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做奴才还是一种荣誉吗？

好的，我来回答！

喜欢看有关和珅的电视剧的朋友一定有这个印象：和大人在官场上威风八面，在家中趾高气扬，可是在乾隆皇帝跟前却一口一个“奴才”，且乐此不疲！

难道说，和珅在乾隆面前是故意自贬，以讨皇帝的欢心吗？

还真不单单是这回事！

一，先说说在清代什么是“奴才”。

满清在入关之前，还只是以氏族为主体的奴隶制度，尽管建立了后金政权，但完全不同于关内的汉族政权架构，君与臣之间仍是奴隶主与奴隶、主子与奴才的关系。1644年顺治入关后，才逐步从奴隶制社会进化到封建制社会，但很多奴隶制的旧俗仍旧得以保留延续。

奴才，满语为Aha，是满清的旗人觐见主子时的一种自称，表示对主子的忠诚和彼此关系的亲近。

十来岁的少年见了主子自称“奴才”，六七岁的老翁见了幼主也自称奴才；微末小吏见了王公大臣自称“奴才”，封疆大吏、一品大员见到皇帝也自称“奴才”……“奴才”一词，真的那么受用吗？

反正在汉人眼里，这种称呼是一种对贬低或辱骂的意思。比如《明史》中介绍杨涟的一段话：“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

这里，大忠臣杨涟口中的“奴才”，就有鄙视的口气，带有骂人的意思。

二，“奴才”的演变历程。

其实在满人入关后很长一段时间，官员在皇帝面前的称呼相当混乱，还很不规范。比如有些降清的汉臣也效仿旗人，在顺治或孝庄太后面前自称奴才，而还有些满族官员为提高身价倒是自称臣。这段时期，“臣”的规格好家要高于“奴才”。

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开始正式规范称谓，他要求不论满汉，所有官员都必须称“臣”。但实际上，被规范的只有汉臣，所有的汉臣在皇帝或王爷面前一律不再称“奴才”，但是满族官员们称谓依旧随意，他们并没有严格遵从这一规定，反正也不是什么大错，雍正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乾隆即位后，称谓的规范被进一步细化，乾隆要求“为存满洲旧体”，对满汉、文武大臣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大致如下：

1，满族大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

2，汉族官员无论公事还是私事，一律称臣。

3，满汉武官都必须称奴才。

至此，清代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才确定下来。

这一规定的出台，就界定了汉臣与满臣的区别，也使“奴才”的称谓上了一个档次，好像自称“奴才”就是一种身份的荣耀。

和珅在乾隆跟前一口一个“奴才”，就含有这个意思。

三，“奴才”真的那么好听，那么受用吗？

鲁迅在他的一篇杂文里面这样写到：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鲁迅是清朝出生的人，熟谙清史，这应该是比较权威的解释了。他告诉我们，满族人之所以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这并不是因为尊重炎黄子孙，也更不是汉人比满人贵重，而是在他们眼里，汉人的地位连奴才都不如，所以连自称奴才的资格都没有。

也就是说，“奴才”只是皇帝的“奴才”，而自称“奴才”的人，在汉人面前却是主子，汉人只是奴才里的奴才。

在乾隆对满汉称谓细化之后，汉人若想自称奴才，那就必须得加入汉军八旗，或者成为旗人的包衣。还有一个办法，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乐意选择，那就是把自己阉了去当太监。也就是说，在清朝，能自称奴才，可真是汉人的一种荣耀，一般人想做奴才还没资格。

比如乾隆时期，一个贵州的汉人官员上书时自称奴才，就被乾隆训斥问责。

曹雪琴的爷爷曹寅，他的祖上本是汉人，后来成了多尔衮的包衣。顺治时期，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这样，曹家人入宫见到皇帝，就“理直气壮”地以奴才向称了，觉得荣耀至极。

像《雍正王朝》里的李卫、年羹尧，就是包衣奴才出身，也是雍正潜邸旧人，外放做地方官时，那是何等的神气！

还有金庸，他本来姓查，祖上也是包衣奴才，金庸先生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家世，对包衣奴才这一身份，言辞中也是甚是得意，好像胜似爱新觉罗的家传渊源。在清朝，这确实是一种高人一等的荣耀，金庸传承祖辈的思想，依旧对“奴才”的身份颇为自豪。

奴才的终结。

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宣布废止奴才的自称：

“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当此豫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将此通谕知之。”

可惜，清朝刚刚下旨废除奴才的自称，几个月后就灭亡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奴才也好，大臣也罢，在称谓上倒还不是太要紧，要紧的是一个人不要做奴才做习惯了，面对欧美强权时，把自己的祖宗给忘掉就好。

正如别人嘲笑国学大师辜鸿铭头上的辫子时，辜先生所说的话：

我的辫子是长在脑后的，而有些人的辫子长在了心里；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而有些人的辫子则无形。

