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得到秦王的支持的，为何最后是五牛分尸的结局？

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与认可，秦国也通过变法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为秦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本人，不但没有被秦国人纪念，反而最后还落了个车裂的下场，这个结果是非比寻常的。

不少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了一些原因，比如说他“刻薄少恩”，为人自大不听赵良劝谏之言，推行重典得罪了公子虔和秦惠王，自不量力起兵谋逆等各类原因，总之，就是说商鞅之死终于人品。

对于这个结论，如果按照常理常规常识，一个顶着巨大压力为秦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得到秦孝公认可的人，很难与小人、人品卑劣等反面之词相挂钩。

司马迁可以质疑商鞅的人品，但是秦孝公将一国的前途交付于商鞅手上，难道他对商鞅的为人就没有起码的认知吗？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古往今来的政治法则，领袖人物始终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场变革的第一推动力，比如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秦始皇一统六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是以领袖名号作为变革标志的。

而在秦国发生了一场如此之大的变革，一场改变天下格局的大变法，竟然是以“商鞅变法”冠名，而不是以国君之名，而如果秦孝公就此对商鞅发起“声望罪”，那么商鞅不会到秦惠王时代才被治罪，足见秦孝公的格局之大，尊贤之心可见一斑。

下面具体看下，司马迁对商鞅的两点严重质疑：

司马迁对商鞅的人格评价为“天资刻薄人也”，证据有六条：

第一，以帝王术，挟持浮说。意思是说商鞅靠“浮说”，以帝道、王道以及五霸兴起的缘由骗取了秦孝王的信任。事实上，关于变法与否，在秦国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以甘龙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变法不利于国家，而商鞅的回击是国家强大的希望，只存在于变法之中。

保守派又提出，说旧时秦法“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成，不当改变······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商鞅的主张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不论秦法曾经如何，为了强国爱民，都不应因循守旧，而当推行变法。

关于可能引发天下舆论的问题，保守派提醒秦孝公可能引发的“身败名裂”，以此作为筹码来阻止变法。而商鞅对此提出两点主张：其一，他不怕天下人的批评、攻击和议论；其二，只要变法成功，就可改变舆论。

以上哪点属于“浮说”呢？句句都是辩证且具有前瞻性的言论。

其二，由嬖臣，及得用。商鞅得以辗转去了秦国， 并不是莫名其妙去的，而是受到了秦孝公“求贤令”的号召才去的。

从黄帝时期开始，中国远古政治就产生了悠久的求贤传统。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竞争激烈，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更为紧迫。

秦孝公以文告征召的方式，面向全社会重金招聘人才，“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尊官分土”就是与强秦功臣分治秦国，使这个功臣拥有实际意义上的土地，以及与民众的诸侯地位。

重赏之下，必有勇士。商鞅在魏国不得重用，空有鸿志，去往秦国实现梦想是再正常不过了。在秦国为了见到秦孝公本人，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以求见到秦孝公，并能够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

更何况，景监到底如何坏，没有记载。即使景监是一个坏人，在商鞅这件事上，也只能算是他做了一件利国利国的大好事。

其三，刑公子虔。商鞅颁布新法令，导致旧贵族势力失去特权，于是便千方百计阻挠新法，其中太子驷（秦惠王）的师傅公子虔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教唆太子触犯法令，商鞅自然要按照法令处罚太子，但是由于太子是未来的继承人，且年幼无知，于是就处罚他的师傅公子虔，处以黥面。

但公子虔不知悔改，四年后又触犯了法律，商鞅毫不留情地依法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此后，公子虔曾经八年不出门，对商鞅也是恨之入骨。这件事也为商鞅遭遇车裂埋下了伏笔。

商鞅好“刑名之学”，这是战国时代法家的一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是，授官用人，循名责实，量刑施法，生杀予夺，是关于统治术的学问。

从国之利益出发，商鞅对公子虔的惩戒完全是有法可依，而且还证明他的铁面无私。这不是他的优点吗？

其四，欺魏将卬（[áng]同“昂”）。秦魏两国接壤，多次发生战争，在秦孝公之前，秦国与之交战基本不占优势。在商鞅变法取得一定成绩时，商鞅建议秦孝公伐魏，并得到应允。于是，商鞅率军攻打魏国，魏惠王便派了公子昂应战。

公子昂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既是魏惠王的弟弟，又是商鞅的老朋友。秦魏两军开战，双方相峙数日未有结果。商鞅坐不住了，因为再耗下去对秦军没有一点好处，于是便向公子昂施了一招“瞒天过海”。

他给公子昂写信说要与他订立盟约，各自班师。公子昂当然同意了，于是前去与商鞅会盟，不料商鞅在公子昂放松戒备时，俘虏了公子昂。魏军主将被俘，军心大乱，商鞅乘机进攻，魏军大败。

商鞅与公子昂各为其主，战场交兵本是公子昂轻敌，欺敌乃天经地义，这怎么能埋怨到商鞅身上，那苦肉计岂不是要受到道德审判了？

其五，不师赵良之言。商鞅手下有个谋士叫赵良，才华出众，商鞅非常欣赏他。有一次，他劝商鞅早点隐退，并把封地归还给秦王，因为他认为商鞅变法不得人心，比如说得罪了公子虔，还说商鞅不是靠自己名声得到秦王召见，而是走了歪道。

其实赵良之言就是一套明哲保身的言论，而商鞅志在施展抱负，他是不可能听赵良之言的。

其六，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其实这些文章都是变法名篇，与其人行事相类，这是很正常的，激励民众，刺激生产，怎么能说成是“刻薄”呢？

所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的人格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见。

对于商鞅的结局，在《战国策》和《史记·商君列传》中并不相同。在《战国策》中的记述相对比较简洁，说秦孝公病重时，曾有意将大位传于商鞅，“欲传商君，辞不受”，之后“商君告归”，回到他的封地。秦惠王即位后，便有人劝说他除去商君，于是就有了之后的车裂商鞅。

而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述就比较复杂了，在公子虔告发商鞅造反后，司马迁对之后商鞅的遭遇进行了细节描写。如说他先是逃到函谷关，旅店也得入住，好不容易逃到魏国，还被魏国赶了出来，并且魏国花费大量精力还把商鞅给逼回了秦国。之后商鞅才想到了造反，结果又没打过秦军，最后被杀后还遭遇了车裂尸身。此后，秦惠王还灭了商鞅的家人。

对于商鞅的两种记述，都表明几个问题：

其一，商鞅是被人告发的，致于他是否有罪，这个取决于告发者的动机。

其二，商鞅之死的确是秦惠王下的令，理由有两点：一，商鞅权势过重，对君主构成威胁，不杀不安心；二，秦惠王与商鞅原本就有政治仇恨，杀了商鞅以泄私愤也是合理的。

其三，也是有争议的一点，《战国策》没有提到商鞅造反，而在《史记》中，不仅明确提到他造反，而且把过程也记述的很清楚。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矛盾。

