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自汉开始，到宋代建立之时，强臣夺位是改朝换代最常见的方式。

西汉禅让于王莽，东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晋禅让于宋（南朝），宋齐梁陈，也都是“依样画葫芦”的“禅让”。隋的地位来自北周的禅让；唐李渊入长安后，也要先拥立隋恭帝再逼其“禅让”，非要走一遍“流程”；唐禅让于后梁；后汉“禅位”于后周；后周禅位于宋。

秦、新（王莽）为农民起义推翻，后梁、后唐、后晋为“敌国”所灭，上述几个朝代都根基未稳，国祚不长，其他王朝，绝大多数都亡于“强臣”。

而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亡于“敌国”，元亡于农民起义，明亡于农民起义（崇祯）+“敌国”（南明）。

清代虽然最后也是为强臣袁世凯所逼退，但其实并非“篡位”，因为清帝只是让位于“共和”，袁世凯自己也作不了皇帝，后来自己非要作皇帝也作不成。

看来，宋代确实是古代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切，要从宋朝建立者赵匡胤说起。

从赵匡胤开始，几代宋帝，做了各种改革，大大降低了强臣夺权的概率。

赵匡胤自己就是以禁军将领的身份“黄袍加身”的。

他之所以能夺权，还得益于后周世宗柴荣的“未雨绸缪”。

当时，盛传“点检作天子”的传说，柴荣担心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遂让当时资历、名望都有差距的赵匡胤作了殿前都点检。

此外，柴荣还建立了一套相互制衡的系统，试图维系权力平衡，稳固发展。

结果···赵匡胤还是夺了天下。

这说明：禁军靠近权力重心，一旦禁军有事，一切“系统”都会成为摆设。

同时也说明：要保持禁军的绝对忠诚，关键不是启用什么人来担任禁军将领（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在制度上杜绝一些禁军职务权位过重的威胁。

刚夺权时，为了维持稳定，赵匡胤亲自掌控殿前军，侍卫亲军重要职务悉数由拥护自己的“兄弟”把持。

形势稍微稳定下来后，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将几个兄弟悉数调离禁军关键岗位，像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等关键岗位长期空缺了下来。

如此，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两个殿前军高级职务被砍掉，侍卫亲军中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副都虞侯三个高级职务被减少设置。

权力最重的职务被砍掉，次重要的职务被减少设置，其他职位不太高的职务悉数由资历较浅者担任。

如此，禁军武将不再可以威胁皇权了，被削弱的禁军将领，只有听命于“系统”。

天子完全掌控有力禁军，是维护皇权的基本！

在此之前，“强人”掌控禁军，威胁皇权的事情频频发生。

曹爽、司马懿争权时，禁军关键职务的任免，往往是掌权的关键。

唐朝时，宦官掌握神策军，就可以废立天子。

自宋代调整后，强人再难完全把持禁军了。

无论是强臣还是宦官，无论其专权多么久，当天子决心铲除时，都没有还手之力。

在“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心里仍然不踏实，就询问赵普：几十年来，帝王换了十姓，兵革不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朕像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该怎么作？

赵普提出，五代兵革不息，是因为：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地方权重而专，导致中央集权失灵。

随即，赵普提出三个方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稍夺其权，将地方的一些关键行政权收归朝廷。

减少藩镇兼领的州（收支郡）；收回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复核司法权）；设立“路”，加强监视。

制其钱谷，就是收回地方的财政权。

除经常性开支外，全部由转运使上缴朝廷；朝廷委派知监负责盐业等关键资源的开采、使用；设立常平使，官吏粮仓。

收其精兵，就是重新整编军队，精锐皆收为禁军，地方只留下老弱为厢军。

此外，推行更戍法。军队轮番更戍，不再长时间归于某一将统领，打破“兵为将有”的关系。

“兵为将有，财务独立”是古代军队成为军法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即使在宋代以前，统治者也都力求避免出现“兵为将有，财务独立”军法的出现。

然而，由于地方官在财政、行政上的“自由度”较高，如果有心，他们仍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发展军队。

所以，宋代以前，即便是王朝强盛时，仍时有地方官举兵叛逆的情况出现。

自宋代改革后，不但许多关键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且地方官都受到严格监视，“自由度”大大降低。

因此，此后，除元代乱政以及朱元璋分封的自家藩王外，地方举兵抗拒朝廷的例子已经极为罕见了。

如此，像曹操、李渊及五代节度使这样“由地方到朝廷”的情形基本被杜绝了。

在此基础上，宋统治者开始改革军事系统。

其基本结构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没有握兵之重；京师之兵马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率臣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任，”不得专其兵“。

