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真的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都不懂吗?
在东汉末年,群雄混战。汉献帝也因为失去权威,变成了手下的玩物。他先是被董卓控制在手里,然后迁往长安。董卓死后,他又落入董卓的旧部手中,受尽了屈辱。最终,他和群臣逃出关中,重新回到洛阳。可是这时洛阳已经是满目疮痍,残垣断壁。汉献帝和他的朝廷朝不保夕,有的大臣竟然被饿死在草莽之中。
在这个时候,离他较近的两个势力曹操和袁绍,他们的手下都向自己的主公建议奉迎汉献帝。而且提出的理由都差不多,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好听一点就是奉天子以讨不臣,其实实质都是一个样。可是,势力比较雄厚的袁绍拒绝了奉迎汉献帝的建议,使得曹操抢了先。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都,控制了朝廷的大权,拥有了大义的名分。到这个时候袁绍方才后悔,当时已经为时已晚了。
那么,袁绍为什么会拒绝手下奉迎汉献帝的建议呢,他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以袁绍的政治头脑,就没有看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利益吗?
其实,在当时,袁绍的手下就已经分成了两派,为奉迎汉献帝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张奉迎汉献帝的是袁绍的谋主沮授,他就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理由劝袁绍奉迎汉献帝到邺城,然后积蓄力量,以天子的大义来讨伐敌手。袁绍将要按照沮授的建议做的时候,被另一派反对奉迎汉献帝的郭图、淳于琼给劝阻了。
郭图他们的理由是汉室难以复兴,现在天下战乱不断,正是中原逐鹿的时候。如果奉迎了汉献帝,就要按照汉献帝的旨意来做事,等于是作茧自缚。所以说不如不奉迎汉献帝。袁绍听了郭图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汉献帝是董卓当年废了少帝立的,不合袁绍的心意,所以袁绍最终没有奉迎汉献帝。
我们从这段历史记载可以看到,袁绍其实被沮授打动,也确实有奉迎汉献帝的心思。但是被郭图等人劝止,没有实施。袁绍既然听取了沮授的意见,那么他就肯定明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而且在曹操奉迎了汉献帝之后,他接到曹操借着汉献帝的名义下的旨意,也感到十分后悔。
那么,袁绍拒绝奉迎汉献帝,真的是表面上郭图说的,奉迎了汉献帝十分不自由,抑或是对汉献帝不是自己所立不合心意吗?其实并非如此。
袁氏兄弟是东汉末年争雄的军阀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两个。他们凭着自己家族“四世三公”的声势,借着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条件,率先建立了强大的势力。这两兄弟,早就不把汉室放在眼里,早早就做起了统一天下,替代汉室的梦。尤其是袁术,居然自立为帝,成为三国时期第一个自己称帝的人。袁术也立刻遭到了以曹操为首的各个割据势力的讨伐,迅速土崩瓦解,兵败身死。
相比起袁术,袁绍的能力和度量要大得多。他在当年讨伐董卓的联军解散的时候,就定下了先统一北方四州,再南下争夺江山的计划。而且袁绍在沮授、田丰等人的辅佐下,计划也实施的十分顺利,很快就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
在这种情况下,袁绍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在沮授向袁绍建议奉迎汉献帝的时候,他刚开始还曾动了心。可是,在郭图、淳于琼等人的劝说下,他认为自己完全不需要汉献帝大义的名分。因为自己的势力是当时最强大的势力,依靠自己的实力,已经完全可以统一天下。如果奉迎了汉献帝,反而会让自己将来夺取汉室江山的计划出现波折。
这是因为在袁绍的手下,还有很大一片对汉室没有死心的人。像郭图、淳于琼这样认为汉室不可复兴的人还是占极少数。以沮授为首的一大批人员,还抱着正统的思想观念。直到官渡之战前,袁绍的手下耿包向他写密信请求他自立,还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我们可想而知,如果袁绍将汉献帝奉迎到自己的领地,在这些抱着正统思想的部下拥戴下,袁绍反而会有失去权力的可能。基于这种可能,袁绍也不敢去冒这个险。
因此,袁绍决定不去理会汉献帝朝廷的死活,让它自生自灭。如果汉献帝由于没有物资来源,自己溃灭更是符合袁绍的心意。于是袁绍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扩张自己势力的战争中去。不过,出乎袁绍的意料之外,他没有想到曹操会抢先一步,将汉献帝奉迎到自己的领地。这样一来,汉献帝的朝廷不但没有自生自灭,反而成了曹操最大的政治资本。
曹操先是控制了汉献帝朝廷的军政大权,然后用朝廷的名义号令群雄。当袁绍接到汉献帝封自己为太尉的旨意时,在感到后悔的同时也感到气愤。为了不惹怒袁绍,曹操赶快把自己担任的大将军的职位让给了袁绍。在平息了袁绍的怒火后,曹操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削平周围的割据势力,为将来的官渡之战的胜利创造条件。
