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被封为商君，张仪被封为武信君，哪个级别更大？

商鞅和张仪都是封君，两人在级别上是一样的，不过张仪在权力和地位上是远不如商鞅的，要论在秦国的威望，张仪更是与商鞅无可比拟。

张仪虽然被秦惠文王任命为秦国相邦（相国），看似位居于百官之首，但也只是能参与军政要务和外交活动，实际上张仪并没有什么实权，他更像是秦国的外交部长，军政大权依然在秦惠文王手中。

而商鞅则不同，商鞅入秦得到秦孝公任用后，从始至终都是具有实权的，无论是刚开始的左庶长，还是后来的大良造，都属于职爵一体的高级爵位，既是官职，又是爵位，大良造更是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并且掌握军政大权。

至于商鞅为什么没有被秦孝公任命为相邦，原因是当时的秦国没有设立相邦一职，直到秦惠文王继位四年后，秦国才首次设立相邦一职，而且一般是由获得最高爵位大良造的功臣才能担任这一官职，因此商鞅在秦孝公时期，实际上就是秦国的相邦。

毫不夸张地说，商鞅在任职左庶长时，其实际权力都要比张仪的相邦权力还要大（这点在后文具体解释），这时的商鞅已经成为秦国的军政首席大臣，后来秦孝公封商鞅为大良造也不过是锦上添花，只是官职爵位看起来比之前有所提升罢了，实际上商鞅拥有的权力早已达到了顶峰。

等之后商鞅率领秦军击败魏军，收回部分河西地区后，在官职和爵位方面，商鞅已经再也无法提升，秦孝公便赐予商鞅商地的十五座城邑，封号为“商君”，此时商鞅在权力和地位上已经达到了如日中天的程度。

秦国百姓可能不知道国君秦孝公，但很少有百姓没有听闻过商君商鞅之名。秦国所有的大小官员都无人敢与商鞅争锋，就连秦国宗室贵族子弟在商鞅面前也犹如“温顺乖巧”的绵羊，这是因为秦孝公信任商鞅，几乎将所有权力都下放给了商鞅，只要秦孝公不插手国政，商鞅的实际权力其实和秦国君主并无什么差别。

商鞅任职期间不仅拥有治民之权，也拥有统军作战、总管军务的权力，如果有需要，外交方面也能兼任。商鞅就曾代表秦孝公出使魏国，游说魏惠王先行称王，再图霸业，以此来改变魏国图谋攻秦的意图。

反观张仪，他虽是秦国相邦，但只能参与军政要务以及外交活动，而并无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大权。张仪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个“挂名相邦”，外交才是他的实际职责，也是主要职责。

张仪和商鞅虽然都被封君，名义上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要论实际权力，张仪距离商鞅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张仪和商鞅在秦国入职的经过，再来对比两人的权力、地位和级别哪个更大。

张仪本是魏国人，在游说之术学成后，便前去游说诸侯，施展抱负，结果还没开始，便被楚国丞相拷打了一番。原来是张仪有一次陪同楚国丞相喝酒时，恰逢楚国丞相丢失了一块玉璧，丞相的门客认为张仪贫穷，品行不端，便都怀疑是张仪所偷，结果差点就被打死。

《史记》记载：“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张仪的妻子对其很是担忧，张仪却说“只要舌头还在就足够了”，之后张仪便去赵国投奔同学苏秦，想要效力于赵国，不过在苏秦的刻意引导下，张仪最终决定前往秦国寻求发展。在苏秦的暗中帮助下，张仪最终得以见到秦惠文王，加上张仪本就口才了得，于是仅凭一张嘴就被任命为客卿。

要知道后来李斯入秦，可没有张仪这么顺利，李斯入秦后先是成为相邦吕不韦门下的舍人（门客），后因才华横溢得到吕不韦的赏识，才被任命为郎官。此时李斯距离客卿一职还有很大距离，之后出谋划策得到秦王嬴政的认可，也才升任为长史，等到计策成功后，李斯这才被封为客卿。

《史记》记载：“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於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

我们再来看张仪，他入秦还不到一年时间，在同年就又升任为秦国相邦。而李斯被秦始皇任命为左丞相是在升任为客卿的二十多年后（大约是公元前218年），在此期间李斯还做了十多年的廷尉一职（公元前237年）。因此李斯在秦国兢兢业业近三十年才最终升任为比相邦小一级的丞相一职（嬴政把罢免吕不韦后，便暂时废止了相邦一职）。

