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澶渊之盟很屈辱，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这个盟约很成功？

燕云十六州，也叫幽云十六州，一直是宋朝的心病。为了抹去这块心病，宋初，两国为此爆发了两次惨烈的幽燕之战。第一次大战，宋太宗大腿中了一箭，据说坐着驴车逃回大本营，后来还死于箭伤。第二次大战，宋军三路兵溃，名将杨业亦因此而死。

到了宋真宗，赶上萧太后大举入侵宋境，宋真宗在寇准的建议下，赶到澶州前线督战，在形势利好的情况下，却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向辽国交钱进贡平息了两国战火。

从此，后世不少学者一提宋史，无不以“澶渊之盟”为耻，但随着近年学者们的研究，也有不少人认为“澶渊之盟”很成功。

究竟哪种观点更恰当，我们先看正反方所持观点的理由，再做简要分析。

认为澶渊之盟很屈辱的学者，大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就连宋真宗也这么认为。宋真宗在位26年，人也不坏，但也没有太好。

在后人的印象中，他基本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澶渊之盟，另一件就是“封禅泰山”，而这两件事却是有因果关系的。

澶渊之盟对于国家外交尊严来说，这算得上是一个辱国条约。它是宋真宗在有利军事形势下的屈辱求和，不仅没有收回燕云十六州，而且还要给钱给物。而对于辽国却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以外的东西。

之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也效仿了大辽，从宋真宗处也得了不少“赏赐”，直到南宋，又继续向金国纳贡。可以说，“澶渊之盟”开启了宋朝对外政策的一个模式，即花钱消灾，而这个模式带有很大的负面性。在外交立场上一味地采取屈从的态度，从长远利益来看，并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

“澶渊之盟”签订后，本来宋真宗很庆幸能够“花钱消灾”，以及佩服自己亲征的勇气，为此他十分感谢力主他亲征并助他签约的寇准，但真宗对寇准的信任很快招来了妥协派的羡慕嫉妒恨。

王钦若是一个奸佞小人，尤其擅长揣测圣意，也因此备受真宗的赏识。出于对寇准的嫉恨，他对宋真宗说：“澶渊之盟这样的城下之盟，春秋时期的小国都感到耻辱，陛下以万乘之主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澶渊之役就是赌博，陛下当时是寇准的孤注，他是用您的性命来做最后一搏！”

此言一出，真宗如五雷轰顶，颜面尽扫，对寇准的敬意和赏识逐渐降温，最终罢黜了寇准相位，而王钦若却因此被起用。宋真宗很担心辽国会再次入侵，由此威胁到自己的江山，很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再者他也认为“澶渊之盟”使他的皇帝威信大打折扣，也心有不甘。

于是，为了洗刷城下之盟的耻辱，在王钦若的诱导下，宋真宗决定通过封蝉泰山来从神道上确立自己的皇帝威信。泰山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祭祀天神地祇的仪式，包括“封”和“禅”两部分。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之顶聚土筑圆台以祭天帝，增泰山之高以表功归于天；所谓“禅”，就是在泰山之下的小山丘上积土筑方坛以祭地神，增大地之厚以报福广恩厚。

封禅泰山绵延了几千年，虽包含了对泰山神灵的极端崇拜，但更多的是一场政治秀。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等先后封禅过泰山，宋真宗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去泰山封禅的皇帝了。

他本想用大典来炫耀国威，以此挽回政治上的颜面，不想从此却将宋朝的政治带上了歧途。宋真宗此次封禅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今天泰山旅游业的“支持”，泰山的岱庙和碧霞祠两个建筑群，均由宋真宗创建。耗时17天的封禅泰山，花费了八百万贯钱，之后又为安放天书修建了极度奢华的昭应宫。

后人对于“封禅泰山”最为诟病的是，宋真宗君臣大兴祥瑞，粉饰太平，又广建佛寺道观，劳民伤财，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为日后宋朝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

而所谓的封禅大戏，不过是一出皇帝的新装，而更为可怕的是，群臣和百姓明知那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却无人指出其面目。这样的政治与现实环境，这样的集体沉沦和麻木，正是大宋王朝一步步走向“靖康之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生态。

认为澶渊之盟很成功的学者，大都是以经济角度为出发点的。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史载“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于戈。”，此盟约的订立，结束了宋辽之间先后长达25年的交战史，有利于双方边境大片地区的生产发展、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从此，宋朝彻底把辽人拉入了大宋的货币圈。

宋钱与辽币，两者之间的的区别是：宋钱是用来在市场流通的，是财货保值增值的风向标，也是购买力的信誉凭证，其地位相当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辽币更多的则是流于形式，其意义接近于“纪念币”的发行。

契丹族最初以游牧渔猎经济为主，创建大辽进入中原地区后，才开始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也就是说辽国的市场经济远不能和当时的北宋相比，基本上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而北宋的商品经济已很发达。

在商品经济时代，谁的货币有影响力和扩散力，谁就拥有商品交易的解释权和货币操纵权。

我们先看大辽对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马牛羊骆驼等原始的畜产品，尤其是马匹，宋朝不仅不加以限制，而且鼓励高价购买。辽国的军事优势基本依赖于骑兵部队，宋朝大力购买马匹，在加强自己的同时，也等于在削弱对方。后来，辽国发现其中的玄机，就不敢再卖马给北宋了，并且下令，谁出口马匹，就杀谁全家。

《宋史》中记载：“北珠出女真，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于此。”，这说的是辽国因北珠而引来了灭国之灾。北珠是辽国大力向宋朝兜售的一种高利润产品，这种宝珠历来在王室贵族当中备受欢迎。物以稀为贵，获取北珠是女真人的拿手绝活，辽人为了得到此珠，便不停地虐待女真人，结果招来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引来灭国之祸。

此外，辽国也向北宋出口一些粮食和布匹，但买主是宋国边境的驻军。换言之，这些商品为北宋边防军节省了大批转运费，最根本的是，成交使用的是宋钱，而且定价权也在宋人。

反观北宋卖给大辽的货物是些什么呢？丝绸、粮食、茶叶、药品、书籍、瓷器、手工艺品等等，这些商品中有些已经是辽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且关键这些商品也是用宋钱结算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宋辽之间的交易结算均以宋钱为主，而据考古方面的发现，燕京虽然是辽国重要的铸钱之地，但辽代在幽燕地区所使用的铜钱，大部分是北宋的钱，在出土的墓葬中和多处窖藏的铜钱，都对这一说法予以证实。从而说明，辽国自铸的钱币在其境内流通的货币中，所占比例很小。

这样一来，北宋在双方的自由贸易体系中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北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折合总共也就是几十万两银子，而这几十万两银子对于北宋而言，很轻松就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又赚回来了。并开展自由贸易。这第二条对于宋朝而言，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完成。

由此可以说，尽管攻势咄咄逼人的大辽国在“澶渊之盟”中获取了表面的利益，每年接受北宋的纳贡，但实际上，由于宋朝的商品经济发达，辽国已被纳入了北宋的“货币框架”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反倒成为真正的赢家。

北宋用几十万两银子换取的是119年的和平共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笔钱给的很值得，从而认为“澶渊之盟”，从经济角度看，它是成功的。

这两种观点因何而生，恐怕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追根溯源。古人对宋朝的印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主要代表人物为宋代的改革派，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为何持这种观点，因为改革派只有把现状描述成和改革目标相反的方向，才能制造出相应的舆论，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就是舆论战。

另一种认为宋朝弱而不贫，理学家们认为，宋朝需要改善的是道德，因为宋朝并不缺钱，主要缺德。

以上两种观点结合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即自然循环，就会找到宋朝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在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前期都会有一个盛世，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经过休养生息之后经济复苏，那么相对，必然在政治上会进入一个扩张时期，直至后期随着统治者的慢慢腐败，这个王朝自然也就走向衰落。

