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了？

且不说唐朝以后，其实很多人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唐朝的强大组成部分中，很多将领和士兵其实都是“胡人”，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游牧民。

那么唐朝著名的将领中，如尉迟敬德，屈突通，他俩被太宗皇帝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位，这俩人是鲜卑人，就是北魏拓跋家的那个母族：鲜卑族。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契丹的李光弼、来自铁勒部的仆固怀恩，他俩和郭子仪一起镇压了安史之乱，而那个晚节不保的“哥舒翰”（突厥人）就不说了。

这些都还是十分著名的，例如还有小众一点的，来自铁勒部的契芯何力（名字像个口号）、契苾明父子。

而安史之乱，安禄山以及其麾下的大量骑兵，就都是游牧民，在这里咱们统称“胡人”，所以安史之乱被称为一场内斗，在我看来安史之乱也算是在唐大一统的背景下，一场民族之间的互相争斗。

这些人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游牧人已经从南北朝，一直延续到隋代时，完成了民族大融合，这种融合，对于天性凶猛的游牧人来讲，是极具优势的。

在北魏之后，一直到隋朝，甚至再细讲到关陇八族，这些政权或是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越来越多是由“游牧人”组成。就连李唐本身，都是有一定的游牧血统的，所以李唐并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强大的汉人政权”，他的强大，本身就夹杂着游牧的强大，只是在民族融合之后，彪悍的游牧人愿意臣服于中华汉文化（跟着太宗皇帝吃饱穿暖，跟着可汗有上顿没下顿），因此不反对建设汉人政权。

很多人在实际上并不知道李世民这个“天可汗”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因为隋文帝也被突厥人称为“圣人可汗”，于是便以为凡是征服了游牧民，他们都会给中原皇帝戴上一顶大大“某某可汗”的帽子。

但其实远不仅如此。

就从唐初的士兵组成来讲，从李渊起事起，就已经开始有少数民族（游牧民）的酋长和首领来附和。在唐初，著名的“纳质”制度，就是这些游牧民为了李唐放心，派出家里的人作为人质交给唐朝，这样加快了他们融入大唐的速度。

例如唐初著名的突厥大臣“史大奈”，他在李渊起事时就“提其众隶麾下”，而史大奈在隋炀帝时期就曾为隋朝所征战过。史大奈是知道隋唐两朝的汉人君子是为“明君”，因此十分之忠诚，《新唐书》中，是如此评价他的：

夷狄性惇固，其能知义所在者，鸷挺不可迁，盖巧不足而谅常有余。

把这便是李唐对胡人的一种魅力。

在之后的秦王、唐太宗两个阶段，李世民更是收集了大量的“蕃蛮”将领和士兵，统领这些士兵，往往就和管理羊群一样，那就是征服他们的首领。

在贞观四年，东突厥被唐朝剿灭，李世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招纳突厥首领。

是的，就是把这些游牧首领（酋长）给招降，让他们“拜将军中郎将”，而在唐贞观年初，这些胡人将领在五品之上就有上百人，更遑论他们麾下的军队有多少。

贞观九年，李靖奉太宗之名去打“吐谷浑”，那么这场战争除了汉人军队之外，还有游牧人的身影：

并突厥、契芯之众击吐谷浑——《资治通鉴》

而在唐太宗生涯中，最典型的就是在贞观二十二年，招降铁勒十三部：

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众——《全唐文》

可见数量之大，可见李唐家族对胡人游牧民的运筹帷幄，除此之外，还有西域以高昌、栗特为主的游牧部的归降，这才是真正的万国来朝，而这才是李世民的“天可汗”的分量。

但在唐朝中后期，先是武则天登基时屠戮李唐皇室，导致边疆防御骤减，当年差点连契丹都打不过，还是武则天与突厥合兵才挡住了契丹。再到唐玄宗时，改“募兵制”（等同于雇佣兵），本就晚年昏庸的他，已经意味着李唐对游牧的控制力开始衰弱。

于是，便有安禄山等人爆发安史之乱，这种暴乱的本质，是李唐开始绑不住这些胡人。而这些胡人们呢？他们占据大量的中原资源，表面附和唐朝，属于大唐臣子，其实在这个阶段，唐朝内的胡人已经占据了武力上风，但事实却又是，晚唐的大部分游牧民要比汉人更加忠诚。