所以说,袁绍不奉迎汉献帝的根本原因,是他过于自大,早已有了不臣之心。他自以为自己的实力强大,不屑于像曹操那样去借助朝廷大义的名分。而且,袁绍也希望汉室朝廷早日灭亡,以为自己代汉为帝创造条件。所以,他没有理睬奉迎汉献帝的建议。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够看出,曹操的政治水平要远高于袁绍。后来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的失败,也是双方在各方面较量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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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真的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都不懂吗?
不是不懂,而是袁绍称霸天下的思路和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同!大家以前总是觉得袁绍没有长远的眼光、没有拿出什么统一天下的明确思路,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袁绍这个人是很有主张和特点的,他的思路不是“挟天子”,而是“挟戎狄”———具体来说,就是:“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1
袁绍联合少数民族以争天下的想法,至迟产生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这一年,袁绍曾向曹操明确表示了这一想法。《资治通鉴》卷64记载了双方充满玄机的对话:
初,袁绍与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
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
绍曰:“吾南据河北,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与曹操的这番对话,体现了两个人不同的性格智慧和志向,也反映了袁绍的真实想法。袁绍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借用戎狄的力量南下争夺天下!
一年之后,袁绍的野心进一步扩张,遂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号令天下”。
2约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曾与其谋士沮授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沮授少有大志,颇富谋略,他对袁绍说:
“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卒,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扫;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狩,则公孙必擒;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袁绍对沮授所作的规划心服口服,无比兴奋地说:“此吾心也。”
事实上,无论是近期目标还是远期目标,袁绍都特别看重少数民族在其称霸天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袁绍与其他割据势力争斗的阶段,比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乌桓、鲜卑和匈奴。尽管袁绍具有强烈的“兼戎狄之众”的想法,但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袁绍主要和乌桓保持着密切联系,与鲜卑没有什么关系,与匈奴虽有一些往来,但关系既不密切也不牢靠。
3因此,袁绍“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想法主要是针对乌桓而言的。
乌桓,也被译作“乌丸”,本为东胡的一支。秦末汉初,东胡被奴冒顿单于击破后,部分臣服于匈奴,其余众逃到乌恒山,因以为名。后来乌桓渐渐强盛,曾击败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3000名骑兵,势力大振,仅其所居代郡就“户口繁密,士马控弦,动有万数。”
当时,袁绍急于兼并河北,遂想“抚有乌桓,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应当说,袁绍的这种想法有其很现实的基础:
一、乌桓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乌桓首领蹋顿本人“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以雄百蛮。”
二、袁绍平时对乌桓很注意施以恩惠,关键时刻能为袁绍所用。
三、乌桓已有参与中原混战的先例,他们想在混战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四、乌桓也有联合袁绍以增强自己势力的意图。
4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袁绍判断的正确性。当袁绍和公孙瓒“连战不决”时,乌桓主动出兵帮助袁绍,最终大破公孙瓒,使袁绍据有了幽、冀、并、青四州,成为北方最强的割据势力!