比如商鞅造反的动机是什么，《史记》没有提及。但我们推测无非有二：一为活命，二为夺权。如果这个动机成立，那么依商鞅的智商，第一反应肯定是回到封地，组织兵力，更或者说，如果有造反之心，在秦孝公时期就应有所准备，而不是等到秦孝公死后将自己置于东躲西藏的境地，最后才选择匆匆起兵，这种注定是一种失败的造反，对于商鞅而言，有何意义，这不符合像他在秦国的人设。

再看他的逃跑路线更是离谱，函谷关在当时如同对黄河的叫法一样，天下人说起关或河，指的必定是函谷关或黄河。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口，一向是秦军重兵把守的一个要塞。而商鞅在追捕令已下的情况下，还要再向虎山行，他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吧。

再说他住店的事，他是政策的指定者，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没有身份证不能入住呢？还非要上前去打脸？

再说到他造反，“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此句的“徒属”们，但凡只要思维正常就不可能追随一个已落魄到家的人起来造反，这也等于是往枪口上撞。

所以，综上两点叙述，对于司马迁所说，商鞅造反是很值得怀疑的。那么，商鞅最有可能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秦始皇时代，吕不韦为秦国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结局也同样令人唏嘘，秦始皇一封信就把他的功绩抹杀的干干净净，最后他被迫自尽。

吕不韦的结局与商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功劳太大，影响力也大，而变法后的秦国随着实力的增强，君王权力也在加强，但凡对秦王形成威胁的人物，都是重点排除对象。所以，商鞅之死也是必然的。

变法家、改革者在战国时代大多是悲壮的，商鞅最终被车裂尸身，赵武灵王被囚禁致死，吴起被乱箭射死。韩非子在《孤愤》中说，变法家的政治秉性与现实使命，决定了他们必然与旧势力不共戴天。而旧势力也必将其视为政敌，必除之而后快。

变法家们的特殊使命感，只会给他们带来两种结果，不是死于公法，就是死于私剑！尽管路的尽头是无路可走，但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他们是一群推动历史向前的吹哨人，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

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韩非子

商鞅变法是得到秦王的支持的，为何最后是五牛分尸的结局？

秦国强大是事实，但却不一定要感谢商鞅，在政治成就上来说，商鞅是卓越的，可对于下层百姓来说，商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

商鞅变法，即便是不熟知历史的人，都肯定知道这个变法，因为这个变法，是战国时代秦国的转折点，秦国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整肃，家国容貌堪称一日三秋，也是古代变法的一个典范。

可是商鞅主导的变法，一开始的理由并不是那么纯粹的，商鞅的动机，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周代君子，热爱功名，有多少财富不重要，但如果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那么毕生都需要为了燃烧自我放光芒而努力，这是诸子百家诞生的环境基础。

商鞅，并不是秦国人，出身于卫国的王公之族，第一次就业在魏国。

当时喜欢法家的人不多，国君们喜欢的是效果又快，名声又好听的政策，可在实际意义上，这就是矛盾，商鞅深谙法家讲究的就是政策的“狠辣”，效果大不大，就看有多狠，这个事情没有下限，只有相对而言。

魏国时，商鞅没有被魏王重用，后来偶尔听到秦孝公招募人才变法，当商鞅了解了秦国曾经是“春秋五霸”，现如今又沦为边缘小国的历史后，他知道，他有办法改变秦国。

投奔秦孝公，商鞅做足了准备，秦孝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走秦穆公的老路子，要“求贤、强兵”，经过景监的引荐，商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秦孝公，秦孝公很不开心，不是方法不好，是因为按部就班，实在太慢了。

可商鞅不放弃，他上书，秦孝公拒绝，再上书，秦孝公再拒绝，两人有来有回，看起来颇为奇怪。

你说秦孝公是一国之君，如果对商鞅不满意，那一次也就够了，再有第二次，估计就需要砍头了，可他也还是继续重复做着这件事情。

有人问商鞅，为什么你和秦孝公要在这里打太极？

商鞅微笑并不做语，他知道，真正的好戏要上演了。

秦孝公多次拒绝，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商鞅的办法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他等不及了，秦孝公不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他不想后世子孙替他背负盛名，他要立即马上，秦穆公的辉煌就在他的时代重现，他要留名青史。

最后一回，商鞅依旧地面对面和秦孝公谈论国家大事，而这一次，商鞅则表示，我不再卖关子了，你要快，那么我就给你调整成最快，前提是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国家想要短时间内变得强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央集权，拧成一股绳发力。

那么商鞅，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当时的秦国，土地被贵族所掌握，在朝堂上，贵族们也常常干涉其中，导致秦孝公的命令大打折扣，最重要的商业在秦国内很发达，秦国的财富流失严重，基本盘情况很不好。

为了变法，商鞅用了三剂猛药。

一、重农抑商，本质上是打击掌握着大量商业财富的贵族，让生产力重心回归农业。

二、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斩断基层百姓对世界的认知，不允许他们读书识字，只允许他们做国家的生产机器。

三、废除世卿世禄制，打压贵族集团，实行二十等爵制，鼓励基层青年舍生忘死战斗，制造不要命的好战精神。

毫无疑问，商鞅的变法思想是精准的，秦国弱在哪里，商鞅就打在哪里，但是前面说了，秦国强大起来，并不感谢商鞅，而且商鞅还是基层百姓的罪人，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场变法最险恶的地方就在于，商鞅对基层百姓“权利”的剥夺。

秦国在春秋以来，是有着好问之风的，读书人不少，虽然没有科举这种制度，但是国人的求知欲很强。

面对这种情况，商鞅认为，百姓的智慧，就是国君的不幸，因为百姓有智慧了，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声音，国君就不好对百姓剥削了，秦国想要短时间内强大起来，就必须高度剥削百姓的所得，他们种的田，织的衣，要绝大部分用来供给国家，自己能享受的，很少。

如果百姓们都有主见，那商鞅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动乱，因为这就是一场“掠夺”，而商鞅做的，就是把掠夺变得合法，让百姓两耳不知窗外事，就是最好的保障。

也是这个政策，让秦国的凝聚力变强了，但这种变强的凝聚力，不是以伟大理想为信仰，而是以消灭百姓的智慧为手段的，狠毒至极，这便商鞅臭名昭著的“愚民”之术。

甚至可以理解为，商鞅为了让秦孝公重用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用了这剂猛药，归根结底，商鞅的本心还是自私的，但是这个政策，却是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之久，因此才说，法家的变革是没有底线的，也没有太多的道德限制的。

