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汉景帝将老爸汉文帝埋怨了十八遍：“都是你留这么个烂摊子给我！”又把爷爷汉高祖数落了一百八十遍：“都是你当初非要搞分封制！”

最后，他又把晁错骂了一千八百遍：“都是你非要削藩，现在只好拿你的头平息众怒了。”

汉景帝显然乱了方寸，但说实话，这场惊天之变的责任不全在他，叛乱发生时，他才即位一年多，承担的大多却是陈年旧账。

刘邦坐上龙椅后，不顾群臣反对开了历史的倒车，又将废弃的分封制从垃圾堆捡起来，他封自己的七个儿子以及弟弟刘交和侄子刘濞为诸侯王。

正是这个举动为“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

刘邦在世时，皇帝与诸侯王们的血缘关系近，刘邦又镇得住场子，等到汉景帝即位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距离拉开了，美没了，你刘启能做皇帝，我们这些诸侯王难道就不姓刘？

更可怕的是，刘邦的分封是实封，也就是说这些诸侯王手上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有独立财政，可以自己任命官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就是个缩小版的帝国，这种情况下谁服谁呢？

比如刘邦的侄子刘濞，人家吴国盛产铜，可以自己发行货币，又靠海煮盐，做的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活得比皇帝都潇洒。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下无非就两种结果，一是藩国逐渐脱离中央，二是摩擦之下藩国作乱。

所以，从刘邦分封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朝廷与藩王之间必然会有撕破脸的那一刻！

可是，汉景帝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部推给刘邦也有失公允。

刘邦建国时也遇上了跟秦始皇一样的烦恼——国家究竟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

秦统一六国后，一群鸿儒学士为郡县和分封的优劣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秦始皇总结陈词：周王室的衰败根源就在分封制，我大秦决不能重走老路，所以必须以郡县制代替分封。

谁知郡县制也不完美，秦帝国二世而亡，有人尖锐地指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因为国家缺少藩王势力的支撑，所以还是分封制更香。

分封制真的香吗？起码刘邦不这么认为，当初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可是哪个诸侯王是他的忠诚马仔？就连英布都反水了。

采取分封制，刘邦对诸侯的忠诚度不放心；采取郡县制，刘邦为缺少支撑势力而担忧，怎么办？

混拌呗，采用“混合所有制”，郡县与分封并行，各取所长。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性，刘邦还打了个补丁：“消灭异姓诸侯王，从此天下非刘不王。”

这就完美了，天下的诸侯王都是刘家子孙，郡县由皇帝直管，藩地由刘家子孙管理，肥水不流外人田，还能形成众星拱月的结构，秒！

从这个过程可见，其实分封和郡县各有优劣，长远来看郡县更好，但考虑到汉朝刚刚建立，分封更利于新生的汉帝国的稳定，它未尝不是权宜之计，因此粗暴地不能说刘邦分封就犯了大错。

汉文帝在位期间就已经意识到了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也做了一些相应对策，只是他未能斩草除根，而是钝刀割肉，结果遗祸于汉景帝了。

当初包括贾谊、晁错等有识之士在内，都提出了《削藩策》。汉文帝却没有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削藩，而是接受了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

什么叫“众建诸侯少其力”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大诸侯割裂成小诸侯，在封地不增加的情况下大量扩充诸侯的数量，如此一来，诸侯们被越割越小，最后谁也没有实力对抗朝廷。

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就是从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发展而来的。

