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什么改稻为桑政策无法顺利开展下去？

其实说白了就一个原因：

凡是老百姓不愿意干的事，谅你上层怎么策划，下面怎么斗争，都无法动摇老百姓的决心，解决不了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什么政策都推行不下去！

整部剧前半截最大的主线就是改稻为桑政策的推行，并围绕这个政策，嘉靖帝、裕王、严党三派斗争，并最终导致政策的破产。

其实这个政策的破产并不在于严党的贪婪，也不在于清流派的一心倒严，更不是嘉靖帝的骄奢淫逸，而是在于老百姓的想法，下面给大家分析一下老百姓最终的想法：

在织造局晕倒在地的郑泌昌，睁眼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人物竟然是锦衣卫，吓得魂都没了，赶紧起来回话，一口一个下官，把他的奴才嘴脸刻画的淋漓尽致。

毁堤淹田他让马宁远去干，处置通倭百姓他让海瑞去办，处置不执行的海瑞他又让高翰文去办，甚至打着织造局牌子买田他也是让沈一石去办，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总会甩锅给别人，甚至他的战友——何茂才！

那么接下来锦衣卫又要去干什么呢？

一、

郑泌昌毕竟是甩锅王者，当着锦衣卫的面不敢把锅甩给宫里，也不敢把锅甩给织造局，只能一个劲的往沈一石头上甩，倒惹了朱七的不满：

“只是一个商人，把我大明朝上上下下都给涮了，你们不要脸，可朝廷丢得起这个脸吗？”

在过去，商人的地位非常低，我们熟知的“士农工商”，其实就是从贵到贱的一个排序。按照这个排序，最金贵的是士，也就是官员阶级，其次是农，也就是农民阶级，再次就是工，手工艺者，比如瓦匠，铁匠，木匠等，最差的就是商，商人。

到明朝时，虽然商人很有钱，但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这部剧中，海瑞抨击沈一石时，首先针对的就是他身上穿的丝绸，按照规定，商人是不能穿丝绸的，即使他就是卖丝绸的。

另一本比较出门的明朝小说《金瓶梅》，虽然写的是在宋朝发生的故事，但是却讽刺着明朝的社会。其中西门庆相当有钱了，但是毫无地位，他费劲办法要买个官当，他当官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地位！

所以，沈一石虽然叱咤商场，其实在剧中毫无地位可言，就是躺在刀板上的鱼肉，谁都想砍一刀。

但是，对于锦衣卫来讲，如果他们也把罪过推到沈一石身上，别说嘉靖帝不信，他们自己都不信，那么皇上也就没必要养着这群锦衣卫了。

但不管怎么说，郑泌昌说话滴水不漏，虽然都知道他精明，但毕竟没有有力证据，这也让锦衣卫不能随意拿下他，但事还是要做，为了摸清状况，他们留下了两句话，随后去了淳安。

郑泌昌等他们走了，伸手摸了摸头上的乌纱帽，幸好，还在，一个动作把郑泌昌的老油条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

只是他不会想到，不久的将来，他就要为自己的精明买单！

二、

四个乔装打扮的锦衣卫，到了淳安码头，惊讶的发现沈一石用来赈灾的粮食还在船上放着。按理说，粮食已经运来了，又是奉旨赈灾的，灾民早该分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朱七决定打探一番，顺便了解一下民情：

“老丈，放粥了，您老不去领？”

朱七果然好眼神，一下子就找到一个盲人老丈，不过他这一开口，却让老丈听出了他不是本地人，既然不是本地人，那么大家自然就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钓鱼”事件：

“我不管你说从哪里来的人，你要是倭寇就趁早赶紧走了。”

朱七本来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没想到一下子就问对了人，当然不肯放过这次机会，老汉也确实给力，把对官府的不满也说给了这个陌生人，胆子确实大：

“什么年头，还分青红皂白？我们那些被抓的人，都是老实巴交的桑户，也不问口供，也不过堂，省里一句话，第二天就砍头！”

这句话分量太重了，浙江的官场都黑暗到如此地步，连盲人老农都这么认为了，浙江不乱，哪有天理？

好在淳安出了一个海老爷，救了这些桑农的命！

朱七好奇的问老农，难道海瑞不怕省里的人？

老农回答：

“你一个外地人肯定不知道，这个海老爷可是太子派来的人！”