感谢您的阅读，文中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清朝时期，做奴才还是一种荣誉吗？

肯定是一种荣誉 ，如果家乡出了一个在京城伺候皇上的人，或者伺候王爷的人 ，那么这个家乡的人都跟着趾高气扬 。

有一句话说 ，有多大的官就有多大的奴 ，虽然伺候皇上的人 ，对皇上说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那只是对皇上说 ，博得皇上的开心 。

如果像明朝的太监阉人魏忠贤， 清朝的李莲英还有和坤，可以说他们的权利都达到了至高无上 ，都要左右皇上了， 底下的文武百官都跟着捧臭屁，你说他的势力有多大。

别说他们三个 ，就是在皇宫的小太监 ，打扫院落的 ，刷马桶的 ，都比七品芝麻官的官大 ，如果他们回到乡里 ，那七品芝麻县官都得热情招待。

别说过去 ，就是现在伺候当官的人 ，也有一定的权利 ，你看网上经常报道 ，某某给哪个当官的开车的司机 ，都能收受贿赂， 数量还不在小数 ，说明当官底下的服侍人员， 也有一定的权利 。

因此别小看这些奴才或者叫狗腿子 ，这个权才是他自己说的 ，别人无胆量敢说 。

清朝时期，做奴才还是一种荣誉吗？

奴才这个称谓在我们今天看来，不管怎么想都是蔑称，但在清朝能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反而成了身份的象征，代表和皇帝的关系非常亲近，关系没到位，汉臣自称奴才，还免不了被一顿责骂。

这种称谓方式源自于清朝的八旗制度，满清在明末逐渐崛起，到入关建立封建王朝的过程中，是从奴隶制，部落联盟的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这本是一项军事制度，在入关后，八旗的军事作用逐渐减弱，而依附八旗则因为军功等，产生了一批权贵阶级。

满清并没有因为入关建立了封建王朝，就变得更加进步，在政治制度上基本延续了明朝的制度，但也保留下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就比如在八旗之中，旗主多由皇亲担任，每一旗的旗人和旗主之间，存在着身份依附的关系，所以旗人在旗主面前自称奴才，叫旗主为主子。

而八旗又有上三旗和下五旗的区分，上三旗为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由皇帝亲自统领，也被视为皇帝的亲兵，在清朝早期，也就只有上三旗的这些人，才有资格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奴才这个称谓因为使用者和使用对像的特殊身份，蔑称的意思减少了，反而成了和皇帝关系亲近，是自己人的表现。

所以到了后来，清朝很多受到皇帝器重的满人大臣，都会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也有个别汉臣自以为得到皇帝信赖，上奏时也自称奴才，但往往是马屁拍在了马腿上，在乾隆年间就规定，满人大臣私事上奏可称奴才，公事称臣，汉人只可称臣。

“奴才”和“臣”的称谓之间，体现出来的还是清朝时期的满汉之分。说实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统治者的水平真不怎么样，坐拥天下，天下百姓都是统治者的臣民，还不能一概视之，民族也能分三六九等，除了加剧社会矛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清朝时期，做奴才还是一种荣誉吗？

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并非是自夸之词。我国的礼乐文化起源于远古，《史记》就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到西周时期，周公姬旦总结和发展了远古和殷商的礼乐文化，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周礼，用来以礼治国，教化臣民。

也正是因为周礼中规定了严格的尊卑礼仪，所以在君与臣之间则更需要注重敬与谦。古代的官员大多自称为“臣”，臣字的历史非常古老，在甲骨文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而其本来所代指的，是身份低微之人，直到秦朝都还用“男曰臣，女曰妾”来形容贫贱之人。

但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后，“臣”又成为了官吏在君王面前的一种谦称。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就用“先帝不以臣卑鄙”的谦逊之词来感激先王的知遇之恩。而皇帝则一般称呼大臣为“卿”，这是先秦时期对士大夫阶层的一种尊称。所以“臣”和“卿”，前者为自谦之词，后者为尊敬之语，这也是古代君臣良好关系的一种体现。

但是很多人也会发现，到了清朝，官吏自称为臣的现象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很多清代的历史文献中，包括一些清宫剧，都可以看到很多清朝官员都常常自称为“奴才”。其实这并不是官吏对皇帝的一种特意的献媚取宠，而是清朝一种风气。

在满清入关之前，还保留着典型的奴隶社会风气，礼教未开。旗人觐见“主子”的时候，都会自称为“奴才”，来表示臣属和服从的关系。到了清朝建立后，满族大臣依旧保持着这种民俗习惯，对皇帝自称为奴才。

而在汉臣方面，则分成了两派。一派讲究“随俗”，学起满臣那套，也自称“奴才”。另一些骨子里流淌着儒家文化的文人，则坚守着“微臣”的自称。所以在清朝建立的初期，无论是朝堂还是平时的奏章，官吏的自称都非常混乱，什么叫法都有。

到了雍正时期，清朝才统一规定大臣都需以臣自称。但事实上满臣并未受到任何的限制，依旧自称奴才，而汉臣的境遇则完全不同。江南提督高其位曾在奏章中自称奴才，被批阅的雍正用笔改为了臣。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乾隆38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同上一份奏章，署名为“奴才天保、马人龙”。结果马人龙被乾隆痛斥一番，认为其冒用奴才一称。

