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一开始北伐的时候为什么要走山西，而不是直接走山东？

太平军原计划取道山东北伐，最终未能如愿，被迫绕西路，这一变故对北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到了黄河找不到船”这一乌龙，暴露了太平军在指挥上的严重缺陷。

清军早已严防太平军渡黄河

清军很早就开始筹划防备太平军渡黄河！

1852年，太平军在岳州扩军，声势浩大。由于拿捏不准太平军的动向，清政府就开始考虑太平军北进的可能。

咸丰很清楚，太平军擅长机动，要想尽可能限制太平军对大清心脏地带的威胁，黄河天险是一道天然屏障。因此，清军早早就在各渡口加强防务，同时，将各渡口的船只全部都移到北岸，防止被太平军使用。

灵活作战，获得渡河机会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取天京，5月，就发兵北伐。

洪杨指示：师行间道，勿贪攻城，直取燕京。

根据这一宗旨，取道山东，攻天津，威胁燕京。

从浦口到毫州，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北伐军以浦口纵贯皖北，近逼河南。期间，虽然在了六合、清流关遭遇挫折，但北伐军总体行动迅速，声势逼人。

北伐军到河南境内后，咸丰一方面想想在开封到归德一线与北伐军决战。另一方面，又认为黄河东段防御较严，西段渡口多，防御不严，因此，调集兵力加强了西段河防。

面对咸丰的布局，北伐军巧妙用兵，从侧翼绕过陆应毂军，潜伏于归德东南城外。

随后，太平军在城内捻军的配合下，猛烈炮轰，“连时破城”，直破归德。

堵截的陆应毂试图抢先占领刘家口，但却被太平军抢先占领。无奈回攻归德时，又被太平军两翼包抄，全军溃散！

归德之战，攻城、打援均大获全胜，堪称北伐军出征以来最佳战绩。

至此，太平军获得了在刘家口从容渡过黄河的时机。（当时黄河尚未改道）。

渡河不顺，被迫西进

6月14日中午攻归德，当天晚上林凤祥、李开芳就疾驰刘家口，寻船渡河。

可是，如前所说，大清早已把各渡口的船只都封停泊到了北渡口。因此，太平军难以寻到船只渡河。16日，吉文元、朱锡琨也到达刘家口，准备渡河。但多方搜寻，只在上游找到了两艘船只，却被请军炮火击沉。

同时，林凤祥又误判了对岸清军实力。当时，对岸清军，只千余团练，清军虚张声势，林凤祥误以为对岸防务强大，不易强渡。

无奈之下，17日，太平军沿河西上。

可是，由于各个渡口均已封泊，因此，北伐军一路西上，都找不到船只渡河。

太平军几乎横穿河南，攻到巩县，才找到了一处较骨牌口的地方，此处既非官渡之口，也非私渡之津，请军在此无防。太平军在此找到煤船运兵，才渡过黄河。被迫改道，后果严重

太平军不能取道山东渡河，对后来的局势影响很坏。

当时，直隶附近防务空虚（僧格林沁等部尚未调入），北伐军如能迅速逼近，威胁极大。

同时，如果从山东渡河，太平军应在7、8月间就可能逼近直隶，可以赶上秋收，物资粮秣将从容许多。

可是，北伐军无法取道山东，横穿河南，又在怀庆僵持50余日，再入山西，复入河南入直隶。耽搁时日，到达直隶时，清军防御已严，难以直接进攻。而采取B方案，坚守待援时，又迅速进入寒冬，南方来的北伐军不耐其寒，战斗力下降，形势急转直下。

没船不是理由，思虑不周才是大问题。

清军自1852年开始，就已经在黄河各渡口准备采取行动，防止太平军渡河了。准备时间已近一年，准备范围涉及黄河各渡口；而既然附近的归德的捻军能配合攻城，太平军完全有能力提前获得信息，或重金请捻军暗中准备船只。