应该说贾谊的“阳谋”看起来很精妙，它在不知不觉中让诸侯王们安乐死了，可问题是，诸侯王们不是傻子，看得懂朝廷的“险恶用心”，反抗也是必然的。

既然如此，汉文帝为何非要用贾谊的钝刀割肉，而不是晁错的斩草除根呢？原因是汉文帝有两个苦衷，让他不得不缩手缩脚。

• 其一，汉文帝即位时汉帝国的国力还不够强，不足以对抗诸侯。

吕后在位期间虽然汉帝国的经济恢复状况良好，但楚汉战争的创伤不是那么容易修补的，中央政府的财力对抗吴国都费劲，万一诸侯们集体反抗怎么办？

所以，汉文帝必须把重心放在国力的提升上，对诸侯们只能采取相对温和的压制政策，底线就是要保证不起战乱。

• 其二，汉文帝由庶系“转正”，在法理上引起了诸侯王们的对立。

如果不是“平定诸吕”的军事行动中，汉惠帝的儿子们都被杀光，汉文帝这个庶子是没资格即位的，更何况他在行动中寸功未立，摘了齐王系的桃子。

这其中尤其以齐王系最不服，齐王刘襄到手的皇位飞了，刘章也由承诺的赵王变成了城阳王，还是从大哥身上割下来的肉。后来汉文帝又将齐国一分为八，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实力。

就连淮南王刘长也藐视“大兄”，后来干脆起兵造反了。

这种状况下，如果汉文帝把矛头对准所有诸侯王，那就是找死，他只能采取更温和的举措。

有人说汉景帝才是“七国之乱”的第一责任人，首先当年他玩得太过火，因为游戏中的争执竟然打死了吴国太子，这是吴王刘濞谋反的诱因。其次，他不顾窦婴的反对，接受了晁错的削藩策，从而激化了矛盾。

这两条理由都有道理，不过也未免太过偏激了。

个人恩怨对局势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就连刘濞自己也不敢拿这个当理由。汉景帝为了取悦诸侯而杀害晁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认为晁错的削藩策有问题，只不过是方寸大乱之下的一时糊涂而已。

晁错说得很清楚：“削藩诸侯们会反，不削藩诸侯们也会反，早晚都要反，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动手。”

可见，晁错对削藩可能引发的恶果还是比较清醒的，也说到了根子上。在整个事件中汉景帝的错不在于削藩，而是在明知恶果的情况下，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存在侥幸心理，这就是叛乱发生后他显得手足无措的原因。

如此一来，高祖刘邦不会对“七国之乱”承担责任，汉文帝刘恒也不肯承担责任，即便连当事人的晁错、汉景帝也似乎没有大错，那么究竟谁该承担责任呢？

我个人认为，惹祸的“月亮”是历史，那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弊端，是历史人物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此话怎讲呢？我们来仔细辨析一下“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本质特征。

郡县制和分封制说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帝国的权力和利益如何分配？分封制是皇权与诸侯王共享天下，诸侯王既是股东，又是皇权的支持者和掣肘者；郡县制是皇权独享天下，所有人都是他的打工仔。

郡县制下没人分皇帝的权力，不代表皇权不需要拥护势力，要是那样的话龙椅岂不等于架在沙滩上？

所以，当皇权拒绝了危险分子诸侯王之后，必须还要找到自己的拥趸。从西汉中后期开始，这股力量才显现，并且逐渐壮大，这股力量就是士族阶级。

西汉中期之前呢？很抱歉，历史还没有缔造出士族阶级，或者说士族阶级尚处于萌芽阶段。

当年秦帝国为何亡了？不是什么暴政，而是缺少政治势力的拥护。刘邦不傻，他也需要拥趸，他能找谁呢？没有合适的！

于是他只好用刘姓诸侯王替代异姓诸侯王，又培植吕氏外戚，再加上功臣势力构成相互平衡的三角。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随着士族阶级的崛起，诸侯、外戚才慢慢地走向没落再也没有出头之日，蹊跷就在这里。

所以，七国之乱不是刘邦的错，也不是汉文帝的错，更不是汉景帝和晁错的错，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谢谢邀请！汉景帝时期出现七国之乱，起因就在汉高祖的分封制上，汉高祖怕刘氏江山落到他人之手，清除异姓王，将他的子侄们分封到全国各地，给了他们很大的政治、军事权力，王位还可以一代代传下去。每个皇帝即位，又要封几个诸侯王，到了汉景帝时期，已经有28个诸侯王了。这些诸侯王，在自己的领地上，像皇帝一样发号施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还想当皇帝，由于他们实力增大，直接威胁到汉景帝的中央政权。

