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淳安和建德知县被砍头时直喊冤枉，他们到底冤不冤？

《大明王朝1566》真是一部传世佳作，不知道五十年内能否再有这样的好作品呈现。它以浙江“改稻为桑”这一件事，把大明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惨烈，以及人性的美与丑刻画得淋漓尽致，也照见了帝制王朝没落的必然性。

淳安县令常伯熙和建德县令张知良，候刑时痛苦流涕，期期艾艾地向李玄喊冤的场景，恐怕只能博得少数同病相怜者的眼泪。如果说他二人冤枉，请问李玄冤不冤枉？马宁远冤不冤枉？沈一石冤不冤枉？还有后来的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他们冤不冤枉？

如果再深一点说，高翰文呢？海瑞呢？甚至胡宗宪呢？每个人都有喊冤的理由，就连严世蕃都扯着嗓子，青筋暴凸地喊冤，似乎大明王朝就是个冤魂遍地的地狱。

官场上的事，难办就难在不光有黑白，还有灰色，而且绝大多数时候呈现灰色，甚至明显的黑白，一旦夹杂“人事”就变成“鬼事”，黑白也成了灰色。

所以，慢慢地常伯熙再也没有“熙”（光明），张知良再也不“知良”，像很多浸淫官场的老油条一样，他们只坚信一个“真理”——抱大腿。抱住了大腿就永远正确，甚至不需要再去分辨黑白，目盲比“熙”，比“良”更可靠。

于是，嘉靖王朝的天下，由几条大腿，形成几大派系：

• 严嵩这条腿下面，聚集了严世蕃、鄢懋卿、罗龙文、胡宗宪、郑泌昌、何茂才等核心骨干，和常伯熙、张知良这些基层“领导”；
• 裕王这条腿下面，聚集了徐玠、高拱、张居正、赵贞吉、谭纶、王用汲、海瑞等人；
• 吕芳这条腿下面，聚集了黄锦、杨金水、李玄、沈一石等。

常伯熙张知良的逻辑很简单：改稻为桑是国策，中央由严阁老支持，地方由胡宗宪领衔，郑泌昌何茂才主导，顶头上司马宁远“秉承”胡总督的意思，全力推进。从上到下，一体同心。另一条线，杨金水直言：你们地方怎么办我不管，我只要一年生产出五十万匹丝绸。

一个毫无争议的决策，作为执行人，严格按领导意思办就是“正确”。包括“决堤淹田”，手段虽然恶劣了一些，还不是为大局服务嘛。

决策是小阁老下达，执行令由郑泌昌何茂才下达，还有杨金水在场拍板，万无一失的事，怎么就办成了“堤坝豆腐渣工程”事件？自己还得莫名其妙背锅，有这么黑白颠倒的事么？

头一年修堤，明明是固若金汤，竟然要为决堤买单。常伯熙和张知良觉得冤，工程负责人李玄更冤，他连喊冤的资格都没有就“畏罪自杀”。

常伯熙张知良的第二个冤屈：我们忠心耿耿执行命令，出了事为何没有一位领导出面替我们扛一下，而是直接把屎盆子扣我们头上？这不符合“抱大腿”的规则嘛！

本着“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常伯熙和张知良无非是吃点碎渣渣的狗仔，棒子打下来，他们觉得自己顶多是从犯。结果却是，主犯不问，从犯杀头，还有天理吗？

这件事体现出常伯熙张知良的愚蠢，郑泌昌何茂才就想得明白，无非就是替罪羊嘛，自救啊，要完蛋一起完蛋！杨金水笑了，你们也是蠢蛋一枚，想同归于尽你们还没那本事！

沈一石也笑了：杨公公你既然清楚这一点，何必活受罪呢？你看我一把大火，干干净净，到地下，冷眼看你们咬得血淋淋！

在《大明王朝1566》中，常伯熙和张知良不光愚蠢，也是最没有灵魂的人，助纣为虐都毫无知觉。

深陷政治斗争的人，虽然难逃站队，可是并不代表要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

比如海瑞，表面上他是裕王的人，骨子里他只为自己的信仰活着。所以，他能顶着压力，管你是哪路鬼怪，一律迎头痛击。在“改稻为桑”上，他的思想与裕王派切合，他按自己信仰做；“改稻为桑”后，他上万言书痛斥嘉靖帝，其实并不符合裕王的利益，他还是按自己的信仰做。

