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谋士为何总爱提“上中下三策”？君王为什么总是不选上策？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拆屋效应”，他认为人总是对自己在谈判时所看到、听到的条件习惯性地讨价还价，既然如此，在谈判的时候干脆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要求，然后以此来慢慢降低，完成谈判。

其实鲁迅先生提出的这个效应，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并不罕见，比如孙武在《孙子兵法》中的“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古人在政治交际里深知君王的“完美主义”，总是想着要最好、最万全的解决办法，那么为了让君王既信任自己已经提出了最好的方案，又能提出有实际意义的方案，便有了常见的“上中下三策”。

说白了，上策往往都是拿来让君王知难而退的，不得不选择中策，反正对于谋士来说，建议和方法他都给了，至于怎么选、怎么做，那是君王的事情，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很高级的政治智慧。

在古代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里，对君王忠诚以及尽职那是文人的最高追求，但话是这样说，如果谁真的对君王“毫无保留”全盘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那么就危险了。

比如遇到一件事情，君王问谋士意见，谋士思索一番之后直接把“最优”的办法给君王，当君王执行了之后，不管结果是什么，都总会觉得谋士没尽职，是不是其实有更好的办法，但是他没说。

因为这世上根本没有“万全之策”，所有的事情都有不完美的地方，解决问题的本身，大多数时候都是利益群体和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博弈，赢的解决问题，输的出现问题。

输的一方可能不敢找君王的麻烦，但他肯定敢找谋士的麻烦，所以古代的顶级谋士，往往都是“不背锅”、“不全盘托出”，永远要留点余地给自己。

汉武帝时期，朝堂中发生了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的争执，因为魏其侯的好友灌夫在田蚡的婚礼上辱骂宾客从而被逮捕下狱，准备处死，可灌夫骂人是因为田蚡一方刻意挑衅引起的，窦婴觉得灌夫没罪，争执之下，双方都找到汉武帝主持公道。

但是窦婴和田蚡，都是汉武帝的亲戚、长辈，汉武帝不可能真的做决定，于是他很聪明地把问题甩给了御史大夫韩安国，问韩安国该怎么判，这两人到底谁对谁错。

韩安国可是个人精，面对汉武帝的甩锅，他也从容应对，于是韩安国在朝堂上指出，窦婴给灌夫辩护，说得很有道理，理应是窦婴对，可随后又接着说，田蚡为自己的宾客的尊严讨公道，也没错，也应该是田蚡对，不过到底谁对，我韩安国不敢定论，还是你汉武帝来定夺最好。

一番言论下来，韩安国等于是把汉武帝的皮球又扔回给了汉武帝，而且韩安国两边都不得罪，他不说双方都有错，而是说双方都有道理，这让别人听起来就很舒服，反正不管汉武帝最后怎么决定，人家也怪不到韩安国的头上。

所以说，这才是官场的顶级智慧。

也是因为谋士天生就有给君王背锅的风险在其中，君王问计，谋士会做的，也是让君王选，而不是替君王做决定，决定还是要由君王自己做。

西汉时期，曾经发生过黄河泛滥，影响百姓生活的事情，此事一发生，朝廷第一时间就要想办法治水，但在西汉时期，人口不多，工具也并不发达，治水不是什么小事情，于是汉哀帝就问自己的“待诏”贾让（汉武帝时期在内廷新设的官，相当于皇帝的参谋）该如何处理黄泛问题。

其实在当时，一般来说治理黄河泛滥根本没有太高效的方法，常见的就是派遣民夫和军士到黄泛区修筑河堤防水，而且需要年年修，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再高端一点的，则是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开渠引流，但这样做是有双重好处的，一是解决了黄泛区的水灾问题，二又可以将泛滥出来的河水引到缺水的地方，后面这个方法，往往都是治水的最好办法。

既然“分渠引洪”更好过于“年年修堤”，那么贾让该如何向汉哀帝表达自己的想法呢，是直接告诉汉哀帝用分渠引洪吗？

能做到皇帝的参谋，贾让自然不蠢。

他也给出了“上中下三策”之计划，这三策分别是：

上策：将黄泛区的百姓全部迁移（主要是冀州），然后挑选一个地势落差大的方向开始挖一条河道，如此一来，就能让黄河“悬河”的问题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贾让说的是，能保证“千载无患”。

