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为什么要迁都？又为什么迁都后40年便分裂而亡？

北魏迁都是汉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到拓跋宏即位，北魏历经百年，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斗争激烈。为了革除北魏旧势力的影响，强化中央集权，缓解社会矛盾，孝文帝拓跋宏继承冯太后遗志，推行新一轮汉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迁都洛阳。

不过，北魏迁都洛阳后，虽然一度迎来高速发展，但新的矛盾很快吞噬了北魏政权。仅仅四十年，北魏变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不久，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

史学家分析，北魏汉化改革流于形式，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进而导致北魏灭亡。其实这个观点一点站不住脚，我认为，北魏灭亡另有他因，与孝文帝改革无关。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政权。关于鲜卑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

跟所有的北方民族一样，鲜卑族是草原游牧民族，由若干个部落联盟构成。西晋末年的五胡十六国，基本都是由鲜卑各大部落联盟建立的政权，比如慕容部建立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部建立的西秦；秃发部建立的南凉；吐谷浑部建立的吐谷浑等。

北魏是道武帝拓跋珪，在鲜卑贺兰部、慕容部、长孙部等各部落的支持下建立，保留着中原夏商时期的部落邦联制结构特征。

一百年来，北魏在军事上频频开疆拓土，入主中原，但是原始的邦联制结构，已经远远不适应帝国的统治需求，一度让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

1.邦联制结构导致的权力分化

邦联制结构是一种由各大部落联盟，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模式，部落联盟拥有对各自部落的治权，同时又对皇权形成掣肘。这种结构决定了最高领导人，离不开部落首领们的支持，相互权力的分配，取决于各部落的实力，是一种半松散联合结构。

所以，早期的北魏政权不存在皇权独裁，更没有统一的国家意志，甚至很难形成统一的政令。

基本上所有的草原民族政权，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比如辽国，耶律阿保机与各大部落联盟斗了二十余年，才实现了真正的皇权独裁，和中央集权。

显然，这种结构适合于社会结构简单，生产力落后的状态，随着北魏政权的疆域扩大，和社会阶级的复杂化，这种结构必然崩溃。

2.封建宗主的特权激化阶级矛盾

北魏初期的政治结构，类似于西周的封建宗主制，由此慢慢形成三种矛盾的叠加：一是宗主与皇权的矛盾，二是宗主与农民的矛盾，以及宗主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

①宗主与皇权的矛盾

宗主拥有对奴隶（依附民）的私有权，以及土地私有权，他们事实上弱化，甚至剥夺了皇权对这些土地和子民的统治。

②宗主与农民的矛盾

北魏从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一方面接管了中原文明大量的农民，另一方面促进了牧民向农民身份的转化。可是，宗主制利益结构，依然停留在宗主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农民起义不断。

自献文帝拓跋弘时期，十余年间农民起义不断，严重动摇了北魏统治基础。

③宗主之间资源分配的矛盾

北魏的宗主，由旧的部落贵族演化而来，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势力。资源的掠夺，也加剧了宗主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

3.民族矛盾逼迫北魏改革

民族矛盾是所有草原民族入主中原逃不掉的魔障，随着北魏政权的触角，一步步向黄河流域伸展，他们与汉民族的矛盾不断加剧。

相对于鲜卑族，汉民族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北魏面临着巨大的民族矛盾压力。这个课题不光古代难以解决，放在今天都是最棘手的问题。

武力可以征服身体，征服不了人心，更征服不了思想。作为外来民族，主动变革，融于地方文化，对北魏来说势在必行。

4.汉文化对鲜卑贵族的影响

汉民族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其文化的力量。汉文化所展现的博大精深，对一个刚从游牧文明转变过来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其魅力无以言表。

崇尚武力的鲜卑贵族，尤其是拓跋宏本人，在汉人祖母冯太后的悉心教导下，已经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汉族儒家弟子。

我们发现，每一个游牧民族向中原入侵的过程，就是其本身，一直被中原汉文化不断改造基因的过程。拓跋宏也一样，作为皇帝，将他的民众改造成标准汉人，就是其文化基因的推动。

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涉及多项内容，其中迁都洛阳，看似无足轻重，其实是最关键的一步。

太和十七年，拓跋宏以南征的幌子，率领百官以及百万大军，由平城（大同）出发一路南下：

“（帝）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颗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

大军行进到洛阳，遇到连绵大雨，行军极其困难。这些贵族们本不愿意南征，于是请求停止南行，驻留洛阳。就这样，拓跋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悄悄地完成了迁都计划。

贵族们为何不愿意南迁，孝文帝又为何坚决力主迁都洛阳？

1.削弱贵族势力影响强化皇权独裁

每一个旧势力都有其特定的利益范围，远离其利益控制区，就是摆脱他们影响的最有效手段，这就是孝文帝迁都的思想出发点。

后来的隋炀帝迁都洛阳，和宋太祖未遂的迁都计划，都暗含着摆脱旧势力控制的意图。孝文帝也是为了摆脱草原部落宗主的势力控制，我们也明显看出，北魏皇权的独立性，从那以后才体现的更明显。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子贵母死”制度的废除。北魏前期实行这项残忍的制度，就是为了防止政治势力的过度渗透，迁都以后，这种影响力锐减，“子贵母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2.革除地方势力实施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和皇权独裁是一对伴生体，迁都后，孝文帝大刀阔斧地展开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推行，彻底摧毁了宗主制地方势力，将国家领导权牢牢收归中央政府。从那时候起，北魏政权才真正具备汉民族帝制文化的内涵。

