把月肯定是没问题的。宋军围攻幽州坚城10余日不下,将士多怠,士气低落。这时辽军援兵已到,宋军大败,赵光义也中箭负伤,乘驴车南逃。第一次北伐就此结束。
这次败的有点冤,觉得是大军疲惫导致。所以没几年又一次北伐开始了,带上数十万军队上去就打,结果又中了埋伏,家里这么多年攒下来的老底子都给败的差不多了。反观辽军,在战略、战术上都优胜于宋军。接连两次伐辽失败,对宋君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从此谈辽色变,再也不敢轻言收复燕云,宋军精锐在两战中损失殆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宋辽的攻防转换
由于两次北伐宋军又送人头又送装备,辽军开始占据优势和主动地位,不断向宋发起进攻。每年都南下来打打草谷,给边境军民带来的极大的迫害。就这样十八年过去了,老一辈儿君臣都差不多退休了。而新生代在长期恐惧中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澶渊之盟
到了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大军南下,但刚入宋境,就遭到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辽军攻威虏军(今河北徐水)、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不利;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又受挫。接着,绕道攻保州(今河北清宛县)、定州,仍不克,又东攻瀛州,死伤3万多人。边境上的的军民战斗经验丰富不好打,于是辽军乘隙进到澶州(今河南濮阳)。什么情况?辽军在过一晚就能打到开封?这下在温室里成长起来、天天听着恐辽故事的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害怕了,不少人主张南逃金陵(今南京)或西逃四川。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真宗亲征,使宋军士气大振。辽军,孤军深入主将挞览被宋军击毙,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因此急于求和。懦怯的宋真宗一听对方要求和,连忙答应对方要求希望辽军快点退走。辽国看到宋廷态度懦怯,于是约定: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
澶渊之盟后,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此后的100多年间,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总结:澶渊之盟对辽朝来说得到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对宋朝来说,是屈辱妥协的和约,也是宋朝守内虚外政策的必然产物。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得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
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
正在午睡的宋真宗被军情关报紧急叫醒。
辽国大举南征。奶奶地,没完了。宋真宗在心里骂道。从自己继位大统以来,每年辽国都会入侵大宋领土,掠夺物质,民不安生,君不胜烦。
宋真宗一读关报,才知大事不好,原来辽国玩真的了,率兵二十万,已经破宋境,侵遂城(河北徐水)、扑瀛州(河北河间),直奔东京而来。
开会。宋真宗大叫道。
这是景德元公元1004年发生的战事。
怎么办。面对辽国的入侵,众位大臣商议对策。参政王钦若是江南人立马悄悄地向宋神宗道:密言于上,请幸金陵。快点逃跑到南京。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说:请幸成都。宋真宗问宰相寇准怎么办。寇准大气凛然地说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架亲征,彼自当遁去。……劳逸之势成,我得胜算矣。奈何人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
宋真宗一听此话,放弃逃跑的念头,决定御驾亲征。