中策：分渠引洪。

下策：年年修堤，也就是得过且过的办法。

关于上策，虽然看起来思路和分渠引洪差不多，但事实上贾让提出的上策是会造成黄泛区的百姓田地、屋舍等等财产全部被毁掉，说白了，就是人给河让道，这说是“一劳永逸”，事实上就等于是把人搬走，没有人在这里生活了，自然也没有水患的概念了。

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

所以贾让的上策，看起来反而像是给河出的主意，像是帮助黄河解决“人患”，反正这一个所谓的上策，汉哀帝是根本不可能选的，看起来是可保证千年无忧的良策，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理想化的策略，不切实际。

但这也是贾让的目的，贾让不可能让汉哀帝真的选上策，他一直以来想要传达给汉哀帝的策略，本来就是“分渠引洪”，也就是中策，至于下策，汉哀帝其实也可以选，但是选了就会年年反复，如此一来可能会引起百姓的不耐，所以一切选择的权力，都在汉哀帝手中。

聪明的贾让让事情解决了，但是自己却不会太过涉及其中，不管是未来处理得如何，贾让都不会背负太大的责任，没有太多的功劳，也不会有太多的骂名。

从贾让献策的角度来看，他所谓的“上策”，就是不可能完成之策，又或者是代价大于目的之策，其实这就是自古以来“上中下三策”的常态，其核心原理跟鲁迅先生所说的“拆屋效应”是一致的，给出上策，那是谋士不希望君王队中策犹豫，但如果直接给出中策，那么君王就会觉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策略。

不过历史上就没有人选上策了吗？

事实上是有的，但选上策的情况，跟环境、代价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汉永平十六年，汉明帝派遣窦固、耿秉率军北击匈奴，在大破匈奴之后，朝廷考虑到战后要安抚西域地区的小国，于是以班超为假司马，带着三十六个随从出使西域小国：

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

本来这场出使活动进行得好好的，但谁知道到了“鄯善国”之后，班超等人遭到了鄯善国反复无常的态度变化，鄯善国先是热烈欢迎班超使团，后来又将班超等人给囚禁起来，原来是因为匈奴的使者也来到了鄯善国拉拢鄯善国王，此举导致鄯善国直接敌视班超等东汉使团。

在囚禁的时候，班超和手下的人商量该怎么办，于是班超的助手就给了班超三策：

上策：直接出手除掉匈奴使者，让鄯善国反应不过来，只要匈奴使者死在鄯善国，那么鄯善国自然就只能向汉朝靠拢

中策：在半夜逃跑，逃多远算多远，如此一来回到朝廷算不算有罪都是两说。

下策：待在这里坐以待毙，看鄯善的态度。

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

班超可不是一般人，当下属提出了三策之后，班超毅然决定带大家执行上策，那就是破釜沉舟，杀掉匈奴使者，而班超等三十几号人一条心，在夜半的时候果然杀掉了匈奴使者，当鄯善国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做什么了，只能礼待班超等人。

而关于班超所选择的上策，其实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因为当时班超和一众使团所处的环境很严峻，放手一搏并不是什么很难抉择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有这个能力，推翻鄯善国做不到，但是除去匈奴使者总是可以的。

班超的下属提出三策未免没有把主要责任推给班超的想法，但事实上，这种责任就应该给班超，决定也确实该由班超来做才对，只是这三策并没有谋士那种“城府”在其中，都是很贴切实际的真话，假如班超的下属提出“推翻鄯善国”这是上策，那么班超可能第一时间先把这个下属给除掉。

“可行性”、“代价”，这两个因素是衡量上策实不实用的绝对标准，如果提出的上策可行性高，代价中等，但是获得的回报和效果翻番的话，那么这个上策就是真的上策，不是凑数的上策，也不是用来降低君王心里底线的上策。

可问题是，关于君王的问题，自古以来都不是什么小问题，例如古代朝堂经典的改革问题，所有的上策肯定包含了“阶级重塑”的成分，这种上策往往造成的反馈就是内部矛盾爆发。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商鞅数次献策之后最终定夺下来的法度，本来秦孝公是不能够接受商鞅给出的“废除世卿世禄”，因为秦孝公很怕这样做会导致秦国内部贵族离心，但商鞅给了几次凑数的方案之后，慢慢地打破了秦孝公的心理底线，于是选择了商鞅极端的变法。