如此，统兵机构和统兵官员分为平列的三个部分，互相制约，确保军事大权集于天子一人之身。

其实，单说制度本身，并不算特别创新。

至少隋唐的府兵制，也是类似的相互分权、制衡的制度。

然而，过去的军事系统，并不稳固。

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兵农一体”，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一旦经济发展，土地兼并，这种制度也就瓦解了，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将领募兵，也就不能避免“兵为将有”了。

宋代以后，历朝从一开始就军人“职业化”，即便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朝廷也可通过国家财政养一支“经制兵”。

因此，“经制兵”的系统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虽会因承平日久而削弱，但不会瓦解，仍能承担起维护统治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后世强臣，再是功勋卓著，位高权重，也不可能掌天下兵马，不具备直接逼天子“禅位”的武力基础。

宋以后的各朝（除元外），普遍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基本是文官；即便是担任指挥作战的率臣，也多为文官。

纯粹的武官，即便功勋卓著，也会早早遭遇“职业瓶颈”，难以再进一步。

因此，武将不但无法跋扈难制，甚至还受到文官的歧视、压迫，即便是狄青这样的名将也难逃此运。

武官长期在军中，却受制于文官，即便立功多，其功绩、名望也在文人率臣之后。

能建功立业的文人，自然能力不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所能概括的，但他们仍难以跋扈。

以后来的曾国藩为例。

曾国藩建军、凝集僚属，无不以传统儒君父思想为号召。

平定东南后，自然不可能立刻“振臂一呼”了。

相比之下，晚唐五代的武人，将领们则可以因“朝廷不公”等借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宋代完善的监察制度，也往往能把“不轨”之事扼杀于摇篮。

在中央，宋代设立了谏院和御史台两个监察机构。在地方，路以上设立监司，也就是“外台”，在府州设立了通判等监察职务。

宋代以前，台官多由宰相任命或举荐，因此，他们多“宰相过失无敢言者”。

此后，这些监察部门的官吏多由皇帝亲自掌握，两个监察系统一起监察各级官吏。

而且，朝廷还会给监察人员下达指标，每月必须察一举。

所以，各级官吏都受到严格监督，不但是“不轨”举动难以隐藏，甚至连一些正常的作为也会受到监督、弹劾。

到明清时期，统治者又加强了各种公开、不公开的监视，使百官言行多在掌握之中。

一些电视剧中，皇帝召见臣子，随手“砸”出一堆举报、弹劾奏折，这都基本不是“艺术加工”才能办到的事情。

所以，像当年安禄山那种“阴畜”几十年的情形，再难见到了。

此外，宋代以后，对“相权”等权力也再作了限制，但事实上，“君相”分权自隋唐时就已开始，而且，古代仅仅通过依靠在朝中力量搞“和平夺权”的很少（只有王莽），因此，不作详细展开。

自西汉到唐宋之前，世家豪族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些世家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治人脉甚至军事力量，在国家事务中能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股东”之一。

既然是“股东”，那么，如果能得到众多“股东”的支持，自己当个“董事长”还是有可能的。

司马家能篡位，仰仗的基本力量正是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发展到宋朝时，豪族多已被历代统治者、起义者摧毁，社会进入“市民社会”。

宋代以后的高官，基本是清一色的科举出身。（清末名臣左宗棠，位列总督，尚因没有科举功名而受到一些奚落，气得要辞职去考科举，被慈禧劝阻。由此可见没有科举功名在高级官员中多么“罕见”。）

这些人没有雄厚的基础，其地位来自朝廷“赏识”、“恩赐”。

因此，在朝廷中，他们是完全的“打工人”。

同时，豪族社会终结后，皇帝已是唯一的“股东”，天下是皇家的“独资企业”了。

想夺江山，只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自己出去“创业”，或者你是忽必烈、皇太极一样作“外人”，想从里面夺权篡位，是不可能的。

随着宋以后皇权的加强，强臣篡位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然而，对封建王朝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威胁外，封建王朝还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以外的威胁，或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或是边疆以外的武装集团。

在此之前，王朝即便衰落，也很少直接覆灭于是外部压力。

匈奴、突厥再是强大，也无法入主中原；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便纵横天下，也无法直接改朝换代。

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的武人、地方官，在皇权削弱后，往往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在消除外部危机后，统治集团内部的胜利者，最终会埋葬旧王朝。

因此，赵匡胤在进一步加强集权之前，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深为可惧。

在他看来，只要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夺权的隐患，其他问题不伤根本。

然而，自此以后，统治集团外部的问题，成为了“根本问题”。

两宋立国300多年，也挨打了300多年，最终被蒙元所灭。

蒙元立国近百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大明立国200多年，结果先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后来迁到南方的南明又被入关的清军迅速消灭。

