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你知道作者真实的意图吗？

我不太赞同《水浒传》没有写农民起义这个观点，但同时也同意题主的说法，施耐庵其实并不是有意图的去写农民起义，《水浒传》另有深刻的含义。

这样讲，岂不是很矛盾吗？且容绿野老道回到施耐庵的文本中，看看《水浒传》到底写没写农民起义，这部书又隐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

普遍观点认为，梁山好汉中，只有九尾龟陶宗旺一人是农民。陶宗旺是农民，这个说法《水浒传》也支持，书中说他是：“庄家田户出身”。陶宗旺与军官出身的欧鹏、科举举子蒋敬、小番子闲汉马麟一道，占据黄门山，也算得上“起义”了。

但是，陶宗旺只是坐第四把交椅的好汉，到了梁山之后，位置更低，仅排在第七十五名。即便陶宗旺是农民，但却不能代表梁山就是“农民起义”。问题是，梁山真的只有陶宗旺这一个农民吗？

所谓农民，指的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指居住在农村的农村居民，而不单指“庄家田户”。如果以侠义的定义来理解，陶宗旺是农民中的“农夫”。假如以职业范围划分，那么，梁山上的农民就绝对不止陶宗旺一人了。绿野老道做过粗略统计，梁山好汉中有这样几类人可以划入“农民”阶层：晁盖、宋江、李应、李逵、史进、孔明、孔亮、扈三娘、杜兴。

除此之外，还有穆弘、穆春兄弟。这两人虽然是揭阳镇一霸，但也是出身于农村的农家子弟。

写到这里，列位看官估计又要质疑了，晁盖是东溪村的保正，李应是李家庄的庄主，史进、孔明、孔亮、扈三娘等人也是财主子弟，怎么就算农民了？绿野老道刚刚讲过，农民不一定就是亲自下田种地之人，在农村生活，靠种田种地过活的人应当都属于“农民”。这个概念现在也讲得通。

那么，宋江算不上“农民”呢？当然算，他家里就是正牌的农村人，弟弟宋清还在田地里忙活着。虽然在郓城县做押司，但却不妨碍宋江的农民出身。陶宗旺都做了山贼了，还被视为梁山上唯一的农民，宋江怎么就不算了呢？同样，黑旋风李逵也是农民出身，犯了罪的“农民”难道就不是农民了？

当然，在这些农民中，有地主老财、恶霸乡绅，不过，这只是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大范围讲，出身于农村且靠着土地养活的人，都应当是农民。

《水浒传》中对很多好汉都做了职业简介，上山之前是做什么的，大多都有交代。其实，农民代表的只是一种职业。

梁山两任寨主都是农民，算不算“农民起义”？

梁山好汉中，尽管农民不占多数，但除了农民外，还有最底层的渔民，车贩走卒，屠户猎人、下级军官等等。施耐庵写“官逼民反”，这是确信无疑的。而两任首领都是农民身份或者农民出身，说《水浒传》的主题之一便是在“官逼民反”的大背景下的“农民起义”，其实并没有大毛病，也是讲得通的。

有一种观点说，梁山好汉都是些流氓地痞，杀人恶魔，而且，相互挖坑，设计陷害，大多数好汉都不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在一百单八将中，有的是因为自己作奸犯科，便上山落草为寇，有的则是宋江等人采取各种阴毒手段，害他们上梁山作乱的。比如，开黑店的孙二娘夫妻，杀人如麻的黑旋风李逵，做贼的时迁，等等，原本就是江湖黑客，上山落草，算不得“起义”。

再比如，朱仝上梁山是宋江、吴用、李逵、雷横陷害的。卢俊义好好的做着当铺掌柜，为了实现宋江的个人阴谋，却把玉麒麟害惨了。

这样的观点确实也没错，《水浒传》就是这样写的。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破绽，就是脱离了《水浒传》的大背景、大前提，有不见森林之嫌。

那么，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设置的又是一个怎么的大背景、大前提呢？这个疑问，其实在《水浒传》开篇故事中便有答案了。