应该说,在和曹操决战前,袁绍的“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策略还是非常对头的,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比不相上下。
可惜,“天命”并不在袁绍一边。
袁绍虽有乌桓这样的强力外援,但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中,在绝对优势下因为一系列“偶然因素”失败,当时许攸先是向袁绍建议偷袭曹操的大后方许都(许昌),史书记载,袁绍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许攸生气了,就投奔曹操,反而向曹操建议偷袭袁绍堆放军粮的大本营乌巢,曹操由此大破袁绍实现逆袭。
袁绍于建安七年(202年)五月忧愤而死。
他的“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策略还没得及进一步发挥、实践以及像他希望的那样“席卷天下”,就不幸在一次莫名其妙的失败后夭折了。
天命不归、天命不归啊!袁绍真的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绍一开始是嫌弃汉献帝的,并没有认识到汉献帝的重要性,他有过一次绝佳的机会控制汉献帝的,但他错过了,结果让曹操占了先机,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手中,曹操逐渐成为了政治爆发户,挟天子以令诸侯,让他占尽了政治优势,势力发展很快,等袁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时已晚,只能说袁绍目光短浅,政治嗅觉度不高,小富即安的格局,终究输给了一代枭雄曹操。
袁绍其实起点比曹操要高,他出身名门望族,来自于汉末权倾天下门阀“汝南袁氏”,自高祖起,四代子弟中就有五人位居三公。
而袁绍因为名门之后,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授官濮阳县令,开始了他的官宦之路。
随后在铲除宦官势力,讨伐董卓的过程中逐渐展露头角,成为东汉末年一支重要的军阀势力,他先后兼并冀州、青州、并州,并准备讨伐幽州的公孙瓒,志在统一整个河北地区,而与此同时,曹操仅仅得手兖州,实力与袁绍不在一个档次,但是曹操眼光长远,在对待汉献帝这个问题上,曹操高瞻远瞩,他懂得夺得汉献帝,就多了一张王牌,而袁绍本来先有机会控制汉献帝的,但最终下了一招臭棋,满盘皆输。
公元195年十月,汉献帝一路颠沛流离,逃到曹阳,离袁绍驻扎地不远,此时他的谋臣沮授提醒袁绍,今皇上流离失所,宗庙受到破坏,各地诸侯互相攻伐,而无一人愿意担当守护天子,如果将军能早迎大驾,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则将军霸业成也。袁绍有所心动,但被同样为谋臣的郭图、淳于琼反对,他们认为汉室衰微,把天子请到身边,那么事事都得请示天子,一旦不从,容易落个抗拒诏令的罪名,实在是个累赘。袁绍摇摆不定,最终放弃迎接汉献帝,便宜了曹操。
公元196年,曹操力排众议,亲自到洛阳朝见汉献帝,并借口洛阳破败不堪,粮食短缺,成功将汉献帝忽悠到许昌,在许昌建立新都,从此成功的将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里。
从此,曹操成功开启了开挂模式,势力发展势如破竹,凭借着政治优势,掠取了河南大片土地,很多地方军阀见风使舵,纷纷投靠曹操,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关中割据势力也投靠曹操。
看到曹操凭借汉献帝捞得这么多好处,袁绍追悔莫及,上书朝廷要求迁都甄城,不过曹操何等精明人物,早就看穿袁绍计俩,以天子名义一口回绝袁绍提议。
袁绍和曹操由此结怨 ,两雄争霸在所难免,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领兵数十万,准备讨伐曹操,夺取汉献帝,同年,在官渡与曹操决战,结果大败,主力7万全部被消灭,最终领得800亲兵狼狈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幽愤病死,所据之地尽归曹操拥有。
观袁绍一生,高开低走,本来实力碾压曹操,无奈一副好牌打烂,轻易将汉献帝拱手让给对手,成就了一代枭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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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真的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绍这个乱世英雄,在汉末三国时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登上权力的顶峰,沦为乱世奸雄曹操的陪衬,《三国志》作者陈寿出于环境所限,非常唯心的点评了袁绍的人格和能力,以至后代的三国迷对于袁绍的标筌就是“志大才疏”的一代庸将。透过历史的迷雾,我认为袁绍在“挟天子令诸侯”的认识上,根本不输曹操,而且袁绍的动机是“拯兴汉室”,对于汉室继承人的标准遵循了“唯才是举”原则。
