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否如同海瑞评价的那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是毫无疑问的,“拙于谋身”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此话出于海瑞之口,既有对张居正死后遭遇的同情,恐怕还有点自得之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张居正和海瑞都是晚明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也都做到了青史留名。但是,二人的性格与处世态度是大不相同的。
张居正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行事风格是不拘一格,在既定的政治目标之下,张居正是非常善于变通的。而海瑞基本上是一个道德家,他的行事风格是坚持原则,决不变通,体现出一种囿于道德的古板。这也正是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大有做为,而海瑞只能被供起来当做偶像,成为“万年青草”的原因。
从个人品行上来说,海瑞在张居正面前是有些优越感的。张居正在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为自家谋点私利。而这方面,海瑞是绝对可以做到洁身自好的。一个人指出别人缺点的时候,大多是因为自身更有优势。所以,海瑞所说的张居正拙于谋身,应该是有具体所指的,如果张居正在道德上能像海瑞一样做到一尘不染,那么,他死后被清算的可能性大概就不会有了。但是,张居正如果成了海瑞一样的道德模范,他还能为大明王朝做出那些贡献吗?这恐怕要好好想想了。但做为海瑞来说,这话是没错的。海瑞虽然骂过嘉靖,但在嘉隆万三朝,皇帝祖孙三代,都没有找海瑞的麻烦。就算不用他,却也没有为难他。而张居正的被清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皇帝觉得他很有钱,抄了他的家,可以捞上一笔,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捞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简单的道理,海瑞大概比张居正更明白。这一点,海瑞没有有说错。
如果说张居正一点都不懂得谋身,恐怕也有问题。做为一个一流政治家,说张居正不懂得谋身之道,恐怕谁也不会相信。在明朝中后期,特别是从嘉靖到万历之间,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下,谋身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毕竟当首辅看似光鲜,人人争抢,但却像韩国总统一样,是个高危职业。从嘉靖到万历之间,好多首辅的下场都不好,夏言被杀头,严嵩的儿子被杀,徐阶的儿子被流放,高拱致仕之后,随时处在危险中。
那时自保的手段大概也就两个方面,一是尽量把皇帝的马屁拍好,二是在位的时候培养接班人,等自己下台之后有人保自己。徐阶提拔张居正是为此,张居正提拔申时行也这方面的意思在内。如果没有张居正,徐阶恐怕被高拱整死也难说,如果没有申时行,张居正大被鞭尸也有可能。在这些方面,张居正和徐阶都体现出了谋身的水平。相比之下,严嵩的水平就差多了。在徐阶当次辅的时候,严嵩就一心想把徐阶搞死,因为徐阶的水平很高,一直搞不死,到最后感觉自己快倒台了,徐阶上台是大概率事件的时候,才改变态度与徐阶拉关系,痛哭流涕的让徐阶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做法让人一眼就能看穿。也怪不得后来点拨了一下弹劾严嵩的邹应龙,把严嵩的儿子搞死了。
张居正在首辅时对申时行还是不错的。这也就是他谋身的一个方面。申时行是聪明人,他虽然不会为了张居正去得罪皇帝,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可能的保护了张居正。当御史丁次吕弹劾张居正时,万历皇帝问身为首辅的申时行,申说:“次吕以暧昧陷人大辟,似非太平清明之世所宜有。”申时行是聪明的,他没有为张居正说一句话,只是用一个“陷”字,暗示丁次吕攻击张居正的都是无中生有,之后又说,这样的事在“太平清明之世”不应该有。他没有为张居正讲情,但如果按丁次吕说的办了,就是对清明之世的名声有损。在不知不觉间,给万历戴了顶高帽子,也正因此,张居正才没有被戮尸。
张居正身后的倒霉,比起当时的其它人来,应该是很冤的。张居正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尽心尽力像儿子一样辅助的皇帝,在自己刚刚死了不久,就向张家的后代举起刀。按一般的情况,最好的谋身方法,就是尽心尽力为主子办事,自己死后,由主子照看自己的后代。而且,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万历感激张居正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曾经承诺要好好照顾他的后代的。可是,张居正刚死不久,他的家就被抄了,儿子张敬修就被逼死了。这就是万历对他的“照顾”。遇到这种翻脸比翻书快的主子,任何的谋身之策都没用。除非像海瑞那样做一个道德上的圣人。但那样的话,张居正的改革大概很难做成。但做成了又有什么用呢?在张居正死了没多久,他的新法就全被废掉了。
如果张居正不做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或者他也会把身谋的很好,但那样,世上就没有改革家张居正了。
张居正是否如同海瑞评价的那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海瑞对张居正的评价是正确的只是没有细评,张居正给自已的目标定位太高而做为一个官员在没当权者的全力支持下,那是很难完成那么高的目标要求的,你想,一个全力以赴为以定目标而奋斗的人,他是根本没心思也无假去关顾自身利益的
张居正是否如同海瑞评价的那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其实客观来说,海瑞先生对张居正的这个评价是积极客观、合理的。从治国上来说,张居镇是明朝最杰出的政治家,没有之一。