但是，宋朝比较特殊，它的经济发达，但是它在政治上一直没有迎来一个较强的扩张时期。由此可以总结，宋朝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就是军事或者说对外关系上的孱弱。从而说明一个问题，尽管澶渊之盟换来了百年和平和经济上的繁荣，但是也让北宋的军事实力彻底陷入一滩烂泥中，导致北宋军队基本不会打杖了，也就是说，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并不匹配，所谓的“和平”也就有了潜在的危险。

感觉澶渊之盟很屈辱，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这个盟约很成功？

澶渊之盟前，宋辽进行了25年的拉锯战。

在这25年里，小规模冲突不算。规模较大的战役有15次。

第一次是979年的高粱河之战。

宋攻辽守，宋惨败，宋太宗坐驴车逃走。

第二次是979年的满城之战。

辽攻宋守，宋大胜，斩杀辽军一万多人。

第三次是980年的雁门之战。

辽攻宋守，宋大胜，斩杀辽军主将，并俘虏辽军副将。

第四次是980年的瓦桥关之战。

辽攻宋守，宋战败，宋军控制的瓦桥关被辽军攻陷，亦有多位将领被辽军俘虏。

第五次是986年的雍熙北伐。

宋攻辽守，宋惨败。

这次北伐规模很大，主要战场有二处。

一是河北雄州的岐沟关，十万宋军被辽军打得惨败，损失数万人。

二是山西大同的陈家谷，由于判断失误，宋军副将杨业英勇战死。

此次北伐失利后，北宋再也不敢主动出击。

第六次是986年的君子馆之战。

辽攻宋守，宋惨败，宋军死伤数万。

第七次是986年的土磴寨之战。

辽攻宋守，宋小胜，斩杀辽军两千余人。

第八次是988年的唐河之战。

辽攻宋守，宋大胜，斩杀辽军一万多人。

第九次是989年的徐河之战。

辽攻宋守，宋小胜，辽军主帅耶律休哥大意轻敌，差点被宋军的偷袭小分队斩杀。

第十次是994年的子河汊之战。

辽攻宋守，宋大胜，辽军在行军途中遭到宋军埋伏，损失了六成兵力和所有物资。

第十一次是995年的雄州之战。

辽攻宋守，宋小胜，擒获辽军主帅。

第十二次是999年的遂城、瀛、莫州之战。

辽攻宋守，双方打平。

这场战役可以看做是澶州之战的预演。

先是辽攻宋，遭到宋军顽强抵抗，损失数千兵力。宋军本来形势大好，但由于宋军前线总指挥畏敌，故意逗留不进，致使后来宋军万余人被辽军歼灭。形势瞬间变得不妙。

随后，为了鼓舞士气，宋真宗亲率大军至大名督战。宋军受到鼓舞，士气高涨。

辽军见情况不妙，主动退兵。宋军则随即发动反击，夺回辽军所掠的部分物资。

第十三次是1001年的遂城羊山之战。

辽攻宋守。宋大胜，斩杀辽军两万人。辽军精锐“铁林军”几乎全军覆没。

第十四次是1003年的望都之战。

辽攻宋守，宋惨败，损失约三万人。

第十五次就是1004年的景德之役了。

辽攻宋守，前线宋军统帅畏敌，宋真宗被迫御驾亲征。

最终，宋辽在澶州城下打平 以达成澶渊之盟的形式，结束了25年的拉锯战。

回看澶渊之盟前的宋辽战争，可以明显发现宋军缺乏主动进攻的能力。

宋军守家还好，但只要跨出国门，跑到辽国地界上，结果就是被吊打。

当然，辽军攻宋的战果也不好。十三次出动出击，换来八场惨败而归。

但需要注意的是，宋辽战争，辽国大部分时间都在进攻，宋朝处于挨打的态势。

而宋朝高挨打率的背后，是河北、山西地区几乎年年战争，老百姓苦不堪言。经济恢复得不到保障。

另外，每每宋辽大规模决战，就有前线将领不听号令。这就意味着，宋朝皇帝的皇位其实不稳。

皇帝急需要停止战争，整顿武将风气。

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宋辽谁也灭不了谁。

既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分出胜负。

既然北宋还因为高挨打率，还是明显吃亏的一方。

既然宋朝皇帝急需要整顿朝纲。

那宋朝签订一个和平条约，用三十万银绢换取休养生息的机遇，又有何不可呢？

用三十万解决了原本每年要三千万军费才能解决的问题——维持既有地盘。

用三十万解决了原本每年要三千万军费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华北免于战火。

这不比年年被动挨打，自己的地盘被蛮夷打得残破不堪要划算得多？

这就如早年的汉朝和亲，唐太宗与东突厥的渭水之盟一样。

不是刘邦想和亲，也不是唐太宗想跟颉利可汗拜把子。实在是打不过嘛。中原王朝暂时没能力杀出关外，灭了他丫的。只能是暂时委曲求全了，日后再想办法报仇雪耻。

值得一提的是。宋使带回澶渊之盟的协议条文后，宋真宗很爽快地就签了字。而辽国方面则整整拖了五天，高层扯皮了五天，最后才由萧太后拍板，极不情愿地在条约上签字画押。

这说明，签这个协议对辽国其实是不利的。

否则，辽国高层不可能在签字问题上纠结。

所以说，耻辱与否，先放在一边不提。澶渊之盟对宋朝而言，真的很值。

那么既然澶渊之盟很值，为何现在一提起这个玩意，大家的第一印象却是很屈辱呢？

这是因为，澶渊之盟作为临时停战协定是合算的，但作为长期和平条约是不合算的。

这就好比当年的五八事件，我们落后，我们太弱了，实在无力为烈士复仇。

除了忍气吞声，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但是，当年的忍气吞声，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忘记耻辱。

居安思危，勿忘国耻，这是现在每一个有健全心理的中国人都应该要牢记的。

如果我们将来忘记了耻辱，不以当年的忍气吞声为耻，反以为荣，那我们这一代人就要被后人钉在耻辱柱上。

而偏偏，北宋统治者在面对同样情况时，就忘记了耻辱。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为了自我麻痹，主动跑去泰山封禅。

当时的宰相王旦为了宋真宗拍马屁，说澶渊之盟真是好呀，我们只用几个县的税收，就换来了和平。

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不及（军费的）百分之一、二。

后来苏轼的弟弟苏辙说得更肉麻，说澶渊之盟签的好呀，如今我大宋国力之强盛，连当年的汉唐都比不了。

稍以金帛啖之，虏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然而，实际上呢？

宋真宗泰山封禅后，八百年来，再也没有皇帝去泰山封禅。

后世皇帝用行动表明，但凡要还要点脸，都不愿意与宋真宗赵恒为伍。

王旦说只用几个县的税收就解决问题。

可实际情况是，辽国在1042年，趁北宋与西夏开战之际，趁火打劫，用军事加外交恐吓的方式，敲北宋的竹杠。

迫于无奈，宋仁宗只得再次忍气吞声，屈辱求和，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十万两银和十万匹绢的岁币。