例如在西北响应李唐的“党项族”（西夏前身），他们被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而面对黄巢之乱，原本就被李琢、赫连铎（唐朝吐谷浑官员）赶出去的沙陀人李克用，最后被召回。

李国昌和李克用两父子统领的沙陀骑兵，除了他们谁也指挥不动，就是这样，李克用才有了晚唐救世之功，他本人，本来就是游牧民族。

众所周知，唐末割据，其中最为重要的对峙便是李克用以及朱温，朱温作为汉人，还是曾经黄巢军的一员，他想要模仿曹孟德来挟天子令诸侯，到最后，杀了唐昭宗，打开了五代的暗夜。一时之间，杀主之事络绎不绝。

而对大唐忠心的，反而还是这个听闻唐天子被杀而哭得死去活来的李克用，可是，这个时候套在他头上的道德绳索也已经掉落，五代的故事将由他们续写。

五代之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的领导者都是“沙陀族”。（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

所以这套逻辑下来以后，大概就会知晓“唐以后的游牧民族越来越难打”这个疑问的意义。他们在北魏之后，一直都很难打了，不像以往一样碾压，不像霍去病封狼居胥，一旦失去了强者的绳索，便是他们铁骑的天下。

而上述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角。因为自五代以后，真正的游牧主角是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这些是茫茫岁月中，大浪淘沙出来的游牧民。

俗话说，就怕流氓有文化。

在唐末，契丹还被刘仁恭打得出不了头，可是随着中原五代混战，契丹和党项这些民族悄咪咪地发展。

其中契丹出了个牛人，那就是耶律阿保机。

为什么说耶律阿保机牛？

当年契丹有八部，即便是唐朝破灭后，这些主要的首领还是该吃吃该喝喝，有上顿没下顿，而发现了组建封建政权才是带领契丹走向富强的耶律阿保机，决心要改变这一切。

和唐太宗大肆运用胡人一样，耶律阿保机也运用汉人来进行汉化，这才是契丹强盛的根本，不然的话他们再能打，到了冬天也会冷死饿死，玩不过中原王朝。

著名的辽国三氏：耶律、萧、韩，其中萧是耶律皇后的赐姓，而韩却真的是汉人家族，其中以韩德让一脉最为显赫。

他们在辽朝做了什么？

汉化，高度的汉化，因为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辽国人有了很好的“试验田”，以此来进行汉胡融合，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些都是汉人主导的，到了辽朝发生了逆转。在政治制度上，耶律阿保机模仿唐制，实行合理的权力运作机构，为的就是，防止游牧民内部“弑君之风”，五代中的弑君之风，就是游牧民族一直以来的习惯。

耶律阿保机教化契丹以及其附属的游牧部落，他们开始学习汉文化，也开始懂得儒家是怎么给这些臣民套上绳索，他们逐渐恐惧天子，不再是单纯地以强者为尊。

如此一来，游牧民本身就强的战斗力，还加以制度合理运作，这已经超越了汉人的战斗力，而后周即便拥有抗衡契丹的实力，但到了北宋，这份优势就消失了。

在北宋之前，辽国皇帝也想入主中原，但可惜的是，他们底蕴太浅薄了，完全不足以驾驭，他们依旧是汉文化的从属者。

可话说回来，一个人开始不如一个人，除了另一个人在变强，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在变弱。

北宋起，赵匡胤为了根治“五代弑君症”，开启了“重文抑武”的国策，这个国策说得简单一点：深化打压将领的地位，压制他们的凶性，那么在本质上也是在削减他们的战斗力，所以北宋初，以曹彬、潘美、李继隆为首的将领还可以和契丹掰掰手腕，易州的“静塞军”骑马还能偷袭辽国军队，但到了后来就不行了。

澶渊之盟是一个临界分界线，这是宋朝军事开始衰弱的节点，同样的，契丹也在衰落，可是游牧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存在一个战斗力底线，再变弱也会比宋朝强。