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一条鞭法都极其正确的打击到了当时的贪官污吏,在缴税时,从根本上杜绝了贪官污吏贪污的可能。虽然存在一定的疏漏,但是对于当时来说,这是一条极其正确的税法。
其次是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人没有被考成法整过的,那是不存在的。所谓考成法,就是当时的官员考勤制度规定了官员必须什么时候上班下班,以及书院童生的上下课时间。这项规定从根本上解除了明朝官员上班时的拥散,增加了明朝的行政效率。
但是在生活作风上,张居正做的就比较愚蠢。张居正立志要将万历皇帝培养成为堪比尧舜,唐宗宋祖那样的伟人。但是因为张居震在朝廷已无敌手,可以说他就是当时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对万历秉承着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态度,所有政治事务都被张居正处理完了,所以有一次闲得无聊的并打了一个小太监,然后这件事被张居正知道后,严厉的斥责了他。要知道人家万历可是黄帝,又不是你儿子,你凭什么这么斥责他。
在当时万历皇帝的眼中,张居正老师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存在。但同时也在斥责的同时,他以为张居正老师是一个极其正直的人。后来张居正死后,万历发现张居正老师的生活其实无比糜烂,抛去家产不说,就说张居正那顶堪比宫殿的轿子。要知道万历皇帝就是想买新衣服都要被张居正老师训斥一顿,然而张居正却如此奢靡。
这样的落差就造成了万历皇帝心里的极其不平衡,虽然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措施以及朝廷中都是张居正的人,没人敢对张居正说什么,张居正可谓会当凌绝顶。可是当张居正死后,由于其人品问题,万历皇帝对其颁布的政令以及家属进行了一系列打击,造成了张居正死后身败名裂的恶果。
所以说,海瑞评价张居正是很正确的。
张居正是否如同海瑞评价的那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很巧最近看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于先生对张居正的境遇写的很通透,不加修饰的文字,大量的史实佐证,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可信度。
关于张居正,这里说一下自己的一些见解。
明朝祖制以德治国,国家的法律相对不完善,所以很多的时候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辅助,明朝大力推向的是道德约束。这一点从明朝时期的思想发展可以看出来。
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执行的是国家朝廷最大的官权。张居正主政的十年,万历皇帝年幼,基本一切都是张居正操持的国家大事。那十年,也是明朝恢复经济,改革比较大的十年。明朝的衰败趋势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张居正治国,依靠的是顺势而为,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推行他的政策,这样一来,必定是得到最小的改革阻力,获得最大的成果。
张居正对于皇帝的管束非常的严格,这是为了塑造一个德行兼备的君主形象,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教化百姓,让百姓对皇帝产生一个积极有为的印象。这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另一方面,张居正对于自己的要求却是大相径庭,和他要求皇帝的严苛不同,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奢侈无比。两方面的对比来说,在大清官海瑞的眼里,自然就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海瑞工于谋生,但是对于明朝来说意义究竟有多大呢?我们不做考究。海瑞的名气历史流传,但是张居正给大明朝实打实的生活改变也是不可磨灭的功绩。谁上谁下,我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来说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张居正为何要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这是由于现实的情况决定的,他身边的一群朝廷命官都是如此,你不这样做,是得不到大部分人的支持的。要么洁身自好如海瑞,要么同流合污悄悄的实施自己的政策。显然,张居正选择了后者。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放在今天来说也是差不多的啊。大概这就是理想派和现实派的差别吧,现实总会比想象的要复杂很多。
至于海瑞评价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或许有他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张居正反而是
既工于谋国、又善于谋身。
至于他最后的结局凄惨,那只能说是他高看了他的用心良苦和万历的感情。只不过也是,帝王之家,怎敢谈感情。张居正是否如同海瑞评价的那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以前曾经把明朝名臣张居正塑造得一如既往的高大全,给了张居正很多的光环,几乎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但是真正的张居正既不会那般高大全,也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没有瑕疵的人物,而是一个有很多“居不正”之举的人,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小人。张居正自幼聪颖,1547年中进士后,开始入朝为官。