再比如胡宗宪，身子站在严嵩一边，心里却装着一个超脱于私利的“国家利益”，所以，连严嵩也夸他“公忠体国”。

甚至连沈一石，就当所有人认为，这就是个黑透了的奸商时，他却在火光中让人为他流泪。

相对于这三个人，常伯熙张知良面临的难度，一点不比他们高，二人就活不出高度来，自愿当别人利益的攫取者，下场活该！

即便马宁远，表面上跟常伯熙张知良一样，都是抱大腿之流，可马宁远的结局，多少还能让人报以同情。因为马宁远至少有一点值得赞许：他所做的事没有私心杂念。

马宁远做事只有一个念头，替胡宗宪排雷，为了胡宗宪不受伤害，他甘愿冒杀头的风险。事实上他这么做是一个格局很低，视野很窄的愚蠢行为，往往帮倒忙，可是其初衷值得肯定。

常伯熙张知良连这点“愚忠”都没有，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与利益集团之间，只是利益交换，所以，其作恶行为，不全是被动，说到底还是利益驱使。

从这个角度看，常伯熙张知良死得一点都不冤，不说他们治下的百姓，利益集团抛弃他们都不会觉得有所亏欠！

看《大明王朝1566》，常常会让人迷茫：把复杂的事简单化叫智慧，把简单的事复杂化，那叫什么？愚蠢吗？可是嘉靖王朝的政治核心人物们，都是在做“化简为繁”的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利益需要！

大明帝国有一个最大的蛀虫——嘉靖皇帝！严嵩集团的生存，恰恰就是利用了嘉靖皇帝的自私。严嵩集团打着为君父分忧的旗号，四处搜刮钱财，乘机往自家银库里划拉银子。

嘉靖帝心知肚明，甚至公开说：一两银子他们得五成，朕认了，甚至他们得六成，朕也认了！无利不起早，这种给老大打野食的事，只有贪嘴猫才能干得出来，你不让他乘机渔利，谁替你起早带晚？

不光严嵩集团，杨金水其实也是充当这个角色，只不过他们相对于严嵩集团，对皇帝的忠更纯粹些。

为了防止猫太贪嘴，嘉靖帝又刻意培养徐玠，虎视眈眈盯着严嵩一党。有意思的是，无论哪一派，都不敢点破矛盾的实质，形成一明一暗两条线的较量。

明线上，严嵩一党打着改稻为桑，为国家解决财政危机，同时强国富民，把自己打扮成忠君爱国的模样，指责徐玠等人不顾大体，破坏国策。

暗线上，严党借着改稻为桑，大搞土地兼并，乘机对中小商人敲诈勒索。他们一边与嘉靖帝分赃，一边贼喊捉贼。

徐玠一党也不纯粹，为了扳倒严党，他们一边挥刀砍黑手，一边小心翼翼地躲避触碰嘉靖这只尊贵的爪子。因为难度太大，所以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阻止赵贞吉借粮给浙江，逼浙江百姓造反，让严党走进死胡同。

两头受气的是胡宗宪，离开严嵩的庇护，他一事无成，学常伯熙张知良，他自己必然是严党攫取利益的工具，逃不脱被抛弃的命运。所以，他身在严党，却要跟严党“作对”，与徐玠不是一条战线，却被迫与徐玠虚与委蛇。

这就是局势由简化繁的原因，谁都知道根子在哪里，谁都不愿意，也不敢说破，都努力地在恶劣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只有一个人例外——海瑞。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一现的纯粹的人。当他看清了大明王朝的病根后，不躲不藏，一封奏疏直抵嘉靖的御案，让这个大明王朝的腐败之根无处躲藏！