所以商鞅变法中，秦孝公选的正是“上策”。

而上策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整一个商鞅变法期间，秦国的所有阶层都有所改变，贵族的地位被取缔了，平民百姓有了阶级进步的机会，这些巨变之下，也开始了“暗流涌动”，因为商鞅和秦孝公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立即被旧贵族处死。

再比如说西汉时期，汉景帝的“削藩改革”，因为给宗室的封地开始侵蚀皇帝本来直辖的土地，所以汉景帝决定削藩，其实削藩是个很大的命题，关于处理的办法也有很多种，想要“温水煮青蛙”，慢慢地削藩，这也行，想要快刀斩乱麻，直接削藩，同样可行，而晁错的“削藩策”，就是代价极大的上策。

削藩策代价很大，直接动手削诸侯王们的封地，此举其实距离将诸侯王废为庶人仅一步之遥，但是如果成功了，那么就是一劳永逸，而汉景帝也同样选择了“上策”，选择了上策就意味着和所有诸侯翻脸，代价不可谓不大，因此后来也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后来还是西汉朝廷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镇压七国之乱，可是削藩策到最后也没有彻底实施，而那个提出削藩策的晁错则是被腰斩处死了，晁错很悲哀地成为了削藩的牺牲品，他的牺牲，很大程度就是在于他直接帮汉景帝承担了大部分责任。

所以凡是古代王朝关于“改革”的东西，一般来说君王选的都是上策，而上策是一种极为彻底的改革，不亚于重新开辟江山，同样的规律是，但凡是提出、执行这种上策的君王、谋士，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因为他们终究是得罪了一群既得利益集团。

当谋士三策出现时，反而意味着君臣对于一件事情都有着自己的“私心”在内，谋士不想背负太大的责任，而君王也没有勇气选择代价极大的上策，两者都彼此给了台阶下，所以严格来讲，谋士三策的本质，并不是积极的。

只是作为官场的智慧，谋士三策反映了相处之中的一种关系弹性和留有余地的运筹帷幄，这种理性的思维，终究还算是一种好事。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古代谋士为何总爱提“上中下三策”？君王为什么总是不选上策？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谋士故意为之，诱导其主公不选所谓的“上策”。

举个例子。历史上刘备和刘璋翻脸前，军师庞统曾献过上中下三策，供刘备酌情选择。

上策是挑选精兵，星夜偷袭成都，乘刘璋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一举拿下成都。

中策是让刘备先给刘璋带信，假意说荆州那边有事，自己要回荆州。待刘璋见信，让沿途的官员送别刘备时，建议刘备趁机干掉蜀中名将杨怀和高沛。并吞并他们的部队。然后再围攻成都。

下策是别冒险，不打了，直接回荆州，以后再找机会缓图益州。

那么，刘备最终选的是什么呢？

他选了中策。

那么，为什么刘备会选中策，而不是上策或下策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庞统的上策、下策，虽然他说，一个叫“上策”，一个叫“下策”，故意在名字上做了区分。

但其实在刘备看来，都一样，没啥区别。

即：都只有一句话，没有操作的可行性。

比如上策，庞统让刘备偷袭成都。可他又预设了两个前提：“璋既不武”和“素无预备”。

万一刘璋有防备，预设不成立呢？后来刘备在围攻成都时，果然就发现刘璋并非是所谓的不武之人，成都也并非素无预备。刘璋在连吃败仗，兵源后勤消耗不少的情况下，成都城中仍然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足以支撑一年时间。

从这就可以看出，如果刘备当时选了这个不靠谱上策，必然要倒大霉，怕是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再就是下策，庞统让刘备先回荆州，以后再缓图益州。可啥时候再来，庞统没说。这等于就是让刘备放弃夺取益州。

因此，这种所谓的上策、下策。说了就跟没说一样，刘备必然都不会选。

相比于所谓的上策、下策，中策虽然被庞统故意塞在中间，不起眼，但实际上，中策是最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因为中策最为详细，有具体的操作建议。相当于庞统手把手的在教刘备，你第一步应该干什么，第二步、第三步应该怎么干。

刘备又不是傻子，他自然会对比。用《三国演义》里面，虚构的刘备的话说：上策未免太急了点，下策又感觉太慢了。只有中策让人觉得不快不慢，刚刚好。

PS：《三国志》中没有解释刘备为什么选择中策。只说“先主然其中计”。

虽说《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话是罗贯中虚构的，但如果我们感同身受，把自己带入到刘备当时的情景，其实也能理解。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庞统干嘛不直接给刘备推荐中策，而要兜圈子，给出三套解决方案让刘备自己做选择呢？