而除了契丹之外，在五代乱局中，西北党项也趁着这个打这个，那个打那个，在其中混好处。

西北党项李家，原本也是姓拓跋，所以他们也同样在学习汉化，可他们和契丹不同，汉化的过程中一直有守旧党项出来搞事情：

“我们不要汉化，我们要光头戴耳环”（党项装扮）

所以直到李继迁、李元昊，党项才开始成型。而在庆历之战中，北宋输给李元昊是很冤枉的，因为李元昊为了打北宋，西夏国内部差点都崩溃了（没钱没粮，啥都没有就出去浪），这就是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的强大克性：中原王朝可以不赢，只要拖着，游牧一定会输。

可惜自宋朝起，汉人的实力转化在了软实力方面，所以便有了庆历和议。其实西夏是整个游牧政权中，最四不像，战斗力也极差的一个，之所以他能持续存在，便是因为对手是宋朝，其次辽朝也不想灭了他。

辽朝搞了汉化了一段时间，也失去了那种你砍我，我砍你的野性，因此，又给东北一个类似于耶律阿保机的小伙盯准了时机，他就是完颜阿骨打。

接下来便是女真的崛起。

金国灭辽，是一场震撼的战争。

金国灭北宋，是一场笑话。

赵宋统领的汉人，先不说打不打得过，就他们骨子里的转变，已经决定面对游牧他们就硬不起来了。

但是完颜家族的人也很聪明，他们继承辽国的政治残躯，说白了，也是尊汉文化，搞汉化。所以，游牧民这个时候都学会了发展，如果说游牧民也有一部他们的《资治通鉴》，那么上面肯定写着一句话：

“师汉强技以制汉”。

金人残暴，但搞出靖康之难的不是汉化派的那批人。而我们要专注的是例如小尧舜金世宗，而不是被废的海陵王完颜亮。

在金朝的崛起中，其实完颜亮就是代表过去的游牧民族风格，坚信强者定律，谁能打谁够狠谁就当酋长，注意，这里信奉的是奴隶制社会的首领，而不是封建时代的君主。

不过南宋之中，有很多汉人的意识已经崛起了，例如岳飞，例如虞允文（采石之战是奇迹）。

他们之所以能够和金人对抗，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意志。在这里，如果非要讲客观攻击力，金人的铁浮屠的确很强大，这种强大不是不可战胜的强大，而是指，相比汉代，晋代那些单薄苦哈哈的游牧骑兵，这种全身武装的铁浮屠已经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了。

但是，还是君主不行。

所以对于宋朝，我们客观地讲，他的软实力强大，但同样客观地讲，这些君主，这些高官文人的党争，是他们的不作为把汉民族的战斗力再次拉低。

那么，金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未有摘下，蒙古人就爬起来了。

这个蒙古更狠，汉化程度倒是不高，就靠凶，横扫欧亚。其实蒙古早期并不能以常理度之，即便放在神仙打架的唐朝，金末的蒙古也是强大得很。

所以要是讲游牧强大的偶然性，个人觉得蒙古才算是，而辽金夏都是有发展的脉络的，他们不是无缘无故变强，而蒙古，就是无缘无故地忽然就强大了。

再之后，明灭元，元末时，蒙古人也还是内斗得厉害，没有凝聚起战斗力来，但即便如此，朱元璋都还是杀不尽他们，让他们成为了北元，这又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那么在明代以后，游牧民族再次筛选，只剩下了蒙古、女真（满）两个强大的民族了。

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个词，那就是民族大融合，那些曾经的游牧民族消失了吗？

其实不是，他们逐渐融合在了一起，就好比两个东北人，他们一见面就：“你瞅啥呢”、“想练呢”，但是到最后他们也会成为一家人。

所以，对于游牧越来越难打这个问题，我的角度是：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了，他们的这个集合里，有了许多岁月积累的成份。

人的生存并不是服务于征战，反而是征战服务于生存，为什么唐太宗能够统领万国，他靠的就是让大家都吃饱穿暖，之所以游牧酋长纷纷都愿意给人质送给唐太宗，就是因为唐太宗就像一个银行，一个会升值的银行，所以说，这才是天可汗的份量。

