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动不动就辞官回乡，靠什么生活？

古代人在城里为官，其根在乡村，离职后称告老还乡，树高千尺不忘根。因此，古代官员辞官回乡几乎是必经之路。

古人能够为官者，多数祖上有田地，家庭比较盈实，即便入仕为官前家贫，但为官之后都会在家乡或其他地方置田修宅，退休后不愁安度睌年。

古代官员动不动就辞官回乡，靠什么生活？

大部分辞官回到家以后，肯定是衣食用度不愁的，因为家里怎么也在任上已经买了田了。不说别的积蓄，单单几十亩田地，就足以过上古代的小康生活了。

所以，只要不是骄奢淫逸的人，辞官以后，种种田，读读书，游山玩水，都没问题。

比如明朝第一权臣张居正，曾经在考中进士，做了几年翰林院编修后，对朝廷里严党把持朝政和内阁里明争暗斗不满，于是告假回乡，隐居起来了。张居正隐居的这段时间，总共有三年多。大概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嘉靖三十六年。

他本来野心极大，无奈严党当时势力正炽，自己又只是个没有实职的翰林，他寄希望的内阁次辅徐阶这时候又只会隐忍，而不敢轻易向严嵩发出挑战，所以张居正一气之下，找了个借口回到家乡江陵隐居，过起了田园生活。

按照张居正的说法，他家里本来是非常贫穷的，他小时候过的是穷日子。张居正在自己的文集里曾说：“余少苦贫笃。”他辞官回家时，给徐阶上书，曾经说自己：“起自寒士。”总之一直在说自己多穷多穷。

他的祖先张关保，是明太祖旗下的一个小兵，曾跟着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最后因战功封千户，子孙后代也可以世袭千户的爵位。但是到了张居正曾祖张诚这里，张诚是次子，没资格世袭千户，只能自己谋生。

所以，张居正这一支就很贫穷，张居正的曾祖就带着自己的家人搬到江陵这个地方谋生。张诚生了三个儿子，次子叫张镇，是张居正的祖父。张居正的大爷爷张鉞善于理家，张家开始富起来了。

可是，张居正的祖父张镇，是个放浪的人，对家里不管不问，跑到藩王辽王家里做了护卫。所以张居正这一支还是很贫穷。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是个老秀才，从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张文明都没考中，最后只好放弃了。毕竟自己的儿子都比自己先考中，自己还考个屁啊。张文明曾经连续七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实在不适合这条道路，还好，他生了个好儿子张居正，是个神童。

当然，虽然张居正口口声声说他从小受穷，可是，他家里仍然是有佣人，有奶妈。这说明，他家比普通老百姓要强得多。

这都是因为他祖父的大哥，张鉞善于治家，而他的曾祖父张诚又特别希望家里出读书人，出科举人才。所以全家都对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爱护有加，花钱供他读书科举，张居正的曾祖对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异常宠爱，作为武人世家，出了张文明这个读书种子，全家自然非常高兴，并着意培养。

到了张居正小时候，又表现出神童的征兆，因此，即便张居正的父祖都不能置产业，但是张家好歹还有个张鉞支撑。仆人有了，奶妈也有了。

即便如此，张居正这一支仍然是过的不够好。因此张居正考中进士，做了翰林以后，花钱在老家买了几十亩地。他们这一支，总算有了点产业。

在张居正辞官归隐的这三年多里，他就在老家这几十亩地上讨生活了。

当然，张居正一介文人，怎么会懂得种地呢？他也是把田地包给附近的农户租种而已。这些田地，除了他自己占用了几亩，盖了一座小院子，种了一片竹子和树林，其他的都租给别人种，除了交朝廷的田赋，其他的收入都归了自己。

在这三年间，他基本上谢绝客人，闭门读书。偶尔去辽王的府上宴饮，一方面是他的祖父曾在辽王府做护卫，有关系，另一方面是辽王喜欢吟诗作赋，而张居正是翰林出身，辽王正好找到了酬和的人。