与愚民政策相呼应的是“二十级等爵制”。

因为斩断了农民世代拓展的路子，农民一代又一代，想改变命运几乎不可能，不过既然是“几乎”，那必然有一线生机，比如“打仗杀敌”。

二十级等爵制很好理解，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在战场上拿下敌人的头颅，就能根据制度晋升，最低的那个等爵，只要杀了一个敌人，就能达到了，虽然是最低等级，但是却比当一个农民好得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士兵战斗力一下子突飞猛进了，就是商鞅给他们制造的一个“希望”，让他们前赴后继，而秦国统治者也不考虑打一次仗死了多少人，青年们的动力也不是保家卫国，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富贵，达到的效果殊途同归，可是出发点却是让人不齿的。

单看二十等爵制，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但结合商鞅的愚民做法，那就可以让人理解为，基层百姓只有考九死一生的残忍方式才能向上攀爬，其余的，什么读书、经商、务农等等等，都不行。

这就是商鞅关上了所有的门，开得却不是很大的“小天窗”。

可伤害百姓，不可能让商鞅被杀，商鞅给自己掘下的坟墓是，对贵族的打击。

中央集权除了对基本盘的高度掌握有要求以外，对于政治声音，也是有控制的，谁能说，谁不能说，谁的应该听，该听谁的，都有计较。

为了让变法自上而下，高度统一，商鞅打压贵族的声音，商鞅深知变法要迅速展开，就要高度统一，这个道理，后来的王安石没懂，张居正懂了，但最早，就是来自于商鞅。

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影响很大，但这是慢性毒药，无非就是后代受到影响，矛盾还不至于一下子爆发出来。

实行变法后，国家的财富很快空余了出来，国家垄断了商业，抑商不是不经商，而是把原来人家的饭碗给抢了，只能自己吃，商鞅打击了很多贵族利益，有了基层百姓的粮，有了贸易的钱，秦国有了很强的军队基础。

公元前354年随后的四年时间里，商鞅带着强大的秦军出征，连续打了几场大胜仗，秦国的名声再次响彻，失去的失地被收复，而商鞅也一度掌握了兵权，权柄仅次于秦孝公，这种的荣誉加身，让商鞅对贵族的压迫越来越强。

一边管着政治，一边手握兵权，商鞅的真实地位，要比后世我们所想象的还要高，商鞅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改革家那么简单，如果秦国新君的年龄还小，商鞅未必当不了“摄政王”。

魏国被击败后，割让了河西的部分地区来求饶，商鞅立下大功，被封为“商君”，不久之后，秦孝公去世，而商鞅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商鞅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可商鞅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受到尊重。

秦孝公死后，秦惠王上位，他很厌烦商鞅，或许是感到了商鞅的威胁，也或许是秦惠王手下的贵族们，对商鞅不满。

秦惠王上位不久后，就光明正大地针对商鞅，商鞅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他就跑。

是的，他没有像后来历史上那一个个“舍生忘死”的政治家一样等死，他逃跑了。

逃跑的商鞅很狼狈，他到了边境地区的旅馆住，人家说，你没有出示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这是不能让你住的，而人家的依据就是“商君之法”。

随后商鞅又想回到魏国，当二臣，可人家魏国对他恨之入骨，看他如此下场，纷纷拍手称快，走投无路了，商鞅回到自己的领地，他还不肯放弃，他要带兵造反。

他好歹有封地，到了封地，他带兵攻打郑县，但出师不利，没坚持多久，商鞅就造反失败了，正因为他造反，才被处以“五牛分尸”的车裂之刑。

若不是细读历史，或许也没人想得到，商鞅最后是造反而死的，都总是认为商鞅是为了变法奉献了自我，事实和幻想远远不匹配，商鞅的确是为了理想而死，但是过程并不纯粹。

要知道，商鞅建立的二十等爵制也确实让很多基层的百姓晋升上来了，可问题是，却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帮商鞅说一句话，可想而知，商鞅之死，是并不冤枉的。

司马迁用一种近乎“诙谐”的方式来描述商鞅的逃亡，或许在他看来，商鞅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同和理解的吧。

而商鞅死了，他建立的法却还在，统治者让商鞅背负骂名，自己享受制度福利，乐此不疲，没有人愿意同情他，他看似让秦国变强了，但法的弊端，却让底层人苦了很多很多年，若果商鞅不为了迎合秦孝公走这种迅速之法，一切也许都会不一样吧。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商鞅变法是得到秦王的支持的，为何最后是五牛分尸的结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赢驷即位，以公子虔为首的旧贵族诬告商鞅谋反，秦惠王遂下令逮捕商鞅，商鞅仓皇出逃想回魏国，但魏国拒绝他入境，后逃回封邑商地，无奈举兵叛乱，最终兵败身亡，后尸身处以车裂示众。商鞅虽死，然其法犹存。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壮大了秦国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功之臣会得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呢？下面我便为大家讲讲这其中的缘故！

商鞅变法一直是遭到当时秦旧贵族反对的，只是因为有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实施。为什么当时的贵族会如此反对呢？这就得从变法的内容来说了。

1. 在政治方面，商鞅变法加强了中央集权，毫无疑问，这就消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利。

2. 在经济方面，变法废除了当时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这让贵族在经济上损失巨大。

3. 在军事方面，建立了奖励军功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军功和努力生产获得爵位，而贵族的爵位不再世袭，若不能立功，只能失去爵位，失去特权。这对贵族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4. 法律上，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打击了当时贵族坚持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罚理念。

所以商鞅变法，使其与当时的贵族成为了仇敌，在孝公死后，新君刚上位，贵族便乘势将商鞅置之死地，为了稳定局面，秦惠王不得不杀商鞅，也只有杀了商鞅平息众怒，才能让新法继续实施。

其使自古实行变法的大有人在，也没有几次变法是不侵犯一些上层贵族利益的，更何况变法利于人民，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像之前的李悝变法，管仲改革都没有如此之结局，为什么商鞅却下场如此悲惨呢？史书对商鞅之死有四个冷血的字记载——“秦人不怜”。其根本原因还是出在商鞅自身性格上。

在我看来，商鞅之所以惨死，究其根本在于其自身的性格，下面我举几个事例，大家一看便知。

1. 据史记记载，在变法初期，对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于是杀鸡儆猴，借太子触犯法律，将太子傅和太子师分别施以刖刑和黥刑，至此，再也没有敢批评新法之人。

2. 为求功利，背信弃义。商鞅在攻打魏国时，因曾与魏国主帅公子卬有交情，便约公子卬和谈，公子卬未有提防，过去和谈，竟被商鞅扣下成了俘虏，乘机发兵攻打魏军，以此手段赢得战争的胜利。

3. 他的刻薄寡恩也体现在了新法上，使用严刑酷法来约束民众，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据史料记载，商鞅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这也是为什么“秦人不怜”的原因所在。

4. 我行我素，不听良言。商鞅的好友赵良曾多次劝诫商鞅，不能太过霸道，不要积蓄多方怨恨你，但商鞅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以致人心尽失。