大清立国近300年，后期屡屡为列强所欺，最后应对武昌起义时也无能为力，最终覆灭。（再次强调，袁世凯只是借武昌起义之机，以共和之势逼清帝退位，他自身并不具备取代清帝为天子的条件，这与古代常见的权臣篡位不是一回事。）

对于封建王朝们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而已。

宋代以后，“权臣”夺位基本上杜绝了。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环境好了”，“皇帝精了”。

环境好了。豪族社会结束了，皇家是朝廷唯一“股东”，其他官员都是纯粹的“打工人”，不具备直接“取而代之”的基本条件了。

“皇帝精了”。经过1000多年发展，各种“谋朝篡位”的方式都上演了一遍，统治者因此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防微杜渐”，确保皇权了。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宋朝以前，确实经常出现权臣篡位的现象，比如汉末从三国、魏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全部是由权臣篡位完成朝廷更替的。

但这些篡权的权臣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就是他们都是掌握军权的同时，又逐渐控制了朝廷的财政、人事和行政权力，将内外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即使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权臣手中，皇帝已经成为傀儡，也并不是马上就篡位，还需要通过废立皇帝、清除异己等过程，才逐步完成篡位之前的准备。

在条件成熟以后，才会通过表面上的禅让完成朝代更替。汉末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是董卓，但是他没有完成。接下来是曹操，做好了准备，但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一直到曹丕才终于完成。司马氏也是经过三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挖曹魏的墙角，排挤和打压曹魏的支持者，最终才完成了魏晋禅代。

有了汉魏和魏晋这两次的榜样，后面有这个想法的人再干起来就容易多了。即便如此，桓温权倾内外，仍然受到门阀政治的制约，没有能完成这个过程。桓温的儿子桓玄自立为帝之后，很快也就失败了。而后来完成换代的人往往是像刘裕这种摘果子的人，也就是前面有人发动叛乱，他们以平叛勤王的名义出兵，通过平叛控制朝廷，之后再完成篡位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隋朝。隋朝是一个例外，因为隋文帝篡位只是因为他在北周皇帝驾崩的时候受遗诏辅政，实际上变成摄政，最后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篡位。

五代时期的篡位是另一种情况，都是强藩大镇直接取代中央权力。后梁朱温是劫持唐朝皇帝当傀儡，不久后就直接篡位。后梁被后唐消灭，成为后唐。后唐发生内乱，没多久就灭亡。后晋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攻进汴梁，建立后晋。后晋的皇帝被契丹抓走，刘知远又建立后汉。郭威以外藩强镇身份直接出兵，进攻汴梁，建立了后周。后周柴荣死去，弱子继位，赵匡胤在兵变中登上帝位，返回都城，建立宋朝。

实际上，五代就是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所谓的五代都只是比较强的藩镇而已，并没有真正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大一统，就匆匆忙忙的当了皇帝，都无法持续。但从五代开始，各代都开始注意削弱藩镇的权力，减少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宋朝建立后，在晚唐和五代形成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将权力高度分散，军队由中央直接掌握，文武分途，文官官僚体系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掌握行政权力，而军队则由中央的枢密院负责领导，地方文官不能掌握军队，地方驻军将领无权干预行政和人事安排。

由此，逐步形成了文臣和武将相互制约的权力格局，相互牵制，财政、人事、军队调动和行政权力分属不同体系，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制约，但又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之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相协同。

因此，在宋朝的格局下，如果要发动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必须由中央任命职级较高的文官担任统帅，负责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来指挥战争。

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权力集中容易带来的权臣篡位和分裂割据的风险，但弊端也同样明显，这就是较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应对突发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无人负责的局面。

明朝初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基本上也延续了宋朝的这一趋势，文官和武将之间相互制约，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都必须由中央指定高级文官担任方面统帅，统一事权。先是设置负责协调指定区域内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总督，后来又改派级别更高的督师，其目的都是为了应付已经出现的危机，统一事权，提高行政效率。

但因为长期的分权造成的惯性，这种机制上的调整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中央仍然保持着对外派督师的各种牵制和制约，即使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外出督师，也仍然必须依赖于朝廷在财政、人事上给予支持，才能有所作为。而当中央部门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乃至直接掣肘的时候，前线的督师和将领是无能为力的。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皇权政治和古代中国文官政治进一步发展和趋向于成熟的结果，但同时也就造成了官僚体系常见的毛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宋明都面临这种问题，明末表现得尤其明显。