这其实就是古代谋士的聪明之处了。

古代的谋士，很多都是心理学大师，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

刘备当时已经五十好几了，一生坎坷，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一个冒进之人了，所以他必然不会选上策。

而同时，已经五十多岁的刘备，也没时间再搞什么缓图之。所以他也必然不会选下策。

庞统把刘备的心思摸的透透的。知道他并不是不想拿下益州，他的问题，在于下不定决心跟刘璋翻脸。总是有所顾忌。

所以这个时候，对庞统而言，难点，不在于怎么出谋划策，而是另外两方面。

第一，怎么让刘备下决心跟刘璋翻脸。

第二，怎么让刘备感受到决策成就感。

毕竟，庞统只是参谋，只是在幕后提建议供刘备参考的人。如果他只提一条建议，让刘备没得选。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角色就会发生互换：庞统成了实际决策人，刘备反倒成了陪衬人物。

甚至于，他还有可能让刘备怀疑他，是不是背着自己搞小动作？

如果刘备不在意，那倒罢了。可一旦刘备心怀不满，产生不爽心态——难道他想篡位？

那庞统的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难的不是提意见，而是怎么让领导听进自己意见。以及不让领导有疑神疑鬼的心理，要主动给领导搭台唱戏。

我们仔细的看看庞统的三策，可以发现这个上中下三策，是一个从急到缓的变化。

上策最着急——恨不得马上取益州。

下策最不急——几乎是不取益州了。

中策最合理——有具体的操作意见。

刘备参与到了决策中，在心理上接受庞统的建议。最后拍板，下决心的是他。这就使得这是一个让他们都能双赢的结果。

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也有很多。比如一些公司的采购员在交报价表时，往往会拿几份报价单给领导签字。

甲公司产品的质量最好，但报价最高。

乙公司产品的质量最差，但报价最低。

丙公司产品的质量一般，比乙公司好，不如甲公司，但它的报价也是不高不低。居中。

采购员在交报价表的过程中，只能提供解决方案。并不能替领导做主。如果一个采购员缺乏社会毒打，直接拿一份自己认为最合理的报价单给领导签字。领导不在意，倒也罢了，如果领导疑神疑鬼，怀疑采购拿了供应商回扣。那这人可以直接卷铺盖走人了。

古代谋士为何总爱提“上中下三策”？君王为什么总是不选上策？

你有十块钱。

上策，买五注双色球。中了就有五千万。一辈子不愁了。

中策，买一注双色球，中奖就有五百万。不中还剩八块，还能吃包泡面加根火腿肠。

下策，两元买双劳保手套，两元买瓶大水，买五块钱馍头加一块钱榨菜，去工地搬砖。

你选那个？

古代谋士为何总爱提“上中下三策”？君王为什么总是不选上策？

古代谋士为何总爱提“上中下三策”？君王为什么总是不选上策？

说起这个问题，有人或许会认为是谋士们故弄玄虚，卖弄才学。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不妥，更多的是，出于如下两种因素。

我们知道，大凡古代有名的谋士，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学富五车，知识渊博，知天文晓地理，几乎无所不通，知识非常丰富。特别是对于军事战略战术，战争中的人性，研究得非常透彻。

比如战国时期的谋士、军事家孙子、孙膑；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刘备手下的谋士诸葛亮、庞统；曹操手下的谋士荀彧、荀攸；孙权手下的谋士鲁肃；朱元璋手下的谋士李善长、刘伯温等，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都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才华。

他们在给自己的主公出主意时，总是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结合当时的现实因素，让主公至少可以采纳自己一个主意。假如出主意时，只有一个主意，没有别的选择，那只能说明这个谋士学识浅薄，知识面狭窄。也不容易让主公采纳。

要知道，一个人既然能够让大家拥戴，成为一个集团的主公，那也绝不可能是一件容易或者偶然的事。说明这些主公也一定有他们的雄才大略，具有常人不可比拟的长处。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成就大事而青史留名。

另外，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方式、方法，也不可能都一样。而提出几个主意，可以让主公有选择的余地，不至于出现君臣僵局。一个主公在犹豫不决、左右为难、举棋不定的时候，往往需要谋士给他指出几条路。而他的谋士假如只给他出了一个主意，难免让主公产生怀疑，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犯嘀咕：“奥，闹半天，看来你也不过如此。你说的这个路子，我早就想到了。还用你说？”

