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中国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近来的大量考古挖掘，发现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卯遗址”。再加上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四川三星堆文化。说明中华文明起源多源头，并不是唯有起源炎黄的儒家文明！

21世纪，上海图书馆启动革命文献数字化整理研究项目，其中有一本毛泽东赠寄给顾颉刚的《论持久战》，这是最早出版的一本《论持久战》。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燕京大学顾颉刚是胡适的大弟子，而当时毛泽东也曾认胡适为师。30年代，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同事和学生都投入和同情中国共产党那边，所以毛泽东与顾颉刚在抗战时期有联系。据说解放后，毛主席曾邀请顾颉刚校正《尚书》。

孔子的儒家是从周礼的“巫卜占祭礼史”等分化出来的，孔子弟子三千、有教无类、尊尊亲亲，实际上办了一所祭祀丧葬学校。所以墨子骂他，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别人破产。孔子的周游列国“克己复礼”，主要想恢复西周的祭祀礼仪。但是孔子不被当时社会所认可，从老者对孔子的弟子子路的话题中就能听出，老者形容孔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原因是孔子春秋末期离西周有600年的时间，人们对西周的祭祀礼仪并不认同。同时，认为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大祭司而已。然而，孔子延续了西周的祭祀礼仪，不得不说一直影响到今天。

在民国学术界，顾颉刚堪称能够呼风唤雨的领袖人物。抗战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第一是胡适、第二是傅斯年、第三是顾颉刚。1949年，第一、二个老板跑到台湾去了，只有第三个老板留在大陆。说明顾颉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的。与此同时，1943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顾颉刚得票最多，频作主席，可谓众星捧月，风光无限，他周围有大量追随者。

顾颉刚在年轻时去看古戏，同样一个戏剧，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次，古戏会变得越来越长，添枝加叶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多。（当然不能用现代语系说赚钱越多）与此同时，顾颉刚在考辩古史时发现了中国古史层累效应。在《诗经》中提到的大禹是周人的杰作（西周的青铜器“遂公盨”上的铭文有禹字）；春秋论语中出现了尧舜；到了战国有五帝之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战国末期，齐国方士邹衍说黄帝是华夏共祖；汉代开始流传起来的“伏羲、神农、开天辟地的盘古”传说。所有这些神话，在魏晋时期开始记载。（不能说创造了一个上古时代的巫史）然而，顾颉刚认为：盘古源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而盘古的形象和事迹，又跟印度神话里的故事非常相似，应该说盘古是西南神话和印度神话结合体。

魏晋时期有玄学，就是将周文王的《周易》与老子的《八卦图》而合为一，弄出来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而明清儒家画蛇添足，说《周易》是万源之本、万经之源。顾颉刚解释《周易》为小史记，就是记载着商后期的史事。顾颉刚《古史辩.第三册》周易卦爻辞中的六则故事：一、商王王亥丧牛羊在易国的故事，卦六五爻辞；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卦九四爻辞；三、帝乙归妹的故事，卦六五爻辞；四、箕子明夷的故事，卦六五爻辞；五、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卦卦辞；六、王用享于岐山的故事，（殷纣王囚周文王于羡里，释放后的文王祭祀西山。）卦上六爻辞。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1953年，顾颉刚在上海的工资是500万元（即500元），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到北京去，当时的工资都是200万元。据说，周总理提及此事：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一定要他到北京来。顾颉刚知道此事后，坚持不搞特殊化，最终就拿200万。顾颉刚到达北京后，为《资治通鉴》《史记》《二十四史》《尚书》等古书编撰作出巨大的贡献。顾颉刚对古史的层累效应和《周易》论述，其实就是对儒家巫史进行批驳。这种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作风值得肯定，因为研究历史不会一成不变的，随着考古的挖掘，将一改儒家是中华民族起源的巫史，以一个多元和多源头的历史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这是涉及中国史学和思想史的很严肃的话题。

严格讲，很难界定“民国疑古学派”这个概念。

只能说，民国初年开始，有若干学者参与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如何辨别真伪的讨论，后来有人称这一讨论为“疑古运动”，而参与者就往往被称为“疑古派”了。

前后参与这一讨论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郭沫若、缪凤林、冯友兰、钱穆、范文澜、俞平伯、周作人、魏建功、钟敬文、朱自清、游国恩、杨宽、高亨、容庚、唐兰、马叙伦、童书业、吕思勉、罗根泽、陈梦家等近百人。

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中国上古史的真伪；诸子著作的真伪；《诗》《书》《易》的作者和写成时间；延续两千年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考察和辨析，等等。

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了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相关讨论虽未完全停止，但规模和热度，都大大降低了。

怎么评价这一讨论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這一讨论，是以上世纪初“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通过讨论，也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史学和方法论成果。

顾颉刚，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一个经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但从少年时代，就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熏染。

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代。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

1916年，顾颉刚以第五名成绩，被北大录取，入“文科中国哲学门”读本科，这是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前身。

1920年毕业时，胡适将其留校，并作为自己学术助手。

当年，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时，得到顾颉刚不小协助。11月，胡与顾讨论，办一本《辨伪丛刊》，对古籍特别是“群经”的辨伪展开讨论。

这就是后来《古史辨》的最初由来，也是后来声势浩大讨论的缘起。

1922年，顾颉刚因祖母病重请长假回苏州。此时，商务印书馆约他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他在准备资料时，发现了相传两千年的中国古史中存在若干问题。他说：“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期间，顾颉刚与钱玄同有过多次相关讨论的通信。后由钱玄同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刘掞藜、胡堇二人撰文驳斥钱顾，这是古史大讨论的真正展开。