情报搜集原是太平军所长。太平军早年在广西转悠时，就对湖南情况掌握极多。

同时，通过控制船只来防备对方渡河，是常见的套路。不管是李自成军，还是后来的红军，都遇到过这种套路。太平军即使没有情报，也应该要准备敌人这种可能的招数。

看来，太平军北伐，在各方面都十分仓促，考虑不周！才会被敌人简单的“套路”所制。

这，才是失败的关键！

出现“意外”，本应是调整的机遇。

既然洪杨的指示是“间道疾进，勿贪攻城”，千里跃进，无后方作战，遇到计划外的事情几乎是必然的，应该对各种情况都有充分的准备。

我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就考虑了三种情况：打出去了站住脚，打出去了站不住脚，打都打不出去。面对三种情况，分别做了准备。

可是，杨秀清却只是在做了粗略的“间道疾进”指示后，只是要求林凤祥“格外放胆机变”。

当太平军在刘家口不能渡河，无法按原计划行军时，北伐军牵制清军的任务已经达到（天京附近清军兵力不再增加；西征战场清军薄弱，只能依赖湘军），是到了调整的时候了。

当时，西征军已经攻克庐州，以皖北粮仓，可以支援林凤祥在河南发展（北伐军在河南扩军极多）。此时，北伐军在河南活动显然比渡河有利得多。

可是，林凤祥依然只考虑渡过黄河的任务，穿梭河南寻找渡口，“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无烦远虑也”。

事实上，当时开封城物资丰富，防御空虚。连陆应毂都称：“万一北伐军决口，我们都成鱼鳖了。”他认为开封很难守住，建议朝廷既加强河防，也在直隶京师附近加强防务。

可是，北伐军依然执意渡河，没有尽力攻开封，扩充自己实力，打击清政府统治。

因此，太平军未能如预计的走山东进攻，在计划受挫后又不能调整，表面上是清军控制了渡河船只（这根本不算什么高招），但主要 ，还是归因于北伐军自身的问题！

太平天国一开始北伐的时候为什么要走山西，而不是直接走山东？

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本想走山东，但沿途遭到清军的层层围堵，迫不得已才绕道山西，兜个大弯后最终杀向京师。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取天京，5月8日，东王杨秀清命镇守扬州的林凤祥、李开芳率领近十万人北伐，攻占京师，推翻清朝。

洪杨（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并称）指示：

“师行间道，勿贪攻城，直取燕京”。

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从水路沿长江上行，在浦口（今南京）与朱锡锟部会合，向安徽挺近。

北伐军除在六合、清流关遭遇挫折外，一路势如破竹，攻占滁州，经凤阳、蒙城、亳州、纵贯皖北，近逼河南。6月12日，太平军直破归德（今商丘），获得了在刘家口从容渡过黄河的时机。

1852年，太平军在岳州扩军，声势浩大。由于太平军的动向不明，清政府要缓解太平军对燕京的威胁，必须凭借黄河天险，为此清军加强各渡口防务，并将船只尽数收集后付之一炬，北伐军只能在南岸望河兴叹，当时对岸清军只有千余团练，清军虚张声势，林凤祥误判对岸防务强大不敢强渡，错失良机。

17日，太平军被迫西进，经开封、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巩县，几乎横穿河南，才在汜水、巩县之间的骨牌口找到民船，北伐军仅有两万余人最终成功渡河，小部分未渡河的将士选择掉头南下，被沿途清军消灭在安徽境内。

北伐军进入河南后，河南百姓纷纷加入，兵力从2万发展到5万，渡河后的太平军与怀庆府（今沁阳市）知府余炳焘率领城中军民苦熬57天，被直隶提督讷尔经额率领的4万援军反包围，北伐军伤亡将近2万，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1853年9月4日，北伐军进入清军相对较为薄弱山西，9月16日克平阳府（今临汾市），随即折而向东，横贯山西，进逼直隶。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清军在南京郊外屯兵十万，严重威胁到南京安全，太平军久攻不下，从而开始北伐和西征，牵制清军来缓解南京的压力，所以北伐军为此在整个华北地区到处出兵，四处骚扰，清军被迫调兵反制，最后南京效外清军已不足5000兵马，被太平军拿下，解除了对南京长达3年之久的围困。