这个事件，史称“庆历增币”。

事后，为了避免再次被辽国敲竹杠，北宋不得不在北面加大军事防御力度。仅常设的边防部队就有15万。

而为了养这些兵，宋朝每年的财政，都要大把大把地掏银子。

事实证明，王旦的说辞，完全是扯淡。澶渊之盟后，宋朝不仅要承担高额岁币，同时还要承担高昂的军费。

而为了养兵，宋朝又不得不在其它方面缩减开支，比如废掉马政。

北宋为什么缺马？难道完全是因为产马地丢失了吗？

当然不是了。关内只是不产良马，不是完全不产马。北宋缺马，完全是统治者缺乏进取心导致的结果。

至于苏辙所说“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这么不要脸的话，听听就得了。

他老人家1112年去世。15年后，北宋就被金国灭亡了。

这真是好一个“盛世”。

值得一提的是。辽国不守承诺。西夏也一样不守承诺。

1044年，北宋与西夏签署庆历和议后，李元昊马上翻脸，撕毁合约，屡屡翻境。

北宋为了防御西夏，也不得不在西北部署了大量边军。

一个华北，一个西北。仅这两个地方，北宋就养了近40万大军。

原本想通过给岁币省军费的。可实际上，岁币要给，巨额军费也要掏。

这种二逼式的操作，苏辙的老爸苏洵在《六国论》中给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

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强烈反对澶渊之盟以金钱买和平之举。

后来，元朝人在编撰《宋史》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给出负面评价：

“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

表示完全不能理解宋朝皇帝的脑回路。把钱拿去养精兵，干死丫的，不比每年送钱，养一帮不能打仗的孬兵要实在吗？

总体而言。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本来是好事。

签了澶渊之盟后，宋朝统治集团就具备了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机遇。

但很可惜，签了澶渊之盟后，宋朝统治集团却是一种“丧事喜办”的表现。

把一个临时性质的停战协定，当作了长期和平条约。缺乏进取心，混吃等死，觉得天下太平，可以马放南山了。这就导致澶渊之盟以及后来的庆历增币，在历史上只留下了屈辱的一面。

可以说，澶渊之盟就像一面镜子，把宋朝统治集团的复杂、软弱、无耻等方面，暴露得一览无余。

感觉澶渊之盟很屈辱，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这个盟约很成功？

算经济账，很成功。算政治账，很屈辱。

但经济账是真金白银，屈辱与否则见仁见智。

北宋花钱买平安，这算屈辱。那汉唐和亲嫁公主，算不算屈辱？

虽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但廉者太少，不食嗟来之食的，更少。置身事外，都可以做个廉者；而置身其中，往往该吃还得吃。

因为形势比人强。

混办公室，要求身段灵活，该低头得低头，该庸俗得庸俗。列国竞争，也是如此。你几乎见不到一硬到底的大人物。

项羽够硬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但潍水之战后，项羽立即放低身段，派人跟曾经的部下韩信讲和。

所以，反倒是孔夫子最务实，“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那么，北宋这个经济账到底有多成功？

宋辽二十五年战争中，北宋挨打的频率，远远高于揍人的频率。也就是说，北宋一直在挨打：自家房子一直被烧、自家钱财一直被抢、自家百姓一直被杀。

今天的河北和山西，说好听点儿，那是北宋划定的战区；说不好听的，就是契丹划定的猎区。到这里打猎，虽然风险高，因为有宋军，但收益也高，直接能抢硬通货。

北宋攒足了劲去揍人，也不是没有。

公元979年，携灭北汉之威，宋太宗搞了一场幽州闪击战，差点儿就收复了幽云十六州。但高梁河惨败，北伐功败垂成。之后，契丹就开启狂暴模式，对北宋疯狂输出。

公元986年，宋太宗攒了一大笔钱，然后搞了一场雍熙北伐。但这次更惨，宋军连幽州都没到，就被打得满地找牙。之后，契丹再一次开启狂暴模式，对北宋再一次疯狂输出。

连续两场大战，宋太宗把家底彻底给打没了。这个家底不是钱，而是人，就是他哥哥赵匡胤打造的北宋中央禁军。百战余生的老兵，死光了；百战不死的悍将，丧气了。到这时候，还怎么打？没法打，只能被动挨打。所以，一直到澶渊之盟，北宋再也没再组织规模性的主动进攻。

除了人的损失，当然还有钱和物的损失。

虽然公元979年那次打败了，但可以接着打啊？杨广征高句丽，不就是一年一次，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既然如此，那北宋为什么要挨到公元986年再打？

北宋北伐，跟诸葛亮北伐一个套路，攒点儿钱、打一杖。所以，北宋得先攒钱再打仗。有人统计，北宋发动一场战争，光军费就要花掉3000万两白银。好多公众号，甚至畅销书，都在引用这个数字。

但需要存疑。

因为白银不是宋朝的主流货币。突然拿出3000万两白银，就相当于举国炒白银，北宋马上金融崩溃。那么，能不能换成3000万贯呢？合一贯，即1000枚铜钱，为一两；再合一缗帛绢，为一两白银，这么算总可以吧？

怎么算都不合理。因为你必须大体算出平时花费和战时花费的差额，才能估量出一场战争花费多少。

《宋史•食货志》有一个数据记录，或许能够帮我们计算一下。当时的三司使王尧臣做了一个统计，即公元1038年没有打仗的时候，陕西、河东、河北三路的钱帛粮草收支，以及北宋京师的金帛收支。京师这笔钱，应该是一笔对陕西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具体如下：

陕西路，收入1978万，支出2151万；

河北路，收入2014万，支出1823万；

河东路，收入1038万，支出859万；

宋京师，收入1950万，支出2185万；

为什么要把这三路一起算？

陕西路与河东路都在宋夏前线，是战区，要打仗肯定就地出钱出粮出物资。河北不打仗，但因为离这两个战区比较近，所以可以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同时，还有汴梁，汴梁的中央财政，也要拿出钱来，帮助陕西与河东战区。

以上数据是平时情况下的财政支出。而就是在公元1038年的时候，李元昊这家伙居然称帝了。所以，陕西路和河东路立即开打，主要是陕西路开打。那打仗之后，陕西路的财政收支是个什么状况？

三司使王尧臣只统计了陕西路和宋京师的情况，即：陕西路，收入3390万、支出3363万；

宋京师，收入2929万、支出2617万。

对比陕西路和宋京师的支出差额，如下：

陕西路，3363万减去2151万，增加1212万；

宋京师，2617万减去2185万，增加432万；

合并计算陕西路和宋京师，增加1644万。

公元1040年是宋夏三川口之战、公元1041年是宋夏好水川之战、公元1042年是宋夏定川寨之战，因为宋军全部战败，而且败得特别惨，所以肯定是净输出。北宋想通过打仗抢劫西夏，肯定没戏。即便打胜了，也抢不到战利品，因为西夏太穷。

所以，战时仅陕西路和宋京师，就要比平时多花1644万。而这当然不是全部，因为还没算河东路的花费，以及河北路的财政转移支付。王尧臣记载说，“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意思是这两路也别想好，必须要为陕西战区出钱出粮，财政支出甚至更大。

而这还仅是国家的财政直接支出。因为需要商人运粮，所以还要向商人支付高额运费。在公元1042年，这笔钱就高达647万。而其他地区的粮食，也是成本，运送交给商人，但粮食也要从府库调拨。

因为连续三年大败，而且几乎都是被屠杀，所以还要向士兵家属支付抚慰金。而同时，很多战损的铠甲和兵器，也肯定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而这都是钱。

这么花钱，北宋立即财政崩溃，甚至都没钱给商人支付运费。

就是在庆历年间，四川的纸币，即交子，走出了四川、来到了陕西。甚至，还被陕西抄了作业，陕西也发行交子。简单说就是正规收税已经解不了燃眉之急，只能赶紧印钱。

所以，仅公元1042年，当年是宋夏定川寨之战，北宋最少也要花费1644万。这是一笔非常复杂的钱，包括钱粮帛金，也就是铜钱、粮食、布匹和金银一起算。但是，北宋京师出的432万，却全是金帛，也就是真正的硬通货。