风起长安长安之得名,缘于此地在秦时有个长安乡,汉高祖五年(前202)升级为长安县。于是城内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萧何造”未央”、“长乐”二宫,用“雕栏玉砌”来形容毫无溢美之词。汉高祖命名为“长安城”,寓意是“长治久安”。
然而时光随着历史的车轮将创造了大汉文明的时代逐渐的淹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
近四百年后,那曾经演释无数皇家故事的楼宇宫殿化为尘埃,成为曾经飞扬跋扈的高祖武帝子孙颠沛流离之苦的场所。
掌控大局的两个跳梁小丑李催和郭氾的智力堪忧,只知道胡作非为,根本不晓得皇帝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
兴平二年(195)七月,汉献帝逃离长安,这是李傕、郭氾的大失策,俩人的狼狈为奸、作威作福靠的是什么?他们的脑容量根本想不到这是因为有了皇帝这个大靠山,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国家权力最为关键的一点一一帝位的正统。
即使东汉末年是著名的乱世,但在相当多人的心中有着匡扶汉室振兴国家的理想,若是能够利用这一点将皇帝作为一面旗帜则可以一呼百应胜过百万雄兵。
非常幸运的是李傕、郭氾根本没有能力去考虑这个问题。机会只有失去了才觉得宝贵,但为时已晚。
厌见桃株笑 铜驼夜来哭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返回洛阳,经历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后,迎接汉献帝的依然是残破的宫殿与亭台楼宇,街道上衰草连天,虎豹出没。百官只能在废墟上支个茅草棚棚安顿今上,周围各个州郡的官员都拥兵自卫,没有任何人来洛阳烧汉献帝的冷灶。饥饿威胁着百官幕僚,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要出城砍柴挖野菜为生。
汉献帝的文武百官们根本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本事一一既为经天济世的旷世奇才,又是种粮栽菜的卧龙先生,这些官员捧着印信挣扎在饥饿寒冷中。
似乎听到街头铜驼的夜哭声,不能再犹豫了,朝廷以六百里加急檄报向全国各地发出勤王檄文,要求各地诸侯来洛阳朝谒天子,称臣纳贡,说句实话,就是向全国诸侯求救!
能够拥有救助能力的首推“四世三公”后裔的北方诸侯中实力最强的袁绍。袁绍会不会响应朝廷号召“相率中原健儿保卫汉帝“呢?历史的眼光曾经投向了袁绍。
鸟择良木而棲一一袁绍的迂腐早在汉平二年(191),袁绍以武力胁迫韩馥自杀,袁绍拥有了翼州后,势力日大,雄心勃勃,他对谋士沮授说过这样的话:“……吾历世受宠,志竭立命,兴复汉室”。
沮授为他作了一个详细的战略规划,其中就有一项重要的措施:“……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
袁绍当时没有详细了解战略内涵,当即高兴地说:“此吾心也!”
但是,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就在进行这番对话过去的一年即献帝初平(190)春正月,十八路讨董诸侯集结黄河南岸的酸枣县时,袁绍曾与韩馥密商,计划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
刘虞是一个政绩卓著,颇有名望的皇室后裔,我们客观地评价袁绍的计划是正确的,如果一个颇有行政经历的皇室成员登上帝位,应该比儒弱的小皇帝刘协不知强大多少!
缺乏经验的袁绍与曹操私下沟通这件事时,“腹有良谋”的曹操不同意,当袁绍拿出一枚皇室玉印(估计与刘虞有关)向曹操炫耀时,曹操当即嘲笑说,这是上周的东西哈?随后往马车外厌恶地吐了一口痰。
初平二年(191)春天,袁绍、韩馥正式向刘虞提出要拥立他为帝,但是,刘虞当即吓得酒杯落地,面色苍白的连连揖手拒绝。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当洛阳朝廷发出勤王传檄,其实眼睛是投向实力雄厚的袁绍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再次希望袁绍“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但是袁绍另外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坚决不同意,加上袁绍可能仍然寄希望于刘虞,在稍微迟疑的情况下,雄心勃勃地曹操接受了荀彧设计地战略规划,马上派出曹洪武装西迎天子。
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迎天子于许都,既成事实后,袁绍后悔了,为了安抚袁绍,于是派出孔融持节拜袁绍为大将军,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
十月份,曹操搁平检顺了袁本初以后,马上自封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从此,曹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袁本初徒呼奈何!