打赢了。一听皇帝御驾亲征,宋朝兵将立马士气大增,瀛州保卫战打赢了。宋真宗看到关报后信心倍足,真的去了前线澶州(河南濮阳)。宋军无不欢呼。此时,辽军一听宋真宗到濮阳了,立马数万骑直扑濮阳。辽军统帅萧挞凛自恃其勇,出营督战。差一点写成萧峰。这时宋朝守城的兵头张瑰守床子弩,看准时机,触动机发,矢中萧挞凛的头,当场死亡。辽国执政的萧太后闻后,哭之恸,辍朝五日。这仗还怎么打,主帅让人弄死。宋朝与辽国在此地此时胶着起来。
和平主义。如果当年有诺贝尔和平奖一定会颁给宋真宗。他已经厌倦打仗,在前线他怀念起在开封踢球美好时光,于是派曹利为谈判代表,主动要求和谈。辽国也需要和谈来挽回局面,打下去胜利无望,就这么回国也没法交待。谈吧。
和谈条件。宋神宗给谈判代表曹利的底线是: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耳!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割地是不行的,但花点钱是可以谈的。曹利到辽营,对方果然要地。曹利坚决反对,并陈之以利害。萧太后与辽圣宗也只好,欲岁取金币。每年拿点钱就行。以上就澶渊之盟的由来。
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宋在胜利的情况下去签订澶渊之盟呢,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夺回燕云十六州呢。这个澶渊之盟真是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吗,让后人愤愤不平。
接着打下去真的对宋真宗不利。首先宋真宗厌战,如不是寇准极力的反对,否则真跑南京去了。宋朝立国之本就是小富即安。宋真宗的大爷赵匡胤先生杯酒释兵权,已经把宋朝能打能拼武将全部瓦解了。其次士族反对战争。宋朝基本上的文人把持朝政,自从这些士族骚客们走向前台,靠着风花雪月吟诗弄词混日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打仗。辽国都欺负家门口,官员第一时间就想逃跑。再打下去,士官文人会支持吗。大家有酒喝,有肉吃,过一天算一天,夺回燕云十六州那都是痴人说梦。再加上军费开支巨大,打仗打的是钱粮,宋真宗有些消耗不起了。算了,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过好日子就行,球照踢,曲照唱。
澶渊之盟丧权辱国吗。这要怎么看盟约,其实双方只是打个平手,宋与辽谁也打不过谁,再打下去,双方都会两败俱伤。必承认现实。这个盟约对宋一点也不侮辱,因为签订的双方平等的。
一,双方承认地位平等。二,宋不割地,每年岁金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是资助军旅之费。三,划清国界,不得入侵。四,相互信任,边界不增兵。五,可以追逃犯人。六,在边境开展贸易。丧权辱国的盟约,是以战败国身份签订的,割地赔偿。宋对辽的岁金写资助军旅用,是经济援助。其实打仗也是做生意,宋神宗这一仗打的好,为什么呢,就是双方可以开展贸易,因为宋朝物产丰富,而辽除了野味什么也没有。宋的茶叶、丝绸、铁器、瓷器日用品源源不断输向辽国,每年从辽国挣的达到几十万银的贸易顺差,那点战争援助款早就挣回来了。并为宋辽两国百姓带来了百年和平,虽然局部有争吵,但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就因为如此,宋与辽彻底的放弃了军备竞赛,宋与辽竟然让尚武的女真族金给灭了,这是后话。
我们今天总是对澶渊之盟愤愤不平的。就因为澶渊之盟让宋从此走向一个不尚武的国家,没有任何奋斗精神的国家。但是怎么看这问题,宋朝人看,澶渊之盟好,再也不用打仗了。我们看不好,我们的精神就从澶渊之盟后丧失了,因为不重视军备,不发展军备,从上到下沉醉安逸中。开封的表面的繁华,其实内部已经堕落。宋朝不是从澶渊之盟开始败退的,是从他一开始的制度与政策治定都有毛病。我们从澶渊之盟中,应该吸取深刻的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军备,放弃斗争,危险无处不在。今天的安逸,不代表明天的安逸,一个民族的复兴应该是从精神上复兴,从历史中找到失误之处,学习并转化成动力。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澶渊之盟。
参考书目:《宋史》 《中国人史纲》柏杨著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 《国家人文历史》
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
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
