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很多人在总结土木堡之变的时候，都会将原因归结为宦官王振欺上瞒下，明英宗领导无方。

其实，土木堡之变暴露了大明王朝在政治上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 什么是“朝贡贸易”呢？

首先，我们要简单解释一些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在古人看来，中国是居于世界的中央，是“天朝上国”，中国以外都是“化外之民”。中国代表着文明和先进，其他国家都是“野蛮”和“落后”，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内华夏，外夷狄”的世界观。

这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注意这种世界观不仅存在于中国，整个亚洲东部地区都接受这种世界观，比如韩国、越南、朝鲜、琉球、暹罗。在这种世界观之下，亚洲东部开始建立一种国际秩序，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要定期给宗主国进贡，这就是“朝贡”。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就是中国是亚洲东部地区的霸主，用实力优势欺负周边的国家。

实际上，“宗主国”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大”，而是秩序的中心，要负责维护整个秩序的稳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时期的“抗倭援朝”。当时，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完成统一，开始进攻朝鲜。朝鲜不是日本的对手，只好向宗主国求救，明朝、朝鲜和日本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战争的具体过程，我们略过不谈，这里重点说一下战争费用和损失。在“抗倭援朝”战争中，中国辽东地区的军队损失60%，总共花费了一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可见在“华夷秩序”中，中国这个“宗主国”当得有多么不容易。也就是说，中国追求的是整个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至于所谓的“进贡”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行为，你向中国进贡，证明你愿意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是“朝贡体系”的政治意义。

在了解朝贡体系的政治意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其中的贸易部分。刚才我们说到，“藩属国”会定期向中国进贡。这听起来好像是中国占便宜了，但实际上藩属国的贡品不是金银财宝，而仅仅是一些土特产。比如，朝鲜给明朝的贡品，一般都是人参二十斤、豹皮六张、麻布四十匹之类的东西，本身并不值钱。而且，在接纳这些“贡品”之后，中国政府要回赠价值更高的东西，比如真金白银，各种奢侈品，还有丝绸瓷器等等。

你看，所谓“朝贡”，实际上是有物品互换的意思存在的，是一种变相贸易。同时，“藩属国”每次进贡的使团，都有商人随行。这些商人会带着本国的商品，在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有限贸易。这种贸易，虽然规模一般不大，最多一两百人，但所获得的利润率却相当可观。等于在“朝贡体系”中，“藩属国”来中国进贡不仅可以得到成几十倍回赠，还能进行定量的贸易。所以“藩属国”基本上都非常热衷于“进贡”，恨不得一年来好几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中国政府有些不堪重负，只好强制规定各个“藩属国”的进贡频次和人数。

你看，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不仅不追求经济利益，甚至还主动承担经济损失。而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天朝上国”的颜面，而是追求整个“朝贡体系”的稳定。那些经济损失，算是对其他国家承认和加入“朝贡体系”的鼓励。

这种体系在实际上也有优势，比如中国不费一兵一足就可以建立辐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还有部分的中亚地区。而且，从1300年开始，到1850年为止，这几百年间，“朝贡体系”内所发生的国际战争只有两场，“抗倭援朝”就是其中一场。而同时期的欧洲，大小战役打了几百次。这才是中国“朝贡贸易”的真正作用，它追求的不是商业价值，而是政治价值。

• 大明的朝贡贸易

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历史上，朱棣把“朝贡贸易”发展到极致，朝贡者也包括蒙古人的后代之一-瓦剌。这也难怪，当时大明帝国主要的对手是黄金家族后裔，瓦剌部族的存在对靺鞨部族是一个绝大的威胁。

为了扶持瓦刺部族，朱棣下令，瓦剌每年可以派遣五十名使者来京朝贡。当然，这笔生意还是要遵循“燕来厚往”的原则。自从进入大明帝国起，使者饮食起居就不用自己操心了，一路上不但可以享受很多美食，还能观看很多教坊司的御用歌舞，大概这种待遇很好，这些使者会在京住上几个月之久。所有使者都可以得到一笔价值不菲的礼物,按最低等级计算大概也够在边陲之地生活个三年五载。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所有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在大明帝国扶持下，仁宣年间，瓦剌不但已经彻底遏制了靺鞨部族，还向西降服了哈密、沙州、赤斤等部族，向东攻破兀良哈三卫,进而控制女真、威逼朝鲜，征服了元亡以后最大的疆域。

如果按照朱棣的计划，这时候“谁强就应该打谁”，瓦剌部族一旦壮大了，就应该成为大明帝国的敌人了。可是，土木堡之变前，当权的并不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皇帝朱棣，而是眼睛里只有钱的太监王振。

如果朱元璋还活着，王振这样的宦官是不可能得到这么大的权力的。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禁止宦官识字。为了怕子孙忘记，还铸了一面铁牌立在宫门，说凡是干政的宦官一律斩首。

但是，因为朱元璋过度加强皇权，导致宦官干政不可避免。铸铁牌又能怎么样？他的子孙还是把大权交到了司礼监的手里，还在皇宫里开设专门教宦官念书识字的学习班。朱棣时，带着舰队浩浩荡荡下西洋的郑和就是太监。郑和下西洋时统领着数万军人和随从，还在外国开展了军事和外交行动，完全是把朱元璋的祖训当空气。