除了这些活动，张居正还曾经游山玩水。他到过武昌，到过衡山，到过长沙。

对于没有野心，没有抱负的人，这样衣食无忧，游山玩水，耕读为乐的生活，自然是人生快事。但是张居正是有抱负的人。

三年时间他就厌倦了，他内心终于又蠢蠢欲动了。他在民间，见到了老百姓的疾苦，也看到了朝廷的腐败，官吏的不作为，严党的横征暴敛。所以，他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北京，重新投入了朝局的漩涡中。要为国为民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

古代官员动不动就辞官回乡，靠什么生活？

古代官员，如果一辈子没有被罢过官，或者辞过职，那都不好意思见人！春风得意时，上几年班，不高兴就甩印走人，甚至有的一辈子都不愿意做官，躲到乡间僻野，天天一觉日上三竿。

这种生活状态，让今天的人们羡慕得只想哭：老子天天累得像头驴，都躲不过雪片般的账单，他们凭啥这么悠闲？难道古人的书里真有“黄金屋”，真有“颜如玉”？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古代的经济环境，和现代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说明：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生活成本极低；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副作用就是生活成本的提高。

中国从夏商之后，就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历时三千年。农耕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社会关系单一，相互依赖性差，生活成本低。

占据社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以种地为生，通常5—10口之家，有几十亩地，一个壮劳力，就可以完成粗放式的农业耕作。那时候的产量虽低，但是正常年份的产出，足够一家吃饱，还能有一些结余，以备灾年。

除了粮食外，房前屋后会种一些蔬菜，养一些家禽牲畜，荒山坡种几棵桑树，养点蚕。男人种地，女人织布操持家业，吃饭穿衣不成问题，无需外界交换。

农耕文明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围绕土地的定居生活。定居的流动性差，它带来两个好处，有块地自己盖房，世代居住，房产支出成本低；同时也不需要支付大量的交通费。

衣食住行占了古人七八成的支出成本，这些都可以通过自给自足解决了，所以，古人即使兜里没有一分钱，照样生活得很好。

今天是工业文明时代，分工的精细化，导致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增加，需求向纵深发展，虽然得到的服务越来越贴心，可是生活成本也必然越来越高。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早上一睁眼就面临每天数百，甚至数千的债务。

正因为古人以土地为命根，所以官员们上班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俸禄寄回老家，购置地产。这就是历史上，一自称官员为“士族地主阶级”的原因。

古代土地贵不贵呢？差距很大，各个朝代不一样，丰年和灾年价差十倍以上。比如嘉靖年间，平常一亩地10两银子，灾年1两银子就可以买一亩地，而丰年20两未必买得到。

官员俸禄什么水平，够不够置办地产呢？差距也很大。官员待遇最好的宋朝，宰相级别的官员，折合人民币，年薪至少2000万，县令也有200万之巨。也就是说，在宋朝，一位县令一年的年薪，买一两百亩地不成问题。

待遇最差的明朝，一品官员年薪约30万，七品官员约3万。很显然，一位县令的收入，放在今天就是贫困户。在古代，这些薪水支付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问题不大，买地根本不可能。

不过，明朝皇帝也意识到官员俸禄太低，所以除了年奉外，还有大量补贴，远远超出工资部分。所以，在明朝，官员置办地业也不成问题，只是数量远不如其他朝代。

综合来看，一名官员一年的俸禄，置办10亩地问题不大，几年下来，就可以成为拥有几十亩地的“有产阶级”，甚至小地主。

有了这些土地作支撑，官员们即使离职，回到家乡靠自给自足，生活不成问题。

假如混到中高级别官员，可能一年的收入就能成为中型地主。加上年节恩赏，和皇帝的其它赏赐，即便一名清官，几年积攒下来一辈子不做官，也足可以活一辈子了。

以上是古代官员们，能够在辞职后正常生活的物质条件：自给自足的低成本生活方式，和在职期间俸禄可以置办一些地产。

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我们跟古人不一样的地方，最本质的差异，就在精神层面。

按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即便我们一年赚够了一辈子的基本生活费用，有几个人敢辞职去过隐居式的耕读生活？一定是在欲望的刺激下，想赚更多钱，不光不会辞职，还会削尖脑袋往上爬，恨不得活得比皇帝好，恨不得把下辈子的钱都赚够了。