汉景帝看在眼里，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御史大夫晁错，是个很有眼光的人，他感觉，若不有效地控制地方势力，让他们横行下去，汉朝的天下就很难说了。他上书汉景帝，提出削弱地方势力的策略，汉景帝认为晁错这个提议非常好，就采纳晁错的意见，并委托晁错去办理。

晁错先从楚王刘戊下手，说他不守孝道，太后去世还在饮酒作乐，本该杀头，可是皇上从轻发落，死罪免去，收回部分领地。紧接着，晁错有收回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的部分领地。这时吴王刘濞听说了这事，感觉要轮到自己了，心中大怒，立即发兵造反，并联略了20多个诸侯王，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积极相应，淄川王、济南王也参与，打着清除晁错的旗号，来夺取汉景帝的皇权。七路军马逼着长安，“七国之乱”由此开始。

吴王刘濞有个臣子叫袁盎，他和晁错有仇，他暗中和汉景帝说，七国发兵目的是杀晁错，皇上若杀了晁错，他们就退兵了。汉景帝想，若杀了晁错能退兵，那就杀晁错吧！汉景帝就派人秘密地杀了晁错，然后派袁盎劝吴王等人退兵。吴王一听这话，大笑道，退什么兵？我早就想当皇帝了，这个机会我能放过吗？汉景帝一看不能退兵，后悔杀了晁错，立即命周亚夫出兵平叛。周亚夫是一个有名的将才，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平定了“七国之乱”。

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等异姓王的过程中，为了巩固刘家政权，分封刘姓子弟为王，即同姓王。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即位。他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逐步削减诸侯王国的封地。吳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等六个诸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的战争，七国叛乱被平定了。汉景帝吸取了教训，收回了五国的军政大权，诸侯王从此只能在自己的封国征收租税。统一的集权制度战胜了地方割据势力，汉朝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中央政权得到了巩固

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应该说，七国之乱的爆发是必然的，这和刘邦当初制定的宗室王国制有着莫大关系。刘邦当初的目的为了防止当年秦国郡县制迅速亡国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国的实力越来越大，严重地威胁了汉朝中央政府的安全。也使得中央政府的税收大量流失。外面还有匈奴的严重威胁。但这些都是表象，实际上却是皇权与诸侯王国关于权力的争夺。换言之，是华夏贵族最后一次与皇权的博弈。但结局是皇帝赢了。

汉初封建制与郡县制并行。但这显然是矛盾的。说白了就是全体贵族反对皇帝。可以说，如果七国之乱诸侯王国获胜。自汉朝以后华夏就有可能就是封建制，而不是中央集权制。历史在这里柺了个弯。“七国之乱”实际上就是汉景帝彻底铲除尾大不掉的诸侯王国、完成中央集权的统治，目的是彻底郡县制。在这一点上汉景帝与诸侯王国是不可调和的。只能诉诸武力。平定“七国之乱”使得汉朝在军事上彻底完成郡县制。大汉王朝获得了新生。

从汉文帝到汉武帝，历时三代帝王二十六年才彻底完成。汉景帝在其中是承前启后的。七国之乱闹的挺凶。实际上不过就三个月，在事实上成为封建诸侯王国转为郡县制的分水。七国败亡之速也是极速而亡。可见封建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汉景帝具有及其强烈地危机意识，知道削藩会引发军事冲突。因此做好了充分地军事准备（但如此巨大没有想到）。所以才会三个月平叛。

实际上，七国之乱就是一场贵族和皇帝的最后一次较量，是封建制还是皇权制的较量。谁胜谁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其实我是被“逼上梁山”。

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并称中国古代两大皇族内讧。但相对于纯粹为了争权夺利、肢解了自家王朝的后者，前者破坏性更小、起因更加错综复杂。

今天咱们换一个视角：不去从上帝视角分析背后复杂而让人望而生厌的制度、经济等因素，重点从叛乱的发起人、带头人——吴王刘濞身上入手，来了解这些刘氏皇族为何会同室操戈。

极少有人生来就被界定为善恶、黑白，相对于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往往更能塑造一个人，吴王刘濞就是这样。