而澶渊之盟的岁币，是多少？

银二十万、绢十万，计30万，庆历增币后变成了50万。即便是50万，也总比打仗强吧？关键是宋夏战争和宋辽战争，不成比例。

宋夏战争，也就公元1081年的元丰五年伐夏，其出兵规模超过十万，应该在二十万左右。从北宋角度来说，宋夏之间不叫国战，而叫平叛。你李元昊和党项人造反了，那我就要收拾你。

而宋辽之间呢？从北宋角度来说，那都是国战，动不动就是二十万的规模。

所以，宋辽之间如果这么一直打下去，北宋首先出现的问题不是丢盔弃甲和丢城弃地，而是财政破产。简单说就是大宋政府无法运行。

所以，就经济账来说，澶渊之盟要多成功有多成功。

但是，国家不是只看盈利的公司，讲钱不是不可以，但也要讲政治吧。如果经济上成功，政治上失败，那也是失败。

但问题是政治上逼不得已。

北宋没法跟契丹没完没了地打。非要跟契丹打，那北宋就必须切换国家运行模式，即效仿秦汉隋唐。

秦朝的套路，简单说就是尚首功的军国主义。老百姓除了种田就是打仗。但种田的天花板太低，而打仗却可以实现阶层跨越。所以，即便统一天下，这仗也得打，而且要一直打下去。

汉朝的套路，实际是尚首功加放权。中央军能打，汉武帝的小舅子和大外甥们，动不动就搞一次草原大扫荡。那地方军呢？地方军也能打，而且主要是地方军在打。卫青和霍去病之前，李广一个太守就能扛住匈奴人。

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把钱留到地方，李广拿一个郡或几个郡的财政，才能跟匈奴人死磕。

同时，赏格也得高，虽然比不过秦朝，但也不能太低。“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如果不是文帝不愿打仗，就李广这能力，怎么也能封到万户侯。宋朝啥时候拿出过万户侯？

隋唐的套路，要比秦汉灵活很多，因为整合了草原胡人力量。唐灭高句丽，甚至都把草原突厥人给拉过去了。很多大仗，都有归附胡人的参与。当然搞长期战争，还是要内部挖潜。而这个内部挖潜不是集权，而是放权，也就是节度使和藩镇制度。

宋朝人要跟契丹人死磕，那就只能这么玩。但是，北宋能够实现这个切换吗？

杯酒释兵权之后，就不可能了。

北宋，死也不能这么搞。因为一旦搞了，中原就不是北宋而是五代十国。五代十国的乱，比契丹人可邪乎多了。

契丹称辽建国的时间是公元947年。这一年，辽太宗耶律德光风光无二、马踏黄河，灭掉后晋之后，直接在开封登基为帝。然后呢？然后就是赶紧跑，而且跑得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甚至感叹说：

我在上国，以打围食肉为乐，自入中国，心常不快，若得复吾本土，死亦无恨。

我在契丹好好的，要多开心有多开心，但自从入了中原，就一直不开心。如果能让我安然无恙地返回自家土地，死了都不遗憾。

五代十国就这么邪乎，乱到连草原可汗都不想入主中原。

所以，有了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北宋就是灭国也不愿切换到秦汉隋唐的模式。别说赵家官人不同意，就是北宋的老百姓也未必同意。

澶渊之盟后，北宋河北地区，“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这在古代社会，几乎难以想象。

今天的河北、山西，尤其是两省的北部地区，一直都是战区。什么时候能这么消停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河北和山西才出游侠儿，江南则出才子佳人。为啥是这样？就因为这地方一直在打仗，内部割据的时候，河北和山西就跟南边儿打；草原交锋的时候，河北和山西就跟北边儿打。所以，这地方想不出游侠悍将都难。

但是，也就宋辽澶渊之盟后，当时的河北和山西人民总算赶上了一段百年好时光。所以，为了北宋的这两个路，澶渊之盟也算值了。

而且，澶渊之盟的好处，并不局限于河北和山西这个局部地区，整个北宋能够经济繁荣，也跟澶渊之盟分不开。因为没了幽云十六州，所以北宋也就不再可能直接接触北方草原。东北的女真人、草原的契丹人，你们自己看着玩，反正怎么玩也玩不到中原。因为契丹人全替北宋给扛了下来。

每年30万以及后来每年50万岁币，就相当于北宋对契丹的财政转移支付。你拿着这笔钱，好好处理草原事务。而契丹人干这事，要比北宋自己去干，成本低太多。如果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进而还灭了契丹，那然后呢？

然后，要么学秦朝，修长城加长期驻兵，要么学唐朝，还得继续往北打。如果是这样，那就真心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了？

所以，北宋不止有经济收益，而且也有政治收益。政治收益，就是长期稳定且长期繁荣，终于不用再过五代十国的日子了。而且，老百姓的日子也比秦汉隋唐好太多。不用看别的，你看城市化就行了。宋朝的城市化，甚至比民国时期还高。

有人肯定会这么认为：这只是从短时间段上来看，一百年太短，两百年呢？

北宋就是因为没有亲身参与草原事务，所以才被女真灭国。因此，澶渊之盟才是北宋灭国的最重要原因，不仅屈辱，而且不成功，甚至贻害无穷。

首先理清一个问题，那就是幽云十六州。

北宋要拥有解决草原问题的资格，就必须拿下幽云十六州。但北宋可能拿下吗？

大概率拿不下。如果能拿下，宋太宗时代遗留下的五代悍将，早给拿下了。

短期博弈，地利不重要。

朱元璋一个北伐，元顺帝立即逃跑，然后幽云十六州就是大明土地。但这是短期博弈，而长期博弈呢？长期博弈一定要看地利。

秦灭六国，当然有制度优势，但关键是关中形胜。打得过，冲出函谷关，抢人抢钱抢地盘；打不过，关闭函谷关，攒兵攒钱攒刀剑。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魏国就变法了。秦国商鞅变法，抄得是魏国李悝变法的作业。但是，魏国为何衰落？守着一个四战之地，要么被秦国偷袭一下、要么被齐国压制一下，甚至还要被楚国敲诈一下，你让魏国怎么玩？所以，长期博弈，一定要看地利。

而宋辽之间，就是长期博弈。

人家契丹比你北宋建国还早，在十六州之前还抢下了营平滦三州，早已跃马燕山。你怎么跟人家玩短期冲锋。

同时，幽云十六州占比契丹六成人口，这都不是地利的问题，而是钱的问题。没有这笔钱，契丹可汗怎么压制草原上的各个部族？所以，女真灭辽的时候，契丹的最后根据地不是草原的上京、中京，也不是东北的东京，而是南京析津府，即幽州，以及西京大同府，即云州。

所以，你北宋死也要拿下幽云十六州，而契丹死也要守住幽云十六州。宋辽战争，只能是长期博弈。

长期博弈，北宋立即尴尬。华北大平原上，只有一道黄河算是天险，其他全是骑兵的冲锋战场。所以，要么打不过，被屠戮；要么打不赢，被耗废。

而这么来看，澶渊之盟结束战争，难道不算成功吗？

其次，需要再理清一个问题，即北宋是怎么亡的，以及宋军为何那么废。

北宋亡国，不是因为联金灭辽海上之盟，而就是因为女真灭辽。北方草原换了对手。我们可以这么梳理：

契丹拿着北宋每年50万的财政转移支付，然后替北宋盯着草原和东北的游牧民族。但是，到女真崛起的时候，契丹死活也盯不住了。有没有这五十万岁币，有没有宋徽宗背信弃义，契丹都盯不住。