3.促进民族融合巩固统治基础

孝文帝在迁都之后的全盘汉化改革，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少数民族文化运动。北魏从服饰、语言、文字、教育、度量衡、姓氏、婚姻、官至、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颠覆性的推倒重建。

为了保证汉化改革的顺利推进，一方面他带头示范，将拓跋氏改称“元”氏，强制规定官员必须用汉语，否则一律免官。他还积极与中原世家大族通婚，亲自为皇族子弟与汉民族通婚保媒，并赐给这些家族一些特权。

对抵制改革的旧势力，孝文帝严厉打击。他的儿子，太子元恂因为组织逃归平城，被孝文帝废为庶人，不久遭遇杀害！

这些举措，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快速融合，也有效缓解了民族矛盾。

4.利用地理优势强化内政外交效率

平城接近草原，远离中原，其实很不适合做都城。当北魏的疆域拓展到黄河以南地区时，与南朝将不可避免发生交集，洛阳这个四通八达的天下中心，其便利性远非平城可比。

公元534年，孝武帝元修逃奔长安，尔朱荣拥立元善为孝静帝，迁都邺城。由此形成了邺城的东魏政权，和长安的西魏政权。此时距孝文帝驾崩，刚刚三十五年，距迁都洛阳四十一年。

由此，很多人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是失败的。尤其是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导致北魏丧失了自身优势，导致亡国，其理由主要由以下几点：

①北魏尚武精神的丢失

他们认为，鲜卑族最大的优势是尚武精神，北魏帝国的建立，尚武是基础。而孝文帝的改革，丢掉了尚武精神，导致军事力量下滑

②汉文化糟粕的副作用

孝文帝全盘汉化，把儒家文化里的很多糟粕，不加分辨地全部带进来，甚至糟粕多过精华。他们认为，孝文帝迂腐不化，没有掌握汉文化精髓，只是表面汉化，导致自身“中毒”。

不过，笔者表示不敢认同，将自己的意见与大家分享：

1.鲜卑尚武精神的丢失与汉文化无关

鲜卑族起源于游牧文明，尚武是所有游牧文明的标志，崇文则是农业文明的标志。当鲜卑人选择了从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过度时，其尚武精神必然弱化，跟汉文化没有关系。

以清王朝为例，满清没有全盘汉化，但是满人后来的尚武精神在哪里？我看还不如汉人！根子不在汉文化，而是他们自己抛弃了游牧文明的尚武。

2.如果没有孝文帝改革，北魏亡得会更快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主动的，因为改革的难度之大，往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孝文帝改革也是如此，早在献文帝时期，北魏已经呈现出严重的社会危机，面临着再不改革就要灭亡的危险。

冯太后作为汉人，她深刻明了汉文化对鲜卑困局的有效性，所以，从她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汉化改革，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孝文帝亲政后，延续和发展了改革，不能将北魏灭亡的责任，推给汉化改革。

3.北魏亡于门阀势力，这是它躲不掉的历史宿命

有人拿满清跟北魏比较，说满清之所以能长久，就是没有全盘汉化，保留了满族文化的主体。这话很扯淡，请告诉我满族文化的主体优秀在哪里？除了所谓的尚武，都已经被丢了，还剩啥？

北魏其实亡于门阀士族集团，跟后来的北齐、北周，以及南朝的改朝换代一个性质。

门阀士族集团是东汉末年以来，士族豪门集团的升级版，士族阶级的3.0版本。这个集团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缔造的结果。所以，那个时代的所有政权，从魏、晋，到南北朝，全是门阀集团的玩物，怎么能把北魏的灭亡，单单归于孝文帝改革呢？

除非鲜卑不入主中原，依然保持草原游牧民族状态，那就另当别论，只要跨进中原文明的大门，那个阶段，注定是门阀集团当家做主。

满清为何长寿？很简单，那时候已经没了威胁皇权的门阀集团了！从唐以后，与皇权共生的是寒门士族阶级，这个阶级，慢慢沦为皇权的附属品，因而明清时期的皇权，越来越独裁，这才是满清汉化不被灭亡的原因。

用通俗的话讲，北魏相对于满清，就是命不好，正好处于门阀集团肆虐的时期，满清走运，没有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了，两个政权宿命不同而已！

孝文帝改革或许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是很成功的，四十年亡国不是汉化改革的错，那是因为历史的车轮，正好把它带到了终点站！

北魏为什么要迁都？又为什么迁都后40年便分裂而亡？

北魏迁都是服务于战略需求的，其旧都满足不了南征的需求，故在北方趋于稳定以后，进行了都城南迁，成为进攻南朝的前沿指挥所。有人认为北魏迁都是造成分裂的根源，其实迁都是独立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这个决策并不等同于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所以北魏迁都被误解了。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乘南齐武帝病逝的机会，率军由首都平成（今天的山西大同）出发，开始南征。而军队行至洛阳遇上了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北魏的军队里，核心主力就是鲜卑的贵族子弟，这些人表达出不愿继续南进的诉求。孝文帝心里清楚，一支心怀不满、疲惫不堪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就同意了将士能的诉求，但也提出了条件，贵族子弟同意迁都洛阳，便可罢征。