刘濞之父，是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刘喜（排行老二，也叫刘仲）。公元前201年，刘仲被封为代王，肩负起替家族镇守北大门的重任。但这显然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就在下一年，首先是亲征的刘邦面临了白登之耻，没多久刘喜难以招架匈奴人的围攻，不得不弃城逃跑、赶回洛阳向刘邦自首，最终被弟弟网开一面、贬为郃阳侯了事。

相对于父亲，刘濞则强悍得多。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汉高祖刘邦亲自出马。此时刚好20岁的刘濞以骑将的身份随军出征，他“有气力”、作战勇猛彪悍，应当是表现比较突出。因为在战后，为了镇抚民风“轻悍”的三吴之地，刘邦首先考虑到了这个侄子——刘濞被封在沛地当吴王，下辖三郡、五十三县。

《史记》中煞有介事地记载了这么一幅场景：刘濞拜官受印后进宫叩见汉高祖。据说，善于面相的刘邦一见到侄子就心生悔意：这孩子面露反相。但鉴于任命已经公布，君无戏言，刘邦只好拍着刘濞的后背谆谆告诫：“传言汉兴之后50年，东南方向将有叛乱发生，难道是你吗？天下同姓是一家人，你千万不要造反！”刘濞则被吓得慌忙跪地叩谢，发誓将效忠家族。

由此看来，刘濞仿佛是一个天生的野心勃勃之徒，难怪后来他真的成了“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

但上述记载更像是“事后诸葛亮”的春秋笔法而已：刘邦不是第一天认识自己的侄子，在封王之前理应早就对刘濞进行过系统考察，怎么可能恰恰在颁布任命的那一天突然察觉侄子“有反相”？

相反，根据史书来看，吴王的谋反更像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就像后世小说中描绘的那样：被逼上梁山。

在反叛前，刘濞在封地的表现如何？史书中有专门的记载。

刘濞辖区内的豫章郡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而且历来是海盐的主产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通过铸币、制盐，刘濞每年都能获得丰厚且固定的收益。

但他并没有贪得无厌、“为富不仁”，反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鉴于通过上述两项渠道获得的财富已经足够充裕，他便取消了辖区内百姓的赋税；但即使这样还有富余，于是他干脆给境内的军人发放丰厚的代役金；要知道，当时老百姓服兵役可纯粹是项义务。除此之外，刘濞每年还定期慰问贤士、救济平民百姓，跟我们印象中骄奢淫逸、尸位素餐的“封建统治者”形象全然不一样。

刘濞的上述表现是好是坏？那要看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解读。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刘濞是个合格、甚至优秀的藩王。在西汉初年，经过多年战乱折磨的中原恢复了难得的安宁，亟需以发展来安定民心、巩固统治。因此，当时历任中央朝廷统治者都贯彻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来发展经济，地方的诸侯们也积极配合这一政策，纷纷努力安抚辖区内的军民。这么看来，刘濞无疑是个值得肯定的诸侯，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些财富供自己挥霍享受，而是与民共利，即使是放到当今社会，这种施政风格也极为难得。

但若换种视角来看，却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按照常理，每个男人最大的追求无外乎自身的利益；而刘濞竟然能视金钱如粪土，莫非他有更高的追求——名、权？那么富有却不用来享受，反而用来收买人心，只能证明他野心勃勃、其心可诛！

由于史书是后人编纂，根据从结论推导原因的习惯，人们自然偏向第二种定论：刘濞在辖区内实行善政，不过是处心积虑的收买人心、打造自己的小王朝；他的叛乱，显然蓄谋已久。

但如果我们了解刘濞走向叛乱的过程，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并非天生的野心家。

“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刘濞的失子之痛。

在汉惠帝、吕后执政期间，刘濞一直没留下什么负面记载。直到汉文帝后期，一件宫廷惨案的发生，才让他再度进入史官的视野。

某一年（具体不详），吴王刘濞的世子按照规矩进京朝见汉文帝，随后被安排陪同与其年龄接近的当朝皇太子刘启玩耍。年轻人扎堆玩乐，本来是件好事，既能解闷，又可增进感情，可惜很快就乐极生悲了。