在彼时，陆路交通并不方便，京杭大运河是当时的重要运输渠道，闲时运粮、战时运兵，如果太平军沿运河北上经江苏、山东、直隶攻打北京，或许太平军还未到山东境内，已经被沿运河南下的清兵所灭，同时山东的团练实力最强，对太平军也十分不利。

山东中南部是丘陵地形，道路险要，东边是大海，如果清军据险力守，太平军想继续北上会无路可走。如从山西攻打北京是居高临下，地形非常有利， 皇太极、也先都是从山西取道攻打北京的、包括后来的抗日战争，日军攻克北平后，就立刻攻占山西，就是担心中国军队居高临下，从山西反扑。

所以太平军不直接走山东是客观原因，但走山西也可以说是百害无一利。

太平天国一开始北伐的时候为什么要走山西，而不是直接走山东？

我是有历史。例行性亮观点：太平军北伐军战略失误。

太平军北伐第一个阶段路线还算可以。从南京出发，过安徽，打到安徽和河南交界的归德府一带，即今河南商丘。

到这里之后，太平军北伐进入第二个阶段，西向进攻怀庆府。

这就开始出问题了。

但是探讨太平军西进怀庆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全错。

第一，路线并没有出现严重错误。

从商丘北上进攻北京， 北进山东、进直隶确实是最优路线。但西向进攻怀庆府，也并非下策。什么意呢，从路线上这也不是弯路。从战略角度看，怀庆府作为豫北诸府的重镇，是控扼直隶、山西、河南三省的交通要道，打下这个府，对于巩固北伐后路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二，黄泛区的影响。

同时，从商丘北进，还要面临一个问题，黄泛区。商丘的北面，如果走直线，肯定要经过山东济宁、菏泽地区，特别是菏泽一带，是黄河入鲁且水灾多发的地带。太平军北伐军主力是步骑兵，没有水军，既无法借助运河北上——事实上运河的承运能力也非常弱了，遇到水道也无法快速渡过，所以，掉头向西，还算得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选择。

但太平军之后的战略出了严重问题。

怀庆府既然是重镇，必然是清军重兵把守之处。

林凤祥、李开芳或许是有了轻敌之心，不分轻重地围攻清军坚守的大城，这正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北伐军远离后方，没有携带足够的攻城器械，特别是火药，面对怀庆府的坚城几乎是无能为力。

所以，打了两个月后，打不动了，怎么办？这时山西就成了唯一选择。

怀庆府过不去，卫辉、安阳就不要想了，侧翼不稳，绝对不敢北进。

于是只能继续西进，选择地形相对平缓的晋南迂回进攻。

可以说，太平军浪费时机、错过战机，关键就在归德西进。但是人谁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从归德西进，既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就看你权衡的依据是什么。太平军的主帅对自己战斗力过于自信，对豫北三府的形势也没有看清楚，最终铸成大错。

太平天国一开始北伐的时候为什么要走山西，而不是直接走山东？

仔细研究太平天国北伐的路线，你就会发现太平天国不是不走山东，而是远离运河。

在天平天国时期，清朝有规模的铁路还未开始修建，京杭大运河作为清朝重要的运输交通线，闲时运粮、战时运兵，而且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小。如果太平军沿运河北上经江苏、山东、直隶攻打北京，那么还没等太平军的两万人到山东境内，已经被沿运河南下的清兵给消灭了。

还有就是，山东中南部是丘陵地形，道路向来险要，如果清军据险力守，太平军想继续北上会变得无路可走。而走河南就不一样了，河南古称中原，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太平军进军就容易的多了。