这个条件由前线传至朝堂，这些贵族子弟的父亲基本上都是在朝的大臣，得知儿子前线受到的苦累，也就勉强同意了孝文帝的条件。前线的贵族子弟则更是不愿意吃这个苦，都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在大部分贵族眼里，只要不打仗，迁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孝文帝迁都的潜在战略其实还是为了南征。所以迁都洛阳之后，北魏与南方政权的军事冲突迅速增加，进入了一个战争连绵的时期。

孝文帝时，北魏政权的制度建设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这个制度建设的主题就是汉化，之前的每一个掌权者，都希望将一个半游牧半开化的国家，发展成为汉人政权的模式，他们认为汉人政权是先进的代表。尤其是孝文帝时期冯太后的改革最具代表性，比如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的官员班禄制改革。

在此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员是没有俸禄的，所以就演化出官僚阶层的不正规收入，比如战争劫掠、霸占土地，这些不正规收入却一直未受修正，成为一种潜规则。且战争逐渐停下，劫掠战利品的机会越来越少，官僚阶层便将魔爪伸向民间，从人民手中榨取收入，这必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伤害。

冯太后的班禄制改革就是参照汉人政权的俸禄制，从民间获得税收来支付官员薪水。与税收相辅相成的，则是土地改革，政府将土地分给人民耕种，然后收取土地税、农业税。为了发放和划定土地，还需要进行人口普查、户籍整理、耕地丈量。为此，冯太后在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下，创立“三长制”，即在县以下设立三级村民机构，让他们负责户籍和税收管理。

在思想上，北魏的崇佛尚儒既有鲜卑特色，又是汉化的重要表现，抛开佛教不谈，北魏皇帝扶持儒家文化，主导了一系列神化皇权、加强礼仪的运动，儒教的发展甚至超越南朝。在政治上，由于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影响，很多贵族集团企图控制政权的话语权。北魏则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控制，比如冯太后时期拓跋氏禁止通婚的法令，所以说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汉化运动的鼎峰，这也就将北魏内部贵族之间的矛盾加深。

为何这么说呢？比如班禄制，原先贵族们可以通过战争、土地兼并的方式，豪取强夺；改革之后则以固定的“工资”发放，必然造成贵族的财富缩水。这种财权的掌控，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主题—加强中央集权，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上的打压，权力的分解与收回，这当然是鲜卑贵族不愿接受的。

“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氏族论》

冯太后去世以后，孝文帝亲政，继续推进汉化改革，但孝文帝的改革并不成功。因为他触动了鲜卑人的“意识形态”，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我们说少数民族的汉化改革保留民族特色的才会取得成功，比如清朝，他们不会变动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而孝文帝的这些改革偏激进，且现实意义不大，可以说是为了汉化而汉化。这就更容易激起鲜卑人与中央朝廷的对抗，也正是这些对抗，才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崩离析 。

孝文帝的改革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迁都洛阳的意义却很大，历史课本里将迁都洛阳一并看做汉化改革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迁都之事不是为了汉化，而是服从于战略需要。

北魏首都在平城时，南北两大政权之间的地理错位相当严重，南朝的首都设在了长江边上的建康，北朝的首都却在遥远的平城。北魏定都平城与其建国初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时北魏的对手主要是柔然、燕国、夏国等北方国家，与南朝并没有什么交集。但北魏统一北方后，战略目标也就南移，而平城至南方的战线过长，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北魏的国家战略。

北魏从平城南下时，必须首经太原，由太原南下上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地区。这一段距离约一千五百多里，前面说过，孝文帝的南征军遇到过大雨，而即便是没有遇到大雨，这么长距离的行军，翻越崇山峻岭，也足以消磨一支军队的意志，而且这一千五百多里，连国境都未跨出去。所以北魏历次与南方的作战，虽然兵力优势明显，却大都因为战线太长，指挥不便，而不得不半途而废。

而且由于平城太靠北，在其灭亡后燕以后，燕国流亡者在今天山东境内，建立了一个名叫南燕的小国，这就说明北魏的“手太短”，控制力相对较若。由于北魏出兵不便，反而让南朝宋武帝刘裕近水楼台，北上抢占了山东。这也是南方政权向北渗透的最远边界，甚至威胁到了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如果当时的首都就在洛阳，完全可以沿黄河向东出兵，山东能够落入谁手就不一定了。

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是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借助迁都，扩大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得辐射范围，从而巩固北魏的东、南疆土；二是此为基地，缩短向南征伐的战线，提高补给和指挥效率，这里缩短的可是一千多里！

在迁都洛阳两年之后，北魏开始南征，这一次南征体现了迁都的效果，北魏于襄樊一带取得较大胜利。后来战争进入一段相持，随着指挥效率的提高，北魏在涡阳（今安徽亳州内）之战中能够转败为胜，这都说明迁都对于南征战略的促进作用。但较为戏剧的是南朝齐明帝在这个阶段去世，北魏孝文帝以“礼不伐丧”的教条主义礼制思想停止了征伐，引兵而还。待南朝齐办完了国丧，才又一次南下，这里可以说是封建礼教害人不浅，孝文帝在这一次御驾亲征中暴病而亡，从而也就彻底终止了南征。

由此可以看出，迁都洛阳从战略上没问题，与迁都相比，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与改革相对应的就是保守势力，这些鲜卑贵族组成的保守集团，不仅于内阻碍改革进程，而且将孝文帝视为攻击对象。在保守集团分裂倾向愈发严重时，北魏的政治被撕裂，从而影响了军事。魏孝文帝之后，北魏政权内部纷争不断，这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北魏末年席卷北方的那场大骚乱。