古今中外老百姓也不瞎，也会对症下药，搞不明白官员的来历，怎么敢轻易站队？

三、

朱七听完老农的话，哈哈大笑起来，想必上面的人看我们这些屁民妄议国事，也是同样的心情。

朱七绕过这个话题，开始问粮船的事，老农又说了一句经典语录：

“皇上还是好的，太子爷也是好的，这才派了个海老爷来给我们做主！”

那时候的人民思想很淳朴，淳朴到愚昧，总是把希望寄托到青天大老爷身上，如果碰到的不是青天大老爷呢？如果人民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而不是人民的手上，那么这种呼唤大老爷的声音就会不绝于耳。

这个老农说的话里有话，他提到皇上是好的，自然就会有坏了，谁是坏的呢？

没错，就是以严嵩为首的严党是坏的，他们害淳安的百姓被淹，害百姓没有饭吃，幸亏皇上和太子圣明，派出了海瑞。

朱七还不放过这个老汉，继续问，既然粮食到了，为什么大家还不借？

通过老农的嘴，我们终于知道了整部剧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改稻为桑政策为什么推行不下去？

最开始让大家主动改稻为桑，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桑苗不能吃，而粮食能吃。虽然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可以用丝绸换粮食，甚至比种粮食还划算，可是他们没有计算市场供应。此时的市场是丝绸少，粮食多，而改稻为桑后，就变成了丝绸多，粮食少。

一斤粮食就是一斤粮食，但一斤丝绸，就不知道多少粮食了，况且定价权根本不在老百姓手上，这种买卖，他们怎么敢去做？不种桑树，最多少发点财，但是种了桑树，有可能要了全家的命！

这也是一开始大家不敢轻易该种桑苗的原因，更何况他们也不懂技术啊！

四、

在沈一石赈灾粮来之前，农民们发愁的是，一旦把田卖给了沈一石，虽然他可以雇佣他们，但是性质完全变成了单方市场，雇佣价格也是主家说的算。

而这次借粮给大家，让大家种桑苗，老农提出了三点疑问：

第一，这时候借了粮，改种桑苗，此时已经六月半了，产不了多少生丝，到时候官府要粮食怎么办？拿不出粮食，是不是仍然收走了田？收走了田，全家老少还不是得饿死？

第二、这个粮食虽然说是奉旨借的，但是终归是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牌子借的，到时候还是逼着还，海瑞如果顶不住怎么办？即使顶得住，他要是升迁了，我们又该怎么办？

第三、都说新官不认旧官账，海瑞答应不还走了，后来继任的县官要是翻旧账怎么办？本来海老爷规定三年内还清，可是换了新官，他就会另定规则，到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

说到底，老百姓对官府根本就不信任，没有粮食在自己手上，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随时可以走的“海瑞”身上，而不是一个稳定的政策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所以，老农更希望的解决方案是：

“只要官府不逼我们把田改种桑苗就借，借了粮赶插秧苗，到十月收了稻，还一半还有一半，这个灾年就过去了。”

只要种了一季稻谷，有了粮食在手，还了借的粮，后面的改稻为桑才敢执行，这就是一个本分的老百姓最真实的想法。

朱七听完老农的话，也必然会陷入沉思……

我叫杨角风，换种视角看大明王朝，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乐趣，原创文章，喜欢就关注吧！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什么改稻为桑政策无法顺利开展下去？

这个改稻为桑的国策被设立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弥补国库的亏空。这最初开始于嘉靖三十九年年底的一场国务会议，一个冬天没下雪，终于腊月二十九晚上降了一场瑞雪。过了年一大早众官员来宫里议事，虽说是瑞雪兆丰年，但是这场雪真的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这场清流严党和司礼监进行的财务会议，差不多就决定了这一年百姓的情况。

内阁将去年的开支上报，一年的旱情，灾情加上宫里的一场大火，加上贪官的贪墨，国库早就已经是负增长了，然后还要预算当年的开支。而面对倭寇的进犯，对倭寇的防范，需要花几百万两军费，但是正因为倭寇进犯，海运不通，更造成很大损失，而要补齐国库的亏空只有靠剥削百姓，但是这也是九牛之一毛。就在和清流的这番争论中严嵩提出了改稻为桑的策略。改稻田为桑田之后，百姓就可以养蚕缫丝，蚕丝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水稻，百姓再将丝卖掉，卖给朝廷，织出来的丝绸就可以卖到海外，有个好价钱，国库自然也就补齐了。这个国策看起来万无一失，但是真正实施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改稻为桑在当年就必须要执行，但是百姓当年的收成怎么办，要是赶上百姓将稻子收了之后再施行这个国策，每年就需要少产很多丝，这个亏空还是无法补上。要是强行如剧中那样将百姓的稻田毁了强行逼迫百姓种桑田的话，势必会造成很多百姓的不满情绪官逼民反。再加上种桑田养蚕缫丝虽然钱可能会来的多一点，但是对于百姓来说也是比较麻烦。很明显，嘉靖是从来没有替这些百姓考虑，只要严嵩父子给他弄来钱，其他的爱咋咋地。