古人难道不知道钱多可以过好日子？显然不是，能促使他们主动隐退的根本，不在于物质条件，而是精神需求。他们懂得“止”，满足了基本条件即可，甚至很多人连基本条件都不具备，就过起了有上顿没下顿的隐居生活。

比如庄子，穷得四处跟人借米下锅，却不肯接受楚王的宰相任命。比如陶渊明，在别人救济下生活的他，却写出了不朽诗篇。光武帝刘秀有一个同学兼好友叫严光，刘秀四处张榜“抓”他，把他强行带到京城，请他出来做官，严光坚决不就，弄得刘秀害了一辈子单相思。

古人为什么能做到甘于清贫？答案就在“耕读”的“读”字，“耕”是基本生活条件，“读”是自我修炼，“读”又让“耕”超脱于生存的本源，变成了生活的情趣。所以，古代到处充斥着安贫乐道的精神巨人！

我们今天都物质化了，很多人粗鄙地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垃圾，于是把宝贵的精神财富丢失，把自己扔进永无休止的物质追求黑洞，活成了陀螺，活成了物质的俘虏，活成了活僵尸！

所以，不要说古人比我们幸运，他们生活成本低，即便让你回到古代，你也未必能过上古人悠闲的生活，根子还是在于，你能不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足够强大！

古代官员动不动就辞官回乡，靠什么生活？

一

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当官的不会动不动就辞官回乡。因为这样会对他的仕途有影响，人走茶凉是常态。

如果一个人长期不在官场，慢慢就会有新势力出来。过去的关系就会慢慢淡化，当你再回到官场的时候发现官场已不是那个官场，后台也不是那个后台了。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员会辞职还乡。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因为当官基本上是赔钱的。皇帝给发的俸禄非常低，并且只发给正职官员。大量的吏员必须有正职官员来供养，否则就没人干活。

二

在历史上碰到一下几种情况，官员会辞职回乡。

第一种情况，父母死了。按照儒家思想要求，必须以孝道治天下。父母死了，就要回家守孝三年。

第二种情况，大臣给皇帝提建议，被皇帝驳回。大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大臣们就回家了，不跟你玩了，有可能是被皇帝炒掉了。

第三种情况，官场超级黑暗，一些正直的官员不愿意同流合污。官员们又担心被其他势力打压，会有其他不好的后果，最终选择辞职还乡。

三

回到题目上，如果辞职还乡，他能靠什么吃饭？

上边已经说了，当官如果不贪污的话，根本赚不到什么钱，说不定还要往里面贴钱。所以不能说当官才有饭吃，毕竟天底下当官的人是少数，其他人也没饿死。

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生产力低下，很多人都吃不饱饭，更不要说读书。甚至一些中等收入的人，也读不起书。在中国古代读书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除非是名门望族，当地的权贵才读得起书。只有读得起书，才有可能做官，也就是说，当官的人都是有钱人。

既然当官的人都是有钱人，自然也就会有饭吃。家中差不多都有花不完的钱和种不完的地，大量的房产。

有了举人以上的身份，全家人是可以免税的，实际上相当于赚到了。不管有没有辞官还乡，家里人在当地都是非常受重视的，可以参与地方的各种事务，也能拿到不少钱。

况且敢辞职还乡的的官员，大部分心中还是有底气的，要不然怎么敢辞官呢！

古代官员动不动就辞官回乡，靠什么生活？

古代官员辞职归乡是有条件的，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的，为父母守孝和厌倦官场怀才不遇是辞官的两个常见原因。但辞官之后生活来源各不相同，生活状态也是差异很大。一般大部分官员在做官时，有了一定积蓄，会去置办一些田产，以作为退隐的本钱。这是比较普遍的生活来源。