那么张仪是如何升为丞相的呢？基本还是靠一张嘴。在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秦惠文王派公子华（嬴华，秦惠文王之弟）和张仪率军攻打魏国蒲阳，一举攻占。不过张仪随后就建议秦王将蒲阳还给魏国，并派秦国宗室公子去魏国做人质，接着张仪便去游说魏王：

“秦王对你魏国可谓是宽厚仁德，不仅将攻占的蒲阳归还，还派秦国公子去你魏国作人质，你魏国要是不做出些表示，这可就说不过去了吧！（大意）”

在张仪游说之下，魏国因此将上郡和少梁城割让给了秦国，以此答谢秦惠文王，张仪也因此被秦惠文王封为相国。四年后，秦惠文王称王，之后张仪便开始奉命出使游说山东六国，以“连横”的外交策略破六国“合纵”。

张仪游说诸侯的第一站是魏国（公元前322年），经过六年的经营，以及秦国多次出兵攻打魏国作为配合，张仪最终说动魏国背弃了合纵盟约，与秦国结交。不过三年后，魏国就背弃了秦国，重新又加入了合纵，导致秦国出兵攻打魏国，在强大武力下，魏国于次年又归附了秦国。

《史记》记载：“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

接着张仪又开始“游说”楚国，用欺骗的方式致使楚国和齐国解除盟约，断绝往来，因此导致楚王大怒，起兵攻打秦国，好在秦国实力强大，楚国未能占到什么便宜。后来秦惠文王要挟楚国，想要用武关外的土地换楚国黔中一带的土地，但楚王因为张仪之前戏耍过楚国，便只要张仪，不要土地。

秦惠文王明知张仪如若去了楚国很难保住性命，但还是想要将张仪遣送到楚国，张仪看出秦王的想法便自请前往，以此可见，张仪这位秦国的相邦还不如一块土地重要。如果换成是秦孝公和商鞅，估计秦孝公是不会为了一块土地就抛弃了商鞅吧！或许在秦惠文王眼中，张仪也不过就是一枚可以利用的棋子吧！

《史记》记载：“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

好在张仪用计保住了性命，还游说楚王与秦国结盟。之后张仪离开楚国，又去游说韩王臣服于秦国。张仪因此被秦惠文王封赏了五座城邑，并封为“武信君”。接着张仪又去出使齐国、赵国、燕国，等他游说三国诸侯成功与秦国结盟后，在返回咸阳途中，便听闻秦惠文王去世的消息（公元前311年）。

张仪虽然在秦国任相邦一职近二十年，但待在秦国的时间并不长，不是在游说各国诸侯，就是正在前往游说的路上，连秦惠文王的最后一面都未能见上。以此可见，张仪虽更像是秦国的外交部长，而且还是没有买“保险”的那种，如果哪国愿意用土地换张仪的命，秦惠文王很大可能会选择将张仪交出去。

张仪虽官至秦国相邦，爵至武信君（相当于当时最高等级的爵位），但只是名义上获得了最高官职和爵位，张仪基本上并没有享受到官爵给予他的权力，要说有，那就是和他国外交时可以拿来撑个场面罢了。

秦惠文王去世后，加上秦国大臣们不断诋毁张仪，因此张仪并未得到秦武王的重用，被迫出逃魏国，于一年后在魏国去世。不过张仪对秦惠文王和秦国是真的很忠心，在秦惠文王准备抛弃他时，他还愿意侍奉于秦惠文王，帮助秦国连横破纵，这点不得不令人倾佩！

商鞅是卫国人，早年侍奉于魏国，因不受重用，在听闻秦孝公颁布《求贤令》后投奔秦国。经过几次游说，最终以“富国强兵”打动了秦孝公，从而得到重用。

不过商鞅所说的变法改革遭到了秦国一众守旧贵族的反对，加上秦孝公也担心国人会对变法议论，便先让商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序幕。

《史记》记载：“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

《垦草令》实行三年后，百姓都习惯了新法，商鞅于同年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公元前356年），开始在秦国进行第一次正式的变法改革，在此之前，商鞅在秦国担任什么官职并无记载。

虽然商鞅在秦国工作了三年才被升为左庶长一职，要比张仪不到一年就从客卿升为相邦慢了许多，但两人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却是天差地别。

相邦虽然是百官之首，但张仪并没有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他只有参与军政要务和外交活动的权力。而商鞅虽然不是相邦，但左庶长是秦国最具实权的大臣职务，不仅拥有治民的政务权，还拥有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的军权。

在商鞅变法之前，左庶长就是秦国人心目中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当商鞅接掌左庶长一职后，他在秦国的实际权力已经等同于东方各国的丞相一职。

