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如果供出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后果会怎样？

胡宗宪不敢，因为大明朝此时的官场已经烂到根子了，即使他真的供出来了，奏疏也到不了皇上面前。就算是他面圣时当面讲出来了，只会让嘉靖帝难堪，让皇上难堪的人，死相一般很惨！

因为毁堤淹田，本就是无解的难题，就算是最后海瑞把那么确凿的证据提供了，也于事无补。

下面我来给讲一下，为什么毁堤淹田事发后，大明朝的官场已经烂到家了？

《大明王朝1566》目前豆瓣评分已经牢牢占据第一位，也是杨角风比较喜欢的电视剧之一。

在剧中有一件悬案，一直到全剧结束正义都没得到施展，反而是不了了之了，我们今天就讲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事件背后的众生相。

一、毁堤淹田

嘉靖四十年，嘉靖帝在精舍组织了一场御前财政会议，由于国库空虚，再加上年前的周云逸事件，清流和严党掐的厉害。但最终在嘉靖帝的授意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要在浙江改稻为桑，以增加税收，充实国库。

至此，拉开了整部剧的序幕，也埋下了众人争论的伏笔。

而浙江其实不太符合作为试验地，因为那里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老百姓自然就不肯改稻为桑，至于原因就不展开说了。杭州知府马宁远一心推行国策，甚至不惜调来军队镇压不配合的百姓，于是就有了戚继光跟他们的冲突。

浙直总督胡宗宪审时度势之后，觉得该国策过于草率，短时期不便推行，但他请求朝廷延缓改稻为桑的请求却被驳回。于是他决定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国策继续推行，另一方面则要顾及百姓的生死。

由于嘉靖帝态度不明确，且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内阁，于是严世蕃下达了毁堤淹田的命令。这个命令是绕过胡宗宪的，到达一心想立功的郑泌昌、何茂才，以及江南织造局的杨金水身上。

他们的策略其实很简单，既然百姓不愿意卖田，那就逼着你们卖田，把你们的田全给淹了。淹了后的田也就不值钱了，再加上老百姓要吃饭，不得不卖田买粮。

这些大明官员确实丧心病狂，只想到要对上面负责，却没有一个怜惜老百姓的。一下子挖开了新安江沿途九个县的决口，大水一下子就漫了过来，这些大明官员却聚在一起庆功。

至此，毁堤淹田已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下面就是这次事件后的众生相了。

二、赈灾现场众生相

自古至今，谁才是最可爱的人，又是最无奈的人，非士兵莫属。他们只简单听从军令，并不知道行为的背后藏着什么谋略。这次毁堤淹田，执行者是臬司衙门的士兵，赈灾者是戚继光军营的士兵。

但是决口根本堵不住，这时候在前线的胡宗宪和谭伦心里明白，要想最大限度的减小损失，只能放弃一两个县，保住其他的县。

但大堤上眼巴巴看着的淳安百姓怎么办？

要想不失去民心，要想对他们有所交代，就得向他们表明，官兵已经拼尽全力了。而拼尽全力的方法，就是得死几个人，这对于大明朝的官员来讲，几乎轻车熟路了：

“这些弟兄的名字都记住了吗？”

明知道跳下去是死，但是还得往下跳，能留下的不过是几个名字，却能感动周边的老百姓，心甘情愿看着自己的田地被淹，呜呼哀哉。

在赈灾现场，浙直总督胡宗宪叹息：

“几百万生民，千秋之罪呀！”

谭伦叹息：

“如此伤天害理，翻遍史书，亘古未有！”

现场的老百姓：

“那边有我们的父母和妻儿，要跳也应该由我们跳！”

戚继光下令：

“一、二、跳！”

胡宗宪总结：

“我，胡宗宪，愧对父老乡亲了！”

就这样，在因人引发的大灾难面前，浙直总督胡宗宪下令，彻底挖开淳安和建德的决口，让洪水冲向了无辜的淳安和建德百姓，从而保住了其他五个县。

三、大明朝浙江官场众生相

先说执行者杭州知府马宁远，他只想这件事不死人，而且不能让部堂大人下不了台：

“天下事有许多本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河道监管太监李玄连夜跑到杨金水那里，下跪求助，直接点名有人想害自己，想害干爹，但是杨金水给的回复却是：

“这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河堤，哪有金汤一般的堰口？”

末了还开导李玄，让他好好休息，没什么大不了：

“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四两重，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