“军墨史说”来回答这个问题: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
首先,“军墨史说”要纠正题主,这个问题本身有点小“问题”:既非“胜利”,也非“屈辱”,总体而言利大于于弊。第一,北宋并没有取得实质胜利。虽然辽军主帅肖挞凛战死,但局面交结僵持,宋朝暂时抵挡住辽军进攻,并未显现胜利曙光,充其量算是向好发展。第二,澶渊之盟并非丧权辱国。表面像“城下之盟”,远算不上屈辱,最多有点窝囊。盟约平等,大宋没有“丢份”。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大宋为兄。宋不割地,也不赔款,每年岁金算作资助之费。第三,订立盟约对宋朝利大于弊。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这点资助对大宋如九牛一毛。北宋年收入近一亿两白银,两军对峙的国防支出每年三千万两以上。小钱买来大和平,盟约物超所值!双方约定,开放边境,开展贸易。大宋物产丰富,每年几十万贸易顺差,只赚不赔。
为何签订盟约?双方都有需求。议和是萧太后提出,提了5次。契丹孤军深入,未料抵抗如此猛烈,与圣宗一起亲征,也想体面撤军。北宋为何竟同意?“军墨史说”认为,主要是四点:
一、这是由宋朝的国防政策决定的。“军墨史说”认为,北宋国防政策,是战争的必然产物。宋太宗两次北伐, 宋军精锐损失殆尽,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作为杰出政治家,太宗深感打败契丹、收复幽燕,一点都不现实,战略思想遂转为“守内虚外”。北有契丹强敌,西有党项反叛,大宋能忍则忍、能拖就拖。太宗曾数次欲与契丹“约和”,均未成功。真宗即位,仍面对西、北两个方向军事压力,“守内虚外”既定国策,更加深入人心。澶渊之战,北宋打的是防御战,真宗没有决战决胜之决心,根本上还是政治决定军事。和谈盟约、结束战争,缓解边防压力,签订“澶渊之盟”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二、这是由宋真宗的个人意志主导的。“军墨史说”认为,“澶渊之盟”达成,宋真宗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真宗真不愿打仗,亲征之前就打算“以战促和”。主战派寇准极力鼓噪,否则早迁都跑南京去了。军书“一夕五至”,澶州距开封不足百公里。懦弱的真宗犹豫再三,见战事好转,方御驾亲征。没有决一死战的心理准备,一听和谈,便欣然应允。好在他还是有底线的,和谈方略是:寸土不让、花钱消灾。达成和解的心情异常迫切。真宗和谈也有道理:没有力量消灭契丹,不可能拿回燕云十六州。真宗虽缺勇少谋,但也非常务实。
三、这是由满朝文武大臣整体意愿影响的。“军墨史说”认为,主战派抑或保守派,最终目标都不过是“约和”。主战派力谏皇帝亲征,也只是防御性进攻,想以战促和。太宗“高粱河”惨败,大宋早已患上“恐辽症”,朝廷上下对打败辽国没有任何信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重文轻武国策实行五十多年,武将地位低一等,朝堂之上文人官僚说了算。文人喜欢风花雪月,多数不愿打仗。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打仗?球照踢,曲照唱,舞照跳。随着战事发展,主降派声音竟逐渐占据主流。
四、这是由辽宋之战的整体形势促成的。“军墨史说”认为,宋朝立国到真宗即位,战争几乎没停过,两国客观上都需要终止战争、休养生息。打仗打的是钱粮,军费开支巨大,两边都消耗不起。无力大举攻伐,尽快结束战争,显然更符合大宋利益,“澶渊之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战况看,契丹主帅虽亡,但仍有萧太后坐阵;真宗亲征澶州,却三心二意。辽人提出议和,北宋暗自庆幸,马上答应,破财消灾而已。
最后,“军墨史说”总结感到:纵观北宋君臣种种表现,澶渊之盟,并非胜利、亦不屈辱,你情我愿、皆大欢喜,既与“守内虚外”国策契合,也与上下意愿暗合,更与全局大势相合。此盟签订,化干戈为玉帛,结束宋辽长达25年战争,开启此后120年和平局面。
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
“澶渊之盟”作为城下之盟,历来被视作一种不光彩的求和结果。特别是在契丹人孤军深入、主将战死、宋朝援军陆续赶到,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宋朝君臣依旧选择议和,这难免会让今天的我们产生不解和疑惑。难道当时的宋廷除了屈辱求和,就不能坚持到胜利,一口气打到契丹人老家吗?