不过，有的官员辞了官仍是富贵，比如那些封候封爵的，即使不做官，但有候爵之位，吕不韦在辞官后还有侯爷爵位，拥有洛阳10万户的赋税收益，就是整个洛阳地区的全部财政收入都属于他。还有的官员辞官还保留待遇，如朱熹就享有有待遇不管事的“奉祠”之位。还有些官员本就是官宦或大地主家庭出生，家境丰足，比如“划粥断齑”的范仲淹，其亲生父亲是节度掌书记，继父是县令，还有司马光，退隐写书，还有能力为邵雍建园子，可见资产丰厚。少部分官员比较清贫些，田产不多，读书农耕，但仍可以恬淡悠哉度日，相对于乡里农夫之类，有地位有知识，还是好多了。

古代官员动不动就辞官回乡，靠什么生活？

古代农耕社会，人们发家致富的途径实在单一得很，既非商品经济社会，商人自是不多的，故他们要么务农，要么当官。而务农在“苛政猛于虎”的残酷政策之下，温饱都难，致富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要致富，须当官，成了当时的主流。然而，在古代也有很多人动不动就辞官，他们辞官之后，难道再次由官员变成农民，不是以最快的速度返贫么，那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其实，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被“辞官”二字误导了而已，因为辞官并不简单的由官员变农民，其中有很多其他因素，使辞职的官员不会瞬间一贫如洗，并不会瞬间从宝贵之家失落至赤贫之地的。

一、家财殷实。大家知道，古代读书人大多是有殷实的家境的，一般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人，鉴于养家糊口的艰辛，大多是没有余力或余财送孩子读书，倾家荡产支持孩子走科举道路的。有此贫苦家庭，哪怕真的倾家荡产，也筹集不了让孩子十年寒窗、进京赶考的资费的，古代金榜题名的人，极少是真正的穷人家出身的。比如，那些曾经以苦读感动过我们的人，翻翻他们的家庭介绍，就会知道并非没有来头。比如，以“划粥断齑”苦读出名的范仲淹，他虽然读书时，每天的饮食仅仅只有一碗稀粥，但他的亲生父亲是节度掌书记，继父是县令，而那位“以荻画地”苦读的欧阳修，其父也是军事推官。他们都是官宦子弟，而古代的官宦，家里都是有余财、有田产的，一旦辞官，回来不至于返贫。

二、辞官却保留待遇。古代所谓辞官，其实还有一种是辞去现职，保留待遇。比如，某高官因故向皇帝辞官，皇帝应允了，往往只是去掉现任要职，皇帝同时还会给他挂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宫观职务，有待遇，但不用管事，时谓“奉祠”。比如南宋朱熹，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知南康军、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却因不满朝廷投降乞和政策，老在皇帝宋孝宗面前提出辞官，有一次宋孝宗不高兴了，便对朱熹说“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处清要，就是让他“奉祠”之意，虽然不在高位，但待遇还是相当优厚的，不至于让朱熹生计没了着落。

三、本身就是大地主。古代很多辞官的人，大都是在朝做官很多年，因皇帝的政策与自己的想法有较大差距，生气而辞官。这些人通过多年的官宦经历，积累了大量的田产和资财，即便全身而退，也是一个资财丰厚的大地主，小小生计更不成问题。比如司马光，他在熙宁年间，因为不满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变法，在仕途高峰和盛年之时，就辞官到洛阳，半退半隐。他退隐期间，除了写他的《资治通鉴》之外，经常与富弼、韩琦这些退休宰相在一起聚饮，一个穷汉是没有机会与老宰相们在一起交往喝酒的。而且，司马光还与这些人一起，给当时的学者邵雍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三十多间。本身没有丰厚资财的人，是不可能为别人建别墅的。

所以，这些人辞官十次、二十次、上百次，在衣食上来说，依然滋润，并无人们所想像的生计之忧，真正忧生计的，还是那些出身贫寒之家的贫困农民，生下贫困，永远贫困，开始即决定结局，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