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大多数文学成就很高的诗人在仕途上都不得志？

诗人本不该出现在仕途，他们的特性与仕途的要求相去太远。可是古代环境下的价值观，又让诗人时刻不忘身份价值的追逐，同时社会的价值认同，又驱使他们进入崎岖的仕途。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就是一群入错行的人。

不过，我们也没必要为此惋惜，不得志正是诗人创作的原点，离开了这个原点，诗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诗人，包括其它类型的文学家，他们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塑性，越是伟大的诗人，其特质越强烈。而这些独特的地方，往往与仕途的基本要求，形成强烈冲突。

1.特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

诗人是感性动物，他们能读得懂秋风的悲，河流的暖，山川的博，绿色的情；他们的笔可以搅动人的心扉，可以撩拨人的欲望，可以刺破人的梦魇；哪怕一粒尘埃、一丝清香、一个浅笑，在他们的世界里，都是万千气象。

所以，他们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悲情主义的化身。

政治家的特质跟诗人完全相反，两个字足以概括——现实！他们是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必须是理性的。

鲁迅先生曾经撰文回忆，他在日本仙台大学学医的经历，说他有一次画人体血管时，觉得血管的位置不美，将它挪了一点位置，显得更美观。这就是典型的感性对理性的“戕害”，果然后来鲁迅先生弃医学文了。

感性就像生活的调味剂，理性才是主食，诗人恰恰生活在胡椒、味精、辣子、陈醋的混杂世界，这种特质是天赋，给了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入门证，又把他们阻挡在仕途之外。

2.能力：才华的几个误解

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情愫就是“怀才不遇”，如韩愈的“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曹植的“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苏轼的“新恩犹可觊，旧学终能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似乎诗人是古代最倒霉的一个群体，明明装的一肚子学问，却被人当作啤酒肚。可是当我们把这些怨气冲天的诗人们，拉出来晒晒，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只能说是有“才”，却无“能”。

我们常说“才能”，其实“才”和“能”不是一回事。才，是知识储备量，有才的人储备量大，知识广博，往往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可以称之为“有见识的人”。能，则是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它跟知识储备关系不大，往往取决于人的社会阅历、性格、胸怀等方面。

举个简单例子，张良陈平就属于“才人”，刘邦就是“能人”。郦食其当初应聘时就对刘邦说：你的见识和品行都不如我！刘邦一点不生气，这是实情，郦食其说的是“才”，刘邦确实自认才华不够。

大诗人王维，进士出身，才华横溢，中进士当年就被任命为太乐丞，居然在一次典仪中，安排伶人舞黄狮子。按唐律规定，黄狮子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个大乌龙导致他开局不顺，被贬地方。安史之乱时又被迫出任伪职，差点因此被砍头。

诗人们认识不到才与能的区别，把“能”视作低级吏员该做的事，不屑于参与，自恃才华空悲切。

3.性格：念着中庸走极端

诗人的性格缺陷几乎是通病，他们孤傲、清高、脾气古怪、行为乖张，不合群，情商低，缺乏自我管理，放纵不羁，一边念着中庸之道，一边走着极端的路。

比如李白，辛辛苦苦十几年，挖门盗洞四处拜山头干谒，写了很多拍马溜须的诗歌，终于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老毛病又翻了，沉迷于酒色山水，唐玄宗经常找不到他人，交代的工作也不能胜任。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白又恃宠而骄，瞅谁都是一肚子泔水的蠢货，与唐玄宗身边的人矛盾不断。高力士着靴这个故事虽然是编的，但李白当时的心态确实就是如此。

极端化是文学表现形式的惯用手法，诗歌极度夸张，极端情绪的表达，才能形成强烈的感染力，才能与读者形成共鸣。政务则不行，那是个很“低级趣味”的活，诗人的性格不适合。

4.权谋：烧伤的是自己

古代诗人是孔孟教育最成功的典范，他们清澈如水，执拗又单纯。这个人群与权谋二字很难沾边，可是仕途离不开权谋，越往上层越如此。

诗人们固执地以为，儒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官场之道，结果灼伤了自己。

苏东坡大概是中国最伟大文学家，他的诗词高度旷古烁今。但是苏东坡的仕途一生坎坷，刚一出道就被誉为未来的宰执，可结果一辈子在京城没呆几年，反倒是风沙吃了，荒山爬了，海腥闻了，离宰相的位置越来越远。