无论哪种版本的《水浒传》，在“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回书之前，有一段“引首（金圣叹把这段故事并入“楔子”）”，讲的是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的故事。从这段简短的故事中，可以读出施耐庵为全书立意，这个立意其实就是四个字：“天下太平”。所以，《水浒传》的回前诗便改写了邵雍的一首七律，集中表达了“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这层含义。并且，特别交代，赵匡胤在位十七年，“天下太平”。

讲完赵匡胤的故事，便对北宋的皇位传承进行交代，说太祖传位于太宗，太宗传位于真宗，真宗传位于仁宗。

施耐庵说，宋仁宗继位后的前二十七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也就是说，在宋仁宗嘉佑三年误走妖魔前，仍然是“天下太平”之世。因为“天下太平”，所以，“百姓受了些快乐”。

《水浒传》的立意就是“天下太平”。太平世界，谁会逼反民众？老百姓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有几个人愿意上山做强人？

书中的所有上梁山的好汉，不管是什么途经、什么形式，都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大的前提下，被“逼上梁山”的。不然，为何施耐庵不写宋徽宗之前，江湖上有卖人肉包子的黑店呢？

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大规模的在梁山聚众造反，且由农民出身的人做头领，带着一群以底层人物为骨干力量的人揭竿而起。尽管施耐庵没有刻意或者明确的写“农民起义”，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肯定具备“农民起义”的性质。

嘉佑三年时，乐极生悲，因为一场瘟疫，导致洪太尉误走了妖魔。妖魔出世，便“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这伙“妖魔”，其实就是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

天下太平时，妖魔被镇锁在江西信州龙虎山佛魔大殿的地窖中，瘟疫出世，天下便不太平，妖魔也就出世了。但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之后，施耐庵继续写到了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这个时期也是“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天下太平，妖魔没有闹事。而妖魔闹事，肯定就是因为天下不再太平了。

按照北宋的历史，宋哲宗之后就是宋徽宗。《水浒传》中，宋徽宗一出场就不是个好皇帝，声色犬马，“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端王赵佶一登基，便任用奸臣高俅，从而引发了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梁山好汉从此粉墨登场，开始聚义造反。

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在晁、宋二位头领的带领下，绝对是反宋徽宗的。即便晁盖最先提出了招安的主张，但此时的山寨，宋江才是实际上的领导者。施耐庵这样写，并非讲的是梁山上的晁宋之争，而是在这两个人物身上，隐含了另一层寓意。

宋江是道家妖魔中的“天魁星”，晁盖则是佛教的四大护法天王之一的托塔天王，梁山是道家“妖魔”大聚义，宋江是当然的召集人和“把寨为头”的寨主。施耐庵以梁山故事，隐含自己的真实意图，寄托自己的宗教思想——佛道合一。

宋徽宗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崇道抑佛”皇帝，宣和元年下“革佛诏”革佛，打破了北宋立国时“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格局。施耐庵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也是宋徽宗乱国祸国的一大罪状。于是，托塔天王（毗沙门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当然要奋起护法，维护佛教的尊严了。

宋江则是“天魁星”，虽然与晁盖的教派不同，但因为宋徽宗失道误国，走到了“天下太平”的反面。因而，道家也不能容忍宋徽宗这个假道君。所以，施耐庵说“晁、宋二位头领替天行道”。

《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的寓意是追求公平正义，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替代“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之道。书中以杨志的花石纲事、生辰纲事这一暗一明的故事，揭露了宋徽宗朝的失道，绝了百姓的衣饭，从而，“官逼民反”，晁盖、宋江这两个农民出身的头领在梁山聚义、起义。

梁山好汉攻城略地，不断袭扰官府，团灭朝廷缉捕官军，斩杀国舅慕容知府。说《水浒传》不反皇帝，是没有道理的。不反皇帝，又何来“农民起义”之说？

容与堂本《水浒传》在梁山大聚义之后，有一首赞诗，讲到了梁山好汉无论身份贵贱、贫穷富有，都抹平身份：“都一般儿哥弟称呼，皆一样的酒筵欢乐”。这不就是“均贫富、等贵贱”的“替天行道”吗？这样典型的打着特殊烙印的表述，怎么能说《水浒传》没有写“农民起义”呢？