1，一般来说，上策，都具有大开大合、纵横捭阖的特点。这种主意，大多数都是从战略高度考虑的。如果成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很多事一步到位，就可以解决。

但是，就像做买卖，上策，很可能会投入大量金钱、人力、物力，做成的难度较大。一次成功，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不成功，很可能前功尽弃，就连以前的战果都会失去。

故此，但凡上策，都既有很大的诱惑性，但也有很大的风险性、不确定性。这就好比赌博。资金大，赢得多，但风险也大，弄不好，很可能倾家荡产。这就要求，上策具备很多其他外在因素，比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一个正在创业的主公，很难接受这样的主意。因为他不想担太大的风险。

2，下策，大概具备很一般的条件就可以办到。既然条件一般，那么，得到的结果，即使赢了，胜了，也没有多少诱惑性，收获不大。

仍然以做买卖为例，投入很小的本，赚取的利润必然也很小。捡漏的机会毕竟微乎其微。对于古代战争中的主公们来说，下策大概属于很微小的战术，就可以做到；那么，得到的东西估计也没有多少诱惑性。因此，主公们一般也不会采纳。

3，中策，既考虑了战术需要，又兼顾到了整体战略上的部分决策，对于主公们来说，所获得的战果，既大于下策，又低于上策，但又没有上策的较大风险，或者说在道德上也说得过去。

因此，主公们大多数都会喜欢这个中策，而不选上策。

在《三国演义》六十二回，刘备与刘璋决裂，庞统曾给刘备出过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选精兵，昼夜兼程奇袭成都。中策是：杨怀、高沛乃蜀中名将，各仗强兵拒守关隘；主公假装回荆州，二将必来相送，擒而杀之，夺了关隘，先取涪城，然后向成都进发。下策是：退到白帝城，连夜回荆州，以后慢慢再想办法攻取益州。

刘备认为，上策可以一举成就大功，但是未免风险太大，也太急；如果成功，当然是好事，假如不成功，很可能陷于危险之中，他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其实，事实也正像刘备预料的那样，西川早有防备。就是“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添兵把守，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

下策尽管稳妥，但又没有任何利益，这一趟益州之行，就算是白来了。

而庞统给出的中策呢，既不快，也不慢，比较稳妥。只要杀了杨怀、高沛，就既可以占据涪水关，暂时有一个立足之地作为跳板，进取西川。因此刘备采纳了中策。

另外还有一个外在因素，也是刘备之所以没有选择庞统上策的原因。这时的刘备，已经和刘璋决裂。刘璋在成都已经做好了各种应对措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刘备明白，这时候选择庞统的上策，风险太大，不容易得手。但他为什么没有责怪庞统呢？因为之前庞统和法正都曾给刘备出过一个主意，那就是在宴会上杀了刘璋，让西川群龙无首，这就是一个擒贼擒王的好主意。刘璋一死，西川必然大乱。加上刘备当时在西川民众中的威望，又是“皇叔”身份，很有可能直接替代刘璋。

即使刘备暂时不能顺理成章成为西川之主，也可以搅乱西川平衡局面，大大有利于他西取西川的战略构想。

但刘备因为顾念兄弟之情，没有采纳庞统的主意。他这时候，心里一定非常后悔。如果他当时听了庞统的主意，这时候，他备不住已经成为西川之主了。

孙子兵法里，也提到过上中下三策。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也就是说，孙子主张不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这是上策；其次，如果通过外交能够解决问题，也不失为好主意；再次，就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样的手段，即使最后是胜了，必然也是以双方的巨大伤亡为代价。不符合“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原则。

但是，在现实中，不通过战争手段想要得到所要的结果，又何止那么容易？故此，上策尽管诱惑力很大，却不太容易做到。下策即使胜了，代价巨大，收益较小；中策，以外交手段，劝说双方接受各自的条件和要求，大家都退让一步，往往最容易让人接受。

不过，很多时候的现实，根本不容你选择哪一个策略，大多数时候，是残酷的现实在逼迫你必须接受一种方法。

比如上世纪的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越边境战争、中苏边境战争，都并不是我们首先挑起的，而是对方已经攻了进来，无论你是选孙子兵法中的上策，还是选中策，那都是白日做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在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集团就是试图采纳孙子所说的上策、中策，解决问题。结果怎么样呢？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英美，采取的都是“绥靖政策”。一边大量出售军火给日军，纵容、默认日军到处侵略的行径；一边又假惺惺地以国际调解人面目到处现身。使对国际社会原本充满希望的民国政府最终还是大失所望。