整个北魏时期，除与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敌人作战外，在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对手—柔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大力打击柔然民族，花木兰的故事就是以北魏与柔然的战争为背景，最后北魏将他们驱至漠北。并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以阴山山脉为基础，建立了六大塞防军镇，即武川(今内蒙武川)、抚冥(今内蒙卓资山)、怀朔(今内蒙五原县)、怀荒(今内蒙乌兰察布)、柔玄(今山西天镇县)、沃野(今内蒙巴彦淖尔市)。

太武帝是鲜卑人的民族英雄，他执政时期，汉人甚至没有参军的权力，除非是在特殊时期才对汉人进行招募入伍，干一些炮灰、杂役。在六镇之中，将领皆来自鲜卑贵族，士兵也以鲜卑人为正兵，少数汉人充当杂役。当时的六镇肩负着保卫首都平城的责任，在北魏军政体系中影响力较大。而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六镇的地位也就随之下降，更重要的是孝武帝的全盘汉化改革，严重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所以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沃野镇和怀荒镇的造反完全能够理解，这次造反也拉动了关西到河北地区的大规模叛乱。

为镇压叛乱，北魏政府寄希望于秀容(今山西省忻州)的军阀尔朱荣。这个尔朱荣有点汉末西凉军阀董卓的影子，征召入洛阳后，先掌权另立了孝庄帝。然后开始“力缆狂澜”，他在镇压叛乱的同时，以强硬手段杀戮不配合的官员。孝庄帝倒不像汉献帝，先发制人杀了尔朱荣，但后被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所杀。

这时候，尔朱家族的权力已难以控制，但最终是被以高欢为首的另一个武装集团消灭。在这些此起彼伏纷争中，北魏形成了以高欢为首、以晋阳和邺城为核心的东部集团，和以贺拔岳为首、以关中为核心的西部集团。贺拔岳手下有一个叫宇文泰的，这个大家都熟悉，在贺拔岳死后，宇文泰就控制了西部集团。高欢和宇文泰都未自立，他们从北魏皇族中扶持不同的人当皇帝，这才有了东魏、西魏。高欢和宇文泰死后，他们的后代分别篡位，成立了北齐和北周。

太和十六年，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综上，可以看出，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之举实际上是服务于战略需求，这个举动可以归结于汉化改革，毕竟那是中原汉族政权最兴盛的一个区域。但这又不能完全看做北魏分解的原因，因为这个决策走向是扩大疆土，光这方面是不会引起贵族反对的，因为北魏有一套完整的宗室贵族分封体系，疆土的开拓对贵族来说并非无益。只不过孝文帝的汉化过于“迂腐”和教条主义，以至于迁都激化了内部矛盾，仿佛是造成北魏分裂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魏为什么要迁都？又为什么迁都后40年便分裂而亡？

纵观中国历史，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势力最为强盛的年段便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期间，北方土地成为不同少数民族势力争相斗狠的舞台，战乱不止。虽然前秦曾短暂统一北方，但当其经历淝水之战之战的大败后却轰然倒塌，北方的局势再次变得混乱起来。南北朝对峙期间的第一个北朝势力——北魏，无论是孝文帝在位时期的迁都之举，还是之后的分裂，都可谓是大大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再度促进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

每一个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之后，便需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本民族与汉族人之间的关系。有的选择一杀了事，有的选择将汉民族作为奴隶，而有的却选择促进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而北魏则是第三种做法。

汉文化本身就要比鲜卑文化要高级、完善许多，无论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十分值得北魏统治者借鉴。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自北魏建立以来，其历代统治者都无不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广和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

北方之所以战乱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许多少数民族对汉民族采取了屠杀虐待的政策，使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

“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于乱麻，于是民生耗减，且将大半”。

很显然，这种互相残杀的局面并不是北魏统治者所想要再次看到的。最后，虽然汉民族在北方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稳固的政权，作为在本地深耕经营了数代的群体，却仍然存在着许多地主豪强。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对北魏的统治来说也只能是有益无害。

在迁都之前，孝文帝就曾发布过众多汉化的改革政策，如在婚姻上就使妇女自由了许多：“今自太和六年以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娉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

虽然如此，仍有不少鲜卑贵族很难改掉原有的习惯，汉化也因此无法彻底进行下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更好地控制身处洛阳的诸多汉族地主豪强，孝文帝便开始了迁都洛阳的过程。洛阳作为古都，其内汉文化风气也相当浓厚，让鲜卑族人长期生活在里面，无疑能够起到对汉化的潜移默化的效果。

2、加强皇室对国家的实际控制力度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北魏最初的政治制度其实脱身于其原来的部落制，充满着浓浓的奴隶制风气。北魏官吏开始并没有正式的俸禄，其经济所得全是凭借贪污、贿赂、剥削的方式。由于宗主督护制的存在，国家税收多为地主豪强所得。

“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成为北魏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战争中所获得的人口、财宝等也会按照功劳不同而赏赐给贵族，成为他们扩大自身实力的有效途径。可一旦在这种战利品的分配上无法做到使各贵族都满意，那么便很容易导致内讧，接着出现政变也是有可能的。