与其说越来越难打了，倒不如说咱们越来越像了。

当一个汉人和一个蒙古人都在草原上喝酒吃肉，聊天吹风，吃得饱穿得暖的他们，其实哪里有的矛盾可言嘛！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为什么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了？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马镫的出现。

马镫大概是南北朝时候出现，到隋唐时代已经很普遍。

马镫的出现，对于少数民族是极为重要的，改变了一切。

在没有马镫的时代，少数民族骑兵不能进行马上格斗，因为会失去平衡导致坠马。

这些骑兵常用的就是骑射，也就是骑马射箭。

但骑射对于汉族步兵并没有优势，相反还需要多年练习以及射击精度较差。

当年李陵率领5000大汉精兵被8万匈奴骑兵包围，他们射杀了上万人以后才全军覆没。

这是为啥？

双方对着射箭，匈奴人根本占不到上风。

但马镫出现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骑兵从此可以开始可怕的近距离肉搏，尤其是高速冲锋。

大家都知道，马匹奔跑速度是很快的。如果被高度奔跑的马匹撞着，步兵也会受重伤，甚至不要骑兵用武器攻击。

而骑兵有了马镫以后，使用武器在马匹冲击时搏斗，力量远远超过步兵，后者根本招架不了。

从此，骑兵可以近战、可以远战，可以冲锋、可以徘徊，战术丰富太多。

以往步兵可以用弓箭射击遏制骑兵，骑兵因为无法近距离肉搏和冲锋，并不占上风。

但有了马镫以后，骑兵只要选择步兵弓箭手的薄弱一面，直接冲锋近距离肉搏，步兵就完了。

第二，少数民族逐步趋向统一。

大漠少数民族第一次有最高领袖，还是汉代的冒顿单于。

随后直到汉朝灭亡，北方少数民族并没有出现唯一的领袖，只是出现很多强大部落，比如鲜卑。

到了隋唐时代，北方少数民族逐步趋向统一，出现了诸如突厥、契丹、蒙古等强悍的民族，大体都曾经统一北方。

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最初原始混沌状态，开始大量同南方汉人进行各种贸易和往来。

在逐步了解南方农耕文明的繁华以后，游牧民族存在团结起来一起抢掠的野心。

而在隋唐之前，少数民族除了南下归附汉人的一批人以后，草原上的人对南方不了解，甚至颇为畏惧，觉得那里是炎热且瘴气很多的地方，他们去了会死。

就各部落形态来说，早期那种只有一二百人甚至几十人的小部落，已经逐步减少了。

他们开始有了民族、部族的概念，若干小部落联合成大部落，大部落联合成部族。平时大家一起游牧，一旦需要作战就会联合起来对外。

很多人认为成吉思汗很了不起，短时间内就统一了蒙古。

其实，蒙古在成吉思汗统一之前，蒙古就出现了几大部族，具备了短时间内统一的条件。

如果还是汉代少数民族一样分为数千股，成吉思汗也不可能短时间统一起来。

第三，科技进步带来的武器进步不明显。

汉人的步兵武器，从汉代到宋代，这么漫长的时期，其实没有大的变化，还是刀枪剑戟、弓弩而已。

而草原上的骑兵，用的也是这些武器，顶多质量稍差，却没有大的差距，更没有代差。

直到明代，明军虽使用了大量火器，比如火铳、火绳枪、火炮之类，也只是在防御中有一些威力。

而且客观来说，火铳和火绳枪并不强于骑兵的弓箭，只有火炮才是真正强于骑兵的强大武器。

然而明代的火炮基本都是实心炮弹，射程多只有几百米而已，非常笨重，并不适合对付骑兵。

但是，在燧发枪尤其是击发枪，已经可以发射榴弹的后装炮诞生以后，就完全不同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以轻微伤亡击溃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

到了清末入侵西藏的作战中，英军依靠区区几挺重机枪，就可以横扫上千藏族骑兵，自己毫发无伤，这才是科技的力量。

为什么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了？

确切的说，这个原因萌芽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中央帝国连续三次、动员了百万规模的军队，却消灭不了一个蛮夷政权。从这个时候开始，所谓的草原民族就越来越难打了。其实，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草原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中原王朝已经无力打遍整个地理视界。