文臣督师，统筹指挥战争，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往往容易出错，又会习惯性的争功诿过。而在朝廷上，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局部性失败往往会群起而攻之，造成前线统帅和将领在临机处置的时候顾虑较多，不敢担当责任。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完全由文官官僚体系掌控权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党争，而军事行动也往往会成为党争的一部分。无论是北宋王安石时期拓边河湟，还是明末阉党与东林之间的斗争对辽东战局，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朱元璋的“洪武大案”，康熙的智擒鳌拜！

这些都是皇权的胜利。

宋代之后！皇权越来越强大，这才是“权臣篡位”现象基本消失的最大原因！

而朱程理学不是用来加强皇权的，朱程理学恰恰是为了限制皇权越来越膨胀。

皇权不是皇帝个人的权力那么简单。

皇权是一个权力系统，皇帝通过系统的力量来掌控全局。

大家比较熟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事实上，杯酒释兵权，仅仅是赵匡胤加强皇权的第一步。

当年，赵匡胤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因为他手下的节度使权力太大。

为什么节度使权力太大？因为节度使类似诸侯王，可以掌管财税权、行政权、军事指挥大权。

如果仅仅是杯酒释兵权，把功臣们的权力移交给皇帝信任的人，这是不够的。

赵匡胤冥思苦想出一个好办法：

他把一个节度使的权力分成三个部分，把财权交给文官们，这些文官不受将军的控制。

将军们手里没有钱，不能直接给部下发工资和奖金！

也就是说将军们的财权归皇帝派来的人管理，而这个管理财务的人直辖于皇帝！

这样一来，赵匡胤的将军们的一举一动，必须申请经费，大家知道，办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钱的。

所以将军们的行为和一举一动都被纪录在案了。

做了什么事，花费多少钱，都得层层上报大宋朝廷，最后还得皇帝点头和过目，才算数！

这样子！皇权就从制度层面上战胜了权臣们的权力！大臣们都没有完整的权力，想造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说，财权不交给节度使，节度使还可以威胁利诱财税官员！

那么！直接把军权交给文官，这群文官将军们，就更加没有底气抗拒皇权了！

特别是到了明朝，太监可以当监军，像袁崇焕那样的大将军，在太监的监督下，也没有胆量挑战大明皇权的。

宋朝一个皇帝有多个宰相，宰相这个官职，事实上不存在了！

“三品同中书门下”就算是宰相了！

比如：王安石他事实上是宰相，但是名义上仅仅是被授予“三品同中书门下”头衔，有资格参与朝廷决策而已！

皇帝可以把这个头衔赐给朝廷任何大臣，通常来说，往往有六七个人获得这个头衔，所以就是说一个皇帝同时任命了很多宰相，因此宋朝是“群相”制。

到了明朝，宰相就不存在了，改由内阁制，内阁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这些人没有独立的宰相权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哪里还有权臣敢反抗皇帝！

皇帝通过这些精心的制度安排，来消除产生权臣的土壤和环境！

宋朝之后，皇权真正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

朝廷内的权臣再难出现，不管是赵普，还是张居正、鳌拜，他们都仅仅是皇权的奴仆，反对皇帝都很难！哪里还敢篡位呢？

总而言之，宋、明、清三朝，皇权越来越强大，大臣们的权力越来越分散，根本不可能存在可以真正威胁皇帝的权臣了！

一起走近历史与现实！带你了解真正的历史，欢迎持续关注！@龚柳辉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出来，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项跨越一千多年历史的官制改革，而且还是一场接力赛，非常有意思。

　　虽然秦始皇被后人骂成暴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设计了很多超越时代的制度，定义了整个封建时代。在他统治下的秦朝所设计的三公九卿制度，更是后世官制的模版，也是起点。对于加强中央皇权，防止权臣篡位这个问题，还得从“三公”这个起点入手。

　　三公指的是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分别管理军事、行政、监察百官（司法），是皇帝之下最高的权力的官职。先说御史大夫，这个是比较憋屈的，其实没什么实权，后世逐渐发展成谏官一类的官职，也兼一部分司法职能，是很难出现权臣的。所以权臣容易出现的地方，其实是在军事跟行政的最高长官太尉与丞相，要限制的也就是兵权跟相权。

　　秦始皇设计的三公，规定地位同等，互相之间不相互统属，其实军事、行政、司法是严格分权的，很接近现代意义的“三权分立”概念。但是后世并没有沿袭这个“三权分立”的精神进行官制改革，很多时候是将这三项权力混在一起的，甚至可以允许兼职，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权臣出现的概率。