为何朱元璋后的明朝皇帝要重用宦官呢？

自从朱元璋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废掉宰相后，原来宰相的活都得皇帝来干了。据抽样统计，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审批的公文二百多份、处理事务四百多件。忙得他是“昧爽临朝，日宴忘餐”，天不亮就起来工作，经常忘了吃饭。

宰相还有个退休的日子，可是皇帝只要喘一天气儿，就得干一天的活，这种辛苦的日子哪是那些皇子皇孙能忍受的？明代皇帝的工作量大，工作这么辛苦，特别需要秘书来分担一下文案工作。明朝皇宫中有一处叫作“文渊阁”的地方，原本用来储藏书籍，类似于皇家图书馆。到了永乐帝朱棣（dì）的时候，朱棣选了一批有学问的人到文渊阁值班，这些人就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不仅为皇帝分担文案工作，还要为皇帝出谋划策。当时在文渊阁工作的人，头衔是“文渊阁大学士”，一般被称为“阁臣”。

在古文中，和皇室有关的词汇，常用“内”来称呼。比如“内庭”，指的是皇宫内院；“内园”，就是皇帝的御花园。这个文渊阁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就被称为“内阁”。内阁理论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但是皇帝越懒，内阁所办的事就越多，所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到了后来，内阁实际上担当了宰相的职责，内阁里排行第一位的阁臣（称为“首辅”），其实就是宰相。

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送给皇帝的奏章，都先交给内阁来看。内阁看完后代替皇帝写上意见，叫作“票拟”。内阁把这个票拟交给皇帝，由皇帝决定同意还是不同意，这就很省皇帝的事了。但皇帝还是觉得不够省事，内阁把票拟送到皇帝面前，皇帝得审查一下这票拟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还得注明问题出在哪里。所以皇帝要在票拟上写上自己的意见，一般人写字都是用黑色的墨，为了显示批阅者不同，皇帝的批改意见用的是红笔。所以这个写在票拟上的意见就称为“批红”。

人的惰性是无限的，后来的明朝皇帝就连这个批红也懒得自己写。也有的皇帝是因为年龄太小，干不了这事。于是皇帝就把批红的活也交给别人去干。皇帝批红的时候是在后宫，身边没有别人，只能让太监来干。明朝后宫里有一个叫作“司礼监”的部门，原本是负责管理书籍的。后来批红这事，就由司礼监来负责了。所以明朝掌握大权的，除了内阁外，还有皇宫里的司礼监。相比之下，司礼监的权力还要更大。因为票拟只是个草拟的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应。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都得经过批红才真正生效。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登基之后，王振赢得了太皇太后的信任，让他出面调和“三杨”的矛盾，赋予他秉笔“披红”的权力。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先后死去或退出内阁，王振立即成为大明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后来的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都是通过拿到“披红”的权力，走上专权的道路的。

王振把持朝政的时候，不但没有禁止瓦刺入贡，反而扩大了瓦刺的朝贡规模：瓦刺朝贡的队伍从五十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后居然发展到数干人。因为，瓦刺部族的首领也先实在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在派来使节的同时，也给王振带来了丰厚的贿赂。在王振看来，也先跟自己一样，不过是贪图财富、多要几个出国名额而已。

既然自己已经拿到足够的贿赂，就可以赏赐给瓦刺使者足够的赏赐，又不是自己的钱，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也先跟王振还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素来以复兴大元帝国为已任。所以，他派来的数干名使节绝不仅为了出国旅游，除了官员、商人,还有很多士兵，他们在瓦刺地盘上是士兵、到中原就成了强盗，一路上烧杀抢掠，顺便走私拥器、铁器。

正统13年，瓦刺第1次向大明帝国派出了近3600名使者，但是，也先这一次没有给王振送贿赂。在王振看来，派多少人来其实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忘记贿赂自己就是大事儿。所以，王振破天荒的下令礼部要认真核查瓦刺使者的资格。

最后经礼部核算，将近3600名瓦斯使者，只有600多人符合资格，其余人员都要驱逐出境，另外经过认真核查，瓦刺此次送来的贡马均为劣质残次品，所以码价要降低到90%，对瓦斯的上次也要降低到去年的1/5。

也先被彻底激怒了，不仅是因为砍掉赏赐、降低马价、不再报销食宿费用，还因为上一次朝贡使团的人曾经说，大明帝国已经许诺把公主嫁给他。

正统14年7月也先率兵4万，以明朝悔婚侮辱使臣为由出兵大同府。

在王振的唆使下，明英宗率京师附近20万军队御驾亲征。而动员这20万军队从下达命令到集结出征。一共只用了三天时间，其实所谓的准备，不过是每个士兵发白银一两，衣服一身，鞋两双，炒面三斗。

8月2日已经到达大同的王振，听说也先军队非常凶悍，双方未接一战，王震就下令撤兵。

问题就出在撤兵的策略上，按原本的计划，撤退路线是蔚州紫荆关南面的一条比较隐蔽的路线。但是，蔚州是王振的老家，王震要让大军经过自己的家乡，让乡里乡亲都看看自己的权势。