01.草原问题在唐以后发生了颠覆变化

从地理视界来看，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中原与草原的博弈竞争。但是，这个博弈竞争在唐朝以后发生了颠覆变化。

秦汉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匈奴，南北朝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柔然，隋唐以来则是突厥。无论是匈奴、柔然还是突厥，他们都属于纯正的草原系，地理方位上在中原王朝正北方向的蒙古草原。

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契丹以及女真，蒙古人突然崛起打断了这个竞争线索。但是，到了明朝，中原王朝的竞争对手仍旧还是女真。契丹和女真，与鲜卑一样，并非纯正的草原系，可以归类为东胡系，地理方位上在中原王朝的东北，即今天的东北地区。

虽然同属草原系，或者草原民族，但草原系和东胡系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伙人。所以，同样是解决草原问题，唐以前主要解决的是正北的草原系，唐以后主要解决的是东北的东胡系。

除了蒙古人，草原系几乎没有能够入主中原的，原因就是草原系能够对中原输出暴力但无法输出秩序，所以能够打进中原却站不住，草原系无法在中原建立统治。同理，中原王朝也是如此，能够向草原输出暴力，但无法向草原输出秩序，所以能够打遍草原却也站不住，中原王朝无法在草原建立统治。

而其原因就是中原人和草原人都无法建立一个跨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形态的混一政权。中原人懂得农耕文明，但不理解草原文明，甚至也不愿意去理解。草原人懂得草原文明，但不理解中原文明，甚至也不愿意去学习。

但是，东胡系却可以。因为东北地区以宜耕宜牧，既有农耕文明又有游牧文明。所以，东胡系对于草原尊重、对于农耕羡慕，对两种文明下的生活方式都无禁忌。因此，第一个实现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权，恰恰是东胡系的鲜卑政权。

契丹人第一次从制度上开创了南北两院的混一政权，南院制幽云十六州、北院制塞北草原。女真人有样学样，开创的大金政权也是跨草原和中原两种文明形态而治。但是，女真人走得太猛，有点步了鲜卑北魏的后尘，后期逐渐淡化了草原底色。最后结果则是中原搞不定南宋，草原搞不定蒙古。

中国历史的一个趋势，就是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原因就是胡焕庸线，以东就是农耕地区而以西就是游牧地区，所以中原王朝的农耕文明底色越来越浓而草原文明底色越来越淡，直至最后失去了对草原的好奇心。

陕西的关中地区，是一个枢纽。这个枢纽位置决定了中原王朝必须同时关注草原和中原。关中大本营，对内统治要以关中制中原、制天下；对外经略要以中原制草原、制西域。

但是，在中原完全形成一体之后，关中这个位置的作用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同时，经济重心先是在中原后是在河北，最后到了江淮地区。所以，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唐以后也就不断东移，隋唐建立西京洛阳，北宋直接搬到了开封汴梁，到了明朝则先是南京后是北京。

这个时候的中原王朝，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东部农耕政权，其统治范围主要集中在胡惟庸线以东，至于草原不仅距离远了而且好奇心也淡了。但是，恰恰在胡惟庸线以东，还有一个草原问题始终解决不了。这个草原问题就是东北的东胡系问题。

东胡系可以借助草原的游牧骑兵挞伐中原，也可以借助中原的文明优势征服草原。两种文明的优势，东胡系全能整合在一起。所以，在与中原王朝的较量中，草原的东胡系始终多了一张牌。而且，这张牌很硬，是冷兵器时代的最强军事存在，即游牧骑兵。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文明优势和财富优势，就只能勉强招架了。

而最要命的还是进取心的丧失。秦朝打遍了整个地理视界、汉朝打遍了整个地理视界，隋唐也打遍了整个地理视界。这些王朝的进取心非常强。但是，两宋以后的士大夫精英们，却无意于草原征伐。

为什么两宋富甲千古却不能诞生秦皇汉武式的君主？原因就是：足够有力量的士大夫精英们，根本就不想致君秦皇汉武，他们只想要宋仁宗那样的皇帝。这就是唐以后中原王朝执政精英的道路选择，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却失去了对草原的进取心。