另外，虽说这个想法提的挺好，但是别忘了买百姓生丝的肯定是那些商人，那些可是唯利是图的家伙，商人垄断生丝市场，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既然不愿意种桑，干脆就来一场土地兼并，这就有点资本主义萌芽的味道了，让百姓将地卖给丝绸大户，也就是沈一石，由沈一石雇佣百姓种桑养蚕，但是也出了问题，就是百姓都不愿意卖地，所以严世藩才想出毁堤淹田的法子，也算是官商勾结发动一场灾难，受灾的百姓地也毁了，粮食也没了，只有老老实实卖地糊口。而这个商人也可以趁机以地受灾质量差为缘由，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又算赈了灾，又可以正常进行国策，可算名利双收。

但这个策略是在短期之内不可能施行的，首先，这个国策来的太快让人猝不及防，养桑树可是急不得的，毕竟是树，要长很长时间才能供更多的蚕来吃，而第一年一个小桑苗养蚕的话，完成那五十万匹丝绸的交易基本属于天方夜谭。而这提这个国策的初衷却是赚钱，也就是要完成那五十万匹丝绸卖给海外的人，赚钱来弥补国库的亏空，要想这样干，必须就要大批量买百姓土地，扩大化生产，但是百姓是不会这样干的，要是这样干，可能会完成那五十万匹丝绸，但是造成民变的几率就大了。是钱重要还是大明的江山更重要呢。

所以说这个改稻为桑的国策，要想尽快完成是不可能的，这个国策不可能弥补朝廷的亏空，虽然是个可行的计划，但也算是个长远的计划。像这样急功近利是注定失败的。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什么改稻为桑政策无法顺利开展下去？

改稻为桑的失败并不是政策制定的不合理，是执行上出了差错。错就错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的政策确定后，干部的执行就是关键”，改稻为桑就是缺乏这样的执行。1、解决财政危机的政策

“南倭北虏，开支用度”，户部入不敷出。为解决财政危机，最高国务会议上吵作一团，最终定了“改稻为桑”政策。

（大明如日中天只是大大前提）

50万匹丝绸可以产出送到西洋可以卖750万两；为了增加蚕丝的产量，需要增加桑田。就得将稻田改为桑田。自己的学生主政浙江，就在浙江推行吧。

好处一民不加赋，还可以增加百姓收入；二可以弥补财政亏空；三可以保证前线军费充足。

有利无弊的分析，宏观层面的政策就出来了。

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不是政策的失败，是人事的失败。毕竟他在地方上一个人说了算，“舒州经验”是成功的。

推行政策就要首先变更人事。并不是需要变更能力多强的，需要的只是能不折不扣执行的。严嵩考虑到了这点，学生主政浙江。

（太子三个导师的想法）

但问题在于宫里的代表杨金水与其扶植的首富沈一石也在浙江；

自己儿子严世蕃的势力，郑泌昌、何茂才是浙江民政、司法的实际负责人；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粮食产量不足，加上外调粮食没解决，根本没法推行。

要政策执行，就要这三条具备。

皇帝要快一点出产丝绸，三年的时间成了一年。

改造桑田，农民缺乏粮食，自然会在青黄不接中低价卖了农田。首富和地方官及其背后的人都会赚了；

外调粮食不来，民生难以为继，自然民变。引发政治问题，胡宗宪、严嵩都得倒。赵世贞主政的江苏就与他导师徐阶保持一致，不调粮给浙江。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而前线军饷不足，战事不利，依然会毁了胡宗宪。可以说这个政策里掺杂了太多利益，他不是政策，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

胡宗宪说的对，这从一开始就是死棋。

要想执行下去，第一就是最高意志坚决贯彻，一切政策保障都配合上去；再者以最高意志进行人事调整，保证令行禁止。第三，要有一定的耐心，要慢慢来，政策慢慢落地，先有试点，再慢慢推进。