施耐庵的真实意图，就是通过底层民众的造反，揭露宋徽宗的失道亡国，抨击这代皇帝激起无数民变，导致北宋王朝走了灭亡。

上文讲到，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从赵匡胤立国开始讲故事，在“楔子”中历数北宋七代皇帝。到了梁山好汉故事阶段，则以“二龙”来隐射宋徽宗、宋钦宗父子。

在前七十回书中，宋徽宗是明出场，宋钦宗则是暗出场。“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回书中，施耐庵让宋江提前预见了北宋灭亡的最后一幕——二龙戏水。这个场景，寓意的就是宋徽宗、宋钦宗在五国城坐井观天。

“二龙”这个隐喻在《水浒传》中还有“二龙山”、“父子客店”。这两个符码，都与花和尚鲁智深有关。鲁智深这个形象无比重要，简直就是贯穿《水浒传》中北宋徽、钦时期的整个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花和尚大闹五台山，是因为“父子客店”间壁的“待诏”的召唤，在一顿狗肉醉酒，怀揣狗腿的醉酒状态下，搧倒亭子，撞破山门、打坏金刚、打伤僧众、亵渎选佛场。这一切，都真实的反映了宣和元年（1119年）时，宋徽宗革佛的历史。

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就是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的事情，这一年的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诏”，以道教渗透佛教，异化佛教来达到禁佛、毁佛的目的。这重隐喻，是以“待诏”说的六十二斤禅杖来隐藏作者真实意图的。六十二斤，意味着从鲁智深逃出佛魔大殿的嘉佑三年（1058年）到宣和元年，正好就是六十二年。

花和尚当了宋徽宗的打手，因为“狗”隐喻的就是宋徽宗，这个皇帝生于1082年，就是个属狗的。而鲁智深打上二龙山，战据宝珠寺，也是反叛了宋徽宗。这个“狗皇帝”激起民变，连和尚都造反了。

书中的“二龙”就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施耐庵这一真实意图，隐藏的就是一段北宋灭亡的历史。而综合前面的故事，北宋九代皇帝悉数登场，“九纹龙”这个符码，其实就隐藏了北宋王朝的兴亡历史。

在“洪太尉误走妖魔”这个故事中，施耐庵以地窖中的妖魔照应梁山一百单八将。于是，便以梁山故事为主线索，隐写北宋的亡国历史。但是，施耐庵在这个故事中却是一击双鸣，不单是隐藏了大宋王朝放出了妖魔，还隐射大明王朝也是误走妖魔，导致天下不太平的“洪太尉”。

施耐庵说，“朱洪武”误走了妖魔，这个妖魔就是“孙立”，即立孙子朱允炆做皇帝。于是，无比崇拜北方真武大帝（三月初三是真武大帝诞辰）的燕王（龙虎山上的锦毛虎，清风山的燕顺，以及王英）极端不满，发动靖难之役，导致了四年的夺位之战。如此，天下便不太平，百姓便要遭受缧绁之祸。《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其实也是针对大明王朝的。

《水浒传》中的“二龙相戏”，同样隐藏了大明靖难之役的帝位之争。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也是在隐喻这一段大明秘史。

《水浒传》中施耐庵写的是农民起义，但不是刻意的去写农民起义。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施耐庵在其中隐藏着这样的几个真实意图：

佛道合一的宗教思想、天下太平的境界追求、“替天行道”的公平正义、“保境安民”的家国情怀。……

《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你知道作者真实的意图吗？

《水浒传》确实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要知道作者的真实意图，必须从《水浒传》的实际描写出发，并把这些描写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加以认识。

