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为何大力支持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本质是加强君主专权，削弱守旧贵族势力，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种变法，哪个君主不喜欢？

商鞅一共给秦孝公献了三策，即帝道、王道和霸道。头两次商鞅大谈帝道和王道，秦孝公听得快要睡着了，弄得推荐者景监都受到秦孝公责备。

当第三次见面，商鞅大谈霸道，秦孝公眼睛直发光，多次移动坐垫，靠近商鞅。君臣俩一连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见疲倦。

双方交谈过后，秦孝公立刻以商鞅为左庶长，拉开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商鞅变法。在变法过程中，阻力重重，秦孝公坚定不移地做商鞅的后盾，强行推进变法。

果然，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突然崛起于列国之间！

那么，商鞅变法到底变的是什么？为什么帝道、王道让秦孝公提不起精神，而霸道就能成功？

帝道，是指三皇五帝上古时期的治国之道。严格意义上讲，那时候还没有“国”，只是部落联盟的生态模式。帝道治国，讲究无为而治，民如野鹿，上如标枝，原生态的治国方式。

王道，是指西周分封制下的，君主与贵族共治模式。天子分封，诸侯与天子共治天下，诸侯分封，诸侯与大夫共治邦国。

中国的诸子百家，孔子推崇的就是王道，儒家思想本质上就是恢复西周的治国理念；老子推崇的就是帝道，道家思想的本质，就是回归到三皇五帝时期的自治状态。

难怪儒家和道家治国不能成功，这两种理念，都是开了历史的倒车，而不是面向未来。帝道和王道，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发展出来的治国策略。

比如帝道，三皇五帝时期根本没有国家形态，黄帝、尧、舜、禹等，只是各大部落推选出来的联盟首领，行使的是部落让渡的部分权利，管理上是松散的，部落还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

王道时期有了统一的国家机器，社会结构也由部落联盟，跨入城邦联盟。人口多、地盘大，是这个时期与上古时期的显著差别。王道既有帝道时期的联盟特性（只不过改成了分封分治的模式），也有帝道时期所没有的国家机器。

如果说，随着人口和经济水平的发展，由部落到城邦是必然，由帝道到王道也是趋势，那么王道为什么也不合时宜了呢？

自周公设计分封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模式。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完美，很牢固的结构，事实上，随着年代的推移，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制，慢慢崩塌了，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授权治理，早已失效，天子号令如橡皮图章。

位于分封制结构最中心的部分失效了，外围的诸侯国结构还能稳固吗？不能，一样处于崩塌状态，只是表现出症状，要大大晚于中心部分。

按照分封制结构，各诸侯国的国君，也要分封自己的宗室子弟，即大夫，大夫的领地也叫“家”。西周晚年，诸侯国的君主视自己的“国”为私产，不再理会周天子的“天下”，于是“天下”的概念崩塌了。同样大夫视自己的“家”（封邑）为私产，不再理会国君的“国”，那么诸侯国难道不会崩塌？

这就是孔子痛心疾首，高呼“礼坏乐崩”的原因！只不过，老夫子方法比较粗暴，想把社会赶回到过去，而商鞅则看到未来，即法家的霸道！

霸道到底“霸”在哪里呢？一句话——彻底摧毁分封制下，君主与大夫的共治模式，实行君主集权，以法治国！

需要指出的是，商鞅所谓的“法”，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法”完全不一样，它的宗旨就是为君主独裁统治服务，跟现代法律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驰。“法”是霸道的刀把，操控在君主手中。这样的变法，哪个君主不喜欢？秦孝公怎么能不两眼放光。

商鞅变法无疑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他成功了。

变法首先让君主成为第一个拿到改革红利的人；

战国时期，由于分封制作祟，贵族阶层垄断了仕途，形成与君权分享治国权力的格局。君权分享的危害，最典型的就是晋国，结果导致三大家族分晋。同样的情况还有齐国的国、高，及鲁国的三桓。孔子说“君不君臣不臣”，就是指这个现状。

商鞅变法，剥夺了贵族的分治权力，国君成为独裁者，贵族成了打工仔，帝国的产权本上，国君是唯一的主人。

变法让平民百姓有机会改变命运

变法在废除了世卿世禄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军功爵制，这个制度的先进性，在于它不看门第出身，只看你砍了几颗敌人的人头。也就是说，帝国从此拆除了门禁，只要你手持“投名状”，就能进入帝国大堂，从此出人头地。

这就不是改革了，而是纯粹的革命，也是思想史上的一次地震。从此以后，大秦帝国的老百姓，不再按贵族、平民、百姓划分，而都是编户齐民，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也完全可能一日间，从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从此，大秦帝国的臣民，眼不花了，腰也挺直了，砍起人来也有劲了，连走路都踩着鼓点。