当然，帝制文化的大环境，注定海瑞的努力化作泡影，连海瑞自己也摆脱不了愚忠的紧箍咒。

所以，常伯熙张知良的下场，其实是帝制文化结构下的必然，嘉靖皇帝就是大明的严冬，它降下的雪花没人能躲得过。

大明王朝：淳安和建德知县被砍头时直喊冤枉，他们到底冤不冤？

他们冤？

他们俩最该死了！

一、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那就真难了！

其实翻遍史书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个贪官是一心只管贪的，大都上任时，也是胸怀天下，也是想造福百姓的。毕竟是人，又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是饱读诗书的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

可以说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是一心跟在杭州知府马宁远后面跑的。而马宁远又一心要报答浙直总督胡宗宪，胡宗宪又是严阁老的人，正所谓一环扣一环，扣在最后还是一环。

包括严嵩，当首辅的这些年，也是一心要管好大明朝，也没想过一定要陷害忠良，除非他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可是，人往上爬，就得踩到别人，爬得越高权力越大，也就越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也就越想掌握更大的权力以获得安全感，也就越往上爬，最终爬到顶峰，无路可爬。

自古权利跟义务是划等号的，严嵩掌握了明帝国一人之下的权力，那就得享有一人之下的义务。所以，当大明朝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嘉靖帝，而是严嵩！

要解决国库空虚问题，严党提出了“改稻为桑”国策，并得到了嘉靖帝的赞同，随后便严格推广起来。可以这样说，这条政策的出台，单从设计的路线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了最终落实政策的基层上面。

也就是浙江地面，以及地面上形形色色的各级官员，他们怎么去发动老百姓推行这项政策的执行是关键！

二、

“改稻为桑”国策的制定是在正月，杭州知府马宁远带着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军士去踏苗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份了。

可以说，这期间的三个月，马宁远、常伯熙和张知良没少对百姓费口舌，至少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想出踏苗的损招，不然马宁远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

甚至，他们还把新安江的堰口给堵死了，当然，他们此举并非是为了毁堤淹田，而是为了不放水，迫使百姓放弃种植水稻。

其实当时胡宗宪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如果百姓自愿改稻为桑，那最好，如果不能，那也不能逼迫百姓这样干。

到这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都还是比较理智的，面对不够理智的上级，常伯熙还劝他回去再商量别的办法，别跟百姓硬刚，结果被马宁远威胁拿了他乌纱帽：

“怕死了？怕死就把纱帽留下，你们走。”

从马宁远的话中可以看出，常伯熙和张知良俩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基本没有发话的权力，只能被马宁远裹挟着向前走，除非俩人的知县不要当了。

既然不用这两位知县出面硬刚，有上级在现场亲自指挥，他们俩自然也就没有退缩的可能性。尤其是马宁远，总是在放狠话，什么人都死绝了也得改，什么自己就站在这：

“本府台现在就一个人站在这里！敢造反的就过来，把我扔到这河里去！”

三、

可以说，到这时候为止，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都不用负责任的，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俩人也被砍了呢？

就是因为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

为什么说，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后，必死无疑呢，下面听杨角风来给大家进一步分析：

毁堤淹田的命令是严世蕃下达的，就是因为胡宗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希望朝廷逼着老百姓改稻为桑。所以，这条命令并没有直接下给胡宗宪，而是瞒着胡宗宪下给了郑泌昌和何茂才。

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想让计划落地，首先得拉拢朝廷派到浙江的一条“狗”——杨金水，这一点两者利益一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其次便是找执行者，以及日后东窗事发后的替罪羊，也就是杭州知府马宁远。

因为他们要淹的就是杭州府的地界，当然得跟当地的最高指挥官达成一致意见啊。参考后来的杭州知府高翰文，他如果不配合，郑泌昌和何茂才都拿他没办法。

记住，到此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是跟马宁远捆绑在一起的，真正让马宁远下定决心干蠢事的是杨金水的这句话：

“忠上司认主子是你的长处，但是我问你，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还不是听严阁老小阁老的？那么你听严阁老小阁老的，还能有错？”