宋江起义的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宋徽宗不以国事为念，沉迷于声色犬马；“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江南的应奉局、造作局豪夺巧取，运送花石至京师的船只络绎不绝，广大民众不堪重负，中产之家也至卖妻鬻子；山东、河北等地设西城司，增加赋税，水旱不免；还有每年进贡给辽、夏的银绢以百万计，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不堪忍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广大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方腊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水浒传》并没有去反映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本质特点，读者很难从作品中看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所引起的反抗斗争的正面描写。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中，除一部分原是朝廷将官外，其余的主要是梁山泊周围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头领。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头很难说有一个是农民起义的据点。例如，桃花山上强要民女做压寨夫人，专门“下山拦劫过路客人钱财”的周通；少华山上“薅恼村坊”、不让附近居民上山打捕野味的朱武、陈达、杨春；白虎山上“和本乡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众占山，打家劫舍的地主少爷孔明、孔亮；清风山上“因为消折了本钱，流落在绿林丛内打劫”的燕顺；枯树山上“平生只好杀人”的鲍旭；芒砀山上“商量了要吞平梁山泊”的樊瑞、 项充、李衮；对影山前“比并戟法”、争强斗胜的吕方、郭盛；以及登云山里聚众打劫的邹渊、邹润等等，说他们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确实很难让人接受。正如很难让人承认原来占着二龙山“聚集着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邓龙一伙是农民起义，承认扬子江里以劫人钱财为生的截江鬼张旺和油里鳅孙五是造反英雄一样，如果硬要将后者与前者加以区别，只不过前者后来归顺了梁山泊、参加了宋江的事业而已，而后者只是一伙乌合之众。

宋江所领导的梁山泊，与以上所说的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宋江起义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建制，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实现了起义的目标。在《水浒传》作者的心目中，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起义，因而他对这两种起义有着爱憎鲜明的不同态度。

在作者笔下，方腊是歙州山中樵夫，“因朱勔在吴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恐，人心思乱”，便 “乘机造反”，他们“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自为国主，独霸一方”，真正和腐朽的赵宋王朝有不共戴天之势，非推翻赵宋王朝不会放下武器。这样的起义，应该说是真正的农民起义。然而《水浒传》对方腊的起义却持否定态度，对方腊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宋江等人将方腊起义镇压后，作者深有感触地说：“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号讵能安！”谁胆敢凯觎皇权，谁胆敢犯上作乱，方腊的结局就是榜样。而“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州占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受到作者的同情和肯定。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聚义”与“造反”是绝不相同的。宋江等大闹江州，火烧无为军后，李逵曾说：“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的？”并且喊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却遭到戴宗的呵斥。李逵的意见显然是不被宋江等人所接受的。在作者看来，宋江这伙人的行为不是“造反”，只是打击贪官污吏，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正如阮小五在抗拒官军时所唱的渔歌那样，他们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为了避免梁山泊一伙走到方腊式的造反道路上去，《水浒传》安排有造反倾向的晁盖被曾头市的史文恭射伤而死，并让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所谓“忠义”，按作者的说法就是“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权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被奸臣蒙蔽的赵宋天子来整顿社会秩序，惩治贪官污吏。既然《水浒传》作了“在晁盖恐托胆称王，故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的安排，作者怎么可能把宋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来进行塑造呢？说《水浒传》描写农民起义的，显然与作品实际不符。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以为梁山全伙受招安标志着这支起义军的失败。其实，《水浒传》作者并不这样看，他把宋江等人的接受招安描绘成节日庆典。你看那“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宿太尉骑在马上，张叔夜在后相陪，吴用等乘马跟着，至梁山泊水滨，“香烟拂道，宋江、卢俊义跪在前面，背后众头领齐齐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诏”；“三关之上，三关之下，鼓乐喧天，军士导从，仪卫不断，异香缭绕，直至忠义堂前”——这场面写得何等瑰丽壮观！这种节日气氛的渲染，胜过梁山泊上重阳佳节的酒会，也胜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大典。在《水浒传》作者眼里，梁山泊全伙受招安是这支起义军的真正胜利，因为梁山泊上绝大多数头领多年的夙愿实现了，梁山泊起义的基本目标实现了。作者所要描写和歌颂的正是这种以招安为目的的起义。

以招安为目的的起义是宋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只有了解这种文化现象，才能够对宋江的起义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分析。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属于什么性质的起义？前面笔者已经做了介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宋江故事在南宋流传中呈现出新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认为宋江起义是与方腊起义不同性质的起义。在人们心目中，宋江是受了九天玄女娘娘天书而“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呼保义”。而“保义郎”正是两宋之交朝廷招安忠义军头领所授的基本武官官阶，在宋代武官中属于很低的一个职级。宋江自呼保义，说明他没有野心，所谓“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迹”，因此得到南宋士大夫的普遍欢迎，朝廷也允许讲说宋江的故事。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并序》中给宋江的赞语是：“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正是对宋江故事在南宋流传特点的一种概括。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由于宋江故事在流传中突出了“忠义”的特点，所以南宋时期的许多忠义故事被整合到宋江故事中来，极大地丰富了宋江故事的内容。在南宋流传的宋江36人中，有不少是南宋著名的忠义军头领和爱国将领。现略举几例如下：