变法让秦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商鞅变法让秦国重塑筋骨，它所焕发出的生命力，光耀天下。还有什么，比让所有人当主人所激发出来的动能还要大的呢？

大秦帝国就是人人自以为是主人，把一亩三地的小账扒得清清的，甚至连六国的人，也争着跑到秦国来当主人。

经历过从集体所有制，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都亲眼见识过那段时间，中国农民所迸发出来的惊人创造力。

此理相同。所以，秦国能兼并六国，其实是人家早就设计好了，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蓝本！

商鞅变法，皆大欢喜吗？要是这样，商鞅就应该被秦国人当神供起来，而不是被车裂。就在帝国大多数人，欢欣鼓舞地分享商鞅变法的红利时，有一个阶层，成了彻头彻尾的受害人，这个群体就是旧贵族阶层。

旧贵族阶层就是士族阶层，就是秦氏家族的后裔们。他们本来可以靠宗法制，当一条帝国的寄生虫，生下来，朝堂就有他们的座位等着他们，他们可以不劳而获，还可以与国君分享治权，并且将这种特权，代代相传。

现在这个特权被取消了，心情比被挖了祖坟还难受，反抗是必然的。

甘龙、杜挚、赢虔等就是代表人物，若无秦孝公这个坚强后盾，“挖祖坟”的商鞅，不被撕碎才怪。事实上，这股势力的强大，除了已经坐稳王位的秦孝公，能做商鞅的后盾，连惠文王嬴驷都做不到。这就是嬴驷即位后要车裂商鞅的原因，并非他反对变法，而是必须抛出商鞅，才能保住商鞅的变法成果。

幸运的是，秦国并不是旧贵族势力最强大的诸侯国，因而反抗力量有限，倘若变法是在齐鲁这样的诸侯国，恐怕是寸步难行。

但即便如此，秦孝公能敏锐地认识到商鞅变法的历史价值，并且终其一生，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商鞅身后，为变法大业护驾保航，秦孝公不愧为千古名君！

秦孝公为何大力支持商鞅变法？

这是因为当时的秦国迫切需要改革，而商鞅的变法思想深深的打动了秦孝公。

在秦孝公即位之前，秦国正处于数十年的动荡当中。由于君位的不稳定，使得国内矛盾激烈，东面强大的魏国趁机西进，夺取了秦国河西之地，秦国君主被迫割地讲和，迁都到栎阳来躲避魏国的锋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秦孝公敏锐的感觉到，需要学习关外六国变法的经验，来强大自己的国家。

《求贤令》作为战国初期著名的人才招募广告，给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商鞅很大的诱惑。他很快就带着李悝的《法经》前往秦国，通过秦王宠臣搭线，与秦孝公见面。最初，商鞅夸夸其谈，大讲帝王之道，听的秦孝公哈欠连天，商鞅见状不妙，转而介绍起了霸道之术，这下秦孝公稍微来了点精神，毕竟先祖秦穆公是他的偶像，随后，商鞅讲起了富国强兵之策，只见秦孝公两眼放光，拉起商鞅畅谈数日而毫无疲倦的感觉。

在与商鞅彻夜畅谈之后，秦孝公果断支持商鞅实施变法。为此，不惜拿太子来立威。

通过建立军爵制度，重农抑商，废除分封制推广郡县制，给秦国的经济军事提升打下了稳定的基础。

总结：秦孝公之所以大力支持商鞅变法，首先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变法那么秦国会继续积贫积弱，最终被其他大国所吞并。其次是因为商鞅的政策，与当时秦国国内的弊病正好契合，通过商鞅这把利刃，秦孝公得以斩除那些迟滞他发展的反对派。最后一点，秦孝公敏锐的知道可以通过支持商鞅的变法，给秦国的强大建立了雄厚的基础，在位二十余年间，一如既往的坚挺商鞅，最终得以成就霸业。

秦孝公为何大力支持商鞅变法？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秦孝公上台的第一年，便发了一道破天荒的“求贤令”，以裂土为赏，求天下贤才。我们且来看看这道历史上十分珍贵的求贤令原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秦国面临的问题。

在此之前，秦国最风光的岁月，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穆公时代。秦穆公之后，秦国遭到晋国的死死压制，不能跨入中原半步，因而在中国的诸侯中，秦国一直默默无闻。进入战国后，晋国分裂为三，然而秦国不仅没有因为晋国的分裂而受益，反而被魏国夺走了河西之地。因而秦孝公在求贤令说：“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蒙受两大耻辱：其一，三晋夺我河西地；其二，诸侯卑秦。这两大耻辱，“丑莫大焉”。只要有人可以令秦国强大，孝公愿意“与之分土”，裂土为侯。

由此可见，秦孝公变法的意愿是相当强烈的。

在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后，商鞅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入秦，并先后三次向秦孝公进言。