而其他知情官员却在摆庆功宴，杨金水毕竟是朝廷的人，以后还要甩锅呢，自然不会参加。而浙江布政使，也就是在场的最大官员郑泌昌，笑嘻嘻地把“功劳”甩给了杭州知府马宁远：

“马大人，今天你是第一功臣，你坐上首。”

马宁远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马上就要背锅了，成为整件事情的第一替罪羊，临走前甩下一句：

“什么功臣，天下第一罪人罢了！”

而被淹的建德和淳安两个县的知县，常伯熙和张知良死到临头，还傻呵呵地问郑泌昌：

“我们要不要去呀？”

四、大明朝浙江官员之结局

难题就这样踢给了胡宗宪，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件事是小阁老严世蕃指使的，却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牵扯。

事情搞大了，郑泌昌和何茂才也必须给胡宗宪一个交代，他们想到的是报天灾，是由于上天突降暴雨，才决的口。但胡宗宪立马给驳回去了，临近省份也有江，也是刚修的，只花了我们一半的钱，他们怎么安然无恙？

“这个慌，你们得扯圆了！”

郑泌昌和何茂才又想暗示胡宗宪此举是小阁老严世蕃授意的，又不能明说，以免留下把柄。眼看胡宗宪不买账，他们又搬出了皇上，兹事体大，胡宗宪不得不冲手下开刀了。最终只能把这场灾难归结于人祸，而人祸的原因却成了修河堤时偷工减料，酿成大祸，咳，真为那些河工难过……

马宁远当上个官不容易，也确实想替朝廷办事，只不过忘记了初衷，忘记了百姓，却只想尽忠，自然会为了胡宗宪而去顶罪。

另外两个二傻子知县，常伯熙和张知良，自己的立足之本建德和淳安县都没了，还想脱身而退，做梦吧，杀！

再有就是李玄，毕竟他是河道监管，修河的每一笔开销都是从他那里出去的。杨金水要想不被牵扯，也必须把他拉出来垫背，于是以芸娘陪一晚为代价，献出了李玄的命。

就这样，毁堤淹田，胡宗宪做主干掉了这四个人，甚至都没报朝廷，玩了先斩后奏。

至于郑泌昌和何茂才最终结局，那已经是后续海瑞力争的结局了，本次，他们俩安然无恙。

五、大明京城官员众生相

第一个不高兴的就是严世蕃，生气胡宗宪没有按照计划报天灾，偏偏报的是河堤失修。说着能扶起胡宗宪，也能踩死他，还要要发动御史弹劾他。

严嵩：

“毁堤淹田是怎么回事？”

严世蕃：

“改稻为桑国策推不动……不淹田改不动，淹了田就改动了，就这么回事！”

嘉靖帝得知消息后，火速把胡宗宪、杨金水、谭伦，也就是分别代表严党、宫里、清流三派都召进了京。

吕芳安慰杨金水，你也是为了宫里好，而且难得没有隐瞒，这便是忠心：

“一两个县嘛，皇上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

嘉靖帝：

“吕芳，你用的这个杨金水还是得力的，明里不要赏他点什么，暗里奖他点什么吧！”

裕王府内，张居正对裕王说：

“反正是剜的老百姓的肉……王爷，长痛不如短痛，这次干脆就让浙江乱了……”

徐阁老和高拱也是同样的看法，谭伦叹息了一句：

“苦了浙江的百姓！”

反而是裕王妃，出来说了句公道话：

“哪有看着子民受难，君父却袖手旁观的？”

愧疚之下的裕王吃着西瓜，听着谭伦的建议，决定派海瑞和王用汲去。目的也仅仅是争一下，不能让那两个县的百姓认为朝廷没有做事，而派去的这两个人，说到底，就是裕王的遮羞布，替死鬼，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这个时候去，就得有一条准备，把命舍在那里！”

六、写在最后：

毁堤淹田，这么断子绝孙的恶毒手段，都能被人使用，不，他们不配称人！即使这么证据确凿，人人皆知的罪行，却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来主持公道，甚至还有一些大明官员用来论功行赏。

皇上、严党、清流、地方官……想到的全部是那点利益，就为了夺得百姓手中的土地，不惜挖开河道，把百姓逼上绝路。

甚至于，唯一还算正派的胡宗宪，在未经建德、淳安两县百姓同意的前提下，彻底毁了这两个县。对于旁观者来讲，会为他竖大拇指，但是在洪水中呼救的两县百姓来讲，这就是噩梦。