但是临近魏州的时候，军队已经明显失控，他们不但毁掉了沿路的庄稼，还焚烧村落，打家劫舍，准备衣锦还乡的王震突然意识到，如果20万大军真的经过自己的家乡，自己在蔚州的田产，将受到莫大的损失。

于是，王振又做出了一个毁灭性的决定：大军返回大同，沿着原本出兵路线，从宣府返回北京。王振忽悠皇帝跟他一起出征，当然不只是为了炫耀，那是要借着皇帝的威名在所经之处狠狠捞一笔。

8月13日，20万明朝大军距怀来城只有20里，只要进城瓦斯骑兵在攻坚战中占不到什么便宜，就在这时候王震却突然下令在附近的土木堡扎营，不再进入怀来城，因为王震一路上捞了1000多车的礼物（沿路的收的贿赂），自己进了城财务被人私分了怎么办？

土木堡是兵家所谓的死地，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

就在这里长途跋涉的，瓦斯军队看到了刚刚安营扎寨的民居，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明军在未做任何抵抗即全线溃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皇帝朱祁镇被俘，英国宫张普、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等数百文官全部战死。宦官王振在乱军中被一位愤怒的明军将领樊忠，抡起铁锤砸碎了脑袋。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等大臣私立郕王为帝（景泰皇帝），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这必然会引起相关的政策、制度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尽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达不到明朝顶峰时的状态。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

土木堡之变，首先暴露了明朝用朝贡贸易扶持瓦剌制衡其他蒙古部族的政策隐患。这样的政策对于统治者的战略智慧、和帝国政治稳定有非常高的要求。因为一旦出现糊涂的统治者，或者国内政治混乱，被扶持的游牧民族就会趁机崛起，脱离掌控反过来威胁到自己。

其次，土木堡之变也可以看出，一个拥有“披红”权力的宦官，会带来多么恶略的政治影响。明朝统治者没有吸取教训，王振只是个开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还在后面排队。

其实，宦官专权也并不可怕，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他们不敢得罪皇帝，皇帝一句话就能要了他们的命。他们能够专权，还不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进行干预的结果？

这也暴露出，朱元璋废掉丞相制度后，官僚集团再也没有与皇权制衡的力量。皇帝再怎么干出离谱的事情，大臣们只能无力地干瞪眼。所以，王振带着明英宗这样明显的肆意妄为，官僚集团也没有能力对他们进行阻止。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最为主要的问题，是明朝的皇帝对自己的定位不明确的问题。

作为统治庞大帝国的帝王，对自己在整个帝国中的地位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在朝代的早期，帝王应该表现的更像一位统帅，上阵能统兵杀敌，幕后能运筹帷幄，胸中有百万雄兵与万千黎民。在帝国的中期，帝王应该是一位管家，力求把家管理的整整有条，特别是各种人力，应该如何调配，使得人尽其才，并适时扩大基业。在帝国的晚期，帝王应该是一位医生，尽力医治帝国的各种已经爆发的慢性疾病。即使不能根治，也要尽量使得生命得以延缓。

大明王朝的威武之师

在这个方面，明朝开始时的很多皇帝还是表现的不错的。朱元璋和朱棣上阵能统兵御敌，下阵能治国理民，很好充当一位统帅的职能。而明仁宗，明宣宗则很好的完成了由统帅到管家的过渡。仁宗皇帝能统兵御敌，宣宗皇帝能任用将领御敌。而且这两位大明王朝的家长把家管理的整整有条的。

但是自从英宗开始，一些帝王就对自己的定位不明确了。一个管家的角色，武宗要当纨绔子弟，还想当将军，嘉靖和万历则是活脱脱的道士，坑的大明直接患了重病，熹宗本该充当医生的角色，却干起了木工，这还好，崇祯皇帝确实想当个医生，却胡乱开药，导致大明暴病而亡。

而下面这位皇帝，本能当一个管家，却要当将军，还是个不合格的将军，差点导致大明王朝突发脑溢血了。这个，就是明英宗，而明英宗想要指挥的，就是土木堡战役。

明英宗朱祁镇

大明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大军兵分四路大举进攻明朝。明朝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

大明自从立国以来，与蒙古进行反复拉锯。太祖和成祖期间，明军多次深入漠北，追亡逐北。但是自从仁宣之治后，大明王朝改为守势。所以，这样的大规模对大明王朝的进攻还是很少见的。这也是对大明王朝的严重威胁。但是远远不是生死存亡的威胁。

面对这种局面，皇帝的身先士卒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时候的大明王朝的皇帝，已经不是朱元璋和朱棣了，甚至连朱高炽都不如。长在深宫的朱祁镇，根本不识兵戈，在这时候，要做的是选派得力干将，率领大军前去迎敌。自己在后方调度，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没有必要亲临前线。

但是明英宗却听信了宦官王振的献媚的话，率领大军亲征。

皇帝亲征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皇帝失败被俘，将动摇国本。所以，皇帝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但是明英宗的亲征，完全就是过家家一样。既没有周密的计划，又没有固定的策略。且由于皇帝亲征，统兵大将丧失兵权，形同虚设。王振大权独揽，胡乱指挥。进退失据。被也先诱敌深入，团团包围。二十万大明军队被全部歼灭。皇帝被俘，多名大将被杀，成为明朝版的“靖康之耻”，大明王朝差点被颠覆。