　　不过后来的统治者还是希望能从制度上进行限制，以防止权臣篡位，于是走了其他的改革路线。

　　为了架空三公，统治者们想出一个奇葩招数——改名。汉武帝时期太尉改名为大司马，汉哀帝时丞相改为大司徒，光武帝时把三公中的御史大夫改成大司空，之后又改回去三公变成太尉、司徒、司空。当然了，改名肯定起不到作用，关键是要分散兵权跟相权，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所以真正起一点作用的是汉武帝将中央官员分为内外朝的改革，以及设立尚书台分走一部分相权；但是大司马的兵权没有限制，加上前面说的汉朝没走“三权分立”的路线，导致汉武帝驾崩后，出现了第一个掌握行政与兵权的权臣霍光。

　　余下的西汉王朝皇帝便没有其他有效改革了，最多就是改名，所以西汉衰弱的中后期，是外戚成为权臣的高发期。因为没有优先限制导致到了西汉末年，第一个篡位权臣出现了，他就是王莽。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是正儿八经的外戚，兼了两个重要的职位大司马与尚书令（尚书台的长官），逐步掌握兵权与行政权而篡位建立新朝。

　　光武帝推翻新朝建立东汉之后，鉴于王莽篡位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一是将尚书台的权力扩大，使得司徒的相权逐渐缩小；其二是设立大将军，分走太尉的兵权，逐渐凌驾于太尉之上；加上司空本来没什么实权，于是在东汉的时候三公的权力被逐渐架空了，变成了尚书令与大将军实际掌握行政与兵权，权臣主要从这两个官职中出现。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三公被架空了，但行政与兵权还是集中到了两个官职上，权臣还是很容易出现，跟秦始皇的设计的“三公九卿”官制相比，进步不大，甚至从可以兼职这个角度来说是退步的，太失败了。

　　三国时期魏国设置了中书省，尚书台的权力开始转移向中书省，到西晋的时候中书省权力开始增加，这些为日后隋文帝杨坚改革三省六部制埋下了伏笔。

　　三省指的是前面说的尚书省与中书省，加上从侍中这个古老职位演化而来的门下省，六部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相权被隋文帝分散在三省中，具体分工是中书省负责起草制定政令，然后交由门下省负责审核，然后直接或者经过皇帝审批同意下发到尚书省，再由尚书省下达给六部的具体执行部门。所以相权实际分散到了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尚书令手上，至少六个宰相，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分散了相权。

　　除非是乱世，不然宰相中是很难出现权臣的，因为这一群宰相互相制约，权力分散，很难统一利益，且容易被皇帝干扰拆散。所以宋朝以后宰相中没有权臣篡位，最大的功劳是隋文帝设立的三省六部制。从秦朝到隋朝经历了八百多年，才出现了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改革，可见秦始皇、隋文帝之伟大。

　　那剩下的就是兵权的问题了，相比宰相通过把控行政篡位，直接掌握兵权难度要小得多，所以限制兵权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一环，这个问题又是谁解决掉的呢？

　　秦朝到东汉，兵权从太尉转移到大将军，本质是没有改变的。之后的曹操一家子、司马懿一家子、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等权臣还是可以钻空子，但到了隋朝难度就大了一点，因为府兵制兴起了。

　　府兵制的兵权分散在“十六卫”军事长官手上，实际是没有大将军的，也就是说兵权分散程度比相权更厉害；而且这“十六卫”军事长官的军队其实是名义上的，战时指挥权是皇帝委派的元帅，兵将之间关系不紧密——所以这“十六卫”的将军造反的难度不是一般地大。

　　这项制度就绝对完美了吗？当然不是！

　　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结合，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且有一定资财才能发挥出府兵制的最大优势。可是秦朝之后的每一个朝代都没有解决分封制的问题，土地兼并问题到了每个大一统王朝的中后期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自然也就瓦解了。

　　府兵制瓦解的同时，募兵制便兴起了。这些职业军人很显然更能适应唐朝的军事扩张需求，所以从唐高宗时期到唐玄宗时期募兵制逐渐定型，并且边镇兵权、财政权逐渐独立出去，这就慢慢引发了藩镇问题。从安史之乱开始，这个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越来越严重。

　　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不管是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柴荣都是以藩镇身份取代前朝的，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也就是在宋太祖赵匡胤这里，突然刹车了，藩镇问题马上解决了——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历史事件。

　　其实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标志，宋太祖赵匡胤这它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总结与改革了。

　　他所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兵权高度分散，征募、训练、调集、指挥作战都是分开，且由中央统一管理，也就是说兵权的指挥权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注意这点跟府兵制是不太一样的，府兵制的地方兵权是地方将领掌握的。