而且左庶长还是职爵一体，不仅是高级官职，也是高级爵位，可以说左庶长在商鞅变法前就是秦国非王族宗室大臣能获得的最高官职和爵位。

反观张仪担任的客卿和相邦都只是官职，直到担任相邦十余年后，因促使楚国和韩国亲善秦国，张仪才被封为武信君，拥有了爵位和封地（大约在公元前318年后）。

在第一次商鞅变法实行四年后，商鞅就获得当时十七级军功爵位制中的最高级别大良造爵位。并作为主帅攻打魏国，直接攻占了魏国的旧都安邑和上郡要地固阳。而张仪成为相邦后也被秦惠文王派去攻打魏国，不过主帅并不是张仪，而是秦惠文王的弟弟嬴华（秦孝公之子）。

可能是张仪的军事才能一般，又或是张仪还没有得到秦惠文王的充分信任，不放心将军队交到张仪手中，毕竟此时张仪才侍奉秦惠文王一年左右，可以说张仪是秦国历史上升任为相邦最快的大臣，即便是秦王身边最亲近的亲人都没有如此殊荣。不过张仪如此迅速的升职速度难道真的正常吗？

试想，历史上有哪位君主会任命仅认识一年不到的外臣为总领百官的相邦一职呢？或许秦惠文王只是看重张仪的游说才学，为此给了张仪一个挂名相邦，让他更方便与诸侯建立外交，从而发挥出最大作用。

《史记》记载：“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二十六年，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秦国的军政大权依然掌握在秦惠文王手中，毕竟秦惠文王在位八年后，才封自己的弟弟樗里疾为十五级的“右更”爵位，又十八年后，身为秦国王族的樗里疾才有封地。难道仅认识一年不到的张仪，还要比从小和秦惠文王一起长大的兄弟还要更亲近、更信任吗？估计这种可能性几乎很小吧！

实际上张仪担任相邦后也没有掌管过秦国的军政大权，虽然担任秦国相邦近二十年，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各诸侯国中游说，直到秦惠文王去世，张仪还在与诸侯游说的路上。

反观商鞅入秦任职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秦国，而且自担任左庶长一职后，便一直掌握着秦国的军政大权，之后商鞅率兵大败魏军，收回部分河西地区后，又被秦孝公赐予商地十五座城邑，并封为“商君”，而张仪仅封了五座城邑。在秦孝公病重期间，商鞅更是独揽秦国军政大权。

可以说秦国历史上最具有权力的大臣非商鞅莫属，接下来便是商人相邦吕不韦。张仪虽然担任的也是秦国的最高官职相邦，但他的实际权力上根本和商鞅、吕不韦没有可比性。张仪只是在爵位上和商鞅的级别一样，毕竟两人都是封君，不过张仪拥有的城邑只是商鞅的三分之一。

文/历史紫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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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被封为商君，张仪被封为武信君，哪个级别更大？

西周初年，周公为了维护天下的稳定，制定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对臣子的等级做了严格的划分，制定了一套封君封土制。周天子把辖区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又接着分封下去，这就是所谓的“裂土封侯”。诸侯国的爵位从高到低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对自己的辖区的臣子有着任免的自由，他们可以将领土分封给自己的子孙、宗亲以及功臣们。

诸侯的最高等级是公，例如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等。但是到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地位逐渐衰微，诸侯国的势力逐渐增大，周天子逐渐成为了诸侯们名义上服从的对象。楚国自封为王之后，诸侯们眼馋纷纷效仿相互称王，于是就有了齐王、魏王、秦王等。诸侯国国君的最高爵位是公爵，公爵之下的最高爵位是侯爵，一般国君赏赐给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如“关内侯”。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功臣，国君一般会赏赐其“君”的爵位，如“商君、武安君”。

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取得更多土地，获得更多话语权，纷纷开始变法运动。列国中，只要能后帮助国君壮大实力的人，不计贵贱都能够获得高官厚禄，甚至是获得封土，战国变法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秦孝公变法。秦穆公之后，数代君主无所作为，秦国失去了称霸诸侯的实力，逐渐成为被列国欺凌的对象。秦孝公即位后，决心效仿魏国、韩国的变法，在列国求取贤才帮助秦国壮大实力，于是，秦孝公颁布了被称为“五百年一见雄文”的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求贤令》

秦孝公用“与之分土”的承诺，引来了以商鞅为代表的列国士子，也由此拉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秦国的命运由此改变。