司马迁曾对商鞅评价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贾谊也曾说到：“商君违礼法，弃伦理。”所以商鞅其实是死于自己之手。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实现了富国强兵，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这一点是值得后世肯定的，但商鞅的为人处世并得不到后世的赞同，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无可厚非，但凡事都有个度，一旦太过了，也难免以悲惨收场！大家怎么看呢？

商鞅变法是得到秦王的支持的，为何最后是五牛分尸的结局？

公元前338年，商鞅的四肢和头部被绑在五匹战马身上，秦惠文王一声令下，战马四散奔跑。围观百姓欢呼起来，争抢其肉。六国闻之，歌舞相庆，天下欢腾。

令秦国强大起来的商鞅，却遭到了秦国的反噬。这不禁让人惊讶，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得到如此凄惨的下场？

商鞅是个特别无趣的人。

他的个性过于刚直，俗话说就是“一根筋”。

他极具政治才能，将衰败的秦国推上狂奔的列车。却又缺乏政治智慧，只有秦孝公爱他爱到骨子里，其他人恨不得生啖其肉。

商鞅自信、自负、自大，他像一个冷冰冰的机器，按照既定模式一往无前，从不会让人类的基本情感来左右自己。

商鞅刚刚出道时，投奔在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

那时候的商鞅只做了一个管理琐碎事务的小官，却自信地谈论治国之道，公叔痤一看，这是个人才啊！

商鞅越高谈阔论，公叔痤越心慌，这人满嘴喷唾沫，讲得还很有道理。要是让君主听到了，肯定得被他忽悠，我的国相位置不就不稳了吗？

商鞅可没想到，自己本想出人头地才尽情地施展才华，却带来了负面效应，竟然被公叔痤雪藏了起来。

不过老天有眼，大概看不得商鞅百般努力却爬不上去，于是让公叔痤得了一场重病，眼看着命不久矣。

正好魏惠王前来探病，公叔痤终于良心发现，将雪藏的商鞅推了出来。

公叔痤： “商鞅可是个人才啊，我要是死了，你让他来做相国吧。”

魏惠王： “你好好养病吧，别操那么多心。”

其实魏惠王心里想：商鞅是什么人？头一次听说，他是人才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公叔痤： “商鞅真的有经天纬地之才，您将国家大事交给他，定能放心。”

魏惠王： “爱卿好好养病，勿操心国事。”

魏惠王心里想：病得不轻啊，胡言乱语！

眼看魏惠王脸色不虞，公叔痤叹气道： “您要是不用商鞅，就杀了他，千万别让他去其他国家。”

魏惠王这回话也不说了，心想：一会让我用他，吹得天花乱坠，一会让我杀他，国相这是时日无多啊！

看看魏惠王的脸色，公叔痤知道他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

于是，他过后又偷偷对商鞅说： “我推荐了你，可是魏惠王不理会，你赶紧走吧，不然他要杀你。”

这人品，啧啧啧！

商鞅听后只是一笑置之，他认为，魏惠王不任用他，就肯定不会杀他。

性命攸关之际，商鞅这是自信还是自负？

结果果然如他所料，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就忘了商鞅是谁，魏惠王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他。

胸怀大志的商鞅当然不会混吃等死，他要的是出人头地。

开国做君王实在太难，寻找个赏识自己的君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正是商鞅的志向。

既然魏惠王不是伯乐，那就再找可以紧抱的大腿。

恰在此时，他看到了一封英雄帖。

贴上写着：谁能帮助我国强大起来，我就给他封官加爵，还送他土地。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资治通鉴》

商鞅的眼睛瞬间擦出了小火花，可是仔细一看，心凉了半截。

这是秦国的《求贤令》，这条大腿太细了，恐怕不好抱啊！

说起秦国，也曾经有过高光时刻，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四百多年前的事了。

公元前770年，秦穆公时称霸西戎，位列“春秋五霸”。

可是老祖宗再荣耀，也抵不住儿孙们败家不争气啊。

短暂的巅峰过去后，秦国进入了跌势，跌跌不休。到秦孝公即位时，秦国跌入了谷底。

21岁的秦孝公面对其他诸侯国鄙视的眼光，如芒刺在背。

年少气盛，不服！他愤而发出呼声：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于是，他找来群臣商议对策。

“就这么混混吧，何必瞎折腾呢？”

“老臣年岁已老，有心无力啊！”

“君王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全听您的！”

这一番咨询下来，秦孝公是找到了秦国衰落的原因，臣子们太不给力呀！

于是，秦孝公发出了《求贤令》。

商鞅捏着《求贤令》，思想斗争了一番， “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几个字终于打动了他。

走！

于是商鞅收拾了行李，带着《求贤令》和一本指导思想的《法经》就去了秦国。

魏惠王听说此事，迷茫了： “商鞅？是谁？”

商鞅踏上秦国的土地，发现现实比想象的还要骨感。

走在狂风呼啸的光秃秃的山野，脚下蠕动着衣衫褴褛的秦人，他们住在地下挖的坑中，茅草遮蔽，家徒四壁。

好不容易到了官府衙门，总算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没想到房子破败不堪，勉勉强强能够遮风挡雨。

安顿下来后，商鞅开始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想面见秦孝公。

最后找到了姨妈朋友的儿子的干爹，秦孝公的宠臣景监。

见了景监后，商鞅开始侃侃而谈。

景监服了：虽然没听懂说啥，这气势，这口才，太能忽悠了，妥妥的是个人才！

于是，景监马上将商鞅推荐给秦孝公，秦孝公求贤若渴： “见！立即见！”

头一次见秦孝公，商鞅心里有点没底，他决定用“帝道”来探探路： “所谓帝道，就是老大你放权给老百姓，相信他们能够自理。”

嗯？秦孝公眉头皱了起来。

商鞅继续： “老大你的任务就是选几个德高望重的能人，他们领导百姓集体决定国家大事。然后你就看看书，弹弹琴，过过逍遥日子。”

秦孝公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尧舜就是这样管理人民的。”商鞅继续滔滔不绝，此处省略巴拉巴拉一万字。

秦孝公听着听着就打起了瞌睡。

商鞅走后，秦孝公将景监大骂了一顿： “一个天真的傻小子，你说他是栋梁之材？我看是你的脑子秀逗了！”

景监战战兢兢，心里将商鞅骂了一遍又一遍：秦国周围群狼环伺，都在等着抢地盘，什么手段都能用得出来，你让君王无为而治，不就是把我们当成羊，让狼来撕咬吗？

景监被骂了一顿，火冒三丈，没想到一到家门口，又看到了商鞅。

这小子竟然还敢死皮赖脸的求景监，想再去见一次秦孝公。

景监&*￥%#@1@#$%，一通发泄后，竟然又被商鞅说服了，帮他安排了第二次面见秦孝公。

商鞅： “大王，这次我们来谈王道。所谓王道，就是仁爱之道。您对臣子和百姓要讲究仁爱，用道德和礼乐制度来约束臣子和百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遵守自己所在阶层的制度，天下天平！”

秦孝公： “周文王、周武王实行的就是儒家之道，结果就是目前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局面，现在礼崩乐坏，只是秦国遵守这些制度，其他国家不遵守怎么办呢？”

商鞅： “......”