刚开始时，商鞅也摸不准秦孝公的思路，于是他采取投石问路的谨惧做法。第一次他推销帝道，就是三皇五帝的那些道道，讲仁义道德这些大道理，把秦孝公听睡着了。第二次他推销王道，就是禹汤文武这些先王之道，秦孝公同样不感兴趣。第三次商鞅推销霸道，就是春秋霸主的经验之谈。这次秦孝公流露出浓厚的兴趣。

秦孝公的看法是这样的：五帝三皇那些道道，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花费时间太长，我等不了。贤明的君主，应该在位时就扬名天下，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业。

现在商鞅已经把准秦孝公的脉，于是便回答说：“要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就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了。”

秦孝公并不在意德行，他要的是国家迅速强大的方法。于是商鞅说：“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很多都不适宜当下了。要改变国家，首先要变法。”他开始向秦孝公全面推销自己法家那一套变法主张。

接下来是考验秦孝公勇气的时候。

变法，意味着要把历代先王的法令制度推倒重来，摧毁传统。这得有多大的勇气。人有惰性，国家亦然，传统就是惰性。当一件事成为一种习惯，就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阻止其变化。

刚开始时，秦孝公思想也是动摇的。他焦躁不安，吞吞吐吐地对商鞅说：“我想变法，又怕天下人非议我。”此时的秦孝公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即便他是君主，要以一人迎战一国之人，他信心瞬间崩溃。

商鞅慨然道：“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迟疑不定者难以成功。真正高人的做法，必定超乎寻常人的见解；有独立见解的智者，必定遭众人的厌恶。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便能看到结果，愚蠢的人即便事情发生了也懵然不知。智慧的人少，愚蠢的人多，主上要做成一件事，不可与民众商量如何开始做，因为他们不过是鼠目寸光。您只需要在事成之后，让民众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有高尚道德的人总是不合于习俗，建立大功业的人总是独断专行，不与众人共同商量。因此，只要可以强国，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利于民众，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要成就不世之伟业，就要有超越凡尘的雄心。

雄心战胜胆怯。秦孝公在经历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后，决心义无反顾地推行商鞅变法，以扭转暮气沉沉的秦国政治。

在此后二十几的时间里，秦孝公无条件地信任商鞅，不惜动用国家力量与守旧派势力开战。没有秦孝公的勇气与决心，商鞅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秦孝公为何大力支持商鞅变法？

一哥“俗人读史记”——

          时势造就了秦孝公与商鞅的合作

    一、少梁之战打醒了秦国、打睡了魏国

秦国迫切需要彻底改革，当从少梁之战说起，秦魏少梁之战并非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拼杀，而是魏强秦弱之战，最后以弱者的勇猛而险胜。战役开始之前，魏国历经改革图强，国力军力大增，国际威望正炽，而秦国历经四代乱世，秦献公有所保留与忌惮的改革才刚刚起步，国力有所改善但并不强大，军力上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战养战的国家策略不知还能向前走多远。

战役开始以后，幸运的天平再次向秦倾斜，一是魏国以天下老大自居，四面树敌，兵力分散，国力渐疲；二是内部争权夺利，名将奔楚；三是魏相公孙痤用兵失误，将帅不睦；四是魏人被连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不把连年征战装备单薄的秦人放在眼里。而秦人一方，士气旺盛、一心略土、志在必得，国君临阵，父子戮力，将士同心，倾国支持。这样秦人险胜、惨胜于此役也是幸运之极，至于虏获魏军主帅公孙痤可说是大出意外。

战争的胜负早定，然而对于战争的态度决定了历史未来的走向，秦国被打醒了，以战已经不能再养战了，国力的空虚是无法通过战争来弥补的，那样只会造成更大的亏空，秦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改革发展、改革图强，秦人最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喘一口气，版图上再也经不起战火，秦献公看到这一点，秦孝公更看到这一点，于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便恰如其分地进入了秦人的历史。而魏国以战败国的身份享受着战胜方送回的主帅、割让的土地，是以战胜的一方自居的，魏人睡着了，睡在夜郎自大的狂妄梦想之中，睡在前代的成绩簿上，睡在历史沉沦的长卷之中。

二、秦孝公的《求贤令》本身就是改革

除了励志改革的内容外，秦孝公的求贤令中对于改革人选的迫切需求本身就是变革，变革了官僚体制来源任用的渠道，六国宾客可以入秦做官、可以享受高于老世族的待遇、巩固县制体系，但有一点是既然要逐步废除分封，又为何再提分土于外人呢？看来，通过做官以求显贵仍是那个时代士子最高的追求与梦想，是社会人生价值观的主要形态，也是国君最肥美的诱饵啊。

