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北宋时期宰相韩琦?他出生在北宋的两次重大改革时期,对于改革他有何看法?

宋朝至宋太祖始,讲究的便是文官治国,政治比起其他的不少朝代而言,相对于民主不少,士大夫的地位空前的高,对于国家大事的发言权也更高,在这特殊的时间段里,就诞生了不少在后世闻名的文人,譬如苏轼,譬如范仲淹,又譬如韩琦。作为北宋仁时期的宰相,韩琦是当时士大夫之中最高的政治代表,从仁宗到神宗,他一共辅佐了三代帝王,参与了北宋的许多重大事件,被后人称为“宋朝第一相”,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十分的丰富,但可能是因为他在宋代这个名人都带“文气”的时代,更偏向于是一个政治家而非文学家,所以在后世人心中,他没有像他的同僚一样具有“高人气”,或许仅有提到北宋政治的时候才会对这个人说上一二笔。一、出生名门,性格纯一

韩琦出生于公元1008年,是典型的北宋中期人物,他的父亲是北宋的名臣韩国华,官至右谏议大夫、泉州知州,可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

不过韩琦并没有怎么享受到过父爱,因为韩国华在韩琦四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年幼的韩琦是在母亲和哥哥们的抚养之下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韩琦形成了“大志气,端庄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后来也影响着他的仕途。

二、早期仕途,不甘堕落

天圣五年,年仅19岁的韩琦便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明道二年,他开始掌管左藏库的收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差事是吃力不讨好的,怎么做都一样,做不出来什么实事,自然很难得到升迁的机会。

但是韩琦却并没有这样想,他不仅将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得很好,还向仁宗请求设立“传宣合同司”,免去主管清点,仁宗自此,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体之中蕴含的潜力。景佑三年,他又担任了右司谏的职位,完成了自己职位上的多重跳。

在宋代,御史台和谏院两个机构专门负责谏诤,其中以谏院为甚,而韩琦正是在谏院担任谏官。谏官这个职位在宋代并不“吃香”,在《宋史》之中就有记载,曹修古曾带着十二个御史去早朝,路上看到两个宦官骑马没有躲避,这是与理不合的,于是“呵者为止”,一般来说,宦官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但是这行御史却“反为所骂”,由此可见,在当时,谏官的地位其实有些低。

三、直言善谏,稳步提升

但是韩琦却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不高而退缩,相反,他直言善谏,这种“善谏”从他在掌管左藏库收支的时候就敢向皇帝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已然能窥见一二,更不必说他担任谏官之后。韩琦自己就对自己的谏言写下如此的评论:“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已”,正是这样的“窍门”加上自己敢于谏言的性格,才使得韩琦在谏言这条路之上走的十分平稳。

韩琦担任谏官三年,在此期间内,他改变了北宋前期谏官不敢谏的现状,使得谏官的地位稳步提升,最终甚至能和宰相相抗衡。

康定元年,北宋在三川口惨败,这次战争让那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阶级不能够在做着大国梦,仁宗派遣韩琦和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前往前线。

四、经历挫折,逐渐成熟

韩琦在军事方面也有一定的天赋,在他的领导之下,军队之间的配合能力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他也并不是全对,他看不清局势,盲目主战而忽视了防守的重要性,尤其是他和范仲淹二人之间的分歧,更是使得战况急转直下,最终使得好水川大败,宋损失惨重。

不过在后期,韩琦获得了改变,开始注意到防守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地觉得只要攻打就能够获得胜利,可以说,这段军旅生活,让韩琦飞速成长。

原本的他不过只是个“居庙堂之高”只会为国为民忧愁的文人学者,一个只能够看到表象而思考不到内在的年轻人,他张扬,带着年轻人独特的锋利,而在这之后,他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他会去思考,会去探索,会去权衡得失。

对于两次变法改革的不同看法(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当然了,韩琦在历史之上留名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参与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这两次宋代重要改革。

先说庆历新政,他是这场政治改革之中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对于新政的看法,提出来措施,另一方面,即使在新政失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把自己摘出来置身事外,而是为改革派辩护,由此可见他的风骨。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在,公元1056年,韩琦又重新回到政治的中心,拜枢密使,两年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又三年,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韩琦,成为了北宋的宰相。

值得一提的是,韩琦积极参与了庆历新政,并且维护改革派的利益,但是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却成为了一个不小的阻碍,岁月真的能将一个人从改革派变成保守派吗?韩琦真的变了吗?其实不然。那么韩琦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便是财政,他向神宗谏言设立了“三司条例司”,在这样的改变之下,原本的三司系统成为了虚设,其权利也被削弱,其导致的后果只会是“冗官冗费”。宋朝为了限制武官的权利,大肆设置文官,这本来就已经让宋朝的财政出现了一定的空洞,朝政之上更是愈发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设置一个单独的机构,只会将这潭浑水搅的更混。尤其是这个机构的权利范围还极大,破坏了原有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被重新打破重新洗牌,没有人知道结局是好是坏,韩琦也只能权衡利益,选择反对。

而韩琦批判更加严重的还是王安石所说的青苗法,在王安石的原本意图之中,青苗法是“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补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的,这是好事,但是真正执行下来,却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好。

韩琦认为,青苗法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的青苗钱数,户等越高,借钱则越多,但是那些上户真的会借钱吗?他们本身是以放贷者的身份存在的,会成为借贷者吗?而且如果人户不愿意申请青苗钱时,要结罪申报,如果说提举司派人劝说,人户愿意申请之后,地方官员还会受到处分,这样算来,很容易出现强制发放青苗钱的行为。可是青苗钱本身是有利息在的,这损害的就是老百姓的权益。而且让有一定资产的人为没有经济实力的人担保,贫民还不起钱的时候,这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要代为偿还,这确实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但是,这些有资产的人难道就是活该为别人买单?

