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的“邦有道,贫且贱,耻也”真的是因为那些人贫穷和地位低贱吗?

这句话出自《论语 泰伯》,原文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践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段话的意思并不难以理解,很明显是“无道则隐”“有道则显”的意思。

看了一些朋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受启发,谢谢所有回答问题的朋友们。见到有位朋友说:“老子者穷成这样了,孔老二还骂我贱!”看了之后,不觉笑了。孔子的这句话,可能说的真不是你。因为孔子说的任何的话,都是有适用范围的。说白了,孔子的话,当然是说给学生听的。他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他培养的是未来的官员。他是说,如果国家政治清明,你是我的学生却过着贫贱的生活,那是你的耻辱,当然也是我的耻辱。你的耻辱在于你没能力为社会做贡献而取得富贵,我的耻辱在于,我没本事教好你,使你不能通达。

如果国家政治混乱无道的时候,你出来做官,成就了自己的富贵。你就成了混乱政治的帮凶。这是你的耻辱,也是我的耻辱。你的耻辱是因为你成了一个无德的小人,我耻辱是你是我的学生。

朱熹对这两句“对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解释是这样的: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

如果你是个君子,你又恰好在这个危险的国家里当官,国家有难的时候,你不可能离开。这样,你自己就危险了。如果你不在这个国家,看到它的危险,不去就可以了。如果你已经居住在这样的国家里,没当官,看到政治混乱了,就要赶快离开。

朱熹对两个“耻也”的解释是这样: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乱世而无能守之节,碌碌庸人,不足以为士矣,可耻之甚也。也就是说,国家大发展的时期,需要你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你没有办事拿出来。当国家混乱,坑蒙拐骗横行的时候,你不能坚守气节,忍耐贫困,而是出来坑蒙拐骗,以取富贵。这样的人,是可耻的。

以上这些注释就可看出,这句话是对士这个阶层说的。而不是对社会全体人员说的。这里的“入”也好,“居”也好,贫贱,富贵,都是与士这个阶层在政治上的做为相关联。《论语》并不是一散乱的语言的集合,它的每一章,还是有个主题的。这则的前一句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意思说,如果在我这儿学了三年,还不能当拿一份奉禄(谷),是很难找到的。其后一句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上下三句意思上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

贫且践与富且贵,是不同的概念,贫富,是表示对财富的拥有;贵贱代表的是政治地位的高低。虽然贫与贱常常联在一起,但贫不一定就贱。比如当官就可称为贵,当官又很穷的人也有,比如明朝的海瑞,清末的张之洞,他们这种情况,称之为“清贵。”清贵也是贵,但不富。

从这段话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孔子政治哲学的一个特点。既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决定权取决于君王。而孔子儒家对自己人生定位,就是君王的辅助者,而不是自己做君王。如果这样的定位改变之后,是可以自己去取天下,从而以天道行事的。但孔子的思想中显然是没有想到这一层。这也怪不得孔子,因为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到那一步,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只能站在他那个时代上思想,远远超越于时代的,可能不是思想家,而是“神经病”。

孔子的时代,天下或是诸候之间的权利更迭,都是在贵族之间进行的。没有平民直接取得政权的先例。之所以没有,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这个问题直到孔子之后三百年左右才出现第一个草根取得政权的例子。这就是刘邦建立的汉朝。

可能正是因为儒家学说对自身的这种定位,才使得它在后来成为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因为在这样的哲学思想之下。王朝的官员们失去了体制内夺取正权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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