太平天国一开始北伐的时候为什么要走山西，而不是直接走山东？

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不是不想走山东，而是在沿途遭到清军的层层围堵，不得以才绕道山西，兜了一个大弯后最终杀向京师。1853年5月8日，刚刚占领南京的东王杨秀清委任镇守扬州的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九军五万多人马誓师北伐，目标是攻占京师，推翻清朝。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从水路沿长江上行，在浦口（今南京）与朱锡锟部会合，向安徽挺近。

北伐军除在六合县遭遇挫折外，一路势如破竹，5月16日攻占滁州，经凤阳、蒙城、亳州，6月12日进抵河南重镇归德（今商丘市），在宋家集击溃河南巡抚陆应谷率领的清军。距离归德四十里的刘家口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河南，山东商船在此云集，黄河北岸就是山东曹县。太平军原准备从刘家口渡河，不料曹县知县姚景崇早有先见之明，将渡口船只尽数收集后付之一炬，北伐军只能在南岸望河兴叹。

没办法，北伐军选择沿河西进，经开封、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巩县，花费20余日，6月27日才在汜水、巩县之间的骨牌口找到民船渡河，清将托明阿，西凌阿趁机发动突袭，北伐军损失惨重，辎重尽失，历经7日，大部队最终成功渡河，小部分未渡河的将士选择掉头南下，被沿途清军消灭在安徽境内。渡河后的北伐军只剩两万余人，却在北岸怀庆府（今沁阳市）城墙下盘恒了60余日，林凤祥率部围攻怀庆，使出太平军屡次不爽的法宝“穴地攻城”，却被知府余炳焘率领城中军民拼死守住。

为了补充兵力，余炳焘甚至释放牢中犯人参与守城，犯人中有一位做过挖煤工人的任随成，他依靠以前积攒的挖煤经验，发明了“观草识色法”破解“穴地攻城”，即在清晨站在城头眺望城外野草，“草上无露则下有地道，远近曲折，一目了然”。这比左宗棠发明的“埋瓮辩音法”更为简单便捷，成为破解“穴地攻城”的一大法宝。正当北伐军与余炳焘纠缠不休之际，咸丰帝授封直隶提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节制黄河南北各路人马，大名总兵董占元，绥远将军托明阿，内阁学士胜保分别率领援军赶赴怀庆，占据城外据点，对围困怀庆的北伐军实施反包围，使之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1853年9月4日，北伐军撤围西进，翻越济源王屋山，进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9月16日克平阳府（今临汾市）。随即折而向东，横贯山西，进逼直隶。北伐军之所以从怀庆撤围西进，绕道山西，主要是迫于清军重兵围堵，而山西境内的清军相对较为薄弱。从行军路线图中可以看到，在山西境内的行军路线是较为顺畅的。由于北伐军孤军深入，缺乏后援，因而不能与清军展开正面对决，故采取避敌锋芒的战术，迂回前进。

至于为何不从山东进军，前文也提到了，原本计划从归德渡河，进入山东境内，无奈没有渡船，只好放弃这条捷径，选择了一条艰难又曲折的北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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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一开始北伐的时候为什么要走山西，而不是直接走山东？

有史记载：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所过城镇，尽皆放弃。清军一路尾追，在天京外围建江南江北两大营，长期困扰天京，为推翻满清，攻固天京。杨秀清制定北伐和西征计划，由林风祥，李开芳在杨州建立指挥部，统帅广西老兄弟两万人，受师行间道，疾趁燕都，毋贪攻城夺地费糜时日诏诣影响。基本上败局已定。北伐军从杨州出发，进安徽，占亳州，入河南，下归德。抢渡黄河未成，绕道山西。一批挖煤工参军入伍，乘挖煤船渡过黄河，后清军追至，未能尽渡。林风祥，李开芳率军入河北，攻占临铭关，连破清军一直打到天津静海独流附近，咸丰帝急得要逃离北京，光城内王公贵族就逃离了三万多家，但此时严冬将至，僧格林伈率军堵击，北伐军孤军深入，援军在渡黄河至山东临清溃败。广西人不适应北方气候，林风祥，李开芳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一直战斗到最后，高唐，冯官屯之战全军覆没，结束了北伐军悲壮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