当然,除了这两点外,韩琦还反对了王安石变法的不少条例,但是仅仅从上文的两点就可以看出,韩琦并不是随意反对的,而是有凭据的反对,是真正的为国为民,在很多改革派的眼中,韩琦是落后是保守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国家,韩琦保证了他们的利益,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社稷的。

结语

韩琦这一生,可以说是褒贬参半,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宋朝第一相”,在不喜欢他的眼里,他的主战让宋朝损失惨重,他就是个“无用之臣”,只适合在政坛之上,军事之上一窍不通。

但是,虽然说韩琦在军事之上确实有所失误,但是这些错误却并不能够抹杀掉他的功绩,而他对于宋朝的功绩,我们说他是“宋朝第一相”也不足为过。

如何评价北宋时期宰相韩琦?他出生在北宋的两次重大改革时期,对于改革他有何看法?

韩琦的祖父、父亲分别在北宗担任过知府、谏议大夫的官职,韩琦算是出身于官宦之家。他从小谨慎寡言,胸怀大志,专修学问。

公元1027年,韩琦考中进士,名列第二名榜眼,被官府看中,开始担任地方官职,1036年入朝做了司谏。韩琦为人素来刚正,大力打击朝中奸佞和渎职官员,当时的宰相陈尧佐等4人同时因韩琦弹劾而被罢免,韩琦也被誉为是“片纸落去四宰执”。名相王曾也对他十分褒奖。

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与宋朝之间摩擦不断,韩琦不避亲疏,大胆举荐范仲淹负责边防事宜,并共同前往边境,与范仲淹共同谋划军事策略。但由于韩琦用人失策,部下草率大意,深入敌腹,被西夏击败,韩琦受到降职。后来两人成功抵御了西夏的入侵,以至边地流出“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

公元1045年韩琦推新政“庆历新政”遭到以当时宰相晏殊等守旧势力的反对,失败后被贬出京,直到公元1056年再次入京被拜为宰相。以后又被贬又用,一连三次为相。公元1073年返乡,1075年病逝,享年68岁。

如何评价北宋时期宰相韩琦?他出生在北宋的两次重大改革时期,对于改革他有何看法?

韩琦北宋宰相十年,他比较保守。为相清明,多次受到天子和臣民的赞扬。韩琦能文能武,可谓文武双全。为人寡言少语,作事稳重。胸有大志,一心为国。在他六十八岁那年,因病去世。因韩琦于国有大功,皇帝素服哀悼,并写文赞扬韩琦的功绩。

如何评价北宋时期宰相韩琦?他出生在北宋的两次重大改革时期,对于改革他有何看法?

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仁宗天圣年间进士。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当时,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在仕途上,韩琦曾有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但无论在朝中贵为宰相,还是任职在外,韩琦始终替朝廷着想,忠心报国。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

熙宁八年(1075)六月,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宋神宗为他“素服哭苑中”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配享宋英宗庙庭,备极衰荣。

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韩琦为相十载,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他守成多于创业。但这些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如何评价北宋时期宰相韩琦?他出生在北宋的两次重大改革时期,对于改革他有何看法?

北宋名臣韩琦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韩琦,十年为相期间“朝迁清明,天下乐业”,是大宋朝的社稷之臣,史上对其赞誉颇高,甚至称其为“宋朝第一相”。
说到改革的话,韩琦与范仲淹、富弼等一起发起了“庆历新政”,试图改变大宋积弊,但是在“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时,他又予以反对,因之,近现代推崇“王安石变法”的则认为他的保守派、顽固派,可谓毁誉参半。
军中有一韩 西夏闻之心骨寒

当年北宋西北曾有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说的就是韩琦,但不可说韩琦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猛将,而是运筹帷幄的文人。和他并肩的是“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崛起的西夏是北宋劲敌)

大宋朝是笔杆子指挥枪杆子,当时北宋北有辽国、西有西夏虎视眈眈,韩琦在朝中当谏官的时候,就一直呼吁要居安思危,加强兵备。仁宗的乳母去世,仁宗想要大操大办之时,韩琦就上书说,现在西北兵备最要紧,请不要做无用的奢费了。

后西夏大举犯边,刚从四川抚民归来的韩琦被宋仁宗喊去,一聊,见韩琦对西夏军事十分了解,于是就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泾原路,与范仲淹一起辅佐正使夏竦负责陕西防务。