明朝军队

明英宗不是当将军的料。却要学着他的太爷爷朱棣，亲征蒙古。又听信王振，胡乱指挥，大明军队岂有不败之理。

好在之后的“救火队长”于谦，拥立朱祁钰，号召个地方勤王，击退也先，稳定局势。大明王朝才能又继续生存近200年。

明朝军队

英宗之后，成化和孝宗两帝，能很好的充当“管家”的角色，把明朝管理的井井有条。接下来的皇帝就经常“穿越火线”了，该耍刺激的耍刺激，该做道士的做道士，该当木工的做木工，只有明穆宗朱载垕能勉强充当一个好色的“管家”。大明王朝在他们的胡乱作为之下，重病在床，崇祯皇帝的几剂猛药一下，大明王朝直接玩完！

悲呼大明！要是能有秦汉初创时的连续几代的明主，也不至于只存在了276年了。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土木堡之变前的明朝正处于“仁宣之治”带来的红利期，无论军事实力、经济水平都远胜于瓦剌。但是，此时“全盛天下”的明朝偏偏就败于瓦剌之手，数十万明军全军尽殁，连皇帝本人都成了俘虏。

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审视惨败之前的明朝，可以发现，明朝之败，不在经济，也不在军事，而在于明廷内部的各种问题。

内阁是明代皇权集中下出现的折中产物。朱元璋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繁杂的政务仍旧需要官吏处理，所以内阁辅臣作为皇帝的秘书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明朝初年，内阁辅臣虽然是天子近臣，参与军机要务，但实际品秩并不高。所以在永乐以后，受到重用的辅臣往往需要加授“三孤”、“三师”及兼任六部尚书来提高地位和权力。仁宣时期，内阁辅臣地位才得以大幅提高，权力日重。

尤其明宣宗驾崩以后，年幼的明英宗无法亲政，“三杨”受到太后张氏重用，开始主持朝廷政务。有明一代，内阁的“票拟”之权，就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定制。内阁辅臣已经可以参与主持六部、通政司、都察院等官署的会议，其权力和地位也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但这种情况在太后张氏去世以后发生变化，明英宗自亲政起就迫切希望将分散的皇权，从这些名义上的“秘书”手中夺回来。

皇帝和内阁扯皮夺权，就成了这一时期明廷内部的主要矛盾。“三杨”虽然威望甚重，但都已经老迈不堪，随着杨荣、杨士奇先后去世，年逾七十的杨溥也被以“礼宜优闲”的名目架空。新近补入内阁的大臣又因为资望无法和“三杨”相比，内阁的权力日渐萎缩，地位也开始急转直下。

明英宗与内阁夺权时，将身边的宦官作为爪牙，比如英宗的伴当王振就得到了重用，以此一步步侵夺内阁辅臣的权力。而王振也在帮助英宗夺权的过程，笼络并形成一股庞大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宦官势力。

从正统八年到正统十四年，短短六年时间里，王振凭借着英宗的支持，几乎到了可以任意处置大臣的地步。这对原本安稳有序的朝政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三杨”辅政以来的大好局面岌岌可危。

中枢权力由相对比较靠谱的内阁手中，转移到很不靠谱的宦官集团手中，明朝的大船原本顺风顺水，从这一刻起，就注定多了几分不确定性。

明朝宦官专权与唐朝有本质的不同，唐朝宦官因为掌握着兵权，才拥有掌控长安朝廷的能力。但明朝宦官专权，却是皇权与内阁博弈的衍生产物。所以，这也注定了宦官的权力之源始于皇权，就算宦官再为所欲为，在皇权面前仍旧不堪一击。

只要厘清了明朝宦官专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更容易弄清楚明朝宦官专权的本质是什么。1，皇帝借助宦官挟制大臣，巩固权力；2，宦官是否专权、弄权，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能力大小。

王振之所以能够在张太后去世以后擅权，很显然是明英宗从阁臣手中夺权以及御下不严导致的。英宗对这个自小就陪在身边的伴当，无论信任或纵容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翰林侍讲刘球意识到王振擅权的危害，曾上书英宗，谏言皇帝应躬亲处置政务。王振愤怒于刘球的谏言，便矫旨将其下诏狱，迫害致死。驸马都尉石璟也曾得罪王振，同样被诬陷下狱。

王振的擅权，逐渐影响到明廷的政务处理，甚至边疆战事。正统十四年春，也先对明廷展开报复性入寇，虽然杀掉了参将吴浩，并歼灭边军四万，但并不足以对北京构成致命威胁。

权欲熏心，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王振，不知哪里来的自信，居然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这就很有些自作孽再难活的意味了。

其实，御驾亲征也未必就错了。既然已经决定亲征，为保障皇帝安全，就该做好相应的准备。但这些准备在宦官集团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好像御驾亲征打蒙古人就像小儿过家家一样容易。

于是，二十万屯田大军临时拼凑而成，对外号称五十万，而且几乎没有后勤准备，出发前两天才每人发放一两白银以及衣物等少量物资，兵器也是临时从武库中调拨分发，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试问，仅看这种准备程度，像是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吗？