都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近在咫尺的江苏，粮食充足，就是不肯借粮，就是要眼睁睁的看着，赵贞吉甚至说了这么一句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死一万人是一个数字，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

最后还算是有点良心的清流派，派出了海瑞去收拾烂摊子，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县令。要人没人，要权力没权力，要资源没资源，摆明了就是让他去送死的，让他去消除清流自身的那一点愧疚心。

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海瑞硬是凭借自己的智慧，一步步把真相展现在了皇上面前。或许是愧疚，或许是不屑，或许是不满，当海瑞的供词到了嘉靖帝的案前，他却选择了一把火烧掉。

而毁堤淹田的真相，也就再也不被世人知道了，当淳安百姓感谢海青天的时候，必然会加上一句皇上圣明。因为海瑞代表的就是朝廷，不仅仅是他，还有更多的大明朝官员。

其实大明朝的老百姓，很容易满足的……

《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如果供出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后果会怎样？

我们先回忆下剧情：电视剧中杭州知府马宁远在胡宗宪的一番劝说下，无奈供出毁堤淹田的真相，胡宗宪起了小心思，将这最重要的一纸供状留作己用，这份供状成为他对付郑必昌何茂才一伙的工具，也让他掌握啦时局的主动权。那么他要这份主动权的目的到底为什么？绝对不是为了搞垮严嵩，而是为了能稳定东南的局势，让改稻为桑这件事情，在可控的范围内有保留的执行。而不是完全的废除。

第一:他是地方大员，他考虑的是地方大局，所有稳定压倒一切。他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这是第一要务。

第二：改稻为桑是嘉靖皇帝决定的国策，是必须要执行的，而他无法改变嘉靖的意志，只能忠于职守去执行命令，可是改稻为桑必然会破坏地方稳定，这又和他的初衷不想同。因此他只能尽量去平衡各方的关系。第三：胡宗宪虽然和严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并不是毫无道德底线的人，这就让他难堪，道出真相严嵩也许要倒台，这也是他不愿看到的事情，不道出真相他事情难做，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只能私下透漏消息，让执行者郑必昌何茂才有所顾忌。

第一：当时朝局艰难，国库亏空巨大，家里没钱都过不了日子，更何况一个国家？

这个时候，对嘉靖皇帝来说，党争不重要，能弄到钱最重要，他需要利用严嵩一党为他找钱充实国库。况且二十多年来，他修身悟道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这个时候能帮他解决金钱问题的只有严嵩，没钱找严嵩已经成他的习惯。所以，什么改稻为桑，什么毁堤淹田在朱厚熜看来都不是问题，他都认了。

第二：嘉靖的脸面，其实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你们认为嘉靖都不知道？嘉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钱最重要！更何况改稻为桑国策是嘉靖本人定下的，要是胡宗宪供出真相，嘉靖皇帝会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这是给胡宗宪找罪只会起反作用。

第三：胡宗宪态度，胡宗宪在所谓清流哪都被一概而论为严党，虽然他想做好事，但是清流可不这么认为，如果他真的拿出来倒打一把，严嵩倒台了，其实对他自己也是百害无一利。

首先：胡宗宪将马宁远状纸呈上去，嘉靖皇帝会向严世璠求证，严世璠按照其为人，会有两种表现。

第一：推卸责任：

虽然毁堤淹田是郑必昌何茂才做的，但是他们之间如果没有书信往来，鬼都不会信，可是剧中没说，但是不代表没有，只是因为严世璠够阴险，没有留下证据而已。所以，严世璠一定会死咬住自己说并没下达毁堤淹田指令，把这事全部推到郑必昌何茂才身上，因为当时郑必昌何茂才还是胡宗宪的下属，这样，胡宗宪也反而跑不掉了。

第二：承认如此为完成任务。

严世璠承认毁堤淹田是他指示，但严世璠一定会说为了完成任务，原因简单啊，国家没钱，如果改稻为桑当年完不成，五十万匹丝绸做不出来，卖不出去，国库就更没有银子，南方倭寇，北边边境都会有危险。和边患比起来，毁堤淹田反而是成本最低的手段，虽然急功近利了，对于可能引发民变估计不足而已，可是也情有可原。