三、 商鞅“葫芦”里的“猛药”对症秦国之病

秦国之病，商鞅明白、孝公也明白，二人心里对于秦国的内外局势、前途命运有着共同的认知与研判，然而开出处方的是商鞅，是一剂医治秦国现状的“良药猛剂”。那么，商鞅为何如此叫卖自己的主张呢？——求异！

商鞅是个好的政治商人，先抛出帝道、王道之天下人皆称之为正道的治国学说，没有见地，孝公当然不以为然，而后抛出秦人自以为是最强先人秦穆公的霸道之说，孝公感觉有点入道，乃至最后抛出短期就能见效的强国“干货”，着重于全面发展治理的良药猛剂，孝公大以为然。

其实，太史公或许并不看重商君书之条条框框，述之不详，一看商君书，简直就是围绕着秦国的实际来的，有人说历史要有假设，其他六国用之也强，俗人一哥不以为然，正如一个富贵的人害病，必用引导保养之法，而穷困之人多不计后果，虎狼之药亦能为之用，一场大汗之后浑身皆轻啊。再说这个商鞅可是在魏国国相公孙痤手下干过，深知作为当时老牌帝国魏国的施政得失，军功、耕战无一不是针对魏国，这样一些策略怎能不让孝公折服。三看当时各国都已不同程度实行了变法，秦国较晚，但借鉴了诸国的利弊得失，选择了全面改革的模式，是为天时；秦国相对于山东六国地理较为封闭，人民尚未完全开化，有利于重塑一个新秦国，是为地利；君臣合一信任有加、新兴势力热烈拥护，是为人和。噫，商君之变法可成矣。

秦孝公为何大力支持商鞅变法？

秦国弱，一直被压制。

从根上说，春秋时期东方六国一直视秦国为野蛮的国家，上面有野蛮的人民，这是因为靠近西戎，秦国人普遍都养成好战的性格。秦国后来扶晋文公上台，开启晋国百年霸业，和晋国之间经常打仗，秦国是屡战屡败，无法东出。后来三家分晋后，三晋总是压制秦国，尤其是魏国派吴起差点灭了秦国，秦国自那立志要变强大，可惜秦国没人才，于是秦孝公上台，在东方六国广发求贤令。

孝公识人

而此时，在魏国的商鞅不得重用，带着他的法家学派来了秦国。给秦孝公传授王霸之业和富国强兵之策，他们相见恨晚，一直聊了三天三夜。商鞅的理论大胆而且先进，遇到了识人的伯乐，他们一拍即合，商鞅给他三天考虑的时间，考察他的意志坚不坚定。孝公考虑了三天，才果断的任用商鞅。商鞅有多大胆，孝公就有多大胆，这2人真是刎颈之交，世间罕有，在中国历史上君和臣的关系，没人能超越他们。

商鞅变法才是强大的根本

商鞅的变法主要是耕战制度，耕地和战争都有军功爵位制，这提高了国民的积极性，平民都有机会建立功业，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不过这也得罪了秦国老氏族。没有大胆的决心肯定进行不下去。后来商鞅和魏国来了一战，变法效果显著。孝公一死，老氏族恨不得商鞅马上死才好，他曾经也得罪过太子，就是现在的秦惠文公，他要安抚老氏族就车裂了商鞅，商鞅死后，变法的线路一直沿用，直到秦朝灭亡。

秦孝公为何大力支持商鞅变法？

秦孝公之所以大力支持商鞅变法，有两大原因是不可忽略的：其一是秦国的形势所迫和秦孝公个人的决心；其二是商鞅的变法主张切中秦国现实和秦孝公个人意愿。下面我分别展开阐述：

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秦国还曾是春秋五霸之一，当时出了个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到前621年在位），任用百里奚等贤臣，接受东方中原文化，推动秦国进步，成为西方大国。

到春秋后期，秦国开始中衰，国内政局动荡，文化风俗落后，被魏、赵、韩三国夺去了黄河以西的领土。到公元前362年，秦献公死，秦孝公继立的时候，秦国已经到了“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地步，中原各国基本不带秦国一起玩了，秦国要想立足生存下去，必须变革图强。

因此，秦孝公力图改变秦国现状，在国内外发布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的。

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的商鞅当时是携带着李悝的《法经》跑到秦国的，并通过秦孝公身边一个叫景监的宠臣得到了晋见秦孝公的机会。

刚开始两次的见面中，商鞅以帝道和王道的主张来试探秦孝公，结果秦孝公不感兴趣。到第三次见面时，商鞅提出了自己富国强兵的霸道主张，才正中秦孝公下怀。

商鞅的主张虽然遭到了秦国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前有大夫甘龙和杜挚的反对，变法过程中又有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的捣乱，但由于秦孝公对商鞅一边倒的支持，商鞅变法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收到了实效。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路就是奖励耕战，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社会风俗，废除世袭贵族特权，强化王权。变法最终也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军事日益强大的效果，新法前后实施近20年，奠定了日后秦统一六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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