君不见头头是道的翰林高翰文去了地方就没招了，就是这个道理。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什么改稻为桑政策无法顺利开展下去？

关于《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的问题，我以前曾经专门做过解答，自认为写得还算用心，但阅读的朋友并不很多，今天就再次为大家为此做个解答。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拍得很好，非常深刻，解答其中的问题，也往往需要长篇大论，这次也不例外。

“改稻为桑”虽然是个虚构的历史事件，但却是有历史依据的，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明朝嘉靖年间朝堂与底层社会的现实状况。

从出发点和理论上讲，“改稻为桑”本来是件好事，能增加国库收入，老百姓也能得到比种稻更多的收益，但从实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必将会归于失败，这就是大明王朝的悲哀。

先说一下“改稻为桑”的背景和原因：

大明王朝的最高中央内部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嘉靖的朝堂搞的是三角平衡的政治格局，以严氏父子为首的严党把持着朝政，而以徐阶、高拱为首的清流掌握着另一派势力，他们互相争斗，水火不容。而司礼监太监吕芳则居中平衡，抑强扶弱，维持着这个三角的平衡。

以久旱无雪的异常天象做为契机，徐阶为首的清流党籍着户部亏空的理由，将天象与朝政联系起来，首先向严党发难，企图将严党推倒。

但严氏父子严防死守，又顺势对清流发起反击。清流在争斗中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一败涂地。紧急关头，嘉靖出场，挽救了清流的颓局，他左右平衡，旁敲侧击，与严嵩达成了默契。严嵩放清流一马，三方继续维持着朝堂的平衡局面。

朝堂上的三方势力仍然可以继续延续着平衡，但是国库也没有办法凭空变出银子来，亏空怎么办？

归根结底，还是缺钱。

于是，严嵩提出了“改稻为桑”的主意。

从经济角度上分析，“改稻为桑”这个计划确实很高明，与洋商进行贸易，获得外汇，能够提高明朝政府的财政盈余，还能使原本种稻的农民改为种桑后，增加收入。

嘉靖很高兴，同意了这个建议，还特地强调，不许增加田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这个计划有弊端吗？事实上漏洞非常大，但以徐阶为首的清流党虽然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但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因为清流党根本不在意这个计划是否有可行性，而是故意默许通过，为的是要扩大和利用政治对手的漏洞。

高层不经过深入实地的调研和考察，拍拍桌子就定下了方案，而到了下面基层执行过程中，这些弊端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执行政策落实的地方官胡宗宪发觉了这个计划的不妥。他认为：这项计划太过操切了，应该用三年的时间，逐步地进行缓改，这样就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问题，并给予修正和解决，还是能够有成功的把握。但是上层却要求一年之内就必须得到成果，这很不现实，利民反而变成了伤民。

仅仅从纸面计划上看，改稻为桑似乎是个好事情，增加了国库收入，农民的收益也能得到一些提高，还振兴了当地的纺织业，资本家也能赚到不少钱，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本来应该是皆大欢喜的。

真的就那么美好吗？完全不是。

政策是好，但执行起来可就完全变了味道。 于是，各路神仙纷纷登场，拉开一幕轰轰烈烈的“改稻为桑”的大戏。

上面咱们说过，朝廷有三派势力：严党、清流、司礼监，那咱们就来看看，在这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严党、清流、司礼监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各自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严党 上层的决策到了基层，执行落实的严党基层官员们根本就不考虑实际情况，而要求当地作坊必须在一年内完成五十万匹丝绸的纺织任务。

为什么时间要求这么紧迫呢？胡宗宪所提出的三年逐步缓改不是挺好的吗？

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按照三年时间逐步缓改，那利益可就都让朝廷和老百姓得了，而上下互相勾连的那些各层执行官员、地方上的皇族、士绅、富商和地主豪强怎么能有机会从中获取暴利呢？

改稻田为桑田，种桑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要比种稻高很多，那么田地越多，获利也就自然越多。

根据明朝祖制，朱姓皇族拥有封地，但不需要向国家交纳田赋，他们自然想大量的兼并田地，以获取更多的财富。

根据明朝祖制，获得功名的士绅也不需要纳粮，他们也想多兼并一些土地。

富户和豪强当然也想分一杯羹，多占一些田地了。霸占了田地以后，再让原有土地的农民租种，成为他们的佃户，也可以大赚一笔。

纺织行业的资本家们也赞成“改稻为桑”，因为管理桑田要比管理稻田需要的劳动力要少得多。这样的话，就必然会有一部分农民失业，失业了就肯定要找工作，纺织厂正好把这些农民雇来做为廉价的劳动力。