当然不像，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由于后勤保障的严重不到位，大军出发十天，军中就已经出现断粮的情况。兵部尚书邝野等人力劝英宗回师，但王振却一意孤行，惩罚邝野。

非但如此，军中随行大臣，就连成国公朱勇这种勋贵奏事都要在王振面前小心膝行。

至于具体作战过程就更不必说了，完全是拎着脑袋送人头，瓦剌仅有三、五万人，竟然令二十万明军全军覆没……

如果我们将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全部归咎于王振和宦官集团，就和现在甩锅临时工一样，明显是在为某些人推卸责任。

而土木堡惨被背后的甩锅者，显然有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个人就是明英宗朱祁镇。

明英宗朱祁镇亲政以后，任用宦官从阁臣手中夺回权力本无可厚非，但他显然不是个能够从容驭下的人。宦官王振在帮助他夺权的过程中，不但趁机剪除异己，更使宦官集团干政、乱政。

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历史上那些素有精明强干之名的皇帝身上，王振就像只虫子，随意拨弄两下，可能就得乖乖收敛听话，但英宗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只能任由王振胡作非为。

纵容宦官在朝廷上任意妄为也就算了，当边衅陡起以后，明英宗居然听信王振的怂恿，一意孤行，决定御驾亲征。怂恿归怂恿，如果朱祁镇自己没有御驾亲征的想法，就算八头牛没办法把他拉出紫禁城。

做出御驾亲征决定的是明英宗，他势必也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不是诿过于王振。

作为明朝的皇太子和皇帝，明英宗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难道对战事的判断，以及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吗？

从事后结果看，当时的明英宗显然没有自知之明，对也先入寇的战事也稀里糊涂。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大军出征应当择良将统兵，他却把二十万军队和整个明王朝的命运，统统交在一个不通军务的宦官身上，足见其轻挑和无能。

事实上，由于王振的专权和弄权，到了正统十四年，内阁已经完全无法正常有效的处理朝政、影响并引导皇帝。明英宗意欲亲征的决定，大臣们都不支持，却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种轻挑之举。

所以，王振乱政，根源还在明英宗朱祁镇身上。

明朝国力虽然在“仁宣”之后达到极盛，不过其边疆防御结构，却因为各种政策调整和时势变化，陷于失衡的尴尬境地。

明成祖朱棣曾就北疆防御说过一段话：

这也是后来明朝九边的基本雏形。不同之处在于，他将明朝的防御边界推进到了长城以北的草原南部边界。御敌于边界之外，显然是更积极的一种边疆防御政策。

但是，这种理想的边疆设置在永乐时期就已经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变化，大宁都司和故元上都开平先后都被放弃。这就使得明朝的防御边界从草原南部退缩至长城沿线。

朱棣在位时，还会通过“清沙漠”的方式，常常出塞，对北方草原的不臣部族进行定期清理，将敌对部族远远驱离长城沿线，进而保障边疆和长城以南地区的安全。

这种攻守兼备的防御策略，经历“仁宣”以后，到了正统年间，随着瓦剌的崛起，绝大多数时间里就只剩下“守”。当也先掌权以后，甚至还出现了全歼镇守明军的极端情况。

所以，在正统年间，明朝的边疆情况持续恶化，急需明廷拿出一个解决办法，以遏制形势进一步朝不利的方向发展。

可惜，明英宗偏偏以最愚蠢的方式，葬送了明朝自洪武、永乐以来在北部边疆积攒的全部声威和优势。

土木堡之变以前，明朝内部的各种隐忧单独拎出任何一项，看起来都不致命。但从内阁式微到宦官乱政，甚而皇帝无能，所有不利因素都集中在一起，局面就很容易变得失控。归根结底，这些不利因素都是从明英宗朱祁镇的轻挑无能衍生而来。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土木堡之变被列为明朝隐藏最深的秘密，历史真相令人不敢想象。明朝时期土木堡之变，为什么明朝五十万大军打不过两万蒙古骑兵？土木堡之变被称为明朝由盛到衰的开始，史书认为强大的大明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丧失了权威，大明的藩国也开始蠢蠢欲动，不再臣服大明，甚至连大明内部的藩王势力也开始不再服从朝廷，明朝此时此刻可谓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土木堡之变”大家可能都知道，瓦剌（“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明史列传216》））袭扰边境，挑起战争，明朝的淘气皇帝朱祁镇和头号大太监王振，带着号称的五十万大军和文武大臣数百人向西御驾亲征(四处浪)，一路浩浩荡荡，过居庸关，经重镇宣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瓦剌几万骑兵击溃，不仅文武官员兵士死伤殆尽，连明英宗朱祁镇也被瓦剌首领也先掠去。