于是，北宋换了邻居，换成了女真人。

但女真这个邻居的格局太低，它看不到长期利益，只能看到短期利益。简单说，每年五十万岁币细水长流太慢，直接把北宋抢个精光，这多爽？

然后，女真开始抢劫。而北宋呢？真心打不过，一打就跪、再打就脆。但女真一直打、不停打。然后，北宋变南宋，赵家官人直接跑路，跑过长江还不算完，非要跑到杭州才安心。

但是，女真人守着这么一大片土地，也是脑壳疼。甚至，一度想把河南、陕西还给北宋，还是每年吃岁币更香。但是，赵家官人太废，你给我、我都接不住，而女真又深入太多，自己想撤却撤不回去。

然后，女真只能入主中原，而南宋只能偏安一隅。那最后呢？最后还是澶渊之盟的模式。

只不过南宋方面，觉得这比澶渊之盟还屈辱，所以脑子冲动了，就背信弃义搞场北伐；而女真方面，觉得南宋这家伙太不守信，所以动不动也得搞场南征、教训一下。于是，宋金之间不管什么盟，也不如澶渊之盟更稳定。

但大体逻辑仍是澶渊之盟的模式，而南宋被灭，也大体是女真灭辽的模式，只不过换成了蒙古灭金。

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宋军为什么那么废？

如果宋军能确保京师安全，能把女真封死在黄河以北，那澶渊之盟的模式很可能会变成宋金之间的最好选择。甚至，北宋还有希望更进一步，把防线推到幽云地区。

但宋军真心打不过。

所以，我们一定要问：宋军战斗力残废如此，是不是因为澶渊之盟？

因为澶渊之盟，所以长期不打仗；因为长期不打仗，所以宋军变残废。是不是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不成立。一是北宋有一支长期打仗的军队，即宋夏战场上的陕西兵，而且陕西兵的战斗力并不差，富平之战差一点儿就打赢了。二是有反例，西汉初期的七十年也没怎么打仗，但对匈作战，西汉反把匈奴打残废了。

而且，从长期来看，但凡不是中原内部出问题，草原想打进中原或入主中原，几乎不可能。五胡乱华，那是西晋自己被自己给折腾成了半条命。南北朝是特例。五代十国则是内部真出了问题。

军事上，北宋为什么这么残废？

非独北宋残废，明朝后期的军队，也不怎么样。对满清作战，几乎就是一边倒的输。宋以后，中原才真心无法与草原较量。而问题就出在宋朝身上。

但不是因为杯酒释兵权，也不是因为守中虚外，甚至都不是过度集权而导致地方虚弱，而就是因为军事上的养兵。

养兵没错，但目的不良，或目的复杂，就一定会出问题。

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赵匡胤这句话是啥意思？意思就是：养兵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打仗和打胜仗，养兵是足以利百代的好事情。

养兵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打仗，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北宋养兵却不是，而是要解决维稳和就业问题。所以，北宋的兵根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对于宋太祖赵匡胤养兵“利百代”的说法，宋神宗的理解得最为透彻。养兵是要干啥？

打仗是次要问题，维稳才是主要目的。以前之所以各种乱，就是因为无赖不逞之人太多。现在把这些人全都编入军队，然后养起来呢？

维稳问题，立即解决。

所以，北宋军队的基本组成，是无业游民和地痞无赖，以及各种不稳定分子。而这就与之前历朝历代出现差别了。

秦朝军队的基本组成，主要是编户齐民下的农民。平时种地的天花板太低，种多少粮食才能升级爵位？还是打仗最划算，风险的确高，但收益也高啊，而且上不封顶。这种士兵，出去打仗，就等同出去创业。所以，战斗力一直爆表，拦都拦不住。

汉朝军队的组成，比较复杂，低素质的问题已经出现。大汉朝廷动不动就把什么赘婿、商人之类的，送出去当炮灰。但不乏精干的募兵，比如李陵的五千荆楚勇士，都是优中选优的特种兵。而霍去病的部队，那就更要优中选优，汉武帝坑谁也不能坑自家大外甥。

隋唐承接西魏北周一系，前期的府兵多出殷实之家，而且有点儿小特权，起码能分地，打胜了还能分战利品。唐朝中后期的长征健儿，成色差是差点儿，但也算秦兵耐苦战。

即便是东晋的北府军，那也是认真选出来，然后认真练出来。否则，一群乌合之众，怎么扛得住苻坚的百万大军？

但比之这些，宋朝军队，就只能说纯属扯淡了。扯淡到什么程度？

欧阳修应该做过调查，指出：北宋养的七八十万禁军中，“不得七八万人之用”。

王安石直接批评说，“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言外之意就是我大宋的好人不当兵，当兵的全是坏蛋。

虽然发现了问题，北宋却不解决，甚至姑息养奸。错了吗？错了。但这种错仅是低格局的错，高格局上则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养兵“利百代”，成了灭贼的治国良策。

大臣张方平曾准备效仿汉唐故事，把军队开出搞屯田，别成天无所事事了。但这件事硬是没能推下去。不是官僚系统内部反对，而是北宋的兵搞不了屯田。汉唐的兵，多是农民出身。所以，屯田稼穑不在话下。但“今之军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游惰之民，至于无所容然后入军籍”，这种兵怎么可能去屯田、去种地？而这还是禁军，地方的厢军就更扯淡了。

“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宋江等36人的黑社会组织，就能横行河朔、攻城拔寨。放在今天，就是公安局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惊动地方驻军。但大宋的厢军呢？根本就不敢出去交手。

到了南宋，也没改观。

当时的兵部侍郎李邴，直接对宋高宗说，“所谓厢军者，臣不知其所谓也”。厢军到底是个什么奇怪物种，老臣真心不知道。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长，对自家军队就是这个评价。

北宋灭亡前夕，河北战场上居然出现女真十七骑击溃宋军两千的奇葩战事。真实的以一敌百，居然就这么出现了。但不是女真十七骑太彪悍，而是宋军太残废。“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以败”。战场打仗，就跟打群架一个套路，但凡自家伙伴有一个人逃跑，那就肯定要输。战场上的放大效应，甚至更剧烈。都不是自损一千也能伤敌八百的问题，而是人家一个不死、自家一个不剩。

宋以后的明朝，其军队素质也没能提升上来。戚家军做了改变，当然改了战法，但主要是改了兵源，“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

所以，即便从军事上算账，北宋当时的最佳策略也是同意澶渊之盟。因为你根本就打不过。而且，澶渊之盟，完全不是导致宋军残废、宋朝孱弱以及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但凡澶渊之盟的这个政治模式不能为继，北宋大概率就得死。

感觉澶渊之盟很屈辱，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这个盟约很成功？

这是一个让宋朝人都精神分裂的问题。

这个问题别说题主纳闷了，其实宋朝人自己也搞不灵清。

实际上，就在宋朝内部，有人持肯定态度，认为澶渊之盟是盛德大功；

也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澶渊之盟丧权辱国。

还有的像苏轼这样的人一会肯定一会否定。

澶渊之盟就像一面镜子，把宋朝人的复杂、软弱、无耻，暴露无遗。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切还得从澶渊之盟开始说起。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天，辽国萧太后带着辽圣宗率20万大军南下，攻打宋朝。

宋朝举朝震惊，可这是货真价实的灭国之战，一个不好，就没了。

怎么办？

时任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恒（宋太宗赵匡义三子）第一反应，三十六计走为上，撒丫子跑路吧！

但开溜这事太丢人。

怎么也得征求下大臣意见。

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即南京），因为他是江西人；

枢密副使陈尧叟提议迁都成都，因为他是四川人。

二人意见高度统一，就是得跑。

王跑跑和陈跑跑都是宋真宗的心腹宠臣，尤其王跑跑，更是真宗的贴心小棉袄。

两个心腹宠臣这么一说，宋真宗就打算借坡下驴，开始准备跑路。

这个时候，寇准站了出来。 宋真宗开始还以为寇老西准备迁都西安，因为老西是陕西人。 但寇准却要宋真宗御驾亲征...