苏东坡一生有个“可爱”的毛病——不识人，看着谁是好人，结果一次又一次受伤害，很容易被人忽悠瘸了。

跟诗人谈权谋，就像跟井底的娃谈天一样！

所以，诗人本质上是不适合混仕途的，他们的特性决定了与仕途的不匹配，从事仕途对诗人来说，不光是赶鸭子上架，更是对个人才华的压抑和浪费。

按我们今天的理解，既然诗人不适合当官，干脆当个文学家就算了，何必往仕途挤？如果你这么对诗人说，他会瞪大眼睛冲你吼：“人怎么能这么堕落？”

我们今天的人都读书，古代读书人太少，这群人被称为士族阶级。士族阶级是一群思想被固化的人，孔子为他们设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标——当官。

从帝制时代开始，人分士农工商，在世人眼里，士族高人一等。士族唯一的追求就是当官，这是个人身份和价值的唯一表现。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地，孔子骂他是“小人”，意思是读书人怎么能做种田这样的下贱活？太没志气了嘛！

所以，儒家为自己设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步走进阶模式，谁要是脱离这个模式，就不算士族阶级，就是自我毁灭，就是自甘堕落。

我们今天不在乎做什么，而在乎能不能做到极致，把它当作个人价值的衡量标准。古代不是，古代把身份当作价值标准，所以必须做官，必须维护“士”的身份。

纵观几千年历史，有几个读书人能摆脱这个束缚的？寥寥无几。

除了社会阶层，这个价值观的固化影响，客观上，古人所能从事的职业选择太过狭窄，这个环境不是靠个人能力可以突破的。

假如李白等人活到今天，他恐怕能乐得飘起来：背个酒壶，带上手机，就可以浪迹天涯了。走到哪儿先把自己喝个半醉，即兴写吟唱几首，发到网上。醉卧山林溪边，一觉醒来，哇！空间爆了，全国的媒体都在转载他的新作，合约、打赏雪片般向他飞来。高兴之余，他可以玩个直播，互动一下，几小时之后，原本空寂的山野，挤满粉丝......

当什么官呐，我李太白就是真神仙！

是不是为古代诗人们惋惜，太生不逢时了。生不逢时吗？未必吧，估计李白生在今天，只有两个结果，一是继续愤懑不得志，从诗歌的幻想中寻找快乐；二是短暂的快乐之后，再也不会写诗，李白彻底变白！

诗人离不开大起大落的心境煎熬，伟大的诗篇都是在这种炼狱中诞生，诗人也离不开悲欢离合感性世界的强刺激，否则他们的“诗界”就要枯萎。

所以，伟大诗人是天赐，不得志是老天撒向他们的营养！

为什么古代大多数文学成就很高的诗人在仕途上都不得志？

诗人与仕途，本就是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古今皆如此。

诗人孤傲不训，知无不言，口无遮拦，理想主义贯穿全身，渗透着灵魂。

仕途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言不由衷，如履薄冰，现实主义是整个天空。

如果说诗人是车，仕途是路，就不难想象这个车是不是不是很合路的辄？是不是这个车在仕途的路上很难顺畅，这个必然性，就决定了诗人在仕途上得志，纯属偶然性。

所以说，文学成就再高的人，都很难在仕途上得志。换句话说在仕途上得志的诗人，也很难流传千古。

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为什么古代大多数文学成就很高的诗人在仕途上都不得志？

成就高的诗人大都不得志，说起来各有各的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就挑几个非常有名的看一下原因。

1）李白

说起不得志的诗人，诗仙李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了。李白的诗歌成就无疑是最高的了。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

“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我们黯然伤神。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让壮志凌云的年轻人身无分文也能昂首挺胸。所以非常有鼓励性！

李白的文采是连宰相贺知章都认可的，称李白是“天上的谪仙人”。意思就是仙人犯了错误，被贬到人间。可见才华之高。

但李白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究其原因是因为李白的父亲是从碎叶，偷偷的回到四川。而唐代科考要求考生开出三代的证明。李白的祖上在碎叶，据说是隋朝末年避乱去的。死在那里了！所以李白的家谱是开不出证明了。

而和李白同一年出生的00后王维则顺利的通过科举考试，成了状元。很容易的踏上仕途。

但李白有身的才华，想报效祖国。没奈何就走上了干谒之路。就是求人推荐。马周就是靠常和推荐才称为名臣。

李白找了韩朝宗和贺知章等很多人，最后在天宝元年终于被唐玄宗李隆基招进宫中，成为翰林。

但此时的李隆基已经认为天下无事国泰民安了。因此一心扑在音乐和艺术上。所以与李白报效祖国的志向不符。因此很快李白就辞官不做了。

后来安史之乱，永王李璘成为一路平叛大军。有大志的李白就到李璘的帐下效力。没想到李璘突然造反。李白也受牵连。所以政治抱负破灭！

2）杜甫

李白是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但杜甫是官宦世家，他爷爷是杜审言。但可惜的是杜甫赶在了盛唐的末尾。李林甫成了宰相。