执行政策的官员们也想捞一把，通过土地性质的变更和买卖，那些皇亲、富户、豪强和资本家们想获得土地，就要经过官员们的手，这些官员们就能从中拿到大笔的回扣。

但是原有土地上的老百姓可不同意，人家有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自己种桑，自己养蚕收茧，自己卖丝，自己赚钱呢，非得把土地卖给你皇亲、富户、地主和资本家？

所以，如果想逼着老百姓把田地交出来，必须要有要挟，怎么样要挟呢？加快政策的执行，用粮食要挟。

迅速执行政策，毁掉了稻田，绝了田地里的稻米收成。逼着农民卖田换钱，用钱买粮想能活下来。你要不卖，今年又没有收成，就饿死你全家！

真是一群混账！

于是，为了加快“改稻为桑”的执行，当地官员调来本是用来保境安民的士兵，让他们骑着战马践踏秧苗，破坏稻田。

但戚继光很生气，他的军队可不是用来干这种事的，他一怒之下，把兵调走了。

但严世蕃和郑泌昌、何茂才却干脆施了毒计，竟然趁着雨季，拆毁了河堤，造成大面积的水灾，淹没了两县的稻田，借天灾酿人祸。

两县被淹，百姓受灾，生存都成了大问题。没有粮食，就活不下去了。而皇族、乡绅、地主和豪强们就乘机低价收购，巧取豪夺农民的田地。

悲愤的农民发出怨声: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最底层的就是可怜的农民，皆以食为天，能吃上饭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兵荒马乱，不饿肚子就算是盛世，千恩万谢了。

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只要有自己的几亩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辈子，能从庄稼地里有些收成，吃上一口饭，即便是受到层层盘剥，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会造反，而更愿意做个顺民，可受欺负、受委屈的总是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农民。

毁堤淹田，就是要绝了农民们的命根子。

而严党的论调是: 他们用皇权国法来压制底层的百姓，敢于抵制，就扣上通倭的大帽子，杀一儆百： 地方大员胡宗宪首先急了眼，他可不愿意眼睁睁地自己治下的老百姓们遭此灾噩，活活饿死，于是就向朝廷请求赈济，并四处借粮，要救百姓们。

那么，掌管国家粮食的清流们又是怎么样的态度呢？

二、清流党

当老百姓逢此危难之时，向来自诩清高，而处处与严党作对，彼此间斗得你死我活的清流高层――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高官们却首先想的并不是拯救百姓于水火，而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尽快扩大事态，以酿成更大的恶果，以好捉住严党的把柄，而斗倒政敌。 两县受灾，数十万灾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无家可归，如此危急，胡宗宪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却被徐阶和高拱百般搪塞，向其暗示并无粮可调。 张居正在裕王府中议事时终于表露出了清流党的真实意图： 几十万老百姓的生死，在清流的这些高层眼中也就是一块烂肉。为了朝堂上的争权夺利，宁愿置万千黎民之生死不顾。

这就是清流，要饿死受灾的老百姓们，从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与严党竟然是完全一致的。即然清流的高层都不允许赈济灾民，可想而知，清流的中层又是怎样的态度了。

徐阶的门生、胡宪宗的好朋友，时任南直隶巡抚的赵贞吉，他的治下是鱼米之乡，粮食丰饶而充足。但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却是这样答复的： 灾区的老百姓们被这两道铁闸夹在了中间，左右都没了活路。

一边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逼迫农民们贱卖田地，表面上为了执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实则是为了兼并农民手中的田地，而从中获取暴利，中饱私囊。

另一边是清流，他们推三阻四，拒绝救灾，就是想迫使老百姓因饥闹事，激起民变。目的是为了抓住严党的把柄，打击政敌，争权夺利。

两派的政见虽然不同，彼此如仇雠，但他们的行为居然是完全一致的。

为救灾民，胡宗宪东奔西走，绞尽脑汁，却四处碰壁，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唯有发出一声长叹：