袁绍真的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都不懂吗?
献帝之立,非袁绍之意。袁绍为讨董盟主时还假手袁术和王匡杀了献帝的使者,一旦真的灭了董卓,会不会废献帝另立,也不知道。袁绍曾有另立刘虞的意思,后来还想自己称帝,发现不得人心,就杀了手下耿苞掩饰过去。
以上都显得好像袁绍对献帝不感冒,也不想为献帝效力。
但是,其实人的想法是会变的。即使动过另立、自立的念头,也不代表袁绍这辈子都不会想拥护这位汉朝唯一的皇帝。只是因为袁绍最后失败了,所以史书把他的一些戏份淡化了。
曹操的许昌朝廷建立后,制定典章的应劭是袁绍的人,这已经可以说明袁绍对曹操迎驾至少是默许的,甚至是支持的。
而且《三国志·曹仁传》有这么一段:
太祖平黄巾,迎天子都许,仁数有功,拜广阳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议郎督骑。
广阳在幽州,那是袁绍的地盘。难道曹操任命曹仁去幽州袁绍的地盘当太守,然后又不让曹仁去?如果曹操没有得精神分裂症,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袁绍的意思,也就是说,袁绍还能对曹操建立的许昌朝廷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调走曹操的属下。
所以曹操以献帝名义任袁绍为太尉的时候,因为袁绍当场暴走,曹操就吓得赶紧改命袁绍为大将军也就很科学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陈琳的《讨曹操檄》了:
后会銮驾返旆,群虏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
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袁绍因为分身乏术,派徐勋委托曹操帮忙搭把手代为迎驾的。虽然檄文肯定要代表袁绍立场,美化袁绍,但既然是给天下人看的,再涂脂抹粉也只能往动机上抹,不至于无中生有发明一些根本没发生过的事把亲历者当傻子。
对照历史,很容易发现,当时袁绍同时对公孙瓒和东郡太守臧洪作战,说他当时分身乏术并不夸张。
当时袁绍的大本营就在邺城,后来曹操建立魏国的大本营也在邺城。袁绍通过曹操掌控朝廷的模式,正是后来曹操自己掌控朝廷的模式:自己在外经营自己的地盘,同时通过亲信遥控朝廷。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袁绍不仅懂,而且已经做了。只是曹操翅膀硬了,以汉室名义招揽了众多人才后自立了并且打败了袁绍,袁绍玩脱了。
所谓的袁绍后悔没有迎驾,指的也是没有迎到邺城。
袁绍真的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都不懂吗?
我认为袁绍懂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但是他没有像曹操那般成功执行这一策略的方法和执行力。
古人往往会依据前人经验办事,但是在曹操和袁绍之前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经验几乎没有。虽说董卓在他们之前也是挟天子,但是却没有做到命令各路诸侯,反而引来诸侯们的讨伐。
袁绍出身于官宦世家,祖辈都是作着汉朝的官。如果袁绍要“挟天子”,将要顶着多大的压力,董卓的前车之鉴才刚刚过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袁绍来说是一个冒险的做法。
袁绍作为汉末的一个大诸侯集团,本身实力已是很强。以袁绍的实力要去夺取别人的地盘并不一定要用天子的名号,汉天子在他的手里反而是一个烫手山芋,会引来其它诸侯的讨伐。
袁绍在军事和政治能力上不如曹操,他没有曹操的高瞻远瞩,也没有曹操的胆量去挟持天子称王称霸。等到曹操势力扩张以后,威胁到了自身,才发起行动已经为时已晚。
所以硕袁绍是知道“挟天子”的,但是是否能够通过挟持天子达到命令诸侯的结果只有曹操成功,也才会被人拿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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