但后面两个知县的做法就彻底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四、

不管胡宗宪按哪种方式汇报毁堤淹田之事，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都必死无疑：

按照小阁老的想法，这次新安江决堤，把责任归结于天灾。可是，遍观史书，任何一个地方发灾，不管是什么原因，父母官是必须要到现场赈灾的。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如果地方官不足以处理大灾，那么省级，朝廷都得派钦差前来处理，没有例外。

而这次新安江决堤，按照后来海瑞查实的情况是：

“一夜之间，整个淳安半个建德全在洪水之中，死亡百姓三千余人，无家可归三十余万！”

这已经是大灾了，一夜之间就死亡了三千多人，马宁远尚知道跟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求：

一是不能饿死人，二是不能让胡部堂下不了台，当然，他肯定没有预料到后来胡宗宪是掘开了淳安建德两处口子。虽保住了其他几个县，但水都去了淳安和建德，自然就导致大水淹死了人更多。

可是当胡宗宪跟谭伦在前线赈灾的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跟郑泌昌和何茂才喝酒庆功，这就是找死，日后不管这场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他俩必死无疑。

尤其是这句神来之笔，当马宁远讲自己如果还在这里喝酒，那就是没了心肝，扭头就要去找胡宗宪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问：

“我们要不要去呀？”

做人愚蠢到这个地步，还指望能保住命？

五、

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小阁老的理论，把决堤按天灾来算，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也难逃一死，除了救灾不力以外，还有另外一条理由，这一条后来胡宗宪也讲了：

同样的暴雨，同样的江河，临省的江只花了新安江一半的修堤款，人家那固若金汤，我们这里这个谎怎么圆？

不仅胡宗宪不信，当时的河道监管李玄也不信啊，当时他就找杨金水了：

“干爹，干爹，九个县，九个县的堰口都，都裂了，一定有人要决口，这是要害儿子，害干爹您呐！”

他都清楚，这种桃花汛根本不可能让新安江决堤，肯定是人为的，肯定是有人在害他。

那么作为淳安和建德两县，修堤到自己管辖范围时，必然会经手参与。光修堤不力的罪名，也可以砍了他俩的头，事实上也是以这个理由砍了他们。

这还是在天灾的前提下，如果是人祸，那他们俩更是无处可逃，因为这个堤就是他俩参与决开的，还是后来海瑞的审讯何茂才时记录的口供：

“据查，原杭州知府马宁远，原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在端午汛到来之前便带着你臬司衙门的官兵，守在九县每个闸口，五月初三汛潮上涨，九个闸口同时决堤，你的官兵一夜之间全部撤回。”

记住，这俩知县竟然糊涂到带着士兵，挖开口子，淹了自己管辖的地盘，这种父母官，不杀怎么安抚民众？

历来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百姓遭殃之后，先干掉的就是地方官，以便给百姓交代。

那么淳安和建德的这两名知县，该怎么做，才能保命呢？

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说服马宁远，停止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如果说服不了，可以当场辞职不干，以马宁远的脾气，会批准的。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命，除此之外，只要存在了毁堤淹田的这个动作，只要有百姓因此而死亡。那么不管是朝廷，还是地方大员，都不可能这样轻易放过去，即使是他们刻意为之，也必然找出几个替罪羊，以平复民怨。

既然是找替罪羊，那么谁会首当其冲呢？

必然就是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幸亏胡宗宪牺牲了这两个县。如果没有处理，任由九个县被淹，那么其他七个县的县令，脑袋也就跟着一起落地了。

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杭州知府马宁远的死也并非没有意义。至少胡宗宪以他们三个的供词，逼迫郑泌昌、何茂才、杨金水在自己报的河堤失修奏折上签了字。如果没有他们三个的供词做威胁，他们三个哪里肯这么容易就范？

常伯熙和张知良临死前，还在哭哭啼啼地喊冤：

“李公公，我们冤枉啊！”

你们冤枉？

你们最该死了！

大明王朝：淳安和建德知县被砍头时直喊冤枉，他们到底冤不冤？

这两个县令和马宁远 发生决堤后无论如何都要死，按剧情来讲那两个县令辞职都会抓回来处死，谁都知道是毁堤淹田，但定罪是河堤失修贪没修堤款，

要么多杀几个泄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