那么，在朝堂上做为平衡严党和清流势力的司礼监，他们代表的是皇权，又会持怎样的态度呢？

三、司礼监

做为嘉靖皇帝的权力代表，司礼监就是皇帝的大管家，为皇帝谋取利益，当然，他们也要从中截流，为自己牟取实利。

即然司礼监的作用是维系严党与清流之间的平衡，在事态发展中，当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杨金水就是司礼监方面的中层干部，他受宫中委派，兼任着江南织造局和浙江市舶司总管。他来到浙江，一是为了给嘉靖皇帝管钱，捞银子，二是要充当眼线，监视和平衡严党和清流的人员。

毁堤淹田的内情是怎么回事，杨金水的心里自然是一清二楚。但杨金水首先考虑的是与洋商的订单和纺织商人的丝绸，灾区的那些老百姓的死活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是丝毫不会在意的。

但是，事情即然已经出了，上面当然要追究责任，下面也要平息事态，而司礼监是负有监查责任的。按照大明王朝官场的一贯德行，责任都是尽量往下摁，基层人员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先是把水灾的原因归为修缮河堤不利，杨金水就交出了自己的手下李玄顶罪。 小太监李玄是河道衙门的监管，说句良心话，就算工程款项上有贪腐，但河道那都是去年新修的，用李玄的话说，“固若金汤”，再不济，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决口了。

但上层要下决心让你当炮灰，担责任，那就会想方设法让你栽进去。 杨金水这样解释：

为了企图掩盖毁提淹田的实情，把决堤的原因说成是了修缮河道不利。 最没有背景的底层人员被拿出来顶缸杀头，以平民愤。

但毕竟淹死了很多人，数十万百姓受灾，这可是件通天的大案，一旦到了嘉靖亲自过问的程度上，那是不允许欺瞒的。杨金水受召进京面圣，又把责任推给了严党。

嘉靖帝明白了他的苦心： “这个杨金水还是得力的。”

为了给毁堤淹田画上句号，各方势力牺牲了他们最基层的执行人员：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和河道监管小太监李玄。

司礼监牺牲了体制内的基层人员李玄，而体制外的人员又是怎样的结果呢？

四、明朝商人沈一石

浙江传奇商人――首富沈一石，也参与了“改稻为桑”。

做为商人资本家，沈一石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兼并土地、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生产，以此而获取高额的利润。

但在大明王朝这样一个国度，要想搞实业，没有一点背景势力，还想能办成事情？当然不可能。而沈一石则依附在司礼监的门下，以此做为政治保障。

但做为一个商人，参与到了这种深涉政治斗争的事件中去，他就很悲哀地成为了政客们手中的棋子。

用之，弃之，掠之，杀之。

沈一石并没有从“改稻为桑”的行动中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反而搭上了自己最后的财产。海防急需军饷，失败的施政又需要承担者，沈一石就沦为了众矢之的，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献上祭坛的最佳祭品。

嘉靖点头，官员赞许，司法执行，沈一石获罪抄家，一代首富，便葬身火海。

做为商人，沈一石有错吗？ 其实沈一石就代表着无数明粉口中所谓的“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

沈一石和别的那些奸商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沈一石是资本家的代表，他是要为这个国家和老百姓创造价值的。 但在大明王朝的土地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生存的土壤。

按照明朝的祖制，这个国家的法令对待商人十分苛刻，商人的地位十分卑贱。沈一石时时处处严守法令，他穿着布衣，喝着冷水，吃着最劣质的食物，守着最低等人的礼节。

做为司礼监的编外人员，沈一石以他商人的精明眼光，早已看出来，“改稻为桑”是一步死棋，但他依然想通过努力，去追求那梦幻的泡沫。当希望的肥皂泡破裂的那一刻，他明白了，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他这样的资本家商人的丝毫立足之地！

沈一石也自知难逃一死，于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最后的财产导演了一出大戏，先是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地，后又改成了奉旨赈灾，在层层盘剥，重重压力之下，沈一石最终成为了这个腐朽黑暗的王朝的献祭。

熊熊烈火中，孤独的沈一石留下了他悲愤的遗言： 在大明王朝的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活路！

海瑞审案，杨金水发疯。 那么大明王朝的清官就能救得了老百姓吗？

五、大明清官海瑞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海瑞无党，他并不属于那些所谓的“清流”。 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海瑞其实就是“理智明粉”。 他并不属于那帮“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三无扯淡派的范畴。 在本剧中，海瑞是个勘破大明朝局的人，他有着自己的宿命和任务：如何在明朝当时的体制下，调整优化结构，把明朝从逐步走向覆灭的道路上挽救回来。