这天，俩人在下棋时发生了争执。这种场景在任何时代都常见，对于一般“识时务”的人来说，“故意让着领导”是一门基本的生存艺术；但吴国世子可能是年轻气盛，也可能是玩的太过投入、忘记了身份尊卑，竟然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但不曾想，太子也不是什么善茬，他直接操起棋盘、砸死了吴国世子。

我们要知道，这个打死吴国世子的太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司马迁认为：“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即刘濞叛乱的念头，正是起于儿子被太子刘启打死一事。站在任何人的角度，这种想法都可以理解：

从普通父亲的感受来看，由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自己的儿子就被他人悍然打死，这种人伦惨剧怎可能坦然面对？

如果从一位西汉藩王的立场出发，自己接班人的性命，在中央朝廷的储君那里竟然形同草芥，是不是等同于诸侯国的命运也与之类似？

因此，无论于私于公，刘濞对中央朝廷、汉景帝产生不满，都并非野心作祟。更何况，即使产生过谋反念头，在很长时期内他也从未付诸行动、甚至有打消念头的趋势。

在儿子惨死后，伤心、气愤的刘濞便称病不进京朝见，只是派使者代劳。这种状况，显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虽不合理、但却合情。

但对于至高无上、没道理可讲的皇权来说，刘濞的这种行为是赤裸裸的忤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打死你儿子又咋地？！于是，汉文帝的处置方式相当简单粗暴：核实刘濞没生病后，一旦吴王的使臣入朝，就被拘禁治罪；来几个，抓几个，没有一人例外。

这么一来，刘濞自然不甘坐以待毙，据称他积极地策划谋反行动，但同时也没就此彻底荒废礼节，照旧逢年过节向长安派使者。

后来，有个能言善辩、知书达理的使者进京后照常被抓，此人态度诚恳地解释了刘濞因害怕而不敢亲自前来的事实，并且传递了希望摒弃前嫌、重头开始的希冀。随后，汉文帝这才改变了主意，他释放了之前被抓的吴国使者，并且赐给吴王几杖来解除他的罪过、准许其不必亲自入京朝见。

由此可见，刘濞并没有真的决定反叛。后来，袁盎在做吴相的时候经常劝他服从朝廷，向来爱才的刘濞逐渐打消了起兵造反的念头。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刘启在打死吴国世子后，就对刘濞起了戒心，他的亲信晁错多次怂恿汉文帝给刘濞定罪、削减其封地，不过未被采纳。

而在汉景帝即位后，晁错受到重用，削藩立即提上了日程。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朝廷找各种理由给楚、吴、赵、胶西四位藩王定下了罪名，随后以削减封地为惩罚，刘濞的反叛计划终于从断断续续的念头转化为了现实。

可以说，七国之乱的爆发，朝廷和藩王双方都自认为占据了法理性。

在汉景帝、晁错所代表的朝廷看来，一方面，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推行削藩政策是顾全大局的正义之举；

另一方面，从私人角度出发，汉景帝当初打死了刘濞的儿子，双方天生就互不信任。这种情绪指引下来看，刘濞在封地实行善政，像极了收买人心、图谋不轨。

因此，汉景帝、晁错仿佛带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吴王刘濞——此人是有“原罪”的。

但以吴王为首的诸侯们也很冤枉：当初派我们离开花花世界长安、前往边远地区巩固刘家统治的，是你们朝廷；如今咱们哥几个辛辛苦苦把领地治理妥当了，老百姓慢慢拥护朝廷、拥戴刘氏了，你们却想着把利益收回去。凭啥披荆斩棘的是我们、坐收渔利的就是庙堂的皇帝和高官？更何况，如此的皇帝可是当初那个随随便便打死吴王世子的狠人，保不住哪天兴之所致就要了咱们这些藩王的命。

因此，随着削藩政策的步步紧逼，吴王和其他六个诸侯为了自保，不得不抱团取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发动了反叛。

理性到残忍的汉景帝随后断腕自救、杀掉了晁错，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朝廷与藩王既然已经撕破脸就再无重归旧好的可能；而且，对于深受自己宠爱的晁错，汉景帝尚且能眼睛都不眨地下手，这些反叛的诸侯日后注定难以善终。于是，吴王刘濞等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用兵，然而无论综合实力、打仗能力、舆论优势，他们都不是朝廷的对手，随后兵败如山倒也在情理之中了。但平心而论，作为史书中的反面人物，吴王刘濞并非真的十恶不赦。