宰相的话也不得不听，在寇准的再三鼓励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

其实，此时宋军形势一片大好，辽国南下以来，虽然深入腹地，却没有攻占任何一座大城市，攻打高阳关及瀛洲等地却未能成功。

十月之时，宋军在保州、莫州、岢岚军、威虏军、北平寨、易州等诸战场都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定州王超受命率兵前往澶州，为最终的会战做好准备； 辽军被包了饺子，后路出现极大隐患，补给非常困难，整个大军呈被宋军包围之势。

在这几场战役中，辽军死伤超过十万之数，不过“其众犹二十万”。

而且还宋真宗御驾亲征后，宋军士气大涨，不久就在澶州（河南濮阳）城下以八牛弩射杀辽军主将萧挞凛。

澶州之战形势图

这形势简直不要太好，如果换成宋太祖，哪怕是宋太宗，辽国萧太后估计都得去开封喝茶。

但是，萧太后太彪悍了，她坚决不退，她进行一场豪赌，她赌宋真宗不敢再打下去。

果然，她赌对了。

宋真宗是个大怂包，他软了，不顾杀父之仇（宋太宗死于北伐辽国的箭伤复发），毅然决然，和辽国休战求和。

最终，景德元年十二月（1004年1月），宋朝和辽国在澶州达成和议。

宋辽两国约为兄弟，按双方年龄排大小，宋真宗比辽圣宗大四岁，因此宋真宗是哥哥，辽圣宗是弟弟，后世皇帝也按这套来。

兄弟嘛，自然要给见面礼的，而且对于宋真宗来说，做哥哥的当然得照顾弟弟啦。

于是，宋辽两国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瀛、莫二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第二、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第三、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澶渊之盟

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

此后，宋辽双方结束了大战，维持了和平，促进了民族融合，这是澶渊之盟最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来说，宋辽澶渊之盟是一个平等条约，盟约中宋辽两国是平等的兄弟关系。

这个条约有多大的约束性呢？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这对暗地里的死对头，成为了明面上的好哥们，双方在签约的时候，指天为盟，发下了毒誓，以示双方誓不毁约的决心。

北宋当时的国书是这么说的：

“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宋真宗画像

而辽国在收到宋朝兄弟的国书后，是这么回复的：

“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咨述，不宣，谨白。”

宋辽兄弟俩的国书都差不多，都立下了毒誓，谁要违背此盟，必遭天诛地灭！

稍有不同的是，契丹兄弟比较滑头，毒誓只针对辽国皇帝一人，而和国家没有什么关系；

而宋朝兄弟也比较坦诚，连皇帝宗室及整个国家都给包括去了。

正所谓朕即国家，双方的毒誓没什么区别，其实还是有的，如果契丹兄弟将来违约，大不了皇帝被老天爷收了，但社稷还在，找个继任者就完了；

而如果宋朝兄弟的誓言，明显更毒，一旦违约，不仅皇帝不得好死，连国家都保不住。

其实吧，发誓这种事，大家都心知肚明，先不说有没有执行誓言的老天爷和漫天神佛，即使有，他们哪有空搭理底下人说过的话。

说白了，发誓要有用，要法律干嘛？

因此双方都没把盟约和誓言当回事，屡屡进行扯皮。

维系澶渊之盟的不是誓言，而是双方的实力和政治形势，什么时候宋辽兄弟俩觉得有能力搞定对方，或者想违约了，澶渊之盟就是一张白纸。

事实上，宋辽兄弟俩确实也没怎么把澶渊之盟当回事，宋朝这边是一直想收复幽云十六州； 辽国则老是吓唬吓唬宋朝兄弟，时不时的说要出兵南下。

这些行为，实际上通通都违约行为。

双方纠纷最严重的是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趁北宋被西夏李元昊好一通收拾，趁火打劫，为图谋关南十县地，辽国一面在边界重兵压境，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进行外交恐吓，寻求谈判。

总之就是软硬兼磨，要敲竹杠。

最后宋仁宗（宋真宗之子，宋朝第四任皇帝）忍气吞声，屈辱求和，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增加十万两银、十万匹绢的岁币。

更屈辱的是，宋朝向辽国输送岁币由赐改称纳。纳？什么是纳，称臣纳贡才用纳。

实际上，宋朝地位低于辽国，宋朝有些皇帝从此认为此举是花钱认契丹人做叔叔。

甭管怎么着，宋辽最终达成了新的盟约，史称庆历增币（辽国年号是重熙，又称重熙增币）。

宋仁宗画像

其实，庆历增币本身就是辽国在违背了澶渊之盟，说好了宋朝兄弟给你十万，你现在要多给钱，这不是违约，是什么？

只不过双方用新的盟约顶替旧的盟约，这才又维持了和平。

此后，双方碍于实力，基本都按盟约，履行约定，虽小有摩擦，却没有改变大局，两兄弟基本维持了百年和平。

可等到女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之后，宋朝为了收复念兹在兹的幽云十六州，马上撕毁了和契丹兄弟的盟约，和女真人结盟，并出兵北伐辽国。

这是宋朝赤裸裸的违背了宋辽盟约，“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这话完全给忘得一干二净。

据说辽使还抗议道：

“宋辽两国，百年和好，盟约誓书，字字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

可辽国在女真人打击下，自身难保，宋朝就欺国欺天了，你又能如何？

你还能指望老天爷降下惩罚吗？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澶渊之盟对宋辽双方都没有约束力，约束力基本等于零。

辽国毁约如翻书，宋朝毁约也不在话下。

还有一个问题，宋朝给辽国的岁币对宋朝来说，财政负担重不重？

宋朝给辽国的岁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澶渊之盟岁币标准，从1005年到1042年，北宋每年给辽国输送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外辽国还预借了3万两银子与3万匹绢没有归还。

也就是说，这38年间，宋朝向辽国输送的财物，共计银383万两，绢763万匹。

第二个阶段是庆历增币标准，从1043年到1122年，北宋给辽国纳贡银20万两，绢30万匹。

也就是说，这79年间，北宋向辽国输送的财物，共计银1580万两，绢2370万匹。

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加起来，一共是1963万两银子，3133万匹绢。

这些岁币多不多呢？很多以为不多。

宋朝宰相王旦曾对岁币做过估算——

“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他认为不重。

宋真宗也以为不重。

最开始，宋真宗误以为是每年要给辽国三百万“岁币”。

当时他吓了一跳，后来却也认了，后来确认是三十万，当场就喜不自胜，把负责谈判的宋朝大臣曹利用一顿重赏。

但是，这哥俩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根本就没算清，实际上岁币重得不得了。

乍一看，10万两白银不多啊。

但是，这些白银数量是什么概念呢？

大宋极度缺乏白银，产量之低令人触目惊心，《宋史》记载，北宋的白银产地，主要是在只有桂阳，凤州，建州三地。

北宋的银课收入，宋仁宗年间时，宋朝银课收入只有不到22万两。

参考一下宋仁宗给辽国的岁币数额，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几乎北宋全年的“银课”，都要支付给辽国。哪怕是宋真宗时期，也要了一半左右。