北宋在西边的草原对手是西夏。这个党项人建立的西北割据政权，宋朝人打了上百年也打不服。原因是什么？

西夏的铁鹞子骑兵完全碾压北宋步兵，这就是原因。其他各种分析都是徒劳，一句打不过就够了。吸收西域冷锻技术的西夏骑兵，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而北宋呢？还是老样子，几乎没啥发展。

西夏是如此，灭亡北宋的女真人也是如此。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当游牧骑兵升级为重甲骑兵的时候，中原的刀剑弓弩就丧失了威力。

汉唐士兵能够以一敌五，到了唐以后就完全不行了。在军事升级上，中原王朝的文明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

蒙古人在八方混战的情况下，突然崛起。八方混战是天时，但蒙古人也有自己的优势。草原骑兵与色目人或穆斯林的商业能力、政治能力，实现了积极融合。蒙古人融合多方文明，突然崛起于整个欧亚大陆。而这时候的中原文明，还怎么较量？

他们进取心十足，而且还在不断地进行着文明升级。大唐帝国跟吐蕃帝国打了两百年，也没能打服这个高原对手。而蒙古人呢？靠着宗教和政治手段，就解决了高原问题。蒙古的大元帝国，融合了草原骑兵的军事力量、中原经济的财富支持、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兼顾高原的宗教信仰。这是一种建立在瑰丽想象力基础上的强大整合。

女真人在入关之前，不仅完成了东北女真内部的整合，而且还实现了对蒙古草原的控制。所以，女真入关，不是东北东胡系的入关，而是融合了东胡系与草原系的力量，一起入关。在这个力量面前，中原王朝就显得太弱了。

清朝皇帝，对中原称皇帝、对蒙古称大汉、对青藏高原则称文殊菩萨转世。清朝融合了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以及高原的信仰，所以其政治成就势必强于纯粹中原王朝的大明。

唐以后的草原问题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中原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变成了二元文明形态的东胡系。

唐以后的中原王朝自顾自地实现着内部整合，儒家进入思辨层面、士大夫精英逐渐掌握权力、中原治理日趋精细化，但文明也越来越单一线性，丧失了进去心也丧失了力量。

唐以后的草原民族不仅进取心十足，而且不断融合各种文明形态，逐渐生长出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且其想象力足以支撑其能够输出更多元、更复杂的统治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在与草原的较量中，逐渐败于下风。而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草原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甚至中原王朝根本就无力解决。

为什么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了？

不请自来。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说为什么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大了。我的回答是：游牧民族还是原来的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却越来越弱、越来越失去扩张性了。

从商周到唐宋元明清，中原政权与东南西北各方异族搏斗了三千年。周朝吸纳了黄河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秦汉唐宋彻底把江南、岭南收入中原范围，明代平定了西南，清代是东北和新疆、西藏、云贵。

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才是中原政权一直没能彻底消灭的敌人，后来又加上了东北女真。

这些游牧民族，和已经被平定的南方、西南等地的蛮夷一样，最强大之处在于野蛮、悍不畏死，以及挣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养成的漠视生命的凶残。当然，还有战马这种生产工具、生活工具的熟练掌握和广泛来源。

异族一旦团结起来，如果恰逢中原政权发生内乱，就会对中原造成巨大伤害。而无论东南西北各方异族，处在正常状态下的中原政权都可以应付，至少核心区域不会受到伤害，毕竟生产力水平差距太大了。

所有异族，都是苦孩子出身，骨石制箭头、皮甲、质量低劣的铁器，才是他们初期的标配。同样，人口数量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原始，缺乏文化传承，这也是异族的天然缺陷。这就造成各个异族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盘散沙，大量生命消耗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也是对上天最为敬畏的民族，甚至把老天叫长生天。

只有在和中原政权长期战争过程中取得不断胜利，才能进行装备上的提升，抹平与中原政权在技术上的代差。同时，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社会制度的进步，并招揽汉族士兵加入军队后，所有的短板都被补齐。而中原政权原地踏步甚至情况进一步恶化，异族入侵中原战争取得胜利就是必然的。