总的来说，明朝是一个比较窝囊的朝代。其中最窝囊的就是明朝出的那几个大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大名将、大名士，而是大太监王振，应当要对土木堡之变中明军的失败负起责任。明英宗极度宠信王振，甚至让一切军政事务都交由王振决断。然而王振并没有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他组织不当，导致前线的明军混乱不堪。王振独断专行，拒绝其他文武大臣插手军政事务，搞得众人怨声载道。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王振在退军时担心大军损坏他的庄稼，因此屡次修改行军路线，导致士兵疲惫不堪，最终被瓦刺大军追上，明朝骑兵为断后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战争几乎凝聚了明朝北方所有的精锐部队，被蒙古人消灭之后在北京只有数十万老弱病残，要不是于谦力排众议坚持守住北京，可能在明朝又会发生一场类似于五胡乱华、靖康之变一样的历史悲剧。

回溯前面的过程描述，我们只能说原因“土木堡”之变的原因很复杂，也可以说这是多种原因的总和结果：

首先，事情始于英宗的错误判断，而王振的一系列愚蠢的筹划指挥贯穿始终！这是他们两个人所必需的承担的直接责任。

其次，文官、武将集团的集体沉默，没有人以死抗争，这是官僚体系整体失灵的表现，追溯起来，说明英宗一朝大明官僚体系已经出现了极大问题，其中重要原因便在于王振弄权，排挤了大批忠贞之士。所以，这件事满朝文武都不能“甩锅”！

最后，他们面对的敌人不是平庸之辈。也先纵横蒙古多年，更是把瓦拉部发展成为蒙古最强部落，当朱祁镇这只雏鸟、王振这个蠢货对上这样狡诈的敌人时，输已经是在所难免，关键看输多少的问题了！

总之，土木堡之变以及紧随其后的北京保卫战可谓影响深远。其实这两次战役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军事意义，它彻底改变了明帝国边境的军事体系框架，也改变了蒙古部的政治格局，甚至影响了明蒙双方数代人的命运以及明帝国未来的国运。

常言道“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但历史的作用可能真的不是让我们遇见未来这么简单，读到深处的人一定明白，读史只不过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明白今天发生的事，甚至借鉴其中蕴含的智慧来处理我们身边的人和事。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明朝正统14年（1449）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毕竟没有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前期遇到过皇帝亲征北方游牧民族被俘的事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在元朝末期，朱元璋北伐把蒙古人赶出中原地区后，随着北元的衰微，北方地区分裂成了三大势力：瓦剌、鞑靼、兀良哈三卫。这三大势力经常相互攻阀，也与历代北方游牧民族一样，经常南下骚扰。朱元璋为了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加强了长城的修建，并在北方封了几个强大的藩王，拱卫中原。

靖难之役后，朱棣夺取了大明王朝的皇位，并于永乐八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北伐蒙古高原，由于朱棣出色的军事能力，经过朱棣时期的五次北伐，当时蒙古高原的瓦剌和鞑靼基本被打爆，向明朝俯首称臣。

其实从平衡角度来说，明朝完全可以在瓦剌和鞑靼之间搞平衡。如果瓦剌强大了，就帮助下鞑靼，如果鞑靼强大了就出兵攻打下鞑靼，让他们不断地相互攻阀才是最好的策略，可是朱棣需要军功。如永乐12年，瓦剌强大了起来，鞑靼向朱棣求援，朱棣便带兵攻打瓦剌。永乐16年，瓦剌被鞑靼打的很惨，朱棣便三次亲征鞑靼，等于是帮了瓦剌的忙。

▲在也先时代，瓦剌实现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兀良哈三卫就是朵颜三卫，他们是另一种存在，很早就归附了明朝，并在靖难之役中成为了朱棣手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

朱棣去世之后15年，瓦剌的也先继承了部落首领的位置，他凭借着部落强大的实力和出色的军事能力，吞并了鞑靼统一了整个蒙古高原，成为了明朝的重大威胁。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旦统一，那么往往就是南方的中原王朝战事频繁的时候，原因也很简单，没统一之前草原部落之间经常相互掐架，统一了就不存在相互掐架的问题，可以放心出动主力部队长期南下了。

此时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已经继位13年了，也先也派人前来朝贡。在朝贡之前，也先贿赂了明朝派来的使者，顺便也问了下使者能不能和明朝结亲，而明朝的使者竟然一口答应了和亲的事情。

也先到明朝朝贡的使团到了北京后，先是朱祁镇宠信的太监王振把他们朝贡的马的价钱给砍了不少，至于和亲的事情明朝没有任何表示（是使者私自答应的，明庭不知道有这回事），这引起了也先的不满。于是也先召集了部下，想要给明朝一个教训，明朝与瓦剌之间的战争由此开始。

娶不到明朝公主的也先就出兵四路南下，大肆抢掠。明朝的边将根本不是也先的对手，一时间多处败报就传到了北京。

此时明朝的皇帝朱祁镇正值22岁的壮年时期，年轻气盛。平时他非常厌烦内阁老臣的“教导”，在他看来，内阁的老臣们一直都把他当成了小孩，他非常想摆脱老臣们对自己的这种看法。而太监王振不断地煽风点火，鼓动他拿出成祖朱棣的威武，率军北伐，封狼居胥，创造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业。

最后，朱祁镇在内阁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下，于1449年7月16日率军25万（号称50万）从北京出发，并由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护驾从征，可谓阵容强大。

实际上这次出征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出征的队伍中有不少擅长作战的将领，但他们都要听从根本不懂军事的太监王振。