咱们来看看，如果真的要挽救明朝，海瑞应该怎么办。

改稻为桑，嘉靖发现问题了没有？当然发现了。 但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痴不聋，不做当家翁”。

嘉靖关心的是：在不引发民乱的前提下如何缓解当前的财政危机，增加国库收入。

严党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而贪腐牟利，中饱私囊，敷衍皇上。

清流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激起民变，扩大事态，打倒严党。

皇族士绅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兼并农民手中的土地。

奸商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把农民变成失地流民，最终成为廉价劳动力。

有没有任何一方，考虑过老百姓的死活呢？

上上下下都是以改之名，坑害百姓，从贫苦农民的身上榨取最后一滴油水。

在本文中，小编多次提到了“明朝祖制”，而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大明王朝的祖制国策啊。

绝望的海瑞发出这样的怒吼：

海瑞的清醒在于看清了大明王朝腐朽到根子里的皇权祖制。

但这个，能改吗？

忠君爱国只是个美好的理想，勤政爱民是为官的本分。 而一次又一次，以牺牲小民为代价，换取所谓的“顾全大局”，真的可行吗？

“顾全大局”四个字，让大明王朝的政治生态逐步腐烂，政治格局陷入了死循环，最终再也无可救药，向着最终覆灭的命运一去不返。

而底层的老百姓决不会永远都容忍自己像蝼蚁一样被鄙视，被辗死和抛弃。当风暴来临，水必覆舟！

结论：大明王朝“改稻为桑”的政策，从开始实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必然走向失败！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什么改稻为桑政策无法顺利开展下去？

《大明王朝》是一部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电视剧。

“改稻为桑”这个国策的最核心要点是什么？低价拿地！！！

还需要我再说下去吗？

说实话《大明王朝》这部剧太直接了，也太深刻了，用一幕幕血淋淋的绘像，重现了大明王朝是如何逐步走向衰亡的一出大悲剧。

《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的话翻译一下：意即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是巩固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宁的必要条件。孟子认为人民之所以“放辟邪侈”，是由于无恒产所致。于是提出要“制民之产”，即赋予人民一定的个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大明王朝》里面的改稻为桑的国策是什么呢？是夺民之产，是巧取豪夺，用十担稻谷不到一亩地的低价从嗷嗷待哺、饥寒待毙的灾民手里去贱买土地，数十万灾民卖了田地之后，会变成什么呢？

当然是变成无产者，最底层的流民，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最后亡明的李闯王、张献忠，不就是被逼到绝境的底层流民代表吗？所谓“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应者云集；一呼百诺”，大明朝有再多的卢象升、孙传庭又有什么用？谁敢说被逼到绝境的“齐大柱”不会变成“李闯”，不会变成“张献忠”？

社稷为重，君为轻。一个王朝，如果统治的百姓都纷纷揭竿而起，最后还能长久吗？

谁敢阻挡革命的熊熊烈火？

如果说贱卖土地是“官逼民反”，那么用实价一亩三十担甚至五十担的价钱来购买稻田，最后改种桑树，这个国策可以成功吗？

其结果也自然是不会成功的。

为什么呢？

• 第一，沈一石拿不出这么多钱；

一匹丝绸卖10两纹银，假设生产五十万匹丝绸然后都卖给西洋人，就是500万两纹银收入，而单单土地就要先投入1000万两纹银，再算上养蚕、缫丝、加工丝绸的人工成本，恐怕至少要达到1200万两的当年纯投入。沈一石就是有天大的身家，也是填不上这个无底洞的，再说还要加上各级官员的层层贪墨，能用于再生产的资金显然是不足的；

• 第二，“安土重迁”是老百姓的传统；

郑泌昌隐含的一层含义就是即便出高价，老百姓也不一定愿意卖地，去做雇佣工人，这是中国农耕民族的传统，即“安土重迁”，土地就是百姓最可靠的生产资料，没有人会愿意放弃永恒的产业去换一时的银子。而这种拖拖拉拉的谈判式拿地，反过来又会影响整个五十万匹丝绸的产量能否按时完成。我们读历史，看到过英国产业革命“羊吃人”的惨剧，就应该明白要让农民放弃手中的土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了！