正如中原经常出现不世出的英雄人物一样，草原大漠深山丛林中也经常出现一些惊才绝艳的人物。汉时有匈奴冒顿，唐时有突厥颉利、高句丽渊盖苏文、吐蕃松赞干布，以后还有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铁木真、努尔哈赤等人。

这些人物在异族原始的社会结构环境下如鱼得水，不断征伐统一周边部族，实现了强人政治所能达到的巅峰。再之后，就看中原政权能否有同样优秀的人物与之抗衡。

如果有，就是李世民对颉利、渊盖苏文、松赞干布，同是巅峰时期和顶级人物的对决，中原政权是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没有，就是中原政权在异族入侵下逐渐失血，灭亡在异族或者是自己的领军大将手中；

如果双方都没有英雄带队，就要拼消耗。如明末不断在蒙古高原、东北犁庭扫穴，千里奔袭、在异族老巢烧杀抢掠，把未来的异族英雄人物消灭在萌芽状态，并从根本上削弱各个异族。

也就是说，异族政权最强大的时候能够对中原政权造成威胁，但只能在中原政权内部出现重大问题时取得重大胜利；而中原政权最强大的时候足以消灭任何状态下的异族政权，这也是后人对大唐李世民的崇敬的原因，他亲手打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大的巅峰时刻。

从唐朝李隆基开始，到宋代达到顶峰，武人治国彻底转变为文人政治。

这是为了解决领军武将改朝换代或者藩镇割据的根本性做法，即使到了现代，武人治国的某些国家还经常发生政变和政权更替，说明文人政治确实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

但矫枉过正，在没有彻底完善文人政治对国家军事力量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就废除了武人治国，是取死之道。中国古代这种极端的文人政治下，皇位是保住了，武将和军队地位却空前低下，中原政权也彻底失去了尚武精神和对外扩张精神。

对于宋以后的中原政权，虽然也不乏范仲淹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人士大夫，但更多的是蝇营狗苟的秦桧之流奸贼。政治上为了争权夺利而打击排挤正人君子，经济上与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国家权利和国家经济完全被文官利益集团所掌控，进而影响了国家战略和军队战斗力。

为了避免武将重新掌权，就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停止扩张，该打的仗不打，该消灭的敌人不去消灭，直到外敌变成心腹大患；这时，仍然要避免武将掌权，就会采取求和为主的投降外交政策。后人不要觉得古人愚蠢，他们太精明了，为了不失去自身的权利，宁可牺牲整个国家。

宋朝之后，文官集团有个基本的认识：既然当皇帝没有可能，就尽量获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改朝换代无非是换个主子继续做官，毕竟读书人是有限的；国家是皇帝的，百姓也是皇帝的子民，文官们可以毫无思想负担的压榨百姓获得利益，各种无耻手段可以做到极致。所以，文官们不担心改朝换代，更不会为百姓死活操心。

不是文官们不想打败敌人为自己取得更高的地位，而是打仗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性工作，文官们真心做不到打胜仗。用句俗话说，这叫占着茅坑不拉屎。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也成为文官利益集团攫取财富的途径，军队战斗力进一步下降。这才是异族对中原政权造成威胁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赵孟頫作品，宋宗室子弟，投降元朝为官）

宋一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民变发生次数最多的朝代，也是统治阶级最漠视底层人民民生的一个时代，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完全对立。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武将还没有自主权，国家战略战和不定，对外战争成绩最差也就不难理解了；

明代，朱元璋意识到了文官利益集团的危害，大力进行吏治整治，取得一定效果；之后皇帝一直通过非文官体系控制军队，甚至采用了宦官监军，明朝中期对外作战也不落下风，万历三大征都能取胜；但明朝后期皇帝在与文官利益集团架空与反架空的搏斗中失败，文官利益集团完全架空了皇权，就沦落到与宋朝相同，农民起义与外敌入侵接踵而至，明朝于是灭亡。

总之，秦汉唐是武人治国的扩张性的帝国，宋之后转为文人政治趋向内敛，文化能够蓬勃发展，但对整个中华民族绝不是个好事儿，弊大于利。

就如三体里的一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中国古代的文人政治，不仅失去了兽性，连人性也一起失去了。