▲从北京到宣化的进军路线

1449年7月19日，英宗率领的明朝大军出居庸关，来到宣府，准备往大同方向进军。

一路行进的大军路上却不断传来前方的败报，士兵们在风雨交加中行军，士气非常低落。因为准备不足，没有足够的军粮，不少士兵一路又累又饿，导致士兵一路饿死了不少，还有士兵开起了小差。

▲作死的王振偏偏要绕路，走了蔚州，作死了整支明朝大军

也先则并不急于与明军决战，他故意避开了明军主力，引诱明军深入。到了8月1日，大军抵达大同。不懂军事的王振不顾大臣们的反对，自持有皇帝撑腰，硬是要大军出关北进。而北进的大军前部接连被也先击败，前方不断传来的战败报告，使得王振也觉得实在不能北进了，便打算班师回朝。

▲其实走紫荆关是最为安全的路线

至于撤退的路线，大同的总兵官因为熟悉路线，他建议从紫荆关撤退，实际上如果从紫荆关撤退是非常安全的，当王振虚荣心特别强，他想要大军路过他的家乡蔚州，好在相亲面显得逼格满满。

就这样，本来走紫荆关撤退的路线改走了蔚州，一路上他又怕大军践踏家乡乡亲们的田地，又改变了路线，折往了宣府。这二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反复折腾，搞起了武装游行，士兵们早就被折腾的疲惫不堪。

▲就这样，二十多万大军作死到了土木堡

明军这波操作走位实在风骚，可是也先不糊涂，就在明军在路上不断折腾的时候也先的大军出现了，把明朝的3万骑兵打得全军覆没。王振一看大事不好，便仓皇逃到了土木堡。这个时候如果一直往北京方向逃，也不至于会导致后来的惨剧，可是王振这样的猪头又着实坑了明军一把，他眼看后队的千辆马车没有跟上，就下令大军就地扎营。此时军中的兵部尚书邝埜建议赶快撤到居庸关，也先的大军已经不远，王振却严词拒绝了撤退的建议，甚至扬言“有敢议论者斩”。

8月14日，明朝大军驻扎在了土木堡，此地地势较高，山上无水，就算挖井也挖不到水。水源主要靠南方15里处的永定河，但此时已经被瓦剌军占领。第二天瓦剌大军便包围了土木堡。也先假意和谈，并佯装撤退。于是多日没有进水的明朝大军一窝蜂地跑到了桑干河尽情饮水。可是水还没喝上两口，也先的大军就来了，明军被打的措手不及，明军大败，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朱祁镇一看大势已去，就地下马等着被俘了。

▲明军以为也先走了，到了河边遭到也先突袭，全军覆没，英宗被俘

这一战明朝精英损失惨重，包括了太师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一大批朝中重臣，有50-60人之多。

这就是土木堡之变的过程，二十多万大军其实是被一顿骚操作作死作掉的。

那么从这整个事件反应了大明王朝什么样的致命问题呢？

其实整个明朝来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皇权体系，在朱元璋开始就废除了宰相制度，整个王朝来说，没有出现过权臣夺权、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大将兵变等等威胁到皇权的事件，究其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大权都掌握在了皇帝一人之手。

高度集权的皇权体系，有两个致命的缺点，在土木堡之变中全部体现出来了：

作为一个皇帝来说，他的素质主要有政治、外交、用人等等方面，而土木堡之变中所需要的是一个皇帝的军事能力，所以在此只谈军事能力问题。如果是朱棣的话，带着几十万大军先后五次北伐不但没出过事，还取得了不少的战果，但是英宗就打了这么一次就出了这么大的幺蛾子，原因就在于英宗确实不会打仗。正因为英宗不会打仗，权力又全部在他手上，纵然一起出征的有很多能征善战的大将，他们的才能也只能被没有军事能力的皇帝压着。领导的能力决定了整个团队的能量，这个判断其实一点都不错。

▲皇帝出征往往有一个豪华的侍从队伍，还要有不少士兵来护驾

整个过程中，比如二十五万大军这么庞大的军队出征，连物资准备都没准备好，以至于一路上士兵都是饿着肚子行军，这那还能有战斗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凡是稍微会一点军事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古今中外凡是军事家，都非常注重军队的后勤补给，在没有保证军队补给的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贸然出兵。

这一战表面上看起来是王振在指挥，实际上还是英宗，是英宗授予了王振统兵的权力，王振才可以这样猪脑袋一样的指挥军队，实际的军事指挥权，是在于英宗。除了物资准备外，此战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行军，用那些大将统帅那些部队，这些全都没有任何计划，所犯的都是低级失误，所以这一战是由于英宗在军事上的无能造成的。

有观点认为英宗出战是因为皇权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这根胡扯没什么两样。土木堡之变完全是军事上的问题，其实和政治上的问题没多大关系，毕竟25万明军对战3万瓦剌军队，打的稍微正常一点都不至于会惨败。

一位合格的将领，至少能做到后勤供应充足，正常行军，遇到敌人作战虽然打的不够精彩，但也能做到和敌方正常交战。出色的将领能够察觉对方的进攻意图，甚至能判断出对方主攻那里，佯攻那里，自己如何作战才能战胜对手，等等。整个土木堡之变的过程，整个明军完全就跟傻子一样给也先送人头，而且反复来回在危险地带走来走去，生怕给人家送的人头不够，要全送了才罢休似的，从中可以看出，英宗在军事上完全属于弱智水平。