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西汉景帝时期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联合叛乱，对抗中央政权，最终以中央政权完胜，七个诸侯国完败告终。

七国之乱是中央和诸侯国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

刘邦建立西汉以后，迫于形势需要，分封了不少异姓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等，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天下稳固，刘邦就过河拆桥，使出雷霆手段，把这些异姓王一网打尽。

随后，刘邦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觉得单纯实行郡县制太不安全，老百姓一造反，皇帝就是孤家寡人，没人帮助，他觉得天下最亲莫过手足兄弟，于是重拾西周的分封制，把自己的儿子、侄子分到各地做王，还在临终前规定“非刘氏不得封王”。

刘邦很信任自己儿子，赋予这些“儿子王”很多权力，他们在自己封国内拥有行政权、财权、兵权，甚至可以自己铸钱，一个个俨然独立王国。可刘邦不知道他死以后，这些儿子、侄子们个个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已经构成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

汉文帝继位后，已经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这种威胁，他采取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的诸侯国析为几个小国，比如把齐国析为七个小国，虽说齐国封地还是一样大，但力量分散，实力已经被削弱。

在西汉诸侯国中，吴王刘濞资格最老，他是刘邦的侄子，刘邦的儿子们穿开裆裤时，他就追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所以被刘邦封为吴王，占据经济富足的吴地。

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入朝，陪着皇太子刘启玩，俩太子下棋时起了争执，甚至动起了手，刘贤在吴国骄横惯了，对皇太子刘启一点都不客气，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棋盘使劲砸向刘启的脑袋，结果一下子把刘贤当场砸死。

这原本是一次过失杀人事件，但杀人者是皇太子，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只能怪刘贤脑袋不够硬，经不住砸，但老年丧子的刘濞却从此对皇太子怀恨在心，对汉文帝也不怎么守礼，经常称病不朝，汉文帝体谅刘濞的心情，也没怎么跟他计较。

汉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晁错的建议正中汉景帝下怀，立刻着手实施削藩，他不断找茬对各王国采取措施，削减他们的封地，限制他们的发展，一时间巢也震动，诸侯王人人自危。

汉景帝的削藩之举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藩王们当然不服，吴王刘濞对汉景帝当初的“杀子之仇”仍耿耿于怀，他担心削藩迟早削到自己头上，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突然发难，主动出击，联合诸王造反，一举推翻汉景帝，自己当皇帝。

经过一番串通谋划，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正式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响应他起兵的还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一共七个王国，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借口是“清君侧，诛晁错”，但实际目标却是皇帝和中央政权。

一开始，七国占据上风，汉景帝迫于压力不得已让晁错背锅，诛杀了这位大功臣，七国不仅没有满足，反而认为中央软弱，吴王刘濞竟公开称帝，与中央分庭抗礼。

关键时刻，两个人发挥了支柱作用。

一个是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他的封地主要在河南，他率兵顽强抵抗，顶住了吴楚联军的进攻，牵制住了叛军最强大的主力，为决战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另一个是名将周亚夫，他趁叛军主力进攻梁国时，避开正面决战，从关中率军绕道蓝田、出武关，抵达叛军背后，然后坚壁不战，待对方师老兵疲时进行反击，大败叛军主力。

随后，周亚夫率军大举追击，迫使吴王逃到东越，汉景帝派人利诱东越，东越王的政治站位很清晰，用计诱杀了吴王刘濞，把人头献给了皇帝，随后楚王自杀，吴楚联军溃散。

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这边一散，其他王国也掀不起大风大浪，后来相继被平定。从叛乱到被平定，“七国之乱”仅历时三个月，以中央政权全胜而告终。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趁热打铁，进一步采取措施打击同姓诸侯王，如收支郡、边郡，分封诸皇子为诸侯王，取消任免官吏和征收赋税权，等等。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为汉武帝彻底解决藩王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