此外，在鲜卑原有的政治体制下，鲜卑贵族就拥有一些不弱于皇帝的权力，甚至他们联合起来还会对皇帝产生莫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北魏皇室在名义上拥有着掌管天下的权利，但其在实施权力时却困难重重，旧贵族、豪强、贪官污吏等群体都会给予不同程度的阻碍。

由于北魏早期实行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民族矛盾十分严重，民族斗争连绵不断，其中尤以盖吴起义规模最大，其“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声势复振”，对北魏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平城作为鲜卑贵族经营发展了数年的一座城市，里面的势力分布盘根错节，即便是皇帝想要对其进行彻底整治，也需要面临不小的风险。因此，将所有旧贵族、官员迁往一个新的城市削弱他们的势力之后，再逐一消灭便是很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有不同意的，还可以趁机杀鸡儆猴，增强皇室威信。迁都洛阳不仅可以加大北魏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力度，也可以使皇室远离边境，在安全性上提高一大截。最后，洛阳在规模、建筑、交通等外部环境上也要比原来的平城好上很多，政治中心迁移到这里之后，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可谓是一举多得。

1、北魏的政治体制始终存在较大问题

迁都洛阳一事虽然最终成功，但对北魏鲜卑贵族而言，却充满了不小的悲剧性。部分保守派官员和旧贵族在平城经营日久，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这时要他们迁都，可谓是难如登天。若非孝文帝以南征名义迫使他们听令，北魏内部必然要爆发一场不小的动乱。

当迁都洛阳之后，一些平民依靠新政策迅速崛起，而许多武将功臣的政治地位却不断下降。两相对比之下，自然会引发一大批人的不满和愤懑。之后太子元恂的死更是一个导致平城叛乱发生的导火索。

“浑非宏任用中国人，与伪定州刺史冯翊公目邻、安乐公托跋阿干儿谋立安寿，分据河北。”

虽然这一叛乱被迅速平定，但旧贵族势力对汉化改革的抵触与反对却很难消灭。尤其是之后孝文帝以强硬措施在全国推行汉化，并未实际考虑到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也引起了更多人的暗中不满，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在这时便开始了分裂。

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孝文帝可以说是撞在了枪口上。由于鲜卑族文化较为落后，并没有辨认政治制度是否合适于自身的能力，自然认为汉族政权的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良好的人才选拔制度，殊不知这正是导致西晋政治黑暗的根源之一。

本来孝文帝发动改革就是为了减轻贵族对朝政的把控力度，结果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反倒使得贵族势力可以更名正言顺地占据朝廷内部的各个职位。北魏中后期政治从上到下都显露出无比腐败的情况。

他们贪图享乐，彼此之间“颇相夸尚，竞慕奢丽，贪纵不法”，同时大肆敛财，导致民不聊生。此外，由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将原来的军人阶层排除在外，导致他们失去了政治上升的空间，再度使得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情况更加严重。

2、六镇问题解决上的失败是直接原因

当北魏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之后，为了应对来自北方柔然的侵略，曾经在平城周围建立了十分严密的防守。

“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寨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千里”。

这些军人建筑城寨、设制边镇，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北魏六镇，为北魏的边防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首都安全的重要防线，六镇的政治地位在北魏初期远非其他地方军所能及，能够前往六镇戍边也被北魏军人看作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六镇军人直接受中央政权的指令管辖，军事制度上则保留着鲜卑旧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原有鲜卑文化的最后保存地。然而，随着柔然实力的削弱，他们不得不派遣使者以求得与北魏的和平相处，此后的迁都洛阳则更使六镇的军事意义几乎消失殆尽。

久而久之，生活在六镇的军民虽然在名义上是仍然是鲜卑贵族，但其实际地位却大大跌落，普遍被视作粗鄙的武夫。而当他们失去作用时，朝廷对他们也不再关照，而是任由其自生自灭。

此外，由于六镇军民并没有经历过汉化，这使得他们与洛阳乃至生活在其他地方的鲜卑族人之间开始有了严重的隔阂，可以说是一群不被接受的鲜卑人。就这样，六镇军民不但要时刻抵抗来自柔然的入侵，还需要承受本国的白眼和漠视。

最重要的，北魏政府无力负担六镇的经济开支，六镇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又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柔然大汗阿那瓌于公元五百二十三年发动的一场针对六镇的侵略和抢劫，则彻底将六镇军民推向了绝望之中。

六镇军民便在这种物资得不到补给的情况下轰然起义，“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有趣的是，北魏政府竟然委托柔然来消灭六镇起义。最后，虽然这场起义被平定下来，但也敲响了北魏灭亡的丧钟。

迁都只是一个理由，孝文帝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将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北魏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先天就落后于汉民族政权太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少数少数民族政权大多存在时间都不久的原因之一。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孝文帝只能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积重难返之下的北魏也只能走向灭亡。

参考资料：

1.《浅析孝文帝改革与北魏政权的灭亡》

2.《六镇问题与北魏的灭亡》

3.《魏书》

北魏为什么要迁都？又为什么迁都后40年便分裂而亡？

你好，我是慕慕说历史，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要想回答“北魏什么要迁都？又为什么迁都四十年就分裂而亡？”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北魏迁都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政治经济等方面去分析。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他们强势崛起，击败了不少部落，俘虏了不少奴隶，就连柔然的先祖也曾是他们的奴隶。

那么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什么要选择迁都呢？迁都之后又为什么那么快就灭亡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慕慕将从北魏的迁都原因，地理位置，迁都后发生了什么事等方面进行仔细分析。