▲英宗皇帝表示这个技术活太难了，还是让我爷爷成祖来吧

打仗毕竟是个技术活，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几十万大军的出战，就变成了送人头行为了。

没有容错率，意思就是一旦错了就会一错到底，且无法纠正错误。如果有容错率的话，意思就是出错的情况下，有挽救的余地。

正因为权力全部集中在英宗手上，他决定亲征的行为本身就是个错误，当时皇帝没必要为了这个事情出征，但大臣们反对没用，只要他心意已决。

出征后，本来25万大军，对战的也先只有3万人马，如果正常打的话是能打赢的，至少，退一万步来说也不会输，结果却是输的很惨。

▲土木堡之变的最后阶段，相传王振被一员大将锤杀，也是罪有应得了

在土木堡之变中，就在于英宗错误地将统兵权授予了王振，这个错误他一旦决定，下属的大将们就是再反对也没用，就只能一错到底，结果就是葬送了全军。其实王振一路上没有准备好军队所需的补给物资，带着队伍到处搞武装游行，一下子走到这里，一下子走到那里。可以说如果不是王振这样乱改变行军路线，英宗也绝不可能会战败被俘。

▲最后无奈的英宗干脆不跑了，坐在地上等着被俘了

尤其是在大同的时候，大同总兵提出了正确的撤退路线，但也是然并卵，高度集中的皇权体系下没有容错率，就接着错了。再如，刚到土木堡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逃脱的，只要不停留，直奔居庸关而去，也先也追不上，当时兵部尚书邝埜就赶忙建议不管后边那千辆马车，直接往居庸关而去，但是也没用，英宗没有认识到问题，王振没有认识到问题，再接着错了。

尽管一路上错误频出，不断地出错，但从来就没有纠错，竟然照着错误一路错下去，错到最终就造成了土木堡的惨剧。

土木堡之变反应出明朝哪些致命的问题？

大家好，很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公元1449年(明正统三年)，这一事变的发生对于明王朝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事变可以说是与当年宋朝的靖康之耻一样耻辱，明王朝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连皇帝也沦为了别人的阶下囚。

这场事变以后，明王朝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此之前, 明军对于北边的策略是以攻为守, 相对处于主动。但是在此之后, 明军开始遭受北方威胁, 基本处于被动防御状态, 就此丧失了主动权。

在这场战役中，明军50万的大军对三五万人的瓦刺军，本应轻松获胜的，可最后却换来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这在中国战争史上实为罕见。其背后原因，值得我们大家推敲，下面笔者就将土木堡之变为切入点，讨论一下这场事变后，所反映出明朝的致命问题。

（瓦窑堡之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于此次事变，虽然史书上将大部分责任全部算到了宦官王振的头上，表示是宦官王振专权之后所导致的一起偶发事件，但笔者看来，这只是其表面的肤浅原因。在其背后，反映出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最高层统治者腐败无能。说明白一些，就是明英宗胸无大志，没有军事才能。另一方面，王振军事指挥的强势, 不仅仅是因为英宗专宠, 更反映出体制的症结。在王振专权的模式下, 文武官员集体失声, 遇到大风大浪, 便不知如何处理，最后落得一个仓促逃跑，而被全军覆没的下场。

（明英宗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场战役的失败，其背后还有一个巨大问题，那是明军的后勤补给保障失误。有一句话说的好，古代军队打仗，一向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这次战役完全是违背了这个原则。首先，明英宗朱祁镇觉得打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他很崇拜并羡慕明成祖北伐的经历, 便也想能像曾祖父那样北征大漠, 建立卓著的军功。并且在宦官王振的鼓舞下，他觉得这是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便很快就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 并宣布两天后就立即发兵。

（粮草运输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两天之内, 王振下令迅速凑齐了20万大军, 号称50万, 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准备妥当, 并且粮草物资也十分匮乏, 就急急忙忙的出发了。并且明军此次出征不久，便遭遇不顺的开端，在大军出发不久, 就遇到了连绵阴雨。随行所带粮草, 不几天就吃完。军中缺粮, 道路难行, 连日风雨, 士气低沉。

这不禁反映出明朝后勤部门的失职，如果明朝的后勤部门可以在平时便进行战争准备,而不是在开战之前，匆忙地发放粮饷、衣物、武器。士兵们不熟悉武器装备的性能，又缺乏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50万大军还没到战场居然竟断了粮。

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出现了问题，试问，这样如何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因此，此次土木堡之变的失败，暴露出明王朝两个严重的问题。

其一就是统治阶级的无能，虽然表面上是宦官专权的结果，但究其根本仍然是最高层的昏庸无能造成。一国之君将战争的指挥权不交给自己，不交给将军，而是交给一位宦官的手中，可见其昏庸程度。

另一方面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在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是战争能够取胜的最基本前提，只有粮草、粮食充足才能确保军队有饱满的战斗力，如果连最基本的三餐保障都达到不了，将如何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