其次：按照第一种可能，那么胡宗宪会成为这件事的替罪羊，你属下私自毁堤淹田造成这么严重后果，你该承担责任啊？这偷鸡不成蚀把米，胡宗宪不会做。

按照第二种可能，那么严党也不会有危险啊，原因很简单，毁堤淹田做这一切都是为啦皇帝陛下，对嘉靖开说尽快来钱是最重要的。

可是这些事情又不能放在明面上说，胡宗宪无奈只能私下和严嵩妥协，让他们知道进退，最后又隐晦的告诉皇帝，东南有乱，不能乱来。嘉靖看出胡宗宪的为难，只能想折中的办法，这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杀富济贫。

为了平息民愤，将主管官员论罪（郑必昌何茂才）

为了表达态度，将宦官弄出来背锅（杨金水）为啦充实国库，将富商一撸到底，炒家财产充公（沈一石） 钱还被人黑了。为了平衡个各派政治势力，将改稻为桑国策执行方式改变。

几个替罪羊出来啦，他们倒霉啦国家就有钱了。。

然后太平啦，也许是太平吧！

《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如果供出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后果会怎样？

胡宗宪对杭州知府马宁远说过一句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了事，你还要为他们担着。天下的事，坏就坏在这里。”这就是说，皇帝自己公私不分，造成了底下各种势力的利益交叉，出了大事，也能一杆子查到底，否则得罪了各派势力不说，最后的罪过是指向皇帝，那就动摇了封建帝国的根本了。但是，“毁堤淹田”毕竟需要有人负责，于是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李玄被推出去“丢车保帅”。事已至此，胡宗宪也只能借坡下驴，但是，逼着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让“改稻为桑”的策略暂缓了。

嘉靖问吕芳:“胡宗宪到底是哪路神仙？”吕芳回答，胡宗宪就像个小媳妇，两头受气，还得两头照顾着(大意如此)。嘉靖同意了这个说法，也认同了胡宗宪。其实，洞若观火的吕芳，只是说出一层意思，还有第二层意思，不敢说出来。胡宗宪属于严嵩一系的人，这点不错，但是严嵩手下也分派系，一派是胡宗宪这样的干臣，一派人如郑泌昌，何茂才这样的白脸奸臣。所以，严嵩才屹立不倒，学的就是嘉靖帝“长江水清，黄河水浊，不可偏废”的那一套。因此，吕芳的第一层意思是，胡宗宪不能因为“毁堤淹田”一查到底，把“恩师”严嵩给端了，留下骂名。但是，“毁堤淹田”又是浙江布政史郑泌昌，按察史何茂才等一干人瞒着总督兼巡抚胡宗宪干的，胡宗宪既不能把责任“扩大化”，又不能不给朝廷和百姓一个交待。

但是，胡宗宪不说出“毁堤淹田”只是因为这些“党争”吗？当然不止，吕芳隐藏的第二层“小媳妇”的意思，才是封建时代当官最难的地方，也是最考验政治能力的地方。封建时期的大臣，既考虑君父的利益，又要保证老百姓的利益，然而这通常是矛盾的。因此，“改稻为桑”是步死棋，虽然暂时保证了皇帝，甚至朝中大臣，织造局的利益，但是逼反了百姓，倭寇肆虐的浙江顿时就会乱了，这影响的是帝国的根基，得不偿失，到时这些“毁堤淹田”的人一样都跑不了，甚至严嵩等人也跑不了，只是那时就晚了。如果是这样，胡宗宪要负的责任更大，不管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君父恩师，还是自己，胡宗宪都必须阻止或者延缓“改稻为桑”。因此，胡宗宪只能按下“毁堤淹田”的事，来换取这些人的妥协，争取“事缓则圆”呀。

然而，胡宗宪要找赵贞吉借粮，无论严派还是裕王派都打了招呼都不借。这是因为严党为自己的利益必须执行“改稻为桑”，裕王派则是要借“改稻为桑”的既成死棋，板倒严党。如果胡宗宪借到粮食，赈济了灾民，田地就贱卖不了了，改稻为桑也执行不了了(触动严党利益)，浙江日后也乱不了(触动倒严的利益)。所以，这是胡宗宪第三层“小媳妇”的身份。所以，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受苦都是老百姓，影视中胡宗宪所做的，说到底都是为了老百姓，乃至帝国的根基。