　　他所作的第二件事是“文武分权”，但其实又不是。在地方上武官跟文官是分开的，兵权与行政权互不相干；但前面说过地方的军队是受中央统一管理的，这个管理的机构是枢密院，是文官集团把控的。所以实际文官集团领导着武官集团，也就是“重文抑武”国策之来由，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太祖赵匡胤两项改革可谓是毁誉参半，可能无法跟秦始皇、隋文帝相比。虽然限制了武官的兵权，但抑制过头了，文官督军，统帅军队，干着不专业的事情，往往容易出现失误导致战败；而文官掌握兵权之后，又容易形成党争，导致军事出现混乱的局面。如此宋朝在军事上变得孱弱，300多年的王朝过得很是憋屈。

　　虽然到了明清实际还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稍微平衡了一下文武职能，但总体上武官还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权臣篡位的情况确实再也没有出现了。

　　综上所述，宋朝以后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实际是一千多年的官制改革的结果，其中秦始皇提出“三权分立”的思路，但后世没走这个路线；隋文帝设置三省六部制，才完成了相权改革，宰相篡位的情况被杜绝；宋太祖的两项改革，形成“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才最终完成兵权改革，杜绝了将领篡位的情况。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接力赛啊！

　　我是东海寻人，喜欢这篇文章的小伙伴，记得关注、点赞、收藏、分享、评论哦！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宋朝是个十分独特的朝代，在将疆域上他是中原王朝中最小的一个，甚至连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人物都没能完成。但是宋朝的治理水平确是当时全世界最高，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宋朝的GDP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把整个欧洲都算进来都比不上宋朝。在军事上，宋朝在面对辽国这一巨无霸时，基本保持了胜败有凭，在黄河岸边打出了百年和平。在文化上更是璀璨炫目。

但是宋朝之前的时代可是中华大地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有诗说：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就一个字“乱”。最大的朝代更迭原因通常是得胜回朝的大将军，以及大权臣直接夺了庸弱皇帝的江山，五代以来的几个朝代多次出现这种局面。在之前的，隋朝、南北朝、魏晋时期，权臣窃国这种事情也是多到不可计数。

到了宋朝之后，这种情况几乎是完全绝迹，再也没有哪个权臣能够在政权内部完成朝代更替。有两大原因，第一强干弱枝，中央统属地方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加强。宋太祖和赵普系统设计了如何充分的削减地方的权力，来保障中央的权威，例如在地方以文官担任地方长官，财政权，军权全部收归中央。你们不是爱闹吗？唐朝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是吧？我把钱和枪杆子都收回来还怎么闹腾？在之后的元明清三朝，中央集权制度也成为主流，地方上不断扩充更多行政机构，让机构之间相互重叠，借以制衡。宋代之后，只要国家平稳维持，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一方诸侯，更没有什么藩镇割据，节度使这种称谓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另一点原因是，宋朝的皇权在不断加重，到了明清两代则发展到了顶峰，皇帝是国家行政事务的最终裁决人。在汉朝，丞相权力足够大，有开府治事的权力，即是丞相有部分的最高行政权，借以对皇权进行压制，从而为篡位提供了可能性，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得到丞相的位置，之后曹魏的江山也发端与这个丞相。

宋朝的皇帝们用了更聪明的一种办法，既然宰相也要权力，那就一群宰相吧，什么参知政事，什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什么三司使都部分行使宰相职能。你人那么多就会有斗争，有斗争自然有制衡，互相攻击还想威胁皇帝的位子，不可能。

到了明清两代则更为夸张，朱元璋精力旺盛，非常勤奋，干脆废除宰相的位置，中央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世皇帝没有老朱的精力，就设计了大秘书班子机构，内阁。到了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之外更是在宫里设置了军机处，所谓的军机大臣实际上也只是“跪受笔录”的办事人员，明清两代的君主权力发展到了顶峰。皇权如此至高无上，而臣下的权利则是相互之间互相制衡，层层叠叠，如何再有大权集与一身的现象存在？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原因是，宋朝之后，亲王、外戚等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宗亲被压制的更为严密，宋朝第二代君主宋太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他被培养成接班人，但是在之后的皇帝就刻意提防和出台各种规定，来限制藩王以及外戚。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之后，各地藩王的职能只能变成一个个皇庄的大庄园主，吃喝玩乐搞女人可以，想造反？也不看看自己手下才有多少人。清王朝嘛，就更不用说，前期的亲王和贝勒位高权重是因为开国时期手里有枪杆子腰杆硬，等到国家承平日久，各个亲王被圈养的也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即使到了晚清恭亲王一度位高权重，但是慈禧太后想废掉六王爷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六王爷不管是见到同治、光绪哪一位皇帝也得自称奴才。