大刀关胜本是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的一员将领，骁勇善战。建炎二年(1128)冬，金兵围攻济南，关胜引兵拒敌，金人无机可乘。济南府知府刘豫早已心怀不轨，于是杀关胜降金，后来刘豫在金人扶植下建立了伪齐政权，为人民所唾弃。《水浒传》作者为了纪念关胜这位抗金英雄，让他上了梁山泊。

铁鞭呼延绰(《水浒传》为双鞭呼延灼)的原型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手下将领呼延通。绍兴六年(1136)，呼延通在宿迁县(今属江苏)与金人牙合孛交锋，两人苦战多时，最后扭打在一 起，从马上坠落于坑坎中。牙合孛用篦刀刺呼延通腋下流血，呼延通死死掐住牙合孛的咽喉不放，终于生擒牙合孛，《水浒传》中呼延灼活捉韩存保便是前一故事的翻版。 船火儿张横和浪里白条张顺，一为南宋初年太行山忠义军头领，一为南宋明末年襄郢西山民兵部将。张横是抗金英雄，绍兴五年(1135)秋，张横败金人于宪州(今山西静乐)，擒其守将。张顺则是抗元英雄，咸淳八年(1272)，张顺与张贵带领西山3000民兵顺汉水援救襄阳 (今湖北襄樊)。这时襄阳已经被元军围困5年，宋军多次救援都遭失败。张顺等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转战百余里，到达襄阳城下，给予城内守军极大鼓舞。及收军点视，独失张顺，几天后有浮尸溯流而上，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军中惊以为神，襄阳军民将其敛葬，并立庙祭祀。《水浒传》中“涌金门张顺归神”一节便是这段史实的摹写。

《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农民起义，除了宋江起义的历史事实，水浒故事流传的社会背景和材料来源，以及《水浒传》的实际描写以外，还有《水浒传》成书以后的遭遇，也能够说明《水浒传》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 尽管《水浒传》何时成书现在还有争论，但是现在所知《水浒传》的最早刻本不是民间坊刻本，而是明嘉靖年间都察院刻本，都察院是朝廷监察各级官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机构，由都察院出面刊刻《水浒传》，自然如鲁迅所说：“世人视若官书”。如果说明朝都察院刊刻一本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来鼓励民众造反，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水浒传》在明代流传时，都冠有“忠义”二字，书名就叫《忠义水浒传》，或者就干脆叫做《忠义传》，这与宋江故事在宋元时期流传的基调是一致的。如果硬要说历代统治者都容忍人们公开宣扬造反，那就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了。

当然，从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 六月二十三日由朝廷发出第一道禁毁《水浒传》的命令以后，《水浒传》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朝廷由推崇《水浒传》变为禁毁《水浒传》。清代统治者 也沿袭崇祯皇帝的这一政策，坚持禁毁《水浒传》。这当然说明《水浒传》确实有不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思想内容，不过，细致分析，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崇祯十四年 (1641)二月，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由贯华堂刊行，金本《水浒》只保留了《水浒传》前七十回，所谓“削忠义而仍《水浒》”，并通过评点大骂宋江“假忠义，真强盗”，凸显了《水浒传》中的反抗性内容，加上当时正是农民起义如火如茶的年代，这自然会引起统治者对《水浒传》的反感和恐惧。清代在多次禁毁《水浒传》时，都注明“即《五才子书》”，如乾隆十九年(1754)、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七年(1868)的禁令，无不如此，说明所谓统治者禁毁《水浒传》主要是针对金（圣叹）本。事实上，清代所流行的《水浒传》，全部是金批《第五才子书》，以至于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一般人还不知道有多于70回本的《水浒传》，后来发现120回的《水浒传》还惊喜不已，出版时特意取名为《一百二十回的水浒》。