后来，严嵩也知道“改稻为桑”最后结果对自己不利，于是向徐阶让步了，在写青词时说，自己老了，首辅早晚是你徐阶的，让老赵(赵贞吉是徐阶弟子)借粮给胡宗宪吧。于是，改稻为桑最终结果还算是圆满的，但是国库还是空的，即使抄了沈一石，郑泌昌和何茂才的家也远远不够。于是，后来严党又生出一计，南下“巡盐”让地方的贪官们出出血了。

《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如果供出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后果会怎样？

并不会怎么样，“毁堤淹田”的真相从上至下，大家都心知肚明。

从第一集开始，以严嵩和徐阶为首的两大文官集团便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互相攻讦，其实，议来议去，话题就是一个，那就是朝廷没银子了，该怎么办？

这事那要牵扯出“改稻为桑”的政策。1566年，正是嘉靖三十九年。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此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在苏杭一带出现了纺织工厂，将纺织好的丝绸布帛出口到国外，赚取大量白银。电视剧中的沈一石，便是这么一个垄断了杭州丝绸业的大商人。

既然出口丝绸可以赚取大量外汇，还可以提供就业岗位，按理说这是一项惠民惠利的好项目，应当大力支持。事实上，中央也是这么想的。在揣摩了嘉靖的意思后，严嵩和大太监吕芳等人联手推出了“改稻为桑”的政策，就是将稻田改为桑田，大量种桑养蚕，赚取白银，缓解国库亏空。

“改稻为桑”的政策一推行下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朝中许多人以及一些地方官将其视为敛财的好机会，于是急功近利，巧取豪夺，要把浙江九个县的农田全部毁了，改种桑树。断了农民的生路，这当然遭到了农民的强烈反抗。这时候，杭州知府马知远为了贯彻上级的指示，不惜出动士兵强行将已经播种下去的青苗踏毁，抓捕带头反抗的农民，最后又掘了新安河堤，将九个县的农田淹毁，导致60万农民被淹死，几百万农民家毁人亡，流离失所，惨不忍睹，触目惊心。

这就是“毁堤淹田”的真相。

“毁堤淹田”的事件出了后，各方势力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嘉靖皇帝

其实嘉靖对这件事并不是很在意，他在意的只有两样，一是能不能搞到银子，二是他的名声不能坏。吕芳对来禀报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两个县嘛，皇上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吕芳是跟随嘉靖多年的贴身太监，自然了解嘉靖的意图，他所说的，基本上就是嘉靖所想的。

以吕芳为首的宦官集团

“毁堤淹田”的事情出了，太监集团不可能不受牵连。在宦官集团，文官集团和地方官各个势力的交涉，妥协下，最后把这件事情做成是因为新安河年久失修，连日又突降暴雨，因而河堤倒塌，这样对各方都有交代。太监这边推出了个替罪羊，监管修堤的李玄，李玄上面是杨金水，杨金水上面是吕芳，死个李玄，何足挂齿。

严党

以严嵩为首的严党当然是这件事的幕后主谋，正是他们授意杭州知府马知远这么干的，当然，事后，马知远被推出去当了替死鬼，而严党一伙毫发未伤。

胡宗宪

胡宗宪作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一开始是反对改稻为桑的，因为他知道，这项政策一旦推行下去，必要造成无数农民家破人亡。而此时东南沿海倭寇活动日益猖獗，这些破产的农民走投无路，只能去当流寇海盗，或者依附倭寇，对他而言，这才是最要命的。“毁堤淹田”的事件发生后，他也趁此机会，力主推迟实行改稻为桑的政策。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在大明最高权力掌控者嘉靖皇帝的默许下发生的，胡宗宪真要揭发真相，到时候层层追责，只怕会追责到嘉靖帝身上，他官场沉浮多年，怎么会去做这种傻事。就算他有海瑞的勇气，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只不过是多添了几个替死鬼而已。

没有真相，才是最好的真相。

《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如果供出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后果会怎样？

老规矩：先回答问题，再说原因

毁堤淹田的真相，在胡宗宪见嘉靖之前，杨金水已经给嘉靖报告过了，所以胡宗宪供出来或者不供出来，结果嘉靖都是知道的，真正的问题是，嘉靖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问胡宗宪真相？原因很简单

1.嘉靖想知道的不是毁堤淹田的真相，是东南现在的局势，能不能追查毁堤淹田的真相，会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这个他需要问把握全局的胡宗宪，官场上有些事情不是知道就可以查的，或者立刻就可以查的，需要等待时机。