更严重的是，无论是白银还是绢，当时主要产在南方地区，想要送到辽国去，就得千里迢迢往北运。 单运输成本，就是天文数字般的费用。

这笔钱辽国不会出，北宋呢？

当然是甩锅给老百姓买单，沿途官员各个中饱私囊，巧立名目提高征收数额，百姓的负担，自然是年年加剧。

而且，就算宋朝支付了岁币，就不代表万事大吉。

宋朝也知道澶渊之盟没有什么约束力，因此还是投入大量的军费，大量军队，防备辽国（宋太祖时，宋朝禁军只有20万人，宋仁宗时达到120万人）。

也就是说宋朝在支付岁币的同时，用于防备辽国的军费一样没有少！

至于某些人说宋朝靠外贸把岁币赚回来了，食堂以性命担保，绝无此事，实际上宋辽贸易，真正赚得盆满钋满的是辽国。

于是，《宋史》吐槽岁币道：

“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

方腊起义时，就说：

“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十万，多出东南。”

南宋史学家周密在《武林旧事》里痛心疾首道：

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於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

由此可见，岁币对于宋朝负担很重，仅在经济上，宋朝吃大亏。

宋朝人对澶渊之盟以及后来的庆历增币大概有三种态度。

第一，肯定派。

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曾说：

“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不及（军费支出的）百分之一、二。”

王旦肯定了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认为减少了军费（实际上，宋朝军费依然很高）

宋神宗时期大臣张方平曾说：

“澶渊之克，遂与契丹盟，至今不识兵戈，可谓盛德大业。”

韩维曾说：

“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

苏辙也高度评价道：

“稍以金帛啖之，虏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这些都是肯定态度，肯定原因主要两个，一个是维持了和平，还有就是岁币负担相比军费不重。

其实都是扯淡，这种说法搞得有了岁币，宋朝就不要承担高昂的军费一样；

而且他们太高看澶渊之盟的约束力了，决定宋辽和平的不是一纸盟约，而是实力。

最绝的是，每次他们肯定澶渊之盟时，基本都是为了反对当朝皇帝动用军事手段。

至于苏辙所说“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这么不要脸的话，听听就得了，千万别当真。

第二、否定派。

第一个否定澶渊之盟的就是宋真宗的小棉袄、澶州之战主张跑路的王钦若。

王钦若剧照

他给澶渊之盟的定义是城下之盟，当然，他是为了打击政敌寇准。

但是，王钦若城下之盟的定义宋真宗深感认同。

宋真宗很痛苦，他的父亲宋太宗其实就是间接死于契丹人之手，契丹人和他有杀父之仇，现在他居然和杀父仇人称兄道弟，真是对不起祖宗，而且承认北方戎狄为皇帝，他虽然不是第一个，但也足够丢人了。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很痛苦，之后他曾

“下诏罪己，中书、密院待罪”。

之后他为了掩饰自己在澶渊之盟上政治、外交失败，开始自欺欺人，大搞天书封禅运动。

宋真宗就此成为千古笑柄，自他以后，后世帝王，再也没有封禅，封禅成为绝响。

这其实就是宋真宗对澶渊之盟的否定。

除此之外，宋神宗也否定澶渊之盟，他曾说：

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敌人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没。上股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此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损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

最后，宋神宗还留下遗言：

能复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

宋神宗认为宋朝与辽国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人子孙，怎么能花钱买个叔叔呢？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的死因就是宋神宗公布的，之前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都不敢公布。

宋神宗画像

不过别看宋神宗说的气愤填膺，实际上在他执政期间，他只敢打西夏，不敢打辽国，为宋太宗报仇雪恨。

除了皇帝，宋朝士大夫也有否定的，其中以苏洵为代表，苏洵的《六国论》其实就是反对澶渊之盟以金钱买和平之举

第三，复杂派。

复杂派就逗了，他们既肯定，又否定这些人以富弼、王安石、苏轼为代表。

富弼首先肯定澶渊之盟，“未为失策”，可轮到他主持和谈了庆历增币时，他的态度就变了。

富弼主持庆历增币后，宋朝朝廷认为他有大功，富弼却认为庆历增币“实为朝廷之大耻”，不肯受赏，终身不敢自论其劳，并强调庆历增币“非臣之本志”。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在《澶州》一诗中盛赞道：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

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楼橹如边城。

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钞虏。

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

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

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王安石认为澶渊之盟，普天同庆，寇准有大功劳，堪称第一功臣。

可后来他又在《河北民》一诗中反对澶渊之盟道：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向辽国送岁币。

和王安石一样复杂的还有苏轼。

苏轼开始认为澶渊之盟实为“最下之策”，后来又高度赞扬富弼道：

“赠币（实为纳币，苏轼为宋朝遮羞了）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尝窃论之，百馀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

这就是宋朝人对澶渊之盟及花钱买和平的复杂态度，又气愤，又无力，既深以为耻，又无可奈何。

以上就是宋朝人对澶渊之盟的态度，有的人觉得是耻辱，有的人认为是大功劳，有的人又很复杂。

至于澶渊之盟到底该如何评价，想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食堂也不多说。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至少宋朝宋真宗、宋神宗、富弼、王安石、苏洵、苏轼等人是曾经以澶渊之盟为耻的。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感觉澶渊之盟很屈辱，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这个盟约很成功？

因为“有人”在睁眼说瞎话。

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以收复瓦桥关失地为名亲率20万大军南下攻宋，宋朝震恐。关键时刻，北宋宰相寇准力劝宋真宗御驾亲征，两军对峙于黄河两岸的澶州城。

宋辽两军在澶州的对抗僵持不下，在双方都不愿恋战的情况下，两国谈判最终于1005年1月订立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从此宋辽罢战息兵，边境维持了长达120多年的和平，直至1125年辽朝灭亡。

根据历史教科书的记载，《澶渊之盟》作为宋辽两国之间的平等条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对北宋而言，彻底结束了在北方被动挨打的局面，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为北宋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打下了坚实基础，更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登峰造极。

听起来挺带劲的，实际上相当扯淡。因为和平从来不是买来的，北宋每年给辽朝的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看似赚大了，实则名利双输。

而之所以说北宋输得一塌糊涂，主要是因为《澶渊之盟》至少造成了以下几方面的恶劣影响：

1、战略更被动

和平，从来都不是买来的。

《澶渊之盟》之所以能够达成，根本原因在于北宋军民的奋力抵抗，使孤军深入的辽军始终无法达成战略目标，所以才有了最终的议和。

虽然一直以来《澶渊之盟》都被定义为和平条约，但终归难以掩盖其城下之盟的不堪本质，因为北宋不仅丢了人，更不得不花钱买平安。

虽然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但很明显建国时间远早于北宋的辽朝无论实力还是影响力都远远大于北宋，虽然澶州之战折戟沉沙，但如果辽朝愿意，随时可以再度撕裂宋辽边境长驱直入，而北宋除了疲于奔命，被动应付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所以，在辽朝综合国力远强于宋朝的情况下，《澶渊之盟》之后的和平能够维持多久，维持到什么程度，完全看辽朝的心情，而从120多年的和平历程来看，辽朝似乎也很正人君子。

但这一切只是表象，因为辽朝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的王朝，虽然《澶渊之盟》使辽朝没有了肆无忌惮地从北方长驱直入的理由，但辽朝很快退居幕后，支持党项首领李继迁对抗北宋。

一直以来，北宋都在为如何和平收编党项势力而绞尽脑汁，在宋太宗将党项首领李继捧家族迁到开封，差点达成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出逃反宋，并得到了辽朝的大力支持。于是党项势力不断坐大，最终在1038年建立了高白大夏，史称西夏。

西夏的建立，不仅彻底封死了河西走廊，夺走了北宋的河西马场，更要命的是使北宋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澶渊之盟》虽然为北宋带来了和平，但更使辽朝得到了解脱，从此辽朝支持西夏，缺少骑兵的北宋苦不堪言。