第二次面谈结束，商鞅很兴奋：这次秦孝公没打瞌睡，看来我渐渐进入了他的心里。

于是，他第三次找到景监。

又来了！又来了！景监连连摆头，本想坚决拒绝商鞅又要面见秦孝公的要求。没想到被他一忽悠，竟然鬼使神差地又又同意帮他安排一次。

边往皇宫走的路上，景监边疑惑：难道我被下头了？

这一次，商鞅提出了“霸道”：“春秋五霸时期，齐桓公打出与周天子共荣辱的口号，谁反对齐国就是反对周天子，就要揍他。”

“站在道德高点，清除异己？这是好主意啊。”秦孝公表示赞同，这小子这次有点靠谱。

商鞅娓娓道来： “再说晋文公......”

第三次相谈甚欢，景监长出一口气，终于不会被骂了。

谈话结束后，秦孝公意犹未尽： “明天再谈谈你的强国之道？”

商鞅内心窃喜：成了！表面却高深莫测： “好，明天定然让大王您满意，秦国富强指日可待。”

三次谈话，商鞅摸清了秦孝公的想法。

再谈强国之道，商鞅娓娓道来： “要想国家富强，就得集中所有力量，按照君王的意志行事，大王您说什么，全国人民就得令行禁止，大王您想干什么，全国人民就得一起去做什么。”

秦孝公忍不住喜上眉梢：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秦国！可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

商鞅拿出那本《法经》： “用严苛的“法”来约束人民的行为，通过法令确立一个完整的治国体系。就能做到让老百姓干什么，他们就会干什么。”

秦孝公哈哈大笑，只说了一句： “就这么干！”

获得了秦孝公的支持，商鞅走出了第一步。

可是，商鞅变法处处有利于秦孝公，他的支持不足为奇，百官和百姓可就没有那么好对付了。

秦孝公为此有些担忧，商鞅却说： “别担心，看我的！我不是能忽悠吗？你组织个大会，我把那些大臣都忽悠懵圈就行了。”

大会如约进行，老臣们七嘴八舌，对商鞅进行了从外表到内心的无情指责。

正方1辩上大夫甘龙： “圣人不会让老百姓改变习俗，聪明人更不会改变旧制就可以兴盛天下，你又笨又坏！”

商鞅一笑： “用民俗治国，你不是开玩笑吧？尧舜禹用的治国礼法都不一样，不都是圣人？春秋五霸各有各的路数，都建立了霸业。你才是个蠢人，让自己困死在旧习俗中。”

正方2辩左司空杜挚顶上： “狡辩！没有十倍百倍的利益，为何要变法？改变法令会让百姓疲惫，国家混乱！你居心不良！”

商鞅又是一笑： “十倍百倍，您太小瞧我了。听我的，秦国可以拿到千万倍的利益！商汤和周武王推翻旧制，王朝兴盛。商纣和夏桀不知改变而国亡！现在多国鼎立，你看看秦国在你们的管理下，都衰弱成什么样子了？你想做阶下囚？你不想看着秦国强大？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大帽子一扣，谁也不敢再说话，大殿里鸦雀无声。

秦孝公同情地看着老臣子们，却不敢喜形于色，这要犯众怒的呀。

他悄悄对身边的内侍说： “快，把辩论情况写成大字报，全国散发！”

舆论造势已经造出去了，商鞅却认为这远远不够。

老百姓愚笨啊，识字的都没几个，他们哪里懂得辩论，自己的思辨和精妙言论宛若对牛弹琴。

对老百姓来说，就得来简单直接粗暴的，于是商鞅耍了个把戏。

南城门，一张告示，三丈高的木头，大锣一敲，爱看热闹的百姓围拢了过来。

商鞅指着木头说： “谁能把它搬到北门，我就给他十金！”

“十金！”有人惊呼起来， “骗人吧？搬根木头十金！？”

越来越多的人议论起来： “当谁是傻子不成？”

商鞅环顾四周，又吐出更惊人的话语： “现在谁来搬走它，五十金！”

“五十金！”人群沸腾了，反应慢的还在议论纷纷，反应快的已经跳了出来： “我去！我去！”

此人一路小跑将木头送到了北城门，返回的时候，商鞅将五十金递给了他。

人群大惊！纷纷叫嚷： “还有木头吗？我搬！我搬！”

“徙木为信”一事传得越来越广。秦人都知道：原来官府说话是算数的，听话就能兑现好处，不听话就要受惩罚。

眼见时机成熟，商鞅撸起袖子大干特干起来。

商鞅的“自信”让他光芒四射，耀眼无比，可是他的”一根筋”又将他带入致命的陷阱。

商鞅的新法见效之快，秦孝公都始料未及。

仅仅是十几年的时间，秦国就由“诸侯卑秦”变为“诸侯舔秦”。

周天子动不动就赏赐秦国，其他诸侯国不仅上门祝贺，还得通过秦国走后门，才能有机会面见周天子。

秦国再也不是那个卑微的小弟，隐隐具有带头大哥的王者霸气。

秦孝公美滋滋地哼着歌：当年你对我爱答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

这一切都是商鞅的功劳啊，秦孝公知恩图报，将商鞅从左庶长提拔为大良造。

河西之战击败魏国后，秦孝公又赏赐了十五邑给商鞅。

《求贤令》上所说的“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不是一句空话，商鞅爬上了人生巅峰。

这一刻，商鞅不由得感叹：人生是多么的美好！

他却不知道，危机的种子早已埋下，秦孝公感激他，尊敬他，宠他爱他听他的话。

可是除了秦孝公，秦国上下都对他又怕又恨，静静蛰伏以待时机。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被商鞅的新法折腾得苦不堪言。

想想你出门倒灰，偷个懒把灰倒在了地上。

你觉得会受到什么处罚？罚款？打手心？薅头发？

统统不是，你的脸上会被刻上字，还用墨水涂黑，耻辱的标记永远也不会消失。

想想你没好好种地，你的老婆就要被没收为奴隶。

想想你看到邻居犯罪没有举报，你就可能被削鼻挖目割耳，甚至腰斩。

怕不怕？是不是听上去都要瑟瑟发抖？

这就是秦朝新法的威慑力， “轻罪重罚”让人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千万别以为自己偷偷干了什么事没有人发现，周围都是监视你的眼睛，都是监听你的耳朵，也都是将你的一举一动传播出去的嘴巴。

这就是秦朝新法中的“连坐制度”，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

如果有其中一家犯法，其他五家或者十家连带治罪。

谁还能信任谁？谁能不人人自危？谁敢不日夜监视他人，以免连累自己？

有人转念一想：人人小心翼翼，再不敢触犯刑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努力奔向小康生活，共建美好家园。似乎刑罚严苛也并不全是坏事，还有美好的一面。