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北宋君臣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固然软弱无力,但屈身求和未尝不是两害相权之下的无奈选择。下面,我们不妨逐一列举分析,这些无奈背后令人心酸的理由。
守内虚外国策使然宋太宗即位以后意欲收复幽燕故地,但两次北伐的惨败让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颜面扫地,高粱河的惨败更是让宋军患上了“恐辽症”。遭受重挫和打击的太宗意识到,打败契丹人收复幽燕故地,在短期内已经很难实现,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他很快向现实妥协,开始从追求“大一统”向“守内虚外”转变。 宰相赵普曾给这种国策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所以,自太宗高粱河惨败以后,宋朝的国策重心就逐渐向内部转移,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自身经营。淳化2年,太宗曾对近臣说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俱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了解当时宋朝所面临的窘境,也就理解他这番话的言不由衷和无奈了。北有强敌契丹,占据中原门户的幽燕之地;西有党项李氏叛宋,占据银夏等州。宋军既无力收复幽燕,又难以平定李继迁的叛乱。边事糜烂,令他焦头烂额,大有虱子多了不嫌咬的悲哀。所性只能一心守内,对边事则能忍就忍,能拖就拖了。
直到真宗即位,宋朝仍旧同时面对来自于西、北两个方向的压力,守内虚外的既定国策比太宗朝更加深入人心。幸运的是,在“澶渊之盟”那一年正月,桀骜不驯、叛服不定的李继迁因伤病死,相对沉稳有度的李德明嗣位。所以,当秋高马肥,契丹铁骑南下,突入宋朝腹地时,党项人罕见的选择了蛰伏。宋朝得以专心应付来自于北方契丹人的进攻。
然而,肇始于军事失败的“守内”国策对宋朝而言,既像塞翁失马,又像赶不走的阴云。战争失败主义如跗骨之蛆,成了这种国策的衍生产物。当战争来临,契丹大军距离开封不过两百里时,无论主战派抑或保守派,最终极的目标都不过是与之“约和”,仅此而已。
宋廷在皇帝亲征之前就打算“以战促和”以宰相毕士安、寇准为首的主战派战胜了以王钦若、陈尧叟为首的保守派,后者被真宗外放,贬出中枢,真宗亲征的会议从当年九月一直开到闰九月也最终没有定策。同时,在降辽宋将王继忠的穿针引线之下,宋廷秘密派遣曹利用与契丹人商议“约和”。但“约和”岂能一次便如愿?当初,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以后,苦于北方边防耗费甚巨,数次打算与契丹人“约和”,但最终都没有达成目标。
契丹人此番南下,战争胜负未分,没有夺取足够的筹码之前,自然不会轻易言和。所以,宋廷想要达成“约和”的目标,双方之间看似必有一场决战。而这场决战,也是宋廷想尽一切办法要极力避免的。
宋朝原本于河北边境设置了三道防线,契丹人则避实就虚,采取了绕过防线,孤军深入的冒险战略。契丹军直抵澶州,可定、冀、天雄军等重镇尚在宋军掌握之中,隐隐威胁其后路。只是宋军并没有凭此进行有效的抵抗,反倒是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恐怕连契丹人自己都没想到,他们能够轻而易举的攻入宋朝腹地--澶州。这里,距离大宋京师开封已经不足两百里。关键时刻,幸运天平再一次倒向宋朝,契丹主将萧挞凛被宋军床子弩射杀,契丹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士气遭遇重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宰相寇准、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文武大臣护卫着宋真宗抵达澶州,宋军士气大盛。契丹军初战失利,而定州等地的宋军得知皇帝亲征的消息以后,也陆续开赴澶州勤王。契丹人如果不能及时打开僵局,他们的处境将越发不利。其实到了此时,“约和”的基本条件已经达成。
果然,经由降将王继忠的撮合,契丹人终于遣使提出议和,宋真宗当即应允,并表示了希望达成和解的意愿。此时,主战派大臣的态度很值得琢磨,他们并没有反对真宗与契丹人和解,甚至还提出了和解条件的底线。最终,双方的决战以“澶渊之盟”的达成不了了之,契丹人交还占领宋朝的关南诸县,宋朝则岁赐三十万。
所以,宋廷的主战派力主真宗亲征,也仅仅是防御性进攻,最终目标还是要“以战促和”
宋军缺乏有效统一的指挥宋廷主战派在“澶渊之盟”达成以后,任由契丹人全须全尾的撤出宋境,并没有乘胜扩大战果。除了真宗君臣急于结束战争以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宋军缺乏有效统一的指挥,甚至还出现了边地将领作壁上观、按兵不动的情况,任由契丹军长驱直入。