顾颉刚进入北大后，深受校长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思想影响，同时也受到陈独秀宣传的新思想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影响。

但是最直接的，来自两个方面。

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郑”是郑樵，宋代史学家；“姚”是姚际恒，清初著名学者；“崔”是崔述，乾隆时期的大学者。

顾颉刚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他发现，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通过古籍来看历史，很可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例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认为，判别古史可信与否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是——

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他认为，古代民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他考证，《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没有邦国种族的名目，可知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方之国，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作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

“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他说，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カ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

顾颉刚，一直“顶”着“疑古”的“帽子”。

如何看待他的观点呢？

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

钱玄同则称赞这一观点“真是精当绝伦”。

胡适说：“《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

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

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几乎无法避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古史辨》这部学术巨著的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说：“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1987年6月22日的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说，顾颉刚“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外学者的众多评价，恕不赘引。

1993年，胡绳同志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顾颉刚“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尊重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亲自点名，周总理亲自出面，请顾颉刚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后来，毛主席又提名，让顾颉刚作《尚书》的译注工作。

顾颉刚先生治学极其严谨，一篇《尚书.大诰》，千多字，他考证的笔记写了六十多万字。他所考证过的古籍，如《诗经》，别人几乎再难发现他遗漏的资料。

当年，冯友兰将史学界划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顾颉刚并不以为然，他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而疑古者信的亦是真古，释古派所信的真古，即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所谓顾颉刚“疑古”是否定中国历史，或者说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云云，大约都出于没认真读过顾颉刚先生著作的缘故。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现代，网络上充斥着对顾颉刚先生的攻击。

但是这些攻击他的人，甚至连他的观点和逻辑都不甚了解。

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此后，他发表论文，系统地对先秦古史的主要说法给予逐条反驳，认为后人所相信的那些传统古史的说法，都是出于儒生的伪造。

他的基本逻辑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人只谈论过禹；到孔子时期开始谈论尧和禹；战国时期人们开始谈论黄帝、神农；到汉朝时，开始加上盘古了。

换句话说，顾颉刚先生发现，越生活于靠后时代的人，谈论历史的时候，就会约认为历史久远。而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据此，他认为，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说到疑古派，很多人已经陌生了，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是五十运动后的一个史学流派。

疑古派关系到我们对华夏历史的态度，也涉及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以这么说，疑古派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罪恶的渊薮，正是由于疑古派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对华夏文明进行肆无忌惮的否定和破坏，才导致了后来的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

下面我们就从疑古派的源头、土壤和方法、影响来分析一下。

疑古派的始作俑者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对自己的疑古思想的来源归结为两点，一个是在历史上早已存在的批判思想，第二个是自己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治学精神，这样看起来也算是根正苗红了，其实顾颉刚有意识地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清末民初日本的史学界对中国上古史的否定思潮。

由于中国统治者的顽固保守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先于中国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甲午一役，中国战败，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形象轰然倒地，这滋长了日本的狂妄，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思潮。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却又把日本当成了老师，中国人的极度的自卑和日本的狂妄促成了这股思潮通过留日学生传入中国并泛滥开来。

顾颉刚有两个朋友，钱玄同和胡适之，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和这两个留学生有莫大关系，后来胡适之不再疑古，还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

其实顾颉刚疑古思想的直觉来源不是历史上的批判思想，而是日本对华夏上古史否定的思想。

首先是历史上所有对历史史料的批判都是就事论事，是小心求证的，顾颉刚不是，它是否定了中华文明史，这一点正是来源于日本。

如果说日本人的思潮是中国疑古思潮的外因的话，中国人的自卑思想就是疑古思想泛滥的土壤。当时华夏文明处于历史的最低潮，所面临的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自信心低到了极点。

好汉不提当年勇，因为当年勇提的越多，越显得当下的无能，正是这种文化的自卑给疑古派的肆虐提供了土壤。

疑古派对上古史的否定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3、扩大法，就是在典籍中发现一点矛盾或错误的地方，直接就把整个典籍给否定了，比如对于史记，疑古派自认为找到了纰漏，就说整本史记都是文学作品，可谓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今天，疑古派虽然名字不为大家熟悉，影响依然存在。

很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跪的太久了，膝盖已经残废了，你要是扶他起来，他会骂你，因为他一站就钻心的疼。

只有从内心真正站起来了，疑古派的孽子孽孙才会站起来，洋跪子自们才能站起来。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无论是“疑古论”还是“古史辨”根本在于要证明在古代史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么：从西方经日本到中国的胡适与钱玄同和顾颉刚兴起的“疑古论”即“古史辨伪”后果究竟是什么呢？被他们肯定的中国历史是什么呢？被他们否定的中国历史又是什么呢？经过百年之后的今天应当一目了然——他们不仅没有辨别“真与假”的界限，而且是混淆了真假是非的界限！应当是有过而无功！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世有阴阳，总是一正一反！若是看钱币，疑古派正是它的反面，人们从正面看不见它！然世界因是阴阳组成，所以少不了疑古派，阴阳本是相辅而成！顾说”七万年前尚未有人类，三万年前人兽难分〞，原来他是近视眼，后人不能跟随他，应扩展眼界，看得更深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