北魏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国，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占据优势，那么北魏孝文帝为何急于迁都呢？

其实，北魏迁都跟自然因素十分相关。

北魏的平城，是位于我国北部地区，那里地势高寒，气候寒冷，十分不利于农作物的生存与发展，没有粮食，怎么生存？且北魏常年水灾、旱灾不断，据《魏书》记载的：

天兴五年十月“牛大疫，死者十八九，官车所驭巨犗数百，同日毙于路侧，首尾相属，麋鹿亦多死。”

承明元年，发生疫情，耕牛死伤大半，影响了农业生产。

从这可以看出，北魏迁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北魏之所以迁都与文化也有着莫大的关联。

北魏孝文帝时期，孝文帝对于汉文化十分喜爱，自己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而平城的其他鲜卑贵族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不愿改革，且胡汉矛盾又十分尖锐。

但在当时，鲜卑族的人相比起汉人来说是较少的，因此想要拥有长治久安之效，须赖汉人辅助，所以孝文帝致力于汉化改革，就是为了笼络汉族士大夫阶层。

但是汉人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都在中原，如果要彻底汉化，势非南迁不可，而且也只有消除胡汉间的矛盾，才能巩固北魏政权。

于是，迁都是势在必行的。

为了更好的平衡鲜卑族与汉人，迁都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不迁都，执意留在平城，那么鲜卑族和汉人肯定不能平衡的。

要知道北魏由鲜卑族建立，保留了氏族时代勋贵们的政治经济特权，这些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平城守旧势力强大，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受到多方掣肘。此外，平城是一个北方边陲城市，最初是以军事攻防为目的而建立，缺乏中原文化的历史积淀。

而且，平城因为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制约了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平城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除大同盆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为农业生产基地外，代北其他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

但是由于北魏不断地将中原的汉族与其他各地的游牧民族迁到平城，使平城畿内人口急剧增长，这使得平城的生产能力只能达到饱和。而平城交通不便无法及时从外地调运粮食供给平城，民众受饥挨饿的情况时有发生。

政治不平衡，经济发展不起来，于是，迁都是最好的办法。

那么，既然迁都是最好的办法，那为什么迁都后北魏又快速灭亡了呢？

北魏迁都洛阳后，破坏了拓跋鲜卑原来的利益制衡关系,这直接激化了拓跋鲜卑的内部矛盾,使北魏王朝原来的立国根基开始动摇了。

尽管北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迫使鲜卑族同意了迁都洛阳，但从整体来看，鲜卑民族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其中，反对迁都、抵拒汉化的旧贵族人数颇多，力量甚大。

这些人中，有一些极端且保守的鲜卑旧贵族，在迁都的过程中不断制造事端，甚至还发动军事政变。

孝文帝自迁洛之后,在指导思想上，他认为主要威胁来自南朝,于是开始轻视北边防务,不再优待六镇将士。

而平城迁来的旧贵族们则仕途通达,还十分排斥守边贵族,并称呼其为族“府户”,当做仆役看待。

朝廷对六镇将士们也是少给衣食,各镇军官自更残酷地吃刻薄普通士卒。

此外,随从孝文帝内迁的普通鲜卑人和宿卫军人,被看作寒人和武人,寒人永无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职,这些人于是对朝官憎恨。

这些憎恨的朝官们又各自分成派别,争夺权位,又互相切齿。

迁都洛阳后，北魏统治集团开始腐化、堕落，他们丧失了在平城时的朴素传统和尚武精神，开始走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老路,无可挽回地腐败下去，并且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而且孝文帝在迁都之后，父子相继在洛阳大兴土木，耗费了大量的民力、国力，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和对人民的剥削。

综合以上分析，北魏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必须迁都，迁都洛阳后，北魏统治集团有开始腐化、堕落，剥削人民，于是，这个好不容易迁都的国家快速灭亡了。

北魏为什么要迁都？又为什么迁都后40年便分裂而亡？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一、北魏迁都的原因

1.地处荒蛮物资供应困难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僻处塞上,虽不断地移民塞上,给耕牛,计口授田,也只能供应六镇的军粮。至平城自作为京都以后,人口集中,游食者多,粮食供给难免发生困难。《魏书·食货志》称:“永兴(公元409-413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明元帝拓跋嗣)以饥,将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国人尤贫者,就食山东三州(冀、定相),敕有司劝课留农者。”

《魏书·崔浩传》载此事云:“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坦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

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屈丐（赫连勃勃）、蠕蠕（柔然）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谁知多少，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中原)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

太宗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穷下之户,诣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

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就食……来年遂大熟。”可见在明元帝时代,平城一带一遇荒年,就有打算迁都就丰收地区的计划。即使不是荒年,平城的粮食也还是不够。北魏政权通常令关内诸州郡用牛车运粟塞上,劳费也是很多。

如《魏书·世祖纪》载:“始光二年(公元425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像这类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到了太和十一年,平城一带又是大旱荒,旱到春天“野无青草”(《魏书·高祖纪》),“郊甸间甚多馁死”(《魏书·食货志》),“饿死衢路,无人收识”(《魏书·高祖纪》,可见饥荒之严重。

接着又流行“牛疫”,牲畜也死了很多。孝文帝允许人民到丰收地区就食,“行者十五六”(《魏书·食货志》),可见平城的旱荒,已达到严重程度,北魏王朝至此实已不得不迁都。