当时,宋廷将防备契丹的河北三路大军集结于定州,三路大军统帅王超与其前任傅潜一般,在历次契丹军入寇时,多选择按兵不动,只做监视和驱赶等小规模行动。直到景德元年,契丹军长驱直入澶州,手握重兵的王超照旧例按兵不动。甚至宋廷于真宗亲征前,调定州大军开赴澶州时,此人还是按兵不动。
“景德初,上亲巡澶渊,召超赴行在,复缓师期,契丹遂深入。”彼时,王超这种怯战的将领不在少数,各路大军之间又鲜有相互配合、救援,大都消极的各自为战。而且固有国策的原因,各路军兵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导致作战效率低下。再加上宋军多为步卒,行动迟缓,并不适合与契丹骑兵进行野战,一旦离开了驻扎之地,反而容易成为契丹骑兵袭扰的对象。
宋军没有乘胜扩大战果,实际上既有怯战的原因,也有战力不济的因素在内。
宋真宗无决战之决心客观来说,“澶渊之盟”达成的过程中,宋真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宗在历史上虽然素有懦弱之名,但最终还是在主战派大臣寇准、高琼等人的劝说下,选择了御驾亲征。 这是真宗反复犹豫,以及确认了前方战事有所好转以后,才做出的决定。彼时,距离真宗君臣第一次商议亲征事宜,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而在宋廷迟迟没有决策的月余时间里,契丹军长驱直入,打到了澶州城下,此地距离开封已不足两百里。
这些犹豫和迟疑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宋真宗没有与契丹军决战之心理准备。当降将王继忠在辽宋之间穿针引线,意欲促成和谈时,真宗又欣然应允,同样也是没有决战之决心的表现。好在他还是有底线的,对契丹使者明确表示,和谈的底线是不能割地,钱物财帛则可不惜代价。
“若屈已安民 ,特遣使命,遣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宋真宗与契丹使者的这段对话基本上可以看做,宋廷应对契丹南侵的基本战略方针,“寸土不让,花钱消灾”。而且,真宗为了强调寸土不让,还说过与人们固有印象相悖的“狠话”。
“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所以,宋真宗没有决战之决心,固然有懦弱的因素在内,但根本上还是延续宋太宗的既定国策,“约和”即“虚外”。
叠床架屋的制度导致军事后勤补给效率低下除了以上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因素以外,宋朝为完美实现权力制衡,搞出一套叠床架屋的官僚制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套制度具体的表现就是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宋初,军事物资转运主要依靠各州县设置的转运司,太宗以后又以提刑司分去转运司仓场、库物等权力。
宋廷想要做一件事,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完成,而这些部门又互不统属,一旦产生龃龉则会出现扯皮拖后腿的现象。如神宗时期,王韶开边熙河,秦凤路转运司与熙河路经略司互有矛盾,对粮食转运多加掣肘,直接导致了熙河路粮食短缺,几乎使神宗经略熙河的战略功亏一篑。
真宗时期,各官僚机构间的扯皮现象虽然远没有神宗以后那么严重,但效率低下依然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当时宋廷的粮食补给大多从江南经由大运河转运,送抵开封以后再拨付各路禁军。如此漫长的补给线,靡费甚巨,战争拖一日,便多靡费一日。
从宋朝立国开始到真宗即位,战争就没有停止过,宋廷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在无力大举攻伐契丹的前提下,尽快结束战争,显然是符合宋廷利益的。
总结与启示宋朝在“澶渊之盟”中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它至少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基本维护了宋廷的利益。就当时的战况而言,所谓胜利仅仅是事态出现了由坏转好的趋势。契丹主将虽然阵亡,但萧太后仍在军中主持大局;宋朝援军陆续赶来,也仍有不少人在“复缓师期”;真宗亲征澶州,却并没有决战之决心……种种隐忧尚在,宋朝君臣可能会担心,如果不趁此机会让“约和”落袋为安,其后胜败未知,又不知要拖多长时间。纵观宋廷种种举措,无不与“守内虚外”的国策暗合。
宋太宗定下“守内虚外”的国策,正是因为他看透了宋朝的这种处境。虽然这必定广为后人诟病,但至少维系了两宋数百年的江山。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宋朝的孱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想要变得强大,势必要彻底进行变革。然而,以宋朝的身板,能否经受住变革带来的巨痛,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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