商鞅变法之后，对秦国立下赫赫功勋的将相，多被封为“君”的称号。例如，商君卫鞅、武信君张仪、武安君白起。

从爵位等级来看，商君与武信君都是“君”的爵位，因此他们的爵位等级都相同。但是，如果从多方面考量的话，商鞅的地位远超张仪。

商鞅与张仪都对秦国立下了赫赫功勋，对历史的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商鞅在秦国主持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将原本羸弱涣散的秦国，用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组织成一架战争机器，为秦国日后的崛起与统一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商鞅就没有日后终极一时的秦国，更没有吞并八荒，一统天下的秦朝。

张仪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也是秦惠文王帐下著名的谋臣，在以合纵连横为大背景的战国时期，张仪凭借出色的雄辩口才，以及过人的智谋，对秦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单以口舌之利，敌过千军万马，张仪可以算得上其中之一。在战国时期，张仪更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美名。但是，如果要在商鞅与张仪之间，评价其对历史的贡献。我认为，商鞅的历史贡献远大于张仪。

因为张仪所左右的，是一场战役，一场争斗，乃至一个时代的胜负与兴衰。张仪可以凭借口才，三欺楚王，游说列国，打破合纵攻秦，对秦国的贡献不可谓之不大。但是，商鞅所改变的，是人治时代向法治时代过度的进程，他从骨子里改变了秦国，他所提出的法治思想、集权思想、以及管理制度，不仅改变了秦国，更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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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被封为商君，张仪被封为武信君，哪个级别更大？

商鞅变法后，秦国设置了20级爵位，商鞅和张仪都有封邑，因此都属于最高级彻侯（第19级关内侯没有封邑），单从级别来说，他们是一样的；但从实际权利、收益角度来说，商君的含金量明显大于武信君。

商鞅能够封君，不单单是因为变法，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河西大战取胜，因功进爵。实际上，他能够晋升大良造，也是因为军功：包围并占领了魏国安邑。这也是他非死不可的原因：在文官、武官中有很高的威信，惠文君嬴驷害怕啊。

张仪能够封君，主要靠的是一张嘴，当然了张仪也有上阵杀敌的记录。客观地说，张仪的贡献并不亚于千军万马，但在尚武的老秦人看来，毕竟没有真刀实枪来的实在。

贡献不同，得到的也不同：商鞅封了15邑，张仪只有5邑。当然了，5邑在战国的那些封君里面，也算非常多的了。

商鞅在封邑有很高的威信，这从商鞅能够发兵谋反就可看出，他在商於封地不但有行政权、还有军事权。这也是封君制不太成熟的产物，后期的封君都没有军事权。

也许是吸取了商鞅谋反的教训，到张仪封君时，对封地基本上没有行政权了，更不用说军事指挥权。张仪能得到的，仅仅是封地的部分税收，当然了，对个人来说，是一笔天大的财富。

秦惠文王去世后，张仪害怕被杀，以出使的名义逃到了魏国，估计封邑也被秦国收回了。

综上所述，商君和武信君，爵位等级相同，但含金量商君要高很多。

商鞅被封为商君，张仪被封为武信君，哪个级别更大？

首先，我认为范雎不能与商鞅、张仪等比肩。

以上3人都做过秦的相国，对于秦的强大都有突出的贡献，但是我认为3人的功绩不能简单的划等号，由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3人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也不一样。

我认为按功绩大小排名的话，商鞅理应排在第1，其次为张仪，最后才是范雎。

商鞅变法

商鞅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推行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强，是奠定秦国国力的一笔。变法前的秦国只是被东方六国鄙夷的蛮夷之邦，国家穷困落后，更是被魏国武力夺取了河西之地。

然而商鞅主持变法以后，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农业，举国推行耕战制度，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在军事方面，奖励有战功的士兵，授予他们爵位；在政治方面，制定了严苛的法律，统一了税收和度量衡。

秦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逐渐成为了东方六国的心腹大患。

张仪的“连横”战术

当苏秦频繁在六国奔走促成合纵盟约之时，落魄的张仪来到了秦国，幸运的是秦惠文王是个贤主，他慧眼识金，将张仪从市井提拔到了相国之位。

张仪也没有辜负惠文王的信任，远赴六国游说，成功瓦解了合纵盟约。

范雎的“远交近攻”战术

范雎在入秦之前，秦国的大权一直由穰侯把持，穰侯指挥秦军攻打遥远的齐国和燕国，长年累月的战争却无法增加秦国国土，空耗国力。

范雎为秦昭襄王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优先攻打韩、魏两国，用重金收买合纵盟约的倡导者，秦国的东出之路由此越发顺畅。

因此，我认为范雎不如商鞅，张仪，其原因有以下3点：

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是建立在两位前辈奋斗的基础上的

商鞅变法是秦国能一统天下的最重要原因，俗语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雄厚的实力，秦国的东出之路绝不会如此顺畅。而张仪数次解“合纵联军攻秦”之围，给了秦国大好的发展良机，自此之后，“合纵”已难成气候。