据《魏书·成淹传》载,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后对成淹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从山东、河北运粮至平城,不能利用水运),故京邑(平城)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可见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

何况自从孝文帝于太和九年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础,从关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了。

2.内部腐化而近临强敌

过去,拓跋部氏族成员及被征服各族“豪杰”、“名家”,往往戍防六镇,构成北魏王朝军队的基本核心。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内部阶级分化更为急剧,他们的经济逐渐衰颓起来了,这也使得北魏王朝的军事威力逐渐衰落。可是当时居拓跋氏北方的柔然人的势力,却大大扩张起来。

据《南齐书·芮芮(“柔然”之异译)虏传》称,太和三年,“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纵猎而归”;其后高车南攻柔然,取柔然故地,柔然南徙,逼近平城,孝文帝遣数十万骑北拒柔然,“大寒雪,人马死者众”。

如果北魏仍都平城,稍有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倘南迁洛阳,此时南齐国力,日趋衰颓,不但不能威胁洛阳,而且孝文帝认为如大举南侵,南北混一可期。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阳有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阳。

3.孝文帝推行汉化的必要措施

孝文帝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巩固封建的政治体制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得不彻底推行汉化,也就是进一步封建化的政策，而迁都可以摆脱反对派的干扰。

在迁都洛阳以前,孝文帝已经开始清除鲜卑人的氏族制残余与奴隶制残余,已经开始执行汉化政策。太和七年(公元483年),下诏禁止鲜卑人同姓相婚;太和八年,采用汉制,规定百官俸给等差；太和九年下令:“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州治卢奴,今河北定州）、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幽(州治蓟,今北京市西南）、相(州治邺）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魏书,高祖纪》

但是当时拓跋氏统治集团内部,对此却有三种不同的主张：

保守派。这一派主张保持鲜卑固有风俗,不主张汉化，更不主张迁都。这一派以北魏政权中鲜卑族的元老穆泰、元丕、陆叡等为代表,以后太子元恂也属于这派。

他们认为鲜卑贵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原,就是因为鲜卑人勇悍善战,马背上的生活方式和战斗方式的一致。倘若南迁洛阳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鲜卑人的气质,也会一天天变成脆弱,失去过去强悍善战的性格和习惯,反而不能统治汉族。

同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比塞上要热,鲜卑人不服水土,死亡率一定会很高。所以他们不主张迁都,更反对汉化。

中间派。这一派主张不放弃鲜卑原有的习俗,但也可相应地汉化。这一派以鲜卑贵族中的开明分子为代表。他们已看到了那时北魏政权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品;塞上的屯田,只足供六镇军粮,塞北的畜牧业固然发达,但从农业与畜牧业两者的比重看来,已经不能相提并论。

塞上荒凉,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时人有《悲平城》之作,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魏书•祖莹传》那时的歌谣有云:“纥于山(在今山西大同市东,登纥干,可见桑干河,望平城)，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从上面两首诗看来,当时除掉批顽固保守的鲜卑贵族以外,较为开明的鲜卑贵族对生产落后的塞上和比较寒苦的平城,并不十分留恋,所以他们并不反对迁都。

但是他们却用保留的态度对待彻底汉化的问题,他们认为鲜卑族和汉族过去的风俗习惯,因袭不同,迁都洛阳之后,朝廷典章制度虽也可以斟酌魏晋故事,以装饰门面;鲜卑族的语言服装风俗习惯,却可保留下来,不必硬性干涉,强迫汉化。

改革派。这一派主张彻底汉化,孝文帝就是属于这派的。他们认为既然迁都洛阳,就应该与代都(平城)时代有所不同,也就是应该用种适合于那时封建经济的生活方式来代替过去“佛狸(拓跋)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匈奴留下来和西域传来的风俗)、国俗(鲜卑固有的风俗)杂相揉乱”的塞上生活方式。

他们认识到鲜卑族既已发展到这一特定阶段,还要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已不可能。所以他们主张彻底汉化,换句话说,他们是想用汉族固有的传统方法来统治汉族人民;何况通过鲜卑族的彻底汉化,正可以消灭鲜卑、汉族两大部族间的矛盾,他们的政权,因此会更巩固,他们的子孙,可以更好地统治汉族人民。

同时那时的世家大族如由南朝逃奔至北朝的世族大地主琅邪王氏,以及中原的世族大地主陇西李氏、清河崔氏、广平程氏、太原郭氏诸族,也都撺掇孝文帝进行改革。

这一派的主张,由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因此终于战胜了以上两派,这才有孝文帝的迁都,以及后来的在政治上、在社会风俗上的一系列的改革。

根据上述原因,孝文帝不得不迁都。

二、新都的选择

新都的地点有两处，不是是洛阳便是邺城。洛阳是汉魏、西晋的故都,邺城是后赵、前燕的旧都。洛阳在黄河之南,邺城在黄河之北。

孝文帝南伐,一方面经始洛阳,一方面又营建宫殿于邺西,太和十八年,又曾朝群臣于邺宫,可见定都邺城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中原最富庶的地区—粮食仓库和丝绢产地是河北,北魏王朝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由河北人民来负担的、所谓“国之资储,唯藉河北”《北史魏常山王遵传》),冀、定一州的户调绢,年便在三十万匹以上。

邺城在河北,从经济方面来讲比洛阳要优越但洛阳究竟是中原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区,孝文帝既已迁都塞内,必须以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期，自以定都洛阳为宜。都洛阳,更能迷惑中原的批醉心于“中夏正音”的土大夫,故孝文帝遂舍邺而都洛阳。