那是你想多了，怎么能有这样的美事？

生活那么美好，大家都吃饱了饭没事干瞎琢磨，挑挑朝廷的毛病，还怎么管理？

商鞅的新法是不可能让大家吃饱穿暖勤思考的。

朝廷在各种资源上对对百姓进行严格的管制，让百姓长期处于半饥半饿的状态，为了活着竭尽全力。

各种苛捐杂税剥夺了百姓的财产，重农抑商限制了民众获得物资的途径。

一会儿修建防御工事，一会儿去攻伐他国，朝廷要你的钱，还要你的人。

百姓只有没完没了地工作，拼命地杀敌，没时间思考人生，更没时间享受生活，才勉强能够维持基本生存。

国家越强大，老百姓被管得越严苛。

关在牛棚中的牛，日夜劳累耕作，不努力干活就要挨鞭子，主人家再豪华再强大，跟它有关系吗？

不仅普通民众为了求生存，深陷劳累不能自拔，权贵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商鞅的新法将权力都集中到秦孝公手中，秦孝公当然乐得合不上嘴。

可是那些曾经有过权力的贵族自然会产生不满。

特别是新法取消了世袭制，原本秦国的诸侯、卿大夫等爵位、领土是可以世袭的。

靠祖上余荫混饭吃的贵族子弟们将商鞅的十八辈祖宗骂了无数遍。

权贵们虽然不愁吃穿，马斯洛需求的第一层“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可是他们的安全感也是极低的。

就连太子犯了错，也一样会受惩罚。他的两个老师被连坐，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另一个处以劓刑---割去鼻子。

而权贵们追求的精神生活更是被禁锢得死死的。

秦孝公不仅下令焚烧儒家经典，还严格控制有识之士，禁止他们授课传道，开启民智。

断人钱财，让人恐惧，禁锢精神，权贵们怎么可能喜欢商鞅？

更何况商鞅的铁面冷血，连太子都敢惹，更别提其他大臣官员了。

唯有秦孝公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权力抓在手中，人民听从号令，国库日益丰盈，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强，他怎么可能不力挺商鞅？

如果秦孝公能活得比商鞅长一些，或许真能成就君臣善始善终的佳话。

可惜老天不给安排个“如果”，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

缺乏政治智慧的商鞅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危险境地，还在为新法的效果沾沾自喜。

他丝毫没有感受到朝臣们的蠢蠢欲动，当然他在朝中孤家寡人，也没人给他传递小道消息。

不久，秦惠文王的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联合起来状告商鞅谋反。

公孙贾就是因为太子犯错被连坐，脸上刺了字的那个倒霉蛋。

因为这个耻辱的印记，多年来他躲躲藏藏不敢见人。

公子虔是被挖去鼻梁的可怜虫，为此八年闭门不出。

他们遭受的一切都拜商鞅所赐，能不恨吗？

而秦惠文王早就看不惯商鞅，不仅因为商鞅不给他面子，而且秦孝公活着时，眼里心里都是商鞅，甚至想传位给商鞅。父爱差点被夺走，他这个做儿子的能不恨吗？

更何况商鞅权势那么大，几乎控制了秦国所有的权力机构。

商鞅新法深入人心，因为太过严酷，人人都怕违反法律，因此都按照商鞅新法生活，反而忽略了国君的法令。

秦惠文王才19岁，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要是不早点处理商鞅，以后还不得被他压制得死死的？

可怜的商鞅，几乎被朝中所有权贵弹劾。

这回他失去了曾经的自信，仓皇逃路却无处可去。

无奈之下商鞅仓促起兵造反，终被秦惠文王所杀。

为了让朝臣和百姓们解恨，秦惠文王还安排了五马分尸的车裂之刑。

在没有娱乐的秦朝，这样热闹的大事当然会引得百姓们疯狂围观，甚至为抢个前排位置大打出手。

商鞅的血肉随着马匹的奔跑散落一地，百姓们一哄而上，争食其肉。

他们眼中射出兴奋而愚昧的光芒，这不正是商鞅变法所追求的效果吗？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公子虔和公孙贾还没从杀掉商鞅的兴奋中缓过劲来，就被秦惠文王以“诬告商鞅罪”处死。

这一波操作溜不溜？

杀掉商鞅，杀掉公孙贾和公子虔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大权握在秦惠文王的手中。

秦惠文王继续采用商鞅的新法治理秦国。

杀了人，收了权，还用商鞅的思想治理国家，秦惠文王是最大的赢家。

不知道商鞅九泉之下，是会高兴还是会生气呢？

商鞅变法是得到秦王的支持的，为何最后是五牛分尸的结局？

商鞅的悲剧，实际上是历史的必然。

究其根本原因，得到秦国君主支持的是商鞅确立的法度，至于商鞅本人，秦国的君主并不怎么待见，甚至可以说，秦国的国君对商鞅这个人压根没有感情。

商鞅这个人是卫国国君的后人，属于没落的贵族。早年，商鞅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处担任中庶子，当公叔痤病重时曾向魏惠王力荐商鞅，说商鞅有才华，将来必定是国家栋梁之才。

魏惠王听了公叔痤的话不以为然，根本不认可商鞅的能力。

看到国君如此态度，公叔痤又给魏惠王说了一句话；若不用，请杀之，避免其将来为祸魏国。

魏惠王看了看公叔痤，心想公叔痤是不是病糊涂了，一个不起眼的人物，说的跟有多大神通似的。因此，魏惠王压根就没有把公叔痤的话听进去。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叫来了商鞅，并对商鞅说:“于公，我应该向魏国尽忠，因此我建议魏惠王重用你，但魏惠王没有采纳，所以我便请求魏惠王杀掉你，避免你将来危害魏国。但于私，你曾服侍我，因此我告诉你缘由，希望你能保住性命，你赶紧跑吧。”

商鞅听了公叔痤的话心想；魏惠王认为我是个平庸的人，又怎么会认为我有能力危害魏国呢？

想到这儿，商鞅压根就没离开魏国，反而又在魏国待了一年多的时间，看看会不会有人看中自己，自己是愿意在魏国找一个工作的。

不过，事与愿违，尽管商鞅在魏国逗留了一年的时间，但压根没有人理会他。

这段时间对于商鞅而言，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虽然性命无忧，但也从侧面证明没有人看好商鞅这个人，所有人都认为商鞅是庸才。也正是这个原因，商鞅在魏国郁郁不得志。

在魏国晃悠了一年也没有找到工作，生活都成问题的时候，商鞅听说了秦国正在招贤纳士。于是，本着树挪死、人挪活的精神，商鞅跑到了秦国。

这一次，商鞅既走向了成功，但也注定了他的悲剧。

当时，秦孝公为了招贤纳士，简直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这种强烈的情感甚至超过了三顾茅庐的刘备。为了招贤纳士，秦孝公当时发了一个通告；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