杜甫非常有才华，给唐玄宗上了《三大赋》，打动了李隆基。但在杜甫参加考试那一次是零录取率。也就是说没有录取一个，堂堂的大唐科举考试！

对此李林甫给唐玄宗的解释是，人才都录取完了，世间再无遗才。剩下的都是笨蛋。问题是李隆基还竟然相信了。这也是奇葩。

所以就出现了怪事，两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不管有没有资格考的，都没有被国家选才。这还是号称封疆王朝最好的时候——盛唐！所以很说明一点问题！

安史之乱后，杜甫投靠了唐肃宗，政治上很正确。因此被封了个小官左拾遗。这本是一个言官，所以杜甫还是老老实实的提意见。没有多久，就因提意见太多被贬。所以政治生涯也到了头。

杜甫的官没有当好的原因是，用力过猛，太尽职尽责了。从杜甫的诗风就可以看出，他是个君子，并且有伟大志向的君子。但可惜的是，大唐已经没落了，再也没有李世民这样的雄主。所以不得志时必然的！

综上所述：李白和杜甫还是生在盛唐，这对文人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但两个人还是一样的不得志。就是两个人都有自己理想，想建功立业。但社会已经不需要像他们这样的高才，需要的是可以卑躬屈膝的普通人才。而两个人才华太高，不愿意做那样的事。

抱着同样心态的还有晋代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同样致力于诗歌文学创作。还有宋代的的苏轼，同样为了自己的人格独立，始终坚持自己的情操。这些人不愿意向现实低头，都是理想主义者！

为什么古代大多数文学成就很高的诗人在仕途上都不得志？

文学成就和其他能力没有多少关系，多少文人徒有虚名罢了，并其他真才实学。

为什么古代大多数文学成就很高的诗人在仕途上都不得志？

这些有成就之人的共性决定他们的命运。有以下三个原因：

自从孔子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理论传播开始，各时代的文人都遵从老先生的遗训，投入到学而报国的大潮中。孔子不止学术卓越，他的政治思想也是很深厚的。周游列国宣讲毕生思想，他的“积极入世”的做法正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并奠定了儒家文学人生的道路，对历代诗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文人的共性就是“书生意气、性情用事”。李白、杜甫、苏轼等文坛大家都具备这个显著的特点，可说是个性十足。李白的特点是豪放洒脱的气度，傲气独立的人格，加上自由奔放的浪漫。杜甫的特点是循规蹈矩、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而苏轼的特点则是豁达开朗、直率真诚。他们的心思都非常细腻，属于多愁善感之人。但不管是生逢乱世或是盛世，忠君报国一直都是他们的心中所想，但又不屑于争名夺利，曲意逢迎，罕有建树，有的甚至早年夭折，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一直是个人情社会，关系网极其复杂。官场的沉浮不是一般人能把握的。这些诗人仅仅是具备文人之身，却都不是文士之才。进入官场时抱着建立功勋，报效国家，指点江山的梦想。一旦遇到挫折、受到排挤时，就激动不已，从而产生消极思想，正直率真的天性就暴露出来。清高者见不惯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挥袖而去，愤然离开。殊不知，政治本就如此，你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被扫地出局。真正的官场政治家们都是胸怀天下，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情况下，曲线救国、隐忍，从而达到人生理想。如魏征、狄仁杰等文人墨客虽不及诗人们文学出色，但也都在各自的朝代自如驾驭。

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无不表达了历代诗人对自身遭遇的不满，也表现出了不在朝中仍关怀的爱国情怀。这些堪称泰山北斗的伟大诗人，在那个诗文取仕的年代何以难有作为，甚至贫困潦倒，不可谓不是命运的安排。但未清醒的认识自己，不能融入早已现实存在的官场旋涡，导致曲高和寡，却是有些不明智了。

为什么古代大多数文学成就很高的诗人在仕途上都不得志？

愤怒出诗人。诗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丰富了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诗言志，是发自内心的呐喊，是情感的发泄，也是对自由的一种呼唤，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抨击。诗人大多怀才不遇，得不到朝廷的重用，空有满腔热血，满腹经伦，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寄情于山水，游离于市井、街巷、酒肄，感受到了民间疾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对社会有了全面认识，于是借酒消愁，忧国忧民，于是才有了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和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震烁古今的名言佳句。在动乱、颠沛流放、迁徒中生活，成为了浮萍，任由波涛冲击，显得无助、无奈，借诗词寄托自己的期待，希望命运的改变，也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控诉。于是，才留下了不朽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