三、北魏分裂而亡原因

1.统治集团内部腐败严重

孝文帝死(公元499年),子恪(宣武帝)即位。史称当时的洛阳政权“宽以摄下”,政治趋于腐败。宣武帝死,子诩(孝明帝)即位(公元515年),年仅七岁,母胡太后临。公元520年,太后妹夫宗室(道武帝玄孙)元叉与宦官刘腾,共幽禁胡太后于北宫叉、腾遂共执朝政,政治至此大坏。

“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洛阳伽蓝记》）

如咸阳王元禧“姬妾数十”,“奴婢千数”;高阳王元雍“僮仆六千,妓女五百”;河间王元琛“妓女三百人”。为了满足他们享乐腐化的生活要求起见,他们除了“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仆,相继经营”(《魏书·咸阳王熙传》),“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魏书·阉官·刘腾传》)之外,

在政治上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如元晖为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遵传曾孙晖附传》),其余官职,各按差等定价。当时称吏部为卖官市场——市曹,称吏部卖官为白昼行劫。

朝中权贵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州郡的刺史、太守更是“聚敛无极”(《北史·魏河间公齐传孙志附传》)。当时户调绢每匹规定长四丈,可是相州刺史奚康生向人民征收户绢时,却每匹要“皆长七八十尺”(《北史·卢同传》)方肯收纳。

租米也是如此,据唐代人的考证,“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加倍)”,而当时又有大斗、重称,所谓“三斗为大斗,三两为大两”,度量衡的变化,骤然给黄河流域均田上的均田农民增加封建负担一倍或二倍以上,人民生活的困苦是可以想见的。

2.百姓兵役徭役不断

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后,由于洛阳在黄河之南,要巩固河南的防务,必须夺取南朝长江北部的土地,因此不断南侵。交战地点,西在宛、邓,中在义阳,东在淮上。宣武帝即位,战争规模益趋扩大,“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因之人民的徭役和兵役也随之增重,“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

被征发去服兵役的人民,在军队中受尽将帅剥削,史称“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战利品),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魏书·袁翻传》)。

由于“兵士役苦”,均田农民甚至自己抛弃了土地,所谓“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数,渔猎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北史·孙绍传》)。到此农民不是亡命山泽,便是庇荫到世家豪族大地主那里去作佃客部曲;此外便是“绝户而为沙门”,《魏书·释老志》所谓:“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

农民离开自己土地,必然会造成“通原遥畛,田芜罕芸,连村接闬,蚕饥莫食”(《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的现象。社会矛盾发展到了极其尖锐复杂的程度,人民大起义的条件是完全成熟了。

3.三阶层起义直接导致北魏分裂而亡

而导致北魏分裂而亡的直接原因就是三个阶层起义：北魏末年的僧侣起义、军旅的六镇起义、河北、山东、关陇农民起义。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第一,北魏王朝就在起义的烈火中,分崩离析,举行了它的葬礼。

第二,深刻地教育了后来北齐和北周的统治者,促使他们进一步贯彻汉化政策,和改变鲜卑贵族对待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态度,并迫使他们考虑到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兵土地位的沦落为府户等问题。

所以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都不得不继续推行并巩固均田制,北周甚至没收寺院土地,以图缓和由于土地问题引起的阶级矛盾。

北齐王朝的缔造者高欢在得政之初还告诫他的部下不得欺侮汉人;北周王朝的缔造者宇文泰也重用汉族地主苏绰、卢辩等,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除此以外,宇文泰和他的儿子北周武帝宇文邕还建立、推行府兵制来提高士兵的身份地位,并分给他们均田土地,使兵士的经济生活有了保障。这些措施,都可以算作是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硕大果实。

第三,在这次各族人民大起义中,初进塞内的鲜卑族平民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关系,一开头固然不是怎样融洽。但是汉族人民参加大起义的人数还是极多,如六镇鲜卑流寓河北者二十多万人,而河北起义军后来在葛荣领导下,人数号称百万,那么除了二十多万鲜卑人以外,其余的就大都是汉族农民了。

关陇的义军的情况恐怕也不会两样。鲜卑族人民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在这次大起义中,既然并肩作战,他们必然会在共呼吸、同命运的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日益融合起来了。

所以不到一个世纪,到了7世纪20年代隋末农民大起义时,民族的大融合已经基本完成,除了在姓氏上还可看出鲜卑人、汉人的区别外,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各方面,已完全看不出汉族和鲜卑族或其他各族的差异来了。因此,这一次大起义对民族大融合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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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为什么要迁都？又为什么迁都后40年便分裂而亡？

北魏迁都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魏孝文帝一心摆脱旧贵族的操控，全力汉化。我们应该感谢这位伟大的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皇帝的胸怀，当然，还有冯太后，正是这位孝文帝，正当中华民族失去正统，汉人四散逃亡之际，放开民族成见，坚持汉化，直接从一仟五佰公里迁都洛阳，甚至连从他始，改姓元，这是何等胸怀和远见！至于为何四十年分裂而亡，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孝文帝英年早逝，汉化改革得不到彻底的执行，至六镇走投无路之际，尔朱荣乘镇压六镇起义而坐大，终成曹操，董卓之流，元家天下，已在虚拟，及后高欢，宇文泰，亦狼子野心，堂堂北方大一统北魏，终分为东，西魏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