2.真相大家都知道，胡宗宪如果捅破这层窗户纸，就是说明可以追查，不说破就是不能查，嘉靖胡宗宪两个绝顶聪明的人，都知道对方在想啥，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后面嘉靖忍不住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逼胡宗宪说出结果（下决心追查），胡宗宪最后说出一句：臣有肺腑之诚，沥血上奏。胡宗宪上奏的正是大明当前与东南当前的大局，说明现在并不是追查的最好时机（东北土蛮，西北鞑靼，东南倭寇三面环敌，国内叛乱灾害不止），大明内忧外患，一直需要不停的妥协，这正是这种妥协导致大明最后的失败，大明的外患实际上始于内忧，国家到了这一步，已经是亡国之象，后来诸君不可不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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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如果供出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后果会怎样？

当杭州知府马宁远在胡宗宪的一番劝说下，供出并写下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后，胡宗宪便将这最重要的一纸供状作为有力的武器牵制住了郑必昌何茂才一伙，在改稻为桑的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权。接下来，我们以为胡宗宪会将这个供状交给嘉靖皇帝，以此扳倒掌控朝局二十余年的严嵩。但是出乎意料，但也是情理之中的是胡宗宪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把供状收起来了，没让任何人知晓，即使严世璠用翻脸的姿态来对待他，都没有成功。

假如：胡宗宪当时拿出马宁远的供状，结局会怎么样？能扳倒严党吗？

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

从当时的朝局形势来看，国库亏空已经难以为继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一个国家？明朝的这位嘉靖皇帝非常喜欢朋党之争的存在，因为这是他驾驭群臣的最好形式。此时，他还要利用严嵩一党为他找钱充实国库。二十多年来，他修身悟道，依靠严嵩已经成为习惯，既恨之，又爱之。正如乾隆皇帝与和珅的关系，几乎奈何不得，只要严嵩还能够稳住朝局形势，不给他朱厚熜找什么不痛快，他都认了。这二十余年严世璠的种种行为，嘉靖皇帝心知肚明，但这都无关紧要。再者，改稻为桑的国策是嘉靖本人定下来的，是嘉靖皇帝认可了的，要是胡宗宪供出真相，嘉靖皇帝会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我们不说胡宗宪与严嵩的关系，只要是影响到嘉靖皇帝的皇权的事，都不是一个杭州知府马宁远所能左右的。下面我们来看看细节。要是胡宗宪供出真相，会怎么样。

第一，要是胡宗宪将马宁远的状纸呈贡上去，嘉靖皇帝一定会向严世璠求证这事。严世璠可能有两种表现。一是因为毁堤淹田的事情一定是严世璠指示郑必昌何茂才做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专门的书信往来，剧中没说，但可以推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严世璠还不至于蠢到留下字句，所以，严世璠一定只是口头传达。他可以死咬住自己说并没下达毁堤淹田的指令，把这件事一股脑儿的推到郑必昌何茂才身上，因为当时郑必昌何茂才还是胡宗宪的下属，这样，胡宗宪也反而跑不掉了。

第二，即使严世璠承认毁堤淹田是他的指示，但严世璠一定会说这也是情非得已，如果改稻为桑当年完不成任务，做不出五十万匹丝绸，那么国库就没有银子，倭寇就难平复，北边边境也会有危险，只有毁堤淹田了，改稻为桑的策略才能最快实行。只是急功近利了一点，对于可能引发的民变估计不足而已。其实这也正中了嘉靖皇帝的心思：尽快来钱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改稻为桑其中的蹊跷，在于地主豪强权贵通过贱买贱卖土地从中渔利，这一点，嘉靖皇帝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完全按照改稻为桑的策略，指望很快从百姓手里获得桑叶变丝绸以期望迅速变现，那可就太迟了，更何况老百姓还在抗拒改稻为桑。打家劫舍的关键是打劫有钱人，没钱人打劫有什么用，通过土地贱买贱卖，让有钱人获利，然后从中取利，这是最快的变现方式，嘉靖皇帝是认可的。

通过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即使胡宗宪将马宁远的供状呈上去，既扳不倒严党，反而还会惹祸上身，干掉严世璠，扳倒严党的时机并不成熟，嘉靖皇帝除了斥责严世璠外，并不会有什么实际手段整治严嵩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