综上，可以启发我们，《水浒传》从成书到流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作者的真实意图，绝不是描写农民起义，而是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作者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撰写的一部作品，这就难怪“文革”时期，批判《水浒传》时，直接把宋江等人定性为投降派了。

《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你知道作者真实的意图吗？

《水浒传》与农民起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里面就根本没有农民。里面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如宋江之流的小吏，有如卢俊义之流的财主，也有过去的将领，还有土匪强盗、地痞无赖。但是，他们与其它人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有追求，他们不愿在这一隅之地度过余生。即使是李逵这样的杀人魔王，也说过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做大皇帝，宋江做小皇帝，大家都做大臣这样的“人生理想”。所以，《水浒》的本质就是在写，一个时代中，无法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者，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际上，招安是这些人最好的下场。在历史上，真正“夺了鸟位”成功的只有刘邦与朱元璋，但这两人一是开启了杀戮功臣的历史，另一个杀戮功臣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即使真是这帮人夺位成功，首先一个国家不可能出现两个皇帝，晁盖宋江先要对杀，然后就是要清除这帮老弟兄了。所以，宋江毒死李逵，也就是一个缩影而已。

《水浒》告诉我们，在那样的时代，如何考不了科举，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究竟有哪些。但是，宋江最终失败了，说明这个社会根本不会给不配合这个体制（哪怕是曾经不配合体制的人）任何机会，而这个社会，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现实中，也已经走向了尽头。（一向认为作者施耐庵或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

《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你知道作者真实的意图吗？

其实毛主席对“水浒传“这部书说的已经很清楚：“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其实水浒这部书作者的意图就是写当时政府的官员腐败，导致的农民起义造反，再加上宋江天生会笼络人心，使天下好汉聚集梁山，本想小打小闹，没想到后来发展成梁山一百单八将，小卒无数，引起了朝廷的恐慌，多次围剿不成，便启用招安的方式，将梁山好汉骗入宫中，使用各种方法消灭他们，最后落了个悲惨结局。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于1296年至1370年，江苏兴化人，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6岁中进士，一路顺风顺水，后来做官之后，由于诸多原因，弃官隐居民间。施耐庵写水浒这部书的真正意图是：揭露官府腐败，阴险狡诈，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好话所蒙蔽。如果当初的梁山好汉将他们的队伍壮大，不走招安这条路，那么他们有可能事业成功。但是宋江没有这样做，他走的是和平解决共同发展的路子，没想到朝廷官员另有计谋，最后将他们收网打尽。

水浒这部书其实是很悲伤的，他给人们一个启示，做人要有一定之规，不要被别人所左右，对一些心怀鬼胎的国家或人应有自己的坚定信心，绝不手软，不要被他们的巧言话语所迷惑。

《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你知道作者真实的意图吗？

作者真实意图用八亇字来概括：除暴安良，替天行道。

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自问世以来深受正直刚义之士追捧喜愛。从晁盖创立＂聚义厅＂到宋江继位改名＂忠义堂＂，宋江胸无大志，腹无良谋，甘当朝廷奴才，梦想荣华富贵，＂招安＂投靠朝廷，致数英雄豪杰葬身于奸侫毒鸩，美梦成噩梦，历史拉下这段帷幕。

伟人毛主席喜欢读水浒，来看看伟人的评价吧：＂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让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可见伟人是痛恨投降派的；再看看伟人对＂英雄＂的认可，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林冲与武松谁是真英雄？＂，身边有人回答是林冲，主席说不对，要他们再去思考（注：引自网络文章）。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武松的认可。

武松仗义行侠，不畏强权，除暴安良，乃真正英雄豪杰矣。（仅代表亇人观念。喜欢则评论，不喜莫辱，谢谢！）

《水浒传》其实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你知道作者真实的意图吗？

水浒传所写并非是农民起义，是市井无赖，没落贵族，不得志的小官吏们的聚集。其本心还是站在朝庭官僚立场的，聚义只是不满自己的遇境而做的表面文章，一旦得志还会露出真相的！作者把梁山好汉的下场写的如此凄惨，就是告悈农民不要造反，梁山好汉的下场就是教训！方腊的义军才是农民起义的代表。当然水浒传的艺术性还是不能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