2、负担更沉重

《澶渊之盟》对于北宋的意义，除了减少伤亡，最重要的是省钱。

很多砖家叫兽不止一次地计算过：如果北宋不要和平，且不论能不能打得赢，单单是每年的军费就要上亿。而现在只需要付出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相当于北宋财政收入的九牛一毛，就可以实现和平，虽然丢点脸，但怎么看都简直不要太划算。

但问题是，钱真的能省下来吗？就像不抽烟不喝酒的男人真的能在20年内买台宝马吗？毕竟饭可以乱吃，玩笑可不能乱开。

一直以来，虽然北宋主要依靠工商业税收，其收入水平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但冗兵、冗官、冗费缠身的局面却使北宋积攒的财富挥霍一空，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尴尬境地。

尤其是军队，理论上说《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握手言和，大部分军队应该解甲归田才是。但北宋喜欢“养兵千日”，军队数量迅速膨胀，成为财政的巨大消耗。

而且，因为北宋势弱，即便宋辽罢兵，也不敢在宋辽边境掉以轻心，相反，北宋出在华北平原上广植柳树以迟滞骑兵锋芒，还不惜逆天而行人为使黄河改道，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

更尴尬的是，因为辽朝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所谓的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金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时，辽朝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即“庆历增币”。

在北宋前期，也许区区10万两银、20万匹绢不算什么，但随着三冗问题加重，加上辽朝的趁火打劫，这就不是九牛一毛这么轻松了。

所以静夜史始终相信，战争也许打不赢，但只要对抗下去，北宋不仅不会在温柔乡中彻底废物，更有可能在未来因战争而获利颇丰，但北宋明显刚不起来。

3、地位更尴尬

关于北宋是不是大一统王朝，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澶渊之盟》签订的那一刻起，北宋再也无缘大一统王朝之名。

纵观秦汉隋唐等大一统王朝，除了中原王朝国力空前强大，周边一般不会有和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甚至完成封建化的少数民族政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王朝是名副其实的“天下正统”，在基本征服长城以南广大区域后，成为世人公认的大一统王朝。

而北宋在建国前，石敬瑭就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缺少燕云十六州的北宋首先在版图上就不符合大一统的标准。

而更可怕是由于唐朝文明的迅猛扩张，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完成封建化进程，建立了与中原汉家王朝制度相似的专制制度，典型如辽朝。

在这样的情况下，辽朝就和北宋一样，有了争夺中华正统的资格和能力。

而当《澶渊之盟》尘埃落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也标志着北宋正式承认辽朝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意味着北宋放弃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挣扎。

所以，在元朝修编《宋史》时，才将宋朝与辽、金算作并列的王朝，北宋在《澶渊之盟》中承受的道义损失可见一斑。

所以，任何时候，盲目鼓吹和平都是极端错误的，不顾国家根本利益损失的鼓吹更是不可饶恕。我们从来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和平不是求来的，更不是买来的，我们愿用前赴后继的牺牲，换取对手对我们的由衷尊重。只有这样的和平，才充满了正义的光辉。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感觉澶渊之盟很屈辱，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这个盟约很成功？

自古以来，都会有这么一些人，时不时的就会表现出一种盲目的自我膨胀情绪和虚无的自我满足之感来。这种人的做法，不仅可能会“绑架”别人的思维，有时甚至连皇帝都能被影响喽！

大明朝末年， 可以说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还没有一举推翻大明朝的想法。他们最大的愿望，不过就是想发展、壮大一下自己的势力和地盘而已。因为在他们眼中，觉得自己还不具备推翻大明朝的能力。所以，如果当初大明朝要是能够在皇太极提出议和时与之议和的话，大明末年的历史或许还真得重新改写一下了。

为什么呢？

因为议和以后，大明朝便可以摆脱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抽出精力来全面对付李自成。这样的话，或许崇祯皇帝也就不会死的那么早了。

可事实上呢？

当时闻知皇太极的议和倡议后，崇祯手下的有些个大臣可就急喽:“什么？咱至高无上的大明朝去跟满洲鞑子议和？脸面何在？太有伤国体了吧？！”于是，针对议和，这些个家伙简直比死了亲爹还要伤心；比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还要是可忍孰不可忍！“擅主和议”，最后不也是国之栋梁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三大罪状之一吗！然而，说打狼时喊的最凶的人，却往往都是狼来了跑的最快的人！李自成一来，他们的豪言壮语咋都没了呢？不仅把皇帝撇在一边不管，连朝都不去上了！

李自成进京后，即使是真的杀了他们的爹、抢了他们的老婆闺女，他们又能咋样呢？还不是当个缩头乌龟罢了！这类货色的所作所为恰恰应验了过去农村的一句老话:叫得响的不一定是好狗！

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审时度势和实事求是的处事方法，才是最合乎情理的选择。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檀渊之盟，无疑是当初最最明智的选择！

具体理由如下:大宋建朝于公元960年，建朝以后，赵匡胤、赵光义二人，又为统一大业而南征北战。太祖赵匡胤先灭掉了南平和楚，后又灭亡了后蜀、南汉、南唐三国。到了赵光义继位后，又降服了福建的陈洪进及吴越的钱氏，并与辽国屡次开战。公元997年，赵光义驾崩，宋真宗继位。

在两位先皇建立的基础之上，宋真宗勤政治国，从此，大宋朝方才进入到了“咸平之治”的繁荣局面。然而，辽国对大宋的侵略并没有停止。于是，真宗只好御驾亲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澶渊之盟”。

对比，有些人颇有微词，认为大宋与辽国的求和不仅仅是妥协，更是一种无能的表现。理由是:双方议和之后，大宋每年要给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那么，这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银子在当时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中，有一段关于打仗费用的描写，咱们不妨看一下:呼延灼奉命去攻打梁山，临行前，在甲仗库中，选讫铁甲三千副，熟皮马甲五千副，铜铁头盔三千顶，长枪两千根，兖刀一千把，弓箭不计其数，火炮、铁炮五百余架。临辞之日，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不仅三个将领都赏了金银緞匹，三军也都给了粮赏。您听听，仗还没打呢，就先要发下这些个物资。而且，这还仅仅是补充了一部分不足，因为呼延灼所带领的兵马是:马军三千，步军五千。现在谁有兴趣可以算算:呼延灼此次出征，需要花多少钱？

呼延灼用连环甲马打败宋江后，朝廷又马上赏钱十万贯。十万贯钱，在当时至少也得五万两银子吧？！

和宋江打个仗，都要花掉这么多的钱，这要是和大辽国连年开战的话，又得需要用去多少银两呢？

所以，同打仗花的钱比起来，我以为这二十万匹绢、十万两银子、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用这点费用，换取的不仅是从此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二十五的战争，双方成为了兄弟之国，且还开放了边境贸易。

开放边境贸易，对大宋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在当时，辽国许多的生产用品及生活用品都不能自己生产。大宋和它做起贸易来，谁赚的钱会更多呢？此外，大量货物的出口，除了“贸易顺差”，也会大大提高了北宋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从而拉动了经济上的蓬勃发展！满足了辽国的需求，大宋又挣到了钱。借用今天的一句话说:这，就叫“双赢”！

由此看来，边境稳定、国家繁荣，“澶渊之盟”功不可没。此后，不仅两国之间出现了数百次的友好往来，在以后的百年时间里，双方再没有出现过大的战争。

和平稳定的局面，难道会对大宋不利？繁荣富强的生活难道不是人们的希望和渴求？如此，“澶渊之盟”凭什么就要被称作是“屈辱”呢？

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凡是把利国利民的事情视为“屈辱”的人，八成都是一些个居心叵测的奸佞之徒！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