如此下来，从制度再到惯例各种防备，以及各代皇帝对权力天生的警惕心，再也没有哪个大臣能够成功谋朝篡位了。

作者：我方团队书剑为酒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时代不同，主要问题也不同。天下的大气候，自然就要左右王朝的小气候。权臣篡位，得先有权臣。但是，如果当权臣都没有了，又怎么可能有权臣篡位呢？这是一个社会基础的变化。宋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中原和草原的争锋较量，内部问题被外部问题掩盖了。所以，内部斗争就只能让位于外部斗争了。这是一个外部时势的变化。所以，宋以后，基本就没有权臣权臣篡位了。至于程朱理学，即便能发挥作用，也要建立在时代的基础之上。所以，完全没必要当回事。

第一个堪为权臣的，当属秦末的赵高。赵高离篡位仅有一步之遥，只要再狠一点儿，篡位就没啥大问题。

赵高能够成为权臣，主要是制度设计的问题。秦汉之时的丞相，权力极大，是政府领袖。而皇帝呢？只是国家领袖。丞相府的十三曹，就能甩开朝堂九卿单干。皇帝的秘书班子，也就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这些个设置，联络宫廷与朝堂的御史中丞还是御史大夫的副手。尚书算是能够染指政务的，但还要从属于九卿中的少府。所以，只要丞相想搞事情，皇帝根本就拦不住。赵高只要能当上丞相，那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不仅丞相府的设置足够他专权，而且还能统领百官、辖制九卿，所以搞出个指鹿为马也就不稀奇了。

汉承秦制，但汉武帝做了改革，极大地加重了内朝的权力、削弱了外朝的权力，特别是丞相的权力。内朝有了侍中、大将军、大司马这些设置。所以，汉武帝之后就从制度上防止了丞相做大、成为权臣。但是，内朝也能出权臣啊。到了西汉末年，权臣王莽就篡位了。王莽当时的职位是什么？是大司马。本属内朝的官员，在做大后也成了外朝。这个趋势，皇帝也改变不了。

东汉末年的权臣，主要是外戚和宦官，比如大将军何进和宦官集团十常侍。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皇帝更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朝堂上的豪族士大夫们。

唐朝推行群相制，一般是2到4个宰相，这就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但唐朝却没能防止宦官专权。所以，皇帝防止来、防止去，却怎么也防不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豪族士大夫是一股持续千年的势力。皇帝要争取权力，看似是在跟丞相抢、跟朝堂夺，但实际上就是在跟这些人斗。

这伙人是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基础。汉武帝之前，主要是功勋集团。但这伙人老了、死了，也就没了。而豪族和士族却不是一代人或两代人的问题。

皇帝要治理国家，但是依靠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所以，就必须设置百官。宋以前的文武百官，跟平民没啥关系，主要就是豪族士大夫。因为当官起码得认字，而读书识字在当时都是稀缺技能。印刷术出现和成熟以前，穷人和平民根本就别想读书。所以，豪族士大夫这伙人，皇帝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

但是，豪族士大夫根本就不好使。为什么不好使？因为这伙人的力量太强。袁绍一家四世三公，这一家都是堪当宰辅的人才吗？根本就不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老袁家实力太强，门生故吏遍天下，领军人物就必须当宰辅。这种事连皇帝也决定不了。豪族在起初是地方豪侠，但后来就不以武犯禁了，而是以文干政，从地方势力晋升为庙堂势力。

所以，你别指望这伙人能对皇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面顶撞皇帝都是家常便饭。

晋武帝司马炎向群臣提问：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大臣刘毅上来就开怼：我看你跟汉桓帝、汉灵帝差不多。晋武帝当然不开心，本来让你们拍马屁，结果你们直接开骂。于是，据理力争：我平定东吴、我统一天下，汉桓帝和汉灵帝怎么能跟我比。刘毅也不示弱：汉桓帝和汉灵帝卖官赚了钱、还知道放到国库里，您卖官赚了钱都装自己腰包了，所以您还不如汉桓帝、汉灵帝。

刘毅要放到清朝皇帝哪里，早被砍脑袋了。但是，在晋朝却无所谓，司马炎打哈哈、给自己找台阶：桓帝和灵帝的朝堂上可没你这种忠臣，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强。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

这事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皇帝真缺钱；一个是皇帝拿朝臣们真没辙。这伙人根本就不怕皇帝。那怎么办？