正是因为这样的区别对待，在无形中给清朝的官吏灌输了一种思想。奴才是满臣的亲近之称，是一种荣耀，而汉臣是没有资格使用的。所以在很多电视剧你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满洲正红旗出身的和珅自称为奴才，而纪晓岚则自称为臣。这不是纪晓岚有多清高，和珅多谄媚，而是作为汉臣的纪晓岚并没有资格自称为奴才。

可能现在的人看来，奴才是贬义之词，是卑贱的象征。但对于在清朝为官的汉臣来说，不能自称奴才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毕竟这并不只是称呼的区别，更深层次的，是清朝难以调和的矛盾，汉臣难被重用的事实。直到清朝末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臣被慈禧重用，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这种局面才真正得到改善。

清朝时期，做奴才还是一种荣誉吗？

奴才是一种绝对的贬称。但是在清朝却不同，奴才并不是谁想自称就能自称的，身份和关系不到一定的层次，是没有资格自称奴才的。

满清入关后，原本的风俗习惯大都得以保留。其中，君臣之间的称谓便是如此。

满族官员在给皇帝上奏本的时候，自称为奴才。不过，在满清早期，能够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的除了皇宫内院的那些太监和宫女们，只有上三旗才能享受如此殊荣。而其他旗人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当然汉人更是感想却不敢做。

此时的奴才，便不再是一种贬称，而变成了一种荣耀和特权。表达了一种和皇帝之间较之别人更为亲近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以能够在皇帝面前自称为奴才为荣，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到了康熙后期，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原本是上三旗专用的词汇，令下五旗羡慕不已。不少下五旗的权贵也开始自称奴才。作为皇帝的康熙对此也并没有表态。毕竟八旗均是满人一家，手心手背都是肉，虽然有上下旗之分，但是如果奴才只能任由上三旗叫，自然不利于稳定团结和谐的局面。如此这般，也就听之任之。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很多人开始滥用，无论什么奏章，张口闭口必定自称奴才。看的皇帝心烦意乱。

曾经发生一件事，令乾隆专门就此事制定了相应标准。

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奏折，因为天宝的名字在前，马人龙便在奏折里以：奴才天宝、马人龙落款。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不断严厉斥责了马人龙，并且重新规定，为了避免汉人称奴才邀宠，以后在公事上都要称臣，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宁愿降满人为臣，也不让汉人做奴才。

为了规范称呼上的用法，乾隆郑重其事的制定了相关规定：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

从此，满洲八旗自称奴才就成了惯例，而汉人官员，无论官位多么显赫，也只能自称臣。这就代表了亲疏有别，恩宠不同的感受。

清朝时期，做奴才还是一种荣誉吗？

大清朝的“奴才”属于高干子弟，那是比大臣更加荣耀的称呼，皇帝拿你当奴才，就是拿你当自家人。所以，清朝的时期，做奴才还真就是一种荣誉，尽管充满着戏谑性。像两江总督高晋，上书一封135字奏折，就用到8个“奴才”。

关键问题是，当奴才没有感到可耻，还视为一种先进文化，完全不知道自身人格的沦丧。雍正帝主政的时候，曾派一个庞大的使者团出使沙俄，恭贺当时的安娜一世女皇登基。在递交国书的时候，一帮使节扑通扑通下跪行礼，大喊“吾皇万岁”。

这下子，沙皇朝野震动，知道什么叫做奴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朝官员的行为跟近代文明格格不入，最终通过后来的鸦片战争，证明清朝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的软柿子。

有奴才行为的人，在清朝还不一定有资格叫“奴才”，奴才是有“高门槛”。清朝规定，官员给皇帝上奏章，满族官员可以自称“奴才”，汉族官员只能自称“臣”。

若是有汉族官员，有意或者无意写上“奴才”两字，那就算“冒称”，追究起来是要治罪。换言之，清朝的汉族官僚们，属于鲁迅眼里的那种“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

不难想象，清朝官场的气氛如此，普通人的地位更是“奴才的奴才”。我们不得不承认，清朝的的主奴文化的兴盛，也意味着重视自我人格修养的宋明理学在衰落。

对于专制皇权来说，奴才多多是好事，有利于皇帝的有效统治。显而易见，皇帝们拔高奴才们的地外，让他们享受众多制度福利，无论是荣誉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长而久之，“奴才”以及“奴才的奴才”，在心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愚忠。

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辫帅”张勋，清朝都已经被民国取代，他和他麾下的军队还留着辫子，对大清的皇帝充满怀恋。甚至在1917年，张勋还带着辫子军北上，出演一场11天的复辟闹剧。不得不说，这奴性也是没谁啦，够忠于主子。

简答来说，在清朝当“奴才”，既是社会的流行文化，也是政治上的荣誉称号，后者普通人还没有资格。固然奴才文化有利于皇权专制，但是对于国家发展却没有好处，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仅是“生下来就是给皇帝拉车的”（黑格尔说中国人），而是整个国家国力的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