刚入朝时,他非常善于交际,与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高拱关系良好,还能与两大重臣严嵩与徐阶都能保持良好来往,与宫中宦官关系也不错,这对他的仕途影响极大。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他上《陈六事疏》声明自己关于改革时政的意见。万历初年,张居正成功地将高拱逐走,当上万历皇帝的首辅。因万历皇帝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执政长达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尤其是他实行的“一条鞭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他被称为是王安石之后最有成就的改革家,为明王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呢?原因就是他做了很多令人很不齿的事情。穆宗时,太监冯保一直想要执掌宫廷事务,但是屡次遭到大臣高拱的阻挠。冯保“疾拱弥甚”,就想寻找机会将他除去。他是个聪明的太监,看出张居正是一个不甘人下的人,高拱也正好挡了张居正的路。而张居正也正需要冯保这样一个强有力而又不会挡他路的盟友。二人便顺理成章地结盟。
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便投其所好,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据记载,冯保与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高仪最终都成了神宗皇帝的顾命大臣。穆宗驾崩冯保假传遗诏“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1573年,十岁的神宗皇帝登基,冯保受重用,高拱极为不满,弹劾冯保。冯保看到奏本,立即压下,“匿其疏”,并与张居正商量应对之策。
最后,张居正出主意,由冯保出面抓住高拱曾在穆宗病故后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把柄,向皇后和皇贵妃告状。结果高拱被革职。张居正和冯保大获全胜,由此内外勾结,执掌朝政。张居正由此得以成为万历皇帝的首辅。
冯保专权之后,花费巨款给自己建造了生圹。建成之后,张居正特地作了一篇《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文中有诸多露骨的吹捧,真是谄媚不已。
从他为巴结冯保而送的金银宝贝来看,张居正还是一个贪官。《明史》记载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罪惟录》亦有相同的记载:“上辄命籍其家,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这些巨额的家产足以证明张居正是个贪官,只靠俸禄决不致如此富足。
此外,张居正当首辅之后还独断朝纲,朝臣没有敢与之顶撞的。尤其是在晚年,张居正的权势之大,连万历都有所忌惮。而且生活作风非常奢侈,父亲病逝,他奉旨归葬时,坐着三十二人抬的豪华大轿,内附有清洗排泄等设备,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
《万历野获编》还记载了张居正为儿子舞弊的事:“今上庚辰科状元张懋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沈德符列举了三件泄露试题的事件,其中一件就是说万历八年(1580年)庚辰科状元张懋修,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之子,而廷试试策为张居正所出,因而将策题告诉了儿子,使儿子得了状元的功名。他的六个儿子中,一个中状元,另一个申榜眼,很为人非议。
通常认为张居正是被太监害死的,但是有人不这样认为,也就是说他是晚年纵欲过度而死。当时的名将戚继光为了巴结他,送他两名波斯美女古丽和布丽雅,又因为他喜欢服食春药海狗肾(脐),以致头部发热,冬天不戴貂皮帽,结果在1582年仅57岁便去世。
张居正刚死的那一年十二月,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大监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下令查抄冯保家产,并将冯保发配南京孝种菜。这时候,宦官张诚及江西道御史李植、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陕西道御史扬四知等纷纷攻击张居正与冯保“交结恣横”、“宝藏逾天府”。
于是万历皇帝下令籍其家,抄家时逼死张居正之子张敬修、张懋修。到天启时,他才得以恢复名誉。崇祯为张居正彻底平反。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张居正是否如同海瑞评价的那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从史料记载和人性的角度来看海瑞对张居正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评价还算中肯。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在首辅的位子上积极改革,他本可以安稳的当他的首辅,当万历尊敬的张先生,但是他有理想,并且愿意为了他的理想,不惜得罪所有人。正是有了他的丈量田亩,一条鞭法,考成法的施行,才有了明万历年的“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与之”诠释了他一生的信念。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前期的张居正还是严于律己的,但是换来的却是弹劾满天、指责不断,甚至自己的学生都带头反对。夺情之事后他悟透了,他所做的事,需要得罪多少人,承受多大的压力,即便你如圣人般行事,还是得不到认可,那索性抓牢权利的鞭子,让别人都怕你,才能顺利的实现理想抱负,“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的身后名自留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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