• 第三，各怀鬼胎；

改稻为桑出台的前奏是什么呢？是财政出现了几百万两白银的大缺口，嘉靖想的是财政增收，严嵩想的是拆东墙补西墙，严世藩、郑必昌何茂才想的是从中大捞特捞，徐阶、高拱、张居正想的是借机扳倒严党，取得党争胜利。这种所有人马都各怀鬼胎的朝局，怎么能拧成一股绳，最后做成这天大的改革？

这些身居高位的大佬，还不如李王妃一个妇道人家说的：“ 大势所然，有些事情本不是一时就能办好的，但是有一条永远不能忘了，我大明的江山社稷，王爷是皇储，接下来王爷手里抱的世子是皇储，念在这一条，你们也得往远处想，要给王爷和世子留一个得民心的天下。”

《尉缭子》云：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

“改稻为桑”这一国策，只不过是一条明显的“亡国之策”罢了，又怎么能指望它取得成功呢？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什么改稻为桑政策无法顺利开展下去？

这个涉及到封建王朝中后期地方官员和商人们以及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只会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才会出现，一般在前期的话都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首先，在古代，商人们一向都是地位非常低的，哪像现在这样有这么高的位置，那时候的商人都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农民有地位。可是，商人们没有地位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价值，在明朝之后的商人一般都很富有，其地位也在慢慢的被抬高了起来，而一这些商人跟地方官员互相勾结起来，便会变得有钱有势，远远不是普通的农民就可以对付得了的。

这些商人和地方官勾结起来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即便是以皇帝为首的朝廷高层对他们下达的命令，这些人也都会阳奉阴违，借着朝廷下来的国策中饱私囊，到最后反是将老百姓给害惨了。

对于这个事情和局面，皇帝其实心里也很清楚，所以他们才会大肆的去缉拿贪官，但是，贪官哪里是这么好抓的？可以说各朝各代的贪官都是杀不完的，即便是你杀死了一批，马上还会有另外一批贪官冒出来。

总之就是除不尽，所谓“贪官朝朝杀，朝朝有贪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封建王朝的本质就是皇帝靠着庞大的官僚去控制老百姓，让这些地方官员们到老百姓的身上去收税，然后反过来再去养活这些地方官员。

本来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可是随着这些地方官员们慢慢的和商人们互相勾结，从此便对老百姓的更加的厉害了，甚至还将他们压得都喘不过气来，面对朝廷的命令也是阳奉阴违，总之就是非常的过分。对于这些地方官有来说，他们只需要在明面上将朝廷的命令给糊弄过去，然后就可以在私下里疯狂的捞钱了。

除了地方官员会贪以外，权利最大的皇帝有时候也会贪得无厌，往往有皇帝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基本上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了。在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大兴土木，也不思节省民力，从而导致了国库亏空，到后来甚至于都拿不出来足够的银子了，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现状，朝廷里的大臣们不仅没有进行劝阻，反而一味的逢迎。

最后导致整个大明王朝的国库都亏空到了一种严重的地步，身为一个皇帝，没有钱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嘉靖便让自己所宠幸的几个奸臣来为自己想办法。其中，奸臣严嵩就想出来这样一个办法，他说，如果将老百姓的稻田改为桑田，那么就产出更多的丝绸，这样就可以拿出去卖钱了。

嘉靖听到这个提议之后，眼前一亮，因为这个提议表面上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要是真的按照桑田来进行征税的话，那么绝对会让朝廷获取到非常多的利益，因为丝绸比稻谷更加值钱。

所以在表面上，除了对朝廷以外，对待老百姓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凡事都不能看表面，再说了，你当天下的老百姓们都是傻子么？要是光靠种桑田就可以发家致富的话，那么他们早就都发财了，哪里还用你来改国策？

至于为什么农民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国策，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做法到头来只会把他们给害死，也幸好农民们因为这个国策而反抗了，要不然迟早整个国家都会被严嵩这个奸臣给害垮。

确实，如果农民们全部都种桑田的话，会生产出大量的丝绸，可问题就在于这些丝绸的价格要不变啊，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么商人们为了利益不把丝绸的价格给压低才怪，到时候一旦丝绸的价格低了，那么农民们极有可能会连饭都吃不起，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他们都会被饿死。

到时候就算是商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丝绸并不是必需品，能赚到钱的前提下是要有人去买，可一下子这么多人种桑田，那生产出来的丝绸就太多了，堆积起来根本就卖不出去，而作为粮食的必需品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到时候只怕是他们也都会被饿死。至于农民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只会越来越穷，到头来种桑田所换取的钱财还不如种稻谷，最终大部分人都会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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