于是，皇帝和豪族这两股势均力敌的势力就只能搞斗争了。斗争的结果，就一定会斗争出权臣来。皇帝为了压制豪族士大夫，就拼命重用宦官和外戚。比如亡西汉的王莽，乱东汉的何进与十常侍，要么是外戚、要么是宦官。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就完全是宦官来主导朝堂。而豪族士大夫们也不会闲着，也一定会推出自己的领袖人物。曹魏的司马氏、东晋的当轴士族。唐朝就更彪悍了，不仅斗出了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理财官僚，而且还斗出了安禄山等将军集团。

三个原因，一是印刷术的成熟和普及，平民能够产生士大夫，而且平民士大夫能够取代豪族士大夫；二是豪族被消灭，安史之乱杀掉一波、黄巢起义杀掉一波、朱温建梁扫荡了残余；三是科举制的规范和成熟，皇帝可以在豪族和权贵之外建立自己的职业官僚队伍。

所以，宋以后的文武百官，主要是通过科举晋身的平民士大夫。这伙人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于是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可以建立了。

同时，制度的演化，也在向着更倾向于皇帝的方向发展。

秦汉的丞相，跟隋唐的宰相，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秦汉之时，开府丞相的权力极大，丞相不仅敢当面顶撞皇帝，而且自己写个批示，就能把皇帝的宠臣给干掉。

秦朝丞相李斯，如果能狠下心来，那他完全可以越过秦二世，直接把赵高拉出宫来、然后砍掉脑袋。

西汉丞相申屠嘉，就是因为宠臣邓通没行礼，然后就让人拿着自己的手令把邓通传到丞相府。要不是文帝派人来得及时，申屠嘉肯定就把邓通给宰了。

唐朝的宰相要杀人，就得先当宠臣、再当权臣，然后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而是得有李林甫和杨国忠那样的修为。

宋以后，就完全不行了，因为制度设计上就不允许。即便是身居宰辅高位、即便还是皇帝的宠臣，也远不如秦汉隋唐之时。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兵权和政权基本上就彻底分离了。权臣的权力再大也没法染指兵权，没有兵权也就没法篡位了。唐朝的宦官之所以专权朝堂，是因为宦官们掌握着王朝最强的神策军，而且还在各地藩镇安插了监军使。中央和地方的军队，宦官们全能染指。但是，明朝的太监能染指军队吗？完全不可能，所以魏忠贤即便权压朝堂，也不及崇祯的一道圣旨。

以上这些的底层逻辑就是社会基础的变化，豪族社会逐渐被平民社会所取代，所以皇帝能够有一批听话的代理官僚，权臣也就难以出现了。

王朝的权力核心，是皇权和相权的你争我夺。但天下的权力逐鹿，则是中原和草原的你死我活。

秦朝亡于农民起义和六国复辟，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东汉亡于黄巾起义和地方割据，隋朝亡于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唐朝亡于藩镇和宦官。这都是内部问题。

宋朝呢？北宋亡于女真人的入侵，于是北宋变南宋，南宋被蒙古的大元所消灭。明朝亡于农民起义，但之后就是满清入关，南明就是满清给灭的。这都是外部问题。

外部问题就是天下矛盾日益突出，也就是中原和草原的较量。传统国家就三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朝堂，皇权和相权之争；一个是内政，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一个就是边地，也就是与草原的问题。到了宋以后，前面的两个问题虽然仍旧重要，但第三个问题却最重要。因为中原和草原的较量已经白热化，成为主要矛盾。

要么中原想出办法，不仅打服草原而且统治草原；要么就是草原想出办法，不仅攻入中原而且建立统治。否则，这两股势力在宋以后就不会消停。

三国乱世就是自顾自地搞中原战争，而且顺带手：曹操还能把北方蛮夷给收拾了、孙权和诸葛亮也能把南方蛮夷给收拾了。南北朝的北齐和北周，可以一边中原逐鹿、一边花钱买太平，草原的柔然还能消停地在北方呆着。但是，唐末五代十国乱世，契丹人就一定要进来，即便无法入主中原也要宰割幽云十六州。

这个外部形势的变化，也就阻止了权臣的产生，以及权臣篡位的可能。外部势力总是虎视眈眈，内部矛盾也就只能一直被压制。所以，即便皇权和相权争斗不断、即便庙堂与江湖博弈不止，但任何一方也要先把草原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最后总结：

宋以前之所以权臣不断、篡位常常，主要原因是集权的制度设计有漏洞、豪族的社会基础有可能。还有，就是中原王朝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搞斗争。

宋以后之所以权臣难再、篡位鲜有，主要原因是平民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皇帝能够拥有一批本质上更忠诚的代理官僚，同时集权的制度设计不仅逐渐修复了漏洞，而且向着有利于皇帝权力的方向演变。还有，就是中原和草原的这个天下矛盾成为宋以后的主要矛盾，压制了内部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