用数学和工程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历史，妄图以古喻今。理工男读历史，欢迎关注和讨论。

为什么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了？

归根到底就是文明的传播。

夏商周时期，华夏文明率先由部落进入国家联盟（封建制国家，周天子是共主），而周边少数民族还处于部落形式，以国家联盟对付部落，当然占有优势。

秦汉时期，华夏族成了汉民族，国家制度进一步加强，成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的动员能力更加强大。而周边少数民族尚处于国家建立初期，有的甚至还没民族统一。

唐宋之后，随着文明的传播，周边民族也建立了国家，汉民族的制度优势也就不明显了，所以对少数民族的战争胜率就降低了。

为什么唐朝之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难打了？

不知道大家在玩游戏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打赢时“不是自己太强，而是对手太弱”；打输时“不是对手太强，而是自己太弱”。我们从唐朝时往前推，中原王朝的战斗力一直十分强悍，逼的少数民族不敢拿起刀枪，只敢载歌载舞。

并不是少数民族强大到越来越难打了，而是汉人民族的封建统治下中原王权政策的改变导致了许多有志之士，放马南山、整天吟诗作赋。

春秋时期，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从小都在骑马射箭，军事素养与少数民族不遑多让。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文人受人尊敬，文官可以谈论国家大事，对军事出谋划策；武官受人崇拜，靠军功封侯，获得官级、名望与财富。从唐、汉再到春秋，武官也可以进入最高权力中心，出将入相；文官可以弃笔从戎，博得一份军功。在那个时候，皇帝调兵遣将只需虎符即可，没有出现监军这个职位（监军的出现，甚至比主帅的权利更大，影响整个战局）。

于是，民间的孩子开始了勤勉读书，出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高论，大家都盼望高中，然后做官，从此衣食无忧。国家招揽人才也只是招揽这些整天满口爱国救民的高论和写一手花团锦簇文章的仕子。从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后先前的骑马射箭之类的武学风气日渐荒废，产生了一批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才。

唐末五代军阀的割据严重影响的中央政权，这让宋朝的统治者又看到了武将带来的威胁，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压制武将的地位和权限。甚至把军人的权限压制到了可悲的境地，而那些为了国家浴血奋战的军人的地位甚至比罪犯还不如。

在宋朝之前，中央高级军事长官多是军人出身，如太尉、大将军、大司马等；到宋朝时的高级军事官员成了文人担任，靠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浆糊脑袋来指挥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并且宋代后的官员军事素养极低，将领又随时被调动，这就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是兵家大忌。

而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到了明朝，明朝时期还设立了“监军”一职，监军的作用类似虎符，起初这个职位的出发点是好的。古代皇帝调动军队需要靠虎符来对接，但是如果虎符丢失或被盗，就会影响部队调动，有了监军的存在就能证明统帅的真假。

（明朝监军多有太监担任）

监军还有一个特殊权利，他可以有额外渠道回报战争情况上达天听，这就造成了监军的权利太大，甚至干涉统帅的指挥决策。明朝时期的战斗失败经常是因监军随意干涉指挥造成的，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中央统治者对武将的不放心，造成武将指挥处处被肘制。

汉唐时，不管是匈奴还是突厥，他们被打的撤退几千里，突厥甚至绝望的归降唐朝，剩下的跑去祸害欧洲。

春秋和秦朝时，中原王朝长期与北方民族战争：

• 秦国灭掉了义渠游牧民族国家

• 赵国灭掉了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山国；

• 李牧大败匈奴；

• 燕国灭了东胡；

• 蒙恬率30万大军打的匈奴望风而逃；

中原王朝在军事上毫无威慑力可言：

• 北方游牧民族敢长驱直入，抓走皇帝、公主及大量汉人女子；

• 后金入塞如过无人之境，差点攻入北京城；

纵观历史，少数民族一直在保留着时刻战斗的思想，他们明白唯有不断战斗才能生存，反观中原王朝却一直在打压军人地位，让军人失去作战的积极性。再也没有“文能提笔安社稷，武可马上定乾坤”的民族思想，对手一直在进步，而我们却一直在退步，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所以说，不是少民族越来越难打，也不是对手太强，而是自己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