最后，我们只能选择下策，以战争的手段解决战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出兵。如果不出兵，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领土主权。哪容你仔细考虑什么上中下三策？至于说具体怎么打，那就属于战场上的战略战术问题，临阵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了。

古代谋士为何总爱提“上中下三策”？君王为什么总是不选上策？

我以为首先需要明确几点，才能明白所谓的“上中下三策”是什么？

第一点：什么是古代谋士？古代并没有谋士这个职业，却有事实上从事这方面功能的职位。正因为有些人总是向自己的主人提出一些参考性意见，让主人去选择、抉择，甚至让主人有了一定的依赖性，所以被称为了“谋士”。历朝历代，不同身份的人，充当谋士角色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主人也习惯于就某些问题，咨询一些他认为有能力的人，去作为自己决断的参考。问题不同，咨询的对象便不同。所谓的古代谋士，是一个通俗的叫法，而不能明确为那一个人，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一些特定的人群。

第二点：充当谋士角色的人，习惯性提出“上中下三策”，也是现实需要。一个人，要想得到主人的认可，并因此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是得到某些现实利益，都需要把自己的才能充分展示出来。而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又不出现越权震主的嫌疑，自然就会在建议中提出多个选项，让主人去最后定夺。这既体现了自己的能力，又把最终的决定权和最后的成就感，还给主人。这是为人之道，也是古代人的为臣之道。真正的智者，会把问题分析透彻，然后引导主人去做出有利于事态发展的方向。这就是谋士的最高境界。

第三点：君王或是主人选择时，并不是在意谋臣的三策顺序，而是统筹考虑现实需要和最终目标。主人是不是选择上策，做为一个有独立主见的人，不是主人考虑的根本问题。主人考虑的是：咨询了你，希望得到你的合理化建议，但如果抉择却是需要通盘考虑的。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些谋臣的建议，或许是站在某种立场上提出的看似合理的建议，但真正的实施，需要和最终的目标相一致，还要考虑全方位的利弊得失。所以主人选择时，更倾向于适合自己的路线，而不是谋臣的策略权重。

当然，所谓的谋臣提出建议，君王或是主人做出选择，都是建立在臣是忠臣，君是明君，主人是明白人的基础上。如果君主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把控局势的能力，在好的建议，都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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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谋士为何总爱提“上中下三策”？君王为什么总是不选上策？

答：中国古代历史上，每逢遇到关键大事时，当局者也就常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如何选择“上中下三策”？

尤其是叫多少读史者唏嘘的是，每每此时，那些满腹经纶的谋士们，就会脑洞大开，送上思维缜密的“上中下谋略”，其中的“上策”，更往往直叫人拍案叫绝，看上去无比完美的方案，足以让吃瓜群众们生出各种美好畅想。但也往往就在此时，面对“上中下抉择”的当局者——那些“主公”“君王”们，往往大手一挥：不选。

肉眼可见的“最优上策”，为什么有些“当局者”，哪怕兵败覆灭，也坚决不选？难道身处其中的历史人物们，真的比旁观者“傻”？其实，“不选上策”这事儿，也分各种情况。首先一种情况是：上策很美好，奈何实力不允许。

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公元1122年，北宋那场堪称神操作的“联金灭辽”之战。

今天说起北宋“联金灭辽”，大家都会笑北宋蠢。但事实证明，当“大宋名将”童贯率领的“灭辽大军”威风凛凛出征，向着“收复幽燕”的大目标进军时，北宋是仔细做过军事计划的。宋徽宗的“团队成员”们，不但认真思考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还为“灭辽大军”精心准备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大军压境，迫使幽燕军民主动投降。中策是招降镇守幽燕的辽将耶律淳，下策当然是打，不过也要尽量兵不血刃，轻松拿下。

对这“上中下三策”，当时的“大宋名将”童贯，信心相当爆棚，甚至还给宋徽宗谈起了“激励条件”：等我收复了幽燕，皇上您不用赏我别的，把您身边的俩妃子赏我就行。大军出发后，童贯倒也积极选择了“上策”，不但一路拼命造势，动员幽燕军民投降，还派了两个使臣，吹吹打打去幽州劝降。上策中策全都选，满以为上了双保险，谁知接着就被打了脸。