当然一开始走马上任未免书生意气,韩琦开始是坚决主战的,李元昊十万大军来袭时,韩琦派任福率领一万八千人前往抵御,但因任福贪功冒进,导致“好水川之败”,大宋一战损失六千余人。韩琦贸然出兵,难辞其咎被撤职。但随即又被启用,负责秦州军政。

这一次韩琦吸取了教训,和范仲淹一起,驻扎泾州。对抗西夏的同时又改革军队流弊,严明纪律,赏罚分明,终于练就出了西北精兵,使得西夏再也不敢轻启战端,随后宋夏议和。

片纸落去四宰执

对于边军的改革只是韩琦的牛刀小试,针对大宋朝的种种弊端,韩琦在做谏官时就经常提出意见建议,“货赂公行”、“因缘请托”“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希望宋仁宗能够进行改革。而韩琦的成名之战就是一纸谏书让宋仁宗一日之间罢免了碌碌无为把朝廷当成养老院的四名宰执。

从西北调回中枢之后,韩琦立刻向宋仁宗上书《论备御七事奏》,

“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

而这与范仲淹后来提出的改革方案大致相同,宋仁宗同意改革,史称“庆历新政”。韩琦虽然是新政的支持者,但是因为一直巡视各地,所以并不算发起者和主要执行者。

新政主要是针对“三冗”中的冗官,就是宋朝当官的太多,仅仅仁宋天圣五年,一次竟“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千七十六人”,而且宋朝当官的待遇特别好,不仅自己有各种钱拿,不用上各做税,还能恩荫后人。以至于费天下之财养百官。

正因为是砸了太多人的饭碗,所以新政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挠。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公像)

最后,他们祭出的法宝是说范仲淹等人“朋党”,说他们架空了皇帝的权力,于是,宋仁宗叫停了新政,范仲淹等人都被撵去了地方工作。

三朝功德在生民

虽然韩琦没有受到牵连,但是支持新政的他,哪怕是宋仁宗一直盯着“朋党”,仍挺身而出,替范仲淹、富弼等人辩解。掷地有声地说,“琦惟义之从,不为有党也!”但随即见劝说无效,韩琦二话不说就请求外放,最后被去了枢密副使之职,外放扬州。

韩琦离京之后,任地方官长达十二年。“万里耕桑无一事,三朝功德在生民”说的就是韩琦在地方的政绩。

虽然朝廷罢了新政,但是为图改变大宋积弊,韩琦在地方上力所能及地实行着改革。

为了定州的百姓生活,废除“斩伐令”,允许百姓上山砍材用来烧火做饭。重启边境屯田,开垦良田近万顷。仁宗在河北水患后曾下旨褒奖,说河北五七百万人得活,全靠了韩琦多方举措用心拯救。

(韩琦画像)

韩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地方为政“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治军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对于胡作非为的兵痞杀起来绝不手软,使得与辽国对峙的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离京十余年后,仁宗又将韩琦调回中枢,任枢密使,后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

仁宗三个儿子都死得早,而他有时常犯病,于是韩琦与欧阳修等同请仁宗早立太子,是为宋英宗。

三年后,英宗也病重,韩琦又请立太子,是为宋神宗。

后人称其“三朝贤相”。

神宗继位后,有人弹劾韩琦说他擅权跋扈,神宗虽然将诬告之人贬斥,但是韩琦自己主动请罢相,神宗留不住,韩琦再次离开中枢前往地方。先是去西北防御蠢蠢欲动的西夏,随即又去北方重灾之地坐镇,再也没有回过京城任职。

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韩琦离开朝廷二年后,王安石开始变法。

王安石和韩琦其实颇有渊源,在韩琦知扬州时,作为淮南判官的王安石正好是他的幕僚。不过,韩琦虽然看重王安石的学识,但却不让他做事。司马光就说,王安石一做事,韩琦就不准。

(神宗朝变法的王安石像)

后来神宗问韩琦,让王安石辅政怎么样。韩琦直接回答说,“窥其心术,只为一身,不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实行变法之后,韩琦几次上书表示反对,神宗甚至因为他反对“青苗法”而差点废除了此项改革,“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

韩琦反对变法的核心理由是,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内容虽然可能让国家变富,但是却是以牺牲老百姓为代价的。

关于韩琦的上书,王安石逐条加以驳斥,两人随即遥遥相对论战了好几轮。

四年后,韩琦回到了家乡做知州,“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二年后去世,享年68岁。谥号“忠献”。

结语 社稷之臣“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欧阳修语)

韩琦一生可以认为是封建社会官僚士大夫的典范,忠诚于国,忠诚于职,刚直不阿,于不平处发声。

宋朝的两场著名改革,韩琦都有参与,只是前后立场不一样,这使得后人对其评价毁誉参半。

但从韩琦自身想法来看,不存在什么蛇鼠两端之说。他认可的新政是循序渐进保守治疗,而不是大刀阔斧地全部推倒重来。当然,后人的场面话是韩琦的历史局限性,这想说也说得通。

如何评价北宋时期宰相韩琦?他出生在北宋的两次重大改革时期,对于改革他有何看法?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

韩琦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参见好水川之战)。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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