而“远交近攻”无非是一种舍远求近的战略打法，当时的东方六国除赵国之外，已经无法对秦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范雎只不过是顺应时势，转换了进攻思路，以弱国为切入点逐步蚕食土地。

范雎胸襟狭小，残害忠臣

范雎相比商鞅，张仪，少了一些胸怀，多了一丝奸诈，他对于权力的渴求实际并不亚于前任穰侯。

武安君白起本可以一鼓作气拿下赵国，却被范雎恶言诬陷，导致一代名将冤死孤城，而赵国日后的恢复又给秦国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白白又搭上几十万将士的生命。

而商鞅为了变法大义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于人才的提拔也是任贤唯举，张仪也没有妒忌贤能的事例。

范雎只被封为“应侯”，与商鞅和张仪的“君号”不能相提并论

商鞅变法有成后，在秦国的地位甚至有超过孝公的迹象，而范雎尽管位高权重，终究迈不过秦昭襄王这座大山。商君的名号在秦国家喻户晓，影响深远，非范雎所能相比。

其次，范雎晚年失宠，为明哲保身，主动辞官归隐，功业又都付诸东流。

商鞅被封为商君，张仪被封为武信君，哪个级别更大？

从数量上看，封君比封侯容易些。

“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王翦在灭楚之战，领军出征之时，曾如是对着秦王政抱怨到。

我们都知道，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逐步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二十等爵制”，在这其中“列侯”是秦国“二十等爵制”中最高的爵位。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一些同学会产生一个疑问，在战国时期，最流行的不是“封君”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战国四公子，那么，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封侯”和封君比起来，哪个更难取得呢？

在先秦时期，“封君”泛指有爵位、有领地的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封君出现在历史上，如搅动战国风云的“战国四公子”、骁勇善战的“战国四大名将”（除王翦外）等等。

在周公旦“制礼作乐”之后，周王朝形成了“五等爵制”，即公、侯、伯、子、男，在周公旦推行“分封制”之后，受封这五等爵制的人，皆能拥有一片封地，开国都、立宗庙，渐渐形成了“公爵国”、“侯爵国”、“伯爵国”等等，如战国七雄之中，按照最初的分封来算，燕国、秦国是公爵国，楚国是子爵国，齐国、赵国、魏国、韩国是侯爵国（太公望享受公爵待遇，但是其子孙仅仅只被封为了侯爵），由此可见侯爵之位的尊贵。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封君”难吗？

很难！

那么，在秦孝公至秦王政之间，我们熟知的秦国“封君”都有哪些人呢？

第一个自然就是主持了秦国变法的商君卫鞅，而后就是严君疾、武信君张仪、华阳君芈戎、武安君白起等人。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封侯”难吗？

也很难！

在商鞅起初设立的“十七级爵制”之中，秦国最高爵位不过是商鞅本人担任的“大良造”，并未正式将侯爵加入到军功爵制之中，原因也很简单——在当时，自称王爵的不过是楚国、魏国等少数国家，秦国国君也不过是公爵，赵、韩等国国君也不过只是个侯爵，秦国自然不可能将侯爵之位轻易地用于赏赐。

那么，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被封为“侯爵”的都有几人呢？

据太史公在《史记》中的记载，自秦孝公到秦王政的百余年间，除去在特定时期秦国出现的蜀侯外，秦国受封的侯爵（列侯，或者称之为“彻侯”），不过仅仅七人而已：

列侯商鞅、穰侯魏冉、应侯范雎、文信侯吕不韦、长信侯嫪毐、武成侯王翦、通武侯王贲。

那么，“封侯”和“封君”比起来，哪个更难呢？

单从人数上来看，“封君”就要比“封侯”容易得多。

那些为秦国立下大功的功臣，如商鞅、张仪、白起等人，大部分都是秦国的“封君”，据孙国志先生的《战国时期秦国封君考论》中所统计，秦国的封君有二十七位之多，而秦国有史料可考证的“侯爵”仅仅只有七位，而这其中，以武封侯的更少，连那位战功赫赫的杀神白起都未能封侯，也只有灭掉五国的王翦、王贲父子得以封侯。由此可见，秦国封侯的标准之高。

商鞅被封为商君，张仪被封为武信君，哪个级别更大？

官职是一样的，但从历史的地位还是威望来说张仪跟商鞅不是一个级别的，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慢慢的变强大，后来商鞅被五马分尸，但秦国依然按照商鞅的政策治理，张仪更像一个外交家，按照魏国人来说张仪就是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