先是童贯派去劝降的二位官员，到了幽燕后话都没说利索，就被耶律淳大手一挥砍了头。接着是这支威风凛凛的“灭辽大军”，在宋辽边境招呼了几下，就被辽军杀得落花流水。出兵没一个月，“灭辽大军”就全线崩溃，被刚刚挨了金人大的辽兵摁住了暴揍，从雄州到定州的战线上“死尸相枕籍，不可胜计”，如此惨败，可不止是给大宋现眼，更拉开了接下来几年，北宋从挨揍到亡国的序幕。

难道是这“上中下三策”有毛病？仔细盘盘，其实真没毛病：此时辽国正连战连败，被金人一路追打，燕云以北的国土几乎都要丢光，正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的时候。北宋如果想趁机捞一票，不管是劝降还是招抚，都有大把好牌能打。但前提是你要有实力：多年文恬武嬉，北宋军力衰退严重，“灭辽大军”往北走了两步，就露出了虚弱的花架子。这样的废柴军团，辽国就算再困难，也不能跟他认怂——丢不起这人。

所以，谋略再好，上策再诱人，没有基本实力，那也是镜花水月，不是不选，而是做不到。

而与“实力不允许”类似的情况，就是“环境不允许”。这一条上十分有发言权的。就是明代大英雄戚继光。

公元1567年，是39岁的戚继光事业如日中天的一年，他与他亲手打造的戚家军，一洗东南明军多年来孱弱无能的耻辱，以数场“低伤亡团灭倭寇”的经典战役，终于彻底肃清了十几年来窜犯东南的日本倭寇。但此时大明朝的边防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北方的鞑靼、土蛮等部落持续侵扰，作为北京“家门口”的蓟州，也时常被鞑靼骑兵光顾，新即位的隆庆帝忧心如焚，也终于下了决心：调戚继光。

对于这次工作调动，当时的戚继光也是信心满满。在他看来，所谓镇守北方，击退鞑靼，于他只是个小目标。以他诗作的话说，此去一定要“感恩怀尺疏，直欲捣祁连”，也就是书写汉朝霍去病那样的辉煌功业。

为这大志向，戚继光也热情饱满，给明朝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给我十万大军，只要我把这十万人练好，不止能防御边关，还能高调北伐，一战定乾坤。中策是给我五万大军，出去北伐不大够，但也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出几十年和平。至于下策嘛……给我三万人，我也能把边疆守好。

以明朝当时的国力，给戚继光十万大军是可以做到的。以戚继光的能力，“直欲捣祁连”的大功业也是指日可待的。但问题是，这个上策，明王朝是绝不会选的。此时的明朝，重文轻武已是风气，武将被猜忌也是常事儿。整个大明朝防武将，比防贼还认真。于是戚继光的“上中下”三策一提出，接着就招来一堆口水，可怜满腔热血的戚继光，进京后一度被闲置在一边儿，别说“捣祁连”，工作都不给安排。

好在朝中还有张居正、谭纶等明白，在他们的支持下，戚继光先做了蓟辽保定昌平练兵总兵官，而后长期担任蓟镇总兵。虽然“练兵十万”的上策一直没实现，但获得充足支持的戚继光，至少还实现了“下策”——打造了三万多人规模的十二座车营，修起了稳固的长城防线，揍得北方鞑靼部落痛哭流涕求投降，曾经战火纷飞的蓟镇，获得了持久的和平。而戚继光苦心打造的这支铁军，也打出了明朝的军威，撑起了国威军威。

以这个意义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戚继光最终执行了下策，但以结果来说，也算是超水平发挥。看过这样的下策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戚继光的老友张居正过世后，劳苦功高的戚继光会遭到朝中各位“精英”的围骂，这位一生不败的战神，晚年竟然要靠焚毁自己的诗稿避祸，明明穷困潦倒，却还为“安然退休”庆幸不已。

所以就更能明白，为什么戚继光穷尽心血打造的戚家军主力，会在戚继光去世后遭尽排挤。其中作为主力的蓟镇南兵，更在一次次为国扬威后，反遭明朝官员设计伏杀。这样的明朝，也在末期时落到兵力孱弱，遭到双线吊打的境地。这个时候，不会再有下一个戚继光挺身而出，献出救国的上中下三策了。就算有，这样的明朝，哪怕“上策”也救不了。

参考资料：顾宏义《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范忠义《戚继光评传》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