凡是能够帮助秦国变得强大的人，要多大的官，寡人都给，要多好的地，寡人都舍得分出去。

看看，已经到了裂土分封的地步，这几乎可以看做是秦帝国最后的呐喊了。而究其原因，当时的秦国确实是一副烂牌，要啥啥没有，干啥啥不行，地处偏僻，国力弱小，魏国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且诸侯们开国际会议都不带秦国玩。

面对求贤若渴的秦孝公，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商鞅来了。

刚开始，商鞅其实并没有打算向秦孝公推荐法家的制度，而是说了一堆仁政、德政的建议。

但秦国面临的危局一天天加深，秦孝公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东西！

于是，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实力的商鞅拿出了法家制度。总结起来就是搞改革，大破大立、利出一孔的那种，建立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然后让整个秦帝国走向军国主义。

秦孝公一听，这个好，这个能够让秦国立刻改头换面，富国强兵。

但是，改革这种事的本质上就是进行利益重新分配，那些原有制度中的受益者会同意吗？

显然，他们不会同意，而且搞不好还会发生激烈的反抗，到时候说不定还会推翻改革者。

因此，在秦孝公的算盘中，他必须要将商鞅推向台前，让商鞅去充当自己的代理人，或者说是打手，去和那些既得利益者拼命，承受枪林弹雨。这样一来，如果商鞅输了，自己可以迅速处决商鞅，向既得利益集团表示停止变法，以此稳固自己的地位。

反之，如果商鞅赢了，那皆大欢喜，秦孝公再坐享改革红利。

不过，商鞅原本是在魏国的一个落魄知识分子，在秦国没有任何权力，他又如何能与秦国的旧贵族掰手腕呢？

这就要说到秦孝公对商鞅的态度了。

为了变法，秦孝公必然要扶持商鞅，而扶持商鞅就意味着必须要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让商鞅有足够的能力去和旧贵族拼命。

另外，在改革之中，商鞅可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为了改革，商鞅必然会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且在扳倒旧贵族时，原本旧贵族的权力必然会有一部分落入商鞅的手中，长此以往，商鞅是否会变成权臣，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因此，秦孝公既要用商鞅，也要时时刻刻的防着商鞅。让商鞅有一定的力量去和旧贵族争斗，但还要防着商鞅势力做大，反噬自己。另外，在商鞅和旧贵族的斗争胜利之后，秦孝公还必须要取得变法之后的红利。

这也就是说，商鞅在秦孝公的眼里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人，当改革完成，所有的红利进入国君手中时，商鞅也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既然说商鞅了，简单说一下他的变法；

商鞅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土地改革、民俗改革、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

土改首先是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私有，且可以买卖。但作为朝廷和百姓的交还条件，所有拥有土地的百姓必须要想朝廷纳税、服兵役。

另外废井田、开阡陌，把耕地设置成大小均等面积，然后在这些土地周围建立道路网。如此一来，朝廷官员便可以相对容易的统计清楚全国有多少土地，一来可以方便征税，二来可以统计耕地人口，做好战前资源统计。

民俗改革；规定父子、兄弟禁止同室居住，且两个儿子以上的家庭，儿子成年后必须要单独分户。其次确立户籍制度，将全国所有人口登记造册。如此一来，整个社会被打成散沙状态，无法凝聚起来面对强势的朝廷，形成国强而民弱的状态。而人口登记造册也可以方便收税。

政治改革；废封建、立郡县。在封建制度中，国君小弟的小弟不是他的小弟，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整个国家不存在世袭罔替的领主，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的朝廷官员都必须效忠朝廷。如此，朝廷便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来源。

军事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确立二十级军功制，只有上战场砍人头才能获得爵位的晋升，然后以爵位换取朝廷手中控制的经济来源。

以此达到利出一孔。

商鞅的改革让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步入了中央集权时代，而他的改革也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

一套制度下来，商鞅成功的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在与既得利益者的争斗中，商鞅也不负秦孝公之望，获得可前所未有的成功，尤其是在太子嬴驷（秦惠文王）触犯新的法令时，商鞅获得秦孝公的支持，虽然没有处罚嬴驷，但却割掉了嬴驷师父的鼻子。

此后，新法得以贯彻执行。

但改革成功了，秦孝公的第二个担忧便出现了，那就是如何从商鞅手中的取回变法的红利。

换句话说，在变法过程中，商鞅积累了相当的威望，而且为了政策的贯彻执行，一部分人事权是在商鞅的手中，这些人是支持商鞅的。

另外，新法虽然严苛，将老百姓牢牢的定在了农业劳作上，但说句实话，这些人本身流动性就不大，因此新法对于底层百姓的限制基本上等同于没有。相反，由于旧贵族被击溃，建立了军功制，广大的底层百姓有了上升的通道，因此底层百姓成了新法的受益人，而通过军功获得上升的底层百姓自然会对商鞅心存感激。

如此，秦国一度只知有商鞅，而不知有秦孝公嬴渠梁，商鞅在秦国的威望正在与日俱增。

在秦孝公病重时，秦孝公曾对商鞅说将国君之位传给他，但商鞅推辞不受。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战国策》

以此可见，经过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威望和权力已经威胁到了国君，秦孝公担心的第二种情况已经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到了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为了确立自己的威望，必须除掉商鞅。以此取得变法的红利，从而彻底完成秦孝公的布局。

而为了除掉商鞅，秦惠文王便联合了被商鞅打击的旧贵族。而这一次，秦惠文王利用旧贵族与商鞅拼个你死我活，最终掌握了秦国所有权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其后，太子嬴驷继位为君。此时，名义上旧贵族反扑，但实际上是嬴驷为了获取变法红利，彻底掌握权力。此时，商鞅的死已经成为了必然的情况，当商鞅潜逃回封地后，准备做最后的反抗，但却不敌嬴驷派来的大军，最终战败而死，而他的尸身也被带回了咸阳车裂。

最后说一下，很多人说商鞅悲惨的结局是他的性格决定的，因为他刻薄寡恩。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评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但实际上，这是商鞅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他本质上就是秦孝公的一杆枪，干的就是刻薄寡恩活儿，如果广施恩慧，那秦孝公怎么想？

或许那个时候秦孝公连想都不想，会直接处决他，结局更惨。

所以说，商鞅的性格压根就不是他悲惨结局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当他决定为秦孝公进行大破大立的改革时，他的命运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商鞅变法是得到秦王的支持的，为何最后是五牛分尸的结局？

佛说，因果循环，有因必有果，种善果得善因！这句话放在商鞅身上很合适。

商鞅是我国古代秦朝乃至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改革将国家变富变强的人之一。原名叫做卫鞅，后面因为改革成功，因为秦孝公赐了商於十五邑，所以史称“商君”或者“商鞅”。

然而即使这么牛逼嗨嗨的最后还是被五牛分尸而死，细细品读商鞅的成长史你会发现，其实商鞅的结果是注定的，不能怪别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一直在给自己不断地挖坟，最终埋葬了自己。

年少得才不得志

商鞅其实是卫国人，他在家族在卫国还是比较有实力，起码不算贫穷。早年的学习过程中深受李悝、吴起等政治家的思想熏陶，我们知道李悝是魏国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魏国因为使用了他的政策而富国强兵，吴起前后侍奉三个国家，每到一个都战绩累累。

偶像都是如此野心勃勃的人物，商鞅也是不例外，他对权力和成功也是极具渴望，不过人到中年的他都不是很得志，准确的说是没有遇到好的伯乐。

卫国的公叔座一直很欣赏商鞅，觉得他虽然年轻，但是满腹韬略，在病重时公叔座还向魏惠王着力推荐了商鞅，想让魏惠王重用商鞅，假如不重用，起码要杀掉，不能留给其他的国家使用。但是魏惠王觉得商鞅并不是那么出众，况且公叔座是在病的不轻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可能也是没想好，不然早就说了这事，于是建议不被采纳。商鞅郁郁不得志，最后在秦孝公的招贤令下离开魏国投奔秦国。

到达秦国之后，商鞅的韬略得到了秦孝公极大的支持，他的政策在秦国进行了有效的实施，使秦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后便成为了当时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他的变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政治上，他对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土地制度（改井田制为土地私有制）、军功爵位（凡是有军功者皆可上位，废除旧世卿世禄制）、行政划分、税收、度量衡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改变了平民在国家的地位，增加了他们出人头地的机会，降低了贵族特有的权力，同时对于社会风俗进行了整治；

2、在经济上，重视农业，奖励耕种，鼓励多开垦荒地，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

3、军事上，商鞅带领军队收复了河西之地，扩充了秦国的版图；

4、文化上，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安顿群众安居乐业。

一系列的组合拳下来，农民有饭吃，政治清明，国家犯罪率减少，秦国至此走上了富国强兵，傲视群雄的道路。可惜秦孝公去世之后不久，商鞅便被新上任的国君打败，并且五牛分尸，他死了之后，这么一个政绩斐然的大咖居然并没有得到秦民的拥护，坦白来说，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他的政策过于极端、手段过于强硬。

片段一：秦孝公雄韬武略，可是对于变法他心里其实并没有底，因为国家已经遵循古制很久了，一旦变法就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变的好就好，变不好，动摇国本，最后损害的是国家。

商鞅马上对秦孝公说：聪明的人永远都在做超前的东西，在做之前就看到了未来，老百姓都是愚昧的，和他们商量永远也得不出一个有效的结果，既然是正确的，那么就去做就好。

有一个大臣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说，聪明人是吸取先前的经验，在进行一定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让国家和百姓都能适应，并且也容易接受。

商鞅即刻反驳，你这是俗人的言论，拥有这样的思想，做一个安纪守法的官员可以，但是要想搞点创新就很难了，聪明人从来就是制定规则，而愚蠢的人都是遵循规则，如果想国家强大，那么就必须搞出一些新动作出来。（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

片段二：商鞅在秦朝使用酷吏，也使用重典，甚至还采用了连坐法，将户籍划分之后，假如管辖区内有人犯法，那么其他的族民也会受到牵连，大家互相监视，暗地里叫苦不已。曾经在渭水边上一日处理了700多名犯人，血水染红了河水，岸边号哭之声惊天动地。

后世在评价秦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朝的酷刑，商鞅的轻罪重刑给大众增加了巨大的痛苦，增加了统治者对贫苦百姓的压迫。刘邦进入关中之所以能取得民心，很大程度上就是放宽了刑罚，提出了著名的“约法三章”，给了群众的自由。

其次，商鞅变法得罪的人太多

商鞅的变法不但让百姓叫苦不已，秦国权势也是有苦难言。为了更好的执法，让群众相信国家政策是真实有效的，他得罪太子。

在变法之初，太子便犯了法，毕竟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动不得，于是太子犯法，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代其受罚，被商鞅依律受劓刑挖去鼻梁，天下大惊，百姓知道法律的严肃性，便不敢轻易对待，世风扭转的很快，政策也比较顺利地执行了下去。

但是商鞅的政策依然触及到了秦国贵族权势的利益，商鞅敢拿太子出来惩罚，不单单是为了震慑秦朝百姓，更多的是秦国的皇亲贵族感到害怕。同时，废除旧世卿世禄制，让很多权贵的铁饭碗也丢失了，让更多人的有机会上位了。

商鞅的变法是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秦孝公给他做了后台，通过对法律的健全和严酷的刑罚，顺利让变法执行下去，但是树立的敌人也越来越多。

说到商鞅的政敌就不得不说下太子的老师公子虔，这哥们自从被割了鼻子之后在家闭门八年不出，估计这哥们每天吃饱喝足之后都在痛骂商鞅。直到太子继位，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公子虔联络老世族罗列商鞅的十大罪状，诛杀商鞅，并且灭其全家。

最后，商鞅持功自傲，不知收敛

秦孝公是商鞅的伯乐，在世的时候，因为商鞅的功绩非常大，秦孝公的变法需要商鞅，所以对他礼遇有加，甚至将一块地分封给他，听他指挥，可以说，商鞅代表的就是秦孝公的意志。

古往今来，凡是聪明的大臣都会想好自己的后路，身居高位的商鞅不知道收敛，一旦秦孝公去世了，那么商鞅的保护伞也就没有了。

为了铲除阻挠自己变法的太子，他敢将太子的老师拿出来开刀，凡是阻挠变法之人都会受到酷刑。权贵畏惧秦孝公不敢言，商鞅不顾百姓是否能立马接受变法，运用强制的手段让百姓执行，控制思想，变法是好的，但是一旦强制过头，惹来的仇恨却不会因为后面的变好而磨灭，毕竟商鞅的制度并不是很人性化，甚至还带有残暴性。

商鞅的朋友赵良曾经劝告他，现在秦国人并不是尊重商鞅，而是害怕他，他的号令如同秦孝公一般，应该将国君的封赏都上交，多推荐一些人才给国君使用，让国家多体恤百姓，赡养老人，放宽松刑罚，自己呢则退隐山林，或许也能获得安稳的晚年。但是商鞅享受着自己得到的这一切，殊不知“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道理。

商鞅虽然最后身败名裂，但是他的执政理念却很好的执行了下来，甚至在秦国最后演变成为了一个商学派，这个思想左右了秦国的发展，最后成为了秦朝的主流思想。

史学家司马迁就说过商鞅，说他是一个刻薄少恩的人，商鞅的做法得罪的人太多，即使秦惠文王不杀他，天下想杀他的人也不少，他的死只是必然的结果，来的迟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